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craft

有意思，很好看。

砚边语

呵呵，看了一上午，北方知青的回忆录。想起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虽不完全纪实，也可视为南方知青的回忆录了。好看。

北极豪客

八十一、“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

      到1975年，自从60年代初勃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有十余年的历史了，1968年底，运动成为一种强制，除了侥幸者，适龄青年都要下乡。四人帮也控制了对这个运动的理论调子。
      最初时期，对于知青下乡的宣传，是田园诗式的。但在1971年底，因林彪事件爆出的一句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透露出了相反的信息。
      此后，在1972年12月，又有福建莆田的乡村教师李庆霖，因当知青的儿子收入菲薄，口粮不够吃，日常费用还要家里倒贴的问题，上书毛泽东。毛泽东见信为之动容，亲自回信说：“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这李老头，算是知青的大恩人。他的信，在内部文件中全文传达，里面提到他儿子“下饭的莱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1969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的生活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度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
      这种悲惨的情形，惊动了伟大领袖，知青下乡的田园诗神话，当然也就维持不下去了。全国当时估计已有1000万以上的知青，他们也会把在农村看到的情况向家里人说。
      因此，四人帮控制下的理论机器，就改换了腔调，不再粉饰太平了，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唱起了高调。
      那就是，承认“三大差别”，即“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也就是承认农村还很落后，农民也辛苦得很，地位远远低于工人和干部。而知青下乡，就是一场“缩小三大差别”的革命。
这就好比号召大伙儿去“精卫填海”一样。
      那时候，有一句话，时常出现在知青下乡的官方理论中，叫做“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这个话，单提出来看，好像有语病。其实意思是说，一定要坚持在乡村。
      由此就导出了“扎根农村”的说法，也就是号召知青放弃回城，放弃招工和上大学，宣称这是一种最彻底的革命态度。
      那么，如果知青这么一代一代地下乡，什么时候能填平城乡差距，官方不说；农村如何能在基本生活方面赶上城市的水平，也不说。
      这种革命，谁能信呢？
      革命，不就是要改善状况吗？
      这“精卫填海”，不就是俄罗斯东正教的苦行僧理论吗？
      当时是不是有真诚信仰这一套的呢？
      有，但人数很少，全国大概有几百个，估计不会超过500人——无论哪个时代，都有舍身忘我的赤子。
      他们并不等同于遍布全国的知青典型。
      当时的知青典型，有个人的，也有集体的。我在县知青办“帮忙”时，就随同省报记者去过我县一个先进集体户，那位记者要拍一组知青学习“理论”的照片。
      来到这个模范集体户，我才知道，模范何以成为模范。这个集体户，是县里拨款盖的房子，一点儿也不像农村的房子，好比兵营一般整洁。集体户的知青，个个都牛逼哄哄，见人带答不理。
      我很惊讶，问同去的公社干部，那干部说：“他们见的世面多了，一有运动，各家报社都来，连新华社的他们都敢不尿，何况省报？”
      这个模范集体户的知青，似乎也不干活儿，都有大队的各种职务，实际上就是农村的小干部。这些知青中的骄子，可能也会“坚持乡村”，但坚持在乡村干什么，就不一定了，我想是不会硬碰硬地去锄地。
      省报记者只得放低身段，哄着他们坐到一块儿，现找人写了横幅标语，大家一本正经，面露微笑，拿着张姚文章做阅读状，咔嚓咔嚓拍了十来张。刚一照完，知青们把书一甩，招呼都不打，就作鸟兽散了。
      所以说，那个时代凡是知青学习、开批判会的新闻照片，您一张也别信，都是这么炮制出来的。
      相片中的人，是知青不假，但那笑容，很可疑。
      我们大队有一位下放干部在回城之前，提出要给我们集体户的人照一张照片，作为留念。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到田头去摆拍。
      那张照片的画面，我还记得——我和其他小伙子，穿上白衬衫，挽起袖子，戴着一顶仿军帽，年轻英挺。姑娘们也都收拾的干干净净，把大辫儿甩在胸前。我们在田间锄草。
      当快门按下的那一瞬，所有画面中的人，都不期而然地笑了。
      阳光明媚，蓝天如洗。一群青年，朝气蓬勃地在锄大地。
      哪里有心灵压抑的阴霾？哪里有生活背面的丑陋？
      后人是一点儿也看不到的。



