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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 “祖龙魂死秦犹在” [打印本页]

作者: 燕麦 时间: 2010-8-8 12:31 标题: “祖龙魂死秦犹在”

本帖最后由燕麦于 2010-8-8 12:44 编辑

　　倘若起顾准与陈寅恪于地下，对《大秦帝国》推崇的“铁血文明”及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对其作者把大秦文明奉为中华民族“凤凰涅槃的再生动力”，他们基于自由之思想与独有之体验，恐怕都只会斩钉截铁而深恶痛绝地说一声：NO！

　　虞云国

　　逛文庙书市，在地摊上拣到一本《大秦帝国》第四部，秦王嬴政在后半部出场。这部书名《阳谋春秋》，指主角吕不韦那桩尽人皆知的大买卖与那部一字千金的《吕氏春秋》，却不由让人联想起1957年那场有名的“阳谋”。内封上赫然列有《大秦帝国》的六部书名与专用网址，回来上网一查，惭愧自己“不知有汉”。原来这是由六部十一卷五百余万字垒成的长篇历史小说，在2008年郑州全国书展上重磅推出，一炮走红。不仅开拍了电视连续剧，写商鞅变法的第一部《黑色裂变》还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大受青睐。
　　秦朝“一切对外对内的大事业，使全国瞪眼咋舌的大事业，是始皇在十年左右完成的”（张荫麟语）。不论喜欢，还是憎恶，秦始皇在历史小说中如何粉墨登场，总让人感兴趣的。于是，请人传来第五部电子文本。这部以秦始皇为主角，取名《铁血文明》，倒也十分契合“千古一帝”的雄风神采。《大秦帝国》对秦始皇的正面实写，前后逾一百三十万字。作者认为：对秦始皇，“后世不思其功，唯加其罪，对如此一个被扭曲变形为残暴恶魔的历史巨人，我以为，无论用多少文字去发掘，去表现，都不过分”（本文引作者语除出自全书总序与第五部外，皆见2008年4月25日《郑州日报》载《十六年磨就〈大秦帝国〉——访作家孙皓晖》）。
　　作者在访谈中表示：《大秦帝国》“不是正史，而是一部表现历史的文学作品，它包含虚构，但是合理虚构。它的主干是正史，我说的主干指的是作品的基本事件、冲突、时代精神和事件结局”。对照作品，除了时代精神，其把握与展现必然介入创作者的主观臆想，其他所说大体上八九不离十。也就是说，《大秦帝国》以历史经纬作为叙事依据，以历史人物作为形象载体，只有在这两个层面上还保留了历史的面影，而具体细节则多出于文学的虚构。对虚构的细节，自然没必要多去较真。但在处理历史客体上，历史研究者与历史小说家毕竟有着共同的交集，对客体的认识、理解与阐释，至少在历史观念上存在着双方对话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虽然这种对话有时会陷入鸡对鸭讲的囧境。
　　就《大秦帝国》，尤其是涉及秦始皇的那部而言，对话可以集中在两个层面。其一，对秦始皇及其砥定秦王朝时的所作所为，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如何定位？其二，由秦始皇锻造的铁血文明究竟是否有现实意义？前者指向历史的认识，后者指向现实的关怀；二者又是互为因果的：前者决定后者的取向，后者也反过来影响前者的视野。

　　对大秦帝国应否神圣崇拜？

　　作者自称，他之所以写这部小说，完全出于一种“正义感与历史感”，因为作为后人，我们“将奠定自己文明根基的伟大帝国硬生生划入异类而生猛挞伐”。他也不讳言，自己“对大秦帝国有着一种神圣的崇拜”。正是出于这种情结，作者在第五部里对秦始皇及其统治，有一个总体看法：“纵然过了些许，何伤于秦之大政大道，何伤于大秦文明功业？”
　　而在《中国史纲》里，历史学家张荫麟却对秦政给出这样的评论：“武力的统制不够，还要加上文化的统制；物质的缴械不够，还要加上思想的缴械。”哪里只是“过了些许”，完全是从武力到文化的全面专制，从物质到思想的彻底剥夺！
　　秦始皇焚书坑儒，彻底断送了先秦百家争鸣、思想开放的局面，从此以后，文化专制与极权政治相为表里达两千年之久。关于焚书，《剑桥中国秦汉史》指出：“在中国历史上，这次焚书决不是有意识销毁文献的唯一的一次，但它是最臭名昭著的。”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它是始作俑者。而坑儒则为后来独裁者从肉体上清除不同政见者开了先例，吕思勉《白话中国史》认为：“虽然是方士引起来，然而他坐诸生的罪名，是‘惑乱黔首’，正和焚书是一样的思想。”故而，吕思勉断然判决道：“这两件事，都是无道到极点的。”
　　也许出于崇拜，《大秦帝国》这样评论“焚书”事件：这“是帝国新政面对强大的复辟势力被迫做出的反击，是新文明为彻底摆脱旧时代而付出的必然代价”。而对“坑儒”事件，作者尽管也承认：“这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惨案之一”，却仍强调：“它在当时有着最充分的政治上的合理性。”然而，哪一朝独裁者在“做脱”异见者时不打出政治合理性的堂皇旗号呢？
　　秦统一以后，包括焚书坑儒在内的所作所为，是否都是合理的，历来聚讼纷纭，争议不断。秦始皇亲政之初，秦国历史，乃至中国历史的走向，面临过一次关键的选择。众所周知，吕不韦先是以丞相执掌朝政十三年，后是将《吕氏春秋》颁示都城，形成了一整套治国平天下的方略。吕不韦的治国理念，与秦始皇亲政后的治国方针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异（顾准认为，秦始皇的那套思想基础出自韩非的君主中心论，而具体做法则来自《韩非子》的君主法术势学说）。郭沫若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里（收入其《十批判书》），研究了两者的对立。在政治主张上，简单说来，吕不韦主张官天下，崇尚民本与哲人政治，讴歌禅让，君主任贤，实行分封；秦始皇主张家天下，崇尚君本与狱吏政治，鼓吹万世一系，分设郡县。按照郭氏的说法，“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十五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总之，中国历史的其后走向也许是另一番面貌。历史当然无法假设，却值得反思：秦始皇与大秦帝国的所有举措，尤其那些钳制思想、灭绝人性的倒行逆施，难道都可以不问是非而一味“神圣的崇拜”？
　　
　　大秦文明有无现实意义？

