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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萧国亮：追忆陈光甫的谨慎与固执 [打印本页]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10-7-18 22:39 标题: 萧国亮：追忆陈光甫的谨慎与固执

虽然成功者往往会把自己早期的艰辛当作一种炫耀的资本来叙述，但实际上这样的经历在当时往往是有些令人难受，甚至辛酸的。对于一家以普通储户为对象的“草根银行”，其诞生之初受人质疑虽然是正常的，但在一片讥笑和嘲讽之中开展业务，绝对不是什么有利的条件。陈光甫在1915年创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就是“颇为不幸”的成为了这样的一个案例。
　　创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的陈光甫仅有34岁，但已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毕业生。不过这似乎并没有为他的“草根银行”的创立带来什么好运。为了创立自己的事业，他与庄得之合伙拼凑了七八个股东，勉强收足了10万元的资本额，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但与当时垄断上海市场的外资银行相比，这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不点，甚至连当时的一些钱庄都不如，因此被世人讥为“小小上海银行”。在筹备开幕典礼上，到底请哪些名人参加成为了陈光甫等人最为头疼的事情，因为名气大的怕不来，反而有失面子，而名气小的又无法起到宣传作用，最后连银钱公会的董事朱五楼都不敢请，其窘状可想而知。好在陈光甫早期做过学徒，所以现在吃苦当吃补，银行总算开业。
　　但谁也没有想到，丑小鸭十年就成为了中国银行业的白天鹅，资本额1921年为250万元，增加了24倍；存款额1915年年底为57万元，1926年是3244万元，增加了56倍；12年间，净盈利为355万元，平均年盈利率达到20%以上，成为当时中国银行业中的佼佼者。
　　当时银行的业务相对简单，赚钱的主要秘密就在于存贷款之间的利率差。因此，在放款中只要出现无法收回的帐款(呆账或坏账)，银行资金的周转就会受到影响，严重的就很可能要亏损，甚至破产。所以，风险控制就成为了银行的安身立命之本。
　　当时银行业的放款主要有两种，信用放款和抵押放款。信用放款是对人的信用，中国传统金融业中的钱庄进行的就是信用放款，这具有较大风险。而抵押放款是对物的信用，如借款人不能还款，银行可将抵押物品变卖，以为抵偿，所以风险较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开办之初，就倡导抵押放款，在放款制度上由对人的信用转变为对物的信用。
　　为此银行联络可靠的货栈，凭客户的存栈货物为抵押，并派遣驻栈员开始办理抵押放款。据记载，1926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信用放款占放款总额的39.8%，而抵押放款占60.2%。
　　由于信用放款具有较大的坏账风险，所以，陈光甫在《以往放款事实的分析》一文中指出：“信用放款为对人之信用，而借款人信用之优劣，大半视其营业之成绩良否为定。”在这里，陈光甫已经将对人的信用转为对其营业的信用。
　　一般银行的信用放款往往以对借款人的熟悉程度、资产的多寡为依据。陈光甫认为熟悉程度根本不足以为据，就是资产的多寡也很难作为信用的依据，因为“东家资产虽多，并不足恃，盖有十万元资产者，彼可以其资产为号召，负债或已达20万元”。所以，他要求银行职员对于信用放款要密切关注借款人的营业状况，遇到问题及时采取防范之计。正是由于陈光甫周密的防范措施，才使银行有效控制了信用放款的风险。
　　抵押放款是上海商业银行的主要放款业务，但也有风险。抵押品的流动性、市场行情的变化和商品折扣等因素都会对其价格产生影响，由此可能对银行造成损失。为了预防这些风险，银行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加以防范。
　　首先，成立放款委员会，提倡集体决策。银行对于放款委员会的工作制定了统一的会章，规定非常严密。每一笔放款都必须经过放款委员会的会议研究，决定数额和责任人，并对会议进行记录。
　　第二，在银行组织结构中创设调查部，建立企业资讯档案。为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1919年采取了富有创新意义的举措，在中国银行界最早成立了调查部。调查部的主要工作是进行信用调查和经济调查。在信用调查中尤为注重借款人的三C：即Capital(资产)、Capability(能力)和Character(人格)。为了考察借款人的三C，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建立了详尽的客户档案。对于经济调查亦有详尽的内容，如押款商品的调查、编制重要商品市价周报、调研经济形势等等。调查部在银行内部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对于放款往往可以发表具有举足轻重的意见。
