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万千人：看《潜伏》话“军统”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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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网上见万千人先生的博客，谈军统事，又涉及抗战前后的历史，所谈颇多，是正规教材中所未见的。
    即使对我这种老头子，许多事也是闻所未闻的。
    因此，把万先生博客的内容，转到这里。
    为方便起见，把万先生文章的分段略有修改，但文字部份一概不动。

目录（1）
00、前面的话
01、《潜伏》中的一些瑕疵
02、军统的来历
03、军统的特训班
04、“忠义救国军”与中美合作所
05、三大杀手之一：王天木
06、三大杀手之二：赵理君
07、三大杀手之三：辣手书生陈恭澍（1）
08、三大杀手之三：辣手书生陈恭澍（2）
09、三大杀手之三：辣手书生陈恭澍（3）
10、三大杀手之三：辣手书生陈恭澍（4）
11、“郑苹如案”
12、“中央党部刺汪”案
13、“王亚樵”案
14、杨永泰案
15、“日人藏本失踪案”

ys1937

前面的话

    《潜伏》确实是一部难得的片子，在我看来，一是情节编排紧凑，二是演员选得到位。
孙红雷不必说了，其实我原来并不太欣赏他，但这个戏确实出色。据说这个角色原拟辛柏青来演，辛柏青
    曾在《红岩》中演保密局特务郑克昌。其气质跟这个角色也很吻合，我倒很想知道如果是他演怎么样。
    意外的是姚晨。一部谍战片居然被她搞出如许搞笑色彩，以后片酬一定暴涨。
    还有那一大批各个系统的大小特务，塑造得也基本到位。
    说到这里，估计现在多数的青年朋友对剧中那左一个右一个、层出不穷的特务机构一定会有一头雾水的感觉。不由得想起十几年前曾经对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地下斗争史颇下过一些功夫，因此结合《潜伏》给大家理理清楚，基本上以军统的情况为主，也会涉及到中统和“76号”的一些情况。
    在行文中，我会遵循这样的几个原则：
    第一、我不会板起脸孔，弄得跟写历史书似的。大家所熟知的我不写，或尽量少写；对网上已广泛流传的，总体上我就不说了，如果有太离谱的，我会适当予以修正；对于同一事件有不同说法的，如果我认为比较接近事实，我会予以注明，并表明我的态度。
    第二、体例上也不一定那么严格，可能说这件事的时候，突然插进一个其他的事说半天，因为本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这个请大家谅解。
    第三、我不想说我在写历史，那个太沉重了，但也决不是小说。我不会主动添加任何文学色彩（所以，可能有些说法与大家所熟知的不太一样，也不一定有那么精彩）。当然了，有些地方可能会适当地加以推测，在这些地方我会予以注明。

ys1937

01、《潜伏》中的一些瑕疵

1、 余则成

    《潜伏》的主要角色余则成，军统特务，一开始是军统的一个电讯监听员。
    电讯是当年秘密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在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更没有互联网，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作为秘密工作者，你的主要联系方式是什么？
    ——对，一靠有线电话，二靠电台。
    余则成出现的时候，就正在执行监听电话（有线）的任务。
    但作为特务，需要即时通讯，而电台就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移动通讯工具。但电台这个东西有两个最大的弱点：
    一是信号有可能能被监听。一旦被监听，侦察人员就能够准确地判断你所处的地理位置。解放前夕，我党在北京的一个秘密联络站就是这样被破获的，最终导致我党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重要特工熊向晖暴露。
    二是密码的问题，不可能指望你能发现每一个秘密联络站，并“人赃俱获”，那么要做的就是侦听对方的信号，也就是说这个信号自己人能听到，对方的技术人员也能收到。区别在于有没有密码。
没有密码，你所看到的就是一组组毫无意义的数字。
    所以，每一个特务机关内部都有几个电讯专家，其主要任务就是搞密码——设计自己的密码，破译敌人的密码。剧中叛逃到日伪方面的李海丰，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可见其危害有多大。
    同时每一个电讯机构中，也都有一大批像余则成这样的特务，专门负责监听记录工作。
    说到这里，问题出来了，即余则成不太可能被派到上海去执行“制裁”李海丰的任务——凡对敌人进行一定的处理，军统称之为“制裁”，如说“对某人予以严厉制裁”，其意即为杀掉他。
    因为，余则成作为一个专业技术人员人员不太可能具有这种特长。不要以为杀个人很简单，尤其是在敌占区，一旦暴露，个人安危是一方面，暴露了组织是更大的危害。最重要的，暗杀不成，敌人会加倍警觉，下次就更难了。
    军统在越南“制裁”汪精卫失败，以后又派出了几拨特务，无一成功，反而搭上的自己的两员得力干将——吴庚恕捐躯、陈恭澍叛变。
    像剧中那样，余则成单枪匹马，连司机带保镖，一枪一个，看着很解气，但在实际斗争中基本没有可能。
    为什么，很简单，余则成不具备这个能力。在开枪射击这种专业技能方面，余则成作为一个“IT”方面的从业者，跟咱们这样的普通老百姓没有本质区别。
    不信的话，你可以找一个靶场，连发十枪，看有没有一枪能够正中红心。
    如果有，恭喜你，你具备当一个特工的潜质。