（待续）

老木匠

北极兄怎么一气发了三遍“八十一”？

北极豪客

呵呵，不好意思。没注意，发重复了。

网事情缘

我给处理下，留一个。

北极豪客

八十二、请来一尊真神

      1975年的5月，令我难忘。
      我又获得了一个开会的机会。我在那时候，对“坚持乡村”的事业，已经不做正面战场的攻击了，而是打游击战。得着个什么开会的机会，就堂而皇之地走掉，反正这些开会的通知，都是公社知青办通过大队传达给我的，大队知道我干什么去了。
      这次是要弄一个全省知青的作品集，准备开一个改稿会，会前筹备就让我参加。出版社手里已经有了几十篇稿子，但良莠不齐，责任编辑嘱咐我，在开会前先选出十来个作者，作为会议成员，集中改稿。其他的，仅仅收录作品就成了。
      我在出版社把稿子浏览了一遍，挑出有才气的十多个人，列好名单，交给了编辑。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就在这几十篇稿子里，有两位作者，后来在80年代成了文化名人，其中一个颇具争议，可说是名扬中外。不过他当年写的稿子，一点儿没看出灵气来，我也就没把他列为参会人员。10年后，他成了赫赫有名的文化学者，不能想象当年还写过“坚持乡村”一类的文艺作品。
      来稿的作者中，我意外地发现，有去年边城改稿会的小G妹妹，看看她稿子也不错，就把她也名列参会人员中。
      会议是在省城下辖的一个县开的。县城破破烂烂，我对它毫无印象，倒是县招待所还不错，一个平房大院，自成体系。在这儿，来自全省各地的一群知青，齐集一堂。
      大家都是有现成稿子的，这稿子怎么改？
      有这么一个海外故事：俩小偷去入室盗窃，其中一个望风的假扮成警察。结果，这个假警察把警服一穿，居然有了感觉，正义感油然而生，不仅招呼夜游的女孩子快回家，还告诫酒鬼改邪归正。等自己的同伙干完事儿出来后，他已完全进入角色，铁面无私，一把擒住同伙，带往警局。
      我这一次，就是那个小偷扮演的警察。按理说，我算是个帮忙的，书出得好不好，一点儿不关我事。可是，“警服一穿，就有了感觉”。我看大家写的东西，都是怎么辛苦劳动，怎么制止地主搞破坏。我就介绍经验说：这不行，时代对知青已经有了新要求，就是“坚持乡村”，这是与旧观念决裂的问题，所有作品，都要上升到这个高度。
      来开会的知青都很年轻，领悟力极强，一听我说，就都明白了。他们刚出学校不久，学生的单纯还在，没准儿真的想“扎根农村”，两三天后，就都拿出了新稿子，个个境界都极高。
      编辑很满意。
      这一根竹管，可以窥全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四个人或一个人的事儿，它是由无数的人和事组成。像我这样由小偷扮演的“警察”，当时有万万千千，才能构成那样一种效果。
      编辑乐得当甩手掌柜的，不光是审稿改稿，连会议都由我来组织和主持。
      我在农村，是被边缘化的二等公民，到了这里，好像有一点儿主人感了，我这“警察”就干得十分卖力，对稿子把关特严。
      这次来参会的，有一位地道的老农民，我们唱的这“坚持乡村”的高调，把他弄得够呛。平时他大概也就能写个顺口溜什么的，这次交不上卷了。这好办，我和编辑不约而同想到了一个办法——由我来替他写一篇得了。
      我三下五除二，一篇以“老贫农”口吻写的稿子就出笼了。文革中报纸上没少见“工农兵”的批判稿，十有八九都是像这样由“假警察”代劳的。
      这位老农民朴朴实实，开会时一言不发。参会的这些小孩儿的单纯、热情，真是把他给感动了，临别时，他写给众人的赠言，句句情真意切。
      这个会的最大亮点，是出版社请来了一位全省的知青典型，文革前的高三生，我们叫他老赵。
老赵的形象，已经彻底农民化了，脸色黝黑，身体强健，但张嘴一说话，就知道此人是满腹经纶。
      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虔诚的“扎根派”，会议专门安排他讲半天。老赵口才好，阅历深，讲话引经据典，不光是马列语录，还有李杜诗句，听得众知青为之倾倒。
      老赵是真正动手锄大地的，讲完了话，他对我们说：“说不累，是假的。我现在真是太累了，就想睡觉。”
      从下午起，他倒头就睡，一直睡到第二天天亮。起来后，就跟我们告别，返回生产第一线了。
      老赵走后，众知青又激动又惶惑。激动的是，终于亲眼看见了一位真英雄；惶惑的是，我们没有老赵那样的才华和坚忍不拔，能在乡村坚持下去吗？