　　《大秦帝国》每部卷首都印着相同的题记：“献给中国原生文明的光荣与梦想。”作者在受访时表示：“《大秦帝国》的确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这部小说还有一篇题为《中国文明正源的强势生存》的总序，其中也强调：“力图将那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呈现给改革时代的中国人。”也就是说，作为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不啻经国用世之作，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
　　作者的总序提出一个命题：“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其立论是：“大秦帝国与西方罗马帝国一起，成为高悬于人类历史天空的两颗太阳，同时成为东西方文明的正源。”严格说来，西方文明的正源，不是罗马帝国，而应溯源到古希腊文明（作者在访谈中修正为“希腊罗马文明”）。顾准指出：“罗马人，比起希腊人来是蛮族。罗马文明独特的创造唯有法律；其他哲学、科学、文化、宗教、神话全都是希腊搬来的。”他有一部《希腊城邦研究》，专门说古希腊文明。在他看来，“中国自殷到韩非，政治舞台上只有大大小小的专制君主，从这里发展不出类似希腊那种渊源于海外移民中建立起来的城邦制度上的民主学说，这是无可奈何的。”（《评韩非》）准此而论，希腊文明才是人类文明的正源，大秦文明反而是旁支别宗。反对者也许会说，这是毛泽东早就批判过的“言必称希腊”。那么，暂且继续讨论大秦文明吧！
　　作者的总序强调：“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根基……这个时代所形成的文化文明，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将永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或决定一个人的生命轨迹。”笔者并不赞同把大秦文明等同于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但倘若沿用他的概念说事，把一个民族的原生文明比喻为一个人的生命基因，它当然会影响一个民族的生命轨迹。姑且不论是否赞同作者的论题，即大秦文明“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今天仍然规范着我们的生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即就其后两千年封建君主制而言，不就是这种“原生文明”对中华民族生命轨迹的深远影响吗？然而，一个民族与一个人一样，只要一息尚存，都是有生命的活体，虽然不能拒绝先天给予的遗传基因，但成熟的民族与成熟的个人一样，应该通过后天的努力对基因遗传采取趋利避害的干预与补救。对于大秦文明的态度同样应该如此：既要反对把孩子与脏水一起泼出去，也要反对把梅毒当成抗原保存下来；肯定并传承其合理因子，否定并抛弃其负面成分，让中华民族走上更健硕壮实的成长之路；而不是盲目崇拜，全盘继承，不加分析，照单全收。
　　作者的总序告诫：“当许多人在西方文明面前底气不足时，当我们的民族文明被各种因素稀释搅和得乱七八糟时，我们淡忘了大秦帝国，淡忘了那个伟大的时代，淡忘了向巨大的原生文明寻求‘凤凰涅槃’的再生动力。”拜读之下，迎面扑来的是一股民族主义的呛人气味。显然，在作者看来，民族文明应该是封闭的、排他的，只有这样，才能维系其血脉纯正，才不至于杂种流传。改革开放已经三十余年，对民族文明与外来文明居然还持这种认识，那还不如直截了当地上书当轴：把开放的国门再度砰然关闭！
　　一部文明史告诉我们，世界上可以同时有各种文明，遑论大航路开通以后，即便此前，各种文明也处于一种交流互补的状态之中。在对待外来文明与民族文明的关系上，作者与我们都不妨重温陈寅恪那段著名论述：“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只有这样，才既不会“在西方文明面前底气不足”，也不会杞忧“民族文明被各种因素稀释搅和得乱七八糟”。
　　作者的总序提醒：“大秦帝国，最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民族的强势生存精神。中国民族的整个文明体系之所以能够绵延相续如大河奔涌，秦帝国时代开创奠定的强势生存传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强势生存”，不知所指谓何，揣摩下来，也许第一层意思是说，大秦帝国在崛起过程中，不仅自穆公以来，“常为诸侯雄”，而且到秦皇手里更进而“鞭笞天下，威振海内”，国力武威始终居于强势地位，或是诸侯的中心，或是天下的唯一。第二层意思是说，秦代以后，中国文明之所以在很长时段（至少元代以前），居于世界文明的中心地位或领头地位，完全有赖于大秦文明的奠基及其传统的不坠。暂不讨论历史是否如此，令人关注的是，这种“强势生存说”是否真正有助于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凤凰涅槃”？
　　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GDP总量今年可望排名世界第二，大国崛起的话头一时间甚嚣尘上。然而，经过一个半世纪的颠沛折腾，中国应该以怎样的价值观念与国家理性在世界面前展现自己的光荣，追求自己的梦想，如何从表层的经济的崛起走向深层的文明的崛起？处于当今思想自由、价值多元的国内外大环境中，中国各种思潮，不论是主流的还是民间的，激进的还是保守的，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外来的还是本土的，都或有意或无意，或直接或间接地开出自家的药方，交出自己的答卷。从历史上看，中国民族性与国民性中积淀着根深蒂固而超过阈度的中国中心论与中华文化优越感（对这对观念的学术梳理，详参《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拙文《古代中国人的周边国族观》）。在中国崛起的喧嚣声中，一些国家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很快激活埋藏在内心深处与流淌在血液内部的这些观念，一味醉心于经济实力带来的国家富强以及随之而来的内外话语权，而在文明的价值观上却拒绝与其他文明接轨，以国情的特殊作为辩解的托辞，把中国特色与具有普适价值的人类文明因素置于势不两立的尴尬处境上。小说作者在主观上是怎么考量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强势生存说”附着于“大秦文明论”，总让人隐隐约约感到与那些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有着割不断、理还乱的瓜葛。
　　
　　想起了陈寅恪与顾准

