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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飞：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的一颗沙粒  

    在“沙飞影像研究中心”首届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08.11.15

    首先感谢中山大学“沙飞影像研究中心”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也感谢王雁(沙飞之女)和会务组周到的接待。我对沙飞的摄影思想不熟悉，但是把它放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脉络里面再看他的作品，我也还有一些感想。我知道沙飞这个名字比较迟，虽然比较早的就看到沙飞的作品，其中一张就是《鲁迅与青年木刻家》，但是这些照片都没有署名，不知道是沙飞拍的。80年代中期我知道沙飞了，对他的结局感到很惋惜，但对他的事情还是了解不多。我对沙飞熟悉起来是到21世纪了，前几年，小彦、冯原、我们一起到珠三角去，在开平，他们两位给我介绍在当地非常有影响的司徒家族，他们也谈到沙飞。随后杨小彦送给我一本《沙飞摄影全集》。经过杨小彦和冯原的介绍，我又翻开了那本厚厚的《沙飞摄影全集》，我脑海中的沙飞影像就逐渐清晰起来了，似乎有一根线把我去过的延安和我从来没有去过，但在我脑海里有一种想象的晋察冀边区联系在一起了，让我对沙飞有了一些感想，今天我谈几点。
    我对沙飞的基本看法是沙飞一生有两个高峰，成就了他非常杰出的，极具鲜明个性的左翼艺术家的事业。我先说一个的看法，我认为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左翼和组织化的革命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左翼可以革命，也可以是“一个人的左翼”或者“书院里的左翼”，1930年代的李达等人，他们都是左翼，可是他们大多不跟中共发生组织联系，他们是“一个人的左翼”或者叫“个体左翼”。
    左翼不一定革命，但是革命一定是左翼的。左翼是多种选择中的一种，革命则是一种组织化的行为。沙飞的第一段阶段是1936年—1937年，我称之为沙飞的“个人化左翼”的阶段，这个时期沙飞的作品，刚才几位先生都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鲁迅，再一个是他的人道主义的情怀、对底层的关注。1936年 8月-11 月，这对沙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他到了上海和鲁迅接触，拍了一组关于鲁迅的照片。从这些照片可以看出来，沙飞非常敬仰鲁迅，这组照片完美地表达了沙飞对鲁迅的的尊崇。到了1937年，沙飞还有一些关注底层的照片，但就我看，我觉得这种关注还没有到尖锐化或者直白化的程度，也就是他的这个左翼还是一种温和性的左翼。
    从这个时期沙飞的代表性作品《老国民》、《人力车夫》、《码头工人》、《摆小摊的人》，还有一个老太太在缝衣服等影像，我们更多的感受是一种日常生活，或者是一般性的人道主义。这种一般性的人道主义实际就是“五四”以后“为人生的文学”在更广泛的文化艺术领域的发展。关注底层、关注社会，这些主题从“五四”就出现了，比如一个人力车夫的故事。“温和左翼”和“激进左翼”是有区别的，激进左翼有一些重要的标志，首先要反映底层的苦难，再一个要反映底层的反抗。这两个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化的左翼最鲜明的标志，而不仅仅是一般性的展示底层的日常生活。还有一点，作为一种整体现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艺术是集团化的，是一个有组织的、有纲领的行动。1930年成立的左联，有左翼文学、左翼戏剧、左翼电影、左翼音乐、左翼新闻等等八大类，全都是有组织，有纲领的。沙飞显然不在这个左翼组织化的队伍中间。他参加的“黑白社”跟“左联”完全没有关系。我还要补充，这个时期的左翼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它一定要直白地表达对“伟大苏俄”的向往，热爱苏俄，向往苏俄，是中国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艺术的特征。可是反观这个时期的沙飞，他的作品里没有这个主题。他就是个人化的左翼，或者叫温和左翼。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个看法，这就是左翼和中共是划等号的，离开中共就没有左翼。但事实上，情况可能更复杂一些，在中共之外确有左翼，把这种个人化左翼联系和聚集在一起的就是鲁迅。这就是我对1936、1937年沙飞作品的感受。
    沙飞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大家都在讨论的晋察冀13年。这是沙飞作为个体的的左翼艺术家汇入到组织化的抗日革命洪流，成为了一个革命宣传战士。沙飞是作为一个战地摄影记者去华北根据地的，当时还有一个青年记者陆诒也去了，陆诒很快就离开了，沙飞却留了下来。晋察冀是八路军和侵华日军最接近的地区，八路军的抗日和沙飞的抗日叠合在一起，在这里沙飞达到了他一生里创作最高峰。在晋察冀13年里间，他置身在高度组织化革命战争的体制之下，“抗日”、“革命”、“自由”都在他的身上体现，使这个时期的作品形成了一种张力。但是我还有一个看法，那就是沙飞很特别，他没有能够如同大多数前往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一样都实现的左翼知识分子的两次转型：第一步，从左翼艺术家转变成革命宣传战士，这一步他跨过来了；但下一步，他没能够再向成熟的党的工作者转变。
    晋察冀的革命知识分子有三个代表人物，一个是邓拓，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张春桥，他们和沙飞都是前后同事。邓拓、沙飞、张春桥是左翼知识分子前往晋察冀的三种类型，他们这三个人长期在晋察冀工作和战斗，但在这之前，这三人都曾不同程度地涉足上海左翼文化运动。邓拓去上海最早，他在1929年就去了，1930年他参加了中共,是左翼科学家联盟的成员，1933年离开上海，
    1937以邓云特的名字在上海出版了一本学术界都认可的专著《中国救荒史》。沙飞去上海很迟，也就是在上海呆了三、四个月，但因为沙飞拍了鲁迅的照片，他在当时影响就比较大。张春桥是1935年 5月去上海的，这年他18岁，是通过朋友的介绍投奔左翼作家陈白尘的，还和陈白尘一同在上海的西爱咸斯路的一个阁楼上住了两个月（陈白尘：《我这样走来》，第74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 6月出版）。张春桥在上海待的时间比较长，1935年10月参加了“左联”，他自称是1936年春夏在上海参加了共产党，但在建国后“审干”运动中，上海市委确认的他的入党时间是1937年春。张春桥在上海的几年，虽然写了不少杂文和小说，但除了用笔名“狄克”写过被鲁迅批评过的一篇文章，在左翼文坛上名气不大，人们很少知道他。
    这三个人就左翼的自觉意识而言，邓拓最高，张春桥次之，沙飞最低，但是这三个人在上海特殊环境下都没有被高度组织化。1932年12月，邓拓被国民党逮捕，被押往苏州反省院，后经他的家庭营救出狱后回到了家乡福州，和共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再转到开封读河南大学，成为一个“个体左翼”。张春桥是另一种情况，在国民党的严酷打压下，1935年后的上海共产党组织基本被打散，张春桥在上海接触较多的就是这样一些被打散，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沙飞、邓拓、张春桥都是一种松散状态下的左翼分子，或者说他们都是左翼的散兵游勇。从上海到晋察冀，他们都经历了一个从个体化的左翼分子被纳入到军事一元化战争体制的转变过程。这三个人都抗日，都追求革命，我不专门研究张春桥，但我想，他在1938年 1月去延安，再转去晋察冀根据地，应是追求抗日和革命去了。
    邓拓去晋察冀，他是归队，他是老党员，但因失去组织联系，有关情况有待调查，因而在1937年末重新入党。张春桥也是归队，但是没有人能证明他在1936年入了党，故而在1938年 8月在延安重新入党。沙飞不一样，他去的主要原由是抗日，但也不能排除有追求左翼革命思想的成分在里边。因为这个时期国民党也抗日，1938年的武汉是全国爱国知识分子都想去的地方，在那儿有非常活跃的影响全国的革命文化活动。沙飞为什么不去武汉而去了共产党的根据地？我认为这和他有一种左翼的追求，即响往共产党所强调的社会平等、社会革命的理想有关。三个人去晋察冀之前，思想不完全一致，去了以后差异就显现出来了，当他们被汇入到共产革命洪流之后，邓拓和张春桥很快就被革命组织所规驯，就是被改造、融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了。今天我们没有看到有关反映张春桥在这个时期有什么痛苦和苦恼的历史资料，邓拓还有一点，在 1944-1945年整风审干运动中，他写的个别的诗，抒发了某种苦闷的情绪。
    沙飞是很早去晋察冀的，他是1937年下半年就去的，比张春桥早，可是他入党是在1942年。我们知道1938年和1939年是中共大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只要你有一点入党意愿，历史比较清楚，大致就能够入党。到了1939年下半年才有一个巩固党的决定，就是停止大发展。在这个党员大发展的阶段，为什么沙飞不入党或者入不了党？我们通过王雁提供的资料知道有两个原因：一是组织上对他的经历有一些怀疑，这主要是沙飞是李公朴介绍去根据地的，而不是中共地下党介绍，也不是八路军办事处介绍的。在当时的中共党人看，李公朴是一个“灰色政客”，这样就对沙飞起怀疑了；另外一个原因是沙飞对入党没有什么积极性，这在当时绝对是少数。当然类似的情况在延安也有：一个就是肖军，他到延安也是很早，当他最后确定想入党已是1945年，彭真也同意了，但是他去东北不久就被认为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于是就入不了党了；还有一个老同志也是革命艺术家，他就是塞克，他也是很早到延安，却是一个“异类”，始终没有入党。
    我想沙飞在1942年之前，他是作为一个很有成就的专业人士被党重用的。应该属于“统战对象”；1942年之后，他是共产党内的“民主人士”。为什么呢？因为他太个性化，他保留了比较多的艺术家的知性、感性的方面。他的个性化的左翼色彩到晋察冀以后还没有完全消失。我们的沙飞同志对体制化不敏感，他居然对长期保护他、重用他的聂荣臻司令员还有意见，甚至发展到要给在延安的毛泽东写一封信告聂的状，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事，是完全违反组织纪律的，也是非常奇怪的。这件事，王雁的书上写了，我觉得写下这一段史实很重要。
    第二点是在1945年 8月，八路军快到张家口的时候，他居然要写信给毛泽东，还是血书，他要和毛泽东讨论党的重大战略问题。他是不是神经失常？我觉得他头脑还是清楚的，他就是充满一种疯狂、癫狂的革命激情，他身上的个体化左翼色彩还保留着。张春桥肯定就不会这么做，所以沙飞虽然也入了党，也作了大量革命工作，但他身上还多多少少保留着自由的思想。昨天也谈到，沙飞非常认同，并身体力行了“革命艺术是一种战斗的武器”的思想。其实主张革命艺术是战斗的武器，这个概念在1929年就有了。在延安的丁玲、肖军、王实味等，都认同革命文学艺术是宣传真理的战斗武器，所以持“战斗武器说”并不说明什么，我看来看去，总觉得沙飞有一点王实味的影子。
    依我看这里有两点：一个是他对聂荣臻司令员的态度；第二是他要和毛泽东讨论问题这件事，这些都属于“非常不合时宜”。我们知道有一个高长虹先生，他曾经和鲁迅打过笔仗。高长虹1941年来到延安，他也是写信要和毛泽东讨论重大战略问题，本来还很好，把他作为民主人士，请他吃饭，也请他讲话。在高长虹和毛谈过话以后，组织上就不理他了，把他边缘化。到1945年他随着八路军到东北，高长虹也算是一个老同志了，就长期由东北局的宣传部把他养着，高老先生最后不知所踪，到哪儿去了人们也不知道。他是一个思想奔放的老先生，他们都对革命组织缺少很认真的体会。
    我的意思是沙飞的聪明才智和聂荣臻对他保护成就了他在晋察冀的13年。前边讲了，沙飞有所谓“历史问题”，今天我们看这个根本不是问题。但在当时这是很严重的事，第一，他参加了国民革命第一军的北伐，这是蒋介石嫡系部队，在国民党反共的时候，没有看到沙飞的反抗。第二，1931—1936年，沙飞在汕头当了国民党军队电台的一个报务员。放在1942年的晋察冀，这两点绝对是大问题。我看沙飞在激情和癫狂之下，有一种清醒在里面，他没有糊涂，他没有向组织上汇报交代这段历史。他知道如果交代了这段历史，他就非常危险，因为当时情况下，党组织没有办法去“外调”，到汕头去了解他的历史。这样，轻则把他“挂起来”，重则如果是在陕甘宁边区，那就要送到边区保卫处的。沙飞是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的，他不会不知道他的同事和朋友邓拓，尽管在《晋察冀日报》的工作岗位上做出重要的贡献，但就是因为历史上曾两次被国民党逮捕，还进过苏州反省院，在1944年夏—1945年春的整风审干运动中，被集中到边区党校，在那儿接受了长时间的严厉审查。所以沙飞啥也不说，而聂荣臻则是坚信他没有问题，对他很是重用，让他当了《抗敌报》的主任、科长、《晋察冀画报》的主任，这都叫破格重用。我认为，沙飞遇到聂荣臻，是他的人生的机遇，成就了他的创作高峰。聂荣臻是摄影爱好者，很喜欢照相。他念念不忘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照的一些相片，这些照片以后都遗失了，他和沙飞既是上下级的关系，也是一种知音的关系。
    当然沙飞也拍了很多珍贵的聂荣臻的照片。这个时期还没有经过整风运动，这些照片都刊登在《晋察冀画报》上，送到延安，延安不太高兴。其实毛泽东对摄影还是喜欢的。1938年秋，延安摄影团成立后，毛亲自接见工作人员，对他们的工作更是給予大力支持，“每当摄影团给他拍摄电影和照片时，室内光线不够，又没有照明设备，毛便愉快地接受他们的安排，搬到室外去拍摄”。电影团负责人吴印咸“是被专门请来延安拍摄《延安与八路军》的，每月给他老家 120块大洋的生活费，供其家用。党为发展自己的电影事业，考虑得很全面，在经济上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参见吴筑清、张岱：《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1939年斯大林派了一个苏联摄影队来延安，领头的就是著名的记录片摄影家罗曼·卡门(Roman Karmen)，斯大林要他们拍一部反映中国抗战和革命的电影，罗曼·卡门拍了《中国在战斗中》和《在中国》，在延安也给毛拍了不少镜头，毛对他们的工作，也很配合。有一组镜头，时间是1939年，毛拿了一本书，就是刚刚出版的斯大林的《联共党史》，从窑洞里走出来然后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这样翻看。这组镜头究竟是延安摄影团还是罗曼。卡门拍的，现在已不易说清了，如果是罗曼。卡门拍摄的话，斯大林是一定要看的。罗曼。卡门还在苏联《消息报》上发表过通讯《毛泽东会见记》。我是倾向于相信是罗曼。卡门拍摄的，因为延安摄影团此时已去了华北根据地, 《联共党史》在1938年还没有中文本，而此前延安摄影团拍摄的《延安与八路军》，在1940年袁牧之带胶片去苏联冲洗时，因卫国战争很快爆发而遗失了。这是我看到沙飞作品时的联想，想到了毛。
    沙飞摄影理念是“武器论”，在这种思路下，他确实是拍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照片，这些照片是充满战斗性和鼓动性的，当然有一些是“摆拍”。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种叫“观念摄影”的说法？对这个“观念摄影”，我认为要放在一个大背景下来看。当时我们的老百姓不认识世界，照片的作用就太重要了，至于以后“观念摄影”怎么发展，责任不在他。我们中国传统讲究“文以载道”，写小说要有“思想”在里边，要“启蒙民众”。他这个摄影也是“文以载道”，他要表达一种观念，表达一种思想，至于以后怎么变成“高、大、全”，那是以后的事，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环节。那主要是革命胜利以后领袖要建立文化新秩序，沙飞则是在抗战时期，我的意思是要分开。我看到沙飞拍摄的《战斗在古长城》那几幅照片，有很深的感动。在民族战争的大背景下，显现出中华民族的崇高和壮丽。
    第二，沙飞也很重视“即时”，他拍鲁迅时捕捉的一瞬间，非常感动人，这些保留下来的东西都是非常动人的。作为学历史的，我还特别重视沙飞拍过的那些反映晋察冀边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照片。这些照片在以后的历史叙述中全都被遮蔽了，比如晋察冀开一些重要会议，会场上既有毛的照片，也有蒋介石的照片，所以沙飞拍的这些照片都是很有历史价值的。在我看，摄影的纪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都重要，当然还有一个时代性，以及作品中的人文内涵、这就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沙飞在晋察冀这13年中的作品，都包涵了这些重要的原素。
    陈瑞林先生和王璜生先生都提到沙飞的结局，我觉得沙飞的个性对他的命运有决定性的影响。在革命的体制内，张春桥完全不说话，或是非常听话，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党务工作者”，所以他以后步步高升。1949年在革命胜利的前夜，沙飞的紧张、焦虑和疾病，还有那种无名的恐惧感，可能使他精神崩溃，也可能使他做出非常极端的行为。我有些怀疑，那段没有交代的历史成了沙飞的一个心病。如果我们置身在当时的党的集体中间，在那种环境下，才能体会到沙飞内心中所承受的一种巨大的压力。因为共产党员任何事情都要跟组织说，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说，1942年入党时不说，1944-1945 年的整风时也不说（晋察冀在 1942-1943年处于日寇严酷的“扫荡”，整风运动推迟至 1944-1945年进行），1947年、1948年还不说，包袱越背越重。沙飞的“不说”很严重。因为建国以后马上就可以“外调”，别人的交代也会把你扯出来，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他在1948年整党的时候坚持把其他同志打成“反革命特务”，这说明什么呢？可能是他的精神高度紧张，也可能是他“以攻为守”吧。到了1949年10月的开国大典，他居然无动于衷，这时已是权力再分配的时候，我觉得与他的心病有关。我非常同意王雁的看法，以沙飞的个性，沙飞过不了建国以后政治运动一道一道的“关”的。
    最后我讲一点，革命是破坏一切秩序，革命战争年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沙飞成长在这个年代，他的激情和癫狂，他的敏感和偏执都和它有关。沙飞的结局是不幸的，他永远定格在38岁，在即将革命胜利的时候倒下，使他没有成为领导干部，这看起来遗憾，其实也没什么，这使得沙飞永远是一位本色的人。1949年前邓拓最大的贡献还不是编《晋察冀日报》，而是在全党首编《毛泽东选集》，可是邓拓如果不编的话，别人肯定也会编。张春桥在这个时期不露山，不露水，没有留下任何个性化的东西。沙飞却留下了大量的东西，他的这种东西是不能复制的和取代的。沙飞那些非常著名的照片：《鲁迅先生最后的时刻》、《白求恩大夫做手术》等等，其意义已经超出了摄影，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最生动的影像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讲，沙飞具有永恒性，他真的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成为一颗在祖国的天空中永远自由飞舞的沙粒”。
    这就是我对沙飞的一些感想，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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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女性陈琮英

    101 岁的陈琮英静悄悄地走了，对今天的国人，她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偌大的中国，还记得这位老太太的，或许只有一些为数不多的老干部和专职搞党史研究的人了，就是在这些人群中，陈琮英也更多是以老革命家任弼时夫人的身份出现的，而她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共产革命中一位典型的革命女性的形象，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世事的变迁，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模糊和淡忘了。
    二十世纪的中国共产革命波涛汹涌，众多的女性也投身于革命狂流，在那幅色彩斑斓的女性革命的画卷中，人们熟悉的只是那些身着阴丹士林长杉，剪着齐眉短发，站在人群中疾声呼号的五四新女性，或是手持驳克短枪，穿着对襟褂子的根据地女区委书记的影像，在这种模式化的图影中，更能说明中国革命之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另一类女革命者就被遮蔽了。
    任弼时，这位从五四新思潮中走来，二十年代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总书记、中共七大后的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早在少年时代，他就由其父安排，与陈琮英结缡，这门婚姻是任父为维系通家之好而为其子指腹为婚的的。还在少女时代，在长沙袜厂做工的陈琮英，就不断接济任弼时，帮助他完成学业。而深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任弼时，他对旧传统的反抗，和那个时代的新青年通常采用的绝决方式迥然不同，而是给他的妻子以革命启蒙，把她带上革命道路。这两位青梅竹马的爱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不离不弃，成为那种终生相守的革命伴侣。
    中国共产革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来，何为革命？和传统观念，传统制度彻底决裂之行动也。二十年代的那些激进革命青年，秉救国济世之宏志，怀义无反顾之决心，脱离旧家庭，脱离旧学校，或乘舟沿江而下，或束装奔向南国，离家别妇，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从此，家乡的一切都慢慢遥远。在烽火革命路上，共同的理想又把一对对革命男女组合成新的革命伴侣，几十年后革命成功，当年的青年红花白马，凯旋荣归故里时，旧时屋下端坐着的那位，早已是青丝变白发，成为旧制度的牺牲品。这种情况，非单纯人为因素所致，多为客观环境而促成，不仅存在于军人中，在革命文化人中也很普遍。
    陈琮英由任弼时带领，早在大革命时期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那紧张的岁月中，任弼时和她辗转于上海，汉口，广州，1926年11月，任弼时还将陈琮英带往共产主义的麦加——莫斯科，一位思想激越，背景为莫斯科东方大学大学生的共青团总书记，和他的指腹为婚的妻子，一同出席少共国际第六次执委大会，这或许会使今天的青年人感到意外，但在当时，这并不是个别的现象。三十年代初的中共领导人博古，他的革命伴侣刘群先就是无锡纱厂的女工，刘群先也曾和博古同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在革命的二十年代，劳工神圣和五四反传统并行不悖，人们既能看到像谢冰滢那样的北伐军中的英姿飒爽的知识女兵，也能发现端坐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课堂里的前上海纱厂的女工，于是就出现在这样的景观：一个职业革命家和她的童工出身的妻子，并排站在莫斯科的红场上。
    近代以来，风雨如磐，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历史上也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群——“女革命党”。自“鉴湖女侠”秋瑾以降，这条脉络经何香凝等，一直到了向警予才连接上，女革命党也转换为女共产党员。在这张长长的名单中，既有人们熟悉的革命烈士杨开慧、何宝珍等；也有著名的女革命家蔡畅、邓颖超、杨之华、康克清、刘瑛、李伯钊、钱瑛、曾志、帅孟奇、陈少敏、陆璀、陈修良；还有朱端绶、夏娘娘，邓六金，王定国，陶承等一大批隐身在镁光灯后的革命女性，陈琮英就是其中之一。
    丁玲说过，女性如果认定她的革命信仰和爱情，可能比男性还坚强，她举例说，在三十年代的国民党监狱中，女共产党员很少叛变。1931年的春夏之间，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汹险万分的非常时期，继 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6 月22日，总书记向忠发也被国民党特务抓捕。第二天，由周恩来派往向忠发家工作的陈琮英，怀抱着出生刚一百天的女儿被捕入狱。就在中共中央调动一切关系营救向忠发时，这位党的总书记竟主动向国民党当局投降，并向陈琮英劝降说，你什么都可讲，不要瞒了。在这危急的关头，陈琮英机智应对，表现出过人的胆识，（陈琮英虽于1926年就参加革命工作，但是入党却在1932年），半年后被党营救出狱。八十年代间，一时出现“向忠发没有叛变”的言说，陈琮英以当事人的身份写出文章，为当年的这桩重大事件作出历史的见证。1931年夏的经历，在陈琮英并非第一次，1928年10月，任弼时在芜湖附近的南陵县被捕，陈琮英背着孩子，从上海赶到长沙，动用一切社会关系，千里救夫，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任弼时获得自由。
    如果把这批二十年代投身共产革命的女性，和那些人数更多的1937年后参加革命，投奔延安的女性进行比较，她们的身上别有一种气质和精神风貌：坚毅，从容，目光广大而恢宏。不管她们是来自于五四，还是来自于来自于乡村和纱厂，她们都经历了革命最艰难的岁月，在“苏维埃十年”（1927—1937年），她们的身影出没于上海的狭窄的弄堂，莫斯科共产国际的的柳克斯大厦，赣南的泥泞小道，和漫漫长征路上。她们既是革命的弄潮儿，也是革命原有意义的执着的信奉者，她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老革命”，对她们而言，没有什么事儿没经历过，无论是对敌斗争的血雨腥风，还是革命营垒内部的风霜雪剑，革命的艰难曲折，使得她们比后来者对革命，对人生，有更深的体悟，她们的性格和经历各异，但待人接物，为人处事，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真诚和豁达，于是，人们尊称她们为“大姐”。
    陈琮英又是幸运的，她有一个始终爱她的丈夫。在中央苏区，在湘赣，在长征路上，她一直和任弼时并肩在一起。1938——1940年，任弼时带着她，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了两年，1940年，她又和丈夫及周恩来夫妇等一同回到了延安。而另一些和陈琮英有着类似革命经历的女同志，也是在抗战后从延安去了莫斯科，例如博古的夫人刘群仙，最后都消失在寒冷广袤的俄罗斯大地，而没能回到她们眷恋的祖国。贺子珍总算返回国内，但身体和精神都受到很大的伤害。刘群先，金维映等一批滞留在俄罗斯又失踪的女同志，其命运之坎坷和不幸，另人不胜唏嘘。
    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年代，像陈琮英这样的女同志，多数都不为世人所知，代表党的妇女形象出现在公众场合的，也就是两个半人：蔡畅、邓颖超，那“半个”则是王明的夫人——孟庆澍。蔡畅，作为接替王明之职的中央妇委书记，她主要在根据地从事妇女界的领导工作，四十年代后期，又频频代表中国解放区妇女，出席在苏联和中东欧国家举行的国际民主妇女大会；邓颖超，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活跃在武汉、重庆，做着包括联络各界妇女的党的统战工作；孟庆澍在武汉和重庆做的工作和邓颖超类似，她曾经随王明返回延安，作为仅有的几个女性代表，出席了著名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当王明调任延安中国女大校长后，孟庆澍也来到女大工作，以后，随着她的丈夫一起渐渐从公众视线中消失。
    更多的女青年则活跃在女大、抗大、鲁艺、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在宝塔山下，在延水河畔，歌咏，戏剧，大合唱此起彼伏，她们把青春，理想主义，和革命的罗曼蒂克带到延安这座革命的斯巴达城邦，这就是风华正茂的丁雪松，韦君宜一代人，其中也有江青和叶群。在她们的前面，仍是那些“大姐”。从莫斯科回国的陈琮英继续做任弼时的机要秘书，此一阶段，有“党的骆驼”之称的任弼时承担着极其繁重的领导责任，这位中央秘书长，实际上是党的“总管家”，陈琮英协助丈夫，做的就是事关全党的信息收集和整理的工作。在江西时期，类似的工作曾有两个大姐担任，这就是邓颖超和刘英，在长征中，她们一直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行动，在她们的手中，掌握着党和军队的最核心的机密，因而没有被编入由女同志和老干部组成的“休养连”。陈琮英担负的任弼时机要秘书的职责，一直到1950年任弼时去世。同年，陈琮英被任命为中央机要局处长，这也是她革命几十年担任的最高和最后的职务。
    陈琮英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当年参加革命时的那种理想主义精神，随着革命的不断前进，理想终于演变为制度，随之自然而来的是差序，礼仪和规范，这既是整合秩序之必需，也对革命者保持理想境界，构成了新的考验。人们目光所见，既有朱德、康克清劳作于屋前菜园；也有武装战士结队千里为江青采办美味黄河鳇鱼之举。进城后，论物质条件，与往昔相比，何如霄壤之隔？在某些人那儿，则更有了排场，鲜花，欢呼。然而，陈琮英还是继续她的简单的生活，1950年后，陈琮英一边抚育她的子女，一边继续默默做她的那份工作，没有镁光灯，更没有前呼后拥。
    任弼时，一个品行高洁的革命者，以他的奋斗的一生，完美地诠释着革命和革命者的意义；他的夫人——陈琮英，则以自己的坚毅和朴实，几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体现着他丈夫的美德，如今带着那个革命时代的所有光华，静悄悄地走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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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遄流】

鞍钢工人与“鞍钢宪法”

    原载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 4月号总第58期；《评论》（第 2辑）转载，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20世纪90年代后，海内外某些学人似乎有一种新的研究趋向，这就是主张重新发掘过去时代的某些“积极价值”，再配之以其他新的思想资源，用于指导当今的中国改革。崔之元认为，“鞍钢宪法”即是体现了“以广大劳动人民取代少数经济政治精英对社会资源的操纵”的“经济民主”的重要范例。在读到这些论述时，我是颇为惊讶的。我对这些学人提出上述判断的事实基础是否确切有不小的疑问，我认为彼等将某些概念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剥离开来，再赋予这些概念以“政治正确性”的判断，已和当年的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对“鞍钢宪法”的新诠释就是一个突出事例。
         
一
      
    谈起“鞍钢宪法”，人们自然就联想到那个“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从60年代初开始，“鞍钢宪法”已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紧紧联系在一起，然而“两参一改三结合”并非由鞍钢首创，早在1958年“大跃进”初起阶段，鞍钢以外的其他城市的若干企业就已经初步“创造”出这个经验，并于1958年12月形成“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正式表述。1960年 3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把鞍钢在“大跃进”期间实行的以政治挂帅为核心内容的一套做法誉为“鞍钢宪法”，这才使得鞍钢获得“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发明权，从而被认为是毛泽东找到了一条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的批示使“鞍钢宪法”声名远扬，但那几个最先发明“两参一改”的企业则早已被人们遗忘。今天研究“鞍钢宪法”和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的海内外学者又何尝知道，在他们的书斋，生命力持久的“两参一改”，当年却是由一个百余人的公私合营的济南小厂——成记面粉厂最先创造出来的。当时该厂还有另外一项创造——由老工人王学锐制成的小麦脱皮机的经验，与“两参一改”合称为“两项经验”。
    由济南成记面粉厂最先产生的“两参一改”，原先主要是一个精简干部、提高生产效率的措施。成记面粉厂原有干部、职工共 138人，开展“两参一改”后，取消了所有脱产干部，全厂干部职工人数也被精简为 119人。该厂的“两参一改”具有十分质朴的特色，干部参加生产仅是做生产辅助性劳动，干部下车间劳动主要是顶替那些请病事假的工人。此举仅是着眼于提高生产效率，并没有被上升到“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高层次，更没有人意识到这个由他们创造的新经验不久将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新模式。
    成记面粉厂的“两参一改”被推出后，很快，陕西庆华工具厂的“两参一改”经验也问世了。与只有百余人的济南成记面粉厂不同，庆华工具厂是一个大型国营企业，该厂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至1958年，仍有苏联专家在该厂工作。庆华工具厂推出的“两参一改”不再是成记面粉厂的干部顶班劳动一类低层次的“生产中心主义”，而是破除了在产品质量上的“右倾”观点，大胆地向苏联专家确立的工艺流程开刀，从而焕发出“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时代精神，与“大跃进”的主旋律完全结合了起来。
    陕西庆华工具厂对“两参一改”的充实和发展，使得这个先进经验日趋成熟。到了1958年12月，“两参一改”已正式上升到“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更高层次，首先贯彻这项经验的是重庆长江电工厂。从1958年上半年开始，重庆长江电工厂就开始推行“两参一改”，至11月，厂党委根据鸣放出的30700 多条建议和意见，制订了“彻底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案”。其主旨是全面落实干部参加生产的措施，将原先占全厂职工总数8%的干部下降到3%。
    从济南一个百余人的公私合营小厂孕育出的“两参一改”，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发展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事实证明，它是时代理念强力引导和催生的产物。1958年，毛泽东号召政治挂帅、破除迷信，两条腿走路。同年，在他的推动下，全国各大中企业全部废弃一长制，改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工厂管理方面，则是大破苏联专家确定的生产工艺流程，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组织生产。一个“两参一改三结合”，一个“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就成了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正因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具有如此鲜明的毛泽东的个性色彩，苏联方面立即表现出不快和排斥。
    苏联专家对“大跃进”期间工人技术革新的价值极表怀疑，陕西某厂工人在短期间提出几十万条合理化建议，苏联专家无动于衷，甚至“捂起耳朵直摇头”，他们认为中国工人的合理化建议大多是为提而提，流于形式。苏联专家根本不相信，中国工人自行检验产品可以保证产品质量，他们对中国报纸上宣传的“提高工效几万倍”更是嗤之以鼻。
    苏联专家和在华的苏联人对中国方面赋予“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巨大意义也很不相信，他们根本不认为此举有助于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针对苏联专家的怀疑与指责，有关部门进行了检讨，得出的结论是：专家的思想偏差和中国同志“对专家的政治工作没有政治挂帅有关系”。饶有意味的是，“大跃进”时期，在鞍钢的苏联专家的意见却不多，难道鞍钢在“大跃进”的高潮中置身于外？