（待续）

北极豪客

八十三、命里注定的房间

      小城的春天，好像来得比省城要迟，“五一”以后都好些天了，城区给我的印象还是“满面尘灰烟火色”。
      但是，窗明几净的招待所内，6天的会议倒是一片春意融融。
      开了两天会，余下的时间就是改稿写稿，气氛热烈而又紧张。
      白天忙了一天，晚上我们一屋子的男知青，就大讲情色笑话。在那年头，就有很多无名文人编创的这类笑话，笑得人肚子疼。
      参会的有几个人物值得一提，他们中的有些人，在会后一段时间或很长时间内，与我有着联系，甚或，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在年轻时，知道列宁说过一句话：“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如今在我年近花甲时，来回顾这段话，来回想1975的这个县城之春，可谓感慨无限。
      我那时是心高气傲的年轻人，不相信命运会击倒我。我当时也无法知道，即将要走进的房间，究竟是对还是错。
      这是一个绕不开的命运。
      在参会人员中，有当地县知青办的一位工作人员，他原本是来协助开会的，可巧也是个业余文学爱好者，索性也就参加了写稿改稿。我们都叫他万老师。
      万老师是四川人，与我母亲是同乡，我跟他聊起来，他显得很高兴。
      万老师人很胖，圆脸，一看就是善良人。他没有架子，很谦虚，老是说：“在文学上，我是新兵。”
      在与会知青当中，有一男一女，比较令人瞩目。
      男孩子是某县知青，刚出校门，名字叫“要武”，大概是1966年以后改的吧。他很机灵，长得也很英俊，开会不到两天，就领会到了“时代精神”，当场就把自己的笔名改叫“小兵”。
      他单纯，但也有一些阅历，对激进的知青下乡理论深信不疑。听他聊起，好像他只是和母亲相依为命。
      这次会后，我们还有交往。他到我家来，跟我聊起，想把他母亲的户口，从城镇迁移到他插队的地方，“彻底与旧观念决裂”，扎根农村一辈子。对此，他征询我的意见。
       于是，我做出了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我支持他。我说：“只要你能应付得了，这样做，从历史的趋势看，从盖棺论定的角度讲，是不会错的，是真正的革命者所为。”
       听了我的话，他就回去迁老妈的户口了。
       两年以后，我就为我的这个建议感到懊悔了。我一个黄毛小子，知道什么是“历史的趋势”？知道什么叫“盖棺论定”？
       他们母子的命运，后来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他的老母亲，后半生将要经历怎样的折腾？
       一想起“小兵”，我就要内疚。
       我自以为数年如一日在抗拒着荒谬的政治，可是身在其中，我还是做了“假警察”。我们每个人，只要从那个时代里过来，或者生长在由那个时代形成的土壤中，就都有“尾骨”——我们都曾经是“猴子”。
       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撇清自己，哪怕他是80后、90后。
       这次会议上，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要算女知青小N了。小N也是刚出校门，不喜欢多言，好像有傲气。她是会上最年轻的一个。
       小N的文学基础不错，但我当时还是看走了眼，没想到她是那么大的一条“潜龙”。在会议结束时，全体知青在照相馆合影留念，小N坚持，要在相片左角上题写“明朝文坛新一辈”。
       这张照片，我今天还保留着，里面的少男少女，懵懂而天真。那豪气冲天的题字，还有小N那昂起的头颅，至今还能给我以强烈的冲击力。
       ——20岁的年轻人，只要准备好了，敢于狂想，历史是会特别垂青的。
       5年之后，小N一飞冲天，成了全国知名的文学人物，并将自己的名字永久留在了文学史上。
       我在边城就认识的小G妹妹，却没有对我表现出熟人的热情，反倒很冷淡。我想，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女孩子都极珍惜名誉，不想和任何男性有什么瓜葛；二是，我在会议上发了些高论，别人不知我底细，听不出什么，而小G知道我内心的真实想法，觉得我太虚假。
       果然，在临别前，小G妹妹很郑重地对我说：“我不喜欢一个人油腔滑调。做人，还是要真诚一点儿才好。”
       这话，对我犹如一记重锤。自那以后，我不再用心去适应社会、适应潮流了，而是按照本真去做人，尽管为此苦头吃大了，我也毫不悔恨。
       如果我是个功利主义者、是个“效果论”者，那我当年就是大大地犯傻了——年轻女孩子的期待，怎么能当真？社会的主体，那些能决定我未来命运的人，那些我将一生与之打交道的人，能是小G妹妹那样的人吗？
       就连她自己，后来也有所变化吧？
       临别的上午，大家互相在会议发的小本子上题字。年轻人各显才华，写得花团锦簇，其中有一个从草原来的天津女知青，写给我的题字最为热情。她写道：“无论将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遇到您，我都要远远地、远远地迎上去，紧紧地、紧紧地握住您的手。”
       小兵看了，瞪大了眼珠，背地里悄悄跟我说：“这就是爱上您啦！”
       我对这个草原女知青非常尊重，只是一笑了之。
       下午，万老师拿来照相机，大伙儿又去城郊的古塔下照了相。
       这不是摆拍，因此在灿烂阳光下，不管年轻人何等有生命力，眉头却都是紧锁的。“前途”这两个字，毕竟是沉重地压在每个人心头。
       在这些黑白照片中，还有一个女孩子，高挑、朴素、忧郁。对于我的将来，她至关重要。这个，我要留在下一节专门来讲。
       我即将走进一个至今都说不清对错的房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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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客兄要是把有关照片也贴上来，那就更不得了了。