　　历史无计可消除，对大秦文明及其绵延不绝的背影与梦魇，都必须去面对。毛泽东有诗云：“百代多行秦政法”（顺便说明，本文题目也出自他老人家的同一首诗，祖龙就是指秦始皇），指出秦政对中国历史的久远影响，说它是贡献也可以。但千万不能忘记，直至清末，秦政开启的是君主专制主义社会。
　　国人对秦政的反思，自秦亡以后，一直没有中断过。在十年浩劫后期那场评法批儒运动中，按当时编派的谱系，西汉贾谊与秦始皇倒是“法家同志”，但他的名文《过秦论》在评论秦亡时，却毫不含糊地直言钳制思想、禁锢言论是一大原因：
　　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
　　秉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陈寅恪，虽自称“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却有一诗论及秦政：
　　虚经腐史意如何？谿刻阴森惨不舒。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经史》）
　　陈氏证诗向有今典、古典之说，这里只说古典。所谓“竞作鲁论开卷语”，指当时儒生都争着袭用《论语》开卷的套语，在学习经典时大献“不亦悦乎”、“不亦乐乎”的谀语，怎会料到等待他们的竟是“说瓜坑儒”的千古奇冤呢？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载“说瓜”出典云：“秦既焚书，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坑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算计险诈歹毒，场景惨绝人寰，难怪陈寅恪要用“谿刻阴森惨不舒”来抨击秦政。
　　作为大秦帝国的缔造者与大秦文明的砥定者，秦始皇在那场评法批儒运动中位居头号大法家。在那个八亿人民统一于一个思想的年代里，思想家顾准保持着独立的思考，其中也包括对秦政的反思。
　　顾准上世纪三十年代投身革命，进入五十年代后，却两次被划为右派分子，十年浩劫令其妻死子离，至死都是“戴罪之身”。他死于1974年岁末，正是评法批儒最火的当口。这年4月，他先后写了《论孔子》与《评韩非》，对儒法两家思想分别进行了理性的批判。《评韩非》进而论及秦政与专制主义：
　　事实上，秦统一六国后大肆纵欲，阿房宫、陵墓、长城一起来，人民比战乱频仍中还要难受，这才起来造反的。顺便说说，现在人们为孟姜女故事翻案，好吧，长城建筑无可厚非，然而与长城同时建筑的阿房宫和陵墓呢？
　　他还深刻指出：
　　专制主义本来必定一代不如一代，必定愈来愈堕落。韩非不注意这一点，倡导君主乘势以术御下，无限纵欲，那些地方的文笔犀利，简直是无耻！
　　倘若起顾准与陈寅恪于地下，对《大秦帝国》推崇的“铁血文明”及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对其作者把大秦文明奉为中华民族“凤凰涅槃的再生动力”，他们基于自由之思想与独有之体验，恐怕都只会斩钉截铁而深恶痛绝地说一声：NO！ ■

来源：上海书评

作者: 燕麦 时间: 2010-8-8 12:56 标题: 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的根

本帖最后由燕麦于 2010-8-8 12:58 编辑

　读过孙皓晖先生的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你就会明白，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在秦朝，始作俑者是秦国的历代君王及手下商鞅、李斯这班大臣，其完成者是秦始皇。或者说，秦朝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也确立了这种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

