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谈 - Powered by Discuz! Board

标题: [转帖] 章立凡：大学：何时再有蔡元培？ [打印本页]

作者: tian295 时间: 2010-8-23 10:41 标题: 章立凡：大学：何时再有蔡元培？

　　1912年1月19日，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这是教育总长蔡元培启用教育部印信的当日发布的。5月，教育部再度下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7月，蔡元培在全国第一届教育会议上提出：各级学校不应祭孔——“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

　　颁行上述举措的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及弟，授翰林院庶吉士。他原是维新派中的一员，后弃官从事教育事业，并逐渐转向革命。1902年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1904年他在上海组建光复会，翌年光复会并入同盟会，他被孙中山委任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听课，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在德期间著有《中国伦理学史》等著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并于1912年（民国元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正是这样一位学贯中西、受过全套传统教育而又从封建营垒中杀出的人物，废止了历代封建王朝正统教育的读经制度，提出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取代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他认为：“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隶属于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有超轶政治之教育。” 凭着这样的理念，他创建了近代中国的教育体系。

　　出掌北大，宗旨正大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蔡元培不愿与袁政府合作，于1912年7月辞职，翌年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北京政府明令恢复了民初《临时约法》，蔡元培应邀回国，同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北京大学前身即清末之京师大学堂，实为一座“官僚养成所”，衙门习气深重。据蔡元培自述：回国后“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抱着改革教育、清除积弊的理念，于1917年1月8日到北京大学上任。他认为：“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到校视事的第二天，他发表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这三点要求，都是有针对性的。

　　蔡元培在1906年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故对清末以来大学生的积习，有着深刻的了解：

　　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这些积习，在今天的大学中（特别是在混学历的官员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有鉴于此，蔡元培特别强调学生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求学不应以做官发财为目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不同于一般“学成任事”的专门学校；并指出“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

　　蔡元培在演说中痛陈：学生在校如果不能“植其基，勤其学”，即便将来出而仕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已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在第二年的北大开学式演说中，他又明确提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蔡元培：《北京大学开学式之演说》）。蔡元培的这些办学主张，足令后世以大学为学店、以学历为利禄身阶者汗颜。

　　求贤若渴，唯才是举

　　蔡元培分析北大学子的心态说：“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由于当时的中国政法学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多由官员兼职，蔡元培认为这是“不得已之举”，“要打破这些习惯，止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并着手加强文、理等学科的师资力量。

　　蔡元培到北京后，曾向老友汤尔和探讨整顿北京大学校务，汤向他推荐了《新青年》主笔陈独秀，蔡与陈本是相识已久的革命同志，他翻阅了《新青年》，并向汤打听到陈在北京的住处。他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当日，就到西河沿中西旅馆访问陈独秀，力劝陈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回忆说：“蔡先生约我到北大，帮助他整顿学校。我对蔡先生约定，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回沪”（石元皋：《陈独秀生平点滴》）。考虑到出任文科学长需要一定资历方能通过，蔡元培甚至为陈杜撰了履历，使他顺利地到北大任教，《新青年》杂志社也随之迁至北京。

　　1917年7月，另一位新文化领袖、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并因胡适的介绍引进了不少新派学者。蔡元培后来回忆说：“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被蔡元培聘入北京大学的，还有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蔡、李二人于1917年在北京相识后，在“教育救国”及“兼容并包”上多有共识，。1918年，北大逻辑学教授章士钊请辞兼任的图书馆主任一职，并推荐李大钊接任。据章回忆说，自己“所以兼图书馆主任者，无非为著述参考之便，而以吾萦心于政治之故，虽拥有此好环境，实未能充分利用；以谓约守常（李大钊字守常）来，当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时校长为蔡孑民，学长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后来，湖南青年毛泽东因准岳丈杨昌济教授的推荐，被李大钊接受为图书馆助理员，并到北大旁听。

　　蔡元培延聘师资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哲学家梁漱溟1917年受聘担任北大哲学门讲师时，年仅24岁。据梁先生回忆，蔡先生是因看到他以近世西洋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的《究元决疑论》（发表于上海《东方杂志》）后提出聘请的：“记得蔡先生和陈独秀先生（新任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之文学院长），以印度哲学讲席相属之时，我本不敢应承的。我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而据闻在欧洲在日本一般所谓印度哲学，皆指‘六派哲学’而言，其中恰没有佛家。蔡先生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我说不知道。蔡先生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只有应承下来。”（梁漱溟：《忆往谈旧录》）

　　但蔡元培遴选教员，也有其严格的一面。当时北大各科尚有若干洋教员，皆从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请托介绍而来，学问参差不齐，来校后又感染了中国教员的懒散习气，北大依照合同辞退了其中不合格的数人。于是有洋教员要控告校长，英国教员克德来、燕瑞博请英国公使朱尔典来同他谈判，均为所拒。朱尔典曾扬言“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蔡则一笑置之。