北极豪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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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笛在湖北

另版《马桥词典》，叙述构思很别致。

北极豪客

　　八十四、一条斜阳照耀下的河堤
　　
　　在一个指鹿为马的时代，你若想找到一位朋友，就只能在那些带有忧郁神情的人当中去找。在病态的时代，凡是神采飞扬的人，都不可能有什么深度，他们不懂什么叫怜悯。
　　所谓朋友，就是在困境之中惺惺相惜的人。
　　所谓朋友，就是在暴雨倾盆时，能共撑一把破雨伞的人。
　　朋友，是你一生中最可遇不可求的人。
　　有时候，我惟愿年轻时的友谊，在某个最美好的时刻定格，不再延续，那样它就不会变质，永葆鲜活。
　　在县城会议上，有一位姑娘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Z。她比一般的姑娘还要拘谨，是甘愿躲在角落里的人。引起我注意的，是她的忧郁。
　　不知为何，我总是相信：忧郁的人，才真正懂得美。无论在哪个时代，二十年华的女孩子，哪个不张扬？但Z不张扬。
　　开会的几天里，我们曾有过简单的交谈。她很沉静，穿一套朴素的蓝学生制服，脸上有露天劳动留下的黝黑。
　　分手的时候，大家都留下了插队的地址和城里的家庭地址。这就是我和Z命运交集的开始。
　　回到省城后，见到城市已经是蓬蓬勃勃的春天，翠绿一片。那些透明的新叶，有一种圣洁的意味。我仍沉浸在县城会议的气氛中，坐不住。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按照Z留下的地址，找到了她家。
　　Z见到我，面露欣喜之色，对我完全不设防，告诉我她几天来的心情，原来她也是沉浸在老赵留下的英雄气氛中，不能自拔。
　　她的家很简单，住在筒子楼里。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父母都是南方人。一楼的窗外，是耀眼的春光，我们在宁静中交谈了大约两个小时。所涉话题，是各自看过的外国小说。
　　这个场景，在那个年代里不可想象，甚至不很真实，好像只应该在屠格涅夫的小说里才会有。
　　下班了，她的妈妈回到家，我也该告辞了。她妈妈叮嘱她：要把客人送到车站哦。
　　在她送我的路上，身边全是下班的人流，给人一种匆匆流动的印象，像一条河堤。
　　——假如我在当时能知道，我们将来要承受那么大的磨难，我宁愿放弃那个带有梦幻感的下午。
　　但是，人在年轻时，怎么可能放弃暗夜中的那一点点微光？
　　经过交谈，我对Z刮目相看。原来，她的母亲是大学的图书馆员，她因近水楼台之故，从中学时起，就大看翻译小说，已经看过老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琳娜》、《复活》，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费定的《初欢》、《城与年》、《不平凡的夏天》等等，至于屠格涅夫，就更不在话下。
　　她信口说出来的一大串书名，听得我目瞪口呆。这样酷爱苏俄小说的人，我闻所未闻。怪不得在她忧郁的眼神里，我看出了有一种优雅。
　　因为不再在会议的场合，所以Z的神色也灵动了许多，常有情不自禁的笑意。
　　她的谨慎，她的低调，我也明白了原因——因为他的父亲是“右派”。
　　在被贬抑的人群中，有真正的优秀分子在，正因为被贬抑，他们身上善良的东西也就得以保留。
　　由于要整理出书稿件的缘故，我请Z帮忙弄了两天，这样，我们又有了几天的接触。
　　那是北地最美的季节，丁香花盛放全城，记忆里的青春时代，阳光要比现在明亮得多。我们开始有了精神上的依恋，当然还谈不上恋爱，用现在的话说，是“相互取暖”。
　　分别后，我们保持了断断续续的通信，同样是互相鼓励：要冲破困境，要活得不负此生。
　　当70年代永远成为历史之后，我越来越怀念那个曾被我厌恶的年代，在那个贫瘠的时代里，作为知青，很容易根据几本喜爱的书，就能找到知音、找到同道、感觉到人性的温暖。
　　俱往矣，那个年代的人，那些充满热望的惨绿年华。
　　我喜欢过伏契克的文章。他在囚室中，曾无限留恋过一条斜阳照耀下的河堤。
　　
　　
　　（待续）
　　
　　