　　梁小民

　　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这种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先生在《治理中国》一书中作了一个精辟的总结：“国家制度建立在意识形态的信念上，在顶端要有强势的个人领导，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全国性政府官僚机构。”
　　这段话概括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国家确立一种意识形态作为统治的思想基础。确立它的绝对主流地位，强迫全民接受，并排斥其他任何一种思想。第二，一个最具权威的人（皇帝或其他名称）主宰一个国家。无论他的权威来自何处，一旦获得就不容置疑。他是绝对权威，由他对国家实行人治。他的见识和能力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一切。第三，由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实施统治。这个官僚体系听命于最高统治者，控制和统治整个社会。
　　这些封建专制的基本特征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这种制度的根在哪里？读过孙皓晖先生的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你就会明白，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在秦朝，始作俑者是秦国的历代君王及手下商鞅、李斯这班大臣，其完成者是秦始皇。或者说，秦朝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也确立了这种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这种制度也不是没有变化，但秦朝时形成的基本特征没有变。认识中国，应该回到秦朝，回到秦始皇。对一个普通读者来说，不可能为了寻找中国制度的根而去研究秦史，但读读《大秦帝国》还是不难的。尽管作者对商鞅、秦始皇等人和秦王朝的“拔高”，我不能完全接受，但作者还是给了我们一个接近真实的秦王朝，为我们分析中国制度的根提供了一种有相当深度的认识。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呢？自从西汉确立了儒家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以来，儒家的确一直处于无可争议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我认为，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真正起作用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是秦王朝时期的起指导作用的法家思想。中国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儒表法里”，即讲的是儒家，真正起作用的是法家。儒家思想是用来骗老百姓的，宣传用的，法家才是起指导作用的。法家的主导地位是在秦朝创立和建立的过程中形成的。秦王朝是专制体制的初创时期，还不大懂得用美丽的词藻掩盖专制的本质。西汉时就成熟多了，懂得了“说一套，做一套”的妙处。所以，讲儒家，讲仁政，讲王道；而行法家，行专政，行霸道。我们要认识中国的制度，就必须了解法家思想。这种思想的根在秦朝。
　　法家讲的“法”与现在法治社会的“法”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现代法治社会的“法”，是社会的游戏规则，强调依法来规范一切人的行为，来治理国家和社会。政府可以依法来治民，公民也可以依法来监督和制约政府。这种“法”的理念是“以人为本”，要依靠民主程序来实现。法家的“法”是统治者用来统治和镇压人民的工具。政府可以依法治民，但公民不能以法约束政府。这种“法”的理念是“以国为本”，或“以君为本”，要依靠“权、势、术”来实现。
　　“以国为本”，现在也称为“国家主义”，或更为直白一点，称为“国家至上主义”，即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现在我们经常讲“强国富民”，从本质上来说，“强国”和“富民”是一致的，而且应该先“富民”而后“强国”。但在法家“以国为本”的理念中，政府的目标是“强国”，而不是“富民”。如果“富民”亦有利于“强国”，也不反对有限地“富民”。商鞅变法的目的是“强国”，但在民太穷的情况下，“强国”也难。所以，商鞅变法中的一些内容，也把土地公有制改为土地私有制，奖励有战功的百姓，是既“富民”又“强国”的。但当“强国”和“富民”不一致时，就要舍“富民”而追求“强国”。秦国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连年征战，为战争而征收重税，其实都是要实现“强国”的，与“富民”没什么关系，甚至是“弱民”的。其实法家是主张“弱民”的，因为只有“民弱”，既贫穷又无知，专制统治才能稳定。人民穷，就只能靠政府“恩赐”；人民无知，政府就可以“指鹿为马”。历史上备受称赞的“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国强”而“民穷”的时代。一路征战成功、最后统一中国的秦王朝不也是这样吗？
　　“以国为本”的法家思想体现在经济上，就是以“强国”为目的，全面控制经济。在秦王朝时，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主要还在于税收和各种苛捐杂税上，对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还不明显。从《大秦帝国》中看，战国时代的七国中，魏国是最富的，政府有点“自由放任”，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并不强，所以，最后被秦国消灭了。秦国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强，所以，最后兼并了其他六国而一统天下。对于秦统一中国，称赞者居多。战国时期，群雄并立，谁都有统一天下的雄心。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最后被秦国统一了，也有其必然性。历史不能“假设”，我们也不能设想中国不统一的结果。但统一也未见其是一件绝对的好事。统一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帝国，直至明代之前仍属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这种统一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成为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根源。
　　秦王朝统治的时间太短，还没有解决国家如何控制经济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西汉时的法家桑弘羊解决的。在汉昭帝时举行的盐铁会议上，文学、贤良仍反对盐铁专卖，要求废除酒榷、均输、平准等国家干预统治的措施。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要求实行“国退民进”的自由放任。桑弘羊则认为，这些政策都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措施，不仅不能废除，还要加强。汉武帝以后，桑弘羊的统治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指导思想。
　　“国家至上”在经济政策上体现为两点。一是国家直接经营既关系国计民生、又可获暴利的行业。这就是盐铁专卖。早在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管仲就是靠盐铁专卖（再加上政府经营妓女行业）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以后这种政策时断时续。盐铁会议以后，这种政策一直延续下来。二是政府对私人经济进行管制与压榨。在封建社会中，还没有条件实行计划经济，主要经济活动农与商仍由私人主导，但政府通过税收与其他手段进行压榨，以使私人财富转化为强国的资金。同时又用政治暴力限制私人经济，以免威胁到封建专制。“富可敌国”对国家的统治本身就是一种威胁。
　　
　　法家的国家主义代表了统治者的意志，因此成为真正起作用的主流意识形态。尽管秦以后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韩非的地位远远没有儒家的孔子、孟子那么高，但他们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就是“法里”的含义。《大秦帝国》中描述了秦国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统一中国的历史，对法家及其实践者秦孝公、秦始皇、商鞅等都给以高度评价。但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法家对中国历史的副作用远远大于积极作用。中国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正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和所有弊病的根源。这种在秦统一中国时期起过积极作用的思想和制度，越往后越反动。读《大秦帝国》不能成为法家和专制制度的“粉丝”。
　　既然历代奉行的都是秦朝的制度，骨子里推崇的是法家，为什么还要“儒表”呢？这是因为法家讲“霸道”，讲“权、势、术”，太赤裸裸了，说出来不好听，也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儒家讲“王道”，讲“仁、义、礼、智、信”，讲“中庸”，好听得多，也有利于维护统治。所以，西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儒家宣传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用儒家之表来掩盖法家之里，是有利于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而且，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也不是孔子、孟子原来意义的“儒”，是官方根据自己的需要解释的“儒”。官方对“儒”的解释是绝对权威，谁要反对就扣上“反儒”的帽子，坚决消灭。“儒”又成了打击不同政见者的棍子。其实历来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是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欺骗人民和打击不同政见者。
　　法家主张国家至上，而代表国家的是君、皇帝或其他称号的最高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都是君的，所以，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如何统治就如何统治。法家正是要教导君如何利用“权、势、术”来统治人民的。因此，封建专制的实质就是“君临天下”的一人统治。我们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大秦帝国》证明了，秦国正因为有秦孝公、秦始皇这样的明君和商鞅这类贤相才统一了中国，而当时甚至比秦国还富有、强大的魏国等六国，就是因为昏君庸相而败国的。中国历史上的光明时期也在于有汉武帝、唐太宗、康熙大帝之类的明君，而历史上的黑暗时期也无不与昏君相关。也正因为如此，才有“英雄创造历史”的说法。一个人决定天下大事是各个时期历史的共性，但也埋下了祸根。
