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王树增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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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彼亦一是非
时间:
2010-8-29 05:46
标题:
王树增专访
王树增专访
文/唐骋华
王树增最近很“火”,而且火得有点意外——他的那些书,既不青春文学,又不穿越文学,也和悬疑、推理沾不上边;虽然写的是历史,但既不标榜“揭秘”,又不专事猎奇。然而,就是王树增怀着严肃心态创作的《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上、下),在图书市场普遍不景气、退货率居高不下的2008和2009年,竟在排行榜上高居不下,和金融危机的走势背道而驰。
在接受生活周刊记者专访时,对于热销,王树增坦言“没有想到”。他表示,自己创作的初衷,是想解读那段历史、了解自己的父辈。因此,他用最“笨拙”的工夫,搜集材料、广泛采访当事人。畅销,原在计划之外,“这说明,读者对现代史,对我们的前辈,也有着想要了解的需要吧。”王树增这样说。
“赶”上解放战争
生活周刊:
您的《解放战争》(上下)的销售非常火爆,这本书您是特意为国庆
60
周年写的吗?
王树增:
我从来不考虑时间节点,这原本就是写作计划。我的写作集中在近代史和战争史,近代史有《
1901
年:一个帝国的背影》,《朝鲜战争》《解放战争》是战争史,我是军人出身,比较关注。当然,《解放战争》正巧赶上
60
周年,我也很高兴,当作献礼吧。
生活周刊:
既然初衷不是为了赶节点,那是什么促使您写《解放战争》的?
王树增:
我一直有个疑问:解放战争是形态很奇特的战争,其过程、结构一般的军事公式解释不了。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双方的实力是不成比例的,但前者竟然迅速取得胜利,解放了全中国,当时是谁也想不到的。
生活周刊:
这也是令许多西方学者困惑的问题,通过写作,您找到答案了吗?
王树增:
这其中有深刻的原因:一个政权的毁灭和一个政权的诞生,不仅仅取决于军事实力。解放战争是两大政治势力对抗,老百姓必然有所选择。结果,老百姓特别是最贫苦的人民,战争初期就选择了中共,历史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为什么?还是那句老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国民党的失败,和它的政治腐败与堕落有相当大的关系,以至它迅速走到了历史规律的反面,它是“自己击败了自己”。
生活周刊:
您是否想通过还原这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对今天的人有所启迪?
王树增:
当然,历史著作都是为今天的人而写的。古话说“以史为鉴”,“鉴”就是镜子,借鉴就是照镜子。我写作的主旨在这儿:解放战争的经验教训十分深刻,我们必须思考。
生活周刊:
您的《解放战争》在政府官员中也获得了巨大反响,最近,上海市委书记俞振声接受媒体采访时,专门向本市党员干部推荐了它。
王树增:
非常感谢政府的重视,在上海书城签名售书的时候市委也有人来,我很感动。其实在我心目中,读者不分职业,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作为作家,最高兴的事就是获得读者的认同。自己的书能引起他们的关注和思考,我很高兴也很欣慰。
小细节呈现大历史
生活周刊:
作为主旋律作品,您在《解放战争》中并没有刻意把对立方当成“反派”来写,还是力求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王树增:
没有必要把解放战争中的另一方“妖魔化”,他们当初的选择也是历史产生的。我查阅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人生档案,他们很多和中共将领一样,当年都是中国青年的精英。从黄埔军校毕业,一起奋战,而共产党至今也还推崇孙中山为革命先驱者。但他们所在政党的性质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建立的政权也不能顺应时代潮流,后期连西方都抛弃他们了。于是在解放战争中,他们和从前的同学、战友处于两个阵营,双方对峙。其实他们也很痛苦,比如卫立煌、张灵甫都是抗日英雄,对民族有贡献,却由于政治立场而选错了人生道路,造成了人生悲剧。战争进程中这始终困然着他们,所以你会看到,到了中后期,他们大批起义。
生活周刊:
除了客观描述对方将领,无论是《解放战争》,还是之前的《朝鲜战争》,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小人物了,您好像很“迷恋”小人物的命运?