网事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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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豪客 发表于 2010-8-24 12:40

应该谢谢豪客先生给网友带来好文。

李旧苗

七十九、无聊的县机关生活

      年初，县知青办忽然来了两个人，一老一少，年轻的是一位年纪比我大得多的上海知青。
      两人跟我谈了一番话，似乎是有考察之意。过了两天，公社就通知我，临时抽调到县知青办去工作。 ...
北极豪客 发表于 2010-8-22 17:42

县一级的知青办在完成历史使命之后，相当一批人员转入了之后成立的劳动局。北极豪客老兄如果留在那里当“公务员”，估计也就是在办公室里写写报告、材料，而今在办公室老主任的位子上等待退休了。

李旧苗

　　在《朝霞》上发表作品的，后来有一大批成了赫赫有名的文学人物，但如今人们不知为何只抓住余秋雨。能在那个年代，写点儿带有华美辞藻的八股文章，也算是功德无量了。
...
北极豪客 发表于 2010-8-21 22:54

黄蓓佳           
补 考  （小说）
《朝霞》，1973年

陆天明
扬帆万里（三幕话剧）
樟树泉（四幕话剧）
火，通红的火（四幕话剧）
《珍泉》，1973年
《青春颂》，1974年
《序曲》，1975年

古  华
仰天湖传奇（小说）
《碧空万里》，1974年

叶蔚林
大草塘（小说）
《朝霞》月刊1975年8期

焦祖尧
矿山的春天 （电影文学剧本）
《千秋业》，1976年

钱  钢
钢浇铁铸（小说）                                       
老首长的战友（诗）
战士之歌（诗，与杨晓驯合作）
扫帚苗（诗）
金环岛畅怀（诗，与赵宏元合作）
献给十年的诗篇（诗）
指路的明灯 继续革命的动力
《序曲》，1975年
《朝霞》月刊1974年2期
《朝霞》月刊1975年6期
《朝霞》月刊1975年11期
《朝霞》月刊1975年12期
《朝霞》月刊1976年6期
《朝霞》月刊1976年1期

孙绍振 刘登翰
狂飙颂歌（诗）                                 
第一线上（诗）
《朝霞》月刊1975年1期
《朝霞》月刊1975年11期

袁和平
马背上的教师 （剧本）
边塞新曲（散文）
《不灭的篝火》，1975年
《朝霞》月刊1976年2期

李小雨
长征新曲（诗）
《朝霞》月刊1975年11期

路 遥
江南春夜（散文）
《朝霞》月刊1974年5期

孙 顒
长江后浪推前浪（小说）
老实人的故事（小说）
窗口（报告文学）
《朝霞》月刊1974年6期
《朝霞》月刊1975年5期
《朝霞》月刊1975年12期

贺国甫 黄荣彬
工厂的主人(剧本)
《朝霞》月刊1974年7期

王小鹰
花开灿烂（散文）
《朝霞》月刊1974年10期

徐  刚
涛声（诗）
县委会上（诗）
上海啊，你的未来——理想颂
光明颂（散文）
追乡音（诗）
革命摇篮颂（散文）
在历史的火车头上（散文）
——献给我们伟大的党
《朝霞》月刊1974年5期
《朝霞》月刊1974年7期
《朝霞》月刊1974年11期
《朝霞》月刊1975年2期
《朝霞》月刊1975年11期
《朝霞》月刊1976年5期
《朝霞》月刊1976年7期

俞天白
高空的闪光（散文）
爆竹声声（散文，与王锦园合作）
第一号文件（小说，与王锦园合作）
《朝霞》月刊1975年2期
《朝霞》月刊1975年7期
《朝霞》月刊1976年5期

贾平凹
弹弓和南瓜的故事（儿童文学）
队委员（小说）
《朝霞》月刊1975年6期
《朝霞》月刊1975年12期

余秋雨
记一位县委书记（散文）
《朝霞》月刊1975年7期

罗达成
兴业路抒怀（散文）
炮火篇（散文）
古炮的壮歌（报告文学，吴振标合作）
《朝霞》月刊1975年7期
《朝霞》月刊1976年5期
《朝霞》月刊1975年12期

