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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张仲民：“局部真实”的观念史研究 [打印本页]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10-7-22 12:59 标题: 张仲民：“局部真实”的观念史研究

近些年来，很多学者开始关注近代中国的新名词、新观念，相关研究成果也发表了不少，如金观涛、刘青峰两位教授前段时间推出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以下简称《观念史》）一书，就是他们研究近代中国新名词十几年成果的集中展示。该书以“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为基础，主要处理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中的一些核心观念，如科学、民主、权利、社会、公理、经济、革命等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词，进而考察这些词汇所代表或体现的观念如何起源、演变，乃至最后的整合与结果。
　　从《观念史》一书的问题意识、作者自道、所选取的关键词，乃至字里行间，都体现出两位作者浓厚的现实感与忧患意识，他们不但希望通过对这些关键词的分析解答现实问题——解释过去何以演变成现在，还要阐明新名词演变背后的思想与政治意义，突破传统思想史研究以代表人物或经典著作为分析根据的局限，重新为中国近现代史与当代中国思想史分期，用可验证的方式获致“真实性”，从而超越年鉴学派和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有此一亿两千万字的数据库资料作为后盾，从立意到材料，再到方法论，《观念史》都是一项气象宏伟的学术工程。而从最初发表的论文，到修改后出版的正式书稿，《观念史》都获得了一些相当高的评价，表明作者的研究，引起了诸多学人的推崇。
　　通观全书，我们可以感觉出《观念史》的两个特色：一是研究几乎都建立在这个一亿两千万字数据库基础上；二是书中大量使用了统计数据。鉴于该书对数据库如此倚重，作者又十分在意和标举所用的计量方法，设想，假如该数据库中所收录资料的数量进一步扩大，远超《观念史》附录一中列出的那些，该书的论断是否会有不同呢？又该有哪些不同呢？其材料观和方法论是否又值得我们重新检视呢？
　　限于篇幅，以下笔者主要从材料和方法论两方面展开分析，目的不在于非难金、刘两位前辈及其研究团队的工作，更无意颠覆他们的统计数字、论证过程和结论，只想野人献曝，从文化史的视角，表达一下心中的疑问与看法，借此向两位前辈及其他贤者请教。
　　首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使得我们可以将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通过集体合作的方式输入电脑，建成可以检索的数据库，使用时轻轻点下鼠标，相关条目就会罗列眼前。这比以前只能靠学者一己之力阅览资料的状况，无疑要快捷多倍，使得研究者短期内就能掌握大量相关资料——以前学者穷尽一生披沙拣金或未必能得到这么多。然而工具的方便快捷也会让人容易忽视其局限和有限，无形中产生依赖与盲信，甚至是过度的自信，由是就会出现一些看似“科学”、“准确”的判断和结论。然而，观念的流行与心态的变化有时并无蛛丝马迹可寻，即便有所表露和展示，往往也很难用数据库中揭示出来的新名词或关键词的出现频率，表征其流行程度与广度，特别是在数据库中收录的历史资料有明显局限的情况下。拿《观念史》依照的数据库来看，所收资料看似包罗很广，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们基本还是一些精英文献与数量不很大、内容不很多的杂志。从晚清到“五四”以降五十余年更为流行、读者更多、持续时间更为长久的主要报刊，如《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大公报》、《神州日报》、《民国日报》、《教育世界》、《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独立周报》、《京话日报》等，此数据库都未曾收录。