　　首先，在封建社会的继承制下，君是好是坏就取决于遗传因素了，但遗传不能复制明君。因此历史的发展往往取决于是明君，还是昏君。从《大秦帝国》中看，从秦孝公到秦始皇之间既有明君也有昏君，但总体上是明君多于昏君，而且明君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大于昏君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所以秦国成功了。我们可以假设，如果秦国每一代都是明君当权，统一中国的步伐是否可以更快一些？当然，如果是秦孝公之后没有明君，中国历史就不知该如何写了。明君与昏君的交替出现就决定了中国历史的乱治交替。当一个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人之身时，这不能不说是悲剧。
　　其次，一个人再伟大也不会没有缺点，而且再伟大也不会不犯错误。当同样一个君伟大正确时，他会推动历史进步，但当这个君犯错误时，也会阻碍历史进步，给人民带来灾难。在《大秦帝国》中当秦始皇伟大正确时，他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但当他重用赵高和李斯，又排斥可成为明君的扶苏时，就造成秦二世而亡，并给人民带来几十年的战乱，百姓涂炭。评价秦始皇不能只肯定其伟大的一面，而忽视了他晚年在接班人问题上犯的不可饶恕的错误。其实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是如此。明君犯错误比昏君的结果还可怕。明君靠自己过去的业绩造成别人对他的绝对迷信和绝对僵化，这时他就成为神一样的绝对权威。他个人对自己的迷信也膨胀，当他作出错误决策时别人只能盲从，即使有个别清醒者也会淹没于全民皆疯的状态之中。秦始皇后期的决策即使一些头脑清醒的人也没法抵抗，正在于此。在明君的领导下，大家可以一心一意干好事，也可以一心一意干坏事。这是最可怕的。秦二世而亡，不仅是秦始皇个人的悲剧，而且也是秦朝所有臣子的悲剧，他们以支持暴政始，以被暴政消灭止。
　　最后，“君临天下”决定一切，就使人们企望“明君贤相”。这大概是中国几千年来人们普遍的心态。这就造成人民普遍不关心政治，远离政治，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大脑，成为明君贤相的应声虫。所谓“肉食者谋之”，正是几千年来人民不能关心政治，也不关心政治的写照。我们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除了争着把自己的知识卖给君王之外，有独立思想的有几个？专制之下必定盛产愚民。其实这也是专制的需要。愚民永远是独裁者的社会基础。专制者就是要用各种方式炮制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愚民。如果谁不愚，就要消灭。现在不少人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辩护，《大秦帝国》的作者也是这种态度。无论焚书坑儒的事实真相如何，专制者本质上是与知识分子对抗的。我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不是为专制者出谋划策、抬轿吹喇叭，也有点知识的人（如法家）或者对专制没有大伤害、还有点实用价值的人（如医家、农家），而是有独立意识的人。任何一个专制政权都要消灭这些人，因为他们不仅死不服从皇帝，而且还可以煽动别人。为秦始皇焚书坑儒辩护，说穿了就是对专制情有独钟。我不能接受的一点，正是《大秦帝国》美化了中国第一个封建专制政权，也美化了专制者。
　　
　　现代民主政治下仍需要一个明君，但这个明君不再是绝对权威。他做出正确的决策可以推动历史前进，造福社会；他做出错误的决策可以由一套制度化的方式加以制止。民主的核心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不存在绝对权威，任何权力都有另一种权力制衡，即一套权力的制衡机制。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决不是一场辛亥革命就可以消灭的。推翻帝制容易，消灭封建专制不易，消灭人们心中对专制的崇拜更难。民国时北大英文教授辜鸿铭以留有前清的小辫子著称，他对学生说：“你们不要笑我这小小尾巴，我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其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依我看，想去掉可不容易。”要从制度和心灵上剪去封建的小辫子其难度有多大，我想每个人大概都有所体会。鲁迅先生的《风波》所要说明的也有这层意思。
　　国由君治，但在民与君之间尚有巨大的鸿沟，而且治一个国有千头万绪的事情，这也非君可以包办一切的。就像秦始皇这样能力超群、精力过人的君也不能亲自处理天下的一切事。因此，这种封建专制体系在君和民之间必然有一个金字塔式结构的庞大官僚体系。官僚体系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秦国能统一中国与这种高效的官僚体系也是密不可分的。《大秦帝国》中展现了各国的官僚体系，也突出了秦国官僚体系的超强能力。
　　中国封建专制下的官僚体系是一个金字塔的体系，从上至下实行垂直式领导。这是实现专制所必需的。金字塔中每一个层次的官员都是最上层皇帝实现自己的意志和决策的工具，它所强调的是绝对服从。秦国是一个军事化的国家，一切为战争服务。建立这种体系有其历史必然性。以后的统治者认识到，要实现自己的绝对统治，彻底贯彻自己的意志，也是这种体制效率最好。专制制度需要这种垂直式体系，而现代民主社会强调权力制衡，所以尽管也需要这样一个官僚体制，但采用垂直式与扁平式并存，既有统一，又有分权。
　　要了解这种官僚体系的运行与效率，首先应该明白，正如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指出的，这些官员和每一个人一样都是经济人，他们行为的目标也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尽管他们也会高唱“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或者“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是“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和穿”。他们的个人利益在于职务不断提升。职务和权力决定了他们的一切享受，所以提拔是最终的目的。我们说官员是经济人决没有任何贬义，为个人利益行事也是中性描述。关键是在不同政治机制的引导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当代民主制度下，官员或是民选或是文职。当官员是民选的时候，你只有为社会做好事才能当选，官员的个人利益（当选）和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当你是文职时，是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只有做好这种管理工作，才有晋升的希望。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也不矛盾。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官员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有可能一致，也有可能不一致。这种制度下能够晋升取决于上司是否欣赏。如果最上层的君所做的事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这个官僚体系就能起积极的作用，《大秦帝国》中秦国在统一中国的进程中，秦王朝的官僚体系就起了这个作用。但当最上面的君在阻碍历史前进时，这个官僚体系就会起消极作用。秦在统一中国之后，这个体系在焚书坑儒中的作用不也是在加剧秦二世而亡吗？
　　从中国封建社会来看，这个官僚体系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官僚体系可以成为皇帝和人民之间沟通的渠道，但也会成为“肠梗阻”。这世界上本来就是信息不对称的，官僚体系可以改善这种不对称，也可以加剧这种不对称。如果是明君，又像唐太宗那样善于纳谏，官僚体系就可以纠正皇帝的信息不对称，给他更多正确的信息，有利于皇帝做出正确的决策。但这种体制下，皇帝有自己的偏好，这就会使官员向皇帝传递、甚至捏造假信息，误导皇帝的决策。封建社会中常有“祥瑞”之说，《大秦帝国》中也描述这种“祥瑞”。“祥瑞”是用各种自然界或有或无的现象来预兆人间的吉祥。这本身就是下面官员捏造的假信息。
　　二是官僚体系执行皇帝的旨意，必然有大小不同的权力，他们就可以借假皇帝之名为他自己的利益而为非作歹。秦始皇去世后，赵高、李斯假造圣旨正是他们为夺权而实施的阴谋。历史上官僚体系的权力过大，操控皇帝的事也时有发生，尤其是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赵高其实就是宦官，他的夺权就是宦官集团阴谋的结果。李斯只是赵高利用的工具。李斯为自己的荣华富贵参与了赵高的阴谋，最后“工具”的使用价值没有了，他的末日也到来了。官僚体系权力膨胀，以至尾大不掉，最后损害了皇帝的利益。当皇帝是明君时，如秦始皇，这个问题不明显，当皇帝是昏君时，如秦二世，这个问题就十分明显。在中国历史上，官僚体系为自己的利益而为非作歹，最惯用的手法就是“收租”，即没有收租的机会，然后“寻租”。这就是产生贪官污吏的根源。
　　三是在每一个皇帝的建立时期，官员尚未获取最大利益，因此他仍是努力的，而整个官僚体系也有效率。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秦国的官僚体系就是如此。但在皇帝掌权之后，官员就热衷于用权力寻求个人利益。他们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者，而维持现有制度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因此，就会成为继续前进或改革的阻力。这时就成为历史进步的阻力。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次改革就失败在这个官僚体系上。官僚体系已从现有的制度中获得最大利益，因此，就成为维护这个体系最强的力量，也成为任何改革的阻力，这也是中国社会停滞、由秦始皇所建立的中央皇权的专制制度能持续两千多年的原因之一。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根深蒂固，牢不可破。清朝灭亡之后，理论上说，封建专制结束了，实际上阴魂不散，仍然以各种形式出现。历次革命，名义上是要建立民主之中国，实际上仍然重复了封建之中国。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就是重复了封建专制的三个特征：“一个主义”是意识形态领先，“一个政党”是由这个党所构成的官僚体制，“一个领袖”当然就是皇帝。蒋介石称自己是民主中国，其实仍是专制中国。蒋式政权是封建专制在中国的延续。如何消灭这种封建专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推荐读《大秦帝国》，不是要重温秦始皇的辉煌，而是要大家从那一段历史中冷静地认识中国社会，剪掉精神上那条“小辫子”。■