二
         
    在50—60年代初的中国大型企业中，鞍钢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大庆油田以后取代了鞍钢的地位），堪称是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龙头老大。1949年 8月，应中共中央的请求，斯大林派出数百名苏联专家随秘密访苏的刘少奇抵达东北，其中大部分的苏联专家被安排在鞍钢。
    “一五”期间，是鞍钢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共中央出于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安排，把钢铁等重工业列入国家经济建设的头等重要位置。在苏联专家的全面指导下，鞍钢系统地引进了苏式工业管理模式，成为新中国的钢铁生产基地。
    苏式工业管理模式的核心就是实行一长制，鞍钢所属各个厂矿全面落实了一长制的经验，并相应建立起总工程师、总工艺师、总化验师、总检验师、总会计师的制度。由于鞍山市的主体部分就是鞍钢，因此，中共鞍山市委书记同时兼鞍钢党委书记和经理，在党的关系上，鞍山市委和鞍钢党委直属中共辽宁省委领导，但北京的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和国务院的冶金部都对鞍钢有十分具体的业务指导关系。
    在整个50年代，鞍钢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种象征，甚至吸引了一些文艺家选择鞍钢作为他们的生活基地。著名女作家草明在鞍钢落户十年，挂职于某钢铁厂任党委副书记，于1959年写出配合政治斗争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四川作家艾芜也长期在鞍钢体验生活，并写出长篇小说《百炼成钢》。今天的人们也许早已遗忘了这些作品，但它们却是那个时代鞍钢生活的某种写照。
    1958年，北京号召“以钢为纲”，“为实现1070万吨钢而奋斗”，冶金部部长王鹤寿雄心勃勃，向毛主席立下军令状，鞍钢工人也全力以赴，要为钢铁元帅升帐作大贡献。但是大炼钢铁的基调是土法上马，搞全面开花的小土群，而鞍钢是特大型现代化企业，只能把工作重点放在增产、增效、厉行节约、降低消耗上面，这样，在“大跃进”第一阶段的1958年，鞍钢没有产生什么轰动全国的“先进经验”。
    在你追我赶、每天都有先进经验爆出的“大跃进”年代，产生不出先进经验就是保守、落后、右倾。鞍钢虽然不能搞小土群，但还是有其他潜力可挖。1958年，鞍钢在工人中普遍开展了“献工”、“献点”活动——就是动员工人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改变工时制度和休息制度，主动延长工作时间。但这也谈不上是什么“创造”，因为“大跃进”期间，全国各厂矿的工人都普遍加班加点。于是鞍钢党委只能另辟蹊径，创造出一套具有鞍钢特色，既能与“大跃进”精神相适应，又能体现出产业工人政治觉悟的新经验。就在这时，传出上海求新船厂等企业“工人自动要求取消计件工资”的消息。受到这些消息的启发，鞍钢党委迅速在各厂矿发起是否取消津贴的“大辩论”，不言而喻，这类大辩论是不存在对立的两方真正争辩的，因为所有人都明白这种大辩论的含意。在一边倒的形势下，任何人都不会逆潮流，提出“应保留津贴，不应取消津贴”等一类意见。
    取消津贴、取消计件工资称得上是体现共产主义思想的新创举，问题是，鞍钢采取的这项改革，究竟是出自工人自发自愿，还是领导强力引导的结果？
    至1958年11月底，占鞍钢公司生产工人总数的65%，原先实行计件工资的27个厂矿，已有24个取消或准备取消计件工资。
      面对上述新情况，鞍钢领导习惯性地求助于“阶级分析”的分析路径。鞍钢的工人阶级虽然是党的阶级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鞍钢的职工就进入了“红色保险箱”。首先，鞍钢有大量技术人员。依照1958年的新观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剥削阶级，鞍钢的工人来自四面八方，1958年又扩招了一批新工人，这些人家庭背景各异，有一些人是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即使家庭出身好的工人也有思想觉悟高低之分，例如有的工人就对将知识分子划为剥削阶级“感到接受不了”。所有这些都说明，即使对工人阶级也要划分左、中、右，阶级成分固然极端重要，但仅仅是阶级成分纯正还不够，政治思想是否正确才是关键。
    根据上述不同情况，鞍钢各级领导采取不同政策，以示区别对待：（1） 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大跃进”的怀疑和动摇；（2） 在所属各厂矿设立肃反机构，开展肃清反革命的斗争；（3） 对一般工人根据思想和政治表现进行“排队摸底”。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大批判开道，推动“大跃进”。在各种批判、教育中，对一般工人进行的“排队摸底”是最有创意的。依照过去的习惯，“排队摸底”的对象基本限于知识分子或民族工商业者以及从旧社会过来的社会知名人士，但在“大跃进”期间，“排队摸底”已普遍运用于广大产业工人。鞍钢的方法是将工人分为三类：（1） 先进层；（2）中间层；（3） 落后层。区别的主要标准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态度，干劲大小，有无牢骚怪话，是否具有共产主义主人翁精神，以及是否愿意主动加班。分类结果是：先进工人多为老工人，中间工人多为青工，落后工人多为徒工。下一步就是在工人中开展“大辩论”和“拔白旗”，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开展“大辩论”后的一段时间，工人的思想觉悟和生产自觉性会有所上升，但是不久，又有牢骚怪话出现，于是，再进行一轮“大辩论”。
         
三
         
    1959年夏召开的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全党全民“保卫三面红旗”，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三面红旗的“攻击”，骤然打断了1959年上半年工业战线上对“大跃进”混乱局面的纠偏，鞍山领导将“大跃进”以来鞍钢的各项经验加以总结提高。1960年 3月，终于获得毛泽东的亲笔批示，把大搞政治挂帅和群众运动的鞍钢的一套做法就是“鞍钢宪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9—90页。，从此，“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就在东方地平线上升起！
    在1959年 1月至 7月，尽管鞍钢各级组织仍不时在工人中开展“大辩论”，但是，鞍钢领导层也意识到前一年的跃进出了不少问题。由于毛泽东在两次郑州会议和1959年3—4月的上海会议上提出“降温”问题，鞍钢的领导才愿意面对这些困难。1959年 5月20日以后，鞍钢分别召开了工人小组长以上干部会议，“职工们对过去不说真话，弄虚作假，都作了检查，对领导听喜不听忧、主观主义、强迫命令作风也提出了批评”。在这种大背景下，鞍钢以外的其他一些钢铁企业甚至对工人疾病的情况也开始着手调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数据是，由于长期苦战，患各种慢性病的工人占工人总数 27%。
    1959年上半年的纠偏逐渐触及1958年创造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若干领域。在黑龙江省委工业部召开的干部讨论会上，虽然所有与会者都肯定干部参加劳动的做法，但一涉及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就出现了争论。多数人指出“群众管理太多，什么事情都要工人管理，工人负担重而不愿干”。大多数代表同意工人应参加一些“简单的、带有群众性的管理工作”，至于复杂的工作，诸如工资计算、产品检查、设备维修，则主张仍应由专职人员管理。个别人在纠偏空气的鼓舞下直抒胸臆，提出目前“企业管理混乱，就是工人参加管理的结果”。及至“反右倾”运动兴起后，所有这类言论顿时绝迹。
    1959年12月至1960年 2月，毛泽东开始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次全面论述了“两参一改三结合”。毛泽东说：“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毛泽东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五），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 3期。3 月，毛泽东将“两参一改三结合”赋予“鞍钢宪法”，大大提高了鞍山市委报告的理论层次，因为在他们给中央的报告中，竟没有一句“两参一改三结合”的表述。毛泽东的指示下达后，鞍山一片欢腾，已经沉寂多时的工人“双革”（技术革命、技术革新）建议又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每天都要实现数千件技术革新建议”。当时的笔杆子是这样描述接到毛主席指示后的鞍钢工人的心情：“过去是一长制，不敢革命，是人民币挂帅；现在是大搞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命，是政治挂帅”，“1958年以前，脑袋上好像戴上个‘紧箍咒’，不敢想，也不敢干”，现在则是“思想大解放，右倾一扫光，革新闹高产，心花大怒放”。更有工人在听到传达后思想大飞跃，马上体悟到“鞍钢宪法就是毛泽东思想”，他们热情称颂主席思想“赛过太阳万倍强”。
    尽管毛泽东的批示给鞍钢注入了强大活力，但是“大跃进”的快车到了1960年还是不得不放慢了步伐。1960年 4月上旬，全国钢铁生产出现大滑坡，4 月份 1—20日的平均日产量比 3月份同期减少3400吨。鞍钢的工人阶级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也是尽全力才能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的。1960年 5月以后，鞍钢工人再掀跃进高潮，但是跃进实在难以为继，以致先进经验有“越推越少”的趋势。8 月，辽宁的粮食供应已极为困难，辽东发生大水灾，铁路交通受阻，包括鞍山在内的辽宁10个城市的粮食库存量仅可供应八九天，北京紧急调运粮食支援辽宁，但仍无法根本扭转粮食危机。孙业礼、熊亮毕：《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 194页。
    严重的粮食困难已使几个月前迎接毛主席指示的欢快气氛不复存在，更有甚者，大量的牢骚怪话又纷纷出笼，许多人甚至公开半公开地抱怨，“大好形势”是“形势不好”。作为消极现象的集中反映是出现了建国后鞍钢从未有过的现象：鞍钢大批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得了营养性浮肿病。
    1961年是鞍钢最艰难的一年，鞍钢有些厂还宣布停产（化工总厂），工人群众中的“模糊思想”和“不正确”的议论更加突出，有人竟埋怨领导“过去对轻工业重视差，所以物资供应紧张”，更有不少工人产生“弃工务农”思想，以至于到了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的1962年初，还有工人准备春节回家请长假，如果农村情况好就不回鞍钢。
    北京在1961年初终于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作出反应，中央宣布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紧接着又下发了《工业七十条》，一批“大跃进”中上马的无效企业纷纷下马——从表面上看，工业格局已全面向1958年前复归，然而，完全的复归并不可能。1961年 3月，毛泽东又发出指示，在工交企业建立政治部，以加强党对工交企业的全面领导。此说明毛泽东坚持他的理想：以思想革命化来推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来保证他的理想的推行。1962年12月，东北局经济委员会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召开了工业企业政治工作会议，提出每个企业都要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会议宣布在困难时期有错误言行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 17%左右。现在，“鞍钢宪法”的主旨已经按毛泽东的最新思想转化为更加突出强调阶级斗争，具体领导各企业进行阶级斗争的组织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建立的政治部。
    综上所述，“两参一改三结合”在1958年后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工业化管理的一种新方法，毛泽东期望以此来规划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然而，遭到唾弃的苏联“马钢宪法”并非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它和鞍钢宪法一样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向重工业倾斜的生产管理方式，只是鞍钢宪法已用“政治中心主义”代替了“技术中心主义”。
    “大跃进”期间的鞍钢工人没有争取“经济民主”的思想意识，“两参一改三结合”与“经济民主”不搭界，所谓“经济民主”只是当今学人理念世界的产物，与当年鞍钢工人无涉。时下某些学人从预设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的想象附丽于历史，以某种理想化的态度来构筑过去。按照这种思想逻辑，过往的年代的许多概念都会在“后现代”闪烁出光辉，因为只要抽去这些概念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特定内涵，再将其诗化，根本无须费力去“开掘”，这样，过去时代的许多概念马上就会熠熠生辉。顺便说，“大跃进”年代与鞍钢宪法相匹配的还有农业战线的“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除了那个密植的“密”有待商榷，其他哪一项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本文基本资料来源于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所藏中国当代史史料，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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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

    1958年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是一场具有空想乌托邦性质的政治运动。今天人们忆及当年的大跃进，马上会联想到「高产卫星」、「全民炼钢」、「公社食堂」等带有荒诞色彩的景象。然而大跃进并非仅仅是一场乌托邦运动，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借着这场运动的推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急速地向社会各个领域扩张。大跃进运动使国家权威得以扩大和强化，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也大大加强了民众对国家权威的认知。本文即以江苏省为例，试图勾勒出江苏省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扩张的图像。
      
一
  
    国家权力，国家控制社会的能力和影响力之谓也。本文所称的国家权力，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国家象征为形式、以党的权力为主导的党和政府的权力。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依据列宁的国家学说和苏联的建国模式，并参照中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创建了一个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新国家体制。在这个新国家的架构内，党和党的具体化身毛泽东位居核心地位，围绕这个核心，有党领导的政府和军队，党领导的意识形态等系统。随着这套新国家体制的建立，国家的力量急剧增长，并快速向社会各个方面渗透。
    中共重建国家和社会的途径、方法，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尽相同。中国的党和政府实现其权力的途径不仅仅是依靠党和国家的各级机构，中共更习惯于运用政治动员、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运用政治动员、群众运动夺取革命胜利的模式，此时已成为党的一个新传统，并被视为一种可以运用于不同历史时期，且百试而不爽的成功经验。建国后，中共领导了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肃反、反右等政治运动，这些运动不仅实现了毛泽东的预期目标，而且极大地强化了国家权力。
    50年代初，随着新秩序的巩固，中共开始重建省一级的党与政府的机构。1949年春，江苏境内的国民党政权被摧毁后，中共并没有马上建立省一级的党委和行政机构。由于苏北是老解放区，苏南是新区，两地的基础与任务不同，加之南京是原国民党政权的首都，被认为情况特别复杂，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分设中共苏南、苏北两个区委和南京巿委，另成立苏北、苏南行政公署和南京巿人民政府。1952年 9月，北京决定将原中共苏南、苏北两个区委和南京巿委合并，组建江苏省委；苏北、苏南行政区与南京巿合并，组建江苏省。1953年 1月 1日，省人民委员会正式成立。统一的江苏省党和政府机构的建立，为贯彻落实北京的精神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江苏建省后，国家权力在各项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借助于各级党和政府机构，进一步向城乡各个领域扩散。
    在城巿：在建国初开展的「城巿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普遍建立了工会、青年团和民主妇联等组织。1951年在江苏省各主要城巿建立了以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为主要任务的「宣传网」和报告员制度，在城巿基层建立了居民小组和居民委员会。1951-1952 年，江苏省所有城镇，以机关、群众团体、工厂、企业、街道为单位，都成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为了改变建国初期不少城巿中的居民委员会主任多由资本家或知识分子家属担任的状况，1954年，江苏各城巿对居委会进行调整和充实，根据「以劳动人民及其家属为主，以妇女团体为支柱的原则」，将原资本家家属等清除出居委会领导岗位。同年，旨在强化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由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和公安派出所所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城巿综合治安管理体系建成。至此，国家权力延伸到城巿的每一个角落。在新国家的强大政治攻势下，人民的生活习俗发生了根本转变。城巿居民纷纷自动交出麻将牌、参加读报组，仅南京巿玄武区居民就交出2600多副麻将牌，有4500多人参加读报组，6500多人参加夜校学习。
    在50年代中期，国家对城巿经济生活的控制也得到加强。1954年 9月 1日，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镇江、常熟、南通、新海连（连云港）等 9个城巿开始实行粮食定量供应。为了缓和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出现的粮食短缺的矛盾，各级党和政府把「节约用粮」当作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予以强调。1954年后，江苏各城巿开展了「爱惜粮食，节约用油」的政治动员，要求城巿居民在「道理懂，思想通，全家同意」的基础上重新制订粮油计划。1956年，南京、无锡等 6个城巿开展了节约粮食运动，使粮食销售量仅在5、6、7 三个月就减少了 3万吨。1956年12月，根据南京巿委统一部署，各区委又成立节粮领导小组，仅南京巿玄武区就在以人定量的基础上，每月再节粮15万斤。
    各地纷纷以虚假的高指标、高纪录相夸耀大跃进运动，“卫星田”的稻穗竟能托往一位小姑娘。
    在农村：废除保甲制，实行村组制，普遍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把国家的权力全面延伸到乡村社会。1953年又通过实行「统购统销」，初步将农民纳入国家控制体系。在政治层面，为了体现新国家的阶级性质，对农村中的地主、富农份子建立了「定期训诫会议制度」。经过政治与经济方面的一系列巨大变动，50年代中期，一个由国家支配的新社会已基本建成，国家已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绝大部分领域的控制。
    在新国家和新社会的环境中，民众的意识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1954年江苏省人民广播电台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建立广播收听网的决定，在全省 272个区建立了收音站，在 36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 201个互助组里建立了收听组。经过长期密集性的思想灌输，城乡大众已能充分认识代表国家权力的一系列象征符号。民众对党和政府的权力有了十分具体生动的感性体会。「毛主席」、「党委」、「书记」、「人事秘书」、「党员」、「干部」、「派出所」等词语的含义已被群众内化，并用来指导自己的日常思想和行为。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之前，国家权力主要通过党和政府的机构来体现，由政府控制的各项运动促进了国家权威向社会基层的扩张，但在全国城乡仍有个别领域国家权威尚未完全占领，这种情况在大跃进期间发生了重大转变。

二

    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相比，大跃进是一场规模更大的群众性运动，这场运动不仅促使国家权威向城乡全面渗透，而且在社会生活所有领域都建立、巩固和强化了国家权力。
    城巿虽是国家权力控制最严密的地区，但是在1958年以前，仅南京巿就仍有5.3%的工业、5.8%的商业和5%的手工业未实现社会主义化。在各城镇仍保留有少许的私人修配摊点和私人诊所，仍存在私人出租的房屋。城巿的寺庙教堂虽然统属政府宗教事务管理部门领导，寺庙教堂内也成立了民主管理委员会，但是个别庙庵仅有一两僧人主持，以致无法落实该项制度。
    虽然1958年以前江苏的农村已全部实现社会主义化，但农民尚保留有自留地，各农业社仍可根据本地的情况决定耕种何种农作物。在政治方面，对地富份子的管制还不十分严密，在苏南经济富庶的农村地区，某些地富份子尚可自由进入茶馆议论时事，地富子女在升学和就业方面也未受到特别限制和歧视。综合各方面资料分析，利用发动大跃进运动占领国家权力尚未完全控制的领域或许不是毛泽东的意图，毛发动这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其乌托邦的理想。大干快上、赶英超美，是毛在大跃进期间思想的主流，但是毛在 1958-1959年确有不少强调国家权力方面的论述。在毛的理念世界里，一个权力无限扩张的国家和一个「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社会是有机地重叠在一起的。
    根据薄一波回忆，1958年毛在谈到国家职能时说，今后「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毛又说：「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但是，毛又在不同场合表示他对军事化管理方式的赞赏。在 8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强调要把「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并对河北省徐水县委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表示支持和称赞。尽管毛泽东未将强化国家控制作为大跃进的重点，但是这场运动使「控制」成为不可逆的趋势。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意志透过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组织措施得以全力贯彻，国家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急速扩张。
    1958年 2月12日至15日，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三届七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名曰「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实际上是落实毛泽东在年初南宁会议上对「反冒进」的批评，为正式发起大跃进运动制造舆论准备。省委扩大会议之后，在十天之内，江苏各地纷纷举行党代会和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北京对「反冒进」批评的精神，全省有 83000多名基层干部集中进行了学习。
    在毛泽东一再批评「反冒进」的紧锣密鼓声中，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 5 月 5日在北京召开。5 月 8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关于学习和宣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和决议的通知》，要求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学习和宣传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运动。5 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闭幕，出席会议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立即返回南京，马上部署筹备召开江苏省委三届八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大破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度发展的迷信，肯定了农业可以『一翻再翻』；二是大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念，地方工业可以自力更生大发展；三是大破了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办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会议结束后，一场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大跃进的运动迅速在江淮大地掀起。
    江苏各地各级党组织立即召开会议，传达部署落实省委三届八次会议精神，南京巿有20万人参加宣传大跃进的活动。所有宣传员、报告员全部出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积极配合，文艺、歌舞、曲艺、黑板报、墙报、标语、有线广播、宣传车、展览会纷纷上阵。在大跃进运动不同的阶段，宣传的侧重点也相应不同：大跃进初期，以鼓动落实《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中心，继而宣传「排山倒海除四害，造福子孙万万代」，再宣传「全民炼钢」和迅速实现「人民公社化」。在强有力的政治鼓动下，工农商学兵和城巿街道居委会全部行动起来，基层细胞高度活跃。江苏各个城镇的职工、学生和居民纷纷上街，敲锣打鼓。4 月27日，南京巿玄武区举行「火炬歌唱大游行」，数万与会者唱着「东风压倒西风」等三首指定必唱的歌曲，载歌载舞，表示热烈拥护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为了加强对基层运动的领导，江苏省的党政部门根据中央的精神对原有的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1958年 4月，江苏省委决定：今后有关全省性的方针、任务、规划问题，由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决定统一规划、统一安排，并决定成立工业、农业、政法、党群、文教五个小组，在省委统一领导下，代表省委处理有关方面的日常工作。依照此例，江苏各地、巿、县委纷纷对原有机构进行调整。南京巿玄武区区委将区机关各部门按工业、财贸、文教、肃反、政法、街道六个系统组织起来，分别成立领导小组，实行所谓「下去一把抓，上来再分家」的新工作方法。此项决定的意义在于，作为组织安排全省经济生活的各级政府的工作权限实际上已被党委完全取代，换言之，原先由党和政府共同组成的国家权力象征，今后将主要由党来体现。
    进入1958年后，要求加强党对工农业和文教科研工作的领导，成为来自北京的不断重复的声音。江苏省委将12名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和21名省委部长、副部长调往地方。副省长韦永义、周一峰分别调往无锡巿委和南通巿委任第一书记，原省委组织部部长高啸平被调往扬州地委任第一书记。4 月，南京巿委又抽调六百余名干部分配到学校工作。向知识分子集中的文教单位「掺沙子」，其实早在反右派运动后就已着手进行。1957年 9月下旬，江苏省委就已从工矿企业抽调了 500名干部派往省内的学校、医院、报社和其它文化单位。1957年12月，江苏省委又选调五十余名领导骨干，分别到省内各高校担任党委书记、副书记和系总支书记等领导职务。
    在这期间，根据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委在党政机关内部就开展第二批审干工作作出部署。南京巿玄武区对全区工业、手工业、财贸、文教、卫生、公安、中小学教员3124人进行了审查，经初审发现有 33.2%的人需要进一步弄清问题。为此，玄武区委在1958年 2月成立了新的审干办公室，各系统成立了审干小组。3 月13日，玄武区又成立审干委员会和肃反领导小组，由区委副书记兼任主任和组长。自然，那些被认为「有问题」或「待查」的干部是不会被派往基层担任领导的。大跃进高潮中，从上级机关下放到地方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或从工矿企业选调到文教单位的干部，作为权力和权威的化身而受到基层单位的尊崇，他们的到来使基层单位更生动地体会到国家权力的力量。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通过大兵团式的兴修水利工程和「全民炼钢」也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强化。在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治水工程多由国家督导建造，因为重大的水利工程，只有依靠国家力量调集人力和物力才能完成。江苏北部是历史上水患严重的地区，中共在建政前，苏北根据地地方政府在战争环境下就曾领导建造过一些中小型水利工程。建国后，苏北行政公署领导修建了一系列的治水工程，在这一类的活动中，北京的水利部曾派遣过准军事部队水利营前往苏北，但治水的主力是当地的民工。由于民工人数众多，当局对民工的管理带有准军事性质，要求实行较为严格的统一劳动、统一作息的制度。
    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后，省委要求实现「三年全省水利化」，「在严寒刺骨的风雪中，数百万群众穿梭般地忙碌来往」，在全省各水利工地奋战。民工往往每天劳动长达 12-15个小时以上。1958年 3 月，分淮入沂，淮水北调工程开工，这是迄至那时江苏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准军事化的管理下，一年共挖掉34亿土石方，如果包括农田水利部分，江苏全年共完成43亿土石方，相当于1957年的13倍。以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动生产的突出事例是大炼钢铁运动。由于毛已将他的个人声望与国家威权全寄放于实现「1070万吨钢」的指针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此大炼钢铁就完全成了一种国家行为。在1958年 6月间，土法炼钢、炼铁已在南京、苏州、常州等地出现。6 月下旬，南京巿玄武区在巿委领导下成立了钢铁领导小组，各行各业已试办小高炉。6 月29日，南京大学建起第一座小高炉。1958年 8月北戴河会议后，江苏省全面展开「全民炼钢」。为了保证钢铁「元帅」升帐，数百万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军人、城巿居民日夜奋战，大搞低温炼钢——炒钢（把废钢铁熔化后拌一下就作为新钢）。10月以后，南京巿玄武区办了一个以土高炉为主的玄武钢铁厂和一座以「洋」高炉为主的高速钢铁厂，区委还出版了不定期的《高速报》以指导全区的炼钢运动，区内迅速形成「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为铁忙」的局面。刚刚实现公社化的武进县抽调二万余人大炼钢铁。徐州专区更抽调 30%的农村劳动力用以支持钢铁战线。在任务最紧张的11月，全省农民组成的炼铁队伍共达到 500万人。如果没有国家威权做后盾，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让数百万农民自带口粮、不分昼夜地侍候钢铁「元帅」升帐的。
    如果说全民炼钢体现的国家权力主要表现为以国家为后盾、动员人民追逐某种具有空想乌托邦的计划，那么国家法权机关的大跃进则直接强化了国家权力。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与其它部门一样，也展开了大跃进运动。公安部门除了修建小高炉、搞「土法炼钢」和为群众做好事以外，更搞实实在在的强化管理和肃反。1958年 1月，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规定由公安部门主管全国公民的户口登记工作。此条例的正式颁布，标志着建国后的户口管理制度正式完成。江苏省各级公安部门将加强户口管理列为大跃进的重要内容，迅速在全省范围内重新检查、审核住户户口，使全省居民个个皆有户可查。公安部门还强化了各单位、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林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系统，基本达到了「无一死角」。
    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形势下，北京对公安工作发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其具体方法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在 1955-1957年，全国进行了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厂的三次肃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展开后，遵照北京的指示，江苏省又在全省公私合营工矿企业、手工业合作社等其它基层单位共 141万人口中进行第四次肃反。「这一次肃反任务比第一、二、三批的总和要大一倍以上」，可谓任务繁重。但是，经过批判「肃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倾保守思想，「促进了肃反运动的大跃进」。在这次肃反期间，全省共收到检举材料四十余万件，对地富反坏份子普遍地开展了一次审查评议工作。1958年 3月，江苏省在镇江、常州召开了各地、巿、县的肃反现场会议。6 月下旬，南京大学进行「肃反补课」。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第四次肃反进展尤其顺利，江苏全省「搜出各种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给一些「翘尾巴」的地富反坏份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强大的国家威权的震慑下，全省有 25000名「反、坏份子」投案自首，或补充交代了问题。到了1958年11月，又在大跃进新建、扩建单位共77万人中继续开展肃反运动，直到1959年第三季度才结束。经过这次肃反运动，实现了「三见底」：「反革命组织见底，外来人口、长期外出回归人员政治情况见底，现行破坏事故见底。」大跃进期间，作为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安力量，其地位得到明显的突出。1959年，为了加强对城巿基层的进一步领导，南京巿各公安派出所支部与街道支部合并为街道党委，多数党委书记由原派出所长担任，公安部门与所辖地段的所有单位建立了经常的工作联系，对城巿社会的控制已全面渗入到每一个角落。

三

    在大跃进期间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下，群众已普遍对国家权力的象征符号加深了认识，人人知道大跃进的含义，人人知道议论、怀疑大跃进将会犯不可饶恕的错误。江苏的大跃进与全国其它省份一样，都是以大批判开道，以反各种右倾保守思想为推动力。1958年 3月，根据北京的精神，江苏省开展了「反右倾、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全面兴起后，又通过所谓「鸣放辩论」，着重打击对大跃进的浮夸目标抱怀疑态度的「观潮派」、「算帐派」。在这种辩论中，上级部门选择事实上和假想中的对立面，动员群众以大字报、斗争会的形式，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宣扬大跃进的各种具有空想色彩的目标和计划。进入 6月以后，江苏省的大批判已开展得如火如荼，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批判靶子。在工业部门，针对不少干部群众对打破生产管理秩序、违反操作计划的担心和忧虑，大批「唯条件论」、「科学技术神秘论」和所谓「先进不可超越论」。「全民炼钢」运动掀起后，批判对象又增加一个所谓「炉前摇头派」。
    在农业领域，大跃进的「敌人」则是对密植持异议的所谓「稀植论」和「密植减产论」。江苏省以常熟县为推广密植的试点地区，继而在全省农村推开密植运动，「有的县组织15万人的大兵团突击深翻」。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增产声浪中，江苏省又在全省三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展开一场早已定论的所谓「三麦要不要赶水稻，能不能赶水稻」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在这场自问自答式的大辩论的推动下，全省开展了一场「踢翻老历本」、培植三麦的突击运动。常熟县23个乡党委向全省各兄弟乡发出倡议书，提出要大力批判「怀疑成倍翻番论」，实现「三麦赶水稻，水稻翻一番」的计划。1958年 7月下旬，江苏省委召开各地巿县委书记会议，「号召继续立大志，鼓大劲」。会后，组成万人检查团分赴各地检查跃进指针落实情况。检查团所到之处，「满山遍野红旗招展，五级干部将近百万人会师田头」。然而，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年代，产量翻一番很快就成为「右倾保守」的代名词了。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江苏在全国一片高产卫星纷纷上天的压力下，不久也放出了自己的亩产 2万斤的大卫星。到了亩产几万斤的大卫星纷纷上天之际，各种大批判已欲罢不能，再也无法降温。
    在大跃进年代中，江苏文教单位的大批判也虎虎有生气，与其它战线相比毫不逊色。尽管各高校也普遍修建了小高炉，并动员广大师生在高炉工地日夜奋战，但高校毕竟不是生产单位，因此，高校的大跃进依然是以思想改造、思想批判为中心。高校的大跃进早由北京制订了明确的方针，这就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具体落实的方法则是「拔白旗，树红旗」。「白旗」者——名教授、名学者和每个知识分子都具有的「轻视劳动，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坏思想和坏作风。江苏各高校师生不仅纷纷检查自己的个人主义坏思想，还轻装上阵，向被学校领导挑选出的「白旗」展开批判斗争。为了表示革命师生已具有全局性的「拔白旗」的雄心壮志，一些大学还主动参与批判全国性的「白旗」。1958年，尚钺教授（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金日成青年时代的马列主义启蒙老师）被认定犯了反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错误，南京某著名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们主动请战，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编写了一本批判尚钺修正主义史学观点的论集。
    「拔白旗」是为了给「插红旗」开道，高校的「插红旗」就是大搞「教育革命」、批判「参加劳动是浪费人力论」和「教材神秘论」。1958年上半年，江苏各高校学生平均每人劳动达 300个小时左右。一些院校的中文和历史系还取消了「训诂学」、「中国历史文选」等课程。为了赶上全国教育革命的新形势，革命师生打破框框，自编教材和讲义。新编教材往往一两个月就能大功告成。随着一本本速成教材的问世，被拔的「白旗」——教授、学者们那些所剩无几的学术自信心也就彻底荡然无存了。尽管知识份子已表现出对大跃进的强烈激情，但国家似乎不太相信他们的那份激情，于是又有1958年在全国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中普遍展开的「交心」运动。江苏省及南京巿各民主党派成员两千多人，分别于 3月 9日和 4月 1日先后两次举行了社会主义大跃进誓师大会，表示坚决接受党的领导，加速组织和个人的改造。3 月25日，南京大学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教师以及南京林学院全体教师联合举行改造促进大会，他们抬着「大红心」的标志上街游行。4 月 4日，南京巿各高校师生与科研机关的民主人士共三千余人，高举「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的旗帜在南京巿举行大游行。游行后，又举行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4 月21日，南京巿工商界三千多人召开大会，宣布「立即开展向党交心运动」，民建中央主席黄炎培亲临会场予以支持。4 月22日，南京巿工商界和民主党派提出向党「交心」要「快、透、深、真」的口号，表示要把「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三心二意，跃进到一心一意」。江苏省宗教界人士也开展了「交心」运动，天主教界通过「自选」、「自圣」主教，「使全省天主教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在「交心」运动中，全省11个城巿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4106人，共交心47万条。据当时的记载称，这次交心「大量暴露了他们长期隐瞒的腐朽思想和反动行为」。对于工商界和民主人士的「交心」，组织上规定的原则是「自梳自理，求医会诊」。先让他们对照要求、自我批判，然后引导他们恳请党员和领导对他们的「坏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批评，并鼓励他们打破庸俗的情面观，「比先进，比干劲」，互相展开批评和思想斗争，以使「交心」落在实处，防止「交心」走过场。
    根据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凡展开政治批判斗争皆需有一个对立面，批判各种右倾思想不能仅满足于思想教育，还需揭露出右倾思想的代表人物，这样就可以使斗争有了目标，并且推动各项中心任务的实现。1958年 8月，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三届八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批判省委委员、南京工学院院长汪海粟（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即任南京工学院院长）和省委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少傥（自1955年以来任此职）在整风反右斗争中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后，江苏各地又有一批领导干部约两百多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给予撤销职务的处分。另有2500余名干部被公开点名和「会诊」、「擦背」，基层的干部与群众被冲击的人数则更多。1961年10月后，江苏省为从 1958-1960年受到错误批判处分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党员进行了甄别。至1962年底，共甄别、平反21万余人，约占受批判、处分干部党员总数的 98%。另外，还全部平反或部分平反了受批判、处分的群众22.9万多人。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对为数众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公开批判和惩罚，只会进一步加强民众对国家威权的认识和对大跃进的支持。
    在火热的大跃进的形势下，领导机关「有破有立」，在批判和处理了有问题人员后，各级组织大量吸收公社化运动中的积极份子入党。自1958年 9月以来，全省农村在 4个月内就吸收了2.51万名新党员。现实的经验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是最好的教育。人们已从生活中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在大跃进的弊害已公开显现后，由于「一手右倾帽，一手高指针」，使得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不敢言——人们似乎普遍患上了「失语症」。领导干部也深知大跃进符号的巨大威力，许多人都口唱赞歌，生怕稍有不慎就会跌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深渊。在大跃进期间，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新符号认识的水平迅速提高——诸如「党委决定一切」、「正确掌握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保卫总路线」、「保卫三面红旗」已化为人们的常识，并迅速调整自己与这些新符号的关系。
    在那个时代，国家威权与语言禁忌互为依靠、相互支撑。当大量农民因饥饿纷纷死亡时，在内部报告中、只是冠之以「非正常死亡」。1960年后大饥荒蔓延全国，北京号召「低标准，瓜菜代」，开发「粮食代用品」。江苏随后就开发出「人造肉精」和「食用小球藻」等一批「粮食代用品」，并在城乡普遍推广以节约用粮为目的的「新式蒸饭法」（用较多的水放在较少的米中，使米膨胀，反复蒸煮，达到有较多米饭的视觉效果）。由于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作后盾，尽管大跃进造成空前的经济危机，但国家权力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利用大跃进得到扩张。在城巿，党的领导进一步被强化，文教更加政治化，寺观教堂数量减少，私人出租房屋已被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户口制已经全面巩固，公安治保系统警惕地注视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四类份子」（地、富、反、坏）定期向派出所汇报改造情况已成为一项被固定下来的制度。
    1960年，大跃进再现高潮，尽管这时的城巿人民生活已非常困难，但并未影响以国家权力为动力的各种政治运动的推行。自1959年下半年始，江苏省城镇粮食供应已日趋紧张，根据省委指示，为「减少粮食浪费，缓和供应矛盾」，全省各级政府设立粮食办公室，对城镇户口粮食供应计划进行全面检查，南京巿玄武区政府历两个月完成检查任务，全区共减少月供应计划 41920斤。1960年 4月中旬至 5月上旬，城巿人民公社化在粮食一片紧张的情况下形成高潮。江苏各主要城巿区一级政府纷纷挂牌宣布成立区一级人民公社。与此同时，江苏各城巿又掀起大办公共食堂的运动。至4 月下旬，仅南京巿玄武区就办起各类食堂454 个，平均每个居委会有两三个大中型食堂、四五个院落食堂，搭伙人数达 52927人，占应搭伙人数的 72%（1961年7 月玄武区的人口是242542人）。据当时的报导，城巿居民热烈拥护公共食堂这个新生事物，称赞在食堂就餐方便了工作和生活。就在实现城巿人民公社化和「节粮」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1960年下半年为缓解城巿粮食压力，江苏遵照北京指示开始动员城巿人口下放农村落户，并以大跃进后进入城巿的「新工人」为重点。这项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南京巿委要求动员10万人下放，玄武区至10月底共动员 11898人上山下乡，为巿下达计划的 99.2%，1961-1962 年又动员了4672人回到农业生产战线。至1962年 6月，南京巿减少城镇人口 49800多人。同期，全省压缩城镇人口46万。下放人员胸戴大红花，在敲锣打鼓声中被送往饥饿的农村。随着经济形势日益恶化，1961年 7月，江苏省各城巿再次压缩城镇人口粮食供应，仅南京巿玄武区 8月份销粮就比7 月份减少供应粮20万斤，人均供应由27.11 斤／月下降为26.33 斤／月，全年少销粮71.9万斤。
    江苏在大跃进期间创办的71所大专院校，到了60年代初已难以为继。1962年初，江苏省对高校规模进行调整，仅保留26所高校；中等专业学校从 281所压缩到37所。失学青年或被动员下乡，或被安排在城巿的小型单位就业。在强大的国家威权下，失学青年都冷静地接受了现实。大灾荒下的江苏农村也十分平静。在实行严格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国家通过阶级斗争不断调整农村的社会关系，对地富份子的管制更加严格，阶级出身问题开始被反复突出强调。1960年 2月，遵照北京的指示，江苏省委发出通知，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1961年11月13日，北京又发出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江苏的兴化、宝应、高邮、高淳、宜兴等县虽然相继发生因缺粮而导致的严重死亡事件（仅宝应县就死亡35391 人，占农村人口的6.2%，该县因死亡、病亡、外流而丧失的劳动力就约占农村总劳力的 30%），但由于江苏省领导机关采取了救灾紧急措施，农村情况迅速得到缓和。
    在大跃进的大背景下，江苏省在当时施行的各项活动和措施，只是奉命办事。与其它省相比，江苏只属中等状态，并无自己的「发明创造」，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甚至称「江渭清思想右」、「江苏省委右」。对北京的指示，江苏省虽照办不误，但又留有余地。江苏没有兴办如甘肃引洮工程那样耗资巨大、害民伤财且毫无功效的超级水利工程，也没有像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甘肃、青海等省那样，揪出省级主要领导干部作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靶子。江苏省放的各种「卫星」比较少、也比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经济困难期间，江苏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数目也远较其它省份少。江苏省国家权力在大跃进期间的扩张只是全国类似情况的一个缩影。
    大跃进虽为一场乌托邦运动，但在落实、巩固、强化国家权力方面却丝毫没有浪漫主义色彩。毛泽东的空想乌托邦虽未能实现，但全国已成为一座大兵营。1960年下半年后，大跃进的狂热已逐渐降温，然而政治运动的快车并未减缓速度。1960年 5月，新一轮「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又在江苏各地掀起……在毛泽东一手创建的兵营式社会主义体制下，国家力量笼罩一切，社会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到了20年后，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中国才出现划时代的转变，社会逐渐挣脱国家的控制，开始成长发育，才有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
    原载《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八年八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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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说丁玲?
    原名《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文化、权力与政治》，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 4期。
    2006年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工作之余，都要去“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查找资料，恰逢徐庆全也在那儿访问，为他的有关丁玲的新书做资料补充和修改的工作，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丁玲，谈论围绕丁玲的风风雨雨。不久我就读到庆全的书稿《革命吞噬它的儿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纪实》，立时发现这是一本非常有创意，有深度，以新的视角考察“丁陈公案”的学术著作。下半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正式决定出版此书，庆全嘱我为他的新书作序，我虽应之，却也惶然，实在是因为丁玲的人生经历太复杂，围绕丁玲的一切也太复杂，不由得勾起我对自己“认识”丁玲的历史的回顾。