　　厉行改革，健全学制

　　五四精神是“科学与民主”。蔡元培是将教育科学化的第一人，也是推行大学管理民主化的第一人。蔡元培曾谈到：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他在北大校长任内，推行了一系列教育体制的改革。1917年10月，他主持召开了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胡适建议改分级制为选科制，此议获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选修科目可以跨系。这是中国的大学选修课及学分制的由来。蔡元培说：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为推行他的“沟通文理”主张，蔡元培率先提出了将大学分为本科与专科的创议。他于1917年1月提出大学改制议案：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大学（蔡元培：《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但在当时未能成功。1918年10月，他再度向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建议：大学本科，“融通文、理两种之界限：习文科各门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中之某种（如习史学者，兼习地质学；习哲学者，兼习生物学之类）；习理科者，不要不兼习文科之某种（如哲学史、文明史之类）。”1919年，北京大学正式实行“废科设系”，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十四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蔡元培鉴于北大商科毫无设备，仅有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将商科并入法科。当时北大预科的设置受教会学校影响，偏重英语及体育，其他科学则比较落后。学生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学习上会发生困难。蔡元培在校长任内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蔡元培身为北大校长，视野却放在高等教育的全局。他说：“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当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北洋大学有工、法两科，北京另有一工业专门学校，三者都是国立院校。蔡元培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停办北洋法科，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北大的工科的土木与矿冶并入了北洋大学，将工科省下来的经费转用在理科上。

　　蔡元培对北大的一大贡献，是接受胡适的建议，仿效美国大学建制，推行“教授治校”制度。他提出：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的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方面的事”；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合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究各种事务”。（蔡元培：《回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演说》）

　　此时，蔡元培邀请他早年的学生、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得意弟子蒋梦麟到北大共事。他请蒋通盘计划，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蒋出任总务长，顾孟余任教务长。1930年，三度代理校长的蒋梦麟正式执掌北大，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十六字方针，进一步健全了北大的管理制度。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是民主，他不仅推行教授治校，也主张学生自治，鼓励学生组建自己的社团。他认为组织学生自治会“可以把治者与被治者的分别去掉”“由学生传之各地方，一定可以提起国民自治的精神”。（蔡元培：《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演说词》）当时的北大成立了许多学生社团，组织各种社会、文化活动并办刊、出书，都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其中最著名是傅斯年、罗家伦组织的新潮社、许德珩、易克嶷等组织的国民社，以及由守旧派教员支持的国故社。五四运动就是由前两个学生社团组织发动起来的。

　　蔡元培素来主张男女平等。1919年10月，胡适发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主张在北大收女生旁听作为正式女生的过渡，呼吁社会改革女子教育，这个主张得到他的赞同。1920年春，北大就招收女生9人入文科旁听，暑假又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蔡元培曾谈到：“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提倡“劳工神圣”，同时为穷人争取平等教育权利。1915年6月，他在法国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提倡勤工俭学，后来成为中共领袖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皆通过该会的渠道赴欧洲学习。1919年3月，他在北京与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李大钊等发起工读互助团，并组织募捐，帮助贫苦青年实行半工半读。

　　为使本科毕业生继续从事较深的专门研究，蔡元培还接受胡适的提议，计划设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并先办起了国学研究所。北大在蔡元培任内以文科见长，但他也十分注重理科的建设，请到了李四光等名师到校执教，以求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1930年蒋梦麟继任后，北大理科有了长足的发展。针对守旧派的尊孔以及以孔教为国教的主张，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创议，在北大先后成立了书法研究会、书画研究会、音乐研究会。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后，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学术民主。他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新派”人物来校任教，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各种社会思潮的策源地，中国共产党的三位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都是北大教员。蔡元培在积极提倡新文化的同时，并不排斥旧学，一些站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的旧学代表人物，如主张清室复辟的辜鸿铭、鼓吹洪宪帝制的刘师培以及国学家黄侃等，也同时在北大执教。

　　据北京大学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教员217人中有90位教授，平均年龄仅30余岁。对76人的统计显示：50岁以上6人，35岁以下43人，其中陈独秀39岁，梁漱溟24岁，徐家璜25岁，朱家骅26岁，李大钊、刘文典、胡适28岁，这在当今的大学中是无法想象的。当时北大本科学生平均年龄为24岁，师生年龄段的接近，给校园带来了清新活跃的学风，其中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冯友兰等，后皆成为一代学术宗师。

　　蔡元培说：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他虽然主张“兼容并包”，但仍坚持自己的新文化主张：“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当时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对北大的办学方针提出挑战。他攻击新式教育“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覆孔、孟，铲伦常为快”，认为提倡白话文“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他还告诫蔡元培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他在《学衡》杂志发表的另一版本公开信中，更大骂“神圣学校，几为万恶之府矣”，“不顾是非利害，不计将来之效果，信口狂言，以全国天真烂漫之少年，为其试验品，为其功利名誉之代价，是可忍孰不可忍！”；

　　蔡元培立即发表公开信回击，驳斥林纾的造谣诬蔑。他指出林所责备者“不外两点：一曰‘覆孔、孟，铲伦常’，二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他要求林纾提出证据，北京大学教员在校内校外，何时何地发表过“覆孔、孟，铲伦常”的言论？他还举证指出，北大教员中研究孔孟乃至尊孔的大有人在，至于教员在《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于为敌也”。“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蔡元培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出严复翻译西方学术著作，林纾翻译外国小说，都是由白话译成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林翻译过《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言情小说，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如果有人以此“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