2、 左蓝

    在地下工作中，最糟糕的，莫过于两口子同时被捕了，因为你要隐瞒的事情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分开一问，两下一碰，破绽立现。
    另外，对方可以利用你人性上的弱点，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大家看过《红岩》吧，刚刚被捕时，甫志高相对还是比较坚强的。甫志高也不是天生的叛徒，没有人生来就为了当叛徒的。但当敌人以他的妻子要挟时，他的汗马上就下来了。
要知道，人之为人，对伴侣的关怀是无可比拟的。一个人可以自己吃苦、受罪，但他不一定能看到自己的伴侣受到苦刑。
    正像金庸所说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
    没到那个份上，谁也别吹牛，说“换了我一定如何如何”。
    不是每一个人的意志都能战胜情感的。
    所以军统局有一条家规——抗战期间，不准结婚。
    看似不通情理，实际上有他的道理。一个人结了婚，自然就多了一份牵挂，另外还有一点是不能明说的，就是一旦被捕，出问题的几率要高得多。

    按：余则成在抗战期间搞对象，而且对象还是个比较“左”倾的知识分子，还声称要结婚，这在当年的军统不可想象！
    反了他了还！基本上属于现在大家常说的“这人不想干了”。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军统因“违章结婚”而受到处分的，在 200人左右。
    注意：这 200人可不是因为跟共产党搞对象才被处分的，人家就是正常的恋爱结婚，而且一般找的对象都是特务，都不行。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余左恋是个什么结果可想而知：首先是俩人肯定结不成婚，余自己的饭碗砸掉，这都是必然的。
    弄不好，两口子都会蹲监狱。
    再有，从我党的角度来说，左蓝作为一个地下党员，如果是作为工作任务与余接触，那么组织上一定会要求她，不要表现得那么“赤化”，至少是保持“中性”吧。否则岂不是找不自在，生怕自己暴露得晚了！
    按《潜伏》的情节设计看，似乎左蓝是真爱余则成，那么我不知道她的上级怎么看这件事。我反正是无法想象。
    一个共产党员与军统特务真心相爱，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件荒唐透顶的事情。
    按常规，一定是马上调回原单位，搞不好还得派人护送（实际上是押送，谁知道你是不是已被余则成策反，半路潜逃怎么办），然后由敌工部隔离审查。即便没有发现问题，从此以后也是控制使用，而且是一辈子！
    可能大家会感到很残酷，很冤枉，很不人性化，但是没办法。
    革命斗争，本来就不是请客吃饭!
    象后来左又被作为共方的军调人员派回天津，与余则成又发生一段难得的际遇——基本属于拿党的事业开玩笑。
    当然了，还是那句话，本就是艺术作品。况且，余左恋在剧中被两位出色的演员演绎得惊天地泣鬼神。当看到左蓝在身后中枪的情况下，还面带微笑，神情自若地掩护战友撤退，我的眼泪都几乎夺眶而出。
    还是让我们把它作为革命浪漫主义的一段佳话吧。
    沈傲君这个演员不错，依稀看到了当年于蓝的影子，我觉得，如果再拍《红岩》，她可以演江姐，一定超过99年那一版。
    谨以此向更多的我们不知名的人们致以敬礼。

3、 翠平

    我身边好多人爱看《潜伏》，很大程度上是喜欢翠平，我也很喜欢翠平，疯疯傻傻，挺可爱。又有一手好枪法，她倒正经八百是个搞行动的料，比余则成强。

    按：沈醉曾参与军统“临澧训练班”的招生，据他回忆，有一次跟戴汇报招生情况，说这一期生源不太理想，以高中生居多，还有不少是高小生，学历太低。
    戴说，不要紧，量才使用，文化水平高去学情报。学历低的可以搞行动。

    所以翠平真的不太适合潜伏，他在余则成身边，不用李涯，马奎都能看出破绽。
    首先是她的性格，过于火暴，说话办事不走脑子，或者说根本就没这方面的脑子。
    搞地工，或者说干潜伏，首先讲究的就是个沉稳，脑子里翻江倒海，外表还在跟你聊着，丝毫不带走神的。
    吴站长就是标准的特务秉性，说话轻声细语，慢条斯理，你看他很少说过头话，总是“这样不太好吧”，“他
    总归是你的上级嘛”，“要团结”，这样一类表述方式，很少撂“狠话”，——不代表不做“狠事”，但不能挂在脸上。
    象翠平那种一点就着的脾气，再配上个大嗓门，想不暴露，难。
    其次是文化水平太低。
    说太低都是客气的，没文化，不识字嘛。
    没文化的最大弱点是什么——学习能力会比较差，适应新环境的时间会比较长，而这一点对于潜伏工作是致命的。
    一般来讲，派工作伴侣，不仅是为个身份的掩护，更重要的配合工作。我们看到，余则成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还不说整天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压力），还要对翠平进行业务培训（以及最基本的生活方式等的培训），换了我们任何人都会有一种要“疯掉”的感觉，难怪余有一段时间忍无可忍。要赶走翠平。