丁玲的一生凸显了20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历史的基本命题

    我知道丁玲的名字还是在文革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一本旧杂志上读到姚文元一篇批判“大右派”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长文，几十年过去了，那篇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只有两点：丁玲有一个“反动思想”，叫做“一本书主义”；另一点则是，丁玲是从一个“灵魂腐朽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最后“堕落为反党大右派”，自那以后，丁玲的名字就印在了我的脑海。不久文革爆发，在那混乱和知识贫瘠的年代，我通过各种努力去寻找书本，我读了包括丁玲的小说和散文在内的许多五四和30年代的文学作品。1970年，我又从一本旧刊《文艺报》上读到《再批判》和随刊登载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心灵受到强烈震撼。而此前看到的造反派编印的《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一类小册子上明确写道：《再批判》为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亲笔所写。
    1978年，我考入大学，虽然在历史系学习，但对20世纪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史一直抱有兴趣，我去中文系全程旁听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课程，还长期订阅一份《新文学史料》。丁玲复出后的新作如《“牛棚”小品》、《杜晚香》、《魍魉世界》等，我几乎都曾找来翻看。我还买了丁玲的文集、自传、游记和有关她的几种传记及研究论著，包括大陆、海外和国外学者写的不同版本。
    我关注丁玲和革命文艺史，都是出自思考的兴趣，这就是丁玲和革命的关系，20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学和革命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当我读了丁玲一系列的作品后，我的困惑仍然没有得到解答：丁玲分明是一个左翼作家，为什么会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和“大右派”？丁玲如此追求革命，可是为什么“革命”会和她一直“过不去”，一定要把她吞噬？丁玲蒙受了几十年的苦难，为什么在文革结束后，她不能像巴金等人那样，对“革命”作出反思等等？若干年后我再看丁玲，竟然发现她的一生是如此具有张力，如此具有戏剧性，她的一生凸显了20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历史的几个最重要的命题：革命与知识分子，革命与人性改造，革命与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革命政治的惩戒机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等。
    徐庆全的新书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都涉及到以上的问题，他的书的标题就是“革命吞噬它的儿子”。他所讨论的“丁、陈反党集团案”在丁玲的一生中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丁玲是共产党文艺高级官员，也是一位中外闻名的大作家；在这之后，丁玲从“反党集团头目”、“大右派”一直滑向北大荒，再沦为监狱的囚犯，下堕到黑暗的深渊。徐庆全的新著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详细考察了“丁、陈反党集团”的成因、丁玲的性格与“历史问题”与革命体制的冲突，丁玲被处罚的机制运作等等前人研究较少触及的方面，其所论述都具开创性，这是一本以专题和实证研究的方式，详细考察革命文学家与革命政治体制的关系以及革命政治运作等重大问题的力作。我在这里想就丁玲及相关的一些问题再说一些话，权当是读了庆全新著后的一些感想。1952年丁玲和陈明、蒋祖慧在多福巷家中。

革命新政治文化转换的文化意义

    “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是 1955-1956年轰动全国的一件大案，此案的公布离“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不久，使全国知识界和广大干部群体大为震惊，也在国际上造成影响，因为丁、陈均是著名的共产党员作家，尤其丁玲，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在文坛享有盛誉，一些作品还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流传。丁、陈以后都去了延安,丁玲在建国后更担任了宣传、文化方面一系列重要职务。丁、陈被打成“反党集团”后，“问题”升级，在19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丁玲被送往“北大荒”劳改，文革中被投入监狱，1975年释放后又被流放到山西农村，一直到1978年后，才返回北京。陈企霞也被贬谪基层，先在河北省滦县国营柏各庄农场三分场劳动改造，后调杭州大学，受难多年。
    丁、陈为什么会遭如此之灾难？几十年来众说纷纭，众所周知，出面打丁玲的是周扬，自30年代初开始，周扬就在上海“左联”呼风唤雨，1942年后，成为毛的文艺理论的权威解释者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首席发言人。建国后，周扬统领全国文艺界十六、七年，不同资料都显示，周扬作为建国后“文艺战线”的头号人物，对50年代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文艺界所造成的巨大灾难负有直接的责任，经他的手落难的文人不计其数，以致于海外长时间普遍把他看成是中国的“文艺沙皇”，国内文人则嗫于他的熏天的权势，不敢怒也不敢言。直到文革，毛饬封中宣部“阎王殿”的恶号，周扬被抛出，被扣上“阎王殿”“二阎王”（“大阎王”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罪名，周扬的“文艺沙皇”的形象也就被固定化了。人们普遍认为是周扬心胸狭隘，妒贤嫉能，利用权势和极左的政治大气候，一举把才华横溢的丁玲打入地狱。
    人们的这种看法甚至还有更有说服力的历史依据：早在30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学圈，周扬就有搞宗派主义，“唯我独左”，盛气凌人的特点，并曾受到鲁迅的尖锐批判，此更加证实人们的看法，于是人们对周扬反感、厌恶，而对丁玲抱有普遍的同情。
    但是事实更为复杂。对于丁、陈的受难，周扬肯定要负相当大的责任，他长期蒙受信任，被委任把守一方，形同一路诸侯，对上奉命唯唯，对下则具有一个“文艺总管”所有的“权威主义”的不良的方面，甚至有论者认为他对丁玲的文学成就也怀有某种程度的嫉妒。但是，周扬如果没有得到支持或批准，他怎么能够把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大作家丁玲打成“反党分子”和“大右派”？70年代末，周扬在与美籍华人作家赵浩生谈话时不无自谦地说道：他只是“毛主席的留声机”，许多人还以为周扬是在推卸责任，现在才知道周扬说的不完全是玩笑的话，如此，人们也能更好的理解周扬说过的这段话了：“整风以后我写的文章很多都是主席看过的”。近十多年来披露的历史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周扬说过的这些话：把胡风等打成“反革命”，把丁玲、冯雪峰整到那个程度，“都与毛泽东说了话，写了批语有关。”（于光远：《周扬和我发表以后》，载《周扬和我》，第84页，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5年出版）。在“丁、陈”一案中，周扬固然有其严重的责任，但真正的决策者是他身后的最高领袖，就像前苏联斯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总管日丹诺夫一样，不存在所谓“日丹诺夫主义”，有的只是由日丹诺夫同志宣达的斯大林主义。
    最高领袖对丁玲的反感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还有更深的思想原因。在历史上，左翼文化人和革命的关系一直是一对难于解决的矛盾：左翼知识分子倾向革命，这就和共产党发生思想和组织的关联；左翼知识分子还要“民主”和“个性解放”，这就和共产党的“思想一致性”和集体主义发生矛盾；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最具革命性”的农民，革命自要满足和代表他们的利益和心理、情感要求，左翼文化人却深受五四“改造国民性”等“启蒙”思想的影响，不思改造自己，反而要去改造农民的所谓“落后”和“愚昧”；革命要前进，离不开思想和组织的高度一元化，更离不开革命的化身--革命领袖的思想和组织领导，左翼文化人却喜欢高谈“个性独立”和“抽象的平等”，对敬仰和服膺革命领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码的认识，更不会像朴实的陕北农民那样去欢呼“大救星”。丁玲去陕北的1936年，中国革命正处于从俄式革命的道路向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转换的路口，以农民革命为中心的新政治文化正在形成的过程中，丁玲自己有一段叙述颇生动地反映出这个新政治文化的氛围：
    “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我经常到毛主席住处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里，他都用毛笔抄写自己写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毛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反正是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处，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我们正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把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候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对我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仍然抱着孩子，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太子尿的词来了。”（杨桂欣：《丁玲就是丁玲》，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 7期）。
    丁玲这段回忆是在80年代初谈的，事隔几十年，她还记忆犹新，正说明延安时期和毛的这些谈话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对于丁玲的上述回忆，自可作出不同的解读，既可当毛的玩笑话视之，也可将其视为理解某些重大问题的注脚，而从中捕捉、感受、体会到当时革命政治文化流向的变化。
    历史事实证明，30年代中期后，中国革命的政治文化开始了意义深远的转换和新的建构的过程，也就是从“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红色水兵舞”向“逼上梁山”，“林冲夜奔”，“三打祝家庄”转换。而这个变化的主导者就是毛，他的思想、态度、性格、理想、作风强有力地影响和塑造着这个过程。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首次公布了毛在1939年11月 7日致周扬的信，毛在这封信中明确说：
    “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同样农民亦不宜说只有某一方面。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旧，就政治因素，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由此，可知不宜于把整个农村都看作是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 《毛泽东文艺论集》第 259-2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 )
    中国革命以农民为主力，以武装斗争为中心，以农村为主要战场，中国革命的实质就是“农民的斗争”，过去党的领导者博古等不清楚中国革命的这几个关键的问题，直到30年代中期后，党的多数领导者才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对于这种巨大深刻的变化在文化上的意义，也就是农民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代表“新”，或许只有少数共产党员才多少有些领悟，潘汉年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位。1936年秋，丁玲在前往陕北的途中到达西安和潘汉年不期而遇，潘汉年劝她去巴黎为红军募捐而不要去保安，但是丁玲没有接受潘汉年的建议。
    潘汉年是老共产党员，也是革命知识分子，他了解遵义会议后党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也感受到那种革命新政治文化的发育、成长的气息，他在青年时代有过“创造社”和“左联”的经历，对革命政治和革命文学这两“界”的情况都很熟悉，他亲眼看过大革命失败后，一些革命知识分子从狂热到幻灭的过程，他也了解丁玲的自由奔放的个性，他给丁玲的建议是最好，也是最适合的，是对丁玲的真正爱护和关心。因为在巴黎，丁玲既可以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为党做有力的宣传和募捐工作，也不致使丁玲对革命有近距离的接触，而一旦和革命有近距离接触，未经革命烈火长期考验的左翼知识分子随时有可能从动摇走向幻灭。
    丁玲是坚强的革命者，根据地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她曾长期生活的上海不啻相差万里，她没有动摇，更没有幻灭。然而丁玲和正在形成的强势的革命新政治文化又有着不小的思想距离，在这个新政治文化中，对农民革命性的突出强调已在事实上取消了对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的农民的“某些观念形态”进行启蒙的必要性。丁玲从五四而来，又从五四走向共产主义，思想上还留有浓厚的五四启蒙主义色彩，这就和革命新政治文化不相兼容，她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在1942年就受到了包括毛在内的中央领导的批评。因为毛的保护，也因为丁玲的名气大，加之她迅速进行自我批判，又积极参与斗争王实味，才被宽谅。之后，丁玲努力改造思想，按照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进行文学创作，写出歌颂工农兵的作品，受到毛的表扬，因而在建国初风光了一阵，她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甚至得到了“斯大林文学奖”，毛也在建国初到颐和园看望过在那儿写作的丁玲，还与她泛舟昆明湖上。
        
无法避免的厄运

    但是，丁玲在建国后的厄运却是无法避免的。毛是“君师合一”型的领袖，特别重视全民思想的改造和重建，在建国初建立革命意识形态新秩序的大变革的阶段，毛都是事无巨细，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他派胡乔木以中宣部副部长的身份统领中宣部，领导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以后又指示胡乔木别管文艺界的工作，委任周扬统领全国文艺界。虽然丁玲和最高领袖的意图并不冲突，她在建国初的几次批判文艺界“错误思想”的运动中都是冲锋在前，十分积极的，丁玲在执掌《文艺报》期间，该杂志对许多作家的作品进行了非常粗暴的批评，引起作家的众怒，那时丁玲的思想之左，比周扬有过之而不及，可为什么她还是难逃厄运？
    这是因为原国统区的文人、教授都比较老实，置身在建国初万众振奋，新中国气象万千的历史转折的关头，他们看到那些意气风发的，来自延安和其它革命根据地的“老革命”、“老干部”，许多人的内心都有很深的歉疚感，革命理论家用“立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和“曾经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服务”等几个概念，就很容易把他们引导到“思想改造”之路。在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费孝通、金岳霖、梁思成、周培源等著名学者都纷纷表示要彻底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一些著名的大作家，像茅盾、曹禹、老舍、叶圣陶、李劼人等，也都根据革命意识形态的标准，对自己过去的成名作作出修改。相比较而言，比较不顺手的反而是那些自认为对革命有功的左派，如胡风，丁玲、冯雪峰等。
    长期以来，丁玲就陷入了写作和做官的两难之间，经过整风运动，在“工农最有知识，知识分子比较没有知识”的新型对应性思维认识框架下，最明智的选择莫过于转换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干革命的实务，才是“干革命”的正途。当然那个年代的共产党员，一切服从组织需要，“党叫干啥就干啥”，可是事实上还是存在着某种革命工作的高低排序的，以革命的实务而言，做军队工作和保卫工作，最受组织的信任；做根据地的党和政权的工作，甚至是财经工作，也是重要和光荣的；做宣传文化教育工作，责任重大，受上级耳提面命的机会多，但犯错误的机率也高，负责同志还好，他们虽然也要改造思想，但毕竟更肩负改造下属同志的思想的责任。至于那些干文字活儿的普通记者、作家，画家，虽然在进城后都是各级文宣、教育单位的负责干部，但是在那时，却是“思想改造”的重点人群，在某些有“大军事主义”思想的同志眼中，他们也就和吹拉弹唱的文工团员同在一个系列了。
    丁玲本来是有可能干革命的实务的，1936年秋冬她到达陕北后，毛征求她对工作的意见，丁玲说要去红军，毛就委任她做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但正如西谚所说，“性格即人”，丁玲从本质上做不了“官”。抗战后去延安的一些左翼文人，因各种原因离开了文艺工作者的队伍，转型为职业党干部，以后的命运都相对较好，但是丁玲的个性和写作爱好使她永远当不成一位“优秀的党务工作者”。一方面，丁玲非常尊敬领袖和其他中央领导；另一方面，她总是去不掉身上的知识分子的味儿，以为自己是在最艰苦的年代投奔陕北，和中央领导同志是患难之交，所以她很难像其他人一样，摆正关系，在领导面前毕恭毕敬，而是有啥说啥，放言无忌。丁玲也一直留恋她的作家的声名，始终不能忘怀她的写作。而那些转业做党的工作或军队工作的同志，无不很快找到了自己在革命队伍上下级关系中的位置和一套报告、立正、敬礼等礼仪程序。以后当人们得知他们在青年时代还写过诗和小说，有的还是“左联”成员，无不大吃一惊。因为这些负责干部的言谈、性格和作派都已彻底转换，再无一丝文化人的味儿，他们更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还曾是文化人。丁玲的“问题”就是她的个性和她的写作，她希望以笔为枪，成为革命的主角，可是一写作就当不成革命的主角，她个人是没办法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可以帮助她摆脱这个困境的就是革命领袖的欣赏和保护。
    革命领袖对丁玲确实是爱护和关心的，但同时也是严格要求的，说到底，革命领袖对丁玲的亲善和反感都是政治化的，是超越个人关系而从政治的角度出发的。1936年，丁玲到陕北苏区，毛真诚欢迎，是那时党需要像丁玲这样的大作家来增加党的声光；建国初，毛要教育、改造原国统区的知识分子，用的就是周扬、丁玲这批延安文化人。但是建国后的丁玲并不令领袖满意：尽管经过延安整风的洗礼，但是丁玲的“自由主义”仍然很强，太好出风头，有所谓“名星意识”。丁玲更没有周扬那么顺手，很难驾驭，不符合“驯服工具”的标准。而文坛只能有一个“圣旨”宣达人，领袖绝无可能舍周扬而用丁玲。更重要的是建立意识形态的新秩序，不可能在风平浪静中进行，所谓“不破不立”，批判一两个原国统区的作家，文人，对社会的震动不大，而把大名鼎鼎的左派文人胡风和他的“同伙”定为“反革命集团”，再揪出党内的大作家丁玲，则可以让全国的知识分子受到震动，使他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大大有利于意识形态新秩序的建立和巩固。
    1954年《文艺报》“压制小人物”正好是一个突破口，善于捕捉战机的最高领袖迅速抓住此事，再把战线扩大和延伸。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看到的只是周扬冲锋在前，听到的是他声色俱厉地批判丁玲、冯雪峰，却长久不知道在周扬的后面还有最高领袖的身影。一份当年亲历者的材料透露，1956年冬在中宣部复议丁玲申诉的一次会议上，周扬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在周扬讲这番话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在场，他没有对周扬的话表示异议和反对，而了解周扬的人都知道，以周扬个性、作风和他对毛的尊从，他绝无胆量捏造毛的讲话（于光远：《周扬和我》，第 19-20页）。由此可见，“丁、陈反党集团案”的真正决策者还是最高领袖。
    毛何等细心，对往年旧事都记得清清楚楚，连冯雪峰十年前写的寓言都翻出来，当然不会忘记丁玲在1942年写的《三八节有感》。老人家顺手一并收拾：先用“丁、陈反党集团案”废掉了丁玲，反右时再废了冯雪峰。1958年初，老人家亲自动笔，写了那篇尤如重磅炸弹，置丁玲于绝境的《再批判》，新账，老账一起算，把当年他称赞过的“文小姐”，“武将军”一下打入了地狱！
      
革命惩戒机制的内在逻辑

    在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思索，在40年代整风运动结束至建国初，中共党内已基本不再打“反党集团”，也不再搞大规模的革命内部的“肃反运动”，全党上下同心同德，高度团结，迎来了1949年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反而在建国后新政权已得到巩固，特别是在斯大林已去世，“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声浪高入云霄，苏联开始蕴酿纠正斯大林的“肃反”错误，已不再用打“反党集团”的方式来处理思想文化界矛盾的 1955-1956年（1957年 7月赫鲁晓夫打“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洛维奇反党集团”是苏共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属高层政治斗争），中国反而重新运用起这种传统的斯大林方式来解决党内问题和社会矛盾：搞过“胡风反革命集团”后，马上整“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肃反运动”刚过去，又搞出一个有别于苏联样式的“反右运动”；其间还穿插打“丁、陈反党集团”、“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等一系列“反党集团”或“右派集团”，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这个过程中，丁玲的“历史问题”成了套在丁玲头上的一道绳索，所谓“历史问题”是什么呢？就是1933年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秘密绑架，在1933至1936年被软禁在南京的这一段历史。丁玲到陕北后，已向党组织做过多次说明，在1940年的审干中也由中组部对她的那段历史作了结论。可是几年后，丁玲的这段历史在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中又被重新审查，结果给她定了一个“自首”的结论。其依据就是她在1934年被软禁在南京的期间，曾在国民党的压力下，写过一张纸条，大意是：“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讯，以后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读书养母”，小纸条并没有一点反共的内容，而丁玲在南京被软禁期间也没有发表过任何反共言论。丁玲到陕北后没有向党组织交代过这张小纸条的事儿，在1943年审干运动中，主动向党组织谈了这件事，并为此做了自我批判。可是这张小纸条真有那么重要吗？为什么一直被揪住不放？丁玲几十年的革命生涯还不能够证明她的“红”吗？她在共产党最艰苦的1936年就去了保安，那时共产党还没有将来可能在中国执掌政权的迹象，依丁玲的“名气”，她完全可以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过着舒适的写作生活。可是丁玲还是在1936年投奔了陕北，这在当时全国的大牌名流中是唯一的，这还不说明她的“革命性”吗？
    中共高度重视干部历史审查的问题，这对保卫革命是完全必要的，为此在延安时期就完善和强化了对干部的严格审查制度。在长期的敌强我弱的环境下，为了保卫革命，打击敌人，党形成了特有的保持“警惕性”的文化，这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严酷的对敌斗争的环境下，党的组织部门和保卫部门对没有革命军队或根据地的经历，又是知识分子出身的白区党的干部，特别对那些从国民党监狱出来的党员，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只有经过组织的严格审查，那些有白区经历，特别是曾被国民党逮捕坐过牢的同志才能重新得到党的信任。与那些曾坐过国民党大牢的同志相比，出身农民的红军或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战士是幸运的，他们的历史简单，思想单纯，是党最信任的，但是历来党内主持制定审干政策的恰又是以白区干部为主，其中一些人也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他们在厉行严厉的审干政策时，甚至更“左”。
    庆全在书中说，从此这张“小纸条”的事儿就成为丁玲过不去的“坎”。依我看，“小指条”还不完全是“坎”，而是套在丁玲头上的可紧可松的“紧箍圈”。在50年代中期的“肃反”运动中，为数不少的高级干部也被定为“自首分子”，“变节分子”，多数人只是调整了工作岗位，例如原来是担任省委常委的，以后不能再做常委，而是改做文教单位领导，并非就被组织上一脚踢开，弃之不用，换言之，审干既是“优选法”，也是干部管理中的“控驭法”。如果丁玲“守规矩”，愿做“驯服工具”，它可以不发生作用；如果调皮捣蛋，立即就可以拿这张纸条说事。据原中宣部副秘书长、一届机关党委书记熊复在1978年 9月27日写的有关证明材料说：“1952年整风时，作协党支部就提出过丁玲历史问题”。熊复看过丁玲的档案，“向周扬同志汇报上述问题，请示他怎么办。他说，丁玲的历史在延安审查过，没有问题，不要审查了”（黎辛：《关于 <丁玲冤案及其历史反思> 的辩证》，载《粤海风》2006年第 1期）。可见，制度虽然是严格的，但并非完全没有弹性，在更多的时候还是取决于党的领袖和主管领导在操行这套制度时的态度。冯雪峰是长征干部，照样被打成“右派”；张春桥和江青虽有“叛徒嫌疑”，一直有人揭发，仍深受老人家的信用。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人所周知的中共“叛徒”，也没对姚文元搞诛连，在最讲成份的文革年代，还步步高升，最后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
    丁玲过不了“审干”关，并非就是她的“历史问题”特别严重，而是另有原因，说来还是最高领袖要把她“赶出去”。毛在反右之前的1957年 1月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就明确说过：对于萧军、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1957年 9月，毛在接见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时也说：把丁玲赶出去了，文学艺术会更发展。
    另人遗憾的是，革命队伍内部长期以来一场接一场的严酷的斗争，使得“革命的同志情谊”逐渐稀薄，及至50年代中期后，革命领袖对有战功的“革命大老粗”有时还有一些“恋旧”；对若干前朝遗老，如章士钊，曾在他年轻时给予过巨大帮助，毛始终给予礼遇；对一些重要的统战对象和国家急需的科学家，毛也给予一定的照顾；而对于那些在历史上曾和他有过较多交往的革命文化人，则几乎没有“恋旧”的表现。冯雪峰是毛在1934年瑞金时代的旧识，丁玲在1936年就到了保安，从此没离开过革命队伍一天，两人都是在革命最困苦的阶段前往苏区的，但是，就为了一些说不上理由的事儿，再掀出“历史问题”（1937年夏秋，冯雪峰因与博古争论，负气离开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回浙江老家两年，1939年回到新四军，1941年“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囚于上饶集中营，后在党的营救下前往重庆做革命文艺工作），说打下去就打下去了。
    更重要的原因是革命领袖需建立一崭新的“无产阶级新文化”，50年代中后期后，极左思想急剧升温，“无产阶级新文化”的路越走越窄：第一条就是要提拔那些“文化少、知识少”的“青年闯将”。毛在1964年说，“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现在他们认输了。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
    1970年姚文元给毛写信汇报读书心得，也自称读书少，知识贫乏。和“新生的无产阶级笔杆子”戚本禹、姚文元等相比，周扬这批人各种书毕竟读得太多，受“封、资、修”的影响太深，早已不中用了；第二条，要把那些“旧文化”的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领导不听话者，历史可疑分子、各种“乌龟王八”都清除出去。庆全的书中引用了一份重要的回忆资料：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周扬曾谈到1957年反右时的情况。他说：“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在中宣部，陆定一和我都‘左’的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也好不了多少。”1964年，为落实毛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周扬等布署开展“整风”，毛已准备对夏衍、田汉、阳翰笙进行点名批判，老人家还不放心地讯问周扬：“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
    极左思想是有一套内在逻辑的，它以“不断革命”，“阶级斗争”，“为全世界三分之二人民的解放”等宏大词语和未来光明的远景直指左翼知识分子的灵魂，将他们拉上“烈火战车”，一路风驰电掣，又将无数的左派甩下，被抛甩下来的人，并非就是异类，只是随着革命向更高阶段发展，在极左的显微镜的放大下，他们的“左”已演幻成了“右”。到了60年代中期，过去的“革命文化”也整体成了“旧文化”，统统都在扫荡之例。“旧文化”的载体就是那些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是来自延安还是来自重庆，把他们打下去，都是“文化革命”的题中应有之意。于是在这张名单上又不断加上一长串新的名字：巴人（王任叔）、孟超、夏衍、田汉、阳翰笙、邵筌麟、齐燕铭、林默涵、刘伯羽、邓拓、吴晗、廖沫沙、老舍、李达、翦伯赞、陆定一、姚溱、许立群、蒋南翔、陆平、江隆基等等，他们中的不少人本来就是党的高级官员，原来是奉旨打别人，是“反胡风”、“反丁、陈”、“反右”运动中的“大左派”或各单位“反右”的主事者，但最终还是给“烈火战车”抛甩出来。1966年 7月 1日，《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判周扬，称其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的首领”和“修正主义文艺的祖师爷”，这位整人无数的“大左派”最后还是被归入到胡风、丁玲一类，被“无产阶级的铁扫帚”一下扫入到了“历史的垃圾堆”。这一次他们不仅是思想和灵魂遭到鞭打，身体也被“踏上了一只脚”，许多人甚至还丢失了性命。他们的罪名也和丁玲差不多，不是“叛徒”，就是“特务”，或者是“反革命”，再不就是“反革命两面派”（这是1968年姚文元给周扬的“定性”，姚文元的那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经最高领袖修改过），这也和30年代斯大林整肃前苏联知识界著名人士的罪名差不多。
    极左文化发展到这个阶段，就完全演变成文化“废墟主义”：除了满世界的“红宝书”，再加上“八个革命样板戏”，以及作为象征的马恩列斯、鲁迅，一切中外文化都在禁止之例，而当全国各地纷纷举办有数万或十多万群众参加的对领袖的“敬颂”活动时，所谓革命文学或革命文艺也就到了寿终正寝的地步，只落个“白芒芒一片大地真干净”。中国的极左文化比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还要专横，斯大林还保留了俄罗斯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化传统和典籍，还给予知识分子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希望他们用他的“伟大理想”去改造人民的思想，中国的极左文化则更自大、更狂热，不仅对知识分子一概不信任，更要在一片“旧文化”的废墟上建立“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宫殿，最后除了“领袖崇拜”的形式主义，在文化上什么也没有留下。

