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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唐宝林：南京和平解放与初期的反腐败斗争 [打印本页]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10-8-13 14:15 标题: 唐宝林：南京和平解放与初期的反腐败斗争

现在的人们，只知道南京是解放军用千千万万条小木船，强渡长江，战争解放的。实际这是不明历史的真相，张冠李戴。它是以“北平方式”不同的方式和平解放的。这个方式就是：
一，受上海局直接领导的、以陈修良为首的南京地下党首先深入到国民党军政机关上层，取得了国民党千里江防一系列战略、战役情报，如：渡江作战前，刘伯承、邓小平、陈毅为首的二野、三野总前委司令部先后收到了由南京地下党重要领导人朱启銮、白沙化装成商人冒险过江送来的汤恩伯拟定的《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和《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重要情报。此外还从国民党军令部弄出了《1948年国民党后备军力量》；首都警察厅的《南京城防工事地图》以及有关警察部队的兵力和装备的重要情报资料，还有如地下党员（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江防指挥部装甲兵参谋沈世猷等）冒着生命危险弄到了国民党军队从芜湖到安庆之间的江防部署图，浦口沿江地带国民党前线司令部位置、干部名单、炮兵阵地、人员编制、武器装备等情报，为解放军部署渡江和部队作战提供了准确前提。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南京地下党的情报工作，在我国情报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二，在上海局领导和合作下，成功策反国民党陆海空军大起义，瓦解了国民党的防御和抵抗力。如1948年12月的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飞行员俞渤等人起义、1949年2月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起义、1949年3月24日南京警卫师97师师长王宴清起义，等等。
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总前委原定计划是“攻占浦口，炮击南京”，由于南京地下党获得多项战略军事情报，又策反了这么多项海陆空大起义，至3月27日10时，中央军委确定将准备了一个多月的“攻占浦口，炮击南京”的计划撤销，避免了六朝故都受到炮火的毁坏。
三，在1949年4月21日零时，国共和平谈判结束，解放军在南京东西两端的江阴和芜湖两处江面最狭窄的地段，用小木船强行突破（当时也有地下党策动的江阴要塞起义和芜湖荻港国民党第106军282师师长张奇率领该师5000名官兵起义的配合。后人看到的解放军用千千万万小木船渡江的情景，是在这两个及其他地段发生的。不是解放南京的情况）后，向南京后方包抄过来，南京危在旦夕，有被“包饺子”可能。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才在4月22日夜匆匆忙忙下令南京守军全部向杭州方向撤退。而这时担任对南京守敌作监视任务的解放军35军，还在江北岸从望远镜里瞭望南京，只见南京城内因少数反动分子的破坏，有几处烟雾上升，所以派出一小股侦察兵，乘一只在国民党封江、船只全部扣到江南时、江北老百姓唯一保存下来的小木船渡河侦察。
在这一段“真空”的日子里，由于南京地下党做了大量的护厂、护校、护机关、护物资工作，并且准备了帮助解放军大部队和大辎重过江的多艘大轮船。终于使这个国民党盘踞了22年的首都，在1949年4月23日和平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实际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结束。这个和平解放南京的情况，在陈修良的市委地下党书记卸任时给华东局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得十分清楚：