　　第三，在执行抵押放款的过程中坚决以章程办事。荣家企业集团当时是银行的大股东，占有股份20%。荣宗敬当时认为“今天搭股一万元，明天就要用它十万、二十万元”，这颇有些将银行当作自家企业“提款机”的意味。
　　但1934年荣家属下申新纱厂拖欠借款，陈光甫毫不留情面，照样对纱厂进行代管代营。进驻的银团发现公司在经营管理上存在很多弊病，如在棉花的采购中，荣家的亲属荣鸿元以次等棉花作高价，就遭到银团的指控。为此荣宗敬大发雷霆，把印有银团字样的栈单撕得粉碎，大呼“我没有办法管了，一切让你们管好了”，但是陈光甫依然坚持。
　　正是因为陈光甫的谨慎和固执，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仅仅十年就与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被并称为“南三行”。时过境迁，虽然陈光甫高寿，95岁才在台湾谢世，而且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早已成为了金融史上的一页、但相对于今天关于中国金融应该走向何处的种种争论，陈光甫一生的经历似乎提供着某种启示。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10-7-18 23:24

“中国摩根”陈光甫

本刊记者邹高综合报道

　　中国近现代的百年金融发展史上，真正能称得上是银行家的不多。关系着民生命脉的金融体系，一直牢牢地控制在政府的威权之下，官商不分，只是一个为官僚资本掠夺民间财富的工具。
　　1897年，由李鸿章、盛宣怀主办的中国首家私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沪成立，标志着近代金融业的发端。
　　此后不久，在金融买办与官商林立的上海滩，崛起了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陈光甫。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企业家，创办了中国最成功的私人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更重要的是，他比别人更自觉、更彻底地扬弃了“官商”办银行的传统，而代之以更为专业化的金融创新和服务意识。有人将之媲美于美国的金融大亨摩根，称之为“中国摩根”。
　　风光背后是万般艰辛。在夹缝中求生存，在有限空间里寻求发展，他的努力与探索，内心的矛盾与挣扎，是中国近现代商业金融史上一段不可缺少、令人折服又生感慨的往事。
　　“官商”生涯
　　历史的完成，充满着偶然与必然。
　　陈光甫1881年12月17日出生于素有钱庄生意传统的江苏镇江。其父为经营火油生意的商人，后到汉口的报关行谋职，当他看到外商在中国雄厚的商业势力，决意让年幼的次子到汉口报关行当学徒。在父亲的安排下，陈光甫努力学习洋文，为将来的前途预谋出路。
　　事实证明，老父的确颇有远见。正是因为英语特长，陈光甫1904年争取到了赴美参加圣路易国际博览会的机会。这一年成为他一生通达的起点。在博览会上，他邂逅了孙中山。孙中山当时在美国旅行考察，为推翻清政府奔走。虽然身为清廷的外派人员，陈光甫对这位“乱党分子”早有仰慕之情，两人促膝长谈，甚为投机。孙中山竭力劝说他参加革命党人组织——兴中会，缺乏思想准备的陈光甫没有答应，但是，他拿出口袋中的5块美金资助孙的革命。两人从此结缘。在博览会上，他还结识了孔祥熙，两人也成为莫逆之交。
　　博览会结束之后，陈光甫选择继续留在美国学习商科。1909年，他获得商学士学位后回国。此时，当年主持赴美国际博览会的官员陈琪正在筹办朝廷的洋务实业——“南洋劝业会”，他深知陈光甫是个干才，邀请他参与筹备。劝业会结束后，经人推荐，陈光甫得到“清理江苏财政局”总办应德闳的重用，帮他佐理财务，进而得到当时的江苏巡抚程德全的赏识。
　　这正是辛亥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程德全因为响应革命，得以担任江苏都督，他任命陈光甫为省财政司副司长。在他的支持下，陈光甫终于等到施展拳脚的机会，把从海外学到的现代商业思想投入实业运用。他把江苏的两家官钱局进行改组扩展，创办江苏兴业银行。