    按：赶走翠平这件事，余则成做得是不对的。如果“克公”处理此事，一定会批评他。

    翠平是谁？是党给你派来的工作搭档，有缺点要通过谈心教育来解决问题，岂是你想要就要，想轰走就轰走的？至少是反映余则成这个同志组织观念比较差。
    说到大天，翠平只是不适合岗位，并没有犯严重的错误，怎么能一棍子打死。你就这么给人家退回去，今后组织上还怎么给翠平安排工作？是不是对同志不负责任。
    走的方式也有问题，买张车票就给打发走了，出点事了怎么？谁负责任？事实上还就是出事了。应该是像来的时候一样，由组织派人接走，否则她连解放区都进不去，因为她没有组织上开具的介绍信。
    还有一点是我们都不愿看到的。要知道翠平是带着情绪走的，万一一生气，一时糊涂，走错了地方怎么办？走到国民党那儿去怎么办？
    第三，翠平的任务。
    我们知道，余是一个投诚人员，而且投诚的最直接原因是想和左蓝在一起。派回军统之前只在解放区接受了很短的一段学习（或称改造）和培训，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个人，是不能完全信任的。

    按：余的投诚，从谍报的角度讲，并不令人信服，说看到军统高层贪污腐化受到触动云云，那是以现在的观点去处理当时的思维，太简单了，他这个弯转的太“硬”。

    另外，他挨的那一枪，焉知不是军统的苦肉计？

    按：余在未知场所养伤的那段时间，脱离军统视线，很可疑，这事回来要调查的。还给你颁奖、晋级？美去吧！“戴先生”没那么好蒙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派来的这个翠平，肯定要担负着一个监督（或者更直接点，叫监视）的责任。
    但这个责任，毫无谍报经验的翠平显然承担不了。不要说监视别人，余要想给她下套，在旁边帮着数钱的一定是她。
    《潜伏》中，余还是翠平的领导，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领导不了翠平。
    原因很简单——余则成不是党员。某种意义上讲，余不过是一个从军统内部分化出来的“内线”而已！是我方的一个“运用”人员，还不是自己人。
    至于后来，连交通站那个掌柜都要受余的领导，就更不可能了。基本属于瞎掰。

    按：谍报工作有自己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不论政治取向的，违反了，不论你是什么党，在哪个统，都要出事，要出人命。
    而我党，49年以前由于在政治上属于从属地位，地下工作的政治要求就更为严格，有些东西是悬为厉禁的，是“高压线”，是不能碰的。

    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这样一条“高压线”。
    因此，这个工作伴侣，必须得是一个党员，必须得是余的上级，必须具有对余的控制能力。
    尽管戏中设计了一个秋平意外牺牲的情节，来说明她的妹妹翠平这条线的合理性。但是翠平进城，不是救火、也不是打狼，晚几天来，余则成不至于连这点应变能力都没有，否则就别干了。比勉强派一个不合适的人来危害要小得多。
    还有，刺杀陆乔山这件事情，两个潜伏的谍报人员加一个联络站站长，一齐冲上第一线，实施狙击，可谓赤膊上阵，这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
    如果不是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潜伏人员不应该亲自参与这类行动，联络站站长更不应该，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任务，这就是周公所说的“有所为、有所不为”。
    按当时的情况，陆乔山似乎还没有危及潜伏工作。反之，他的存在还可以使余则成更好地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上下其手，从中渔利。
    要杀，还不如杀谢若林，这个人威胁太大，早该办了他。
    再有，知道会面地点的人并不多，就是你知我知的事，一旦出问题，余则成绝对是第一嫌疑人，不是冲着他也开一枪就能洗脱罪名的，没有那么简单。

4、 谢若林

    谢若林这条线是《潜伏》最大的漏洞所在。
    在剧中，中统特务谢若林给余则成造成了最大的麻烦，比他身边的每一个军统特务威胁都大。
    为什么，因为谢若林不太可能出现在军统的圈子里，一旦出现了，就得打起来。
    马奎帮余则成搬家的时候，讲明了“这是军统的私产”，既然是私产，住进一个本单位的会计、执行执行监视是可以理解的。

    按：剧中多次出现会计“听房”的场面，尤以架着桌椅听天花板那个场景最为搞笑，而以扒门缝那次最荒唐。
    想窃听，墙上钻个眼埋点东西不就得了。还扒门缝，别忘了余则成再咱么样也是天津站的中层干部，不要太过分哦。

    内部搞侦查，不是不可以，但要领导同意，后来李涯也这么干，但站长是同意了的。不经同意这么干，到时候领导一推六二五，责任全是你马奎的。
    俩字——闲的。

    按，军统有一个督察制度，在局本部设督察室，由督察室往各区、站派出督察员，直接向本部负责，不听命于同级行政领导，跟现在不一样。专门负责内部的违纪、“纠风“等项工作，权利是很大的。
    军统著名杀手陈恭澍这样级别的人物，都因违纪而被关过禁闭。

    但军统以外的人，想跟余则成当邻居，这个可能性一般很小。
    何况谢若林还是“中统”的，大家都知道，军统、中统是死对头，虽说分工很明确，一个搞党派情况、一个搞军事情报。但都是吃特务饭这一行的，弄着弄着经常发现搞到一件事上来，然后就打。这种事出多了，慢慢自然成了对头，“戴先生”又是个很强势的人，做事从不替人留余地（
45年以后，戴的处境危机四伏，跟他长期以来做事太绝有很大关系），对头就变成了死对头。