“甲  四月二十二日下午，敌军警宪仓促撤离南京时，全市即陷入无政府状态中，流氓地痞和贫民集体进行抢劫各米面油行，警宪仓库等。解放军于二十三日夜间方有少数部队陆续进城，抢掠依然不停。维持治安我地下党早有准备，二十二日起即出动保留下来的警察实力2000余人（郊区与城内按地区组织，党的系统受警委领导。解放前包括统战关系，全市97单位中有关系者64局所，撤退时一部分被迫离城后仍弃枪回城者不少），商店职员组织的义务警察约1000人，工人纠察队3000余人。各专科以上学校师生员工应变会的组织，各政府机关公务员联谊会组织起来的员工，混乱时即将敌人遗弃枪支多少不等，武装自己，青木棒不计其数。此项群众数量相当巨大，无法统计，至少七八千人，立即站岗、放哨、巡逻，保护机关、仓库、公用事业等。维持治安中，仅死义警一人，贫民死伤数人，物资破坏不大。蒋匪临走时将司法行政部烧了，西郊警察局因我控制力极大，全部未撤走，曾接应渡江。我三十五军初进城时，因未与地下党联络，不了解情况，即命令人民武装及警察全部缴枪，致一天之内助长了抢掠之风。解释误会后，仍令警察徒手站岗，并派军队看管各重要机关。数天后，秩序即告稳定，南京已无战争景象。警察复员，经审查后已复员至4000余人，现已归公安局领导。工人、店员武装组织，拟经表扬与教育后，每人发给生活津贴费二千人民券，争取先后复员就业。
乙  南京政治犯七十六名，经地下党疏通，已在解放前全部释放，除南京地下党员6名已分配工作外，其余已各自走散，但名单尚在。普通犯全部在狱。”
陈修良又说：关于以上保护城市和顺利接管，最巧妙的是地下党运用了统一战线策略，她说：“国民党在撤退之前，各机关均组织了应变会，目的是企图在兵临城下时，把各机关的人员，财务完整地送到台湾。我们接过他们的组织，把应变会的要求完全改变了。我们凭借这个合法组织，向国民党机关要求生活有保障，如发米贴等等；另一方面，借口整装待发，进行清查，把他们的名册、档案、器材、钱物全部点查清楚，造好账单，在解放时迅速而又完整地交给我党军管会，这件事使得我们在接管时省力不少，损失不大，其实解放军进城之前，我们已经基本上准备就绪了。连接管人员也按系统分配停当，地下党员熟知情况后，有800多人参加了接管工作。”
陈修良是1946年出任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的，当时只有党员200人，解放前夕发展到2000人。这支队伍能如此出色地完成以上配合解放南京的任务，在整个解放战争史上，乃是光辉的一页。
4月25-28日，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总前委最高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先后来到南京。毛泽东亲自点将的宋仁穷(当时任二野政治部主任)更是带着南京领导干部的新名单和200人的南下干部队伍，来到南京进行全面的接收。
28日，南京市军管会成立，主要领导成员和下设机构如下：
委员兼主任：刘伯承
委员兼副主任：宋任穷
委员：张际春、江渭清、段君毅、陈同生、李达、柯庆施、徐平羽、罗士高、陈士渠、张霖之、孔从周、陈修良、周兴、黄华、刘宠光、
秘书长：陈同生
副秘书长：李静宜
供给部部长：张友亮
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
房地产管理处：第一处长：朱启銮  第二处长：汤成功
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段君毅  副主任刘峰万里
交通接管委员会：主任刘宠光
军事接管委员会：主任孔从周  副主任谭善和邓有伦
政务接管委员会：主任罗士高副主任林征  齐仲恒
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徐平羽副主任  王明远  任崇高
公安部：部长周兴
从这个名单看出，新的领导班子以南下干部为主，占了绝大部分，原地下党干部只有三人即陈修良，朱启銮，王明远、而且全是付职或下属。南京作为中共由“农村包围城市”转向以“城市领导农村”后夺取的第一个大城市，培养了一大批以后领导和管理新中国中央一级的骨干。而他们的家属子女及秘书之类，大多数成为世袭制度的宠物（太子党），垄断着这个国家的权力中心。成为中国走向民主化的最大障碍。
与党内的腐败现象作斗争
但是，二十多年主要在农村环境中成长的南下干部和解放军，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受“农民意识”的影响，他们具有列宁所指出的狭隘的报复心理：“地主、资本家滚开，现在该由我来捞一把了”，于是出现了不少离开无产阶级思想的怪现象：首先是纷纷抢占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好房子、汽车、家具等；尤其是有的干部以胜利者自居、盛气凌人、动辄训人等恶劣作风；不少官兵还不按规定购买车票，恃强乘车，购物，以及不购门票，强行进入娱乐场所；有些晚来的干部没有捞到好处，甚至伸手要住好房子、坐好汽车、骄横蜕化、铺张浪费。
由于战争形势发展迅速，35军和三野的部队很快撤出南京，二野进驻，他们在“二野穷，二野苦”的叫喊声中，更是肆无忌惮地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享受特殊待遇，干出不少破坏国家财产、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来。当时为最高领导人的华东野战军总前委书记，同时又是华东局的书记兼二野政委的邓小平，非但不制止这些腐败行为，反而加以纵容和鼓励。以致宋仁穷等干部在陈修良面前说出“一个人最好能讨两个老婆！”的话来。于是在这些南下干部中，出现许多“陈世美”——抛弃根据地的“糟糠之妻”，换成年轻美貌的“江南新妾”。这些人本身进城后生活就开始腐化，带头抢房子，争汽车，抢物资，要秘书，做官当老爷，追求享受，大吃大喝，自然也不去教育广大官兵中的这些不良现象。