来源：上海书评

作者: 燕麦 时间: 2010-8-8 12:58 标题: 美化商鞅变法有违史实

　　一个为秦朝制定严刑峻法的人，居然被赋予“万古法圣”的尊号，还被赞誉为“法圣天神”，而时代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这难道不让人感到震惊吗？商鞅立法的精神，是轻罪而重刑，以达到“以刑去刑”的效果。在这样的“法制”之下，人们只能是动辄得罪。

　　程念祺

　　作家孙皓晖的小说《大秦帝国》第一部，以《黑色裂变》（以下简称《裂变》）为题，用了上下两卷的巨大篇幅，对商鞅和商鞅变法做了尽情的讴歌。很可惜的是，作者对历史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完全无视历史的真实性。小说作者无非是要向读者灌输这样一种历史观：秦是中华文明的正源；秦的强大是由于商鞅变法；商鞅变法贯彻的是法家的治国理念；所以，法家的治国理念是最优秀的。小说的作者为了宣扬他的这种历史观，对有关商鞅和商鞅变法的历史，做了全面的篡改。
　　
　　一、对商鞅个人经历的篡改

　　《史记》上说，商鞅由魏入秦，因为景监的推荐，才得以见到秦孝公。景监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个阉宦。但是，《裂变》的作者，为了使商鞅的伟大形象无可挑剔，不仅要把景监的阉宦身份隐去，还要把他描写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在《裂变》中，景监在秦孝公继位前，已是打了十几年仗的“前军副将”了，而且是他为秦孝公发现了商鞅这样一位杰出的法家，他自己也成为秦国变法的主要支持者。总之，商鞅是一个高大全的人物，推荐商鞅的景监也必须完美无缺。
　　对于商鞅对秦孝公先讲“帝道”，“帝道”讲不通又讲“王道”，“王道”讲不通再讲“霸道”的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也予以否认。他说商鞅对秦孝公讲“帝道”和“王道”（作者统称为王道），都是为了试探秦孝公，看看他是否与自己的政见一致；若不一致，他将毅然决然地离开秦国。《史记》上记得很清楚，商鞅在发现秦孝公只对“霸道”感兴趣时，对景监说：帝道和王道的实现，需要很长久的时间，秦孝公等不及；只有讲可以速效的“强国之术”，才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但秦国从此不会有殷、周那样的成就了。对这样重要的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根本弃之不顾。他无非是要把商鞅塑造为一个信念坚定的法家，而非班固所说的“挟三术以钻孝公”的投机者。
　　变法初期，商鞅曾于一天之内，就在渭水边处死囚犯七百余人。这些人具体犯什么法，史载阙如。《裂变》的作者却说，他们都是因为私斗才被处死的。而更为荒唐的是，《裂变》的作者说，那些私斗的主犯，在即将行刑的时候，竟然大喊：“秦人莫忘，私斗罪死耻辱！公战流血不朽！”而其他犯人也都“挺身而起，嘶声齐吼：‘私斗耻辱，公战不朽！’”于是，“四野山头的民众被这闻所未见的刑场悔悟深深震撼，竟然冲动地跟着喊起来：‘私斗耻辱，公战不朽！’”鉴于死刑犯们均已认识到自己是罪有应得，商鞅收回不允许家属“活祭”的成命，下令：“临行悔悟，许族人祭奠，回故里安葬。”这样一来，那些犯案者的家属，“冲进法场，大哭着向高台跪倒，三叩谢恩”。
　　制造一个私斗的罪名，来为商鞅的滥杀开脱；还要编一个故事，说那些被处决的人，临刑前都已认罪服法；连罪犯的家属们对商鞅允许他们“活祭”临刑的亲人，都感恩戴德。更有意思的是，《裂变》的作者就此写到，商鞅对那些死刑犯家属的“三叩谢恩”很厌恶，说：“人犯临刑悔悟，教民公战，略有寸功。祭奠安葬，乃法令规定，卫鞅有何恩可谢？今后不得将法令之明，归于个人之功，否则以妄言处罪。”这一方面是要表明，商鞅在执法问题上，完全是大公无私的；而另一方面，则是在为商鞅后来惩制不同政见者作辩护。
　　《史记》上说，新法施行的第一年，反对的人很多；商鞅遂以太子犯法为由，对太子傅公子虔施以刖刑，对太子师公孙贾施以黥刑，因为这些人都是反对变法的；这样一来，“秦人皆趋令”了。钱穆先生认为，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有问题。因为按年龄推断，变法实施之初，太子（约生于公元前356年）尚幼，还根本没有能力犯法。《史记》上还说，公子虔后来又因为“犯约”，而被处以劓刑。钱穆先生推断，所谓公子虔因太子犯法而受刑，应该是这一次。但这一推断仍是有问题的，兹不论。问题在于，《裂变》的作者在采纳了钱先生的说法之后，竟编造了一个有关太子在封地滥杀无辜的情节。这样一来，对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用刑，都是他们罪有应得，而与他们是否反对变法无关，因为“秦法是诛行不诛心”的。不仅如此，《裂变》的作者还将公子虔说成是变法的主要支持者，并赋予他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秦孝公同父异母的哥哥。惟此，商鞅又被塑造成为一个执法不论亲疏的人物。
　　对于商鞅利用自己与魏军主帅公子卬的旧交，骗公子卬前往秦军大营议和，将公子卬俘获，而后对魏军实施偷袭，将其全歼的毫无信义的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一概予以否认，并刻意设计了这样的战争情节：魏军主帅公子卬写信给商鞅，请他到魏军大营议和，决计在商鞅不同意退兵时，当场将他擒杀，然后一举击溃秦军；而商鞅则将计就计，引公子卬率军进入伏击圈，明确告诉他自己从来不齿于跟像他这样的人为友。有趣的是，当秦国收复河西，把被俘的公子卬释放回国时，商鞅对公子卬说：“告诉你一个秘密。你我只是相熟，不是朋友，更非挚友。卫鞅放你回去，只是因为有你当权，对秦国有好处。记住了？秘密。”篡改历史，还这样“幽默”，实在让人绝倒。
　　秦孝公死，公子虔等人告商鞅谋反，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在逃亡途中，商鞅连住宿都找不到地方。因为，按照新法的规定，旅舍如果容留没有住宿证明的人，是要坐罪的。为此，他不禁感叹道：自己制定的法令，竟让自己不堪到如此地步！不得已，他又逃往魏国（魏此时仍保有河西部分地方）。但魏国人拒绝接受他，并不许他借道魏国逃往别的国家。走投无路之下，商鞅再返秦国，回到自己的封邑，发动自己的徒属和邑兵造反，结果兵败身死，尸首被车裂，而且满门抄斩。对这些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也一概不承认。在他的笔下，商鞅自始至终都不曾造反，而是挺身前往咸阳，自投罗网，决心以自己的死，来平息那些反对变法的世族的仇恨，并且暴露他们；同时，也是为了使新君惠文王能够树立起威望，使变法事业得以平稳地继续下去。作者还说，当商鞅被被客栈拒绝留住时，竟仰天大笑，认为“新法如此深入庶民之心，也不枉了二十年心血……他心里踏实——法令能超越权力，意味着这种法令有无上的权威和深厚的根基。要想废除新法，便等于要将秦国的民心根基与民生框架彻底粉碎。谁有此等倒行逆施的胆量？”在作者的笔下，商鞅已脱胎换骨，从一个投君王所好的战国策士，变为“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志士仁人了。