    像剧中两家一起包饺子、涮锅子、其乐融融又语带双机的场面，很有戏剧性，但没有可能性。
而且谢若林那么明目张胆地贩卖情报，也不太合乎长理，不要以为只有军统会杀人，中统狠起来，也照样让你人头落地。
    国民党虽然腐败，但也是有纪律的，军统、中统作为特工机构，纪律就更为森严，我党，我军有什么纪律，那边也照样都有。

    按：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分别从属的军队，其实都是一个老祖宗，党内都叫“同志”，都有政治部（那边后来改叫政训处），所以当年很多思想方法、工作方式都很类似，后来当然区别越来越大，想想挺有意思。


5、 写给殉道者

    孙红雷拍照前那“喀”的一拉枪栓，一定让余则成成为许多人的偶像。
    太酷了。
    我印象更深的，却是前晚翠平的那一句“我怕！”
    一句话道尽多少儿女情长！
    他们是殉道者。
    我相信，机场的那一刻，恐怕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彼此的一个对视，竟成永诀。
    当天各一方的时候，翠平仍在坚强地守侯着希望。
    而坚强的余则成，此时惟有两行清泪——“竟无语凝噎”。
    正如余则成所说的，“所有的磨难都为的是希望”。
    潜伏者是孤独的。
    英雄因无名而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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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军统的来历

    既然说军统，总要把军统是怎么个来历说一说，所以尽管我说不讲历史，也只能从历史说起，大家不要烦，没办法。
    “军统”是个统称，其前身是特务处，后来叫保密局，1949年以后叫什么，就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列了。
    所以，“闲话军统”，要从特务处开始。
    特务处的全称，叫复兴社特务处。
    这个复兴社，一说又复杂了，只能择其要者，简单地说，是一个忠实于蒋介石的组织。

    按：复兴社的成立，源于黄埔四期生滕杰的一份《计划书》。其中提到：应该“在无声无息（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切实把握民主集权制之原则，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并希望依靠这个组织，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最终“复兴我中华民族”。


    蒋看了非常赞赏，复兴社就这样成立起来了，其宗旨，就是滕杰讲的那几句话，这是明的，实际上，由于这个复兴社整个由黄埔学生组成，自然忠于他们的蒋校长。

    按：滕杰，江苏人，陆军中将。滕杰是日本留学回来的，黄埔毕业后曾在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学习，在军队中主要做政治工作，后来转入政界，所以与那些直接带兵打仗的比起来，不是太知名。但就这一件事，足以让他载入国民党的党史。我们在讨论黄埔四期生的时候，除了林总、胡琏、张灵甫，不要忘了还有这个滕杰。


    复兴社的骨干叫干事，也就是后来大家传说的“十三太保”。具体哪13人，说法不一。有说等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酆悌、郑介民、曾扩清、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戴笠、胡宗南等13人；也有说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刘健群、潘佑强、郑介民、葛武綮、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杜心如、胡宗南等13人。我稍稍倾向于前一种说法。

    按：其实，也许不一定是13个人，也许多、也许少。中国人对有几个数比较偏爱，一个“三”、一个“四”动不动“三大什么”、“四大什么”。再一个就是“十三”。
    还记得“说唐”里边，靠山王杨林手下就有“十三太保”。还有多少条好汉，就是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庆那一伙子人，有没有秦琼我忘了，反正单雄信才排第16。到了单田芳先生那儿又给改成“十三杰”，可要排名的人又有14个，否则秦琼排不进去。没办法只好把第十三杰说成是两个人：上首，秦琼；下首：四宝大将军师徒。
    所以排名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都是后人说的。


    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叫力行社（怎么这么复杂！没办法，一说历史就很枯燥乏味，只盼尽快说完）。
    力行社下面，有诸多机构，其中有一个，就是特务处。
    在此之前，戴笠已经召集了一批军校的同学，帮蒋介石搜集情报，这一伙人都有谁，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是说法不一。大体上有：唐纵、徐亮、周伟龙、梁干乔、黄雍、张炎元、胡天秋、马策、郑锡鳞，一共十来个人，这批人就是后来传说中的“十人团
”，也是特务处最初的骨干。
    特务处处长，出乎意料地给了戴笠，副处长郑介民。
    为什么说出乎意料呢，因为军界、政界最讲资历。戴笠的资历有点浅，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但在黄埔只是个六期生，郑介民可是二期的。郑一是不愿屈就在戴手下，二也不爱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嫌层次太低，几次找校长，想调工作，都被驳回。

    按：戴笠当处长，很多人反对。当时有几个人呼声很高，如桂永清、邓文仪、康泽，也包括郑介民，一水儿的黄埔学长，但最终戴笠后来而居上，蒋介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应该说蒋把戴笠看得还是很准的的，从此戴笠在特工这个领域中如鱼得水，大展长才。
    后来戴野心膨胀，到抗战结束以后准备谋求海军总司令的位置，但因飞机失事摔死。国民党海军建立，总司令正是当年被他PK掉的桂永清，这是后话了。


    1932年 4月 1日，特务处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南京徐府巷，后迁洪公祠，称乙地；另在南京鸡鹅巷53号、戴笠的住宅设联络处，称甲地。乙地一般是不对外的，要到乙地，须先到甲地领介绍信。