当时刘伯承将军知书达理，作风比较正派，经常批评这些不良现象，如他在5月9日南京市政府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农民革命的首领洪秀全，他到了南京，脱离了群众，自己腐化起来，就失败了。我们干部一到南京，骄横腐化的现象已经在发生中，如有的同志在接管中以胜利者自居，盛气凌人，动辄叫人家伪职员，随便骂人是洋奴；南京公共房产占75％，本已多而漂亮，竟然有同志还嫌不好不多，住了这院，又搬到那院；有的同志则丢了马要坐吉普车，现在又丢了吉普车要流线型轿车；有的同志不问政治条件只想在苏杭娶妻，甚至有在舞场玩弄舞女夜不归营之事；有的带兵的人则不免添加骄横，不大听指挥的样子。这些是多么可怕的倾向啊！”
当时，陈修良当场表示赞成。但有的地位很高的领导干部如当时为最高领导人的华东野战军总前委书记，同时又是华东局的书记兼二野政委的邓小平，非但不制止这些腐败行为，反而把“放纵部下抢房子与物资，视为当然之事”。以致宋仁穷等干部在陈修良面前说出“一个人最好能讨两个老婆！”的话来。
于是南下干部与地下党干部之间的矛盾一时尖锐起来。许多部队上的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对地下党的同志表现出一定的轻视和怠慢情绪。特别对有人主张正确评价地下党在解放南京中的作用言论，十分反感，企图抹杀地下党的作用。
有的人甚至还对地下党的立场和出身产生怀疑，认为它们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当时由于战争迅速胜利，供应有些跟不上，有些地下干部的着装不能一下子都全部换下来。于是部队一些同志就对地下党员着装洋气，女同志烫发、男同志穿皮鞋等问题议论起来。如在官兵中流行着这样一个看不惯城市妇女的顺口溜：
头发是火烧的——烫发；
胳膊是摸鱼的——旗袍和短袖衫；
腿是过河的——小腿外露；
鞋是跌人的——皮鞋和高跟鞋；
更有甚者，还有干部派人跟踪地下党的同志，看他们是不是向敌人发送我军情报。
特别是军队闯进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住宅，引起《美国之音》播发美国政府的严重抗议，毛泽东才发来急电进行批评，以后必须注意涉外政策。但其他方面的腐败和违法乱纪行为由于邓小平等向上隐瞒，毛泽东竟来电表扬解放军“进入南京纪律严明”。
当时八兵团司令和解放后的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陈士榘作风思想纯正，为人耿直，能正确对待地下党。他后来对儿子回忆说：
刚解放，穿着旗袍的陈修良来到35军司令部与何克希政委见面时，父亲也在，经介绍后，“父亲立即与陈修良致意。父亲说：‘真没想到，帮助我大军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党负责人，原来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小女子呀！’
“父亲说：‘没有南京地下党的协助，我们不可能这样快这样干净利索地解放这座古城。特别是那些接送解放军的小火轮，没有它们没准到现在我们还在跟南京守敌作战呢！’”
“陈修良说：‘陈司令过奖了，我们只做了我们应该做的工作，离党的要求还差很远哩！’
“因为都是市委委员、常委，经常在一起开会。父亲更多地了解陈修良，发现她真正是了不起的女杰。在军警林立的国民党政权的心脏，她居然能够在陆海空三军和警察部队中，都发展和安插了中共地下党员。甚至在保密局、国防部和美军顾问团这样极其重要的机构内，陈修良也都发展和安插进我们的同志。这不仅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谋！”
所以，他对南下干部和部队官兵中有人看不起和看不惯地下党员，给予了应有的批驳：“打仗谁都会，地下党的同志要是来到部队，个个都是好样的！但要让我们部队的同志去搞地下工作，你不见得就行！打仗只要勇敢就行了，而搞地下工作光勇敢是没用的，还要有智谋，有勇无谋绝对会把党的事业搞砸的！”又说：“烫头发怎么了？穿皮鞋、旗袍怎么了？只要思想是无产阶级的，就没有什么！我们南京地下党的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穿着旗袍，我看很不错嘛，难道你怀疑陈书记的思想有问题？笑话！”
早在35军进城时，看到军队抢房子，抢家俱，陈修良就感到很痛心。她怕历史上农民起义胜利后的悲剧重演，受毛主席推荐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启示，就组织战士看戏《闯王进京》，以对部队进行善意的教育。