丁玲不是阿赫马托娃

    丁玲蒙受多年的苦难，苏俄诗人安娜·阿赫马托娃也是如此，但是丁玲不是阿赫马托娃，她没有那种从苦难中升华，进入普世大爱的精神气象，她的气质、境界、胸怀和眼光离那个层次都还遥远。丁玲一直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女性，也是一个思想丰富，才华卓越的大作家，她的一生都在这两者间打转，既使她意气风发，也使她蒙受羞辱。建国初，她以“胜利者”自居，对一些原国统区的老作家态度高傲、轻慢。同样是丁玲，1970年后被单独监禁五年，是靠着背诵幼时母亲教给的古诗篇，才没使自己失去语言功能。丁玲受的苦难超过了阿赫马托娃，但她没有勇气揭露极左文化的罪错，她可能从自己几十年的痛苦经历中悟出：极左力量太强大，惹不起，于是啐面自干。她晚年复出后写了不少作品，除少数外，已失去了年轻时代的锐气，更少了思想的光彩。她在漫长的苦难岁月中学会了世故，她为了让某老帮她说话，就写颂扬某老的文章，这点倒也无可厚非，阿赫马托娃为了从死亡阴影下救出她的唯一的儿子，也写过歌颂斯大林的诗篇。可是当80年代复出后，小平同志倡导的思想解放已蔚为潮流，“丁、陈反党集团案”也被彻底平反，已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让丁玲封口，她却没有写出像巴金那样的反思的文字，更没有向过去伤害过的同志表示歉意或忏悔，这说明什么呢？是她不认为有反思的必要？或是她认为自己当年打击那些同志并不错？丁玲把这些疑问留给了后人，也留给了历史。
    丁玲在几十年的苦难中，从没放弃“希望”，这就是祈求领袖为她说话，可是大环境如不发生根本变化，她这个被领袖钦定的“大右派”又如何能够平反？1962年夏，丁玲劳改所在地的农场党委，中国作协党组都同意为丁玲摘去“右派”帽子（不是甄别，更不是平反）,也向中央打了报告,可是领袖已决定重提阶级斗争，对国家机关准备为右派甄别一事大发雷霆，斥之为“猖狂之极”，于是一切又都成为泡影。丁玲对领袖又敬又惧，她当然知道，是那篇《再批判》把她一巴掌打成“人民之敌”，但她绝不敢涉及领袖，1960年，丁玲以“右派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在会场上望见毛主席”，她虽然非常想迎上去和老人家说话，却“没有勇气走上前去，悄悄走到一边去了”。即使领袖已故去，也是虎威尤存。她有一句名言：“他对我怎么样，不管，但我对她是一往情深的”。丁玲给自己的受难找到一个“合理化解释”，这就是周扬等耍弄权术、瞒上欺下，一手遮天，蒙蔽领袖，使她遭受了几十年的苦难。对领袖的信念和对周扬等的憎恶是互为联系的，她将对毛的信念深植心中，也将对手永远盯住，成了她在漫长的艰苦岁月能活下去的精神力量。
    丁玲受委曲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上级写申诉信，这是多年形成的一种习惯，“左联”的一个传统就是“集团化”，左联内部纷争的哪一方都期求党的领导的支持和仲裁，丁玲对这套行事方式极为熟悉。丁玲从几十年的革命经历中，也从自己的痛苦生活中体会到了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那条“潜规则”：只要能“找上人”，有了实权人物的关照，就可以枯木逢春，逢凶化吉。例如：在1955年“审干”中，几个著名的文艺界领导同志也是因历史问题被定为“变节”，但是他们都很幸运，不在最高领导的关注视野下，同时也一直是周扬的“亲信”，所以波澜不惊，事后还是继续做官。因此，只要有通天的人物伸出援手，就有希望，就是胜利。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丁玲已届八十高龄，为平反自己的冤案，往返奔波，四处求人，吃尽辛苦，令人无限同情。1979年丁玲复出回到北京后，曾主动前往医院看望周扬，她对在文革中受尽苦难的周扬抱有希望，以为周扬会向她伸出援手。谁知周扬为反右的事，向不少人表示道歉，唯独不向丁玲道歉，他的理由是，丁玲是“变节”分子！和周扬的态度一致的还有陆定一、张光年等。周扬此举极大地伤害了丁玲。在我看来，周扬等如此并非是为了维护所谓“党性原则”，因为在他手下做各路文艺高官，又有所谓“变节”、“自首”历史问题的人不乏其人，只要是周扬一个“圈子”的，都不成为“问题”。周扬等唯独不想放过丁玲，说来还是根深蒂固的“宗派”情结在作祟，他们要用那个“紧箍圈”套在丁玲的头上，一直套到她死！这正说明了周扬人性深处的幽暗。1984年，在胡乔木的帮助下，中央恢复了1940年对丁玲的结论，承认丁玲在南京被国民党软禁的那段历史不属“自首变节”，“四十多年的沉冤得以大白”。丁玲自然感激胡乔木，她发表了不少谈话，对那个时候胡乔木的一些有争议的观点予以积极配合。她甚至还写了一首缺乏诗味的“政治表态”长诗《“歌德”之歌》，她一点也不在意读者是否爱读，却说她的这首诗“会有人理解。”对于丁玲晚年的言行，誉之者，如《中流》杂志等称赞丁玲是坚定的“老革命文艺战士”；批评者则称丁玲“错把极左当亲娘”；丁玲又一次成为文艺界，知识界关注的中心。
    晚年丁玲高调左倾，虽然也有心情不顺的时候，但总的说来是意气风发，且不无表演的色彩--也就是很刻意地向那些会“理解”她的同志展现她那“虽九死而不悔”的忠诚。周扬呢？他在晚年复出后不向丁玲道歉，揪住毫无意义的丁玲的所谓“历史问题”不放，说明他对丁玲成见太深，气局太小，对极左文化的反思尚不能跃过某些重要的“坎”。然而这位弛骋中国文艺界数十年的“大左派”，在文革入狱多年后，思想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75年他刚出狱，就前去看望了冯雪峰，甚至“不知轻重”地上书最高领袖，请求他恢复冯雪峰的党籍，自然没有任何回音。周扬虽然不放过丁玲，却多次向当年受他打击，被迫害的文艺界人士表示道歉，也向陈企霞当面道歉，并帮助他调回北京，安排了新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这位文革前的毛意志的坚决的执行者竟转变为1979年后思想解放运动的探索者，但是周扬却因此受到批判和冷遇，晚景凄凉，这正是历史的复杂和吊诡。
    徐庆全条分缕析，丝丝拨开，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梳理，把历史帷幕后所发生的活剧一幕幕呈现出来，写出这本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的研究性著作，他能做到这一点与他长期从事对新时期的文艺思潮的研究是分不开的。徐庆全已出版多部有关当代文艺思潮方面的著作，其所著的《文坛拨乱反正实录》、《周扬和冯雪峰》等得到学界的好评。作者在这本书的资料方面尤其做了很大的努力，不仅搜集、运用了大量的已刊史料，还运用了一些关键性的未刊资料和口述史料，使得该书的立论具有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庆全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历史的眼光，虽然这部著作的某些看法或容进一步讨论，但总的来说，这是一部高质量的研究论着，不仅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当代文学思潮史，对中国共产革命史和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也是一重要的贡献。值此庆全兄新著出版，仅以此序为祝贺！
    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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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杨尚昆日记》

    中国人写日记的传统源远流长，宋明以降，已渐成风气，至晚清更蔚为大观，文人墨客，政宦显要，多以日记记事述怀，其珍贵之处一为皆亲闻亲历；二为私人书写，较少虚饰。是故，这类日记往往可弥补官修正史的偏缺，而为后人了解历史的多重面像提供珍贵的史料。及至今日，治近代史的学者，不仅需读官编的《清史》，也要读《翁文恭公日记》和《越缦堂日记》；而治中外关系史的学者，不能只看《筹办夷务始末》，而放过《英轺日记》和《出使英法意比日记》，这对史学工作者来说，已是基本常识。
    进入民国以来，许多政界人物沿袭了写日记的传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年出版了曾任北洋总统的徐世昌日记12本，起讫时间为 1917-1948年。“中研院”近史所还出版了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日记10本。蒋介石生前也有每日记事的习惯，其所写日记现收藏于台北“国史馆”蒋氏之“大溪档案”中。
    相比于国民党政治人物，中共高级领导人生前和生后都较少出版个人日记，80年代后，曾出版过一些曾担任负责工作的前领导同志的日记，如《谢觉哉日记》、《林伯渠日记》( 片断 )、《周保中日记》，《赖传珠日记》、《王恩茂日记》等。但这类日记所载内容均起讫于民主革命时期或革命战争年代，基本上不涉及建国后的内容。极个别者如《汪东兴日记》也只是撷取作者在 1949-1950年陪同毛泽东主席访苏、和1965年陪毛重上井岗上的两段，而非汪氏全面、系统、有连续性的完整日记。
    在担任过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领导同志中，杨尚昆是唯一在生后出版日记的。其日记是迄今出版的前领导人中地位最高、也是内容最为丰富、部头最大的日记。这部日记共有上、下两册，全书 110万字，引人注目的是，该日记全是建国以后的内容。起讫时间为1949年 1月 1日--1965年12月10日，时间跨度为文革前的整整17年。在建国后的这17年间，杨尚昆担负十分重要的负责工作，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因此，这部日记就格外引人注目。在这部日记中，作者不仅简要记述了他的所见所闻，还叙述了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堪称是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
    中共是一个长期在农村进行艰苦革命战争的党，1949年初，中国革命即将获得全面胜利，党中央也将从战斗了几十年的农村转移到城市，对于党的这个重大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毛甚至以"糖衣炮弹"来比喻中共将面临的新的严峻考验。杨尚昆当时任中央秘书长兼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其工作之一，就是负责中央机关向北京转移的具体事宜。1949年 3月23日，杨尚昆为中央打前站，先行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京。在《日记》中，杨记述了一些同志在进北京后思想和生活作风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他感叹道，才进城几天，“似乎大家都变了”，“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杨写道：“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
    杨尚昆长期担负党和国家的中枢----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一岗位所承担的基本工作就是上承下达，其具体事务包括上至中央常委开会会场的布置与记录、文书草拟和下发，下至中南海车队的调度、托儿所、食堂工作的安排，以及房屋修缮和花草栽培。杨是办公厅主任，不一定具体处理过于琐碎的事情，但其日常工作仍是找人谈话、听取汇报、布置检查等等，负责处理的事情极其繁杂。1955年 3月，中央决定开党的代表会议，事先杨接见中央新闻制片厂厂长，具体讨论拍摄事宜，详细指导拍摄哪些镜头，哪些镜头不拍。50-60 年代，政治风云时有变幻，忽而雷电闪鸣，转眼又是风和日丽的艳阳天，不管发生如何变化，中枢机器都要运转，杨仍每天都要面对亟待处理的一大堆具体事务。杨尚昆自1961年后，在书记处分工负责工、青、妇的工作；而从1955年开始，中央就决定由他指导中央调查部的日常工作，他几乎每隔两、三天都要听取中调部常务副部长孔原同志等的汇报，十余年从未间断。从《日记》上看，杨几乎每天工作至深夜一、二点，尽管在这17年中，杨在党和国家的职务序列中并非处于最前列。
    杨尚昆虽非政治局委员，但他所处的地位极其重要，距毛泽东主席很近，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杨也是信任有加，甚至诸如代表中央与罢黜后的彭德怀进行联系的工作，也由杨来承担。所以，杨尚昆对毛的记载就特别有意义了。杨尚昆对毛的胆略、气魄和能力极为折服，他在《日记》中时常称毛为“主”、“主座”，这应该是为了记述的方便而作的简称。不无巧合的是，曾经担任过毛泽东政治秘书、也是杨的老部下的田家英，以及毛的兼职秘书李锐等私下也称毛为“主公”。
    杨尚昆青年时代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和王明是前后同学。由于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王明本人受到了许多领导同志包括杨尚昆的尖锐批评。1949年 3月，王明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发言，对自己的错误多有掩饰。杨在《日记》中批评王明的发言“口若悬河，离题万里”，“简直是胡闹”，“总观此人是毫无进步，野心未死，还有伺机反攻之企图”。而对于毛泽东，杨尚昆則是发自内心的尊崇，他在1949年 1月23日的日记里，抒发了自己的心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亲眼看见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照毛主席所规定的进程，走向全国大胜利，实在是值得兴奋，值得为自己庆祝。”“没有毛主席的领导，这种合乎国情而又使革命加速胜利的办法是难于想像的。”建国初，我志愿军在朝鲜取得对美国的胜利，大大地振奋了杨尚昆，他在1951年 1月 1日的日记中写道，主席出兵朝鲜参战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如果当时要由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 ”
    从杨尚昆的这些叙述可以看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和成功，毛的胆略和气魄，成为老一辈革命者对毛尊崇的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对毛的信任和敬仰，早已内化为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基本性格。
    在毛泽东时代，完全实现了以毛为中心的政治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在毛的强有力领导下，听毛主席话，照党中央指示办事，几乎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包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日常行为准则。只要毛泽东和中央一声命下，全国上下马上动员起来，上至中央领导同志，下至基层普通百姓。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面只要指导正确，下面贯彻执行也大体正确；而上面的指导一旦出现偏差，下面的工作也必然出现问题。1964年10月至1965年 5月，身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响应刘少奇主席的号召，率领中央办公厅长安社教工作组，前往陕西省长安县开展社教运动。杨尚昆亲自下乡蹲点，在长安县搞社教大半年时间。杨深入干部和群众，对他所蹲点的村----长安县斗门村的经济、社会、人民生活情况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调查，这些都反映在他的日记中。长安县的社教运动是当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领导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大抓阶级斗争，“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西北局共派出 17393名干部，在这个县进行“大兵团作战”。几十年后，历史虽然已对当年的这场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作出了定论，长安社教基本是失败的，其根本原因是，运动的指导思想不符合实际。尽管如此，当年中央领导同志深入群众，与群众实行“三同”( 同吃、同住、同劳动 )的精神，今天看来仍有其积极意义。
    今天的研究者都知道，1964年末围绕“四清”运动( 社教运动 )，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由此对中国政局的发展带来极严重的影响。有关毛、刘争论的详情，在杨尚昆的日记中少有反映，而实际上，杨尚昆了解基本内情。杨当时在长安搞“四清”，特地赶回北京，参加了1964年12月15日召开的持续多日的研究“四清”的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以及紧接的12月下旬和1965年 1月初，毛泽东在核心层多次指责刘少奇，并且主持通过了包含批评刘少奇内容的重要文件《二十三条》。在日记中，杨尚昆没有记录毛批评刘少奇的原话，在1965年 1月14日的日记中，杨表示支持《二十三条》，但同时提出文件“到底好否，要经过实践证明”。毛、刘争论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当天的日记里，杨写道：“刘话不灵了”，他担心从此以后，干部“不蹲点了! ”虽然此时毛仍处于第二线，由刘少奇在一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领导工作。
    在杨尚昆所担负的工作中，有一块是负责协调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的联络。杨多次参预两党谈判，也经常安排苏联驻华大使与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会见。杨通俄文，有时甚至亲自担任毛与苏大使会谈的翻译。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新党纲，杨一面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翻译，送交领导同志参阅，同时他还找来俄文原件直接阅读。1960年夏，苏联政府突然中断对华援助，撤走专家，恰逢我国遭受特大经济困难之际，雪上加霜，给我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1961年 3月，赫鲁晓夫对我国作出姿态，提出愿意以贷款方式供给我国小麦 100万吨和转口古巴糖50万吨，事关重大，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后，要向毛泽东汇报，请毛定夺。此时，毛已退居二线，住在广州，但所有重大问题仍需老人家亲自拍板。为此，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专程飞穗。毛一锤定音，不要粮食，可以接受糖。从杨尚昆的这段叙述中，后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主席不食嗟来之食、坚持自力更生的意志是何等坚强。
    《杨尚昆日记》有不少空缺的部分。在一般情况下，某些时日，日记主人因工作繁忙，而无暇坚持每天记日记。杨尚昆也有此种情况。在《杨尚昆日记》中，有一些年份都为空缺，例如，从1949年 4 月 1日至12月 3日；1950全年；1952全年，都未记日记。1951年只记了头四个月的日记。1953年杨也只是从12月24日记到31日，其它全为空缺。编者对《杨尚昆日记》中的空缺部分曾予以说明，明确提到，杨的"一部分日记已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虽然编者并未注明散失的是哪些部分。但在另一种情况下，日记的空缺则可能别有隐情。例如，从1956年 5月16日至1957年 1月17日，杨尚昆的日记空缺，编者未加注明是否杨本人在这一段时间确未记日记，而其它的空缺，编者都予以了说明。这一段时间为中共八大召开，杨升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和波匈事件的发生。1957年 1月27日至11月 1日；1958年 1月 1日至11月 6日，杨的日记也出现了空缺，编者也未说明原因。此一时期，为整风反右前后和大跃进高潮时期。然而，对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杨的日记中却有极其简略的记述。1959年 7月23日，毛泽东就彭德怀的信发表重要讲话，杨在日记中作了记述。自此以后，杨也每日有日记，虽少涉及彭德怀事件，然仍透露出若干重要信息。例如，1959年 8月12日，彭的夫人浦安修来杨处谈话，“由十点半谈到四点”，次日下午，彭德怀向八届十中全会作了检讨。日记首次披露了庐山会议后，由杨代表中央与彭联络事。9 月12日晚，杨向毛汇报“昨夜彭来谈的情况”。庐山会议后，毛很关心彭德怀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从庐山返京后，1959年10月21日，毛要杨“常去彭处，每月两次”。10月26日下午 4点30分，杨去彭处探望，当夜12点便将与彭德怀谈话的情况向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汇报。自此后，杨尚昆经常向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汇报彭德怀的情况。
    日记通常都较简略，鲁迅日记即为一典型，但政治人物日记简略，就不仅仅是书写习惯的问题了。如涉及重大政治问题，涉及人事敏感，涉及对重要人物的看法，在日记中通常会回避或较少着墨。杨尚昆位居中枢机要，所见所闻大多不宜对外透露，在其日记中，对许多重大事情加以回避或省略，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例如，1959年 9月底，赫鲁晓夫访华，与中方同志发生严重争执，杨尚昆亦参加部分会见和接待工作，例如，他在10月 2日的日记中写道，“主席和常委同志与苏联代表团会谈，由下午 5时至12时才完。”这次中苏会谈，双方矛盾全面爆发，以当时杨的地位和所负责工作的性质，他不可能不予闻，但在他的日记中对此却无任何涉及。像这一类情况，在《杨尚昆日记》中并不是个别的。因此，对于学者而言，仅凭日记一类的记载来进行研究，显然是不够的，还须参照其它相关资料加以佐证和补充。
    例如，有关彭德怀1965年10月被重新分配工作一事，在杨的日记中记载得就极为简略。1965年10月19日，杨代表中央约见彭德怀，日记中只有寥寥数行字：“下午三点至六点，彭德怀同志来谈话，要求帮助他去西南。”此次谈话时间长达三小时，所谈内容一定比较广泛，但在杨的日记中并无涉及，也无一字提及杨在这次谈话中的感受。事隔几十年后，杨著文纪念彭德怀，他写道，当年这场谈话，他与彭都动了感情，共同回忆了过去在红三军团并肩战斗的往事，临分别时，两人都流下了眼泪。
    杨尚昆是文革浩劫的最早受害者之一。早在1965年末就被不公正地调离工作岗位，下放地方工作。对这件关系到杨的政治前途和政治命运的大事，在他的日记中记述得也非常简单。
    1965年10月29日，杨尚昆在当天日记的抬头上，写下：“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日记写道：“上午十时半，周( 恩来 )、邓( 小平 )、彭( 真 )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究竟这是一次什么样的重要谈话呢？谈的又是什么内容呢？在杨的日记中无一字反映。谈话的当天下午、次日和第三天的日记中，杨都写了对这次谈话的感受。谈话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在10月30日和10月31日的日记中的第一段，分别写有这样的话：“心情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勉强看了一些文件。”“整天没有精神，无心看什么。”原来这次谈话是由于中央个别领导同志对杨尚昆同志产生了不信任，宣布调离杨的工作，另行安排杨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周、邓、彭只是奉命传达而已。杨尚昆是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下放广东担任一名普通书记（当时省委一级的书记处的书记多达 5-6名），这只能被认为是贬黜，否则何来“不安”，何来“整天没有精神”？
    10月29日谈话后，杨尚昆就着手移交工作，这在日记中均有记载。杨仍出席一些例常活动，例如参加孙中山百年诞辰筹备会议，出席苏联大使馆国庆招待会（11月 6日），出席阿尔巴尼亚国庆纪念会（11月29日）。
    1965年11月10日对杨尚昆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杨的工作调令在此日正式发出。同一天，毛泽东主席应杨的要求约见杨。当天日记抬头写道：“中午主席找去谈话。”这次谈话历时一个半小时，但在杨的日记中对谈话内容无一字记载。几十年后，杨回忆道，在这次谈话时，主席要他多深入，多调查，先在珠江流域干个两三年，再到黄河流域干个两三年。主席甚至很幽默地问道：“广东那么热，你跑到那里去干什么？”然而，熟悉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老同志都知道，像杨尚昆如此重要干部的工作安排，是非经最高领导点头批准而绝无可能的。
    毛泽东了解杨尚昆办事牢靠，即使要调离他的工作，仍分派他一些重要任务。在杨遭贬黜一个月前的 9月16日，杨还受命与庐山会议后一直赋闲接受批判的黄克诚同志谈话，那次是向黄宣布调黄任山西省副省长。10月19日，杨受命与调任三线副总指挥的彭德怀谈话。现在，杨自己也被调离岗位，另行分配工作。11月17日，杨奉毛泽东主席命，去看望王稼祥同志，次日，杨又去看望了陈云同志。虽然在日记中未写是否受毛的委托，但以杨当时的身份，不可能单独去拜访陈云同志。( 1998年，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次去探望陈云同志也是奉毛主席之命去的。 )杨在看望过王稼祥、陈云同志后的第三天，专门就这两次探望给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而在11月19日，杨还就这此事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
    11月19日，杨尚昆向周恩来的汇报，是这两位革命老战友的最后一次见面。杨的日记写道，这次谈话“从上午十一点到一点半”，至于所谈内容，即在汇报了与王稼祥、陈云同志谈话情况后，杨与周谈了什么，日记中付之阙如。直到1976年初，杨尚昆在山西临汾流放期间的日记，以及1998年为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而发表的文章中，才对这次谈话的内容作了披露：杨尚昆对周恩来说：“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涉及面很广，做了些工作，也犯过些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分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要你知道我是坦白的、无辜的，我就心安了。我决不计较个人利害，也不愿意说不应当说出的事。周总理两眼一直盯着我，听完我说的话……然后对我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 ’”杨尚昆还回忆了周当时的表情：“眼睛特别明亮，似乎含着眼泪。”
    杨尚昆是一个有着高度组织纪律性的老共产党员，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下，他承受住巨大的精神压力，照常工作，有条不紊地向中办同志办理移交手续，即使对他的老伴，有着几十年党龄的长征老干部李伯钊同志，也口风很紧，不深谈什么。在11月 2日的日记中，杨写道：“晚间散步时，同伯钊谈了一下，她有些疑虑，不好向她说明。”这一天，杨“勉强工作到( 夜 )十二时后。”
    杨尚昆对于他的夫人李伯钊是这样，对于中央常委、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也是这样。1965年11月27日，是朱德八十大寿的日子，杨去朱德家，“坐了一下，未谈什么，彼此心照而已”。何以如此呢？杨尚昆与朱德都是四川人，也是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友，杨主持中办二十年，与几位中央常委朝夕相处，彼此间知根知底，有些甚至还知心，即如杨所说的，他与朱德“彼此心照”。朱委员长年事已高，事实上已属赋闲，杨对朱德的境遇一清二楚，而朱委员长对杨的工作调动事却很难说事先予闻。在朱委员长八十大寿的日子里，两位老战友无言默对，情何以堪!
    1965年12月，由姚文元评吴晗《海瑞罢官》一文引发的政治风暴已经来临，北京市风紧云急。由于杨已被调离领导岗位，不再参预中央事务，故在日记中对这一事件无一字反映，但事实上，当时，杨尚昆透过此事，已预感政局即将面临大变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1998年杨尚昆在文章中回忆到当时的情景 )。现在又一位领导同志处于政治风暴的中心，他就是曾参加约谈杨尚昆的彭真同志。至于彭真被其它领导同志约见谈话，免去职务，则要到四、五个月以后。
    1965年12月 8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得知常委各同志都去上海开会去了! ”这次会议就是中央“处理”罗瑞卿同志“问题”的上海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此时，杨根本无法想到这次会议会和自己有何关系，事先也无从获悉会议的内容，因为连刘少奇也不知道去上海开什么会。上海会议虽与杨无直接关系，但有间接关系，半年以后，杨尚昆被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同志绑在一起，成为子虚乌有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
    1965年12月10日，杨尚昆整装登上南下广东的火车，这时，上海会议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杨心情黯然，告别送行的妻儿和中办的同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感慨甚多，非言语所能表达，”最后的一句话是：“十六年的北京生活，今天开始变了，一切只能等时间! ”
    杨尚昆历经党内斗争，见识广，心胸开阔，他的气度和忠诚在艰难的岁月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杨的“等时间”，不是一年两年，这一“等”竟长达十二年。1965年底杨赴广东后，1966年 5月22日又被正式免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下放到肇庆任地委副书记，可谓一贬再贬。任命下达的次日，他以气候潮湿，身体不适，向中央申请转去西北、华北、东北的任何基层。
    5 月下旬，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宣布“揪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后的几天，中央批准杨尚昆转任山西临汾任地委副书记。但是，杨在山西还没有来得及工作，1966年 7月 3日，就失去人身自由，遭到“隔离审查”，此时距杨抵达太原仅一个月。不久杨又被“监护”了起来，一直被关到1975年，前后长达 9年时间。邓小平复出，杨才被放出来，被安置在山西临汾。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央重新启用杨尚昆，任命杨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两年后，杨回到北京，开始担负一系列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杨尚昆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家，他一生的历史已与党的历史融为一体。他是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杨闇公之弟，早年留苏，返国后曾任中宣部部长，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后不久，担任三军团政委，抗战爆发，旋又任北方局书记，1941年，杨调回延安，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以后长期主持中央办公厅，长达二十年。杨尚昆对党的历史如数家珍，八十年代后，曾负责中央党史领导小组。
    杨尚昆也是一位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共产党员，他通俄文，爱看电影( 在日记中有其所看电影的大量记载 )和戏剧。杨更坚持写日记几十年，临去世前几个月，他还写了回忆周恩来、彭德怀的文章，感情十分真挚，很少有这类文章常见的程式化的味儿。杨在1995年完全退下来后，写了他的回忆录的建国前部分，他原还准备写中办二十年，文革前后和复出工作后三个部分，可惜天不假其年，这三部分已永远无法完成了。
    即使在文革后期，杨尚昆在临汾流放期间，他也写了日记，近年发表的纪念周恩来的文章《几件难忘的往事》，就是依据杨尙昆临汾日记集纳而成的。很遗憾，目前读者还不能看到他在文革后期以及恢复工作后的日记----根据杨一生的习惯，相信他在七十年代末恢复工作后仍会记日记。人们只能指望这些珍贵的日记将来会有向社会公开的一天。
    笔者长期治史，虽然只能从资料、影视中接触到杨尚昆，但亦可窥见他的个性之一斑。依笔者观察，杨是一个豁达、宽和，颇有人情味的老同志。他和夫人李伯钊结缡于1929年的莫斯科，两人共同走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杨对其老夫人也呵护了一辈子，在其日记中有大量的反映。1979年，杨在北京偶遇木刻家彦涵，此人抗战时期在太行八路军总部工作，是杨的老部下，1957年被打成右派，蒙冤几十年。杨对彦涵说：“当时你为什么不找我呀，我给他们打一个电话说一下就完了嘛。”( 孙志远《感谢苦难·彦涵传》，页 465，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彦涵是一介书生，不懂也不会请托，但杨的这番话却透出他关怀下属的性情。杨尚昆同志晚年曾多次回到家乡，1996年，杨尚昆已89岁高龄，带领王若飞、秦邦宪等“四八烈士”遗属 100余人，专程去延安扫墓。杨尚昆去世后，2001年 5月，那些“四八烈士”遗属和其他子弟们也专程护送杨的骨灰回四川潼南老家，只因他们和他们的父母辈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后的岁月里，都曾得到过杨的关照。
    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老共产党员，杨尚昆已走完他一生的路。他肯定是一位令世人难忘的人，他留下的这部《日记》，以及现在暂未发表，将来可能问世的文字，将长久被后人研究和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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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与史料】

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

    来源：南京大学学报 2003年第三期

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学有很大的变化与发展，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对我们认识过去、吸取历史的经验，推动近现代史的研究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检视近二十年有关近现代史的叙述，不难发现它们大致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上述两种叙事方式占据了近二十年近现代史叙事的主流地位。
    所谓“革命叙事”产生于20至40年代，即左翼革命主义的史学，瞿秋白、张闻天、何干之等一批“有机化”或“组织化”的新知识分子，从苏联和日本左翼新理论中引入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建构了左翼革命力量对中国的现实，过去，和未来的认识和解释的体系，其主要命题是论证中国近代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阶级战争”、“革命”、“人民群众”、“工农专政”、“经济的决定因素”等成为这种叙事的基本主题。
    所谓“现代化叙事”最初产生于西方，八十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其主题是论证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传统与现代、社会变迁、经济增长因素、制度创新与政治参与、公共空间和市民社会等成为观察，认识现代化问题的框架。这两种叙事方式都从各自的角度对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作出了概括和分析，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实质。
    “革命叙事”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第一次引入了苏联革命理论的基本概念，既强调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变革生产关系，推翻旧有秩序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强调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痛苦记忆，把中国近代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中国人民抵御西方侵略、扩张的反抗过程。在这个叙事框架中，突出彰显了反帝，底层造反，革命组织，革命领袖人物的思想和领导对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作用。
    “现代化叙事”是叙事方式的全面转换，它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置放于一个与世界紧密联系的视野下来认识，而这反映了一百多年来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中国是在深受外国影响的背景下，展开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化叙事”也把 100多年来的中国历史置放于社会变迁的大过程中，通过对现代化动力、范围、速度、现代化的主体与客体等的研究来展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层面相。这种从八十年代引入的叙事方式对现时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有直接的启示作用。
    然而这两种叙事方式都各有其不足：在“现代化叙事”中，中国内部的因素经常会被不经意地忽略，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具有普适性；但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更有其特殊性，从西方社会发展的经验中产生的某些概念，不一定能涵盖和解释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与“现代化叙事”相比较，“革命叙事”对我国历史学的影响更大，在长达几十年中，它是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述，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革命叙事”产生于革命斗争的年代，具有强烈的思想政治动员色彩，在革命胜利之后，如何将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叙述和深厚的学术性加以有机融合，是一个新的紧迫的课题，勿庸置疑，史学界在“融合”方面曾取得重要的成就，但遗憾的是，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革命叙事”就逐渐走向僵化和教条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形成了某种根深蒂固的传统，阻滞了学术性研究的展开和深入。
    “革命叙事”逐渐教条化是和它过分追求“宏大叙述”而紧密联系的。反映在传统的中国近现代史和党史研究领域，“宏大叙述”的基本特点是：
    1、 预设立场，无限制地扩张历史学的宣传、教化功能。以权威论述或权威文件为指导，有选择性地剪裁史料，来论证某种权威性论述，对复杂的历史进程做简化的“必然性”的解释，遮蔽了许多丰富鲜活的历史层面。而事实是，历史进程有它的多重面相，历史学家应给历史的偶然性留下空间。
    2、 在叙述方式上，频繁性地使用某种不言自明或无法证明的集合性语汇。
    3、 在语言运用上，过分诉诸感情，具有某种居高临下，训导式的语言风格。
    如果对“宏大叙述”作出一些结构性的调整，“革命叙事”仍有其重要意义，它表达了左翼革命主义的世界观，为人们认识这个纷繁而多元的世界及其来源，提供了一个不可取代的视角；增强“现代化叙事”的本土性，也会有助于发现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以这两种叙述方式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选择的问题。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态度可以把不同的认识框架置放在一个平台上，为叙述者提供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在这个开放性的平台上，一种中立、客观的历史观，即“灰色的历史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新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或许能够成为人们认识，分析历史现象的新的工具。
    黑格尔称，历史是“灰色的记忆”。即如有的史家所论述的：人类生活，人的性格和思想，人们的社会活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那么单纯……那样容易地被转换成这种或那种简单抽象的角色符号和概念化身。“‘灰色历史观’反对在历史分析时时‘忘记’那些互相冲突的资料和观点”，在对重大现象研究中故意回避事实，只进行概念的推理和演绎：“灰色的历史观”强调吸取其他社会学科的资源，同时注意运用的范围和界限，防止滥用社会科学方法，以至过度解释，深文周纳，而主张研究者在运用社会科学概念时不露痕迹，“滋物细无声”。所谓“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就是避免“宏大叙述”对研究的支配，克服在资料选择上的价值判断，重视对各种史料——包括内容上互相冲突的史料——的收集、鉴别和广泛地运用。“新实证主义”也强调对历史细部环节的注意，宏观叙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需要的，但更应通过细部研究来反映事物的特性。注重从事实出发而不是概念先行，运用各种分析框架又不固步自封，强调总体把握也重视历史的细节和差异，显而易见，这些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当代史都是极为重要的。