    按：前面说过，戴笠与胡宗南是“铁哥们”，这个鸡鹅巷53号是就胡宗南送给戴笠的，当时胡已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戴笠还兼着他这个师的驻京办主任。


    这就是复兴社和特务处成立的大体经过。
    要说的是，复兴社远不是那么简单，全盛时期，复兴社掌握着很多报纸、刊物，还成立了许多外围组织，与国民党其他派系的矛盾越来越深刻，尤其是触动了“CC系”的势力，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尤其是在“西安事变”中，复兴社及特务处工作不利，致“委座蒙尘”，彻底颠覆了复兴社的命运，1937年3、4月间，蒋介石手谕复兴社，“停止一切团体活动”。

    按：“西安事变”的发生，戴笠和他的特务处，难辞其咎。这件事以后还要谈到。


    1937年 7月30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著名演讲，标志着中国抗战的新阶段。四个月后的1937年11月，国民党成立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以“代表、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这个组织的名字，叫做“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
    到此，特务处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以后，要看军统的了。

    按：蒋介石的这篇演讲，可渭义正辞严——“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何等悲壮！
    特附录如下：
    对芦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蒋中正）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国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付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国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了 6年之久，续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会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无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为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早在特务处成立之前的1928年，国民党党内最大的派系CC系也搞了一个特务组织，即隶属于中央党部的调查科（即中统的前身），从名义上说，两家各搞各的，中统做党派工作，军统搞军事情报。但工作开展起来过后，戴笠才发现这个分工自己吃了亏。
    这时全面抗战还没有开始，反共成为首要任务，特务处成立的初期，骨干都是些军校学生，头脑相对比较简单一点，杀人越货、“偷鸡摸狗”还可以，搞反共，实在是勉为其难。反观中央党部调查科，一个是早开展工作4、5年，经验、基础都好得多。再一个陈果夫、陈立夫都是搞党务工作起家的，手下集中了一大批共产党的叛徒，经常在内部召开理论研讨会，学习、讨论共产主义理论，水平自然不一样。

    按：国民党内部，颇有些人极讨厌戴笠，陈立夫就是其中一个，从不给好脸，经常私下里损他们，说特务处的人“一副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特务代替一切，还要情报工作干什么”。戴笠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
    所以从特务处成立的一开始，两家就斗得不亦乐乎，同行是冤家嘛，到后来弄到把工作放在一边，以跟对方制造摩擦为乐趣的程度，如某次设计捉弄了对方，甚至假装误会把对方的人揍了一顿，都能高兴好几天。


    为解决“内耗”，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特务工作，
    1935年 5月，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注意：此军统不是彼军统），局长陈立夫。
    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由中央党部调查科升格组成，处长即后来著名的中统头子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特务处；三处是新成立的邮检处，处长丁默邨（后来落水当了汉奸，即《色戒》隐射的那位“易先生”）。
    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1938年 3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把三个处分开，其中一处党务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二处军警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三处改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维持原处级架构不变。
    “中统”的事以后再说。军统局长例由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担任，戴笠为副局长。但蒋明确指出，实际的责任由副局长来负。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蒋认为特务工作其本质，是一种偏恶性的工作，权利不妨给，但政治地位不宜太高。

    按：历任军统局长，除了贺耀祖，还有林蔚、张治中（不像吧）、钱大钧。但这些人都很知趣，不过问任何具体事务（估计也不爱搀和这些烂事）。


    终其一生，戴笠都只是军统局副局长，少将、挂中将衔，死后追晋中将。但戴笠的手下，起码有不下十个中将，少将得有二十多个，起码他下面的处长就全是少将。这是因为很多特务都兼任着公开的职务，但在军统，他还是戴的手下。
    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1946年 3月17日飞机戴笠失事为止，换言之，戴记军统，一共维持了整整八年，基本与抗战共始终。
    戴死后，大约在1946年 7月前后（有的文献说是 7月 1日），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先是郑介民，后为毛人凤。一直到1949年逃台。这是后话了，以后再说。
    历史说到这里为止，可算说完了。枯燥乏味，我都说烦了。

ys1937

03、军统的特训班


1、 “洪公祠特训班”


    1932年 4月 1日，戴笠的特务处成立，一个月以后，戴笠就开办了他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洪公祠特训班”。

    按：蒋介石靠黄埔起家，戴笠处处学他的“校长”，最重视学生，其实就是对自己班底的培养。事实证明，后来军统的骨干，不是黄埔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特务训练班出来的。