赵丽宏
胜利的渡口（散文）
笛音缭绕（散文）
《朝霞》月刊1975年7期
《朝霞》月刊1975年10期

李 瑛
钻石及其它（诗）
向二000进军（诗）
《朝霞》月刊1975年4期
《朝霞》月刊1975年11期

刘绪源
女采购员（小说）
光明磊落（与蒋明德合作）
凌云篇（小说）
新生事物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朝霞》月刊1975年8期
《朝霞》月刊1976年2期
《朝霞》月刊1976年2期
《朝霞》月刊1976年6期

夏坚勇
掌印（小说）
《朝霞》月刊1976年2期

王周生
晨光从这里升起（散文）
《朝霞》月刊1976年3期

杜恂诚
工业题材长篇小说漫谈（评论）
《朝霞》月刊1976年4期

陈思和
且谈“黄绢之术”（评论）
《朝霞》月刊1976年6期

周  涛
送报的姑娘周涛
《朝霞》月刊1976年8期

陆建华
录时代风云塑一代新人（评论）
《朝霞》月刊1976年8期

kemingqian

《朝霞》,看过这本杂志。

北极豪客

　　八十五、目睹朝鲜的山河
　　
　　1975年夏，是中国百姓的开心之日，似乎时代的狞厉之色已经褪去。
　　文革期间有一句名言非常流行，即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四人帮与人民的关系，恰恰就是这样紧张。
　　我更是沉浸在一种微妙的幸福感当中。
　　年轻那时候还不懂：人都是有缺点的。当你遇到了一个没有缺点的异性，那就潜藏着极大的危险——你对现实的认知出了大问题。
　　不过，我在那个年代遇见Z这样的姑娘，是天注定。无人可以拯救我们，我们只能互相拯救。
　　在县城会议之后，我紧接着又参加了一个连环画脚本创作会，会议地点在我省南部的一个边城。
　　这小城我很喜欢，坐落在鸭绿江边，与朝鲜隔江相望。
　　会议的内容乏善可陈，虽然也有年轻人，但整个写稿过程充满了世俗气。有两个30来岁的工人业余作者，一天忽然对大家说：“宾馆2楼有个女服务员，贼漂亮。我俩跟她唠嗑，很有意思啊。她天天就在那儿绣枕套。你们猜，她的枕头上绣的是什么字儿？”
　　大伙儿猜不出。
　　“是‘春心荡漾’，哈哈……”
　　那时在我看来，这些工人业余作者，也就是认识俩字儿的流氓。搞写作的人，若都是这种货色，文学在我心目中大概也就要彻底破产了。
　　我们上下楼，都从2楼过，我也见到了那服务员，圆脸，确实很漂亮。
　　一天，她见我下楼，便很热情地招呼：“进来坐一下吧。”
　　我想看看那个著名的枕套，就进了她的值班室。2楼姑娘其实很正派，她就是待人热情，对我们这些“文人”更是尊重，喜欢和我们的人聊一聊。
　　那枕套上，绣了些荷花牡丹花什么的，中间果然有4个飘逸大字“春心荡漾”。我心里笑，就问她：“怎么绣这4个字？啥意思？”
　　姑娘说：“我哪知道？是客人给我的样子，说是这个好。”
　　这是县宾馆，能到这儿来住的，都是干部吧？到了这山清水秀的边城，干部也难免有浪漫之思了。
　　边城的对面，是朝鲜的一个市，绿丛中能见到白色的高楼。在鸭绿江心，有一个江心岛，当地人说，那就是朝鲜领土，但无人看守。
　　这就是说——能上了那岛，就等于出了国。
　　居然有这种事儿！于是一天中午，我们就跑到这儿来“偷渡”了一次。江心岛距离岸边不过一两百米，我是游泳好手，根本不成问题。
　　这次“偷渡”，没见到什么，荒岛一座。倒是会议主持者有心，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两国共管的水电站，让我窥伺到了朝鲜的一角。
　　从电站大坝上往朝鲜方向走，走到一半，另一边就属朝鲜管了，但中国同志可以一直走到底。
　　这是合法地“出国”，我们都兴致勃勃。走过中线的时候，看见有一个高架子，像个哨兵岗位，一位朝鲜女工坐在上面，正低头用钩针编织白线的饰物。
　　朝鲜女工穿一身整洁的工装，胸配领袖像章，看也不看我们一眼。
　　走到大坝的尽头，脚下就是朝鲜的领土。青山绿水，跟我们没什么区别。但有一点点不同，我们大家都看出来了。
　　在江边上，有两个木排，木排上有临时建筑，像是工作站。小小木排，原本就没多大，可是朝鲜工人竟在上面布置了几个精致的花坛。
　　一线之隔，真是两重天啊！在我们这边，栽花养草，是“资产阶级习气”，在人家那边，是无时不在的爱美天性。
　　我们长久地注视，人人都不说话，也许都在心里羡慕，对面的那种“社会主义生活”是何等宁静啊。
　　

