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晓云

天天有新的看，木匠师傅很努力啊。

老木匠

原帖由 邱晓云 于 2008-5-4 11:27 发表
天天有新的看，木匠师傅很努力啊。

惭愧惭愧，这几天是利用火车上及节假日写的，所以能天天一段。
再读一遍，发觉笔误极多 。

今天开始上班，要有一阵子停止更新，还请诸位原谅。这个稿子正准备卖出去，等弄好了一起再发了。

歪弟

卖个好价钱啊

老木匠

　8、怀柔安边

汉文帝即位后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是如何应对汉朝当时的边境危机。北方的匈奴，南方的南越，都是皇朝的难题。

胡马时常过阴山

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有着经济交往的必要性，有时则往往陷入长期的冲突。由于受山脉地势的影响，中原皇朝如果将北方边防线推进到祁连山—阴山—燕山以北，需要防守的正面就会成倍增加，呈现出巨大的漏斗形，需要部署的军队也需要成倍增加。而这一边界处在农牧经济转换区，中原皇朝的军队很难在当地解决供给问题，只能依赖中原农业地区的支援，这又制约着部署军队的数量。不过如果中原皇朝放弃这一线，北方游牧民族军队就容易沿河西走廊，或者沿六盘山、吕梁山、太行山这些呈南北方向的山脉进军中原，或者突破燕山山口进入华北平原，大致形成实行向心突击的态势。而中原皇朝部署的军队会受到这些山脉的阻挡，难以及时横向调动进行堵截，很可能落得个被动挨打的地步。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遣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出征匈奴，在击败匈奴后，30万大军即沿着上述那条边防线部署，修筑长城，司令部设在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北）。秦末农民大起义后，北方的边防线瓦解，匈奴势力得以迅速向南扩张，经常出没黄河河套地区，频频向南侵扰。有的部落游击于陕北高原，离长安城只有700里，轻骑兵奔袭一昼夜就可抵达长安城下。

原来西汉的如意算盘是在边界设立诸侯王国作为和匈奴的缓冲地带，可是没料到同姓王往往并不具备镇守边疆的威信与能力。比如公元前200年匈奴进攻代国（今河北、山西交界的太行山北部地区，都城“代”在今河北蔚县），代王刘喜弃国而逃。立刘邦另一个儿子刘如意为代王，但却不敢去就国，仍然留在长安。而异姓诸侯王在与朝廷发生矛盾后，就往往和匈奴勾结，让开道路让匈奴入侵，甚至公开投靠匈奴，为虎作伥。公元前201年韩王信被汉高祖改封到太原以北地区，国都在马邑（今山西朔州市），当年就遭到匈奴的围攻。韩王信投降匈奴，让开大路，引导匈奴进攻太原。第二年汉高祖亲自讨伐韩王信，韩王信索性逃入匈奴部落，与匈奴合军，连年侵扰内地。公元前197年赵国（今河北南部，都城为邯郸）的丞相陈豨（xi）发动叛乱，自立为“代王”，与匈奴遥相呼应，也是靠刘邦“御驾亲征”才镇压下去。公元前195年燕王卢绾造反，与匈奴同谋，在被大将樊哙打败后也逃入匈奴。

由于一批汉朝的叛将为匈奴带路，中原地区长期的战乱导致社会经济极其凋敝，军事实力也随之下降，在与匈奴的战争中丧失了主动权。

在这样情况下西汉朝廷被迫改变策略，开始实行“和亲”政策对付匈奴。汉高祖派了刘敬为使节，和匈奴约定，汉朝皇帝和单于“约为昆弟”，兄弟相称。同时又以刘氏皇族的“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王后），双方结为亲家。每年汉朝“岁奉”给匈奴“絮缯”（丝织品）酒米、食物一定的数量。

到吕后执政时期，汉朝依然坚守这一方针。甚至冒顿单于得知汉高祖去世后，写了有挑逗语句的信件来挑衅，汉朝也仍然忍让继续“和亲”。

汉文帝上台的第三年，匈奴的右贤王部落进入到陕北高原中部，骚扰附近地区。汉文帝以丞相灌婴挂帅，出动八万五千车骑兵，驱逐了右贤王所部。但正在这时，发生济北王造反的事，汉文帝解散了这支与匈奴作战的部队。

[ 本帖最后由 老木匠 于 2008-6-3 16:43 编辑 ]

老木匠

先南后北的战略

汉文帝没有急于处理与匈奴的关系，可能是他权衡利害，觉得南方的南越更容易对付。

南越国是在秦末的时候，秦朝驻军将领赵佗自行建立的王朝。

秦始皇时，秦朝在岭南地区先后设置了桂林、南海、象3个郡，动员中原百姓向岭南移民，并发配大量中原地区的罪犯到这3个郡定居。这些中原移民与当地的土著开始了长期的融合。

赵佗原来是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行伍出身，在南征战役中曾受命率军翻越五岭进攻岭南地区，这个地区号为“百越”，有众多的部落。赵佗预感到中原地区难以支持如此远距离的征战，没有积极推进。反而请人上书，请求向岭南地区发送3万名未婚妇女，给驻军士兵成家。秦始皇答应派出1万5千妇女，下令在民间征发妇女去南越，加剧了民间的动乱。

这时赵佗已经被任命为南海郡（今珠江三角洲地区）下的龙川（今广东龙川）县令。不久秦始皇去世，中原地区开始出现民间起义。南海郡的郡尉任嚣一直很欣赏赵佗的能力，他在自己重病的时候，特意召赵佗到番禺（今广州市），嘱咐他说：“我听说中原有陈胜等人在作乱，秦朝施政无道，天下受苦多时，现在群雄并起，中原混乱，不知何时能够安定。南海地方僻远，我担心乱军会侵入本地，打算发动军队封锁道路，可又患上了重病。岭南这个地方南面是大海，东西有数千里之遥，也已经有了不少中原的移民，可以自立为国。我感觉郡中的官吏没有人可以商量，才叫你来的。”任嚣立即出书面文件，任命赵佗代理自己的职务。

赵佗按照任嚣的嘱咐行事，下令各地封锁与内地交通的关卡。并借着军事力量，逐渐将反对自己的秦朝任命的官吏都消灭，自行委任官吏。以后又乘着秦朝灭亡的机会，迅速出兵攻占了桂林郡﹑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汉高祖平定中原后，久经战乱，不再发动与南越的战争，默认南越的割据现状。汉朝建立十一年时，汉高祖派遣陆贾出使南越，经过谈判，正式册封赵佗为南越国王，给他刻了南越王的玉玺，“剖符通使”（交换书面文件，互相派遣使节），划定南越与汉朝的诸侯国长沙国接境。可是汉高祖死后，吕后当政，汉朝决计在经济上封锁南越，禁止向岭南地区输出铁器、农具，甚至规定不准输出母马、母牛、母羊。南越先后三次派出使节交涉，都被扣押在长安。赵佗又听说在真定自己家族墓地已经被破坏，自己留在中原的兄弟宗族也都被杀光。为此他决计与汉朝武力对抗，自称为皇帝，不再算是汉朝的诸侯藩属。而吕后得知后，索性宣布撤销南越王的王位。

赵佗怀疑是长沙王在中间捣鬼，发动了对长沙国的侵袭。高后的对策当然是派遣大军征讨。不过由隆虑侯周醦率领的大军在暑热季节出兵，士兵中暑以及遭遇传染病袭击，根本就没有能够翻越南岭。吕后一死，这支远征军就被撤回。赵佗乘机进一步扩张，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了今天的福建以及广西一带，号称“东西万余里”。

汉文帝即位的当年，就着手处理南越问题。他派出使者去修建真定赵佗家的祖坟，配置了专门守坟的人户，定时奉祀。找到了赵佗的兄弟及堂兄弟，给他们委派了些官位，赐予财物。并接受陈平的建议，还是起用陆贾，任命他为太中大夫，前往南越国。