    “洪公祠特训班”对外名称叫“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因设在洪公祠，后来人们称之为“洪公祠特训班”。
    “洪公祠特训班”一共举办了三期，每一期半年。第一期于1932年 5月开班，这是军统特务训练的开始，在军统林林总总的特训班中很有代表性，因此我们重点介绍第一期的情况。
    据陈恭澍回忆，“洪公祠特训班”开班时，共有学员30名，中途有 3个人退学（特训班居然还有敢退学的，够人性化的），到了结业分配工作时，只有27人。
    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期学生出了两个响当当的人物。
    第一个自然是陈恭澍，军校五期，军统著名杀手。当过北平站站长、天津站站长、上海区区长；刺杀过汪精卫、刺杀过张敬尧、刺杀过王克敏；从1932年参加工作，始终站在行动工作的第一线，“甜活儿”全归他了，也绝了。唯一令人惋惜的是有一个短暂的时间落水当了汉奸，虽说没有出卖组织，而且后来又接上了关系，毕竟于大节有亏。
    陈恭澍的事，我们在讲军统杀手的时候会有很大的篇幅涉及，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另一个叫刘乙光，军校四期。此人一生只干了一件事——看守张学良，从大陆跟到台湾，陪伴了张学良一辈子，俩人不仅培养了极好的私交，刘乙光自己也成了少将。当看守居然能干成少将，也算是一段佳话。
    除了上述两人，有据可查的还有13人。
    翁一揆，军校三期；翁光辉，军校三期；廖宗泽，军校四期；田动云，军校四期；徐志道，军校四期；庄骏烈，军校五期；喻耀离，军校五期；陈致敬，军校五期；邱尧勋，军校六期；戚南谱，军校七期；杨英，军校七期；徐远举，军校七期；王一士；唐焕文；郑兴周。
    另有12人，没有确实的材料。

    按：据一些材料反映，还有何龙庆、陈善周、赵理君、赵世瑞、郭履洲，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尤其是赵理君。以后我们都会提到。
    但是不是这一期的，存疑。


    在军统各种各样的训练班中，班主任几乎都是戴笠（没好意思叫“校长”），唯独这一期例外，班主任申辛禅（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另外还有副主任，但显然他们都是挂名。
    具体的管理，分为三个组（民国时似乎很喜欢用“组”这个名称，最起码军统特别爱叫“组
”，组可大可小，大的组长，级别能到少将、中将），戴笠负责“事务”组，主持日常工作；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负责“教务”组，管教学；李士珍负责“训育”组。

    按：李士珍，军校二期，中将、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逃台后任中央警校校长。李士珍是国民党警察事业的创始人，曾留日学过“高等警察”，有《警察行政研究》、《警察精神教育》等专著。


    但大家可不要以为李是光会埋头著述的的书呆子，这又是一个厉害角色，为了争夺对警察系统的控制权，此人几乎与戴笠斗了一辈子，基本是个不相上下的局面，以戴笠当年的权势薰天，能跟他平分秋色的只怕天下没有几人！甚至，戴笠飞机失事，都跟他的存在有些间接的关系。你说这是一般人么？
    但在此时，他们还是工作关系。
    要我说，李士珍这个“训育”组的角色，基本相当于现在的“学生处”，每天早晚两次集合点名，晚上点了名之后还有一顿训话，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学员都很烦他。你说是不是差不多这个角色？
    谈到学习和生活，陈恭澍在回忆中用了“筚路蓝缕”来形容当时的条件，大家不要以为学当特务有多舒服，那个条件是相当地艰苦。
    上课，教室就是礼堂，开会也是这儿（反正人也不多，一共30个学生嘛）。里边摆了十五张长条桌，两个人共坐一条板凳，正好三十人。用木板垫高一块，就是讲台了，黑板也是变成了深灰色的那种。
    学员宿舍，有门没窗户，一下雨就漏水。床是高低床，铺盖是不会有人给你提供的，均须自备，可想而知什么颜色都有。
    伙食，正餐六个人一桌，四菜一汤（原来这个标准民国时候就有了），管吃不管饱，而且教师和学员的餐标完全一样，这个应该说是难能可贵。
    条件不怎么样，但纪律却是严格得不可想象，整个六个月的学习期间，学员们基本过的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所有的休息日全部被取消不说，课余时间还一律不准外出。据陈恭澍后来回忆，除了集体外出搞活动什么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单独出过训练班的大门。
    看来李学生处长还是很称职的，像管犯人一样地管这些学员、未来的特务头子们。不过要我说，那时的人还是规矩，换成现在你试试？教练坐在饭店门口都看不住，人家跳窗户！
    条件虽然不好，不见得领导不重视，开学典礼，蒋校长居然莅临，让学员们都感到极为荣幸。

    按：蒋校长在军校学生们心目中的地位，可能是我们现在的人们所不能想象、也不能理解的，甚至可以说那就是神。如果蒙校长接见一次，“温谕”几句，都是无上的光荣。如果能得到一张校长写上“蒋中正”三个字的照片，那真得找个镜框供起来。


    所谓开学典礼，仪式很简单，桌上放 1本《三民主义》、1 枝手枪，由蒋校长先领着大家宣誓，誓词是：“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
    新鲜的是宣誓完了还要把每个人手中都有的誓词收集起来，当场焚化，有点像江湖帮会之类的入会仪式。这是一个象征意义大于实质的举动——告诉大家，我们从事的是极端崇高的事业，大家要随时做好献身的思想准备。
    宣誓过后是校长“训示 ”，其内容是鼓励大家甘当无名英雄，即使为党国牺牲也在所不惜。
    开学典礼之后马上开课，大家都很关心特务训练班都学什么，先说大家感兴趣的。
    首先自然是枪械，特务嘛。包括射击和枪枝的拆卸。