（待续）

李大兴

豪客兄写得真是好看

李大兴

“当70年代永远成为历史之后，我越来越怀念那个曾被我厌恶的年代，在那个贫瘠的时代里，作为知青，很容易根据几本喜爱的书，就能找到知音、找到同道、感觉到人性的温暖。”我虽然不是知青，却也同感。1975年夏天以后，也曾间或和心仪的女孩，在寂静的下午，谈喜爱的书。。。在《七十年代》里曾经写过这一段故事。

北极豪客

谢谢总版主！《七十年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看后连续两夜失眠。我会再看看您写到的场景。

李旧苗

1975年夏天以后，也曾间或和心仪的女孩，在寂静的下午，谈喜爱的书。。。在《七十年代》里曾经写过这一段故事。 ...
李大兴 发表于 2010-8-25 12:13

大兴兄和心仪女孩交谈的时候，我正在地上乱爬，三十多年后，大兴兄远在芝加哥，我们却可以通过网络，作即时的交流。此刻，芝加哥已接近晚上11点了吧。

李旧苗

　　八十五、目睹朝鲜的山河
　　这小城我很喜欢，坐落在鸭绿江边，与朝鲜隔江相望。
...
北极豪客 发表于 2010-8-25 11:34

是丹东下面的某个县吗？

李大苗

那个年代，除却城郊外，东北算得是插队下乡好地方了，最困苦的是西北，当然除了河套外。

说破了，可能让楼主不爽。这里的常客们，算上我只有不多几个曾经是”知情“，而我比楼主既晚又浅。那一代的人走到这把年纪，无论是否知青，大多没有上网的知识能力，而且还有很多没有上网的经济或精神能力。这些人，长期生活在边缘，坎坷艰难。

知青，我下乡的时候，境况就已经极大好转了，即使生活仍是极其糟糕，但总算能吃得饱了，但依然时偶连玉米都不够吃，一天三顿地高粱米高粱面地，那可是高产的但劣质的。相比，东北，尤其东北之东北，真是福地，冬闲漫长，地广粮多，若是”兵团“，每月还有工资可发。

1972年是楼主的分界线。以读到而言，大约是插队3年的时候。推想，3年期满是知青精神状态的一个坎，楼主也不外。

李旧苗

网上认识大苗兄有好几年了，总觉得大苗兄年龄不算太大，是个中年人，但以大苗兄当过知青的经历来看，实际上也已接近六十了，是吧？

李大苗

54# 李旧苗
还有半打多吧。真是老天爷玩和谐，把命开得贼快呀。

北极豪客

呵呵，两位苗兄，文章原是打算写给80后看的，所以没有呼朋引类的想法，在这个版倒是意外地遇到了一些老哥们。人活一世，二十是一个转折，六十是另一个转折。活过了六十，再牛，又能怎么样呢？只可惜中间那一段，有那么些想不开的时候。

大兴兄，翻开《七十年代》，一看您的文章，就对上号了。当初对您的文章就极有印象。徐冰、北岛、张郎郎、阿坚和您的，给我印象至深。您简介中的“隐居”，也令我有一些感慨。