　　
　　二、对商鞅变法的毫无历史根据的美化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看看《裂变》的作者究竟是怎样美化商鞅变法的。
　　对于商鞅变法，《裂变》的作者主要强调的是两点：一是实行军功爵制，一是废除井田制。作者认为，变法的这两项措施的进步意义，一是使原来的奴隶（或称隶农）改变了身份，成为自由民，而且可以凭借军功获得上升的机会；二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富民强国的作用。而实际的情况是，按照这一军功爵制度，战士斩获首级越多，不仅获得的爵位越高，还可以按爵位获赐耕地和力役；爵位达到一定等级之后，还能“赐邑”、“赐税”，并允许拥有一定数量的仆役；不同级别的军官，则按所率军队斩获的敌人首级赐爵授官。显然，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之下，有人会因为战功而获得爵位，以及耕地和劳动力，必也有人会成为被奴役者。《荀子》上说，在秦国，士兵斩获“五甲首而隶五家”。可见，这种军功爵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军功奴役制。商鞅本人，就是这种军功奴役制的绝大受益者。他造反时所用的“徒属”，其中的绝大部分，一定是来自于他所拥有的隶户。
　　另一方面，由于军功爵制度的存在，只要战争仍在继续，并不断取得胜利，耕地和劳动力的封赏就不会停止。在这种情况下，“井田制”固然被废除了（秦国究竟有没有井田制，还是个问题），惟军功奴役制度仍在发展，决不可能出现如《裂变》的作者所说的那种情况。即原先的奴隶（隶农）都从变法中得到了自由之身，并且是从新的土地制度中获益最多的阶层。在小说中，作者甚至借一个名叫黑六的农人之口说道：“上天哪，上天，黑家九代为奴，给人当了三百年牛马。今日，我黑六有自己的地了，五百亩！天哪，天，你老人家有好生之德，差遣左庶长秦国变法，奴人有了自由身，穷人可吃饱穿暖咧。求上天赐福左庶长大人寿比南山、永作农人的守护大神哪！”作者说：“这些昔日的隶农除去了隶籍，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财富，又和宗主户分开村落居住（指搬进了新村庄），身心在陡然间完全摆脱了束缚，获得了自由，第一次尝到了挺直腰杆做人的味道，其兴奋激动之情自然要狂放地发泄出来。”
　　实际上，商鞅的变法，无非是步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后尘，把社会生产和组织纳入军事化轨道。在这一过程中，虽然社会生产力是发展了，但人民受剥削和压迫的程度也极大地加深了。早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就实行了履亩而税的制度（初租禾）。这一制度，就春秋战国的通例而言，就是国家对所有耕地一概征税；而税率的不断提高，则为其中的应有之义。商鞅所谓的废井田，无非是重新确定亩积，规定人户占有土地的数量，从而确定统一的税率，以强化国家对土地的税收。但是，“废井田”之后，商鞅很快又颁布了一个缴纳新税种的命令：“初为赋”。商鞅的“初为赋”，按人头或户缴纳。秦谣曰：“渭水不洗，口赋起。”意思是说，渭河边上冤死者的冤屈未洗，而口赋又来夺人性命了。
　　田租和口赋，再加上各种军事名目的力役，秦国百姓所受的剥削是非常重的。董仲舒说，秦自商鞅变法后，征发百姓的力役、田租和口赋，几十倍于古。他说的，并不全然是商鞅变法时人民所受剥削已经达到的程度，却也足见当时百姓受剥削程度的加深。商鞅变法，大的改革先后两次。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一是编制户口，实行邻里告奸和连坐制度，二是强迫成年的兄弟分户，实行小家庭制；三是奖励耕织，打击“疲民（懒汉）”，重农抑商；四是禁止私斗；五是实行军功爵制度，取消贵族的某些特权。这些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治安，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有利于国家税收，有利于军事上的强大，是毫无疑问的。司马迁说，这次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但是，这样的变法，问题似乎更大。以上，已指出了军功爵制度的问题。至于抑商，无非是压制私商，而由国家来垄断商业利益。董仲舒说，商鞅变法之后，秦的盐铁之利大大高于古代。这无疑是国家向人民高价销售铁盐的结果。而强迫人民分家，一经成为风俗，则“民忘六亲，而父子相亲，兄弟相爱，患难相保之风亡矣”！更让人不堪的是，父亲用了儿子的农具，儿子竟自以为是施惠，母亲用了一下儿子的畚箕和扫帚，儿子甚至出言不逊。还有邻里之间的告奸和连坐，更不可避免地助长了诬告之风和特务政治。“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这是商鞅变法之后所逐渐养成的秦地风气。像这样的变法，或可使人民短期内受益，却一定是贻害无穷。
　　商鞅的第二次变法，主要是两条：一是实行县制，二是“为田开阡陌封疆”。实行县制，其实就是在国家控制方面，实行集权和官僚化统治。这个问题，本文不作讨论。而“为田开阡陌封疆”，就是《裂变》的作者所强调的“废井田”，它的实际作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根据上述的讨论，可知到了第二次变法时，所谓“秦民大悦”和“家给人足”的情况，都只是昙花一现，已经不复存在了。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在引用太史公的这一记载时，把“秦民大悦”和“家给人足”这几个字统统删掉，恐怕也是觉得这种昙花一现的东西，不符合商鞅变法后秦地人民总的生活状况。
　　《裂变》的作者，还设计了商鞅临刑时的场景。只见那刑场之上，四野人海都呼叫着：“商君万岁！新法万岁！”让人觉得，商鞅简直就是一个人民领袖。就在这样的群情激荡的气氛中，商、於十三个邑的代表，在商郡的郡守和所属十三个县的县令带领下，抬着祭品，拿着乐器，在行刑台前跪成一圈，举行了“活祭”商鞅进行的仪式。他们甚至在祭奠商鞅时，举起了刻有“万古法圣”的刻木铜字的匾。刑场上，有万千人为商鞅送行。送行的人中，居然还有上大夫景监、国尉车英这样的高官，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商君商君，法圣天神；忠魂不灭，佑我万民；商君商君，三生为神；万古不朽，刻石我心。”这样的颂歌，传遍了刑场。
　　读着这样的文字，不禁使人惘然而不知所在。一个为秦朝制定严刑峻法的人，居然被赋予“万古法圣”的尊号，还被赞誉为“法圣天神”，而时代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这难道不让人感到震惊吗？商鞅立法的精神，是轻罪而重刑，以达到“以刑去刑”的效果。所以，连弃灰于道路，都要受黥刑。在这样的“法制”之下，人们只能是动辄得罪。这样的“法制”，哪怕它真正做到了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也不可能达到“以刑去刑”的效果的，反而会逼人无所不为。
　　
　　三、过把瘾就好？

