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大部分的旅行者们都没有留下书面纪录，不过在那些现今能看到的书面记载中，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了这个奇特的习俗。珀德农的修士鄂多立克、鲁布鲁克、亚美尼亚国王海屯、约瑟伐·巴尔巴罗、伊本·白图泰（他从摩洛哥开始旅行而不是欧洲）、苏坦尼亚的大主教（初步认定为多明我会修士约翰·德·科拉）、哈吉·穆罕穆德（大黄商人）和乔瓦尼·巴蒂斯塔·拉穆西奥（威尼斯共和国的大使）在君士坦丁堡碰面用晚餐时的谈话，所有这些人都谈到了这个习俗。弗朗西斯·佩戈洛蒂，佛罗伦萨古老的巴尔迪家族的代理人，在他所撰写的一类商业地理志中，在中国部分谈到了纸币的使用。第一位堪布鲁克大主教约翰·蒙高维诺不知何故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情，是否这缘于他圣人般的品格，不屑于尘世的俗物，或是由于我们只有他的几页手稿仍然是一个公开的疑问。（参见《鲁布鲁克东游记》，罗克希尔译，329页；上面提到的其他旅行者的论述翻译见《契丹和彼岸通路》（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亨利·尤尔作，亨利·科迪尔校订，书中对纸币的描述见如下页：卷一，海屯，259页；哈吉·穆罕穆德，296页；卷二，鄂多立克，240页；卷三，苏坦尼亚的大主教，91页；佩戈洛蒂，97页和154-5页；约翰·蒙高维诺，1-28页；卷四，伊本·白图泰，112页）
（2）这段时期幸存保存至今的纸币样本底纹都是肮脏的灰色，无从辨认它们的原始色彩，不过它们不可能是纯黑，因为上面要印上黑色墨水。一般而言，马可波罗的描述非常准确，不过名家也会犯错，《某些古中国纸币》（Certain Old Chinese Notes），戴维斯所著，其中就收集了不少这段历史时期中国货币的复制品。莫斯也仿制了几张，卫斯林也有一张。
（3）曼纽尔·科姆罗夫，《马可波罗行纪》（纽约，1926年出版），156-8页。（中文取自冯承均译本，根据原文和另一类改定本剌木学本对冯译本做了一些语句调整——译者）
（4）由于我所不清楚的原因，中国大部分的历史学家都把中国纸币的起源时间上推了一千年左右，算在汉朝的“白鹿皮币”头上。汉朝的“白鹿皮币”制度只持续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只能算是一种特别的征税方式，由汉朝的一位最杰出的皇帝所发明，对后来真正纸币的发展没有任何贡献。皇帝在鹿皮碎片上面刻上一些货币上常有的寻常字样，用可以算得上是强制性的兜售手段把它们强行卖给富有的公卿士大夫们。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货币曾经流通过（大部分“券”上的面值都十分巨大）或扮演过任何货币的职能。
（5）见《货币和交换机制》（Moneyand the Mechanism of Exchange），杰文斯著，1875年出版，98页；《政治经济学词典》（Dictionary of Political Economy），麦克劳德著，1863年出版。杰文斯的叙述不仅过于简单，而且也不精确。他犯了一个错误，引用了曼德维尔爵士的话来详细阐述马可波罗的描述。在中世纪晚期，曼德维尔爵士的游记广为传播，被认为是对东方最为详尽的著述。然而早在杰文斯之前许久，学者们就已经发现约翰爵士是一个骗子。参见休·穆瑞《历史叙述的发现与亚洲的游记》（Historical Account of Discoveries and Travels in Asia），爱丁堡，1820年出版，193-7页。
（6）许多东西方的历史学家都在中国货币史方面下过功夫。对于中国纸币历史最新和最全面的研究非杨联升的《中国货币和信贷简史》（剑桥出版社，1952年出版）莫属。不过，这些历史学家中的大部分都不具备经济理论知识，也让自己仅限于数据的收集。杨博士是一位经济学家，不过他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研究极其迷人（对于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来说）和极其艰深难懂的语言训诂方面，研究中国历史文献中的文字的真正含义。本文的目的是把这些由历史学家们勤奋收集到的历史事实放在它们合适的历史环境中，并通过中国的经验教训来指出所涉及到的一般货币理论。
（7）鉴于本文为经济学家所写，我把自己严格限制在了货币历史领域，只给出了为便于理解货币发展而有必要了解的历史背景。
（8）在通货膨胀政策成为可能之前，长期教化民众使用纸币，打下一个群众基础十分必要，这点可以由蒙古发生的一件事情来证明。蒙古在波斯的伊尔汗国对其在中国的宗主国使用纸币的做法极为钦佩，决定自己也开发类似的制度。北京派来了一些技术顾问。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制度。但是波斯人并没有在几百年的经济生活中发展出使用纸币的习惯，他们拒绝相信这些印出来的精美纸片会有什么价值可言，于是这项实验就失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