　　这是一家官办银行，拥有发行钞票等诸多特权。经过缜密思考后，陈光甫却做出两个让人“看不懂”的决定：将总行迁往上海，放弃钞票发行权。他认为，迁都上海，可使得银行处在全国金融中心的环境，便于业务发展，而且远离省府，经营上就能少受政治的干预和控制。至于放弃特权，同样出于长远考虑——如果保留发行权，省政府见钞票随时可以发行，会认为向银行要钱是天经地义的事，银行必然会重蹈过去官钱局的覆辙，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陈光甫以美、英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为参考，采取了一系列新式经营方法，努力革除官钱局的旧习气，试图在刚刚起步的中国金融行业树立一种规范、透明的新风气。江苏银行的业务开始渐渐上轨。但一场意想不到的飞来横祸，打乱了陈光甫的全盘计划。
　　此时，袁世凯已经夺得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发动的讨袁二次革命被挫败，革命党领袖们不得不再次亡命日本。袁世凯随后四处捕杀革命党人，当他得知炮轰江南制造局的反袁兵舰竟然是从江苏银行支取军费后，立即下令追杀时任江苏银行总经理的陈光甫。
　　侥幸的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是陈光甫的同乡兼同僚，素与之交好。在他的竭力开脱和周旋下，陈光甫才免于一死。袁后来派辫帅张勋接任江苏都督，张勋要求江苏银行“抄报银行存户名单”，遭到陈光甫的拒绝。张勋勃然大怒，免去陈的官职。
　　归国之后短短几年的种种遭遇，让陈光甫陷入迷茫。政局动荡，风云变幻，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是如此脆弱。对他曾有知遇之恩的两位靠山：封疆大吏端方和江苏都督程德全，一个死于非命，一个遁入空门。
　　政治是危险的，最好是远离政治。陈光甫决心避开官场干一番自己的事业。
　　“小小银行”的金融之道
　　下面做什么呢？
　　还是办银行！陈光甫决定，办一家不依赖于官府、不受官僚政客控制的新式私营银行。
　　1915年的上海滩，已经是远东的金融商业中心了。各种中外公私银行林立，租界里有花旗、汇丰、三井等实力雄厚、经营成熟的外资大银行；此外，还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十多家中资银行；旧式钱庄生意的发展势头也很猛。
　　办银行最需要的是资金。此时的陈光甫虽近乎两手空空，却信心满满。他认为他所计划开办的新式银行，一开始并不需要巨额资金，也不必和其他商业银行较量股份金额的多少。先期集资，然后逐步增加存款，同时增加放款，资金的积聚和运用得当，就可以解决。
　　1915年6月2日，宁波路9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下文简称“上海银行”)正式开业。开办的资本额名为10万，实则仅为7万，陈光甫的朋友——前洋务派官僚、买办庄得之认股22500元，陈光甫囊中羞涩，只认了5000元，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庄得之帮助垫付的。这是当时上海滩最穷的一家银行，被人戏称为“小小银行”。开业仪式上，陈光甫不敢办酒席，不敢请同业董事，连银钱公会的董事朱五楼都不敢请。
　　这一年的年底，一位忽然到访的来客为陈光甫送来了雪中之炭——1万元股金。受托之人正是流亡海外的前民国大总统、当年曾受赠5美元的孙中山，而送钱来的人则为孔祥熙。孙中山慷慨解囊后，宋氏姐弟和其母倪桂珍也投来5000元股金。至此，“小小银行”的资金在半年内已经翻了一倍，达到20万元。
　　没有官办银行或实力雄厚的银行可作为押借款的道契，也还没有像钱庄那样与洋商银行进行业务往来的资格。这家“小小银行”究竟如何在上海滩闯出自己的道路呢？
　　当时银行基本都是以权贵巨商为吸储对象和贷款对象，比如北四行中最新派的金城银行，创办时北洋军政官僚和前清遗老的存款占了90％，1927年增资以后，北洋军阀和官僚的投资仍然占一半以上。这种状态极大地制约银行的发展，一方面，银行的资本来源过分依赖于官僚权贵或者政府存款。这种存款非常不稳定，一笔存款的转移就会对银行的经营产生致命打击。另一方面，资金来源的特性使银行不敢也不愿意向工商业投资，他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捕捉到最快的挣钱机会，于是，只能投机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或者经营政府公债。
　　上海银行一开始就把“注重储蓄”放在首位，彻底告别“官商”办银行的传统。通过大量吸收储蓄存款，迅速扩大自己的银行资本，找到发展的通路。陈光甫把“服务”定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行训，他提出六条原则：要不辞琐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为人所不屑，从小做起，时时想办法。