二

    所谓“当代中国史”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1949年后中共成为执政党，故而“当代中国史研究”要探讨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诚然，1949年后，由中央体现的党与国家是社会的主导方面，但是主导方面并不就是一切，还有被主导的方面，也应是当代中国史的的研究对象——1949年后中国的地方，基层，社会，人民生活，理所当然也应在研究的视野之内。
    “当代中国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明显的区别：“国史”以政治为主线，在研究对象方面，侧重于上层政治和政策的演变：“当代中国史”的研究范围较为宽广，对社会的主导方面和被主导方面都持一视同仁的态度，不仅关注全局性的决策及其运作，也注重地方对决策的反映，更注重考察上层和下层的互动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当代史强调对基层和社会进行实证性的研究，故而重视吸取社会科学多种学科的资源。
    研究当代史有若干困难。以中国传统而言，当代人不修当代史是一个约定束成的习惯。从大的方面讲，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深厚影响；在另一个方面讲，当代人研究当代历史确实存在着资料开放不足、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判断是否节制、利益关系的牵制等诸多因素的局限。然而1840年后，“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被打破，魏源等首开先河，研究本朝史。民国以后，社会自由度大大提高，李剑农的名著《辛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即是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典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修当代史提不上议事日程。这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已有一个高度统一的新意识形态，已经提供了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全部解释，形成了对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对历史研究者的统一的认识和叙述的要求。这种统一性的认识和叙述规范以“大叙述”、“大概念”为基本框架，在其指导下，再辅之以简明化的材料，以凸显“历史的铁的逻辑演进规律”，其特点是高屋见瓴，以点带面；不足之处在于：易忽略差异性和历史面相的多重性。当然，对某些正在发生和不久前发生的事实，人们的认识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而不宜过早定论，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大叙述”、“大概念”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更具多元性的新叙述概念从两个方面被发掘、引入到历史学研究领域，这就是中断数十年的中国史学中的私人著述传统，以及强调作者自主性的西方历史学理论。随着新叙述概念越来越被人们接受，故而当代人写当代史已成为可能。另一个更重要的积极变化是，党和国家为了总结建国后的历史经验，进一步配合和推动改革开放，一些档案馆陆续向社会开放，官方机构在80年代以来也相继整理出版了许多当代史的重要文献，从而为研究当代史提供了基本条件。由于建国后的历史全面、深切地影响到亿万百姓的生活和命运，社会各界对探讨当代史的一些问题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坊间也出现了大量有关1949年后的各类出版物，外国相关研究也被逐步介绍到中国。
    总之，社会有需要，也具备了研究的初步条件，故而当代人可以研究当代历史。这种研究虽然存在着某些客观限制，但也有诸多便利条件，例如距今时代较近，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可保持较鲜活的个人感受；在资料搜集方面，也因距今不远而较为方便。
    对50年代历史的研究在当代史研究中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50年代是当代史的开端。研究当代史从五十年代起步，不仅是研究时序展开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或从更久远处启动的一切，仍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我们当下的社会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马克。布洛赫认为：理解活生生现实的能力是历史学家最基本的素质。50年代为今日之基础，影响既深且远，今日之结构，框架，均奠定于此时期。以往在国内的学科分类谱系中，将这一时段的研究划归于政治学范畴，时光已进入到21世纪，50年代的历史应属于历史学范畴了。其次，把研究范围置放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还是因为自那以后的年代距今天较近，某些事情还在发展中，人们认识它，不仅需要更多的，今天仍没公布的历史资料，还需要一个认识沉淀的阶段，即研究者主观感情因素的冷却，而50年代，已慢慢隐身于历史厚重的帷幕之中，成为渐离渐远的过去。
    应该如何研究50年代这个距今不甚遥远而影像又相对模糊的历史时期？长久以来，对50年代至60年代初历史的研究，在“革命叙事”的视野下，就是“凯歌行进”、“艰苦探索”、“挫折调整”；而“现代化叙事”则将这十多年丰富、复杂的历史简化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在这两种叙事的视野下，我们有时就难以看到历史的全貌，对那个时代无法获得生动、具体的影象。
    站在21世纪的历史门槛，回顾和研究50年代的历史进程，在充分肯定新国家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还应看到50年代的多重面相：大环境的巨变确实对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但有没有不同与主流的潜层意识？即年鉴学派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所说的历史进程中的潜因素和隐蔽的趋向；民众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是怎样变化的？改变到什么程度？宣传对民众精神生活的塑造，是否全为国家强制行为？塑造或建构之所以有效，与知识分子有无联系？如果说，新知识分子参与了塑造，老知识分子是否就置身于外？事实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都参与了新叙述的建构，这在近年问世的宋云彬日记《红尘冷眼》中得到了印证。宋云彬是著名的民主人士，1949年他给柳亚子写信，以老朋友身份批评柳亚子不顾场合，乱发牢骚，担心柳的言论被美国或蒋介石所利用，作为攻击中共的口实。宋云彬对新秩序，新变化衷心拥护，但也保持个人看法。1949年 5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歌颂“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却在日记中自贬其文为“八股”。他一方面钦佩周恩来，又在日记中委婉批评领导同志把民主人士看作五年纪小学生，动辄做大报告五六个小时。宋又批评所谓“学习讨论会”，实际是党八股训话会。某次一重要领导同志做报告，听众达三、四千人，宋不堪其冗长，想溜出去，被警卫挡回。尽管宋和他的好友叶圣陶都不喜欢他所称之为的“党八股”和“人民八股”，却又积极参加新叙述的创造，他们都成为1949年后第一批大中小学课本的撰述者。如此种种，都显示历史是非平面化的。
    马克。布洛赫说，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有其延续性的，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始了一个新纪元，但一些近代以来的重大命题依然存在：追求中国的工业化，维护中国的疆土的统一和独立，提高人民的教育和科学水平，等等。在20世纪前半业，国共两党都致力于中国的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两党的理念，方式和道路不同，所取得的结果也不同，两党在争取各自目标的过程中形成的理念，方法，都延续到1949年之后，其间虽有流变，但基本方面都继续保存，对海峡两岸的社会发展都起到支配性的影响。因此，了解1949年之前的中国是研究当代史的前题。
    对50年代进行历史学的研究，应跨越1949年的间隔。所谓“间隔”，即是将20世纪的历史截为两段，视彼此毫无关联，而实际上一些历史性的长时段因素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并没有因1949年而中断。应将20世纪的中国历史置于一个长时段演进的背景下，进行各个侧面的研究。马克。布洛赫说：真正的时间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又是不断变化的，而历史是持续发展的过程，不同的时代休戚相关，要研究历史就不能人为割断过去和现在。
    在这个基本方面，以往党史学界多认识不足，对历史长时段因素的影响及其表现，确少应有的敏感。在某种模式化的叙述中，只看到“变革”的一面，对“延续”的一面往往不予重视。这种模式化的认识方式不仅存在于史学界，也存在于人文和社会科学更广泛的叙述中。胡风于1949年10月发表的《时间开始了》的长诗就表达了这种观点，胡风是从欢呼新纪元的角度表达他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心情的，但他不是历史学家，而研究历史肯定需要观照两个方面：变革是从何处出发的，延续在变革中的流变及其走向。需要指出的是，在很长的时期里，“截然分开”已相沿成习，且这类叙述不甚注重具体史实之发现与考辩，而只从政策研究着手，多为宏大叙事和文本解释，从中很少看到基层，也看不到社会的众生相。近20年来，一些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者越来越多的涉及当代中国的研究领域，例如社会学对“单位制”的研究，对改革前后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状况的研究。
    台湾学者刚刚起步。1949年后两岸长期对峙，90年代前，台湾对大陆50—60年代的叙述，除少数外，都属于意识形态解释学。近年来，台湾又有“去中国化”思潮之兴起，目前只有陈永发教授等学者，本着中国情怀，坚守学术立场，关注、着手于50——60年代历史的研究。2001年12月，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召开了“50年代海峡两岸研讨会”，旨在倡导对五十年代历史之研究。
        
三

    检视50年代历史，一个最重要的的特征就是在冷战格局下，新国家、新制度的创立。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中国出现了新的面貌：民族独立国家地位的新确立，工业化的展开，全社会的高度组织化，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全社会共同意识、共同价值观的建立等等。
    1， 它的纲领确实符合近代化的主题：追求国家独立、社会公正和解放，推动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
    2， 社会革命也有后遗症的问题。革命要求政治有能力全面进入社会和个人的一切领域，其结果是限制了个人自由和社会自主发展，这就是国家力量无所不在，社会自主性和个人自主性受到限制并最终完全消失，最后只剩下一个强大到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即列宁说过的所谓“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邹谠认为，20世纪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包含两个互相矛盾、冲突的方面：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空前地释放了无数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产生了中国新型的知识精英、社会精英和自由个人及团体；但另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使得中国这些新型知识精英和社会精英恰恰痛感迫切需要尽快达成“国家制度重建”。在20世纪上半叶外来侵略的巨大压力下，“国家制度重建”的目标以“社会革命”为手段而强有力地达成，但同时却极大地牺牲了个人自由的目标。
    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术界普遍高度评介1978年后邓小平领导的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进程，认为改革的实质就是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治权力从社会经济领域逐渐退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大社会、小政府”。从国家主导方面来讲，这种进程实际已愈来愈深入，这就是改善领导方式、改善执政方式，用现代公共管理来取代过去的革命动员的方式，也就是从“革命”向“执政”转变，从“马上得天下”到“下马治天下”。
    如何评价50年代？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近年来新左派在思想界颇为活跃，他们用以支持其观点的重要论据就是高度评价50年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新左派的视野内，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皆有其重大的正面价值。而有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种全控主义的结构和体制。我认为，似不急于在理论上进行无穷的讨论，而应从基本史实研究开始，沉潜于地方和基层，在具体细密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再来讨论理论问题。我认为对这个历史阶段的研究，应充分考虑国际冷战格局对中国的影响，从中国的历史背景和从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背景出发，着眼于考察“新制度与新国家的创立及民众对此的反映和互动”，在史观和方法上，是一种开放式的、兼容并蓄的史观和注重多重材料平衡的新实证取向。它兼顾“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的合理成分，扬弃“宏大叙述”的教义化的逻辑演绎主义的空泛化，同时避免概念先行、忽视下层的缺失。具体而言，这是一种兼顾“宏观”与“微观”的“中观”视野，道理不言而喻，因为“宏大叙述”经常会遮蔽社会的真貌，而过细的微观也容易导致两种偏差：看不到同质社会的一般性；容易陷入“一地、一村、一概念，一理论”和过分的琐碎。
    历史是否可以重构？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是叙述者建构起来的。还有人认为，有关“反右”、“大跃进”、“文革”的叙述就是占据话语霸权地位的右翼知识分子杜撰出来的。但我相信，过往历史的物质和精神遗存是客观存在的，不管研究者用何种视角和态度叙述它们，基本的历史事实是无法改变的。
    强调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与感受对我们认识过往历史的重要性也许不是多余的，研究者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还要注重普罗大众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我认为研究当代史应该高度重视普通人的叙述，而这个方面是我们的研究者所忽略的。当然对那个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记忆和感受，也许永远不会有统一的看法，正是在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历史的复杂性，这也是历史学永恒魅力之所在。费尔巴哈说过：“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永远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也许这样，我们才可能对过往的历史，比过去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因为他们组成我们社会的最大多数，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更能我们了解到历史的多重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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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五十年代初的十五个“小人物”

    原标题：新中国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统合——十五个“小人物”的回忆录研究

    二十世纪50年代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统一”，“改造”，“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等都是构成50年代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是那个时代的基本面相，但是新国家究竟是通过什么具体的方式和路径实现它对全社会的“统合”的？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在一些宏大的词语下被高度简略化了，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50年代新国家是怎样进行社会“统合”，如何实现高度一体化的？
    本文所称的“统合”，是指建国初新国家依着某些重大理论和概念，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把某些被认为是敌对、异己或偏离新国家的思想和组织原则的人群加以清除、治理和整顿的过程。
    笔者之所以对“新中国在50年代的社会统合”这个问题抱有研究的兴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如笔者这样的一代人都是50年代初出身的，对这个问题有一种很自然的“关切”，可是我们对于自己出身的那个年代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只是一般性的知道50年代的那些历史过程，也知道用于描绘这些过程的语汇和概念，但是我们对于更具体的操作层面或“行动”的层面及其背后的思想背景，所知甚少，而那些方面，对中国在50年代后的历史进程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影响。
    对于二十世纪50年代中国的历史，近年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都已有了一些研究，但历史学的研究还很少，现在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了，上世纪50年代历史可以不再仅属于政治学，也应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了。历史学研究强调资料，现在已开放一些档案资料，更兼之出版了一些个人回忆录，使50年代历史的研究已具备了初步的条件。
    近二十多年，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回忆文本的作者主要是政治家、军队将领、地方大员和知识名流，很少见到普通人的回忆录。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因社会自由度的扩大，这种情况有所改变，陆续出版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回忆录，这是一种新的趋向，就是“小人物”也要表达他们的经验。
    我的这篇论文主要是利用15个“小人物”的回忆录，并结合其它历史资料来研究“50年代社会统合的问题”。当然研究这个问题，当然还有许多资料可以利用，可是我认为，我们能够看到的资料，特别是有关档案资料，一是开放不够；同时，那些档案资料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对一般民众的思想、生活，感受等等，反映不多。即使有所反映，也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角度的限制的问题。一般而言，我们很少见到普通人对过去历史经历的叙述。
    在毛时代，曾经有过一次集中性的对普罗大众生活史的群众性的写作运动，那就是从1963年自上而下发动的“写三史”的活动：工厂史（公社史或生产队史），街道史，家史，或者可以统称：“忆苦思甜”活动。在这之前，还有40年代后期，在解放军中进行的和在建国前后在土改运动中推行的“诉苦”。只是这类写作和口头表达，有不小的局限性，第一，这是一种政治性的集体行为，都是着眼于服务当时的政治目的的。例如：文革时期的“忆苦思甜”，在形式上，还有新发展，例如，从“诉苦”，发展到“吃忆苦饭”；第二，毛时代的所有的群众性的“忆苦思甜”，它的所有前题和结论，都是预先就设定的。这就是1949年前是“苦”的，现在是“甜”的。
    9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的“小人物”的回忆录，情况则完全是不一样的，首先，这些回忆录的写作都是个人行为。其次，他们的回忆使我们可以看到50年代开始的那场社会大变动对社会底层的影响，对一个个具体的个体生命的影响，而过去我们在研究50年代的那些重大事件时，对这些问题往往是不重视的，我们对社会大众的生活、命运的理解都是高度概念化的。
    回忆录能否作为单一史料来使用，其史料价值究竟如何？笔者认为单纯利用回忆录来做历史研究是有缺陷的，但是如果结合其它资料，以及不同回忆录之间的互相印证，回忆录还是有其重要的价值的，特别是那些写作态度比较严肃的回忆录。本文使用的15本回忆录都是非文学性的出版物，我没有经过特意的挑选，是随机性的，这15本回忆录，除个别外，出版后都没有引起学者和一般读者的注意，它们大多都是大陆的公开出版物，其中一些，我判断是通过“买书号”的形式自费出版的，因为它们的发行量都很小，这些文本同样也经过了出版社的审查。在这15本回忆录中，有 3本是自印本。这些回忆录都是作者对他们一生生活的回忆，但都有一个主线，这就是从个人和社会底层的角度，对50年代初期的生活经历给予较多的叙述，重点反映的是历次政治运动对他们的思想、工作、生活以及家庭的影响，虽然都是个人的叙述，但可以和其它历史资料互相印证。
    这些普通人的回忆文本所反映的作者的生活和工作地区包括了中国的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华东地区、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在地区分布上有一定的代表性。15本回忆录中有14本是个人回忆录，也有一本是多人回忆的合集：
    1， 吴文勉：《风雨人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 9月出版，反映地区：江苏、黑龙江。
    2， 刘益旺：《昨夜风》，华龄出版社，2004年 1月出版，反映地区：北京、吉林。
    3， 胡伯威：《青春。北大》，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 6月出版，反映地区：上海、北京、湖北。
    4， 倪艮山：《沉思集》，香港天马出版公司，2005年 8月出版，反映地区：北京、辽宁。
    5， 喻明达：《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反映地区：湖北。
    6， 李蕴晖：《追寻》，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反映地区：辽宁、黑龙江、甘肃。
    7， 陈星：《风雨人生》，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 1月出版，反映地区：甘肃。
    8， 记实文集《二十一年》（上、下两册），作家出版社，2005年 6月出版，是一批在云南省弥勒东风农场监督劳动21年的右派幸存者回忆录，反映地区：云南。
    9， 茅家升：《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远方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反映地区：安徽。
    10，国亚：《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2005年 1月出版，反映地区：河南。
    11，郑延：《人生之曲：我和我的一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 9月出版，反映地区：北京。
    12，章正邦：《如歌岁月》，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 9月出版，反映地区：西藏，四川、贵州。
    13，常振威：《血色洗礼：让人长嘘一两声》，自印本 100册，2005年印行，反映地区：湖北。
    14，许岳林：《一个医生的风雨足迹》，自印本，2006年 2月印行，反映地区：浙江。
    15，李理：《俺这一辈子》，自印本，2004年 6月印行，反映地区：河南，湖北。
    上述回忆录的共同的特点是：
    1， 14个人是亲历，只有 1人是今天的年轻人，他主要是根据他的父母的回忆来写他的“家族史”。
    2， 这些回忆录的作者都是普通人，不是社会名流。
    3， 作者中有 4个大学生，其中 2个是在新中国的大学毕业的，其他多数人是小知识分子，也有普通工人，革命军人，后两类作者原先只有初等文化，是通过长期的自学，才能写书的。
    4， 只有 1个人在1949年前在国民党的党务部门及军队工作过，是低级人员。
    5， 多数人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家庭。
    6， 回忆录作者的绝大多数都在50年代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并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但导致他们成为“右派”的原因和50年的社会统合的大趋势是一致的，这就是新国家对“阶级背景”和“思想一致性”的高度要求。
    本文就以这些回忆录做参照，结合其它历史资料来探讨以下 5个问题：

一、新国家以不间断的“运动”作为统合社会的最重要的方法

    15本回忆录的作者都对新中国的诞生表达了欢欣鼓舞之情，从他们的笔下，读者可以看到，在建国初的几个大的政治运动后，新社会的基本面貌就形成了：社会秩序井然，党和国家及其领袖的权威已完全确立，工农地位提高，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政治学习已经认识到必须转变思想和立场，长期接受改造，工农商学兵都明白应在一切领域“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等等。然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回忆录的作者逐渐成为了新社会的“对立面”，他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都谈到50年代的政治运动对他们的思想和心理所造成的巨大的冲击，并且都程度不同地留露出对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惊惧的情绪，这就牵涉到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些新国家和新社会的拥护者为什么会在新中国成立短短几年后就成为社会统合所打击的对象？新国家开展政治运动的和社会统合的关系是什么？
    笔者认为，过去仅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来认识政治运动，是不全面的，从50年代的历史看，新国家进行社会统合的基本方式就是不间断地开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内容的政治运动，新国家以“阶级论”作为区分敌我的标准，突出强调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的政治历史的背景与对党和国家政治忠诚的关系，由于用这种思想意识指导的政治行动的效力巨大，在毛时代的近三十年里，它不仅是一个主宰性的思想意识，更成为一种固定化的分析和治国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执政党依据苏联经验和中共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重新予以定位：明确工人阶级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国家的政治基础，民族资产阶级既是革命的盟友，也是革命的对象。知识分子则是一个中间阶层，既可为新社会和革命服务，也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载体，而国民党残余力量、地主、反革命则是新社会的敌人。
    新政权建立和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的重要手段就是“搞运动”，其方式有别于苏联：在斯大林时代，苏联主要是依靠专门机关的镇压，用肉体消灭和大规模监禁和流放的方式镇压异己力量，形式上还有一些法律，而不是搞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中国则是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成立临时性的领导运动的机构，制定临时性的条令和法规，以党组织为核心，运用组织和宣传的手段，大规模发动群众参与，形成巨大的社会氛围，用群众运动和公安机关相结合的方式，打击、震摄和镇压敌人，以达到运动预期要完成的目标。对斗争对象，以教育、感化、改造为主；以镇压为辅。
    “搞运动”在中国之所以成为常规方式，首先是因为它是中共在革命年代的一种常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因而成为建国后的一种路径依赖。借助于政治运动，可以将党深深扎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而发现积极分子，建党、建政、建基层组织，在全国广大人群中通过组织“阶级队伍”，区分敌、我、友；第二，“搞运动”之便捷还在于：可以在一个短时期内，形成铺天盖地的强力、快速的攻势，以达成革命的目标。
    对于政治运动的这种特殊功用，党的领导人并不讳言。1954年，党的负责政法工作的领导人董必武、彭真都曾说过：共产党就是靠运动吃饭。
    建国初期，执政党对农村和城市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农村，党组织的中心工作之一就是用极大的精力，来划分农村的阶级成分，加速建立党在农村的基层结构。执政党用于政治动员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就是依据阶级出身寻找“自己人”，以此来聚集阶级和社会基础，这主要表现在土改运动中，通过严厉打击地主阶级，组织以贫雇农为核心的“阶级队伍”，并迅速在此基础上建党（党支部，党小组）、建政（村委会）、建立民兵、妇联、治保小组，将党和政府的影响力牢牢扎根在农村最底层，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中央政府通过各级机构和组织对农村基层的垂直领导。
    50年代初的政治运动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促成斗争对象转变思想的同时，较多并直接运用革命暴力，带有明显的政治清算的色彩，即通过政治运动，检查、发现敌人——历史上有严重反共行为的分子、一般参与反共活动的分子、敌对阶级的社会基础——地主、“伪保甲长”等等，对之采取严厉的惩罚或改造措施。
    新政权在农村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主要措施是“管制”，其基本内容是规定：被“管制”的对象“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并随时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斗。从理论上讲，“管制”是针对一小部分特定的人群，即被“管制”对象都是“戴帽”的“地主”、“反革命”、“坏分子”等，依照1950年颁布实施的《管制反革命暂行办法》，管制对象为：土匪、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等。一般地主、烟鬼、游民、懒汉、小偷、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家属子女不属管制范围。但在实际操作上，地方基层往往大大突破这项规定，在许多农村，一般都扩大所有地主及其家属和居家的子女。因为是否符合“戴帽”和“管制”的条件，并无十分具体可供操作的标准，其解释权多掌握在基层干部手中。回忆录作者之一的喻明达，在建国初只是一个14岁的少年，已离开家乡在外地读中学，以后又考入华中农学院的中专部，但是他家乡的乡政府拒不同意为他“转户口”，其理由是他是“大地主的细崽子”，“应留在农村，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以后当地的乡政府的工作人员还写信给华中农学院，要把他带回家乡，充当“地主”。这种现象在50年代初并非个别，一些地区的县、乡领导为了表示站稳“阶级立场”，习惯性地采取“宁左勿右”的方针，大面积扩大被管制人群的范围。
    1953年贵州省紫云县四区的德兴乡二村共有 330户，人口1627人，却管制了23户（全家所有人均被管制），共 150人，占全乡总人口的千分之九十二强，超过了中央规定的千分之三的三十倍。贵定县都禄乡管制面竟达到该乡总人口的一半。独山县基长乡人口总数为8361人，共管制了 456人，经上级部门复查，只有11人符合管制条件。四川省丰都县七区莲花乡七村被管制者高达 250人，而真正符合管制条件的只有 3人。灌县大观乡竟将缴不起公粮的农民及调皮的小孩也予以管制。“其它如管制反革命分子家属的现象亦很普遍”。甘肃省武山县洛门区蓼阳乡将地主50户共 340人，一律管制。山东省历城县一区冷水沟乡符合管制条件的只有23人，但实际管制了 105人。裴家营、梁王、王会人三个乡共有地主82户，连同地主家属子女共 394人，也全部被管制。这些被戴“帽子”，受到“管制”的地主及其家属，都受到公开的歧视，生存境遇十分困难，某些地区的群众甚至公开命令地主和被遣送返乡的旧官吏称自己为“爹”和“爷”。这在50年代初的农村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并曾受到上级部门的批评。
    1951年上半年，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推开，这是面对国民党残余力量的破坏活动，新国家对敌对阶级及其社会基础发起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政治清算斗争。“镇反”运动形成巨大的威慑效应，也教育、提高了群众的“对敌斗争觉悟”，极大地巩固了新政权。对于镇反运动，在这些回忆录都有所涉及，作者的态度都是表示拥护。回忆录的作者李蕴晖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为配合政治学习，“组织学生列队去到镇反处决现场，亲眼看到反革命份子应枪声倒下”，以致几十年过去了，作者对此场景还记忆犹新。回忆录另一作者吴文勉原是无锡永泰丝厂的工人，1947年为躲避“抓壮丁”，全厂男工，包括50多岁的老工人，都集体参加了“三青团”，建国后，他们都清一色成为“反革命份子”，而作者为了找靠山，在别人劝导下，还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中统”，并在工友中发展了10个人，除此以外，没有其它活动，他自己也没当一回事，作者前后只做了“中统”特务 1年，建国后在北大荒却改造了25年。他的经历说明，50年代初政治运动所具有的鲜明的清算的性质。

二、共产党内的纯化是重中之重，对肃反运动偏查的批评往往带来严重后果

    中共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下，从来就把清理内部，纯洁组织看成是一项有关革命成败、胜利果实能否保持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建国后，这又作为一项成功的经验加以继承与发展。在党和军队、国家机关内部清理“异己分子”本身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重要内容。执政党对党内的统合的问题更加重视，它的主要特点是：对党员的阶级出身的问题尤其重视，在50年代，党内清理的对象主要集中在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那些党员和原南方地下党，它的背景之一是党内长期存在的对知识分子党员和对非主力武装的歧视，以及毛对党的“纯化”问题的强调。
    《二十一年》等回忆录的一些作者都很困惑也不理解：为什么建国后原中共地下党员都普遍被打击？现在随着一些历史档案的披露，答案找到了：建国后清理中共地下党，是有思想背景的一项全局性的行动，南方的情况更加严重。
    1952年 3月18日，刘少奇在向苏联大使罗申通报情况时说：
    解放战争时期投靠我们而很少经过考验的那部分党的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我们在思想上格格不入。他们当中，有的是地主、富农、商人、国民党分子等人的子弟。这部分人在思想上同民族资产阶级接近。
    1951年，中央政法委负责人董必武也向苏联大使罗申说：
    在清理过程中，尤其对1947年以后入党，进入党政机关的所有人员重点进行审查。
    这就是建国后原地下党同志被重点清理的思想背景。这种由对“敌情”过份估计而产生的“纯化观”还夹杂着地域和宗派观念的消极因素。回忆录作者之一的许岳林在建国前就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浙南游击纵队，就是因为对南下干部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而被列为“肃反”对象，以后还被打成右派，而他所在的浙江省天台县的原地下党干部，自山东老解放区的南下干部到来后，都被免职，其中一部分人还被扣上“叛徒”的帽子。
    南方各地的地下党被打击，原负责人被清理是普遍现象。云南省原“边纵”、地下党的县团以上干部被整掉 200余人。中共广东地下党在1947年成立的“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拥有 1万多人，内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干部，这支部队为迎接解放军南下，作了大量工作，但在建国后其成员大多被视为是“可疑分子”。中共华南分局领导人陶铸认为，“地方武装不纯”，“过去参加革命的人大多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人”，其结果是，原广东地下党中的许多人都被清除出党，或被戴上“地主”的帽子，少数人甚至被枪毙。至于南方地区那些在革命胜利前夜曾参加迎接解放工作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更被普遍视为是“投机革命”，“混入革命的反动分子”而在“镇反”等运动中受到惩办。相比之于南方，北方是老区，解放的早，更重要的是，40年代原华北地区的地下党是受彭真，刘仁领导的，被认为是在刘少奇的正确路线上的，因此，华北地区的地下党员，很少受打击，建国后都受到重用。
    执政党对于在党内贯彻“阶级路线”，表现出坚决的态度。这主要体现在严格入党条件和在党、军队、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对干部进行频繁的政治审查和清理。建国之初，中共开始在产业工人中大量吸收党员，知识分子入党则要经过严格的挑选。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执政党在朝鲜战场上吸收了一批参军的知识青年入党。但是对于和平环境下要求入党的知识分子，则取决于他们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以及他们的家庭背景是否清白。如果阶级出身有较大的问题，亲属中有被杀、关、管或有海外关系者，即使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十分积极，也不会被吸收入党。
    1951年，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部署，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清理内层（党机关）、中层（政府机关）的运动。被清洗的对象大多是“阶级异己分子”，即出身于地富家庭、对地富家庭表示同情的共产党员。《昨夜风》一书的作者在北京辅仁大学学习时就参加了地下党，建国后，以为国家只是推行“新民主主义”，由于是少东家，受父母影响，对自家的产业过于关心，不久就被党内除名，以后虽担任了长春市工商联秘书长，但在“五反”运动中就受到冲击，1957年又顺延成为“右派”，这说明执政党对于党内的异己游离倾向，绝不手软。
    1952年 4月，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又向全党发出指示，命令干部中“凡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主阶级有关系者”，必须作出交代。紧接着，全国各级党政干部向党组织普遍交代了各自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在这类运动中，交代阶级成份、本人历史和社会关系都是中心内容。
    1953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毛泽东终止了新民主主义的路线，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其后，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控制日益加强，计划经济体制也初步确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各类批判运动接踵而至，其高潮是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和继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肃反运动”。
    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终结使党在国家政治和社会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更加突出，在执政党内部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纯化”政策。1955－1956年，全国党政机关、军队和学校又开展了一场“肃反”运动，在“内层”（党机关）和“中层”（政府机关）中又清洗出一批“异己分子”，其中包括那些在建国初期，隐瞒自己的阶级出身，“混入”党内和政府机关内的“嫌疑”人员。仅1955年一年就对机关、军队、企业的 220万人进行了审查。“查清了每一个人的过去，他的联系和情绪”。在这批人群中，有将近5%的人被视为是“不可靠分子（国民党的侦察人员、外国间谍、反革命分子、流氓）”。以后这个数字被压缩，认为被查出来的各类可疑分子，约占百分之二。广东省的“肃反”运动从1955夏——1958年12月底，分四批进行，前三批参加运动的共61万人，清查出的反革命份子和坏分子约占百分之一点四。
    1955-1956 年的肃反运动对新中国历史的影响很大，民主人士等对肃反运动偏差的批评带来严重的后果，他们中的多数人在一年后都成为“右派”。肃反运动的“主观化”、“扩大化”是普遍存在的。据曾任广东省委“肃反五人小组”组长的文敏生回忆，广东第一批开展肃反运动的单位有 410个，“由于种种原因”，“运动开展不到一个月，竟揭发出上百个”小集团“。回忆录《如歌岁月》的作者章正邦当时在四川省峨眉县参加肃反，该县将所有肃反对象集中归口，统一安排住宿在礼堂和大会议室，为时一个月。为激发参加者的阶级斗争的警惕性，每天在读文件和报纸后，还安排专人读肃反小说和报告文学，”以此来推进肃反运动的深入“，最后“抓了七八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一段时间后，这些人又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
    对于肃反运动的偏差，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黄炎培、李济深、马寅初、邵力子、黄绍竑、陈其瑗、陈铭枢、罗隆基、李书城等，都曾提出过批评，有的人甚至称肃反是“违法”和“违宪”，是“惨无人道”，要求政府结束正在进行的肃反运动。李济深责问公安部长罗瑞卿：既能对旧人员包下来，为何又对其中有的人进行处理？罗瑞卿回答：我们从来没有说要把反革命也包下来。李书城批评说，中国的“逼供信”和和斯大林的“逼供信”只是形式不同，其实都是折磨，一个是肉体上的折磨，一个是精神上的折磨。有的民主人士还把革命党比做张献忠和黄巢。用罗瑞卿的话说，民主人士对“肃反”是“一片不满之声”。
    罗瑞卿说：他们说的事例经过调查，大都属实，“而我们在工作中实际存在的缺点错误，还不止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大大超过他们讲的程度的”。周恩来总理也说，黄绍竑在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据上海汇报也是基本上符合事实的。但是，罗瑞卿在1956年 7月就已经称他们为“右派”。罗瑞卿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民主人士批评“肃反”，这种问题的性质是我们“肃反”使他们太伤心了，“肃反”挖了他们的墙角，他们失掉了依托，他们与反革命有深厚的感情，他们总想保存反革命以推迟社会主义的建设，和他们在“肃反”问题上的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所以，还在1956年 7月，罗瑞卿就批评：黄绍竑最坏，是个机灵鬼，他是表面恭维我们几句，具体攻击。一年后，果然黄绍竑被打成右派，对他的处理要比其它人都重一些，章伯钧、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后，都还保留几个职务，如政协委员等，对黄的职务是完全剥夺。而在“肃反”运动中被波及的人，虽经调查，绝大多数人以后都被解脱，但是一年后，凡是在1955年“肃反”运动被触及的人，绝大多数又都成为右派。
    回忆录作者之一的陈星因抗战时期加入过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建国后在甘肃基层林场工作，没有任何错误言论，在“肃反”运动中被送进单位的“剥皮组”接受审查，后顺延成为“右派”。
    回忆录作者之一的倪艮山在解放前曾报考有国民党背景的南京政治学校，留下历史疑点，建国初被分配到东北财委，又“看不惯老干部供给制的特权”，祸从口出，“肃反”运动被怀疑是敌特，因对之不满，“反右”中再度落网。
    回忆录作者之一的中国医科大学的学生李蕴晖对肃反运动“先假设，后求证”的主观化提了意见，也被打成右派。（安徽合肥医校被“肃反”触击的人，全都顺延成为右派。肃反运动所要完成的任务之一就是清理在党和政府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中和旧政权有历史和思想联系的那一部分人群。肃反运动的审查对象大多在历史上和国民党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或者出身不好，被审查后心怀委曲，不能“正确对待”；即便没有表示不满，在当时被激化的阶级斗争的思考中，也会被认为是受到审查，心里肯定不满，于是这批人就成为了“右派”。
    在各类因历史问题而被审查的对象中，也有因所在单位审干小组认真负责而被“解脱”历史疑点的。回忆录作者之一的郑延当时在北京的《中国少年报》工作，她在学生时代曾“误入”过国民党复兴社的外围组织“三青团青年救国团”，并在参加革命后向组织作过交代。肃反运动中，她所在的单位派出外调人员前往她中学时代读书的芜湖女学，调查结果和她本人的交代一致，郑延的历史问题就得到了澄清。回忆录《俺这一辈子》的作者李理在肃反运动时是解放军某步校教员，因在抗战时期读中学时参加过“三青团”而成为肃反对象，他的运气也很好，组织上“派人千里迢迢作了调查”，与他本人的交代没有出入，就把他的问题视为是“一般的政治历史问题”，也没影响到他的授衔，尽管以后他还是因历史问题被转业到地方，并成为“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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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城市进行“统合”的方法和步骤