王树增:
没有大、小人物之别,我是不相信“英雄创造历史”的,我相信“人民创造历史”,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在历史天平上和平凡人是平等的。而文学,关注的也永远是人,比例的核心永远是人。同时,恰恰是这些普通战士、农民,证实了我们的大历史观,也就是民心所向。比如共产党进行土改后,农村就流传了一首歌谣:“最后一颗粮,拿来做公粮;最后一床被,盖到担架上;最后一个儿女,送去咱队伍上。”
生活周刊:
据说您书中的每一个小人物的故事、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
王树增:
对,非虚构是我毫不动摇的信念,从大的历史环境到小的细节,必须真实。哪怕是一瞬间出现的小人物,他所承载的细节,也必须有案可查。事实上,我的书在港台出版时都有大量注释,大陆因为增加成本,一直没加注释。但我已经和出版社商量好了,再版时会加入注释。
创造历史著作的“新文体”
生活周刊:
从客观描述对方将领,到严格求证每一个细节,您的这种历史写作理念在中国作家中不多见。
王树增:
近代史、战争史的写作多年来未见精品,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很多作家尚未做到客观,难以接近历史真实,客观地介绍和评判,导致深度和广度远远落后于事实本身,长此以往对民族、国家都不太好。二是给读者提供的信息量不多,作家本身对历史的解读不到位,也缺乏鲜明的立场和个性化写作。我们的历史教育处于僵化状态,对历史的解读囿于条条框框之中。
生活周刊:
所以您想通过您的作品,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东西?
王树增:
个人认为,30年以来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写作不尽如人意,命题不是特别科学,没有新发现、新观点,走进死胡同。作家多采用类似新闻的通讯,带有很主观的虚假性。而在西方,文学样式分两大类:虚构类和非虚构类,两者泾渭分明又不可偏废。我长年研读近代史、战争史,做了大量笔记,从1994年起,我放弃了虚构类写作,转向非虚构类。
生活周刊:
请概括一下您的写作原则。
王树增:
第一就是我一直强调的非虚构。
写《朝鲜战争》,我查阅了所有电文、报告;写《解放战争》,我查阅了数以千万字的档案和资料,包括大量党史、军史。我还寻访了各个重要战场,采访当年的亲历者,光整理史料笔记、采访记录就达500多万字。第二是对历史大进程、对当时人物性格的理解,对读者进行带有个人色彩的传递。我想读者喜欢这种风格,而非人云亦云,当然,这也考验着作家的水准。第三,我的著作一定是文学,不是战史。这也意味着,作家必须从哲学等高层次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生活周刊:
现在是不是有创造这种“新文体”的野心?
王树增:
创造新文体是很大的事儿,其实在西方不算新鲜,《最长的一天》《战争风云》《八月炮火》都是这么写的。我只是在史料和文学的嫁接上做了一些事情,取得了一定效果。
追寻父辈的英雄主义精神
生活周刊:
从个人角度而言,是什么促使您追问中国近现代史的?
王树增:
我们这代人有一个很好的文化传统:很想知道自己的来源。我们的前辈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变动和状况,是我最关心、最想了解的,《解放战争》就是写给父辈的。当代的年轻人有必要了解自己的父辈,所谓传承,不仅仅是血脉传承,还是精神传承,这是必需的。
生活周刊:
这样的写作过程给您自己带来了什么?
王树增:
让我深刻体会到了“英雄主义精神”。
生活周刊:
您不是说不相信“英雄创造历史”吗?
王树增:
这里的英雄是宽泛的概念,什么叫英雄?并非堵抢眼、炸碉堡才是英雄,成为“英雄的一份子”,并非极端环境下的突然壮举。塑造信心、利他主义、社会责任感,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永不言败,等等。英雄使我们的骨头硬起来,而具备这样“英雄主义精神”的小人物,贯穿于我们国家、民族的历史。今天的年轻人,我隐隐在心,特别是通过汶川地震,我感觉他们能够传承这种精神,而这样的民族是势不可挡的。
生活周刊:
您最新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王树增:
关于
1911
年的书,是接续《
1901
年》的,属于近代史系列,明年会出版。
作者:
showcraft
时间:
2010-8-29 08:04
坐等木匠师傅评论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0-8-29 09:32
这有什么好评论的,只不过这样的题材其他人不准写、写了不准出而已
欢迎光临 燕谈 (http://www.yantan.us/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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