汉文帝亲自起草了致赵佗的信件。这封信大概在汉朝档案里有保留的副本，《史记》和《汉书》的南越王赵佗传里都有记载。

信件中，汉文帝首先以低姿态向赵佗致意：“朕是高皇帝侧室之子，长期遗弃在外地，在北方的代国为汉朝的藩属。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与国王致书通讯。”这样的自我介绍，显然具有拉近自己与赵佗的距离，大家都是汉朝边疆藩属的意思。然后汉文帝介绍了自己上台的经过，汉高祖、高太后去世后“诸吕为变，赖功臣之力，诛之已毕”，自己是因为王侯、官吏的多次推举，“不得不立”为皇帝的。这也是一种极其低姿态的表示。

以下的内容就是实质性的了。汉文帝先说明自己上台以来已经采取了措施来纠正吕后时期对待南越的不恰当政策：现在已经解散了集结的征讨大军，已经找到了赵佗的亲兄弟，修整了赵佗的祖坟。然后向赵佗建议停止战争状态：南越进攻长沙，使得长沙与南越的人民都要受苦，并不给南越带来利益。战争必然“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

汉文帝表态说，长沙与南越的过境犬牙交错，是高皇帝时候的确定的，自己作为孝子是不应当改变的。但是也绝不会去夺取南越的国土。“今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所以他保证说“服领以南，王自治之”。只是说赵佗如果坚持皇帝称号，就没有办法来交流，“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就要导致争夺；“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于是建议“愿与王分弃前恶，终今以来，通使如故。”巧妙的把要求赵佗放弃皇帝称号的意思隐含在与南越交流通使的内容里。

汉文帝的低姿态让赵佗很满意，他也很现实，既然汉文帝不打算侵害他的既得利益，一个皇帝的虚名他还是愿意放弃的。于是他也写了一封及其低姿态的书信。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将与汉朝交恶的原因全部推到吕后以及谣言上去。宣布愿意“长为藩臣，奉贡职” ，“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立即在南越国内宣布：“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皇帝，贤天子也。”自己不再称皇帝。

汉文帝使用文攻策略，很快摆平了南方的边境问题。使用的方法从严格的中央集权角度来说，只是一种妥协。但是要有平稳的过渡以及边境的安宁，妥协是最好的办法。而且显然他也充分考虑到赵佗是有可能接受这个妥协方案的。

邱晓云

又有好东西看了！
汉高祖派了刘敬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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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好像有错讹。

老木匠

原帖由 邱晓云 于 2008-6-3 11:52 发表
又有好东西看了！
汉高祖派了刘敬为世界，
==============
这句好像有错讹。

抱歉，应该是使节。编辑改正了

老木匠

笔墨口舌之战

就在汉文帝即位的同时，北方的匈奴部落正在进行大兼并，所以右贤王的主动撤退，很可能只是匈奴在发起兼并战役之前扫清侧翼的防卫性措施。汉文帝抓住时机先解决南方问题，也是恰逢其时。

第二年（公元前176年，汉文帝三年），冒顿单于给汉文帝来信，自称是“天所立匈奴大单于”，而对汉文帝只是简单的称呼“敬问皇帝无恙”。不过这封口气不太谦卑的外交信件，实质内容倒是具有妥协性的。

冒顿单于在信中简单回顾了与汉朝的“和亲”历程，认为双方都很满意“合欢”。只是因为汉朝的边疆官吏侵侮了右贤王，导致右贤王出兵，并隔绝来往的外交书信，断决了“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冒顿单于宣称自己已经为此处罚了右贤王，要右贤王率部出击月氏，已经消灭了月氏部落，同时还征服了楼兰、乌孙等西域二十六国，把他们都并入了匈奴的麾下。“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在宣扬了自己的强大武力后，冒顿的话锋一转，建议匈奴与汉朝恢复和亲关系，“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双方各自约束自己的百姓不越界经营。并随信赠送给汉文帝一匹骆驼，两匹供骑乘的骏马，以及“二驷”（8匹拉车的同色马匹）。

当年的六月中旬匈奴的使者进入汉朝边界。书信传到长安，汉文帝照例召集群臣讨论，以功臣集团为主体的公卿都认为：“单于新破月氏，乘胜气势正高，汉朝不可出击。而且即使打败匈奴，匈奴的地方土地泽卤，中原百姓也不可居住，还是照旧和亲的好。”于是汉文帝也就决策继续和亲。

不过奇怪的是，汉文帝并没有按照冒顿单于的要求立即回复。他足足拖了一年多，到了汉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才回了一封不卑不亢的书信。

信件开头的称呼上只是简单的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并引用冒顿单于信件中有关重新和亲的建议，“朕甚嘉之，此古圣主之意也”。顺便指责一句，说自汉与匈奴约为兄弟后，给了单于很丰厚的礼物，但经常有背约的事情发生，主要责任都是在因为匈奴方面“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要求单于“明告诸吏，使无负约”。随信赠送了两套皇帝穿着的锦绣袍子、长衫，黄金腰带及一些黄金饰具，10匹丝绣，30匹锦缎，红绿绸缎各40匹。

想不到的是，这次汉朝架子搭得太大了点，错失了一个好时机：礼物和信件刚送过去不久，主张与汉朝和亲的冒顿单于就病死了。他的儿子稽粥（育）登基，号为“老上单于”。

按照和亲的惯例，匈奴新立了单于，汉朝就应该送一位号称公主的宗室女子过去，为单于的阏氏。为了送公主过去，汉朝宫廷选择了一位能干的太监中行说担任领队。可是这位太监却非常不愿意，被强迫派遣后，这个太监居然宣称：“一定要我去的话，我去了就要和汉朝为难。”

中行说到了匈奴单于的营帐，就抛弃了汉朝臣子的立场，宣布自己愿意效忠单于。这个中行说非常能干，能说会道，大得单于的宠信。于是就尽给老上单于出主意，和汉朝对着干。

汉朝每年给匈奴部落送去丝织品服装和粮食，匈奴人的衣食也逐渐接受汉族的习俗。中行说提醒单于：“匈奴人数还没有汉朝的一个郡人口多，之所以这么强大，就是因为衣食方面和汉朝不同，不依赖汉朝的供给。现在习俗如果因此改变，喜欢汉朝的东西的话，汉朝拿出不足十分之二的物资，就把匈奴买过去了。”他提醒了匈奴人要保持独立性的重要性，甚至建议把汉朝送过去的“缯絮”，都放在棘草丛中，放马去踩踏，白白的搞坏，来显示汉朝的服装不如匈奴传统的“旃裘”。获得汉朝的食物也都扔掉，也表示奶酪之类的传统食物的可贵。

如果他仅仅是宣扬匈奴的习俗不容更改倒也罢了，可他又把汉朝的审计制度引入匈奴，教匈奴进行户口和牲畜登记，大大提高了单于的统治效率。他还对中原民族最敏感的面子问题开刀。当时汉朝皇帝给单于的书信都是写在一尺一寸长的简牍上，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中行说建议单于给汉朝的书信使用一尺二寸的简牍，使用的印信和封泥都要比汉朝的文书大，开头的问候语改为“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