    按：枪枝拆卸，听起来很神秘，其实不要以为枪这个东西有多复杂。我不知道大家拆过枪没有，我拆过手枪，“五四式”的。


    过去的枪，结构是很简单的。以“五四式”为例，其实就那么几个零件：枪管、复进机、发射机座（就是一个连着扳机的装置）、套筒座（其实就是枪柄）、套筒（就是子弹上膛那一下，往后拉的那个东西），当然还有弹匣。另外还有一、两个小件，叫什么忘了，好象有个枪口帽吧，反正全加起来不超过七、八样东西，当然制作精度比较高一点。熟练以后，闭着眼睛拆散再给组装上并不是神话。
    顺便说一句，这个“五四”真不怎么样，又大又重不说（倒是个防身利器，即使没有子弹，照着脑袋上醢
两下也够戗），最大的缺点是不准，同一性极差。但最大优点是威力大，“五四”是军用枪，强调杀伤力，只要打上要害肯定一枪废命，没有抢救那一说。
    爆破。大家都是军校出来的，这个并不陌生。但此番学的主要是用特定物品自制爆炸物，不是给你两箱现成的炸药，你往哪一埋、一点、一炸那么简单。
    毒物。包括麻醉之类的。据说有一次上实验课，用兔子来示范，结果把相对应的剂量注射进去之后，没想到遇上一只命大的兔子，半天也不死，弄得教官下不来台，学员在底下暗笑。
    通讯。就是余则成那一行了，包括电讯、密码、密写等等。
    驾驶。包括汽车和摩托车。因为没有几辆车，时间又短，多数人都没学会。

    按：那个年代汽车少，所以会开车的人也不多，即便是军统特务。像《潜伏》中余则成那样到哪里都有车开，还什么车都抓起就开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据沈醉回忆，他曾向戴自告奋勇承担某个行动，其前提就是沈会开车，而且驾驶技术极好。


    摄影。那个时代没有复印机，所以摄影是每个情报人员的必修课，包括照相机和暗房技术。而且不象现在，弄个数码的，即拍即看，不清楚再来一张就是了。那会儿可绝对是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洗出来一看不清楚，要耽误大事的。
    上面说的大体属于专业课，还有大量的基础课或者叫理论课：行动术。偏理论性比较多，属于纸上谈兵。
    侦察学。主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侦察为案例，特务工作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还属于新生事物，没有太多现成的教材可用。
    情报学。就是陆桥山那一行，这是每个特工都要通晓的一门功课，包括从搜集到应用的全过程。
军事情报学。由郑介民主讲，郑的本行就是干这个的，后来还出版过一本专著，名字就是《军事情报学》。
    高等警察学。教官自然是李士珍，前面说了嘛，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武装斗争。耳熟吧?顾名思义，这是专门针对我党的一门课程，据说教得非常好，得到大家一致认可。
    帮会。如哥老会、青洪帮，等等。当时帮会盛行，搞情报不了解这一行是不行的。

    按：军统的很多高级干部都在帮。如王兆槐，是杜月笙的弟子；陈恭澍是青帮第22代“通字辈”弟子；戴笠虽没有加入帮会，但他和杜月笙是非常好的朋友，戴在上海呼风唤雨，与杜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


    “契卡”。即1917－1922年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负责人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捷尔任斯基（看过《列宁在1918》的一定对他有深刻印象）。讲苏联的特工活动，那会儿的“契卡
”，大概就象后来的中情局一样，代表世界特务工作的最先进水平。
    上面这些课程，均根据陈恭澍的回忆。从这些课程中，大家不难看出，除了射击等个别几门课程，其实特训班也没什么新鲜的，并不神秘；第二，这么多的课程，短短半年的时间，自然只能是学个大概，哪样也学不精，连开个车都没学会（比咱们差远了）。想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那是门也没有。后面怎么样，能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特工，就要看每个人的造化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再正确没有了。
    像前面我们没有考证出姓名的那些人，要么是工作性质极端保密，不能见诸史料记载。也不能排除因个人悟性太差、或没有崭露头角的良好机遇而终身籍籍无名。
    像陈恭澍是往行动方面发展，年纪轻轻就成了一个专门搞暗杀的专家，恐怕他也是始料所不及。
像刘乙光，分配到南京特务处本部特务队，后来当了队长。听着挺好听，其实是负责管理特务处的内部监狱，最终以一名高级看守终身，估计也是做梦都不会想得到的。

    按：前面说了，军统（包括前期的特务处）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督察制度，大凡特务们在工作中出现严重违纪或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后果，就要去“反省”，即关禁闭，其实就是军统的内部监狱。待遇分三种：“甲”地条件最好，跟家里差不多，只是限制自由；“乙”地就差一点了，但“甲
”、“乙”两地都在军统单位内部。除此以外，还有“丙”地，“丙”地设在南京陆军监狱中，专门辟出一部分监号，那可就是名副其实的“蹲监狱”了，只是比一般的犯人少挨几顿揍罢了。


    刘乙光的工作，就是负责管理这些因违纪或工作失误而需要反省的“同志”们。后来，大概是看他具有当看守的“天赋”，又很忠实可靠，被戴笠指派去看守张学良，从此开始了自己漫长的看守生涯——其实，也等于蹲了一辈子监狱。
    转眼半年过去，“洪公祠特训班”结束，该分配工作了，陈恭澍被分配到北平，去建立特务处北平站，同去的是杨英和戚南谱。
    从此陈恭澍走上了他的杀手生涯，不久之后，就要迎来他的“初出茅庐第一功”——刺杀张敬尧。

ys1937

续——

2、 浙江警官学校（以下简称“浙警”）

    大体在1932年底，为便于戴笠开展工作，蒋介石任命他为“浙警”政治特派员（是不是听着熟？很正常，我们前面说过嘛，国民党、共产党原本就是一家的哥俩）。
    大家不要小看“浙警”，当时中国不象现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警察学校，当年，“浙警”是中国仅有的两所专业警校。
    得此天赐良机，戴笠岂能客气？
    他首先在校内设立政治特派员办公室，派他军校六期的同学王孔安为办公室书记长，主持日常工作。