    新国家特别关注在城市的“统合”，它的基本内容是摸清“民情”，对广大城镇居民进行细致的政治分类，以了解每一个城市成年人口的政治面貌，新国家很快就建立起对全社会人员，特别是城市人口的“政治忠诚度的识别体系”。新国家对社会状况的广泛调查，也包括工人，但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新国家对工人比较宽容，调查和“排队”的重点对象是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群被认为和旧中国有较多的历史联系和思想联系。这也和苏联的方式不同，苏联是依靠专门机关的调查，在中国主要是依靠建立党委领导下的人事保卫制度，是对苏联经验的发展。
    和党内统合同步进行的是社会统合。从建国初，新国家对全国民众的社会调查工作就开始稳步进行，这就是摸清全国各阶级，各阶层的“民情”，基本策略和方法是对全社会成员，尤其是对城市成年人口，结合现实言论和历史的背景，进行“排队”、“摸底”。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全面开始后，这项工作的进展进一步加快。新政权高度重视对全国人民政治态度，阶级出身的调查，尤其是城镇人口阶级成份的调查，借助政治运动的巨大冲击力和震慑力，采取一系列方法（动员检举揭发，填写表格，写自传，审干人员外出调查等）检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政治面貌（阶级出身），将每个人的阶级出身视为是对新政权忠诚度的识别标志，通过阶级成份的确定，在社会广大人群中排列出左、中、右的区分，从此建立起可供查证的社会成员政治忠诚度的识别体系。
    在革命年代，根据地所在的农村是革命的中心，经过土改运动，党在农村的阶级结构已经建立，敌、我阵线分明。相比较于农村，城市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建国初，共产党比较不熟悉城市，而且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受到《共同纲领》的制约，执政党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但是，执政党一定要在城市建立起自己的阶级阵线，这就是一方面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另一方面，又要在城市居民中区分敌、我、友。执政党的办法是：在城市中开展较为和缓的民主改革。所谓“城市民主改革运动”，发生在 1949-1953年，就是配合几个大的政治运动，在城市各工厂、机关、学校、商店、街道，对所有人员进行“阶级摸底”，重点对旧人员进行细致的调查（家庭出身，1949年以前的职业、经历），包括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生活。这项工作在50年代的整整十年里一直持续进行，50年代初只是这项工作的开始阶段。
    50年代初的“城市民主改革”推动建立起执政党在城市的组织基础（党、团、工、青、妇），1953年后，更建立起以户口制为中心的，单位、街道、派出所三位一体的综合治安保卫制度，将新国家在城市中的基层结构全面建立了起来。
    1953年上半年西南民政局为配合人口普查，对重庆市三个派出所桂花街（商业区）、王爷石堡（居民区）、小龙坎（工厂区）所辖人口的政治面貌进行了调查，3 个派出所共辖人口 64026人，但“特种人口”高达1868人，占人口总数的3%，占18岁以上人口的6%。所谓“特种人口”是指被管制分子、“释放犯”、缓刑犯、在押犯、居住在城里的地主、登记自新未予管制者、“社会游荡分子”（小偷、暗娼、妓女、舞女）。至此，所有城市居民的各种情况也被党和国家全面掌握。
    1953年后，随着加速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国内一些社会阶层中出现了某些不稳定的情绪。1955年 6月，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在政协上海市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中提到，计划在 5年内再镇压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由于数字太大而引起上海市工商界、知识界人士的异议。对于当时是否存在敌对阶级的大规模的反抗和破坏，现有资料无从证实，但根据各种资料反映，1953年后推出的“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运动”、“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等，确实造成了部分城乡人民和一部份知识界人士的强烈不满。
    1953年11月初，天津市实行面粉统销计划，立即“遭到天津市部分资本家和反革命分子的讽刺和谩骂”，泰明鞋店资本家说“毛主席强，但全国没有粮食吃”，“总路线一公布，和军事管制一样”。河北省的一些党员干部也为农民“抱不平”、“喊冤”，说“政府对农民太苛刻了”，“对农民又一次下手”。
    1956年，历史学家，全国人大代表翦伯赞回湖南省常德老家视察，家乡的父老向他哭诉，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饭吃，只吃树皮、野菜、菜饼。新国家将这种不满言论视为是敌对阶级的反抗和破坏，所采取的反击措施还是强化阶级斗争，其具体方法就是将政治分层进一步细密化，把前一阶段出于策略考虑而暂时未于触动的人员也划入敌对阶级范畴。
    1953年后的“敌对阶级”范围较前有了新的扩大，在原先的地主、反革命、反动会道门、土匪等之外，又增加了富农。“反革命”的种类也有了新的增加，历史上有一般的反共行为，和旧社会联系较多的人员，如中下级国民党军政人员、保甲长等，也被划入“历史反革命”之列。
    1953年后，1949年前旧中国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总体被划入了“旧知识分子”的范畴，他们被一般视为“不纯”阶层，其主要依据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并曾为旧社会服务。在这群人中，“历史不清分子”和“不纯分子”占有相当的比例。
    “历史不清分子”和“不纯分子”都是50年代初出现的指涉特定人群的概念，“历史不清分子”一般指“历史复杂”，参加过反动组织、或曾在旧政权重要机构服务，有一般的“反动”行为，或有“反动”嫌疑但查无明显证据者，例如：原国民党军、公、教系统人员，反革命分子的家属（简称为“反属”），被镇压、被管制分子的家属等等，在阶级斗争激化的时期，这个人群又被视为是“反动阶级的社会基础”。所谓“不纯分子”是一个动态概念，随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断扩大，在50年代有相对的稳定性，所指多为和旧社会有较多联系的人员，即在“革命群众”和“敌人”之间比较靠近右边者，例如：原国民党一般党员，三青团员，原旧军队士兵（统称为“兵痞”），资本家，有海外关系者或仍与海外有联系者。
    15本回忆录的作者基本都在肃反运动中被冲击，他们所在的单位花费大量钱财，在全国各地对他们的历史情况进行“外调”，使得单位领导有机会去了许多过去从不可能去的地方。“外调”的行动受到被审查对象的普遍欢迎，他们相信“外调”有助于澄清他们的历史疑点。1955-1956 年，全国范围的“外调”大规模进行，它的核心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这也是新中国在确立社会主义体制方面的独创，斯大林时代的“肃反”是没有这项举措的。仅中央直属机关就派出达四位数的外调人员，国家机关也是四位数，大批审干人员奔走于全国各地，进行查证资料的工作，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通过大规模的“外调”，基本查清了党和国家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历史疑点，使许多人得到解托。
    新国家对社会情况的调查也包括城市中的工人阶级。为了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实现“一化三改造”，执政党采取的是依靠工人阶级，强化阶级斗争的方针，然而这并不表明城市中的工人一概都被视为是党的依靠对象，对工人也得进行“阶级分析”，换言之，作为个体的工人并不就属于“工人阶级”，在工人中也需落实“阶级路线”。
    50年代初中期，开展了对全国职工状况调查，各级党组织对所属企业的工人的历史状况进行了普遍的“清理”，以“摸清”工人的政治历史情况，具体办法是：1、 让工人填写登记表；2、 由单位党委与工人住地派出所配合，将派出所掌握的资料添入登记表；3、 由单位进行进一步审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 1952-1953年新招工人4857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或成分复杂者 582人。据全国总工会1953年对上海私营工厂工人状况的调查，“过高的生活水平已使一些工人腐化起来。大隆机器厂工人不愿听共产主义的道理；大沪制铁厂百分之五十的工人嫖赌”，“有不少工人还讨了小老婆”，“有些厂的工人还和资本家结成‘统一战线’，欺骗政府”。萍乡煤矿 1万职工中有1200人被认为“不纯”，其中工人有 903人；1955年初，鞍山钢铁公司有 5万职工，其中“不纯”分子有5000人，占职工总数的 10%。
    “排队摸底”不仅限于调查工人中的“不纯分子”，它也包括对工人的思想状态进行分类排队，即区分出工人中的先进层、中间层和落后层。一般而言，“先进工人”多指老工人，对老工人也要根据他的“阶级意识”与现实表现来判断他是否“先进”。萍乡煤矿工人解放后娶的老婆，成分不好者达到 10%以上，这样的老工人一般就被认为是“落后”工人。如果老工人注意奖金、工资一类，则会被认为是“经济主义思想严重”，“思想觉悟不高”，也不会被划入“先进”工人行列。
    “落后工人”则指青年工人，所谓“落后”是指青年工人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怕苦怕累，追求享受）的影响。
    对于工人中的政治历史和思想背景的差异，党的领导层十分了解，邓小平在1957年的整风报告中说，占 65%的新工人中，农民、学生、城市贫民出身占一半以上，还有3%新工人是地、富、资产阶级、伪军警和游民分子，他提出，这些人的的剥削阶级意识和坏习气尚未得到应有的改造。然而从总体上看，新国家对工人是比较宽大的。1957年 9月中央发出文件，规定在工人中不划右派，只进行“先进”，“中间”，“落后”的分类，不作左、中、右的划分，对技术人员和科室以上的干部可以划“右派”。
    50年代新国家对社会成员的“排队模底”的重点是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这和当时领导层的认识是相联系的，由于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和旧中国有较深的历史和思想联系，他们被顺理成章地视为是有待进一步加强改造的社会群体。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排对摸底”，就是对他们进行左、中、右，甚至是更深入，更细密化的“中左”、“中中”、“中右”、“极右”的政治划分，然后依据不同情况，给予区别对待。这是一项全国性的行动，一直深入到县和县以下的城镇的小学教员这一级。广东省的和平县在建国初是一个人口不到三十万的小县，也在小学教员中进行“左”、“中”、“右”的排队。
    对于如何帮助、教育知识分子也有许多细密的规定。在“肃反”运动中，1955年 8月25日，中央指示，对技术专家，应列出“少数确有学问和技术并有资格和名望的人”的名单报送中央审查，“对他们中组织学习，不放到群众中去斗争”。
    两年后，在反右运动时，又提出，对大人物中的右派，对社会科学方面的要“放手进行，斗深斗透”，而对一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其他应一律采取保护过关的方针。
    具体策略有许多：有的是“斗而不狠”；
    有的为了将来能够使用，应采取控制新闻报道的方法，有的不登报，有的“小斗登报”；
    对有重大作用的科学家，采取“谈而不斗”；
    对科学界中的“老右派”，即民主革命阶段的右派，在鸣放期间没有表现或很少表现反动言行的，“当然不要排队，也不好批判”。
    反右运动的胜利使毛泽东更加意识到到“保持社会生活高度紧张”的必要性，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号召全党进一步提高政治警惕性，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他指出：“应该保持社会生活的高度紧张，这是查明可能生长在我们大地上的毒草的可靠保证”。
    保持社会的紧张气氛，在这个时期被认为是团结人民的重要条件，为满足阶级斗争的需要，许多基层单位宁枉勿纵，在50年代，安徽省芜湖地区无一所高校，也没有民主党派，更没有“文联”和“作协”，某农场集中的1500名右派，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小人物”：小学老师，办事员，保管员、送货员、半文盲等，他们都是当地领导为完成右派的“指标”而被凑成“右派”的。而其中许多小学老师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只读了半年速成班就做了小学老师，在反右暑期学习班中因答错题成为右派的。这些小学老师都是乡里孩子，见识很少，工作的地方又在农村或山区，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他们被要求在考试中判断一个题目：有人说现在是党天下，你认为是对还是错？他们根据有限的知识都填了“对”，于是全部成为“小右派”。

四、新国家高度重视社会成员的阶级背景和思想一致性，以此作为社会统合的基础

    15本回忆录都提到他们或他们的家庭成员因历史问题或出身问题在社会统合中被冲击，如果再加上在思想一致性上和新政治文化等方面存有矛盾，就会演变为极严重的问题而被划入“敌人”行列。
    新政权在初建时期，执政党开始强化意识形态中的反资本主义的叙述，而这个过程是伴随政治运动有序进行的。为了“教育”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促进他们改造“阶级立场”，党组织安排这两个阶层的“头面人物”参加土改运动，让他们接触“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并根据他们对土改、“镇反”的态度，对其作出“进步”、“中间”、“落后”、“反动”的政治划分。只是在50年代初期，由于实行“内外有别”的策略，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以为只要熟读领导人的讲话，就是解决了“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于是，出现了许多满口新名词的“爱国资本家”和“进步知识分子”，但是伴随几个大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土改”、“镇反”、“抗美援朝运抵”、“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审干”运动（也称“忠诚老实运动”），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才知道，执政党有关“立场”的认识与他们的认识完全是两回事。因为“立场”不完全是一种政治姿态的展现，无产阶级的立场是需要通过否定资产阶级来体现的，而最简洁的方法就是看这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在1949年以前的政治历史关系。因此，阶级出身和过去的历史记录是第一位的，现实政治态度是第二位的。所以，给“立场”和“何为正确”下定义，是一项重要回忆录作者之一的李理回忆说，在建国前夕的南下部队中，就有知识分子因在旧社会的经历“不那么干净”而在“诉苦”时感到负咎而喝 DDT自杀的。1950年11月 1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南京市欢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博士学术演讲的报告会上提出新概念：“美国没文化”，此时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初期，陆定一以如此口吻批判、否定美国文化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时南京的知识界对陆定一的讲话却持有异议，当负责同志提出“立场”问题后，他们才噤口无言。回忆录作者之一的喻明达50年代在华中农学院中专部学习，他对当时被神化的苏联的“米丘林学说”有所怀疑，认为“通过人为的努力，使生物的遗传按照社会主义的需要不断地变异，似乎于理欠通”，当他把这个看法告诉老师时，就受到老师的警告。而湖南军大的教员在讲“隧道”一词时，因举了一个“纽约地铁”的例子，也受到批评，被指责为“崇美”，他被告知，应举“莫斯科地铁的例子”。
    由此可以证明，执政党还在执行“新民主主义”建国方针的时候，在思想意识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就已被视为对立面。只是在这个时期，在落实“阶级论”的原则时，仍然表现出相当的弹性：各级政府都吸收了部分民主人士参政，在许多大、中城市，资本家家属甚至担任了居民委员会负责人。非工农出身，“历史清白”的知识青年，即使不是党、团员，也可参军、参干。新政权在初建时期，就高度重视对“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在开展了一系列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的同时，各地还创造出一些专门针对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改造形式和新词汇，“思想剥皮”就是1955年内蒙创造的经验，即对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阶级背景和现实表现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对重点人逐个全面分析，具体对待”。甘肃省有的基层单位更将这个词语加以简化，直接称之“剥皮”，肃反对象一般都要被送到“剥皮组”接受教育。1955年，对上海资方人员 335人调查的结果是：“不纯”分子占百分之八十。1954年之前，上海城市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主任一职许多是由资本家的家属担任，但在这之后，已基本由工人家属担任。
    在这一时期，对于1949年后在校的大学生，新国家的态度总的来说是较为宽和的，认为他们虽然多为非无产阶级出身，但接受的是新社会的教育，历史经历清楚，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还是有可能转变世界观的，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在执行“阶级路线”时，各地不会出现极端化的情况。如四川大学团委就组织了对“反动”、“落后”学生的孤立打击行动，从1951年 3月“镇反运动”开始，被“孤立”的学生达 418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 14%以上。这些人大都曾参加过反动党团，社会关系和个人历史复杂。“孤立”的方法有：不让他们与其他同学接近，经常组织开他们的斗争会。
    出身问题和个人历史在建国前是否清白决定一切，这在1955年肃反运动后就基本确立了，自那以后，历次运动都以出身不好的人群为重点打击对象，肃反运动如此，反右运动也如此，东北地区是这样，西南地区也是这样，全国都如此。反右运动前夕，云南传达领导同志的指示，“反右是新的肃反，划右的标准首先是看有无政治历史问题，云南又传达彭真内部讲话：对右派，我们采取的是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或叫”打闷棍“。
    在判定“右派”时，家庭出身和历史背景起最重要的作用，许多“家庭出身不好”、历史经历复杂，或有“海外关系”，在历次审干运动中都受到怀疑而查无实据的人，虽然本人在运动中没有任何“鸣放”言论，也被一劳永逸打成“永不翻身”的“右派”。例如原甘肃省干部石天爱，在运动中没有一句不当言论，就因为她是军阀，汉奸石友三的女儿，就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被遣送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改农场劳教，类似石天爱的情况在当时并非是个别现象。广东省和平县出身地富家庭的小学教员，虽然并无错误言论，也多事先被定为“计划内的右派分子”。回忆录作者之一的湖北的常振威因出身不好，在和几个小伙伴玩耍时，曾互相封官许愿，于是15，16岁的八个少年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1962年 9月才获释。另一位回忆录作者章正邦，在建国初参军入藏，但因他曾在1949年前的重庆民营报馆担任过编辑，在1951年的部队展开的“民主运动”中被怀疑是国民党员，审干的同志坚信，“我们新华社的记者都是党员，不是党员不能作这个工作，你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报社工作，天天宣传戡乱救国，不是党员能做这个工作吗？虽然他的历史问题以后能到澄清，但还是被列入有历史和政治疑点的”第四类干部“而被转业到地方，1957年又被顺延为”右派“。回忆录作者之一的湖北的喻明达由于是地主出身，家乡干部要把他留在家当地主，他好不容易才走出家乡考入了中技学农林，就是想离人群远点，毕业后主动要求去林区工作，他有自知之明，一辈子”夹起尾巴“做人，才躲过历次运动的打击。
    在新国家加速对社会进行统合之际，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衣着也有了新的变化，回忆录作者之一的胡伯威当时是北大的学生，他回忆说，这就是要强化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个人和上级的关系，而不应发展个人间的横向关系，因为那会被认为是“搞小圈子”等等，正确的态度是，要老成，不要活泼，“人们要尽可能没有个性，没有色彩，老成持重循规蹈矩到了索然无味的程度才算是”进步“到家了，”党性“到家了。回忆录作者章正邦从部队转业到四川省峨眉县，他所工作的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多数是从部队文工团转业下来的，由于”在部队实践工作中都有体会，都变得持重“，作者为避免被认为是”搞小集团“，从不和别人有工作之外的私人的来往。在当时的社会上，就出现了一种被正面提倡的，叫做“驯服工具”的人群。李理也回忆到，他当时的领导也一再告诫大家，“要做沙和尚，不要做孙悟空”。在人们的衣着上，“男女同志都是蓝、黄、黑三种颜色，如果在色彩和服饰上稍有变化，就会遭来非议”。而在“中苏友好”的年代，一些知识分子特别买了苏联在中国倾销的“大花布”来做衣服，以此表明自己“拥护中苏友好”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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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资收入和政治忠诚度的关系

    回忆录的多数作者都提到他们的经济收入在运动前后的变化，由于这些回忆录的作者多是“小人物”，原来的工资就较低，当他们在成为“反革命”“右派”或“反社会主义分子”后，他们的工资又被大幅下降，有的只发十几元到二十多、三十多元的生活费，这也就涉及一个大问题，即工资收入和政治忠诚度的关系问题。
    新国家是根据政治忠诚度来进行经济利益的分配的，这在1957年后大致确定了下来。
    建国后的政治分层造成一种新的身份制度，但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政治身份与经济收入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着必然的连带关系。1957年前，民主人士的工资都很高，反右后，一些民主人士成为“右派”，他们的工资就被降了下来：
      章伯均：原 3级，1957后降为 6级，
      罗隆基：原 4级，1957后降为 9级，
      章乃器：原 4级，1957后降为10级，
      龙  云：原 2级，1957后降为 6级，
      陈铭枢：原 3级，1957后降为10级，
      黄绍竑：原 4级，1957后降为10级，
      黄琪翔：原 7级，1957后降为 9级。
    1953-1957 年，城市中的资本家、旧知识分子的中上层已被普遍视为是“不纯”分子，但他们的经济状况仍是比较优越的。但城市中的下层“不纯”分子，如原国民党低级军政人员和中小学教师中的“不纯”分子，他们的经济状况则相对较差。青海省有些小学教师工资低于工友。江苏省扬州中学老师的平均月工资是30元，江苏省阜宁县将1949年前毕业的小学老师一律降薪至 80%，有的人一个月只有几元工资。在徐州、盐城工作的一些原籍南方的教师，因工资低缺少路费，几年不能回家，以至于有人要求转业到政府机关食堂当炊事员。
    在50年代社会改造的洪流中，1949年前的市场就业方式已彻底改变，党政机关，重要的文教单位，大型国有企业都建立了严格的人事审查制度，一些和旧社会有较多联系的人员根本无法进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只能相对集中在社会的一些底层行业或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行业谋生，这些行业计有：
    城市图书出租行业：1955年，国务院通令整顿1949年前出版的文字书籍，有关部门对天津从事个体图书出租的从业人员展开了调查，天津市共有 740个图书出租户，其中出租小人书的 674户，出租文字书的66户，后者拥有的旧书共 5万 3千册，而需清理淘汰的书籍共 4万册。天津市该行业的“不纯”分子共 171人，占该行业人数总数的 24%。1955年，沈阳市从业人员共有 551户，其中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占从业人口的 24%。
    城市人力板车运输、骡马运输行业：1954年，南京市搬运公司共有4000多工人，其中4%为前国民党官兵，包括少校、连长、工兵。
    城市建筑行业：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广州市建筑工程系统 700多干部中，有反动会道门分子40人，国民党员81人，三青团员23人。武汉市建筑工程局 980个干部中，有 400人多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湖南省建筑系统共有干部1300余人，但“阶级异己”分子占全部干部总数的 33%。郑州市4300建筑工人中，有1000多人有政治历史问题。
    城市废品收购行业和城市私人补习学校行业：这两个行业也相对集中了较多的“不纯分子”，50年代中期后，国家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全部国有化管理，私人补习学校全部取消，部分人员转入小学担任教师或勤杂人员，或转往城市中的煤炭店（煤球厂）等服务行业。
    在这些集中“不纯分子”较多的行业中，除建筑部门的技术或重体力工种外，一般从业人员的收入都较低。新国家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分化敌对阶级和“不纯”分子，用金钱来剥夺城市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但对底层“不纯分子”，则辅之以经济收入的限制。
    回忆录的作者中有一部分人在社会统合中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工作，这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个重要现象。为了贯彻落实“阶级路线”，“纯化”社会环境，新国家在50年代中期，将几个大城市的“不纯分子”迁往西北等边远地区。1952年，一些华东地区的“不纯分子”被迁往新疆。当年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共有1161名学员被调往新疆，其中 140多人为严重“不纯分子”，这批人在一年后仍未予以安置，主要原因是新疆各机关不愿接受。因为在这批人中 90%以上为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其中12人曾分别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次长、国防部最高委员会参事、上海财政局副局长；有 9人是省参议员和国民党集团军党部书记等；还有37人是荐任科长。1955年10月，北京市将“不纯分子” 628户，共2696人迁往宁夏自治区各县。在这批人中，真正的“阶级敌人”只有15人，其余是：“说书的”、“打花鼓的”：“旧职员”：“伪官吏及家属”：“钱庄老板”：“袁世凯的六姨太及孙辈”。回忆录的几个作者，也因为出身问题和现实身份，或自觉前往边远地区，或被发配到边远地区，相比于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边远或基层地去的生存和改造的环境更为艰苦，尤以西北、西南地区为甚。

六、结论：50年代建立起新结构是超强结构

    十五本回忆录在对50年代社会状况大背景的描述方面是比较客观的，基本情况彼此可以互相印照，虽然具体到每个人的情况的叙述，其准确性无从查证，但也可以判断基本是真实的。这十五本回忆录，不可能涉及到新国家在50年代进行社会统合的全貌，但是它们所涉及的地区比较广泛，反映的情况却有强烈的同质性，和相关的历史资料也是能够互相印证的，从而反映了当时社会统合的某些重要的特征。本文的结论是：
    1， 推动50年代新国家进行社会统合的动力是政治运动，思想背景是“阶级论”。以1953年为界，之前，在建国初进行了急风暴雨般的“镇反”和“土改”运动，打击对象集中在国民党残余力量、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地主阶级；之后，社会统合向纵深发展，波及面扩大，特别是“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以及“统购统销”等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一系列新政策推出后，新国家对社会的统合的力度大大加强和加速，通过城市中的“单位”和农村中的“人民公社”，最终建成了一个由国家掌控一切的超强的新体制。
    2， 新国家的领导者为了快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他们一直在谋求一种“最好的”治理中国的制度或管理形式，他们有许多创造，建构了一种新意识形态叙述，中国传统的的思想及制度资源，革命年代的经验与苏联因素融为一体，都被运用其中，被用来统合社会大众的意识。他们也非常重视做动员、组织民众的工作，使社会的组织化、军事化程度不断增强。
    3， 构成了一种社会统合的“中国模式”，是对苏联经验的改造和发展，尤其是通过政治运动加紧完成和不断完善对社会成员的政治类别分类，建立起社会成员的阶级身份识别体系，效果明显，再和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合，形成一高效，贯通的新结构，在政治上就是依靠革命专政、革命意识形态鼓动和经济利益的不断分配，形成激励和惩戒机制，从而很快实现了政治上的高度一体化。
    4， 它的正面价值是中国的新国家、新制度的创立，使中国出现了新的面貌：民族独立国家地位的新确立，改变了近代以来民气衰落的局面，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展开，全社会的高度组织化，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全社会共同意识、共同价值观的建立等等。
    5， 但是也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由于当时是处在冷战大环境下，又是刚刚从战争年代过来，长期的对敌斗争，养成领导层强烈的敌情思维和战争思维，而纠错机制长期缺位。一些基层单位的领导，盲目信仰和依赖阶级身份识别体系，或因文化和政策水平较低，或存有浓厚的宗派和地域情结，利用政治运动提供的机会，打击报复，伤害无辜，使大批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统合的牺牲品，对个人而言是不幸，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也是严重的损失。
    6， 从历史长时段的角度来审视，新中国在50年代进行的社会统合是革命党从革命夺权向建立并巩固新政权的过渡的一个阶段性的现象，随着新政权稳固性的不断加强和新秩序的完全确立，50年代那种法治缺位，单纯依靠革命意识形态和革命专政的严峻的治理方式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它的负面作用也在逐渐扩大，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对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势必要被后来者以温和政策加以逐步调整，1978年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和“三个代表”的提出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就意味着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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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史史料的若干问题

  　众所周知，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在谈当代中国史史料之前，需要先简要地解释一下什么是当代中国史，也就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所谓“当代中国史”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
    1949年后中共成为执政党，故而“当代中国史研究”要探讨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诚然，1949年后，由中央体现的党与国家是社会的主导方面，但是主导方面并不就是一切，还有被主导的方面，也应是当代中国史的的研究对象——1949年后中国的地方，基层，人民生活，理所当然也应在研究的视野之内。
　　“当代中国史研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明显的区别：“国史”以政治为主线，在研究对象方面，更侧重于上层政治层面；“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研究范围较为宽广，对社会的主导方面和被主导方面持一视同仁的态度，在研究方法上，可以较多地吸取社会科学多种学科的资源，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研究的范围相对较宽。
　　研究当代中国史有若干困难。以中国传统而言，当代人不修当代史是一个约定束成的习惯。从大的方面讲，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深厚影响；在另一个方面讲，当代人研究当代历史确实存在着资料、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利益关系的牵制等诸多难以逾越的限制。
　　然而1840年后，“当代人不研究当代史”的传统被打破，魏源等首开先河，研究本朝史。民国以后，社会自由度大大提高，李剑农的名著《辛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即是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典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修当代史提不上议事日程。这主要的原因是，执政党有一个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已经提供了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全部解释，形成了对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对历史研究者的统一的认识和叙述的要求。这种统一性的认识和叙述规范以“大叙述”、“大概念”为基本框架，在其指导下，再辅之以简明化的材料，以凸显“历史的铁的逻辑演进规律”，其特点是高屋见瓴，以点带面；不足之处在于：易忽略差异性和历史面相的多重性。当然，对某些正在发生和不久前发生的事实，人们的认识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而不宜过早定论，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1978年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等诸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大叙述”、“大概念”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更具多元性的新叙述概念从两个方面被发掘、引入到历史研究领域，这就是被中断数十年的中国史学中的私人著述传统，以及强调作者自主性的西方历史研究理论，随着新叙述概念越来越被人们接受，故而当代人写当代史已成为可能。
    另一个更重要方面的变化是，党和国家为了总结建国后的历史经验，进一步配合和推动改革开放，由官方机构在80年代陆续整理出版了许多重要文献，从而为研究提供了基本条件。
　　由于建国后的历史全面深切影响到亿万百姓的生活和命运，社会各界对探讨当代中国史的一些问题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坊间也随之出现了大量有关1949年后的各类出版物，外国相关研究也被逐步介绍到中国。
　　总之，社会有需要，也具备了研究的初步条件，故而当代人可以研究当代历史。当代人研究当代历史，虽然存在着某些客观限制，但也有诸多便利条件，例如距今时代较近，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可保持较鲜活的个人感受；在资料搜集方面，也因距今不远而较为方便。
　　这就进入到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我将侧重讲具体的史料问题。对有关历史认识问题，也会附带提到。

一、档案极其重要，但开放限制很多；地方档案可资利用

　　如何看待建国后的档案。档案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最为宝贵和重要。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建国后档案开放的步伐十分缓慢。1987年 9月 5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法》规定，从1988年 1月 1日起，开放1949年以后的 3类档案：清代档案，民国档案和中共档案。同时规定，1949年以后的档案从形成之日起，满30年分期分批开放。所谓“形成之日”，即省以上档案保留20年，移送档案馆；省以下机关档案保留10年，移送档案馆。档案被编成卷宗，移送档案馆之日谓之为“形成之日”。1990年10月，中国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方法》，对开放档案的步骤、方法做了说明，指出：涉及重大政治问题的档案，可以分期开放或控制使用。1991年中国国家档案局更进一步对开放档案的种类作出明确的规定，在国家档案局1991年第28号文件中限定，凡涉及国防、外交、公安、国家安全以及“其他到期予以开放有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档案，其向社会开放的时间可以延长到形成之日起满50年，满50年开放仍然有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还可继续延期开放。”“其他延期开放的档案”，共20类，最重要的有 7类：
    1、 涉及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重大问题、重大政治事件还未作出结论的，开放会影响党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档案；
    2、 涉及各级领导人和著名人物的政治历史评价、工作和生活，开放会影响其个人形象、声誉的档案；
    3、 涉及中共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国政党、组织、领导人之间秘密关系的档案；
    4、 涉及领土、边界敏感的档案；
    5、 涉及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的档案；
    6、 涉及国内行政区边界划分问题的档案；
    7、 涉及司法、组织部的有关调查资料的档案。
　　因此，经济、外交、公安、国家安全上述几个方面的档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不可能开放。
　　尽管《档案法》颁布已十多年，但建国后档案的查阅仍有非常多的限制。中央级的档案几乎不可查阅。即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为完成中央交付的纂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的任务，即建国后十七卷，去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也非常困难，有许多琐细的手续和限制。
　　相比之下，省以下地方档案馆的查阅限制较少。近年来，一些学者利用地方档案，写出了很有分量的历史论著。我的研究生也利用地方档案，完成他们的毕业论文。
　　80年代后，有关部门整理、出版了一些党和国家历史的档案资料集和专题文献集，但种类、数量皆不多。《党的文献》杂志虽经常刊登一些档案，但发表的起因多为配合党和国家一些重要的政治举措，例如：强调科技对四化的重要性，就配合发布毛、刘、周等的相关论述，但有关毛的反智的材料却不发表，由此可见，该杂志所刊档案的编辑指导色彩较为浓厚，对此，他们并不讳言，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当然，能发表一点总比一点都不发表好，总是比秘而不宣，藏之密阁好。
    原始档案固然重要，但对其也应具体分析，不应盲目。
　　A、 因为1949年后的档案的背景极为特殊，几十年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对档案的形成、档案的内容都有极大的影响。
　　例如：许多干部的交代、反省，并非出自自愿。《顾准自述》一书是根据类似于档案的原始文件而编辑出版的，均为顾准在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全为自诬之词。该书虽包含不少事实部分，但需认真剥离。
　　B、 因某种特殊原因，有些重要活动、重要事件并无档案记载。
　　例如：5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60年代初、中期，毛泽东召开的中央常委会，有些甚至无记录。
　　其原因：毛对记录一事持高度警惕，防范有人在其身后搞所谓赫鲁晓夫似的“黑报告”，1961年的所谓“窃听器”事件。
　　C、 还有其它一些情况。
　　所以，应该重视档案，同时也应对档案进行鉴别和分析。陈伯达晚年讲过一句话：如果档案一切皆可信，那还需要历史学干什么？此话是正确的。档案是极其重要的，但鉴别，分析更为重要。我觉得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的一段话，对如何鉴别、运用档案也是有用的。这就是“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是正确的思维和研究方法。

二、应高度重视苏联解秘档案的价值

　　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开始大量解秘前苏联档案。世界各国学者纷纷前往莫斯科，与俄方接洽，购买这些珍贵的史料。北京的历史研究者沈志华先生投入大量财力，购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苏联史和中苏关系史档案，并组织翻译，已全部译成中文。这些档案中的苏联史部分几经周折，终于在最近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内部出版。全套书共34卷凡36本，将大大改变我们以往对苏维埃十月革命后八十年历史的认识。
　　有关中苏关系史的苏联解秘档案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目前尚不具备公开出版的条件。沈志华先生已将其中的一部分，分别赠送给国内的少数研究者。这批档案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1、 苏联是20世纪对中国、对中共影响最为深远的国家。中苏两党、两国的交往覆盖了1949年后中国历史的大部分。苏联解秘档案中的中苏关系部分较多反映两党两国的上层来往，也兼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广泛领域。
　　2、 这些档案都是原件。
　　3、 在中国方面不开放的条件下，苏联解秘档案的公布将对认识1949年后的中国、中苏关系有重要帮助。
　　4、 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单一化的对历史的叙述，以致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说，若干年后，长期流行的那种叙述将会被彻底改写。
　　沈志华先生利用苏联解秘档案和其他资料，纂写了两部有关朝鲜战争的著作——在香港出版的《斯大林、毛泽东和韩战》、《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沈也在国内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他最近写的《苏联专家在中国》，对研究苏联对华经济援助问题有重要的价值。
　　近年来，我有机会读了一批苏联解秘档案，时间跨度为二战胜利至七十年代。这批档案涉及面很广，反映了许多极重要的问题。这还仅是解秘档案中的一部分，相信若干年后，这些档案会以各种形式向社会公开。
　　当然，当代中国史并不就是中苏关系史，苏联解密档案主要涉及中苏领导的上层交往和国际共运的分歧，以及五十年代的中苏经济联系。有关中国内部更复杂的情况，还有待中国学者对中国各种材料进行分析。我有一个看法，这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只限于制度框架上，致于中国制度的运作方式，毛的决策对中国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型塑作用，对国人生活状态的全面的支配，是任何外来影响，包括苏联的影响，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三、使用领导人文献集、年谱应注意的问题