中行说在代表单于接待汉朝使者时，也千方百计贬低汉朝。汉朝的使者出言也不谨慎，有人说：“匈奴习俗贱老，不给老人吃好东西。”中行说立刻反驳说：“汉朝习俗不是有人出征时长辈就要准备最好的饮食吗？匈奴人以作战为头等大事，所以要将最好的食物都给青年人，这样才可以保卫部落，难道这是轻老吗？”汉朝的使者指责匈奴两代夫妻同居一个帐幕之下，父亲死后，儿子把父亲的妻妾收为自己的妻妾；兄弟死了，也都将寡妇收来当自己的妻子。没有“冠带之饰，阙庭之礼”。中行说又一一反驳，说：“匈奴是游牧部落，随时转移。人人都练习骑射，习俗简单，君臣简易，一国之政就如同一个人身。父子兄弟死后收取其妻，是唯恐种姓之失。匈奴再乱，必立宗种。而汉朝虽然号称不取其父兄之妻，可是亲属的等级越远越疏，直到改变姓氏。现在汉族礼义败落，上下交相怨望。人人需要努力耕桑以求衣食，修筑城郭来守卫，所以百姓战时不能应战，平时则苦于筑城修建。可叹汉朝这些居住土房子的人，还自以为是的喋喋不休批评他人，即使头上戴着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中行说还阻止汉朝的使者与单于论说道理，经常把汉朝使者的要求用一句话顶回去：“不用多说，讲清楚送来缯絮粮米，质量如何、数量多少就行了。好的匈奴就收下，不好、数量不足的，等到秋天的时候，匈奴就出动骑兵自己去取并蹂躏庄稼。”

一般中国的史学家都把汉匈和亲局面的最终破坏归罪于中行说。不过这样简单的看问题恐怕是危险的。应该说自冒顿单于开始，匈奴部落正在迅速走向君主制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中行说的到来，恰好应该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加速因素吧。

匈奴正在迅速集权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汉朝的实力也正在恢复，两大强国隔着一条漫长的边界对峙，妥协的局面注定会破解。笔墨口舌的争斗终将演变为刀光血影。

老木匠

边疆政策的转换

在双方的上层“和亲”的同时，基层的匈奴游牧部落与汉朝的边郡经常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匈奴骑兵小队进入汉朝边境，转一圈捞一把就走。汉朝为之头疼不已。

在汉文帝再次与匈奴和亲的第二年，回到了长安的贾谊给汉文帝上了《治安策》。其中谈到“天下之势方倒悬”的缘由之一，就是汉朝受匈奴的欺凌。“凡天子者，天下之首”，“蛮夷者，天下之足”，理应首在上、足在下。可是现在欺侮侵掠汉朝，汉朝还要每年赠送匈奴“金絮采缯”，“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就是倒悬而“莫之能解”，还能说汉朝国家有人吗？这真是让人“可为流涕者此也”。并且指责汉文帝“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德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伸”，又是一件“可为流涕者此也”的事由。

贾谊的观点是汉朝新一代成长起来的臣民们共同不满情绪的发泄。汉朝已经强大起来，可是却依旧受制于匈奴，这使很多臣民不满。原来经历过长期战乱、一心想避免战争的功臣贵族集团所坚持的和亲策略，已经在统治集团内部面临挑战。

汉文帝是否受到贾谊的触动？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不过至少他表现出对于研究战略问题的浓厚兴趣。

四年后，匈奴再次大规模入侵。和亲政策再次受到严重的质疑。另一个年轻人给汉文帝上书，建议对匈奴预做军事准备。

这位年轻人名叫晁错。原来是太常寺的“掌故”（档案管理员？），前几年的时候，汉文帝听说齐国地方有位90多岁的老学究“伏生”，能够背诵儒家的经典《尚书》29篇。汉文帝要太常寺派人去向伏生学习《尚书》，这差使就是晁错担当的。后来他用隶书把伏生的口述记录下来，带回长安复命，这就是后来所谓的“今文尚书”。

对于晁错来说，这只是简单的一项使命。可是朝廷却认为他应该是个学问专家了，汉文帝任命他为太子舍人，去辅佐自己的太子。后来又给他一个博士的头衔，让他传授儒学《尚书》。但晁错自己并没有成为学究的打算，他更感兴趣的是现实政治。他情愿去给太子当“家令”（总管家），也没有继续当博士的志愿。

在边疆问题再次突出后，他主动给汉文帝上书。他从兵法的议论入手，认为君主最重要的职责是“择将”，所谓“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而且分析匈奴的军事优势在于险恶地形，具有马匹优良、骑术精熟、能忍饥渴三大优势，而汉朝的优势在于平原作战，有战车、劲弩长戟、坚甲利刃、军纪严明、步战熟练五大优势。因此他建议汉文帝招募少数民族士兵进行训练，作为与匈奴作战的尖兵。

汉文帝看了晁错的上书，非常高兴，立即亲自回复，表示嘉奖。
　　
晁错受到鼓舞，又就针对匈奴的战略问题上书。这次晁错的谈的仍然是具体问题，他认为汉族人不习惯边疆地区的水土气候，秦始皇时只好将罪犯以及贱民发配到边疆区守卫。匈奴放牧到边塞之下，发现漏洞就入侵袭扰，汉朝动员中原的军队到边疆，匈奴早已远走高飞。他建议进行军事性移民，改变边防军由内地服兵役的“戍卒”轮换的现状。由移居当地的居民组织边防军。移民集中居住，“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由政府先行建设基础设施，招募内地百姓，给予移民免罪、经济资助（衣食农具等等）、免除其他徭役，并且“拜其爵位”，让移民有社会上等身份。“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能够抵抗匈奴、获得被匈奴掳掠人口的，政府出一半的赎金赎回，来激励百姓“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以政府支助的军事性“徙民实边”，可以“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无系虏之患”。

汉文帝很快就接受了晁错的建议，开始按照晁错的建议，大规模发动向边疆地区的给予优惠政策的军事化移民。

晁错后来还曾进一步建议，在移民时政府要做完整的规划，从城池、住房到医生坟墓，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以军事化编制户口，进行日常军备训练，赏罚分明。尤其是要注意选择当地的官吏。

针对自己所分析的汉朝军队机动性不强的特点，晁错还建议汉文帝大力发展骑兵。首先是要大力促进民间养马。汉朝一直注重马匹的战略意义，我们今天可以在张家山汉墓竹简中保存的《关津令》里看到，关中地区成年的马匹一律不得出关。可是对于促进民间养马，缺乏具体的政策激励。于是晁错建议，朝廷颁布法令，凡是民户能够养马一匹的，政府就“复三人”——免除该户三个人的徭役。这个称之为“马复令”。

短短的几年里，汉文帝将汉朝的边疆政策从原来的消极应付转变为积极备战的方针。各边郡高度军事化，郡守都以军官来担任，非但没有财政上交的任务，反而还得到中央政府的大力资助。移民不再作为惩罚措施，而是伴随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激励。“且耕且守”的新移民成为边防军的主力，使边郡能够成为牢固的军事据点，能够应付匈奴的日常袭扰。

[ 本帖最后由 老木匠 于 2008-6-5 11:45 编辑 ]

邱晓云

原来这晁错文得真传，武有奇谋，不输战国策士啊。

老木匠

打打谈谈

汉文帝改变边疆政策，可是没有办法迅速改变边境的现实。开始实行新移民政策的第三年，匈奴以大举入侵作为回应。公元前166年，老上单于出动了14万大军，侵入陕北高原，先锋部队一直到达关中地区，骑兵侦察兵出没于长安以西的雍（今陕西凤翔南）、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匈奴杀死了汉朝的北地都尉（名卬），一把火烧掉了秦朝在陕北地区建设的回中宫，大量掳掠人民畜产。

汉文帝在朝廷会议上表示要“御驾亲征”，被朝臣们百般劝阻。朝廷紧急征调军队，在长安、上郡（今陕西榆林一带）、北地郡（今甘肃庆阳一带）、陇西郡（今甘肃临洮一带）这4个地区集结，形成对陕北高原上匈奴军队的袋形半包围态势。