　　“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当时的钱庄根本瞧不上小额存款，特别对银元存款，一般连利息都不付。陈光甫特别注重小额储蓄存款，把存户定位为收入不高的中小层社会成员，如一般职员、教员、家庭主妇等等，并在营业室门面、流程和办公方式上力求使银行的形象平民化。虽然都是小额存款，但是由于储户面广，加之资金稳定，集腋成裘，成效可观。
　　为了吸引储户，上海银行打出了“一元开户”的广告。一天，营业所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对方带来100元，要求上海银行为他开设100个户头。银行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一张接着一张地为他填写储蓄存单，一直到填完100张。很快，上行信守诺言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上海。
　　以社会大众为服务对象的“小小银行”终于在上海滩上站稳了脚跟。到了1936年，上海银行的储户共计15万7千余人，按当时人口5亿计算，那么每3000人中就有一人在该行开户。渐渐地，其他各家银行也开始仿效上海银行的做法，形成风气。陈光甫本人和上海银行也在社会上获得了良好的信誉。
　　围绕服务时时创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推出了诸多的“最早”：最早推出各种新型储蓄品种，如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蓄基金、养老储金和婴儿储蓄，发行储金礼券——分红色和素色两种，用于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最早在银行中设立调查部；最早开设储旅行支票；最早从事外汇业务和农业贷款；最早使用机器记账；最早将银两与银元并用，最早经营外汇业务。此外，推行对物信用，开创货物抵押贷款。
　　陈光甫非常注重向民族工业放款，以利其发展。张骞在南通创办的实业集团——大生集团，就曾得到上海银行的支持。上行的南通分行由此诞生，成为上行最早的分支机构之一。上行的另一个放款大户，是荣宗敬、荣德生的申新集团——申新纱厂和福新面粉厂。
　　1934年，荣氏兄弟的申新纱厂陷入困境，因债务太多，到期无法偿还。陈光甫联合几家华商银行组成银团，以申新纱厂的资产做抵押，继续放款，清偿了荣氏兄弟的债务，帮助申新七厂渡过了一次最严重的危机。这种雪中送炭的商业行为被业界视为最好的服务。
　　经过陈光甫的苦心经营，到1922年，上海银行资本额增至250万元，与浙江兴业银行并列全国第五位；存款达到1345万元，在全国商业银行中居第四位。至1926年，上海银行与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并称“南三行”，
　　到30年代初期，当日这家最穷、最小的小小银行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私人银行，在中国的金融界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光甫本人也跻身于“江浙财团”的首脑人物之列。
　　逃离不了的政治舞台
　　乱世即是舞台。
　　观其一生，陈光甫一直竭力和政治保持距离。早年他曾积极关心政治，也为孙中山的革命尽过绵薄之力，然而创办江苏银行的经历和两任政治“靠山”的下场，让陈光甫意识到与官场结合的危险性，并决心远离官场。
　　然而，身为一个成功的经济界人士，又如何摆脱掉政治的干系呢？陈光甫信仰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作为民营金融企业家，他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社会。所以，他一方面反对封建军阀的割据，希望中国统一，因而同情北伐，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另一方面，他又希望新成立的统一政府不干涉经济，允许各行业的自由竞争。
　　政局动荡，因缘际会，每每让陈光甫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时局。作为一名商人，他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分量相当吃重的角色。
　　20年代中期北伐战争，虽然多次受邀于孔祥熙，陈光甫对局势一直持观望态度。1927年初，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东进江西、浙江，直逼上海。小心谨慎的陈光甫终于“押了一次宝”。他和虞洽卿为首的“江南财团”四处活动，为蒋介石的北伐筹集了巨额军费。并劝说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公权垫付1000万捐款，他告知老朋友将来有上海海关关税作担保，会有把握收回。