　　蔡元培在这封公开信中，重申了自己的办学原则：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宇，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

　　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宽松环境，“教育独立”理念下的制度改革，学生自治下的自由结社……没有这些元素的存在，也就不会有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

　　保护学生，去职复归

　　蔡元培在北大的推行的教育改革，一直受到北洋安福系政客的攻击。他发表致林纾的公开信后四十七天，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

　　1919年春，中国以战胜国的地位出席巴黎和会，却未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及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密约。5月1日，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次日，研究系的林长民在《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披露了这一消息。同日，蔡元培也将北京政府密令签约的内幕告知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并召集全校教职员开会商讨挽救之策。

　　5月4日北大学生结队出发请愿时，蔡元培有过劝阻之举，但很快就放弃了。他一向主张“读书不忘救国”，同时也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过去他也曾两次劝阻过学生游行，但这一次态度不同：他在电话中回答教育总长傅增湘说：“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阻止。”

　　游行学生焚烧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的事件发生后，蔡元培全力营救被捕学生，尽到了一位大学校长的天职。当时北大师生齐集法学院大礼堂商议营救办法，蔡元培在询问了学生受伤和被捕情况后说：“我做校长的有责任保护我的学生。我要救出这三十几个学生来。你们现在都回教室，我保证尽我最大的努力。”

　　5月5日，教育部下令要求各校校长将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当日下午，蔡元培等十四所大专院校校长在北大开会，认为事件“乃多数市民运动，不可让被拘少数学生负责。若指此次运动为学校运动，亦当由各校校长负责”，蔡元培表示“愿以一人抵罪”，当场议决成立校长团，向当局请愿营救。5月7日北京政府迫于全国舆论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蔡元培亲率全体师生到北大红楼前广场迎接。

　　北洋当局认为蔡元培是学潮的幕后指使人，内阁会议上提出了解散北京大学，撤换蔡元培等主张，教育总长傅增湘也遭众人围攻。被捕学生安全返校后，蔡元培为承担责任，于8日提出辞呈。同日，北京政府内定由马其昶取代蔡元培，并下达三道命令：查办北京大学校长，将已释放的学生送交法庭，整饬学风。其中查办令因傅增湘拒绝副署未能公布。在这种情势下，蔡元培决定挂冠出走。

　　5月9日清晨，蔡元培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上海，转抵杭州。他发表出京启事表明心迹说：“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蔡元培挂冠出走后，北大师生一再向教育部请愿，要求挽留蔡校长，其他院校师生也一齐声援。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同上辞呈，表示与蔡共去留。5月19日，北京学生总罢课。五四运动的影响播及全国，引发了全国学生的罢课，工商各界同仇敌忾，以罢工罢市作为声援。北京政府迫于压力，下令慰留蔡元培，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电令中国代表团从缓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提出：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

　　蔡元培在痛陈教育官僚化的种种积弊后指出：“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进去么？”

　　他强调：“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得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自己到任后稍稍有所革新，就被守旧势力视为“洪水猛兽”，“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

　　他认为“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这三个“不”字，真是掷地有声。有学者总结说，蔡元培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

　　五四运动的目标实现后，各校秩序恢复，因蔡元培拒绝回任，北京大学群龙无首。北京政府曾一度任命胡仁源继任北大校长，但因学生反对不能到校。北京教育界及北大师生派出代表，到杭州恳请他回校。蔡元培回忆说：“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最终应允复职，只做北京大学师生的校长。他向全国学联代表发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忠告，并发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提出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9月20日，蔡元培重回北大视事。到校后，他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重申民主治校的理念：“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从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到1927年离任，其间因出国考察等原故，实际主事五年半，后期多由蒋梦麟代理。他在十年半的任期内，因各种政治原因，曾七次提出辞职，毫无恋栈，足见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教育官僚。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蔡元培、李石曾等的推动下，成立了中华民国大学院，蔡元培出任院长，在全国推行大学院区制度，以贯彻他的“教育独立”构想，但实行两年后，即在国民党内外各方的反对下归于失败。此后，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到逝世。

　　抚今追昔，蔡公何在？

　　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中国大江南北之时，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的生命之火燃到了尽头。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赍志以殁。

　　蔡元培的道德文章和教育成就，得到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一致推重。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和中共领袖毛泽东先后发来唁电。3月10日出殡，由北大学生护送灵柩，香港各学校、各商店均悬半旗志哀，执绋者五千余人，参加公祭的各学校学生及社团代表万余人。中央研究院同仁挽联是：“道德救国，学术救国；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3月16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特拨付5000元作为丧葬费用。24日上午，陪都重庆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临主持。同日，全国各省市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为蔡元培举行国葬。

　　蔡元培逝世后，陈独秀发表追悼文章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他评价蔡元培的人品气度说：其一，他一生追求进步革新的人格魅力；其二，他博大的胸襟，容纳百川，不拒细流。（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