这四支大军的指挥官很值得探究。最大的集群是长安军，有1000乘战车和10万骑兵，指挥官是中尉周舍和汉文帝代国带来的老臣、郎中令张武。而上郡集群的将军昌侯卢卿、北地集群的将军宁侯魏遫，陇西集群的将军隆虑侯周醦，都是汉高祖开国功臣。作为总指挥的大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也是汉高祖时期的高级官员，因平定陈豨叛乱时力战有功而封侯。前将军成侯董赤，是第二代功臣，他的父亲是跟随汉高祖起兵的老臣。显然，到了这个时候，汉朝赖以维持的军事力量依然由功臣集团把持，指挥权力还是要靠这个集团。汉文帝能够做到的，只是将中央集群的指挥权把握在自己信得过的人手中。在这个意义上再来看晁错的首次上书把“择将”置于首要位置，应该不是泛泛而谈吧！

这四支大军的总兵力不见于史书的记载，总数超过匈奴应该是肯定的。但汉军仍然避免与匈奴大规模会战，听凭匈奴饱掠月余后退走。汉朝大军出塞尾追“送行”一段也就收兵。当时汉朝的经济实力还养不起这些临时征发组编的大军，匈奴退走，集结的野战军随之解散。

汉文帝经常和内侍们讨论对匈奴的战略问题，有一次他感叹说，如果自己有古代李牧一样的良将，何愁匈奴不灭！他的郎中署长冯唐在旁边说：“陛下即使有李牧这样的将才也无法使用。”汉文帝问他原因，冯唐举了云中太守魏尚的例子，说魏尚平日里每5天就宰头牛慰劳士兵，军营市场的租税都给士兵改善伙食，深得士兵爱戴。有匈奴入侵就带兵反击，保持了云中的安宁。可是只因为上报战功多报了6个首级，就被逮捕判刑。汉文帝立即派遣使节去赦免了魏尚，不过严格考核战绩的法律依旧维持。

汉文帝在这次战役动员的军士中寻找将才。陇西人李广，家族世传射术，以善射著称，在这次战役中屡立战功，因此和堂弟李蔡一起被挑选为汉文帝的侍从“武骑常侍”，职位为“中郎”，官秩八百石。有一次和汉文帝一起打猎，与猛兽格斗，汉文帝很是欣赏，说： “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李广成为他将来取代功臣老将的备用人选之一。

公元前166年的这次战事，将汉匈关系拉回到战争状态。以后几年里，匈奴每年都入境侵扰，尤其是对于汉朝的右翼云中郡（今内蒙托克托）、代郡、辽东（今辽宁辽阳）。汉朝基本的战略依然是内线防御，避免会战。匈奴在长达数千公里的战线上机动出击，汉朝军队应对无力，边境损失惨重。

汉朝不得已，到了公元前162年，汉文帝再次派遣使节前往匈奴地界，请求恢复“和亲”。匈奴老上单于许诺愿意恢复和亲，派遣了使者当户等二人来汉朝，还赠送给汉文帝两匹骏马。

在今天能够看到的史籍记载中，只有汉文帝第二次答复单于的书信。

汉文帝在书信中依旧保持不卑不亢的姿态，开头仍然是：“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书信提到了当户等两位使节来汉的事情。提醒单于，过去汉朝的政策原则是：“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现在仍然应该维持两方君主各管一段，互不干涉。汉朝考虑到匈奴处北方，气候寒冷，所以每年给单于赠送粮食、金帛、丝絮之类的财物。汉文帝在书信中建议双方恢复和亲，不再追究以往毁约的“细故”。汉朝将释放所有匈奴部落的逃亡人口，希望单于不对这些人治罪。

汉文帝又下达诏令，向民间宣布与匈奴已恢复和亲。以后“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按照约定，犯这项法令者都要处死。

汉文帝对于匈奴实行和亲妥协的决策似乎总是慢一拍。这项新的和约刚宣布不久，第二年老上单于就死了，汉文帝在和约成立后又一次立即面对新单于的局面。

新上台的军臣单于显然不把与汉朝的和亲放在眼里，他依然很相信中行说。到了公元前158年，匈奴再次大举入侵，从正北面突破燕山山脉，席卷上郡、云中一带，有夹黄河而下关中的态势，长安附近的地方都纷纷报警。

汉朝只得再次兴兵。仍然采用机动防御、避免决战的战略。分兵把守要地，在飞狐口（今河北涞源一带）、句注山（今山西代县一带）、北地郡集结大军。同时又在长安集结大军，分别由三位将军指挥，驻扎于长安附近的霸上、细柳（今咸阳西南）、棘门（今咸阳东北）。

汉初开国一代的功臣到这时基本都已老病退休。这次汉文帝委派的将军大多是新提拔的。飞狐口集群的指挥者是车骑将军中大夫令免，句注集群的指挥者是原来楚国的丞相苏意，他最信任的将军张武指挥北地集群。长安地区三大集群，原来功臣周勃的儿子周亚夫，由河内太守调任为将军，驻扎在细柳；宗正刘礼指挥霸上军，仅有的功臣将军是祝兹侯徐厉，指挥棘门军。

汉文帝还亲自前往长安附近的三个军营劳军。先到了霸上及棘门军营，御驾长驱直入，将军以下的各级军官全部下马迎送。最后到了细柳军营，营门紧闭，所有的士兵都全副武装，引弓待发，不准汉文帝的先导车骑入营。先导车骑的官吏们高呼：“天子就要驾临！”守卫营门的军门都尉回答说；“将军有命令：军中只闻将军有令，不闻天子之诏！”僵持中，汉文帝的车驾到了，依然无法入内。汉文帝只得派出使者拿了代表皇帝权威的符节去向周亚夫说明：“确实是皇帝亲自想来入营劳军。”周亚夫这才传令打开营门。守门的将士对汉文帝的车驾随从说明：“将军有命令，军营中不得快马驱车奔驰。”汉文帝于是约束随从，自己的座驾也缓慢行进。到了中军帐前，周亚夫穿着全副的盔甲，只是拱手致敬，说道：“介胄之士不拜皇帝，请以军礼相见。”汉文帝也为之振肃，面容严肃的站在车辆上，将手平放在车前的把手上，这是古代坐车人致敬的礼节，号为“式车”。然后要人去向周亚夫致敬说：“皇帝敬劳将军。”君臣一本正经的行礼，劳军结束。

出了军营，随行的群臣都很吃惊，以为汉文帝要发怒了。想不到汉文帝却赞叹的说：“哎呀，这才是真将军呀！前面的霸上、棘门军营只是儿戏而已，可以奇袭活捉那两个将军。至于周亚夫，难道可能侵犯得了吗！”连声赞叹。

一个多月后，匈奴撤退，汉朝大军到边境巡逻后解散。汉文帝拜周亚夫为中尉。看来这次匈奴入侵的唯一好处是，使得汉文帝“择将”成功，实现了兵法中最重要的要素。

自觉的梦游人

劳军不见吆喝，至少也得有一两句“同志们辛苦了”的说。

杜雅萍

木匠老师加油！

老木匠

原帖由 自觉的梦游人 于 2008-6-6 13:45 发表
劳军不见吆喝，至少也得有一两句“同志们辛苦了”的说。

哈哈，梦子做梦也想有这威风

老木匠

9、“罪在朕躬”

汉文帝是被推上皇位的，和很多得志就猖狂的小人不一样，他在以后的当皇帝的岁月里似乎一直有意无意的保持着一种诚惶诚恐的低姿态。

这一点最明显不过的表现在他开创了帝王下“罪己诏”的惯例。

日食的提醒

司马迁在《史记》的《孝文本纪》里记载说，汉文帝即位后的第二年阴历十一月“晦日”（三十），出现了一次日食。才过了半个月，到阴历十二月的“望日”（十五），掌天文观察的大臣又报告发现一次日食。

两次日食相隔才半个月，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天文现象。这应该是一次观察错误的报告，大概是把巨大的太阳黑子、或者云层遮挡太阳误以为是日食了。司马迁把这个错误的报告保留在了《史记》里，后来的史学家并不认可。所以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文帝纪》、《汉书•五行志》都没有提到十二月望日的日食，认为实际上只有十一月晦日的那一次。