不料引起邓小平等人的忌恨，9月17日南京市支书及排以上干部四千人的大会上邓作题为《论忠诚与老实》报告时，向陈修良发起突然袭击。以南下干部中散布的大量谣言为依据，肆意攻击陈修良地下党在解放南京问题上要与解放军抢功；干部任命上要“平分秋色”；尤其在组织问题上，由于执行上级指示在淮海战役后在国民党军警宪特机关，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发展党员，把许多“特务”发展入党，造成南京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攻击陈修良是对党“半条心”的人，而蓄意包庇“二条心”的敌人；甚至解放后还出现“打倒毛泽东”的标语等等。使在场倾听的陈修良气得“浑身发抖”。这些谣言，邓小平都用“听说”来例举，而事先却不找陈核实过一次。（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文献研究室原拟把邓小平的这篇报告收入《邓选》第3卷，当时邓还是胡耀邦、赵紫阳的“太上皇”，但陈修良提出了这个以谣言为根据的报告的虚伪性和恶劣后果，邓也无言，所以没有收入《邓选》）
与此同时，毛泽东听了邓小平以上恶间诽谤的报告，就发给少数大军区“心腹大臣”处理地下党的密令“新十六字方针”—— “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接着，华东局就布置和催促南京新市委大整特整陈修良为首的南京地下党（其中绝大部分是城市知识分子）的“整党运动”，三个月，就清理出376个“不纯分子”，一人被逼自杀。其他地下党员也在毛的“新十六字方针”下，统统没有好下场，从此这些在南京以及其他城市解放中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地下尖兵，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以“特务”、“叛徒”、“反革命”之罪，受尽折磨和迫害，很多人家破人亡，冤沉海底。陈修良也在步步降级后，1957年与丈夫沙文汉（地下斗争时期的上海局领导人）一起被打成“极右派”，受了22年的“专政”，充分反映了农民起义胜利后诛杀功臣的狭隘性和“打倒皇帝做皇帝”，“打倒军阀做军阀”的封建本质。这是后话了。改革开放后，重新严格审查，才发现南京原地下党员2000人，无一个有政治问题，进行了平反。
对于解放军和南下干部的腐败问题，在当时，由于江南半个中国，刚开始解放，毛泽东见霸业未成，因此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不允许上述腐败和违法乱纪现象漫延，毁了他的新大厦的地基。所以，新南京市委成立后，针对以上腐败现象进行批评与教育，除了刘伯承、陈士榘等、陈修良的批评教育外，还召开党员大会，组织训练班，进行自我教育。如新市委向中央及华东局的报告所称：“干部中发生坏的倾向是骄横蜕化，要好公馆、好汽车浮华铺张浪费，甚至玩弄舞女，以胜利者自居盛气凌人，动辄称人为伪职员，带兵的不大听指挥等，我们已抓紧此种倾向，分别教育与斗争。”
同时，市委还对一些严重的无政府无纪律事件，进行通报批评，并令犯错误者进行检查。例如在市委党刊《南京通讯》第2号上，就刊登了对三位干部的批评《通报》，其中说到“邓存伦同志不请示军管会擅自将六十兵工厂改为二野兵工厂，是无纪律无政府没有整体观念的狭隘的本位主义之具体表现。”三位干部也作了自我检查。在第6号上，又发出《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破坏蓝园房产事件的通令》，严厉批评人民银行总务股长吴振华私自允许职员挪用蓝家庄园伪邮汇局宿舍家俱，后又拖延交出庄园（作人民政府招待所用）达一月之久，“致屋内设备家俱被盗卖破坏，造成巨大之损失”，“特责成该行赔偿损失并进行检讨”，对吴振华“从重惩处”。
由于以上这种腐败和无政府无纪律的行为不是个别现象，所以，到9月份，华东局就决定召开各种党代表大会，对全体党员进行普遍的教育，并且以自我检查、自我批评为主。如二野政治部在9月3、4日，召开了全直属部队党代表会议，出席会议代表66人，“检查与动员爱护人民祖国财产，树立人民国家观念、整体观念，完成新进军的任务”。会上由张际春作报告，指出：“最近根据我们的工作检查，我们进入南京参加接管任务以来，存在着某些反整体反国家观念的事实，如接管工作中，并不打算请求和报告即企图据为己有与自由处理的本位主义，横蛮不遵守铁路规章，对驻地房屋公物的破坏贪污浪费等现象。”报告分析了产生这些现象的思想根源是：“游击主义倾向、本位主义思想、右倾享乐思想、农业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作怪。而在二野则和所谓‘居功’、‘穷’与‘苦’的思想包袱，也成为支持这种思想的一个力量。认为对我们应该‘原谅’和‘特别’。结果产生骄傲埋怨、无政府无纪律状态时起时伏”。报告号召全党，深入开展爱护人民祖国财产和加强人民国家观念的学习与思想教育，在部队中明确的树立人民国家的观念，来克服本位主义、自私自利的倾向。