　　　　

　　这些话并非溢美之词，从微观的角度观察，五四运动是爱国学生发动的一场学潮，而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蔡元培以及李大钊、鲁迅等，则并非这场学潮的实际发起者，对学潮的态度也各不相同。这三位新文化巨人中，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胡适提倡白话文，而蔡元培执掌北大，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舞台和人才。这一代1 9-20世纪之交中西文化对撞背景下产生的精英，是无法复制的。

　　五四纪念年年有，今年正值九十周年。新文化运动已离我们远去，尊孔读经又回来了，学术大师只见背影，诺贝尔奖纪录为零，教育的官僚化、功利化积重难返。当人们高标科学发展观，并重新认识民主这个“好东西”时，反思中国的教育，不禁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像蔡元培那样的真正教育家——还会有吗？

　　2009年3月25日风雨读书楼

　　《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

作者: kemingqian 时间: 2010-8-24 20:41

问的不应该是何时，应该何世？世道不同了。

作者: shen 时间: 2010-8-24 20:59

有一点需知，蔡元培在学术上成就并不多，但其人敢开新风气，也重视人才

作者: 小妖怪 时间: 2010-8-24 21:46

难啦！

作者: 闲云 时间: 2010-8-25 05:34

问的不应该是何时，应该何世？世道不同了。
kemingqian 发表于 2010-8-24 20:41

太对了. 附议附议.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0-8-26 16:20

来源Understanding China\'s academic woes
译者moonstruck
The Economist is among those to have said that Chinese academia is marked by fraud and poor academic ethics.包括《经济学人》在内的各种声音都批评说，中国学术界充满欺诈，学术道德低下。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China!" This has become a daily exasperation as I debate with my Chinese colleagues on some aspects of their country. I arrived in Zhejiang four months ago as a visiting researcher 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my long-suffering colleagues have gone beyond the call of duty to help me come to terms with China's politics, society, worldview and how they themselves understand it.
“你不了解中国！”这是我和中国同事辩论某些中国问题时最常听到的气话。四个月前，我以访问研究者的身份到达浙江，研究中国外交政策。我的中国同事们受尽折腾，甚至尽了份外的努力帮助我了解中国的政治、社会、世界观，还有他们眼中的中国国情。
China has just surpassed Japan a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ic power in the world. It is also known for its work-obsessed students, who each year compete to earn a much sought-after place at university. As prestige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education, you would imagine Chinese universities to be centres of excellence and critical scholarship. You would be wrong.
中国刚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痴迷于工作和学习的中国学生同样名声在外，每年，他们为了在大学里赢得不错的地位，互相之间竞争激烈。既然名望与教育密不可分，你或许会认为，中国大学精英荟萃，学术严谨。然而，你想错了。
An article in the Economist has recently highlighted a fact that is well known in China, but less so in the western world. Chinese academia is marked by fraud and poor academic ethics, which may hamper the country's drive for an innovative economy and its continual rise to "great power" status. What in the west is considered serious misconduct (cheating at exams, fabricating research data, ghostwriting or plagiarism come to mind) are routine practices and seldom punished. I wish I might tell you otherwise, given how warmly I am received here, but an independent, free and critical academia does not yet exist in China.
《经济学人》最近有篇文章关注了一个在中国人人皆知、在西方却不甚被了解的话题。中国学术界充满欺诈，学术道德低下。在中国努力成为具有创新精神的经济大国的崛起之路上，学术问题或许会是一块绊脚石。西方国家眼中的一些恶劣行为（考试作弊、捏造研究数据、代笔、剽窃）在中国却屡见不鲜，很少受到惩罚。我在中国受到热情款待，我也希望能够告诉你事实并非如此，但是，目前在中国还不存在一个独立、自由、具有批判性的学术界。
Chinese universities are modelled after civil services where most of those who are in charge are party members, not scholars. The chancellor of a top national university enjoys the equivalent ranking of a national government minister, and provincial universities' chancellors, provincial government ministers. Instead of being isolated ivory towers of academic research where quality research is the ultimate criterion for recognition, Chinese universities are places of hierarchy, patrimony, control and power struggles where personal networks outweigh academic ability.
中国大学的特点是行政化，管理层绝大多数是党员，而非学者。国家重点大学的校长级别相当于国家部级官员，省级重点大学的校长则受到省部级待遇。大学本应是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不受其他因素制约，高质量研究是根本的评价标准；但在中国，大学却等级森严，成了金钱、控制和权力斗争的中心，人际关系压倒学术能力。