也有可能是司马迁觉得需要有这样连续两次的日食才能够解释汉文帝为什么作出如此大的反映。当年他实际上也可以想象，或许是观察天文的机构没有能够预测到这次日食，才引起汉文帝的高度重视，认为是上天某一个重要的宣告。

日食在古代社会总会引起巨大的恐慌。因为人们没有办法解释这一现象。到了后来人们逐渐发现了日食是有规律的重复出现的天文现象，只有没有被预测到的日食才引起恐惧。于是就需要一套“救护”太阳的程序。如《春秋•庄公二十五年》记载，那年的六月辛未朔（阴历三十日），发生日食，人们就施行一种擂鼓的巫术，来吓唬那个企图吞食太阳的看不见的怪物，并且在祭祀土地的社坛宰杀供祭祀神灵的牺牲。《左传》的解释是说：这是一次非常的日食，因为是在阴气还没有兴盛的时候发生的日食，所以要采用救护的仪式。

另外，中国古代也认为日食是“天变”最大的事件，《后汉书•五行志》注引一句成语“夫至尊莫过乎天，天之变莫大乎日蚀”。日食也被认为是对人间社会的警告。《左传•昭公七年》记载春秋时晋国人伯瑕的话，说日食是“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

老木匠

首次明确的“罪己诏”

汉文帝在日食后很快就发布了一个诏令，要求向全国臣民颁布说明。这个诏令的意思是这样的：

朕听说，上天生育人民，为了人民设置了君主，来养育治理人民。君主如果不德，施行的政治不平衡，上天就会显示出灾祸来警告君主。这次十一月晦日出现了日食，公然在天上显示出迹象，说明灾祸是很大的了。朕获得继承宗庙的大位，以微眇之身获得万民仰仗的君王位置，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只有两三个执政的大臣，就好像是朕的手足一样与朕一起分担。朕下不能理育众生，上拖累日月星三光的明亮，说明有着巨大的不德。

以上这一段算是做了一个自我批评，当然顺便也捎带上执政大臣：施政的决策是和大臣一起做出的，上天警告也有可能是针对大臣的。下面这一段则是呼吁臣民向他提出批评建议：

本诏令到达后，请臣民都要思考朕之过失，以及朕没有发现、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来告诉朕。并且推荐贤良方正的人，能够直言极谏的人，来帮助朕克服不足之处。

这道诏令中，他还要求各级官府都务必要节省费用来便利人民生活。作为朝廷的举措，他宣布解散自他登基以来为防备政变而设立的卫将军指挥的军队集群，以及将朝廷太仆寺有余的马匹补充到驿站。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由皇帝发布的“罪己诏”。

这个“罪己诏”确定了后世罪己诏的基本原则。不正常的自然现象是发布罪己诏的适当时机，皇帝应该表示一些忏悔的意思，表示要更好的领会贯彻天意的意思。汉文帝最突出的一点是请求臣民对自己提出批评，来帮助自己更好的领会天意。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汉文帝公开呼吁，请求臣民推荐人才来帮助自己。这联系到他试图亲自掌握政治决策权、摆脱朝臣把持的做法，很可能他借着天灾来达到政治目的。

老木匠

“朕之不德”

首次下达罪己诏后，汉文帝在他的统治期间，把下罪己诏作为了一个经常采取的政治措施。

在汉文帝十三年的夏天，汉文帝又宣布取消传统的“秘祝”。原来皇朝的惯例是，发生重大的天灾，可能是要不利于皇帝的，朝廷专门设立的“秘祝”官，就要秘密的向上天祈祷，把或许会降临的危害人身的灾祸转移到大臣身上。汉文帝这次特意为此下诏说：“听说天道是这样的，灾祸因为民间怨气引起，福报由于君主有德发生。百官的过错，应该是由朕躬来负责的。现在秘祝之官把灾祸移到臣下来承担，这不是在彰显我的不德吗？朕非常不赞同。把这个惯例取消了。”

在这一年发生的废除肉刑的大事件中，汉文帝因为淳于缇萦申诉而下达的诏书里，也是有着罪己诏的内容。“现在有三种肉刑，而无法制止犯罪，其中的原因是什么？难道不是因为朕的德薄、没有明确对百姓的教化吗？我真的很自愧。”

下一年春天，汉文帝又一次下诏，要求负责祭祀神灵的官员在祷词里不要再突出对皇帝的歌颂。他说：

朕获得祭祀先祖上苍的机会已经十四年了，以朕这样不敏不明之人而抚临天下，朕非常自愧。要增加祭祀的费用和物品。过去的先王们施舍不求其报，祭祀也不把得到福祐放在心上，尊重贤明的人士，看轻自己的亲戚，先百姓后自己，公正公平之极也。现在我听说主持祭祀的官员在祝祷时都请求上苍将福祐归到我一人身上，而不是为了百姓能够，朕非常惭愧。以朕如此不德，还要独自享受福佑，不给百姓，是在加重我的不德。从今以后，主持祭祀的官员在致敬祝祷时，不可以再这样。

公元前163年，汉文帝又一次下罪己诏书：

最近以来几年没有获得丰收，各地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非常忧愁，因为愚昧不明，没有找个其中的原因。难道是朕的施政有所失误、行为有过错吗？是因为这样才导致天道有所不顺，地利也得不到，人事多失和，鬼神也没有享受到祭祀的供品吗？究竟是为什么？难道是百官的奉养费用过多，有很多政务是无用之事吗？为什么百姓食物匮乏！而且按照耕地来看没有减少，计算人口也没有增加多少，按照人口与土地的比例，比古代还有余，可是食品不够，是什么原因？难道是百姓经营的非农事项太多，太多的粮食被酿造酒水，六畜养育过多吗？详细的原因，我没有能够想出来。要求和丞相、列侯、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员、博士一起讨论，有可以帮助百姓的，能够有长远考虑的，不要有所隐讳。

一年后，因为要和匈奴恢复和亲，汉文帝下诏书向臣民进行说明，其中也一样有罪己的内容。诏书说：

因为朕的不明智，不能使德教感化远方的国家，四外的民众不安其生，内地的百姓辛劳不已，这两者的原因，都是源自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多年来，匈奴侵掠边境，杀死很多的吏民，而边疆的官吏又不能体会我的用心，更加重我的不德。这样长期战乱，中外之国如何能够安宁？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寝食难安，没有一天不记挂。所以多次派遣使者前往单于说明朕的意思。现在单于考虑恢复过去做法，考虑到社稷安宁，和百姓的便利，万民的利益，亲自与朕一起捐弃前嫌，重新结兄弟之义，以保全天下无数的人民。和亲已定，始于今年。

这个诏书涉及到了具体的政治事务，汉文帝的语气和过去的罪己诏显然有所区别。他不检讨自己的决策是否有误，把事情的责任归于不能感化他人的大道理，以及边疆的官吏没有能够体会他的用心。

汉文帝的罪己诏一般来说都有这样的特点，就是主要是表示自己要承担无法在现实世界追究的责任，至于真正是他自己的决策失误，他是否也会同样下诏书公开检讨呢？他是否愿意表示要承担责任呢？

答案是，并不。

傻瓜也快乐

老木匠

一场拙劣的骗局

汉文帝有几件明显的决策失误，他都从来没有检讨的，也没有公开罪己的。

比如上文提到过的他宠信放任淮南王的事件，最后导致淮南王死得不明不白，尽管这件事给他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他也明知道民间为此在责怪和嘲讽他，他并没有下一个罪己诏来公开的承担责任。

