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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楼
发表于 2008-8-27 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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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的历史评价
司马迁在《史记•孝景本纪》的末尾,给文景两代皇帝的统治做了个简短的总结:“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
尽管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汉文帝时处处表现出崇拜之情,但在最后对于汉文帝、汉景帝两代总结上,他还是比较冷静,指出汉文帝以“大德”来怀柔,消除了来自异姓贵族集团——也就是功臣集团对于皇朝的威胁;汉景帝时代的矛盾已经在皇帝为代表的朝廷与同姓皇族诸侯之间的爆发,为此他指责汉景帝偏信晁错的说词,急于削藩,使得皇族内部矛盾激化,导致七国之乱,相比之下,汉武帝后来采取的主父偃的办法,实行“推恩令”,允许诸侯王将国土给儿子们分散继承,诸侯力量由此薄弱,再也不能成为朝廷的威胁。
司马迁把文景两代的主要问题着眼于解决威胁到朝廷利益集团,是非常了不起的。至于汉文帝是否是仅仅靠人格力量怀柔了功臣集团,我们已经知道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
过了两百年左右,读了一肚子儒家经典的班固,在《汉书•景帝本纪》最后的一段赞语中,就没有这样的历史眼光了。他说:“孔子称:‘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他的意思很明确,汉文帝、汉景帝父子两代在汉初“与民休息”基础上,又以“恭俭”为原则,实现“移风易俗”,使得百姓的道德风俗都趋于“醇厚”,正如孔子所说的,老百姓要经过三代的教育才能够遵循道德引导。于是,班固以为文景时代是一个足以和周代成王、康王并列的伟大的时代,是一个社会道德风尚达到了顶峰的时代。
后来的史学家都接受了班固提倡的那套道德史观,只有司马光觉得把儒家的历史观简单化到这个程度也有点对不住孔夫子。于是他在《资治通鉴》中引了班固那段话后,又将《史记》和《汉书》的其他记载揉合一起,接写了一段总述与评价:
汉朝开始的时候,承接秦朝战乱之后,经济凋敝财产匮乏,天子都凑不齐一样颜色的四匹马来拉车,将相大臣有的只好乘牛车,普通百姓家里没有任何的收藏。战争结束后,汉高祖禁止商人穿着丝绸、乘坐马车,还加重赋税。后来汉惠帝、高太后时,不再严格执行贱商法令,只是禁止商人的子弟出任官职。同时,汉朝开始严格建立制度,明确官吏的俸禄,设定各官府的用度后向百姓征发赋税。还实行财政分立制,皇帝以及各诸侯都有自己的收入,皇帝依靠的是山川、园池、市井租税,诸侯等依靠封地的收入,并不依靠朝廷的税收。向长安地区输送粮食的“漕运”,从关东各地到关中,每年只有数十万石。后来文、景两代,实行“清净恭俭”,大力减少朝廷的支出,让天下民间积蓄财力。这样汉初的七十多年之间,国家没有什么大的花费,只要没有水旱之灾,百姓就可以人给家足。城乡的粮仓都装得满满的,政府的库藏也有大量的财富。长安城里朝廷仓库里的铜钱达到“累巨万”,穿在钱眼里的绳索都烂掉了,没有办法清点数额;太仓里堆积的粮食陈陈相因,都堆到了外面,很多都腐败不可食用。城里到处都有马,田野里的马匹更是成群,骑了母马的都被人鄙视,无法参加聚会。乡里的小吏都吃好米好肉,做官吏的子孙相继,把职位当成了姓氏传给后代。由于人人丰衣足食,因此人人自爱,不轻易犯法,行为也都符合礼仪。
司马光的这段述评显然是从经济问题着眼,认为文景之治的最大贡献是节省政府支出,藏富于民,因此使社会保持安定。不过他后面的评论话锋一转:
也就在这个时候,法网疏阔百姓富裕,财主们日益骄溢,进行兼并;豪强结党,武断乡曲,控制一地。皇族宗室有封土的限制,而朝廷公、卿、大夫以下,都竞相奢侈,房屋、车服装都僭用高等级的标准而毫无限度。司马光感叹,“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因此后来出现汉武帝那样对内穷奢极欲,对外不断征伐,很快耗尽财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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