In my experience, interviewing established professors is sometimes akin to having an audience with a ranking mandarin. They respond anecdotally from a position of superiority, confident with their privileged access to information, their influence on policy and their status in society. Attempts at engaging in academic debate are often dismissed with sighs of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China" and if pressed a little harder, accusations of western imperialism are almost inevitable.
就我的经历而言，采访知名教授有时就好像在与中国高官谈话。他们的奇谈怪论源自自身优越的地位：既有权通过特殊渠道获得信息，又能影响政策，在社会上有名有份，所以自信满满。一旦卷入到学术辩论中，他们往往叹着气，以“你不懂中国”的论调不屑一顾，如果进一步施压，几乎必然会招来“西方帝国主义”之类的批评。
Some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scholars complain privately of having to produce research on demand, of having to censor themselves on "sensitive topics" and having to deal with an unfair system that recognises seniority rather than originality and quality. But those who are unhappy with the system are in the minority; the majority of them are satisfied with their lot and are biding time until they too take up more senior positions.
部分年轻学者私底下抱怨说，他们不得不按照需要来做研究，不得不自我过滤“敏感话题”，不得不与一个资历大于原创和能力的不公平体系打交道。不满意学术体系的终究只占少数，大部分人还是安于命运，耐心等待，直到自己也获得更高的地位。
The roots of the dismal state of higher learning in China today can be found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urrent generation of professors began their careers just after a generation of intelligentsia, many of whom learned in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hip, were purged a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The current generation have navigated their academic careers with the utmost care and diffidence, with little mentoring from previous generations and isolated from critical scholarly communities beyond China.
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令人悲哀，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文化大革命。当年，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被划为反革命而受到清洗，而现在这批教授的职业生涯恰巧开始于那之后不久。现在的教授们在学术上小心翼翼，十分收敛，他们很少受到上一辈的指导，也与具有批判性的国外学术团体关系隔膜。
A recent comment by Premier Wen Jiabao that Chinese universities need to transform and be converted from a government civil service to centres of research was met with strong resistance from entrenched interests. Speaking a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as committe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 university chancellors argued that dissociating universities from government structures will lessen the value and effectiveness of Chinese education.
Wen Jiabao总理最近指出，中国大学需要转型，要从行政化大学变成学术研究的中心，但这番评论却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强烈抗拒。大学校长们作为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声称让大学脱离政府机构会削弱中国教育的价值和有效性。
A strong and independent intelligentsia and academia reflects a stable and mature society – one that is secure enough to listen to criticism, reflect and reform. In its ideal form, the core of academia is freedom to debate. In On Liberty, John Stuart Mill argued that no opinion ought to be censored as "… if the opinion is right, they are deprived of the opportunity of exchanging error for truth: if wrong, they lose, what is almost as great a benefit, the clearer perception and the livelier impression of truth, produced by its collision with error".
知识界和学术界是否强健而独立，能够反映出社会是否稳定而成熟。在一个稳定而成熟的社会里，批评，反思，改革的意见都容易被人接纳。学术界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允许完全自由的辩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论自由》里写道，没有哪种意见应该被审查，“……（因为一旦被审查，）如果意见是正确的，它们就失去了为真理拨乱反正的机会；如果是错误的，人们就失去了通过正误冲突来更加清晰、生动地了解真理的机会，而这本来就是错误意见的一大好处。”
Presented with this ideal, my Chinese colleagues respond that this is a grand ideal but it cannot be done in China – I disagree. Perhaps I don't understand China after all.
我向中国同事们描述了如此一个理想的图景，他们回答说，这是宏大的理想，但没法在中国实现。我不同意。或许我根本就不了解中国吧。