同样，另外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件，是他信任了一个骗术并不高明的骗子，

汉文帝在即位十五年的时候，从赵国地方来了一个术士，名叫新垣平，号称自己擅长“望气”，从不看走眼。不知怎么搞的，汉文帝亲自接见了他，而且很快就相信了新垣平。新垣平宣称他望见在长安的东北方向有“神气”，呈现五彩。汉文帝立即破坏了自己为减轻人民负担、不营建工程的一贯方针，下令在长安东北的渭河河北地方，建设起一座规模很大的祭祀“五帝”的庙宇。工程很急，在第二年的夏历四月就建成，汉文帝亲自到了这个五帝庙，祭祀上帝。

新垣平又说“望气”见到五彩的神气还出现在长安的长门道北侧，汉文帝又下令立即在那个地方建设五帝庙，宣布自己也将亲自去祭祀。

因为这些个“功劳”，被汉文帝授予了上大夫的官衔，还得到了汉文帝赐予的“累千金”财物。

新垣平见汉文帝喜欢这一套，又接连向汉文帝鼓吹，说现在已经是太平盛世，皇帝就应该去巡狩各地，应该到泰山区“封禅”，向上天报告已经将地面上的事情治理到了完美的地步。汉文帝果然很受鼓舞，要求朝廷的博士们带领弟子们一起研究具体的方案。

当年秋天的一天，新垣平上朝时对汉文帝宣称，他看见宫门外有“宝玉气”来过来。汉文帝派人到宫门去探望，果然见到有人远远的跪在宫门外，双手捧着一个美丽的玉杯。玉杯立即被传进大殿，仔细端详，上面还刻写着“人主延寿”四个字。汉文帝将那个献宝人招进宫来，那人说这个玉杯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古物。汉文帝非常的高兴。新垣平趁热打铁，又说他望出去，宫外的宝玉气还在，应该还有来献宝玉的。果然太阳下山前，又有人到宫门外跪地献宝。

汉文帝非常兴奋，觉得这都是上天对他的肯定。大喜之余，觉得有必要来一个“与民更始”。于是下令明年（汉文帝十七年，公元前163年）重新纪元，定名为“元年”。为了表示“与民同乐”，又一次下达“大酺”令，允许民间开怀畅饮、狂欢五日。

新垣平还一心想把事情搞大。第二年他又对汉文帝上言，说：“过去西周的九鼎都是淹没在了泗水里的。现在黄河决口南流，打通了与泗水的通道。臣望见东北方向的汾河之阴有一道笔直的金宝气，看来应该是西周的鼎已经漂流到了那里，要出河了。既然已经有了这样的吉兆，陛下不亲自去迎接，周鼎是不会出现的。”

昏了头的汉文帝居然言听计从。先是下令要当地立即在汾河边建设庙宇，打算自己亲自去祭祀，直到周鼎出水。

正在闹哄哄的时候，有人前来揭发，说新垣平是一个大骗子，所有的吉兆、玉杯，都是他预先布置的。汉文帝一旦发觉被人欺骗后便勃然大怒、不可遏制的脾气发作了，立即下令逮捕那几个献宝人和新垣平，严厉审问。新垣平很快就招供认罪。汉文帝盛怒之下，命令将新垣平处以“夷三族”极刑。这个刑罚原来在汉文帝即位的那一年就已经被他明令废除了，可是一旦他觉得需要的时候，法律就被轻易的抛在一边了。尤其糟糕的是，从此以后，这项极刑就又恢复为汉朝的法定刑罚。

汉文帝严厉处理了新垣平后，对于改正历法、服色之类神神鬼鬼的事情丧失了兴趣，那新造好的庙宇，仍然按时祭祀，不过汉文帝本人是再也不去了。

这件事情完全是汉文帝本人的轻信引起的，突然决定恢复夷三族酷刑，也完全是他个人的意志决定的。他应该知道这是做错了的。可是他没有就此下诏罪己，即使在他死以前遗嘱里，也没有承认这些过错。

所以抽象认错是件比较简单的事，对于实际上是不用承担责任的事来下个罪己诏也是个比较容易的事情，后来的皇帝们更熟练的使用这样的手法。那么作为这种惯例的开创者，汉文帝是否还是有一定的真诚呢？

我们无法知道。

金丝铁线

这段对比得好

流星雨

布什从来不下罪己诏，不敢有这个权！

老木匠

10、遗言遗产

汉文帝当皇帝的时间有23年，自从中国有皇帝以来，已经算是创造皇帝在位时间的第一个长时间执政纪录了：秦始皇12年，秦二世3年，汉高祖12年，汉惠帝7年，吕后8年。

到了公元前157年的农历六月份，汉文帝患上重病。尽管他只是刚满了46周岁，可他却预知到自己快不行了，就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

感人的遗言

汉文帝在死以前做了一个非常感人的遗诏，要求向臣民颁布。

遗诏的开头部分以谈论人生哲学开始：

“朕听说凡是天下万物只要有生，就没有不死的。死亡这件事是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实在是用不着特别哀伤。现在世间的人们，都喜欢生而讨厌死，为了厚葬不惜倾家荡产，为了服满丧服不惜伤害健康，我很是不赞同。”

遗诏的以下部分把汉文帝一贯保持的低姿态做人的风格发扬到了极致：

“况且朕既不德，对于百姓没有什么帮助；现在要死了，还要使百姓穿着丧服很长时间，违反寒暑的穿着惯例，使父子悲伤，伤害长幼的志向，减损人们的饮食，断绝对于鬼神的祭祀，那不是在加重我的不德吗？！怎么对得起天下！”

“朕获得奉祀祖先宗庙机会，以眇眇之身而高居于天下君王之上，已经二十多年了。全托天地之灵，社稷之福，境内保持了安宁，战事很少。朕既不敏，经常害怕犯错，以至于羞辱了先帝的遗德；时间长了，又怕不能善始善终。现在终于得以天年，也得以追随高祖。这是对朕之不明的嘉奖，怎么会有什么悲哀的感觉！”

这位细心的皇帝将自己的后事布置得也是无微不至：

“其令天下吏民：丧事传达后只需要服丧三日，三日后吏民都要脱去丧服。各级官府不得禁止百姓取妇、嫁女、祭祀神灵、饮酒食肉。应该从事丧事事务的，都无需穿着给父母服丧的‘斩衰’丧服（不缝衣边的丧服），绖带宽度不要超过三寸，也不要在车辆上和兵器上蒙上白布，不要动员男女百姓到皇宫里来哭丧。宫殿里按礼应该哭丧的，每天的白天和傍晚各放声哭上十五声，行礼结束后就停止。不是在白天、傍晚固定的行礼时间的，禁止宫殿里擅自哭丧。下葬后，有关人员穿着大功（粗的熟麻布）的丧服十五日，换穿小功（较细的熟麻布）十四日，再换穿细麻布的丧服七日，就可以脱去丧服。其他没有在本法令中明确规定的事项，比照本法令施行丧事。布告天下，使臣民都明知朕的意思。霸陵（汉文帝预定的墓地）山川都要保留原样，不要更改。夫人以下直至最低的少使称号的嫔妃（按照当时的法律，皇帝的嫔妃分为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七个等级）全部放回娘家。”

汉文帝还另外命令，由中尉周亚夫为车骑将军负责指挥出丧的行列；典属国（管理降顺的外族事务的大臣）徐悍为将屯将军，负责指挥附近各地驻军；他最信任的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担任安葬汉文帝的棺柩的总指挥，并给陵墓复土封存。汉文帝还明确规定，出丧动用的人力：总人力为三万一千人，其中长安附近的属县征发一万六千人，关中地区的其他县征发一万五千人。

这些丧事的细致安排，突出的都是节哀与节俭，谨慎的防止大办丧事引起民力匮乏。

在两千多年前，一个专制君主的遗嘱居然能够这样清醒，这样冷静的为自己来个盖棺定论，实在是太难得了。这究竟是汉文帝高尚的人格体现、还是他的政治智慧的最后表演？他对自己的这样低调的评价，究竟是否仅仅是姿态、还是真诚？