　　80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出版了一批老一代革命家的文集，专题文集以及年谱等文献资料。计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周恩来军事选集〉、〈周恩来外交文选〉、《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叶剑英文选》、《习仲勋文选》、《张闻天文集》、《王稼祥文集》、《彭真文集》、《陆定一文集》、《李维汉选集》、《万里文集》、《陶铸文集》、《董必武文集》、《邓颖超文集》、《廖承志文集》、《胡乔木文集》、《邓力群文集》等等。
　　这些文集都有重要的价值，提供了一种基本资料和基本线索，但它们也有局限，即相关研究不能仅凭这些文集作唯一重要的资料。
　　1、 对政治人物，不仅要看其言，更要观其行。因为他们不是单纯的思想型或学院型的人物。他们的文字有时只是党用他们个人的名义发表。有些文字并不完全表示他们的真实思想。例如，1965年，用林彪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反映的的是当时毛和中国党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毛说过，他曾违心的写过一些颂扬斯大林的文章。所以，仅凭政治人物的文字作为研究的材料，所得的结论是会有偏差的。
　　最近我与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交流。他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但在我看来，他的思维方法与研究方法都有问题。他主要研究毛以及毛泽东思想。其特点是将毛的活动与思想剥离开来，仅根据毛的文字，就其思想展开他的叙述。他用两个概念：一个是毛的理想主义，一个是毛的现实主义，再用这两个概念贯穿毛一生的思想和革命实践，将其一网打尽。
　　国内也有学者是类似的情况，主要依据毛的文集，用两个概念，“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来研究1949年后的毛和他领导下的中国的三十年，将30年的复杂性全部消解，使之平面化。
　　2、 政治人物的文集系都为以后所编，其中一些文集，有些表述是根据以后的情况而加以修改的，并非历史原件，这种情况和毛在建国后修改《毛泽东选集》雷同。因此，使用这类文集，要谨慎、小心，需注意考辩、核查。
  　下面稍微谈一些对毛有关文集的解读问题。
　　除了上面谈的毛的不同文集，文革期间红卫兵编辑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也很有价值。其中所收入的毛的讲话除个别外，大多未编入大陆出版的毛的各种文集中，其真实性基本可靠。
　　毛的各种文集都极为重要，因毛泽东在长达几十年间是中国的绝对主宰，其思想、态度决定党和国家的所有重要方面，即李慎之所言，30年天天写的是毛，说的是毛。
　　毛极复杂，须透过文字才能看清底蕴，这需要功力，一种穿透毛的语言壁垒的能力。
　　最近二十年也出版了一些领导人的年谱，即有《毛泽东年谱》（1949年以前部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年谱。
　　领导人年谱的重要性：1、 详尽。逐年、逐月反映传主的活动、言论；2、 年谱的编写一般都使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甚至政治局会议记录；3、 编写年谱的单位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等。
　　近十年出版的领导人年谱还有一些重要的特点，这就是有较多的取舍和省略，并非有事必录，如文革中周恩来的活动有大量地省略，对涉及敏感问题，都回避了。
      
四、研究文革史的重要的资料：《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

　　文革的历史曾经牵动亿万中国人命运，对它的研究已经是一个专门的学科，吸引了许多中外学者。但是，有关文革史的研究又是极为困难的，大批的资料未得开放，更无从提供给学者自由使用。为了总结历史教训，同时也是推动这门学科的发展，美国狄金森学院研究员宋永毅等八位华裔学者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合作，历经各种困难，在大陆、香港、台湾学者的支持下，遍访世界各主要图书馆，搜集、征集了大量的文革资料和众多的私人收藏，并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编辑校勘，即将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发行《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这是迄今为止，全世界范围内收藏文革资料，最丰富的一套文库，有近三千万字的容量。文库共有七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有关文革的中央文件等；第二部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讲话，指示等；第三部分；林彪关于文革的讲话，指示等；第四部分；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关于文革的讲话，指示；第五；有关文革的重要报刊社论等；第六；红卫兵，群众运动的重要文献；第七部分；文革中的异端思潮重要文献。这套文库还配有一本中英文索引，对所收的每一篇文献都例有中英文的篇目。除此之外，光盘可按“作者”，“标题”，“时间”，“主题检索”，“分主题检索”，“发文机构检索”等查阅。

五、从地方志、回忆录、口述史料观察社会的基层

　　过往的研究只注意上层的决策和政策的形成，对地方、基层关注很少。
　　地方、基层，更真实的反映社会的真貌和全貌。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即有同一性，更有差异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地方、基层的观察，能反映民众的生存状态。
　　中国历代都有修志的传统，民国以后因战乱，修志传统中断，但亦有不少地区修志。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盛世修志”，中央有地方志指导委员会（结构松散），省、市、县政府设立地方志办公室。
　　近二十年后，出版了大量的省、市、县、镇志。它们都是根据当地政府的档案编纂而成的，对了解该地方的一般情况十分有用。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收藏有极为丰富的近二十年出版的各类地方志和专业志。
　　专业志和大型丛书也是重要的资料来源。专业志十分重要，全面反映了某一地区某一行业的发展情况，如江苏林业志、水利志、钢铁志、粮食志、人口志等，价值较高，一般都较真实。
　　《当代中国丛书》是1985年前后由胡乔木、邓力群发起编写。《当代中国》的地方卷，每省一卷，1949-1985 年。中央级的行业志，如中国的气象、中国的农机等等，以经济发展为主，已出版20卷（绝大部分行业）。虽有宣传色彩，但提供了基本情况。
　　近年来，广州中山大学李若健教授利用地方志，研究1958-1961年的社会动荡和社会控制，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回忆录是一种重要的史料，但又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史料。研究者运用这类史料时需加以特别的注意。
　　建国以来，回忆录出版有两个阶段：1949—1979；1979至今。
　　关于第一阶段，出版的个人回忆录较少，多为短篇的革命回忆文章。因受政治环境影响的绝对支配，从而影响了回忆录的真实性。
　　在这一阶段，出版了两套大型的回忆录：《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1962年下半年，党内生态环境急剧恶化，革命回忆录的撰写基本中断。王超北事件和小说《刘志丹》事件。1964年后，有关刘少奇的回忆文章较多出现。
　　出版回忆录的个人一般是重要的领导同志或革命前辈。吴玉章关于辛亥革命的回忆录，请李新同志帮忙。陶承《我的一家》和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都是由何家栋执笔。朱德在1963年想写回忆录，找康生。毛知道后，表示不赞成，此事告吹。
　　文革中被突出宣传的的少量回忆录完全是为配合政治斗争的需要。如：杨成武《林总教我做师长》、钟赤兵《跟随林总的日子》。
　　50-70 年代，由于中国的史料不开放，西方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十分重视这类回忆录，但那个时期的西方中国学刚起步不久，所以他们的论著存在着较多的史实错误。如，《星火燎原》中有一篇回忆录，称1933年毛泽东、王明、博古检阅瑞金红军，——以讹传讹，连西人的论著都说王明曾从苏联返回，再回苏京，以至王明事后专门澄清。
　　在毛时代，写回忆录是一件高危险的事情。毛和康生：“利用小说反党”，1962年下半年，以李建彤的《刘志丹》为突破口，将习仲勋、贾拓夫等一批西北同志打成反党集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1、 党的实事求是方针的恢复；2、 邓小平、胡耀邦的态度，抢救史料；3、 也有高级领导同志表示：将带秘密去见马克思。从80年代至今，大批回忆录问世。涉及中国革命、建国后历史的各个方面，成为研究当代中国的重要史料，但使用时须小心，应进行鉴别。
　　1、 时间久远，记忆模糊，存在技术性方面的误差；2、 主人公受自我认识方面的局限，即作者的主观性是否有节制的问题，即有意回避自己的过失，或夸大自己的功绩；3、 亦有人借写回忆录泄私愤。
　　所以应参照其他资料，对回忆录进行考辩。尽管如此，回忆录仍不失为重要史料。因为它提供了较生动的背景资料。
　　近二十年来，所出版的大量回忆录，可大致分为几类：1、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回忆录；2、 军队高级领导人的回忆录；3、 地方领导人的回忆录；4、 有关外交问题的回忆录；5、 某些当事人就重大历史事件纂写的回忆录；6、 新闻出版界负责人的回忆录；7、 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的回忆录；8、重要历史人物家属的回忆录；9、 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外国人的回忆录；10、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人的回忆录；从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角度纂写的回忆录也有下列几类：1、 有关当事人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的回忆录；2、 有关胡风事件的回忆录；3、 有关“反右运动”的回忆录；4、 有关“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的回忆录；5、 有关文革的回忆录；6、 有关五十年代几所著名高校大学生生活的回忆录；上述这些回忆录大多集中于政治人物和文化名人，山西人民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宋云斌先生在1949以后的30年的日记，出版社给它起了个比较通俗的名字，叫《红尘冷眼》，其实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毛时代的命运。宋云斌先生是浙江省的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也是民主同盟过去的一个高级领导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学者，他的日记提供了一份对那个时代很宝贵的个人的叙述。
　　政治人物和文化界名人的相关回忆肯定有其重要的价值，但从这类材料中较少看到普通人和底层民众的生活。九十年代中期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天涯》杂志最先开辟了“民间语文”的栏目，陆续刊登了一些普通人的口述材料或当年的文献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民间书信》，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底层访谈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据我所知，近年来一些普通人都在纂写他们的回忆录，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就收有一本《50—70年代基层政治运动记实》的个人回忆录，作者萧牧，1949年是一个21岁的青年，听信去台湾可读台大的宣传，和同窗好友胡里胡涂去了台湾，很快又因思家返回大陆的家乡，从此一辈子在基层被整，被斗，那个当年和他一起去台湾的好友，几十年后成了台湾的名诗人洛夫。萧牧的回忆录没有出版，是自印本，对了解了解、研究一系列重要问题都具有参考价值。我认为研究者应高度重视普通人的回忆录，我个人是学历史的，还是喜欢从基本事实的了解开始，再来讨论一些理论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路向。我一直有这样一种看法，我们在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毛的时候，应该重视，考虑普通民众在那个时代的生活和感受的问题。这个方面是我们过去忽略的，不重视的。当然对那个时代，不会有统一的看法，正是在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历史的复杂性。费尔巴哈说过：“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我想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也要重视普罗大众的经验和感受。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永远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也许这样，我们才可能对过往的历史，比过去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因为他们组成我们社会的最大多数，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更能我们了解到历史的多重面相。

结语

　　综上所述，当代史的资料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许多关键性的资料十分缺少，档案的开放步伐很慢；另一方面由于研究的对象距今不远，有关资料既多又杂。从资料的情况上讲，对当代史进行研究的基本条件已具备，国外和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也越来越集中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因为这是离当下不远的时代，对认识今天和未来的作用更大。
　　对当代史的资料需要小心鉴别和判断，需要史识的修养和眼光；同时也需要研究者具备历史学的基本功底，即真正能够读懂这些语意曾被膨胀或修饰的浩如烟海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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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所藏大陆20世纪50-60年代资料过眼录

    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 2期
         
    2004年 2月--7 月，我应邀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担任客座，此前我虽多次去过台湾进行学术交流，但数这次居留的时间最长，故而对台北所藏资料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和大陆的情况完全不同，台北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档案馆，台北所藏的有关大陆20世纪 50-60年代的资料又和一般历史资料不同，它是一种特殊性质的资料，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军事对峙，台湾对大陆 50-60年代资料的搜集主要是用于“反攻大陆”的政治和军事目的。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资料在使用范围上有着极严格的限制，随着台湾社会在90年代后加速转型，今天这些资料中的一部分已对公众开放。
    台北所藏有关大陆20世纪 50-60年代的资料主要收藏于 5个单位：“国史馆”，“党史馆”，政治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国防部情报局”，以及“司法行政部调查局”（1980年改为“法务部调查局”）的“荟庐”，现分别叙述如下：
    原“国史馆”1947年成立于南京，1957年在台湾复馆，是台湾最重要的档案资料收藏单位。该馆收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有台湾各重要军情单位上报的有关大陆情势的报告及蒋氏的题签，批示。1948年冬，淮海战役失败后，蒋介石已预感国民党在大陆的江山不保，下令将有关他个人的重要函电，文件秘密转移到台湾。1949年，蒋介石的这批资料转移到台北远郊大溪头寮宾馆，次年成立“大溪档案室”，所以蒋氏资料又称“大溪档案”。1979年，“大溪档案”被转移到台北市阳明山的“阳明书屋”。
    1995年 2月，蒋氏资料由“国史馆”接收，正式命名为“蒋中正总统档案”。1998年，“国史馆”出版《蒋中正总统档案目录》（筹笔）两册，起于1923年，止于1972年，横跨蒋氏活动的大陆和台湾两个历史时期。所谓“筹笔”，就是蒋氏亲笔手书的函电、文稿。“国史馆”还收藏有一部分“外交部档案”，位于北投的“外交部”档案馆已将一部分档案移送“国史馆”，其中有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台湾当局为对抗大陆影响，“联络友邦”，“拓展国际空间”的大量资料。
    “党史馆”现隶属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该馆收有丰富的国民党历史文献。1978年，由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主委秦孝仪担纲，组成编委会，根据“国史馆”和“阳明书屋”（“党史会”的史料自南京运台后长期存放在台中附近的南投县草屯镇乡间的“荔园”，20世纪70年代后期转移到台北，和“大溪档案”一起集中在阳明山的“中兴宾馆”，秦孝仪将“党史会”的新址定为“阳明书屋”）等单位所藏档案及其它重要资料，编成《“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共 8卷12册，时段截止到1949年。秦孝仪解释之所以编到1949年，是因为“部分图书，尚涉及国家机密，整齐次第，盖仍有待”。时隔24年后，到2002年12月，由于“档案资料多已开放，续编之条件初具”，加上蒋家后人蒋方智怡提供其保存的蒋介石日记，由“中正文教基金会”编出《“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九卷（1950年），2003年12月又编出第十卷（1951年）上述两卷所反映的都是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的活动，许多内容涉及到大陆。
    “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在两蒋时代是台湾研究大陆事务和国际问题的重要单位，早先隶属于军情系统，是该系统进行大陆事务研究和对外开展学术活动的掩护单位。“国关中心”的前身为1953年成立的“国际关系研究会”，下辖 6个研究组，首任主任为国民党前驻韩国“大使”邵毓麟，一年后由“苏俄通”卜道明继任。1955年，该会编印《问题与研究》月刊，1958年印行《x 情月报》，这两份刊物在当时都是不公开的“机密刊物”。
    1961年，蒋介石、蒋经国为判断中苏论战的性质，同时有感于台湾缺少研究大陆问题的“匪情专家”，以及为了针对所谓“国际姑息主义”，经“教育部”批准，将“国际关系研究会”改名扩编为“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同年10月，又将《问题与研究》公开发行。1966年 1月，在该所成立“资料供应中心”，其宗旨是向美国的“中国研究”提供有关中共的历史资料。
    1967年 2月，蒋介石召见“国关所”负责人吴俊才，指示成立“东亚研究所”，由政治大学与“国关所”合办，以培养“研究国际共党和大陆问题”的高级专门人才，郭华伦、曹伯一等曾任该所代所长、所长。1968年，政治大学东亚所开始招收第一届硕士生。
    “国关所”和政大“东亚所”各有分工，“国关所”主要从事研究，“东亚所”主要则从事教学和培养学生，但“国关所”的一些资深研究人员也在“东亚所”兼课，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在20世纪 60-70年代的“国关所”研究人员中，有一些 20-30年代的留俄生，这些人原先多是共产党员，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1949年后又来到台湾。以《中共史论》一书而闻名的郭华伦，原名“郭潜”，又叫“陈然”，曾参加过长征，在抗战时期的中共东南局担任过宣传部长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1942年被捕叛变后成为国民党特工。郭华伦去台湾后，曾任“国关中心”代主任，副主任等职。另一著名人士是郑学稼，是俄国问题专家，曾长期被视为是“托派”，其代表作有《第三国际兴亡史》，《陈独秀大传》，《鲁迅正传》等，郑学稼去台湾后，先在“政战学校”教书，后被蒋经国安排在“国关中心”。
    1975年，“国际关系研究所”易名为“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划归政治大学。在两蒋时代，“国关中心”起着“智库”的作用，如在蒋经国时代前后担任过“陆委会主委”的张京育，邵玉铭，都曾做过“国关中心”的主任。20世纪90年代后，“国关中心”和“东亚所”的功能已发生重大转变，1996年，“国关中心”完全并入政治大学的建制，已转型成为一般的研究和教学单位，也和大陆学界开始进行学术交流。近年来东亚所开设的硕、博士课程有：马克思主义、中共意识形态、中共政治体制、中国大陆经贸问题、中美与两岸关系、中共外交、东北亚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大跃进专题研究、文革专题研究等。近年来随着政治大学教学研究机构的重新调整，国关中心原有的 4个研究所约一百多研究人员，2004夏被压缩到 30-40人，其他研究人员被分流到政大，台大的其它系所。
    “国关中心”收藏的有关大陆20世纪 50-60年代的资料已完全开放，大陆来访学者可自由查阅，其收藏资料大致可分为四类：
    （1） 1949年后大陆的公开出版物，包括报刊及经“国关中心”整理的大量的大陆报刊分类剪报、书籍以及经国民党军情系统翻印，再另加标题的大陆有关各类文件。这些资料在20世纪50--80年代对于一般的台湾学者，都是“机密”资料，根本无法接触。“国关中心”的所在位置在当年也是特别选择的，它位于距政大校园不远的一个山坳里，据说也是出于所谓安全方面的考虑。
    （2） 台湾专业人员的有关论著，这些著述可分为两类：一部分为“国关中心”出版物，例如：《中共的土地斗争》（1965），《中共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1969）等。从1961年--1995年，“国关中心”共出版中文各类书籍共116种，从1965年---1995年，用英文出版的书籍46种；另一类多为政大东亚所硕，博士论文，早期论文的题目涉及60--80年代大陆的政、经、军事、文化等领域，例如：中苏争论研究，60年代文艺整风研究，刘少奇与文革，林彪事件研究，中共九大研究，中共十大研究等等。这些论著所用资料一部分为大陆资料，另一部分为台港资料。
    （3） 所谓“中二组”和“中六组”资料。“中二组”、“中六组”指去台后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这是两蒋时代为“反攻大陆”，在国民党内专门设立的对大陆进行特务破坏活动（参见《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页120-124 ）、高层政策研究和情报单位。20世纪50年代初，蒋经国曾任“中六组”副主任，“中统”老牌特工陈建中任主任，实际上当时台湾的军情单位统由蒋经国负责。这两个单位都曾编印过一些公开和机密读物。例如：1961年由“中二组”编印的“机密”资料《X 区来信中透露之大陆饥荒实况》；1967年由“中二组”和“国防部情报局”编印的《从大陆来信看共 X“文化大革命”暴行》等等。
    （4） 由台湾军情系统收集的大陆资料和对大陆政经情势的分析报告。例如：1963年由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编印的《一年来大陆听众来信之发展》；1968年由“国防部情报参谋次长室”编印的系列内部读物《谈谈林彪这个人》，《谈谈朱德这个人》，《谈谈彭德怀这个人》，《谈谈刘伯承这个人》，《谈谈许世友这个人》等12本；1970年由“国防部战地政务局”编印的《访问大陆来台义胞征询战地政务意见总结报告》；1974年由“国防部情报局”编印，1975年改由《中共研究》杂志社修订再版的《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1998年由台湾“国防部军务局”编印的《八二三台海战役》等等。
    “国防部情报局”是台湾主要的情治单位之一，专门针对中共和大陆，其前身为大陆时代戴笠的“军统”，一些中共变节人员曾长期在此“服务”，例如：投降国民党的原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蔡乾），20世纪30年代“托派”代表人物严灵峰（曾担任“军情局”副局长），原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员徐锡根，女作家丁玲的前夫，30年代初负责中共和共产国际电讯联络的冯达等。据闻，该局也成立有“大陆研究中心”，又称“中国大陆问题数据研究中心”，曾挂靠在“国父纪念馆”，王思诚曾担任主任一职。该局曾长期抄录苏联对华广播，也曾编印过一些中共文件集。
    “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的前身为“中统”，其资料室又称“荟庐”，目前已对台湾学者和其它国家的学者开放，但仍不允许大陆学者查阅资料。
    长期担任“荟庐”资料室主任的万亚刚先生也是老牌“中统”，曾以“万大紘”的笔名，将原“中统”头目徐恩曾1953年撰写的未刊回忆录《我和共党斗争的经历》在台湾影印，限定在很小范围内阅读。万亚刚还编过有关中共史料汇编三大册，和《续编》两册。其人在20世纪70年代移居加拿大，再移民美国，80年代后多次回大陆观光，曾受到廖承志，汪锋，罗青长等的接见。
    “荟庐”资料室最早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中统”在南京的总部—“瞻园”的“中统训练股”的一个小图书室，当时主要收藏被国民党破获的中共机关所得的秘密文件和书刊，但是这些材料并没有受到国民党的重视。抗战爆发后，这些资料被转运重庆，直到1943年才开箱整理，“其中不少已霉烂破损”。1945年后，这批材料又运回南京，“没有多少损失”，但从南京转运台湾时，正逢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之际，这批资料被“露天堆放在基隆码头上，任其风吹雨淋，达数月之久，损失多少无法估计”，直到1952年后才被移置台北郊外的新店附近的青潭，“调查局”专门为收藏这批材料建了房舍，命名为“荟庐”。
    一般认为，“荟庐”是台湾地区收藏有关中共历史资料最丰富的单位。该处收有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70年代的经过初步整理的大量的中共原始资料，涉及革命年代和建国后的两个时期，种类繁多，但多为1949年前国共斗争的相关资料。这部分资料大多为原始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冷战时期，吸引了许多西方学者前来查阅，并写出了一批博士论文和论著。一些台湾学者也利用这些材料写出反映早期中共历史的论著，虽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对研究若干历史问题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资料保密方面有十分完善的措施，台湾方面很难得到大陆的内部资料和文献，只是在文革初期的混乱期间，大陆资料大量外流，台湾才得以收集和印行了一些中共中央文件和其它内部资料。
    1967年 1月31日，在大陆文革的高潮中，台湾的《x 情研究》出版。此时大陆文革进入到“全面夺权”的阶段，该刊以较多的篇幅跟踪大陆的文革的动态，不定期刊载他们所收集到的最新的大陆文件，例如：在1970年 2月的第 4卷第 2期（总38期），发表了196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的毛泽东的重要文章《论十大关系》。由于不时发布大陆的一些文件资料和刊载大陆一些正被冲击和遭打倒的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历史传记资料，该刊成为当时广被西方和日本注意的一份观察和研究大陆动态的重要刊物，“国关中心”也成为当时亚太地区研究中国文革和大陆事物的一个中心。
    历史上国共长期斗争，互为对手，彼此都有很深的了解，1967年 1月和 7月，《x 情研究》先后发表对林彪和江青的历史的评介文章，文章虽然在一些史实细节方面有不少错误，但是基本叙述还是可以和大陆在20世纪70年代后披露的资料互为印证。例如对林彪评介的一文，对林彪的军事才能有较客观的描述：“林彪的长处是善于运用战术，创造战术，作战勇猛沉着，指挥果断，作风实际，精于策划，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及发动战争之前的准备工作”。《剖视江青》一文则较准确地描述了江青早年的历史，并指出“江青完全缺乏自知之明”，30年代末以后，“她那崇尚尊贵尊荣，爱露锋芒, 快意恩仇，全盘个人本位主义的思想丝毫没有获得改造，她无时无地不在窥测名利，思图插手党政，攘功夺权，以满足她个人的欲望”。文章预测，“毛泽东一旦去世”，“亦必带走江青的一切”，江青将被“予以总的清算”，此段预言也被十年后的历史所证明。
    然而，在那个年代，台湾对大陆20世纪50--60年代历史的高水平的研究总体说来是很少的，僵化的反共意识形态把新中国的历史发展给予极简化和平面化的解读，而资料的缺乏和对大陆语境的严重隔膜导致不能对变化中的大陆发展的情况作出客观研究。1967年 7月，大陆的文革如火如荼，各级党组织已完全被冲垮，《x 情研究》第 7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共近期的文艺整风》，专论1967年 5月江青、陈伯达等组织的对周扬的大批判，作者对当时大陆发生的文革十分隔膜，不知道如何概括文革中的这个现象，只能套用中共历史上的一个常用词语“整风”，但是使用“整风”的概念来描述文革高潮中的“大批判”，显然是不确切的，因为“整风”的最重要的前题就是党组织的领导，而当时各级党组织已全面瘫痪。
    台湾在冷战年代对大陆20世纪50年代后的历史研究是在极为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存在着高度的保密性和神秘性，与外界很少有正常的学术交流，从而影响了研究水平。60--70年代的“国关中心”和东亚所的几个教授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苏俄史、中共早期历史等方面有一定研究，但一旦涉及到大陆50--60年代的历史，就比较隔膜，尤其容易产生望文生义的错误，由他们指导的一些硕士和博士论文，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史实错误。甚至和中共军队打了20多年仗的国民党军方，对其对手的了解也是不完全的，例如：1968年台湾军方内部印行的《谈谈林彪这个人》一书，虽然对林彪在建国前的历史和性格特征等方面的叙述，还是比较准确的，但一涉及到建国后的内容，就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书中竟然称林彪曾率志愿军入朝作战，在进攻汉城时，“再度负伤”，“因腰部伤势严重……又转送莫斯科治疗”云云。
    权威研究机构对大陆50--60年代的历史尚有严重的研判错误，社会上的一些读物和电影中的错误就更多。1980年代中期，台湾拍摄的一部反映文革的电影《皇天后土》，虽获“金马奖”，还被当时的岛内舆论评价为“史诗”，但是作者缺少有关大陆和文革的起码的知识，这部电影所反映的文革只是作者想象世界中的产物，与真实的文革无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台湾学界的相关研究已摆脱了过去的意识形态化色彩，一些刊物也实现了从内容到刊名的转型，《x 情研究》继1969年改名为《中共研究》后，80年代再易名为《中国大陆研究》，原《共党问题研究》更易名为《展望与探索》。90年代末出版的，由台湾大学政治系主办的《中国大陆研究教学通讯》侧重介绍台湾各院校对大陆研究的动态，最近创刊的、由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两岸发展史研究》则侧重于从历史学的角度刊载相关研究论文。目前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和政治大学东亚所等一些院所，都有一些学者和研究生在从事“50-60 年代历史”的研究，尽管不少研究仍存在语境理解、历史背景掌握、资料收集及释读等方面的缺陷，但在总的水平上已较过去有长足的进步，一些研究成果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得到大陆同行学者的重视。

ys1937

海峡两岸孙中山研究的趋同

    孙中山先生是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是中国民族统一、进步的象征。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党的创党领袖，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之一，同时还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二十世纪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都重视运用、吸取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资源，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以来都有自己对孙中山的解释，都是服务于各自的政治目标的，到了改革开放后的近三十年来，两岸在孙中山的看法上已越来越接近。
    早在孙中山先生刚去世不久，国民党方面就以戴季陶为代表，选择性地运用孙的思想资源，建构具有强烈排他色彩的孙中山思想的解释体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被置放在“国父”的崇高位置，当局明令各机关、学校悬挂“总理遗像”，进行“三民主义教育”，叶青等成为意识形态化的孙中山研究的主要代表。但是，在大陆时代，国民党对孙中山的解释是粗糙，教条和僵硬的。蒋介石虽然知道宣传的重要，也搞了一些活动，但是他所面临的内外环境都以武力对抗为基本特征，故而国民党的一切政治上的计划和安排都是以军事为中心，始终没能建立起有关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强大的叙述和解释系统。国民党想重视宣传，但不善于搞宣传，例如：虽然建立起颂读“总理遗嘱”的“总理纪念周”制度，但基本属于官样文章。国民党只会搞一些没有效果的查禁书刊一类的活动，也囿于形格势禁，大多流于形式。国民党宣传孙中山二十多年，专著，小册子也出版了许多，但只有1926年黎锦晖先生作词曲的“总理纪念歌”是有生命力的：“我们总理，手创革命，革命血如花，推翻了专制，建成了共和，产生了民主中华……”，一直传唱到今天的台湾的蓝营群众，笔者2004年上半年在台北一大学客座，多次在蓝营群众的集会的场合听到这首感人的歌曲。
    国民党是一个比较世俗化的政党，拿到权力就可以，意识形态的色彩不强，在大陆时代，除了戴季陶、叶青等，国民党没有大牌的理论家，也没有“理论队伍”，更没有从上到下的宣传或理论“写作班子”。在国民党的权力架构中，省党部本来就没有地位，在省党部中更没有宣传部门的设置。在国民党内搞宣传的人毫无荣誉感，更没有社会声望，当权者也不照顾他们。蒋介石试图以国民党和中央军，以及经他解释的三民主义来整合中国，但30年代后的国民党已逐渐“空壳化”，搞党务的人，不太捞到好处，当官的都要当政府的官，不愿做党部的官，因为在党部做事，薪酬太低，国民党中常委月薪是 300元，而政府部长的月薪是 600-800元（《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页 150，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出版），而当时的物价又非常便宜，所以搞宣传的人，毫无工作的积极性。
    在三十年代的国民党内，元老一级的理论家，如胡汉民，都意在江湖不在理论，这些人基本失去反映现实重大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年轻的一代，也没有这种能力，陈立夫只搞自己的“唯生论”，陶希圣是经济史专家，不是纯搞“党义”的。陈布雷是文章写手，不是理论家。南京的“中山编译馆”虽然出版了不少“总理遗教”、三民主义一类的读本，但对青年人影响很小。
    30年代，是“红色的30年代”，中共已占领了国统区思想意识很大的一块的空间。从1935年的“出版总书目”可以看到，这一年出版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著是32本，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著是23本，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23本，有关计划经济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论著：19本，而有关国民党历史出版物：8 本，三民主义的出版物，只有13本。而在 30-40年代，这类孙研究的出版物主要还是要靠像叶青这样过去的共产党员来写，而叶青的论著又非常教条，也不通俗，影响力有限。
    中共则是以意识形态起家，在二十世纪 20-30年代前半期，在中共党内，多为理论家当家，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个个都是文章高手。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共的一些理论家，就开始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做新解释，例如，把孙先生晚年的“容共”，依据它在实际运作层面的效用，定义为“联共”，就有力地推动了两党的合作和北伐的进军。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人上山，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维系党生存的，一是红军，二是革命的意识形态。但是在1938年前，共产党人还不知道“活学活用”孙中山，也没有那个水平。因为那时掌控党的意识形态的一些同志，比较“食洋不化”，实际上是“食俄不化”。再有，因为国民党在1928年后打孙中山的招牌，动静较大，中共的一些同志连带对孙中山也不喜欢，他们虽然知道要区分不同的孙中山，但还是没有多少兴趣，更不愿花大气力来建构新的孙中山的解释。他们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说来说去，还是那几句干巴巴的“老话”，也是简单化和粗糙的。我怀疑“留苏派”没有全部看过孙中山的文章。他们还是更喜欢谈列宁和斯大林。
    在中共党内，真正知道孙中山的巨大价值的，还是毛泽东和陈伯达。在对孙的看法上，毛和陈伯达有许多共鸣。毛愿意花大力气来建构对孙中山及其思想的解释。毛在1938—1940年写了几篇重要文章，例如《论新阶段》、《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把中共的事业和孙中山的思想进行了对接，宣称中共党人实际上是孙先生事业的继承者，终于占据了孙解释的制高点。当然，毛作为一位大政治家，他在正式文本和公开谈话中对孙先生的论述是严肃和严谨的，而有时在非公开的小范围议论起孙先生，则较随意和自由，最新披露的杨尚昆的有关回忆第一次谈论了这方面的情况，详情参见《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第32页。只是毛的私下小范围的议论并不影响他的孙先生的基本看法，于是在毛定调后，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等中共理论家，按毛的意思“接着说”，就把对孙的新解释完全建构起来了。建国后，刘大年等一些史学工作者依此路径，发现、整理新材料，把毛对孙中山的论述进一步丰富，强化，推广之。
    1949年国民党去台后，觉得自己的失败与中共夺取了孙先生这面旗帜有关，于是开始重建对孙的解释体系。哈佛博士崔书琴（1950年成立的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十六名委员之一）的《孙中山与共产主义》意图截断孙与中共的思想联系，是国民党“新解释”的代表作之一。蒋介石在50年代后亲自出马，对孙和三民主义作意识形态化的解释。他的《三民主义的本质》，《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就是要说明：中国传统，三民主义，“中华民国”的“三位一体”。
    这以后，台湾各大学都教三民主义，各大中学校都有教官检查、督导师生的思想，还出版了一大批“国父遗教”之类的论著。在这样的话语框架下，蒋介石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和国民革命的“捍卫者”。葛贤宁是“歌颂蒋总统”的长诗《常住峰的青春》的作者，“常住峰”者，喜玛拉雅山的最高峰“圣母峰”也，葛贤宁以此作蒋介石的象征。孙中山地位更加崇高，已是神诋，对孙中山的研究自是充满禁忌，只能赞美，不能批评，稍有不慎，也会引火烧身。
    与此同时，在大陆是建构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孙中山是其重要的一环，孙被誉为“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此为统一的孙先生之评价定语，而不用过去年代之称呼“国父”，孙先生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最终使得大中学生人人皆知：“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新三民主义是革命的等等。这些评判，在建国后的数十年内，把所有对孙中山的研究也“一致化”，或“平面化”了。
    孙中山研究，既和政治相关，同时也属于史学研究的范畴，海峡两边的学界虽然都受到政治因素的强烈影响，或受政治因素所支配，但也都做了许多孙中山研究的基础工作，两岸都有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两岸都成立了研究机构：台湾有国民党的“党史会”（现易名为“党史馆”）、“国史馆”、“国父纪念馆”；大陆则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各个纪念地的“孙中山纪念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山大学的孙中山研究所，广东社科院历史所，1979年后，全国成立有“孙中山研究会”，南京等地还有当地的“孙中山研究会”。
    在史料和文献的整理方面：罗家伦等都做出重要的贡献。台湾出版有《国父全集》，大陆出版了《孙中山选集》、《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陈锡旗主编）等。
    在有关孙中山史实的考订方面：台湾出版的《我怎么认识国父孙先生》所收的都是国民党“党国元老”对孙中山的回忆，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在孙中山研究的方面：两岸有关论著汗牛充栋，各有其价值，但是也有许多教条化的论著，带有明显的“官学”的色彩。在冷战大背景下，两岸互相打笔仗，一打几十年，各不相让，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面对面的争论是1981年在美国芝加哥，所谓“不打不相识”，两岸都是中国人，孙中山先生把两岸联系在一起，也把两岸的学者联系在一起。
    现在情况大变，台湾社会转型，在台湾，官学化的孙中山研究已没市场，党化“三民主义研究”声誉扫地，原有的研究单位纷纷改名，中研院的“三民主义研究所”早已易名为“社科所”，各大学的“三民主义研究所”也都改名，各大专院校原设的三民主义必修课均已取消。另一方面：“台独”思潮泛滥，也在消解孙中山作为“国父”的“符号”意义。据我前几年在台湾客座半年的观察，绿营群众受台独思潮的影响，其集会场所已不见、不闻任何与孙先生有关的标志物。2004年 3月，笔者在台北参加由“国父纪念馆”召开的孙中山先生思想学术研讨会，发现与会的多为鬓发斑白的中老年，青年学者很少，说明孙研究在台湾已后继乏人，对此很可以理解，这是对多年来的孙研究的教条化、官学化和垄断化的一个强烈反弹，相信一段时间后，在台湾的孙中山研究会走向正常的。
    大陆的近代史学家，走到二十一世纪，在“实事求是”的思路下，进一步摆脱孙中山研究中的教条主义，两岸学术交流活跃，加深了相互的了解，推动孙中山研究走向了学术化。学术化研究兴起的标志就是摆脱意识形态的色彩,甚至“脱魅化”，
    在台湾，张玉法教授等首开孙中山学术化研究的先河。大陆的一些治近代史的前辈学者，在80--90年代后也开始了这个过程。冯友兰先生晚年在其《中国现代哲学史》一书中对孙中山先生也有很精彩的评价。大陆新一代学者在对孙中山和国民党历史的研究中，拓宽了研究的思路，如有学者讨论南京国民政府将孙中山“符号化”、“仪式化”，以图实现社会整合的问题，就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大陆学界现在不再孤立研究孙中山思想和三民主义有几个特点，几个要素等等，也不再依据“经典作家”的论述去研究诸如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到底是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等问题----这些讨论都烙有过去时代的印记，而是结合国民党的历史、结合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来研究孙中山生平活动及其思想，其研究意趣已大为不同，也更贴进历史本身了。
    两岸的孙研究在一段时间里和国外的孙研究也有较多的交流。美国、日本、欧洲都有一些学者研究孙中山，他们的研究较少意识形态色彩，有较强的学术性，而前苏联学者的相关研究，则受到政治因素的一定的影响。
    无可讳言，孙研究中也有一些敏感地带，孙中山在其后期选择俄式道路，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的影响极为深远，过去一直被正面高度肯定。袁伟时教授近年讨论孙中山从苏俄引进“党治国家”模式对中国的影响，兼及讨论二十世纪中国民主政治的展开和挫折的问题，引起学界的注意。台湾中研院院士许倬云教授认为，孙中山为中国设计的发展蓝图，原意是移植西方的民主政治，以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但是，他的“训政”阶段，已使民主难以实现。上海青年学者严泉对孙及民初国会政治研究，也值得重视。他提出如果当时能够和平解决“刺宋案”，宪政体制尚可能留存并继续发挥作用。有关孙先生与列强的外交，尤其与日本就中国东北权宜的接触与交涉，此问题过去十分敏感，是孙研究中的禁忌，现在两岸都有学者关注并予以研究。笔者以为，对此问题如何评价是后一步的事，先把事实廓清，乃是置关重要的。
    孙中山先生是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是中国民族统一、进步的象征。中山先生是永远值得尊敬的，自1986年以来，我曾三次前往翠亨村瞻仰中山先生的旧居。孙中山研究的学术化不会对孙有任何损害，只会使国人更加尊崇这位伟大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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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中的开拓——茅家琦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见解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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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谈国民党的军事失败