作者: 夏加坤 时间: 2010-8-26 17:00

来源Understanding China\'s academic woes
译者moonstruck
The Economist is among those to have said that Chinese academia is marked by fraud and poor academic ethics.包括《经济学人》在内的各种声音都批 ...
老木匠发表于 2010-8-26 16:20

国内大学的弊端在于受行政控制，
国外大学的死穴却在于受资本控制，
哪个更坏一点，还真不好说。

作者: 夏加坤 时间: 2010-8-26 19:00

有一点需知，蔡元培在学术上成就并不多，但其人敢开新风气，也重视人才
shen 发表于 2010-8-24 20:59

80年代的社科院，一点不亚于蔡元培时代。

何新：社科院往事忆旧

八十年代，社科院人才依然荟萃，名重学界的一批宿旧耆老多还在。
而我虽师出无门，但却毫无自卑或谦退之志。那时的我身上是颇有一股豪气的，好斗也敢斗，象一头闯进瓷器房的公牛，什么名贵就去撞碎什么。搞得一批人又恨又怕。那时候还没有形成政见的分歧，只是在学术上好立异求新而已。后来有人造谣编排我在社科院的一些轶事，其中有两件事若真若假。真相如下：

1985年我的《诸神的起源》出版后，南亚研究所有位赵××写了一本《生殖文化崇拜》，有人推荐给我。我阅后发现其所中取用的一些论点资料与我的书有关，但略作改头换面重新包装，所以也很难指实为剽窃。
我就写了封信去挖苦这个人。没想到他给我回了一信，斗气而口出大言云：“就算象你讲的——你何某算老几？你能怎么样？”
我读信后被激怒，就用电脑再打字一信，语言极尽尖酸刻薄挖苦之能事。不惟如此，我用卫生纸包裹仁丹数粒，附于信中云：“特送你救心灵丹数枚，谨防你读此信后一气呜呼不治，聊备急救之用。”
不料赵某收到此信后，又羞又怒，竟持此信去找院领导投诉。胡绳院长秘书告我，这位赵先生见到领导后捶胸顿足，痛哭泣下，要求院长开除何新以申公道云云。除了找胡绳院长，他也一一找了李慎之、赵复三、汝信等告我的状，一时院中传为奇闻。
我当时并不知这位人士真的有心脏病。但一年之后，阅报惊悉这位先生竟真的因心脏病中年早逝。因此君为“民主党派人士”，故在光明日报上有一则讣告，我读到后不禁为之唏嘘讶叹！
无独有偶。90年代香港有个知名专栏作家笔名“碧骅”。1990 年间在港报上开个专栏，常写一些杂文专门骂我。有好事的香港朋友把他的杂文寄给我。大概是 1992 年春节，我写了个明信片寄给他，贺他过年后宜避“血光之灾”。殊未想到戏语成谶。那年夏天偶见港报，这位先生竟真的因情色桃花风流孽债事，被仇家乱斧劈死在他家的楼梯间中——此事当年是香港的一桩著名案件。

还有一件事，是与历史所王XX博士发生一场笔墨官司，此事之起因是在1988 年春。
那年春季，以研究女性问题知名的河南大学李小江博士来访我。她告我一个消息，说近期有北大和社科院一批哲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美学的硕士、博士们开会，会上所议只一题，就是社科院的何新太狂！必须从学术和人格上彻底把这厮批倒批臭。
我闻言冷笑，对她开玩笑说：“你看我是多么强大，他们几头蒜就想打倒我？让他们放马来吧。”小江说：“你别臭美，他们很快会在重量级的学术刊物上掀起批何会战，把你批臭。”我笑说，“好吧，臭就臭吧，真被批臭算我没有本事。但你不要先来把我吓死。我就且先闭门思过，在家静等着吧。”
不久，《历史研究》、《北大研究生学刊》（创刊号）、《中国语文》、《文论报》、《读书》杂志等果然都在显著位置发表了一批抨击何新学术的文章。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历史所博士王XX指摘《诸神的起源》中的所谓硬伤的大作。于是我知道，这大概就是李小江教授所说的所谓“批何攻势”来了。
我那时年轻好斗。遭受围攻不知守拙之术，反而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于是我就写了一张纸条，请人带到历史所交给王某，大意是：“你那狗屁文章，本人懒得与你讨论。但很想见你一面，揍你一顿。”本意就是想臭骂他一下，出口恶气罢了。没想到文人很难缠。王博士拿着我写的这个条子四处招摇，去找胡绳，胡没见他，又去找别的院领导告状。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个条子散诸媒体，发表在小报上，并且声称还要打官司。
当时我正在由助研申报晋升副研。按照规定，晋升需要两位正研究员推荐，是李泽厚和蒋和森为我写了推荐信。李泽厚的推荐信说：“何新早就达到了副研究员的学术水平，直接评正研也可以。”

但是在我写条子骂王某而被他告了状后，这件事立刻成为院里风传议论的一个沸点。我的好友杨润时当时在院办公厅担任主任，他把我找去臭骂教训一顿，说：“你怎么在这种节骨眼上闹出这事——你的副研评审这回该泡汤了！为什么不打笔墨官司，非要打霸王拳呢？”我说我是假文人真老粗，本来就是乡下农民出身，受不得那厮们的腌臜气。这帮孙子、酸臭文人合着伙来整我，做什么理论？只想痛快揍丫一顿——这要在前清，就该用刀剑见面了。老杨生气地说：“你这混帐的书可都算白读了！”

我自己回去想想也觉得好笑，反正气也撒出去了。于是把那位博士的大作细读一遍，发现其所论多为胡搅蛮缠，实则漏洞百出。于是就沉下心翻书找资料，然后写了一篇答复，也送交给《历史研究》杂志。
《历史研究》当时是丁伟志先生主管。丁先生很公道，把我的答辩也刊登出来。我的答辩虽然字数不多，只是具体回应王博士所指摘的那十几处所谓“硬伤”，我一一引经据典作了答复。证明所谓“硬伤”云云，并无根据，只说明这位博士读书尚不广。我的回文语涉讥嘲——既不客气也不厚道（被编辑删了一些）。但此文刊出后，王博士再没有作答。

不久，我由助研破格晋职副研的问题被提交审议。因为我只有大学肄业学历，当助研也才两年（按社科院有关职称制度的规定，正常应当助研满五年后才有资格升为副研究员），年资不够。因此若申报升副研，属于破格提拔，必须先经过所一级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再通过院一级学术委员会审评通过，最后要由院长办公会核准（三级审批）。

我当时认为，在发生以上两件糗事后，我的破格晋升问题肯定没戏了。但没想到，经文学所学术委员会审议，我的晋职问题一审已经得到顺利通过。再报到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后，全体学术委员在“全封闭”状态下无计名投票，最后表决仅一票弃权，其余全为赞成票——也就是竟然没有反对票的情况下，也顺利地获得通过。