北极豪客

八十六、险些当了省台播音员

      我这个开会专业户，在天上再怎么飘，到末了，也要回到地面上来。
      再回集体户，我发现自己的身份已经很尴尬了。我们大队的知青，69年就下乡的，已经基本没有了，就连71年下乡的，也走得七零八落了。我这资深老大哥，深陷泥潭，成了知青中“失败者”的典型。
      以前，曾经有一个机会，算是“旁门左道”。
      我有一次到公社转悠，偶然听说省广播电台来公社招播音员。电台播音员，在那个年代，是难以想象的神圣职业，所有“正义”的声音，都是由播音员铿锵有力地向人民宣示。
      我以前在中学造反时，当过本派广播站的播音员，自以为资本还不错，便连忙跑到公社广播站问究竟。
      公社广播站说：“是有这么回事儿，但省台的人前两天就来公社了，选了半天没选中，回县里去了。”
      我问：“他们招人，要什么条件？”广播站说：“嗓子好，大队推荐就行呗。”
      我当机立断，立马到小镇火车站，坐上往县里去的火车，赶到县广播站。
      县广播站里，只有一个年轻的女播音员。我问他这事儿，她说：“没错，但是省台在本县的招人工作已经结束了，你来晚了。”
      我问：“招到了吗？”
      女播音员说：“没有，条件都不行。”
      “他们走了？”
      “没走，去了下面一个公社参观，明天就回省里。”
      我大失所望。
      那女播音员与我年龄相仿，对我很友善，看了看我，显然想帮忙：“你是你们公社推荐来的吗？”
      我一瞪眼睛，撒了谎：“是啊，我有事在公社没赶上，公社让我来这儿找。”
      她想了想说：“这样吧，省台老师们回来，要经过县里。我帮你录一段音，明天交给他们。”
      她拿出一份表格，让我填了。又开了机器，让我录了一段音，照报纸念了两分钟，然后封好带子，写了我的名字。那时候的钢丝录音带盒子，就像电影胶片盒那么巨大。
      我向她千恩万谢。
      回到集体户，没过几天，我妈就颠颠儿地从省城跑来找我了，对我说：“快跟我回去。省台对你的条件很满意，要你去再录一段音。”
      我来到省广播电台，那里的工作人员个个都很文明。一位优雅的女士带我去了地下室，这就是录音间了，门口有解放军（也许是公安部队）站岗的。
      在这个巨大的录音间里，我还是念报纸，录了两分钟。
      省台的人，对我极为热情，那位女士说：“招工组一回到县里，一听录音就满意了，听了几百个，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啊。没法儿再去找你了，于是按你表格上填的资料，找到你父母，让他们赶紧通知你回来正式录音。这带子，等台长听了，他点个头儿，你就可以来工作了。”
      我像是在做梦，美不滋儿的回了乡下，天天在幻想，又怀疑：这样的好事儿，怎能砸到我头上？
      果然，迟迟不见回音。
      一个月后，我回家，我妈说：“你的录音，台长一听就拍版了，行了。可是一外调，完了。”
      所谓“外调”，就是到父母单位去调查出身情况。我的大舅，曾在抗战时当过在华美军的翻译官，当时扣着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这种社会关系，绝对不可以做宣布真理的人。
      我还得老老实实走正路。
      1975年的招生开始，我专门去了我们生产队“贫协”主任的家里，请他帮忙，给我提名。
      贫协主任是个正派人，一口答应：“你放心吧，你这孩子来了这么多年了，政治表现也不错，我一定给你推荐上去。”
      我那时，就像现在最执着的“彩民”，明知买不到，还是要买——因为没有别的发财机会。





　　（待续）

李大兴

豪客兄是我的兄长，千万不可以“您”称呼，我这六零后担当不起的。如大苗兄言，这里插过队的网友不多。不过，颇有几位资深潜水的，比如家兄，曾插队近十年，对豪客兄大作评价很高。又李劼兄前日在电话里也说起豪客兄大作，细节回忆里恰见真实的历史。

回旧苗兄，这就是缘分了。另外，不止一位朋友对旧苗兄的见识与钩沉能力印象十分深刻。

老木匠

那个年代，除却城郊外，东北算得是插队下乡好地方了，最困苦的是西北，当然除了河套外。

李大苗 发表于 2010-8-25 13:13

我家有3个下乡的，两个插队，一个崇明农场

大哥插队去的东北，是老爸看着一本50年代的地图册作出的决策，还说动了大哥的一批同学一起去了老爸坚信是能够吃上大米的延边。

第二年，老爸决策让二哥转关系到闸北区，得以和一批不认识的同学去了江西上饶地区，才算是真正吃大米的地方。

确实是1972年后有所松动，大哥得以想尽办法转到江西九江地区插队，也吃上了大米。

老木匠

网上认识大苗兄有好几年了，总觉得大苗兄年龄不算太大，是个中年人，但以大苗兄当过知青的经历来看，实际上也已接近六十了，是吧？
李旧苗 发表于 2010-8-25 13:26

这次神探旧苗走眼了

最后的知青，是1976届中学毕业生，也就是1959生人，今年刚过50的。不过数量已经极少了。

被中学分配定为“待分配”的，到1970届以后，不再有强力的“动员”下乡插队的措施，可以赖在家里一直“待”下去。只有一些带有某些目的——比如为了照顾下面的兄弟姐妹能够有个好的分配前途，或者就是为了争个政治表现——才报名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