　　秦末天下反秦起义时，有一句十分流行的话，就是“天下苦秦久矣”。这个“久矣”，当然不仅是指秦统一之后，也是指秦的整个统一过程。这样的指责，当然有它的不公之处。列国争霸，天下的人民尽受其害，怎么可以都归罪于秦呢。然而，秦是当时各国中，组织得最好的一部战争机器，因此能从战争中掠夺到最多的土地和人民；而它的暴政，给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也是最为深重的。
　　但是，秦的统一是短命的。大一统对于秦来说，不过是“过把瘾就死”。兼并战争打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只能以掠夺更多的土地和人民来继续维持。而当统一完成，要想以种种制度上的施为，来维持这样的统一时，秦朝就感到力不从心了。反秦起义中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刘邦、项梁、项羽、张良、张耳、陈馀、英布、彭越等，都是“盗贼”。他们或出没于深山大泽，或藏匿于闾巷民间，秦朝的军队却拿他们毫无办法，邻里告奸和连坐制度似乎对他们也无可奈何。有这样一件事：一次，在秦朝东郡，有人在一块陨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却因为查不出个究竟，秦始皇竟下令将住在那块陨石附近的“黔首”一概杀了。可见，大一统之下，法家的那一套严刑峻法，虽说很强势，其实也很无能。
　　秦朝的统一，在大的方面做了很多便于统治的文章，耗尽了天下的人力和物力；而一点小事，仍足以使它崩溃。陈胜、吴广起义的直接起因，不过就是因为戍卒不能按期到达服役地点这样的小事，却要被判处死刑而引起的。把国家改造成为一部战争机器，对掠夺他国的土地和人民，以及灭人之国虽或许有用，但对于治理天下就完全不够用了。那个时候的战争，说到底，就是君主与君主之间的战争。占据了人家的国土，俘获了人家的君王，这个国家就算是消灭了。但是，要使天下百姓心悦诚服，再强大的战争机器都是无用的。所以，只看到秦的“大一统”，而看不到它的“短命而亡”；欣赏它的“过把瘾”，却无视它的“就死”，觉得“过把瘾就好”，那真是太可悲了。
　　在某种程度上，商鞅的变法，当他把秦国成功地改造为一部战争机器时，秦国的扩张性，其实已变成一匹脱缰的野马。而战国时期的各大国，在这种扩张性方面，虽不及秦国来得强烈，性质上也是相同的。秦最终灭掉六国而统一天下，无非是它在军事扩张能力上强于六国。这样的制度优势，有利于战胜敌国，却并不利于维持统一。研究秦朝的历史，不能只强调它的“大一统”而“过把瘾”，更重要的是要探究它的“短命”而“就死”。明朝刘基把自秦以来的国家控制社会的方式，概括为“以力聚之”，说它犹如“以手抟沙，拳则合，放则散”，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不能因为自秦以来中国有两千年的“秦政”，就觉得秦朝的统一有多么的了不起。两千多年来，人们总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不总也要大讲秦亡的教训吗？
　　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有三代的模式，也有秦的模式。就总体而言，统一是中国历史中的一种趋势，但采取怎样的方式更有利于统一，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历史问题。比较而言，后来汉朝的大一统，较之秦朝的，就要巩固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吸取了秦亡的教训，特别是吸取了秦朝的“网密而刑虐”的教训。但是，就是这种“过把瘾就好”的感觉，竟使《裂变》的作者，对秦的统一推崇备至，把对商鞅其人和商鞅变法都说得无比完美。这样的讴歌，如果是基于历史事实，或可以认为是历史观的不同，而另当别论。可惜的是，作者完全是用“虚构的事实”，来赞扬商鞅及其变法的；所根据的是没有商鞅变法，就不会有秦的统一这样的推论。而更进一步的推论，则是只有秦国才适合于商鞅变法。作者因此认为，在“秦帝国兴亡沉浮的五百多年中，华夏文明历经了千锤百炼而炉火纯青，具有无可匹敌的独立性和稳定性。秦帝国时代创造的原生文明，使中国人在两千多年中历经坎坷曲折而没有亡国灭种”；“帝国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今天仍在规范着我们的生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所以，我们“还得感谢大秦帝国，我们那伟大原生文明的创造者”。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要说明中华文明的原生性，不是通过这种简单的推论，就可以达到的。文学的表现，若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大一统”，就认为商鞅及其变法，一切都是那样的尽善尽美，而把真的说成是假的，用虚构的故事，来掩盖真实的历史，把“过把瘾就死”，变成“过把瘾就好”，真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事。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文学的虚构不是虚假，必须符合历史的实际，才具有真实的意义和感人的力量。否则，这样的文学创作，不仅是在篡改历史，也失去了文学的意义。■

来源：上海书评

作者: 刘勃 时间: 2010-8-8 17:10

这书我最近倒也下来看了几页，惨不忍睹。

作者: 彼亦一是非 时间: 2010-8-8 17:32

哎，这种烂货是泛滥成灾，与其看大秦帝国，还不如看看鬼吹灯、盗墓笔记，至少还算个消遣

作者: 燕麦 时间: 2010-8-8 17:43

没看过，估计又是《雍正王朝》之类的书吧。

作者: jsjjxzs 时间: 2010-8-15 12:31

看了两部,很有感触.
"我们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除了争着把自己的知识卖给君王之外，有独立思想的有几个？专制之下必定盛产愚民。其实这也是专制的需要。愚民永远是独裁者的社会基础。专制者就是要用各种方式炮制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愚民。如果谁不愚，就要消灭。现在不少人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辩护，《大秦帝国》的作者也是这种态度。无论焚书坑儒的事实真相如何，专制者本质上是与知识分子对抗的。我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不是为专制者出谋划策、抬轿吹喇叭，也有点知识的人（如法家）或者对专制没有大伤害、还有点实用价值的人（如医家、农家），而是有独立意识的人。任何一个专制政权都要消灭这些人，因为他们不仅死不服从皇帝，而且还可以煽动别人。为秦始皇焚书坑儒辩护，说穿了就是对专制情有独钟。我不能接受的一点，正是《大秦帝国》美化了中国第一个封建专制政权，也美化了专制者。"

作者: 老李北海鱼 时间: 2010-8-15 16:29

为希特拉招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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