后来据当时的文学所所长刘再复告诉我，关于我升职的评议，讨论中争论其实殊为激烈。我的那两件糗事都被学术委员们提出来议论，但最终只被看作笑谈——却并未影响学术的评审结果。而在投票时，我所获得的总票数还超过同期被评审的其他人——这不仅表明学术委员对我学术成就的认可，也是一个奇迹。
这一年是自从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社科院搞的第一次副研以上高级职称评定。何新以大学肄业的低学历而被破格晋升高级学术职称一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青报等主流报刊当时都采为新闻做了报道。那一代中国社科院的学术委员，包括着一大批前辈老学者，他们就学术论学术，不执门户之见，重实学不重出身和学历，其公正性令人钦佩！

那时在中国社科院，晋升高研职称难如登天之蜀道。获得高级职称非常金贵，不像现在可以用钱买，可以拉关系，以至“教授满街走，博士不如狗。”那次院里为评高级职称实际还死了人。哲学所沈有鼎先生的一个门生是逻辑学博士，由于没评上副研，竟喝敌敌畏在办公室自杀了。历史所还有一位博士，也因评不上副研而跳楼抗议，但是重伤幸而未死。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的研究兴趣和视野由侧重文史，而转移到关注经济、政治和国际问题上。
1988年初，颇为激进的北京《经济学周报》主编何家栋先生派人向我约稿。此后我在该报连续发表了以“东方的复兴”为题的一组经济改革政策评论，文中尖锐批评“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震动当时。
1988年5月我在《中国金报》、《自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地缘战略与中国国际环境的两篇论文，认为世界列强不会乐见中国之复兴强大，对当时重点倾向美国的外交方针提出质疑，提出外交理念应当摆脱意识形态而以国家利益为准则，提出对苏外交应当开拓，建议以发展对苏关系平衡对美关系，发展对苏联的边境贸易等等。
1988年10月，我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危机与成因”一文，预言中国将因激进经济改革政策之失败，而触发政治动乱。此文发表前，我通过途径将其送达了邓小平等高层领导人。

这年年底，院办公厅主任杨润时通知我，“负责国际问题的李慎之副院长下周要约你谈话。”他告诉我，他曾列席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讨论了我的一些论点。他还说：“李慎之这次约谈，实际是受中央高层领导之托，实际是对你的考察。你要认真准备一下，千万不可信口开河。如果谈得好，你以后就一步登龙门了，将会得到中央的重用。”但我则颇不以为然，回答说：“我认为做个自由自在的学者很舒服。我无意从政，不愿遭受诸多拘束。”
过几天后，李慎之果然约我连续长谈了两次。

此前我并不知道李慎之是何许人物。杨主任告诉我：李院长曾作过周恩来的秘书，是深受最高层信任和重视的当今主要智囊人物。
约我谈话的地点是在李慎之先生的办公室。李先生见面很客气，说早就读过我写的不少东西。还说：《诸神的起源》引起争论不小，他都看了。争论是好事，“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这是毛泽东给康生一封信中的话。）
李慎之又说，他其实最欣赏还是我在《读书》上发表的关于朴学、陈寅恪、顾准和批评斯大林“五阶段论”的那几篇文章。于是他又谈到他自己对中国历史的看法，表示他也认为，秦以后的帝国制度不能再称作“封建制度。”
侃侃大谈一番后，李慎之总结说：“你确实涉猎很广。那么你的治学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回答说：我其实平生无大志，只是治学有兴趣而已。但我认为自己已掌握了一套独特的方法，如果天假以年，我有志革新一代人文学术。
我还说：我认为我们的很多旧理论、旧学术的基本观点是浅薄错误的，陈陈相因，积非成是，以讹传讹，以至谬种流传，源源不绝。其中尤以史学、哲学这两门基本学术为最，许多重大观点需要一一澄清，有的要彻底打破以至推翻，许多基本问题，有必要重新认识。
李慎之闻后惊讶无言，隔着眼镜片注视地看了我许久，说：“难怪人家说你是非常狂妄啊！”
我原以为他约我是专来谈经济政治形势问题，没想到他只是漫无边际地与我谈历史、谈文化。我出于谨慎，实际尽量约束自己，多听他聊，自己少讲。他不问，我不答。那次他谈得非常高兴，竟然一直聊到下班的时间。
临别时，他要我尽快送他一本我新出版的文集《何新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他说他是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书评。他读后，还要再约我见面谈一下。我回去后，次日即委托办公厅把《何新集》送去。春节后，我收到院办转来李慎之副院长的信如下：

何新同志：
承惠大作，已乘春节几日余暇，拜读一过，珠玉纷陈，胜义迭出，实契我心。
不过，我所最关心者，厥为尊著《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使命》中所提到的《中国文化史新论》，而此文并未收入《何新集》中。我只知道你认为“五阶段论……是完全错误的”，并且肯定“封建残余”是一个历史术语的错误，实与敝见相同。可是并不知道的你的论点是如何展开的，倘蒙赐观此文，不胜感激之至。
我注意到你在论康有为和谭嗣同的文章，一再用到流行的“封建”字眼，不过这都是 1982 年写的文章。我也注意到你在《何新集》卷首的简介中特别说明“此文某些术语（如仍采用”封建社会“的分期）后来有所修正”。我很想知道你是如何修正的。
我常想，什么时候应该有人写一篇《封建辨》？不但可以在历史学和文化学领域中澄清多年的混乱，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中国人能明辨是非，知道今天该破和该立的是什么。其效果也许不但对世道人心，而且对国脉民命都是关系重大的。