　　“四·一二”政变后，宁汉对峙时，陈拒绝执行武汉政府的停兑令，由此深得蒋的信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光甫被任命为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董事、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和国民政府委员等职。为了求生存与发展，他后来积极开展国际贸易，特别倚重美国的关系以提升自己的地位，以求在官僚资本的轮番镇压下，保住上海银行。
　　1935年，陈光甫被时局的浪潮推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这一年，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发行法币替代市场上流通的白银，国民政府筹划以白银兑换外汇，受到双方信任的陈光甫被派遣赴美磋商。拜见美国财政部长后，陈光甫百般斡旋，并动用他在美国财政部的关系，终于消除了美方的顾虑，对方最终同意收购7000万盎司白银，另接受5000万盎司作为2000美金的抵押贷款，银价按照美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协定方式。该协定在“七七事变”前，曾起到稳定法币信用的作用，而且抗战中也为国民政府储备了抗战的财力。
　　“白银协定”的成功，让国民党政府对他另眼相看，而他的尽职用心和恪守信用，也获得了美国人对他的信任，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向蒋介石推荐陈光甫，称赞陈是“中国优秀的金融家”。在美方的提名下，陈光甫出任中美、中英外汇平准基金会的主任委员。之后，抗战爆发，陈以商人身份参与外交，洽谈“桐油借款”和“华锡借款”，为中国抗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再立奇功的陈光甫，越发受蒋介石的器重。据说，赴美借款成功后，蒋介石曾想让陈光甫出任财政部(一说是贸易部 )部长，但被他委婉拒绝。陈光甫虽然位列国府委员等等要职，但从来只挂虚职，从未入阁。随着事态的变化，陈光甫对蒋介石的失望情绪也与日俱增。蒋介石败落之后，他曾对属下说：“接近政治如玩火，过去对国民党政府押了一宝，险些引火烧身。”
　　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方面为争取这位江浙财阀的头面人物也花了不少心思。最初通过银行中的地下党员，给他邮寄解放区的宣传品，让他对共产党政策有所了解。上海解放前夕，陈光甫避居香港。毛泽东、周恩来通过特使，多次劝说他回归祖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毛泽东曾把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送给陈光甫，而陈光甫则以一部清代胡林翼的来往书信作为答礼回赠毛，因为胡林翼号“润芝”，与毛泽东的字同音。
　　之后，陈光甫始终在国共两党之间摇摆不定，既不愿去台，也无意北上。只是派出自己的代理人处理在内地的事务。1950年，上海银行实现公私合营，仍推陈为董事长，陈光甫派内侄、原香港分行经理到北京参加会议，他知道自己毕生的心血已不在控制中。同一年，他把香港分行更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向港英当局注册，从此与大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脱离关系。1954年，他在台北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继续自己的金融事业，复业后的上海银行营业至今。
　　“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这是章士钊送给陈光甫的一副对联。生逢乱世，“随缘善变”，只是生存的需要。对陈光甫而言，他只是想做一个更纯粹的金融企业家，不为政治威权所左右，在自由的、规范的市场中，凭借着完善的经营管理和专业的服务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
　　1965年，陈光甫到台湾定居。1976年，以96岁的高龄与世长辞。

　　本文参考资料：(《中国大资本家传》赵云声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3
　　《陈光甫与上海银行》著者吴经砚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陈光甫的一生》著者姚松龄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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