这些资料数量庞大，不知有多少个一亿两千万字！更不要说那些名气不那么大、读者不那么多、发行时间很短的林林总总的报章杂志！虽然在现有条件下，任何机构或个人短时间内都很难将其完整输入数据库，但对其存在有必要的自觉和自省，还是应该的。考虑到《观念史》征引了那么多报刊论述，做了那么多的量化统计和论断，却忽略了这些报刊，如果我们求全责备的话，这显然是一个遗憾，因为两位研究者并未对在研究中为何排除这些报刊进行解释。事实上，这些报刊中的相关论述比比皆是，笔者即曾在《神州日报》、《时报》、《独立周报》、《汉口中西报》等报刊上发现不少。如此忽略的结果，不免会让读者对书中言之凿凿的论断和结论有些许的怀疑，即使作者根据的为检索数据库后显现出的统计与数字“真实”，但一旦样本取样都存在问题时，赖此而来的局部“真实”，相较历史实际来说，可能就是虚像了。
　　其次，该数据库还明显忽略了文学材料，忽略了主要面向普通阅听者编写的近代小说、戏曲等文类。这些文类同其他历史记录一样，展现着时代的集体心态和意见气候，可以补充或增加像报刊、档案、日记、书信、文集这样材料的信息量。就这些文类与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关系，及其对社会描摹的程度来讲，其或许更贴近社会的实然，一定程度上更能影响大众，更能体现一般大众对某些精英论述的看法与接受程度，同样亦能展现某些精英的预设、期望和文化想象。故此，在当今的史学研究中，文学材料早已受到越来越多史家的重视，并在大众文化史、集体心态史、传播史和接受史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作为一个追究新观念、新名词来龙去脉的研究，《观念史》缺乏从接受者角度，特别是缺乏从一般民众角度看待精英提倡的这些观念的讨论，而近代语境中生产出来的所谓新小说与改良戏曲，其本身就是新名词和新观念的实践与传达，同时又透露着某些作者与社会大众对“新”的认知及感受。像郑孝胥就曾想编一本《苟日新》的小说，来调侃“近年各省诸色人等日趋新风气之状态”；近代不少新剧家则喜欢借用文明新戏的招牌，东拼西凑，满口新名词，用来哗众取宠，此类行径曾招致时人不少的指责。至于像《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最新女界现形记》、《女娲石》、《留东外史》、《医界镜》、《瓜种兰因》、《党人碑》等诸多新小说、新戏曲，包括后来鲁迅等人创作的小说，均展现出一般民众对“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等新观念的或正面或负面的认知与使用情况，尽管这些民众对新观念、新名词的认知和使用未必精确（其实也不必精确），也未必符合精英人士的预设与期望，但正是这千姿百态的理解和运用，大大加强了这些新名词在近代中国的影响力与流行程度。
　　再者，广告资料也是我们探讨近代中国的新名词、新观念流行与传播过程中应该注意使用的资料。实际上，近人早已非常重视广告，认为“广告之价值与报中之论说、新闻亦相类，亦足以损益报纸之销路也”。往往，新名词、新观念的流行和其之于时人的意义，我们无法或很难通过它们在报刊上出现的次数来判定，尤其是当这些新名词、新观念被商人利用，渗透和泛化到商业经营与消费文化中的时候。像上海五洲大药房所做的“女界宝”、“月月红”广告，其标题就为“鼓吹女界之自由”，其中有云：“世人偶有疾苦，即不能自由，而女界为尤甚……是以本药房有‘女界宝’、‘月月红’两药之制，飨之女界，大可鼓吹自由。”类似攀附、滥用新观念、新名词的商业广告，在近代报章杂志上泛滥成灾，无怪乎陈独秀痛批此种现象：“什么觉悟、爱国、群利、共和、解放、强国、卫生、改造、自由、新思潮、新文化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词，一到上海便仅仅做了香烟公司、药房、书贾、彩票行底利器。”这种商业文化中滥用新名词、新观念的现象，未必为知识精英喜欢，但却彰显了新名词、新观念强大的符号效力。假使从广告的角度切入，我们或许更能明白新名词和新观念的流行程度、派生出的意义，以及对商人与大众的蛊惑力。可惜的是，对广告材料的忽略似乎是许多新名词研究者的共性，不过，像研究近代日本新名词的学者宫岛达夫，即将报刊广告中的新名词现象纳入讨论范围。
　　除以上这些文类外，其他值得注意的材料还有很多，如近代中小蒙学堂的相关教科书、野史、笔记、竹枝词、民谣、图像等，它们都包含不少表征新名词、新观念传播和影响的资讯，是从“眼光向下”角度考察观念史的方便材料。