专此奉达。即颂

研祺！

李慎之

1989 2 22

收到此信后不久，李慎之又一次约我谈话。
这次也是先谈文化，但交谈间他突然话锋一转，即谈到我那一组批评经改及外交问题的文论。
他说：“听说你已经把它们转送到最高峰（指邓）那里去了”。我答，是，确有此事。因为我担心大局有变，怕国家会失去稳定，发生动乱。
他闻言后，静静地审视我一番。又说：“你听到什么回音吗？你认为高峰那面会怎么看？”
我答：“我没有得到回复。我不知道，我也不介意如何回复。”
我说：“其实我可能只是杞人忧天，自说自话而已。我估计上面如果看了可能会骂我是危言耸听。反正我是出以公心，为国家长治久安、大局稳定，我只是直抒已见而已。”我又说：“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
他接过话头说：“那么，你是认为当今无道了。”
我说：“倒未必是无道，但是的确有些方面失道。”我说我这是儒家思想。
他笑了，他说他也有喜欢儒的一面。然后他很严肃地对我说：“那我就告诉你吧，很靠近、很靠近赵的一位领导（我猜可能是指鲍某）最近让我转告你——希望你不要过于危言耸听！”
然后他注视我的反应，但我耸耸肩，不甚以为然。我说：“我但愿我的话仅仅是危言耸听。”
他注视我片刻，忽然话题又一转，说：“讲一个假设——如果有机会，让你去，譬如说参加政改方面的研究工作，你怎么考虑？你愿意参加吗？”
我急忙说：“那不合适，非常不合适。我有自知之明，从不了政。”
他问：为什么？
我说：我这个人最难忍受拘束，社科院环境很好，自由自在。我的个性不适于从政，如果从政只怕会成为嵇康。
李慎之笑了。他说：“哦，你是有自知之明。”
我又说：“政体改、体改所中的多数精英我其实早就熟识，但是以往政见多所不合。见面一定会吵架，聚到一起有什么意思。”
说到这里，他又把话题一转，问：“那你最近在写什么东西？”
我说：“我以后可能还会写一些危言耸听的东西，我很担心中国最终会四分五裂。”
李慎之很注意地听我的话，说：“好，那你写好一定要给我看看。”
这次我回去后，就把我1988年底在香港《明报月刊》（ 1988 年第 10-12 期）上发表的一组政论文章复印送给他，并写了封信，请他代我把信和文章转给赵**。他收阅后，又给我回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

何新同志：
大文已拜读。大体上同意你的意见。实际上，（文中）其主题也是我“知之而不忍言之”的话，虽然有时也不免表露过一些。你想把你的意见和建议上达，我觉得似乎还不到时候。“唯善人能受尽言”，不得其人而与言，反倒会成为自己的失言的。【何按：这话似乎暗示李本身对赵也有所异议。】
地缘政治学，我以为也是一种深刻的见解。但是正同马克思主义一样，都不是象自然科学那样严密精确的“真理”，其适用范围也都是有限度的。一切都用它来解释，就未免穿凿了。
我还是想了解一下你的“封建论”，但是一时没时间看，只有看了以后再发表意见了。专此即颂
近好！

李慎之 1989年3月17日

收到这封信后不久，国家就出事了。事件之后，我没有机会再见到李慎之先生。那时我已知道他对时局的立场政见与我不同。
1991 年初，我的工作在中央高层直接安排下调离了社科院。 1993 年、 1994 年，我曾把那两年我出版的几本新书转给李慎之，也都收到他的回复短笺，但只有寥寥数语，告诉我书他都收到了，但未再做任何评论。也许就是所谓“道不同，不相谋”了吧？

离开社科院忽忽已快二十年了。近年看到一些文章，称颂 20 世纪初叶蔡元培以开明的方针治理北大。其实，上世纪80—— 90 年代间，胡乔木、马洪、胡绳三任老院长治下的中国社科院，学术气氛亦颇为自由开放，对各种学派、学术见解，以至包括像我这种不才的畸人（庄子语）均能兼容并蓄，宽松自由，气象似并不逊于蔡元培时代的北大。
从 1980 年到 1991 年，我在中国社科院从事研究工作十余年，度过了一生中最富有朝气和锐气的时光。其间走过弯路，经过不少摔打，但也结识了一批令我念念难忘的长者。现在大多已谢世，还有一些老朋友也由于各种原因或退休或迁移国外了。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追忆往事，历历在目。只是已宛若前尘，不禁悲从中来，感慨系之矣！

03 年 5 月 14 日记
05 年 6 月 20 日改

2010年8月再修订

欢迎光临燕谈 (http://www.yantan.us/b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