老木匠

尊为楷模

汉文帝在活着的时候，下达诏书中讲到自己的总是“不德”、“德薄”，可是当时的人们并不这样认为，尤其是他的继承人、太子刘启不这样认为。

汉文帝死后的第六天，群臣讨论决定给他上一个尊号“孝文皇帝”。太子也在这一天到了汉高祖的宗庙，宣布即位。

刘启当了四个月的皇帝后，决定要给自己的父亲一个明确的历史地位。他下诏说：

“听说远古的时候‘祖’是有功的祖先的尊称，‘宗’是有德祖先的尊称，制定的礼乐也各有不同。听说歌是赞扬德的，舞是表彰功的。高皇帝太庙举行祭祀仪式，要奏武德的乐曲，表演文始﹑五行的舞蹈；惠皇帝的神庙举行祭祀仪式，表演的是文始﹑五行之舞。而孝文皇帝驾临天下以来，打通关卡，远方都成一家。废除诽谤罪名，革去肉刑酷刑，赏赐乡间长老，收恤民间孤独，以养育众生。自己减除嗜欲，不受诸侯贡献，不谋个人私利。处罚罪人不连累其家属，不杀无辜的人。废除宫刑，放出宫中的美人，唯恐断绝人的后代。朕既不敏，不能知道全部历史，但孝文皇帝的这些举措都是上古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自施行。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没有不获得利益的人。他的英明就如同日月一般，但是祭祀仪式的舞乐却不相称。朕很是忧虑。请为孝文皇帝庙祭祀仪式配置昭德之舞，以彰明厚德。并且将祖宗的功德着于竹帛，施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请与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详细讨论礼仪上奏报告。”

既然皇帝明确表态，丞相申屠嘉带领群臣以这个诏书为原则，制定了具体的礼仪制度：

“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这是臣申屠嘉等等臣下因愚昧所不及的。臣等谨议：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因此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以后的天子应世世代代在祖、宗之庙举行献祭的典礼。各个郡国、诸侯也应该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每年要向朝廷的祖宗之庙贡献祭祀费用、派代表参加仪式。请着之竹帛，宣布天下。”

显然，汉景帝与大臣们根本不接受汉文帝生前再三宣称“不德”、“德薄”的自我评价，相反，他们都认为汉文帝最突出的品质就是“有德”、“厚德”。

官方正式定调以后，历代的史学家基本上都按照这个路子去评述汉文帝。司马迁在写《史记•孝文本纪》的最后有一段“太史公曰”：

“孔子说‘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就是说立国三十年后就可以实现‘仁’政，好人治理国家百年，也可以消除残暴与杀戮。这话说得太好了！汉朝兴起后，至孝文帝去世已经有四十余载，德至盛也。应该可以庄重的改正服色（改变沿袭秦朝水德、尚黑的传统）、封禅泰山启告上天了，只是因为汉文帝的谦让没有实现。呜呼，岂不仁哉！”

司马迁已经将汉文帝的评价提高到“盛德”了。那大概是因为他在写作孝文本纪时投入了太多的个人情感，借着批判他所处的那个“今上”时代的恶俗。

后来班固写《汉书•文帝纪》，大概因为是处在儒家“德教”政治的朝廷方针之下，在最后的赞语里就不再强调汉文帝个人的“德”，而是强调汉文帝“专务以德化民”，说汉文帝是专门以“德”教育、引导臣民，才得到了“海内殷富，兴于礼义”的局面。以后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也重复了班固的结论。

那么，汉文帝真是如他的儿子、群臣以及历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真诚的道德的实践者抑或是一位伟大的道德的灌输者？他治理汉朝社会的成就也是因为他的伟大的道德感召力抑或道德的灌输力而得到的吗？个人的道德真的在历史上有这样伟大的作用吗？

老木匠

均衡大师

和古今中外的专制君主相比，汉文帝确实具有过人的人格感召力，有着帝王难得的自我约束的自觉性。不过这应该不是他当皇帝时期治理成绩的唯一因素，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因素。

自从孔夫子编写鲁国的《春秋》编年史以后，因为其他诸侯国的史书都被秦始皇付诸火堆了，只有这本被儒家的弟子们细心的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保留下来，成为以后读书人写史书的标准文本。而孔夫子在《春秋》里鼓吹的，是一种泛道德史观，将一切历史演变都简单的归纳为道德水平因素，强调统治者本身作为道德楷模的强大感召力，以及对于臣民施行道德教育的强大影响力。孔夫子之所以突出道德的力量，大概是因为他看到了太多的统治者的荒唐行径，他是站在道德立场上对他所处的时代进行大批判，未免得把道德的力量夸大到了极限以上的地步。他以为道德高尚的统治者将像北极星那样吸引住臣民围绕周围，上层人物“君子”的高尚道德则会像季风一样，决定下层百姓“草民”们的取向。他以为只要君主加强对于臣民的道德教育，国家就会得到大治。

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正是儒家学说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卷土重来的时候。而他看到的统治者太多的黑暗面，也促使他更相信道德的力量是无穷的，希望历史的启示与教训能够对当时以及以后的统治者有一定的警戒作用。因此他在基本的历史观上还是接受并阐发儒家的观点。他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汉文帝树立为道德的楷模，为汉文帝未能改正服色正朔、封禅泰山表示惋惜，也隐隐有批评“今上”汉武帝自己的道德水平还远远不足，却一直企图改动服色正朔、封禅泰山的野心的意思。

实际上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大概已经可以明白，汉文帝真正了不起的是他能够自觉主动的把握住各个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均衡，他是一个均衡大师。

他唤起了政治上“民心”的重要性。从第一个诏书开始，“民”就开始频繁出现在他的文告及命令中。尽管平民并不成为一个有发言权、有影响力的集团，但是他通过普遍赐予、以及允许买卖爵位的办法来提升百姓的社会地位，通过革除严刑峻法以及“轻徭薄赋”来给予百姓实惠，使皇帝与百姓之间建立起信任感，成为牵制各大既得利益势力集团不敢轻易反叛的潜在的力量。

汉文帝的上台，是一个功臣集团与皇族集团的妥协、而以功臣集团为主导的结果。汉文帝登基后，并不去破坏这种妥协，而是更主动、更自觉的注意平衡各个集团的力量。

首先是着力通过对周勃这个象征性人物的暗中排挤打压，以及列侯前往封国的手段，将功臣集团的势力压缩到不至于威胁皇权的程度。但是他并不打算过度削弱功臣集团的政治势力，表现在他把丞相的位置总是保留给功臣集团代表人物，军事指挥权力也仍然给功臣集团保留——除了关键的京师地区的军队集群。

其次，他试图提升皇族集团的拱卫朝廷的作用，除了当初差一点就代替他登基的齐王家族外，他对于其他的皇族集团采取扶植的措施，力图让皇族诸侯国成为皇权的主要支柱。不过当经提醒提防皇族诸侯国的离心倾向后，他也能果断进行纠正。

再次，汉文帝又大力提升平民阶层的一些人物来参与朝政，逐渐向功臣、皇族两大既得利益集团把持的朝政掺入沙子，逐渐开启平民人物取代元老的趋势。

这位均衡大师还在政治天平上投入了更重要的砝码，这甚至可以说是汉文帝更主要的政治遗产。

那么，这项遗产究竟是什么呢？

老木匠

政治遗产

汉文帝在政治均衡天平上投下的最重要的砝码，就是皇帝本人执掌的朝廷决策权。

汉朝建立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君臣共治”的局面。陈平对汉文帝所言，丞相的作用在于辅佐皇帝走正路，不理具体政务的言论，或许有一定的真实性。政治决策权在一定程度上是丞相、御史大夫及皇帝共同掌握的。