　　接下来，笔者再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一些思考。对于绝大多数实证史家来讲，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寻求真相，究竟哪一种研究方法最能发现“真相”，能让历史学最大程度科学化？一度有人认为，“科学的历史学赖以存在的最重要工具是计算机。”在计量史学大家RobertFogel看来，科学的历史学致力于用统计的方法发现和验证历史，尽可能地排除人为干扰，以获得更高程度的客观与精准。的确，曾几何时，计量史学的努力取得了某些成就，然而，它只是在诸如经济史和人口史等很专门的领域发挥了一定作用，通常需要以团队合作的形式和依靠计算机程序进行；当处理到文化、心态和传播等比较模糊且缺乏明显数据的问题时，计量史学的局限就异常突出，其想取代传统历史学的雄心壮志就显得大而无当，因为文化、心态的变化不会像政治事件或经济数据、人口统计那样有比较真实、精确的日期与数字，即便有，光靠堆积数据也只能在周边打转，难入堂奥。信息和观念的传播亦是如此，其传播方式、物质构成、商业运作、读者获得途径、读者的阅读接受情况等因素，都无法用精准的时间或数字来表现，企图用数据多少或出现频率来揭示，不但存在极大的难度，更存在致命的缺陷。因之，很多西方史家对用计量法研究历史，特别是将其用来研究心态和传播问题的取径，都进行过质疑与反省。RobertDarnton曾批评法国年鉴史家研究心态史的数量化取向，认为这些计算和数字确有迷人之处，经由诸年鉴大师精心编列的数字尤其如此，但“那些数字只不过是历史学家本人制作出来的表征”，并不能得到“客观的”共识。而且就是这些大师之间对数字的运用，存在的差别也很大。正如LawrenceStone之语：“量化方法不过是一株柔弱的芦苇，所能解决的问题很有限。”大约到1990年代，计量史学希望用计量法解决历史基础问题的取径，业已变成明日黄花，尤为文化史史家所不取。
　　前些年，中国史学界对计量史学虽然有过一些译介，也有个别人试图将其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中。但总体上，计量史学并未激起太大回响，也没有激发多少认真的效法。金、刘两位教授应用计量法的观念史研究，在中文学界应该属于先行者，加上处理的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词”，其成败得失都值得我们注意和尊重。难能可贵的是，两位作者在书中虽然依据数据库资料有许多精确的判断及描述，穿插以详细的因果解释与后见之明，但他们仍然有着十分清醒的自我批评意识与开放心态。如《序》中所言，“本书中大至从观念史角度提出的对中国一百五十年分期的新见解，小至对个别词汇的解剖，也都是未完成式的，需要不断地接受挑战和验证。”书中收录的文章都比首先发表的“原初形态”有所增改，就表明数据库中所收资料的数量和种类进一步扩大所导致的问题，也表明计量方法论的局限性——它只能显示有限的表面呈现，无法揭示数字背后的深层意涵。
事实上，近代中国的新名词、新观念虽然大多发轫于精英阶层，但莫不是经由各种媒介和场域传播到一般民众那里才发挥作用。进言之，历史记录是文本不是镜子，它既能引导也能误导读者。倘若我们仅将讨论集中在精英阶层及其留下的记录，企图借助统计和数据解决问题，而不去考虑承载这些精英言论的介质及其物质构成、建构过程、存在形式、传播方式和传播过程，中下层人群对此的认知与使用，等等看似无关痛痒实则举足轻重的方面，那么我们的研究看似“科学”准确，其实仍是只重视文本表象的传统思想史研究的变体，无法做到鞭辟入里和超越前贤。毕竟，传播和接受是社会行为，永远都会受到文本和媒介、受众主体性、社会语境与物质条件的制约，给予的东西与接受到的东西并不一致，文本在传播和旅行过程中肯定会发生诸多变异。故此，受到后现代主义等新思潮启发的当代西方文化史研究者，借用人类学、文化理论、文学批评、语言学、传播学、目录学等方法，关注思想与文化的建构史和社会史，从出版、传播、接受和使用等角度，通过对一些具有象征意义证据的按图索骥与解读，同时佐以对书刊发行量、借阅情况、识字率、可能的读者群等的分析，进而阐释和暗示观念流行的广度与深度，颇足我们追随和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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