    国民党马上失天下，中国历史在1949年由枪杆子翻开了新的一页。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认为，尽管国民党的失败是“历史的合力作用”，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上的失败。作为“党国”重心，以一人领党、国、军，蒋介石对军事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
    国民党马上失天下，中国历史在1949年由枪杆子翻开了新的一页。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认为，尽管国民党的失败是“历史的合力作用”，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上的失败。作为“党国”重心，以一人领党、国、军，蒋介石对军事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

    国民党的失败是个大题目。政权能出自枪杆子，也能失自枪杆子吧。
    高华：那是啊，在东方许多国家政权更迭是由枪杆子决定的，当然在枪杆子的后面有政治等因素。关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最全面和流行的答案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许多证据，但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在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
    1949年 3月 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他说的完全对。

    抗战后，国民党的军事实力至少在账面上占很大优势。
    高华：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因为从实力对比上讲，双方悬殊太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军数量有四百五十万（内有正规军两百万），共军只有一百二十七万（内有野战军六十一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国军有可起飞的飞机三百四十四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两百四十多艘。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共产党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大大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故而蒋介石轻视共产党的思想非常严重。1945年 9月23日，他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而实际上中共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说，共军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1946年 5 月，四平战役国民党得手后，蒋更不把共军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6 月17日，蒋还说，“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连毛泽东也没想到中共会快速战胜国民党，毛虽在1944年12月20日说过，“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可在当时，那只是在党内高层表达的一种心理愿望，还看不出有实现的可能性。几年以后，毛泽东提出要敢于胜利，敢于打败蒋介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到那个时候，许多中共党员也没想到果真能打败国民党。

    国民党恐怕是过于轻敌了。
    高华：现在看，国民党在 1945-1946年的骄傲是没有道理的，是虚火上升。经八年抗战，共产党生聚教训，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国民党虽然知道这一点，但抗战以后双方毕竟没有大规模交手，而国民党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经验又严重误导了国军的中高级将领，使之严重轻敌。其实，国民党历史上的几次成功是有特殊背景的：1934年逼迫红军向西突围，那是因为国军占了绝对优势，国民党又处于上升时期。抗战期间国军打日军取得许多胜利，那是因为民族主义激发了国军的抗日斗志。1946年春，国民党在东北挟抗战胜利之势，加之由善战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败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尔滨。但是1947年后国民党打中共就不行了，蒋所面临的内外矛盾进一步加剧，这一年确如金冲及所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国民党从强者变成弱者，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

    国军是怎么由强变弱的？
    高华：那是因为八路军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而且很快适应了大兵团作战的方式。的确，抗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多为游击战，不少高级将领连运动战都不会打。为适应和国民党的战争，解放军在战法上实现了迅速转变。万毅回忆说，当他在1946年初开始和中央军作战时，他还弄不清楚这运动战应当怎么打。在东北打了几仗后，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法。特别重要的是，在军事战略上，解放军以消灭国军有生力量为最高原则，无所谓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根本不在乎国内和国际舆论会有什么看法。而经过土改，解放军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诚的伪军，扩充了兵力。黄克诚说，几个月时间，开往东北的十万部队就扩大为三十余万，其中许多为前伪军。共产党在用人之际，没有教条主义，只要有用，都吸收，以后再改造。相比之下，陈诚就显得十分迂阔，他在东北就拒绝吸纳前伪军，他说如此会打击“民族正气”。
    同时，在思想上，中共和国民党夺天下的意识十分明确，而组织上，八路军（解放军）指挥统一，都服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调遣，党、政、军完全军事化，轻装上阵，军队不需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国军则与此相反，蒋介石没有绝对权威，令行禁不止，政府更要为打仗支付巨额军饷，国民党短期内又不能打赢，从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蒋介石却不在意，以为只是暂时现象。
    共产党干部没有私产，这点尤其重要，蒋介石在1949年 6月 8日写的日记有一段为“以敌人之长处为借鉴”，列数中共优点七项，将“干部不准有私产”列为中共优点第一条。

    国民党的军事动员能力怎么样？
    高华：在大陆时代，蒋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军政机构，用余英时的话说，蒋介石是“无效独裁”。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无从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事动员体制，“总体战”只是一句口号，甚至连口号都称不上。国民党没有办法让人民接受它对“戡乱”的解释。虽然国民党政府宣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上海、南京、北平、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国人完全没有进入非常时期的感觉。1949年 8月24日，蒋介石飞重庆指挥，其时重庆已非常危急，随行的蒋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发现当地百姓“表面上看来作息正常”，和陪都时代“没有多大改变”。

    国军和老百姓的关系究竟怎么样？
    高华：这要看在什么时间段，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成都郊县为美军的“空中堡垒”修九座机场，四十五万老百姓自带干粮，男女老幼，肩挑手提，用最原始的人工，几个月就修成了机场，这种场面，谁见之不感动落泪？那个时候，政府对底层普罗没有关怀、照顾，大家也以“抗战第一”多予谅解，但是内战爆发后，就不一样了，老百姓是不愿打仗的。国民党忙于和中共争夺地盘，而共产党赶到前面去了，以土改争取农民支持，国民党为反制中共的土改，也制定了不少条令，诸如：《修订土地法草案》等等，但是全为具文。土改对国军冲击巨大，连国民党的文件都称，许多农民接受了“国军是替地主打仗”的说法。1946年12月21日，地政署署长郑震宇呈文行政院，更是直接点明：“共产党策动减租与分田之运动，深合于农民之要求……故能广泛号召农民受其驱使，为其效命。”台湾名作家王鼎钧回忆，在山东战场，国军将领因老百姓为共军通风报信而气急败坏，有人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齿，就是那时情况的一种真实写照。1949年10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整军要着重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他说，“要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为人民的武力”。蒋有此省悟，只能说对稳定台湾有益，但就大陆而言，历史已不复给他实践之机会。

    蒋介石个人军事才能与毛泽东的差距也是失败的一大原因吧。
    高华：说起来蒋介石是靠军事起家，打了几十年的仗，但是他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毛泽东有“十大军事原则”。虽然有时蒋的战略眼光是正确的，只是明明自己意见是对的，当遇到反对，蒋却不能坚持。1948年 2月，蒋多次要卫立煌撤主力至锦州，卫不听，蒋也就听之任之。蒋要傅作义撤军南下，傅作义不舍离开察、绥老地盘，说出的理由是：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蒋也同意了。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的军事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是他的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1947年后，他进一步明确以争城夺地及确保城镇和土地为作战目标，这些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既为执政当局，就要承担所谓“守土保民”的责任。可是，国军要守护的摊子太大，面对解放军的进攻，顾此失彼，兵力不敷使用，遂被解放军各个消灭；蒋介石为此深为忧虑，他感叹“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国民党于是就“抓壮丁”，又造成民怨沸腾。
    蒋对国民党军队的指挥也有严重的问题，他一向喜越级直接指挥，在蒋身边负责作战事务的国防部三厅厅长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蒋虽是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是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化，而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有时明知蒋的指令有错也执行。白崇禧当时就批评道：蒋“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失利为蒋军事干预的结果。何应钦则批评部队用人，团长以上皆由蒋亲自决定，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
    对于白等的上述意见，蒋完全拒绝。1948年 8月 7日，蒋在日记中加以辩驳：“近日何、白之言行态度，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所致，而归咎于余一人，试问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挥某一部队作战，惟因前方将领径电请示，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露督导责任。”蒋并大骂何应钦：“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共匪所为，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劳日拙，毫无所得耳，培养二十馀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诚枉费我一生之心血。”

    蒋介石好歹也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正牌毕业生。
    高华：蒋介石的军事教条主义非常严重。内战初，他把胜利的“宝”压在“速战速决”，还细定了战术守则：“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分尖兵、前兵、前卫、与本队及后卫、侧卫等部署。”这样的指令固然称得上是细腻、严整，犹如旧时普鲁士、日本士官学校的战役学教程，怎么能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蒋还有一些很具体的战术指导，诸如：“口袋战术”，“反口袋战术”，“坚壁清野”“主动出击”，“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为永无错误的教科书式的语言，机械搬用之，怎么能追上身手敏捷，不拘固定战法的解放军？相比之下，林彪则是从战场上总结出战术原则，国军将领叶锟败退去台后，五十年代初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总结说，“林彪之一点两面战术，所有共匪各级指挥官以至所有士兵都能了解，都能奉行，形成一个整套体系。”

    在用人上，蒋介石也未见高明之处吧。
    高华：在东北，蒋介石临阵换将，先杜聿明，继陈诚，再卫立煌等，都无堪重用。在淮海，这是关键到党国生死存亡之战，蒋仍然没有章法，他重用的几个人都不行。毛也在东北换将，但都是为了减少矛盾，以求高度统一，林彪等与东北局其他领导存在矛盾，1946年 6月16日，毛任命林彪为东北最高军政首长。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归林彪节制。
    蒋介石很少有像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粟裕这样的统帅型的将领，1948年 3月2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
    蒋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从和人身依附，白崇禧为国民党军中少见的统帅型的将领，因不是蒋的人马，聪明才智不能得以发挥。蒋重用胡宗南几十年，而此人只是一个师长、旅长的才能和气局，却被蒋当作统帅用。1943年，陈立夫去西安劝胡宗南突袭延安，“建不世之功”，胡未敢。当然，胡宗南即便敢偷袭延安，也无济于事，因为他身边的熊向晖肯定会提前把消息密报给延安。

    可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履历要辉煌多了。
    高华：毛泽东在建国后多次说过类似的话，“老粗出人物。我们军区司令百分之九十都是老粗，行伍出身。”“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军事学校中出来的……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毛自问道：“许世友念过几天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没有念过书……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他说：“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应该说，毛说的这番话是事实：在国民党军内，特别是中央军的高级指挥官，都通文墨，有的还通外文，善诗词。相比之下，中共将领普遍文化低，多为贫苦农民出身。至于国军的中低级军官，也大多有文化，许多人还是“十万青年十万兵”时，投笔从戎，怎么会被没文化的“老粗”打败？共产党确实是创造了一项奇迹。
        
    这个奇迹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也有关，蒋介石就听之任之么？
    高华：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从没有实现真正统一，特别在军队方面的统一，不同军系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局势危急时，内部冲突更加剧烈。蒋介石一向私心自用，嫡系与非嫡系，划得很清楚。在蒋系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战场上的拥兵自重，见死不救，已是常态。1948年 7月，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看着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华被共军包围也不救，致其被共军消灭，使蒋大为愤怒，蒋在日记中写道：“此全由于邱清泉违令不进之所致。中原战局从此万分严重，将领自私自保，不能团结互助，而又怕战，毫无出击精神，至此能不叹军事前途之惨暗淡乎？”邱为蒋的嫡系，就是见死不救，事后也没事，到了淮海战役时邱又故伎重演，黄伯韬兵团被共军包围，向他求援，邱还是按兵不动，连参谋总长顾祝同亲飞徐州，请他出兵也被拒。
    对于国军的失败，蒋介石一直不解，他说，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国军样样在先，怎么还是“不能迅速把匪军消灭”，“匪军何以能用劣质装备而以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蒋不找自己的原因，把责任往下推，只能骂下属。但是怎么骂，还是不同的：蒋的嫡系打败仗，蒋也骂，但和骂李宗仁、白崇禧是不一样的。杜聿明和邱清泉兵败淮海，杜被俘，邱自杀，蒋在1949年 1月10日，即邱清泉自杀当日写道：“而杜聿明、邱清泉二将领虽作战失败，但其始终听命，奋斗到底，实不愧为革命军人。”
    国民党“军统”头目毛人凤总结辽沈战役国军失败原因就提到：高级军政长官往往擅离职守，当“匪军”未及抵沈阳时，就先逃跑了。此等情况在解放军渡江后更加严重，蒋介石愤然道：“无论上海、厦门、广州，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而不顾。”所以说，国军既非“党军”，更非“国军”，而是将领们拥兵自重的“私军”，这样的军队怎能不败？

    国民党军中的政工部门不起作用吗?
    高华：国民党军中的政治部从来就是军事主官下的一个幕僚机构，1946年 6月，也就是内战爆发之时，在美国的压力下，国民党开始学美军，从军中撤出党部，军委会政治部改为新闻局，另外成立国防部监察局和民事局，将原政治部的职能一分为三。党部退出军队后，政工人员在军中更无地位，普遍被视为“卖狗皮膏药的”，使军队内部更无凝聚力。据王鼎钧回忆，内战后期，国军官兵谈论国军失败，像是谈别人的事，都“幸灾乐祸”，直到大家都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国军貌似强大，内里十分软弱，这当然就是解放军的机会，早在1945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分局，军委、大军区、野战军，各纵队、师、旅、团政治部和军分区政治部，都要建立起做国军工作的机构，调选与国军有各种关系的干部，经过训练后，将他们打入国军长期潜伏，交结朋友，用各种途经，对第一线的国军和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进行策反，策动他们实行战场起义。以后的事实证明，这项决策是完全成功的，内战后期，特别在解放军渡江后，国军果然如潮水般的大面积起义、投诚，许多时候，解放军几乎不需打仗，只管收编国军就可以了。

    您刚才提到了熊向晖，国民党在情报方面的失败看起来一点也不亚于战场。
    高华：在四十年代后期内战环境下，国民党的情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在战场上的胜负。1988年，建国后长期负责情报工作的杨尚昆在纪念李克农的一篇文章中说：“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导机关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央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主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然而多数论者并不了解，在抗战前国民党反共的大环境下，处于“非法”状态的中共很难向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大规模渗透，钱壮飞等是个别的事例，在此之后，就很少有类似成功的事例了。
    中共情报工作获得全面转机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合作，从而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1938-1939 年，就成为中共向国民党大渗透的时期，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等操盘和布局，将张露苹、熊向晖、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报人员，打入到国民党党政军系统，长期潜伏。
    中共还对一些意欲回头的原脱党人员和前“转变”人员进行思想和感情感化，让他们重新回炉为中共做情报工作，但是一般不给党员名分。1943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情报处：“为要（了）开展情报工作，必须大胆放手地吸收各种各界人员，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你处工作干部中，无论曾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过党，或是特务，只要他愿意为我党工作，均可使用。”

    为什么1938年后，有许多人为中共做事呢？显然不是为了名利。
    高华：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关之战影响巨大，很多人敬慕八路军；中共有廉洁和奋斗形象，而国民党有浓厚官僚气，抗战中期后腐败严重，很多人转而欣慕中共；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别是新民主主义一改苏俄式的色彩，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有强大吸引力；中共有平民形象，在根据地实施了一些社会改革，获得很高的声望，满足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同情、关怀底层的民粹情绪。
        
    据说就连蒋介石身边都是“谍影”重重。
    高华：是啊，南京电信局有一个“军话专用台”，专门接转总统府、国防部等要害部门的电话，共有九名工作人员，其中七人为中共地下党。蒋介石之“用人不疑”，与毛泽东“保持高度警惕性”之风格迥然不同。蒋的特点被周恩来、董必武等抓住，特别为他和他所重用的部属胡宗南等量身定做了一些情报人员，派在他们的身边，虽有国民党情治人员的多次举报，蒋和胡宗南等对彼等的信任仍不改变，参谋次长刘斐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据长期担任蒋介石医官的熊丸透露：“我记得那时总统在黄埔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是总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想到。”陈诚去台后非常后悔，他说本来是商定由薛岳主持徐州方面的，就是因为刘斐“挑拨离间，才换了人”。
    刘斐建国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据郭汝瑰说，他本和刘斐关系很坏，只要刘有建议，他必反对，后党组织派人带话给他，叫他注意搞好和刘的关系，不要被敌利用，他才意识到刘也是在为共产党工作。正是因为有刘斐等潜伏在国民党核心部门，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情报，还有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韩炼成、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都是带兵的重要将领，他们和解放军里应外合，一到关键时刻，或阵前起义，或诱国军进入解放军包围圈，蒋怎能不败？

    迁台之后，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失败有什么反思么？
    高华：民国将亡，人心涣散，大势已去，蒋不是恨毛泽东，而是一恨美国，二恨桂李。蒋责美袖手旁观，不救他。1949年 1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是失败于俄史（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马歇尔），“美必后悔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蒋自欺欺人地认为，如果他不是被逼下野，中共就不会获胜，所以他在1949年 5月的《上月反省》中大骂：“桂李投机取巧争权夺利寡廉鲜耻忘恩负义。”
    当然蒋介石也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的过失所在：1949年 2月 1日，蒋介石在故乡溪口写道：“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到该年年底，蒋介石在台北草山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曾总结出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因为“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
    1949年的最后一天，蒋在日记中自省：“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而最令蒋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乃是“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

    作为领袖，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失败还是应负主要责任吧？
    高华：蒋介石是党国的重心，以一人领党、政、军，他对国民党的军事失败当然要负最大的责任。蒋是过渡年代人物，他的主要活动年代在二十世纪，这使他的言与行都有了若干现代色彩，然而他却保留了大量宋明儒修身齐家的传统思想。到了二战后，他仍坚持把西洋“科学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结合起来，甚至“对牛弹琴”般要求他的那些世俗化的文武官员“必须皆有哲学与修养基础，能以圣贤自期，而以英雄之魄力以实现圣贤之宗旨”。他教育他的部下，他说军事教育应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中心，这句话，他从黄埔军校，一直讲到重庆，再讲到大失败之后的台北。1949年 8月15日，国民党政权已陷入灭顶之灾，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自强自立之道，莫急于兴学、养廉，而兴学之要，在于穷理致知，实践笃行；养廉首务，在节约勤俭，敦厚朴素；戒浪费，祛消耗；明礼义，重廉耻。”如此这般，只能称得上是迂阔了。由是观之，在尚力又尚智谋的现实世界，蒋之落伍甚矣。蒋的军事学“六艺”本无错误，但怎么可抵抗或消解解放军的“翻身打老蒋”、“诉苦”？
    从日记中看，蒋介石在1949年雪崩般的大失败的环境下，已尽了他个人的最大的努力。他自我打气，奔波各地，督促部下，部署那些毫无希望的救党救国的行动，也就是他所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对我更是如此”。然而，国民党是一个世俗化的党，国民党政权也是一个世俗化的政权，它的军队更是世俗化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蒋是很难战胜超凡脱俗的、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共和解放军的，国军失败乃是不可避免的。蒋所有的努力和辛苦皆为徒劳，大陆江山易手，他不得不退避台岛。中国的历史由枪杆子翻开了新的一页。

ys1937

难忘吐露港畔的学术家园

    我听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是在八十年代初，那时它的名称还是叫“大学服务中心”，当时国门初开，有关海外中国研究的讯息开始传入内地的高校，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港台阅览室海外赠阅交换的书刊中，我第一次知道，在香港有一个叫“大学服务中心”的研究机构，据说那是冷战时期美国为收集大陆资讯在六十年代初创办的，这时虽已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了，但那些资料在介绍这个“中心”时，还留有一些神秘感。
    1993年，我对“大学服务中心”的印象开始具体生动起来，这和我的一个外国学生有关。我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学生李比特（Pierre F. landry）是法属留尼汪人，是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博士候选人，师从美国著名中国学家李侃如。当时他由我指导作“建国后江苏省干部的结构和来源”的研究，他多次和我谈起“大学服务中心”，为了完成这个题目，他去了香港中文大学许多次，在那儿的“大学服务中心”收集资料, 特别是地方志资料，于是我知道“大学服务中心”已并入香港中文大学。李比特只要说起“大学服务中心”，都会向我提到，他在那里得到一个叫Jean的学者的很大的帮助，他建议我以后如有机会去“大学服务中心”，也应认识Jean。
    1998年秋，我第一次应邀来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也是第一次来到“大学服务中心”。“中心”所在的中文大学中央区的田家炳楼，依山傍海，下方就是风景秀丽的吐露港，我发现这里已经没有任何神秘色彩，就是一个收藏丰富，服务周到的资料收藏及学术交流机构。在这里，我认识了关信基教授，熊景明（她就是Jean）、还认识了郭小姐、Karen、Petty、阿梅等“中心”的工作人员。在这以后，只要我去香港或途径香港，我都要来“中心”，无因它由，就是“中心”使我难忘，不仅在于它的丰富的收藏，更因为这里的人——他们的热情，周到，细心，使得来访的学者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是一块令学人流连忘返，真正属于学者的“学术家园”。
    “中心”的来访学者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中心”，我又几次见到我过去的学生李比特，他现在已改名叫“李磊”，已是耶鲁大学的教授了。和过去一样，李磊还是每年来“中心”，为他的新的研究查找资料。九十年代以来，“中心”加强了和内地学者和研究机构的联系，几年前，“大学服务中心”也正式改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中心”的负责人关教授、熊老师，以真诚、友善、热情的态度对待造访的每一个学者，不管是学界享有盛誉的名人，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后学，“中心”选择来访学者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他（她）的研究是否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他（她）的研究是否有真知灼见，而绝非以头衔和“名头”见人、待人。
    以后我知道，关信基教授和Jean一直有一个想法，这就是“中心”要尽量为那些在内地边远地区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提供学术交流的机会。正因为有了这个想法，我在“中心”见到了做“青海省贫困地区能源替代研究”的朱华女士，她是她所在的青海省贫困地区研究中心第一个有机会来香港做学术交流的学者；我也看到专门研究农村女童问题，来自安徽省淮北煤炭学院的青年女教师小赵，显然，如果没有“中心”的支持，她们都难有机会前来香港中大研究。因为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了这种现象：国外、海外的学术机构一般只会把目光投注到少数大城市的名牌大学和研究单位以及知名学者的身上，唯有关教授和Jean别具眼光，“中心”把关心和支持投向内陆，把机会慷慨提供给那些卓有成就，或具有研究潜力而资源又比较缺乏的内陆中青年学者。
    “中心”的重要意义在于给来访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开放多元的交流平台，在午餐讨论会上，来自相同学科和不同学科的学者聚集一堂，共同分享交流学术研究的成果。只要能抽出时间，关信基教授都会主持讨论会，他的谦和、善良和对学术的尊重使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倍感亲切。有时Jean又会根据报告者的题目，邀请在该领域有研究的来访的学者做讨论会的主持人，沈志华和我都曾忝例主持人之位。中大的许多教授也经常来参加讨论会，香港其它大学的中外学者也会从不同的地方赶来参加讨论会，在会场，我也每次都看到来自内地大学，现在香港中大攻读博士生们。虽然与会者有时也会就某个问题发生颇为激烈的争论，但在关教授和Jean的智慧幽默的话语中，争论者都会“化干戈为玉帛”，因为大家都知道，发展学术的唯一途径就在于兼容并蓄。
    在“中心”，讨论和交流并不限于午餐讨论会，Jean是“中心”讨论的灵魂，当新来访的学者到达“中心”后，她会把客人介绍给已在“中心”的研究同行，在她的影响下，“中心”的来访学者们都会打破学科界限，自然而然的讨论起各种学术问题，先来者也会自觉给新来者各种帮助。小葛——来自华南师大的葛新斌就曾担任过2003年春季来访学人的“班长”，他除了热情为大家服务，没有任何“特权”，每晚小葛都率领我们一行11人沿着雅礼宾馆去山下的大道，散步到吐露港的海边，我们听沈志华聊朝鲜战争，朱华谈青海农村情况，“邱县长”（江西师大的邱新友曾挂职江西某县副县长）说乡民自治，王志筌（河南前《法制世界》副主编，大学毕业后主动去西藏工作八年）说西藏和河南卢氏县那个腐败的杜二旦书记。。。。。。我们每晚天南海北的神聊虽无主题，但每个人都真切的关心着国家的发展，都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对社会进步多少有一点帮助，也都由衷的感谢“中心”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好的交流和彼此学习的机会，让我们相聚在“中心”这个如此美妙的“学术共同体”。
    “中心”创造的不仅是一种尊重学术的气氛，它更是一块提升人的心灵的人文净土。两年前的春天，SARS肆虐香江，最严重时中文大学宣布停课，诺大的校园一片冷清，在关教授和Jean的带领下，“中心”照常运转，一切如常，来访的学者们依然沉静地在做着研究。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一个周末，Jean在“中心”安排了一次诗歌朗诵会，细心的她特别采拮了校园里几支怒放的野花摆放在桌上，在那天来参加朗诵会的人中，不仅有所有“中心”的访问学者，还有香港乐施会的朋友，诗人郑单衣和他的美国太太（也是诗人），刘淳，小何等一些中大的博士生也都来了。在王志筌朗读了他诗选中的一篇“哀农夫”（他也是诗人，出过一本诗集）后，每一个参加者都朗诵了自己喜爱的诗歌，最后，Jean带着大家唱起了岳飞的《满江红》，在人们精神低迷的日子里，《满江红》激昂的旋律激励起人们的信心和希望。
    “中心”对人的关心和关怀体现在一切方面。当你来到“中心”，你不需为没有港币吃饭而担忧，Jean早已想到，她会事先做好一切财务申请事宜，访客到的当天，阿梅就会带你去校财务处领取生活费的支票并陪你去银行兑换成现金，她也会把涮洗干净的口杯送到你的研究室；有一次我在使用校园快照时出了麻烦，那机器吃下钱但不吐照片，我无意中和秘书郭小姐说起此事，没想到郭小姐很快和快照公司取得联系，一周后我就收到了快照公司寄来的退还25元港币的支票；而Petty和Karen在任何时候都是那么亲切友善，她们永远会不厌其烦的教我如何使用那台“高精尖”的复印机。在Jean的影响下，“中心”的工作人员都是那么敬业，在他们的身上真正体现了“服务”的精神，而这一切又都是如此自然。
    由Jean组织的“中心”每周六的郊游活动也给来访者留下美好难忘的印象。关教授特地买了一辆大的越野面包车做为私用车，为的是为多载一些学者去郊游；每次都来参加讨论会的萧今教授，也是开一辆面包车，多次专门来雅礼宾馆来接我和其他学者。有一次我不慎扭伤了脚，伤不重还能走，于是Jean就安排当日的活动不去爬山而是去看海，那天我们一行二十多人，其中有来自武汉，现已六十多岁的胡伯威先生，也有来自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的年轻的董瑾，大伙儿三三两两，坐在海边听沈志华讲朝鲜停战问题，那种亲切随意而又充满人与人友善的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这几年，“中心”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心”把关注的目光更多集中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基层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研究，去年十月，“中心”主办了内地部分县乡长和“三农”问题研究者的对话。“中心”还有新的举措，这就是为年轻的研究生提供交流和互相切磋的便利，今年年初，来自内地，香港，台湾，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十一国和地区的66个博士生，在“中心”主办的的“当代中国研讨班”上交流论文，分享看法，听说“中心”以后每年都将会举办这样的讨论班。
    “中心”使人温暖，使人留恋，我每次再来到“中心”，总能不期遇的和一些来访的老朋友见面，去年初，我在那儿见到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那次我停留时间较短，不能赶上已排好日期的张鸣的报告，请求Jean开一个特例，让张鸣先讲一次，Jean征求他的意见，张鸣慷慨允诺，我这就和大家一起，愉快的分享了他的有关“义和团和民族主义”的新见解。
    一拨学者回去了，另一拨学者又来了，把他们连结在一起是对学术的追求，也是“中国”和学者对自己国家的爱和责任，这就是“中心”—一个新思想、新学术、新人生态度的孵化器，正是在这里，我感受到一种新的学术和生活的方式，这是远古“Academic”的声音在现实世界的回响，未曾料想，在红尘万丈，物欲功利横流的当下，在关教授和Jean的辛勤耕耘下，在“中心”，我竟然能找到那种只有在典籍中才能体会的“学术家园”的感觉！
      能不忆“中心”？

ys1937

【后记】

（缺）

wolfzhang

向南京大学的高华先生致敬！
祝他早日康复！

老木匠

1959年，刘伯承元帅发表《回顾长征》一文，成为建国后领导同志撰写的第一篇有关长征回忆的重量级文章。……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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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的人可以回忆一下。

我记得1975年10月，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的时候，全国大报都重新刊登了刘伯承的这篇文章。我印象非常深，因为那一年一直鼓吹要全面专政，讲党内资产阶级问题，突然来了一篇这样的文章，感觉极其突兀。

记得当时是在长兴岛学农，回来的船上看了报纸。回到单位上班后给师傅们读报，就读了这个，还找了张地图比比划划的给师傅们讲长征路线。

宇航

读到 观察与史料
李剑农的名著《辛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网上没有找到在线的啊！

showcraft

是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