为了防止被功臣集团把持的朝政一边倒，汉文帝在决策体制上大力引进、提拔由皇帝直接控制的身边的“宦皇帝者”、谋士们来参与决策。最突出的如袁盎、贾谊、晁错这些非贵族出身，同时也没有朝廷重臣位置的谋士，成为他决策的主要帮手。

同时，汉文帝在原来的“宦皇帝”与“官吏”之间进行人员的交流，宦皇帝者经常被推荐到朝臣集团担任大臣。像张释之这样从皇帝侍从出任九卿的并不少见。结果等到下一任皇帝的时候，这种区别差不多已经被人遗忘了。

皇帝本人周围形成的这个小圈子，由于获得了参与决策的权力，成为政治天平中最重要的砝码，很快成长为足以对抗其他的政治集团势力的一个政治力量。

这样的圈子最令皇帝放心的，一般都是皇太后及皇后的亲戚，即所谓的“外戚”来把持。可是在汉文帝的时候，由于功臣集团高度警惕再出现第二个吕氏现象，因此汉文帝只能隐忍不发。甚至只能将自己的舅舅薄昭忍痛赐死，或者是压下小舅子兄弟的官职，来谋求恢复均衡格局。

不过既然皇帝周围的圈子已经形成，皇帝依靠自己人而不是丞相朝臣来行使决策权力的惯例已经出现，那么外戚参政只是迟早的事。只要后来的皇位继承人们没有汉文帝那样的政治智慧，或者其他的政治集团势力逐渐分化衰败，外戚必将成为最强大的集团。而一旦外戚也成长为皇帝的异己力量，刀光剑影的宫廷政变也就是完全可以想像的结局。

汉文帝这位均衡大师开创了这个趋势。他没有办法把自己对于均衡的深刻领悟，以及均衡绝技传递给继承人。

在古代世界的绝大部分地方，这种政治均衡局面都是这样，那只是属于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历史人物的创举，在历史长河中这样的均衡局面往往只是一小段河道。随之出现的，总是一两个集团的势力无限扩张，最后严重压缩其他集团的利益，引发政治地震，全社会陷于战乱，通过社会的大破坏来恢复到平衡。

只有在西欧一些零碎的城邦国家，在汉文帝以前300多年的时候，想出来一种以各政治集团的协议来固定政治均衡局面的办法，当然这是以废除王权、轮流执政为前提的。而在汉文帝以后1400多年，在西欧的一个小小的岛国，则想出来一种保留国王，但国王必须遵守与各集团达成的协议，决策权力由各集团代表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行使的办法，使得社会内部的冲突被局限在一个不使用武力的底线之上。即便如此，这样的协议真正发挥作用，也是基本构架形成后又历经几百年的和平与战乱交替，才最终固定下来。

我们没有办法去苛求汉文帝，他做到了他那个时代一个皇帝能够做到的一切，对于他开创的这个趋势，他自己无法预见，也无法负责。

于是历史继续着一治一乱的轨迹，需要的仍然是一位有政治智慧的继承人。

自觉的梦游人

這個蓋棺論定還是很公允的。維護皇權而沒有造成社會動蕩，文帝開了不少例。在借力制力的方面，文帝的每一個新例都有它的相對合理性和一時有效性，問題還是在後人用例時的用其極，結果就會走向這些例的反面。

老木匠

11、既定方针

汉文帝死了，他的儿子刘启登基为皇帝。

刘启作为皇位继承人，已经经历了22年了。也就是说，和他父亲不一样，他已经有了22年的皇位接班准备。

那么这么长时间的等待与准备，这位太子受到了怎样的训练？他通过了怎样的考验？他对于父皇的政策方针有什么看法，继位后会有什么样的修正？

太子岁月

汉文帝被推上皇位的时候，他活着的最大的儿子刘启才9岁。汉文帝原来的妻子给他生过3个儿子，但都夭折。后来的窦氏得到汉文帝宠爱后，很快又给汉文帝生了3个儿子，刘启是窦氏生育的老大。

决定刘启为太子的，是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她大概是考虑到尽早确立太子位子，建立起完整的皇朝统治形象，以免夜长梦多。因此在她进长安后不久，马上决定立刘启为太子，并宣布以太子的的母亲窦氏为皇后。

立窦皇后，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迅速稳定局面的考虑。薄太后知道他的这位皇帝儿子已经不再喜欢窦氏，窦氏又得了眼病，处在半瞎的状态。不过要立即树立起一个完整的皇帝家族形象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好在她也相信她的皇帝儿子大事不糊涂，喜欢女人但绝不至于会为了女宠搅乱了朝廷。

刘启的少年时代应该就是跟着他的这位又瞎又倔的妈妈受教育的。和薄太后、汉文帝一样，窦氏喜欢的是黄老之学，给太子以及其他皇子配备老师，都是黄老学派为主的。其中也有的是法家的。比如刘启的长年老师张欧，就是一位“治刑名”出名的功臣贵族之后。后来汉景帝登基后，仍然保持对这位老师的敬重，将张欧拜为九卿之列的重臣位子。而张欧尽管是法家的门徒，但没有沾染法家所谓“刻薄寡恩”的习气，据说在朝廷上有忠厚长者的称誉。办理案件的时候，每当要判处死刑的时候，他非常慎重，实在是确凿无疑的，他才会含泪封闭卷宗、交付执行。

汉文帝在太子成年后，似乎经常带着太子处理政务。有很多嘱托太子的记载。最著名的比如汉文帝细柳劳军后，向太子提起周亚夫的军事才能。应该说，汉文帝对于自己的继承人也有很多的培训。

汉文帝死后的第6天，群臣给这位死去的皇帝加上了“孝文皇帝”的称号后，拥戴太子刘启即位，并到太庙昭告祖先。又过了3天，才正式加上皇帝的尊号。

登基的时候汉景帝已经是31岁、过了而立之年的中年人了，因此没有太后临朝听政的事情。但是种种迹象表现出来，他的母亲窦太后依然对他的施政有强大的影响力。作为22年的训练太子经历，他也完全接受他父皇的政策方针，当政后一切都是按照汉文帝的既定方针办。

老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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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弟

老木匠

争取民心

学习他的父皇榜样，汉景帝推进争取民心工程。

他学习他父皇一上台就力图给百姓实惠的方针，在他正式当政的这一年（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正月里，汉景帝下诏，宣布鉴于近几年的灾荒，规定凡是民间自愿迁徙到土地广阔地区居住的，法律不再禁止。

同样在这一年的春天，就宣布大赦天下，“赐民爵一级”。

这以后成为他当政的惯例，在他总共16年的当政期间，他一共发布了6次大赦、6次“赐民爵一级”，平均每27个月左右就发布一次大赦和给全国百姓提高一级爵位。以及还有两次是专门“赐为父后者爵一级”（继承父亲爵位的嫡长子）。换言之，如果一位百姓能够平安度过这16年的话，他的爵位就达到了第六等的“官大夫”，可以合法的占有700亩（7顷）耕地，以及7块方30步的宅地。

当然和他父皇相比，汉景帝运用这个手法太频繁了点，他父皇总共就在刚上台的时候搞了那么一次普赐民爵的举措，后来都是有条件的赐予或出卖爵位。汉景帝这样做的背景很可能是当时社会上对于爵位已经不再重视，而这样频繁的赐爵，也使得在他以后，爵位从此彻底失去了社会等级的意义。当人人都有爵位时，爵位也就没有了意义。另外，如此频繁、形成了惯例的大赦，也很容易使国家的法律刑罚逐渐失去其威慑力。

在正式当政的那年，汉景帝也学着父皇“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做法，下令将田租减半征收。实行“三十税一”。从此以后，汉朝的土地税一直维持了这个税率，不再改动。

不过到了第二年，汉景帝又宣布将原来的汉文帝时期男子满23岁服役的法令改回为传统的20岁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