报告后，有十七位同志发言，深刻反省和揭发了在参加接管与驻防南京四个多月中某些破坏、浪费与本位主义现象。例如浪费水电，损坏房屋家俱；浪费粮食，有的单位用粮食喂猪；甚至私卖粮食，摆阔气，勤杂人员过多，不合精简原则；某些单位企图将资材据为己有，如卫生部曾经将中央医院的科学电影机搬回部队，警卫团在浦镇驻防时把旧枕木烧火，后勤部及特纵连连发生压伤人事件，等等。（《二野政治部召开野直党代表会议》，《新华日报》，1949年9月9日）
接着，9月20-25日，南京市委召开了600多个代表参加的市党代表会议，代表们经过反复讨论和深入研究，采取了联系实际与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最后树立了一致的认识，认识到：今天南京党的最主要问题是从思想上、政治上、政策上、组织上走向完全一致，团结在南京市委领导下，克服困难，建设新南京。（《二野政治部召开野直党代表会议》，《新华日报》，1949年9月9日）《市委召开党代表会议》，《新华日报》，1949年9月26日）
会议后，二野接受中央新任务，去解放大西南，并带走原南京地下党员1400多人，作为随军“西南服务队”志愿者，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新贡献。
毛主席党中央一直密切关注着南京的解放和解放后的部队及与地下党会师的情况，当4月下旬得知解放军进入南京后发生种种腐败和无政府无纪律的情况后，就立即指示华东局注意教育和整训。当时战争形势发展非常迅速，战事无比紧张，几乎无暇顾及部队的教育和整顿问题。特别是三野，解放南京后，立即奉命解放中国最大的国际化城市上海，将会发生更大的影响。陈毅司令员坚决执行中央指示，让在急行军追歼敌人解放上海的部队在距上海200公里的丹阳镇（华东局新的驻地）停止下来，根据南京的经验教训，对部队进行了整训。
陈毅为执行中央指示，亲自对部队状况作了调查，发现果然问题严重。他在驻丹阳的部队中，了解到军队有人随便到学校去拿电灯泡，有的硬要进丹阳大戏院看《白毛女》话剧，而老百姓有票却进不去，还看到丹阳满街都是队伍，干部自由上街，整天在街上兜，请假制度并未执行，便紧紧抓住这些苗头性问题，进行生动具体的纪律教育。5月10日在丹阳大王庙（现城南小学）的院子里向军队干部和接管干部作报告时严肃指出：“这种情形不搞好，到上海一定要天下大乱。”“我们到上海，跑跑马路，坐坐汽车，看看戏，一举一动对敌友我都有关系。”“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里不能‘野’！”并指出：“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见面礼。”
为了秩序井然地进入上海，总前委和华东局对部队进驻上海后的驻地布置、入城程序、入城纪律、涉外问题都作了周密部署和具体规定，还就入城纪律作了演习。由于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使部队开进“十里洋场”经受了考验，特别是部队露宿马路，不进民宅，真正做到“持军整齐，秋毫无犯”，给上海人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中外舆论给予很高的评价。
这说明一支部队、一个党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问题，是可以通过教育和整顿进行纠正和改善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农村环境中活动了近22年，受到“农民意识”的严重影响；执政后，也同样在农民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再加上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不少领导干部有“大捞一把”的思想，只顾捞取自身利益，而不顾人民的利益。党组织应该对这种恶劣现象进行坚决斗争，常抓不懈，才能保持无产阶级的本色。否则将产生严重后果。如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大发展，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子女的以权谋私，大捞特捞的腐败现象又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开来，弄得民怨沸腾。真是江山能改，本性难易！中国向何外去？又站到了十字路口。
中共能否像“遵义会议”、“西安事变”、“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转危为安，人们将拭目以待。

作者: 爬坡王 时间: 2010-8-13 15:09

唐宝林，是社科院近代所研究陈独秀，研究托派的那老先生吗？知道因为有南京的乱后来才有上海进城的良好秩序，没想到细节竟然这么有得回味！

作者: zlyl100 时间: 2010-8-19 18:20

历史还是值得细细回味的。

欢迎光临燕谈 (http://www.yantan.us/b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