    按：“书记”、“书记长”这类词，以后会经常出现，大家不要搞混了，以为“书记”是国民党的支部书记，不是的。国民党的党务系统的主官，不叫书记，而叫做“**党部主任”，一般设在地方。不象我党，“支部建在连上”——目的是强化党的领导，这也是我党最终战胜国民党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年，国民党的各级机构没有那么多职数，一个正职、顶多一两个副职，象军统，始终是一正一副。不象现在，任何一个什么机构，副职恨不得能有十几个，还要分出哪一个是常务，哪一个排第几。
    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即主官不在位时，得有人来替他处理一些日常的事务，因此民国时期，各机构一般设秘书长或主任秘书、书记长或书记，大体都是一个意思，即主持内部日常工作的这么一个幕僚长。
    这个幕僚长因时、因地、因人而宜，可能地位很高。当年毛泽东曾有一个短时间担任国民党中宣部长，主任秘书就是沈雁冰，即后来的著名作家茅盾，这个主任秘书可不得了，基本相当于常务副部长。
    但不管职位高低、不管叫什么，这个幕僚长由于常年帮主官看家，参与密勿，其实际地位都不低，权力也很大，如果是主官的亲信，那就真的是能当半个主官的家了。
    接着又挤走了校长，派胡宗南的亲信赵龙文为警校校长兼杭州警察局长。紧接着，教务处、政训处，全换上了特务处的人。
    经过一番拳打脚踢，“浙警”成了特务处的特务训练学校，戴笠从学生中挑选了一批最优秀的，办了四期特警训练班，培养出了许多特务骨干，在特务处早期，除了“洪公祠特训班”毕业的几期学员以外，“浙警”的师生员工，也成了特务处最初的班底之一，许多人都是从这里走上他们的特务之路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军统“三毛”就是在“浙警”聚齐的。
    “浙警”出来的第一个人才，就是毛善高。

    按：毛善高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那我告诉你，毛善高进入特务处以后，改名为毛万里——什么，还不熟悉？那我再告诉你，他还有个哥哥——毛人凤。
    这下熟悉了吧！


    不过此时的毛人凤还在地方政府当小职员，他的弟弟毛善高听说当年的戴大哥（毛人凤与戴笠是同乡加同学加亲戚）正在主持“浙警”，于是就来投考，想当警察。考完之后心里没底，就托人给戴笠带话，问能不能看着毛人凤的面子，关照一下。
    没想到这一下关照大发了，戴笠见着当年的小兄弟一聊，觉得是个有用之才，又是家乡的子弟，大喜过望：
    “考什么警校！到我这里直接参加工作，跟着我干革命。”
    就这一封信，毛善高直接进入特务处当上了国民革命军军官，授少尉军衔，任“洪公祠特训班”书记，并改名为毛万里，后来成为军统著名的将级特务。
    说完毛万里，再说他的哥哥毛人凤。
    毛人凤，原名毛善馀，浙江江山县人，生于1898年，比戴笠小一岁。毛善馀与戴笠是江山文溪高等小学的同学，而且一起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毛善馀就是此时改名为毛人凤的，取“人中龙凤”之意。
    另外，戴笠的妻子，闺名叫毛秀丛，与毛人凤是同族的远亲，因此连带着，戴与毛也沾点亲毕业以后，毛人凤回到家乡当了一个小学教员（跟胡宗南一样，看来要想出人头地，先去教小孩子念书），我们前面谈到的周养浩就曾是他的学生。
    黄埔军兴，毛人凤也在此时赴广东准备参加革命，不过他考入的是黄埔军校潮洲分校。但在校期间生了一场大病，只能退学回家。

    按：毛人凤是潮洲分校第一期的，这一期的学生比照黄埔军校第三期。


    事情就有这么巧，回家的路上，居然意外地碰到了戴笠。

    按：关于这件事，我一直很怀疑其中是否有“演义”的成分，因为他们的这一次相遇，对戴笠、对毛人凤的影响都太大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都产生了影响。


    人海茫茫，哪儿那么巧就碰上了，但这件事两个人又都提到过，似乎也没有不相信的道理。
    所以我们要知道，毛人凤虽是是戴笠的下级，但他却是戴“走上革命道路”的牵手人。
    据戴笠后来自己回忆：他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后，因“宣传革命的道理”被学校当局开除（我们这边的文献记载是因调皮捣蛋被开除），不管什么原因吧，反正是被学校开除是没错的。戴笠失学以后，要说这人赶上倒霉就没办法，干什么都不顺。就跟姜子牙似的，卖面吧，赶上刮大风，面被吹跑；开饭馆吧，赶上天热，肉都臭了，反正基本就没干过什么正事。
    正在这个时候，遇上了刚从广东回来的毛人凤。毛人凤听了戴笠的遭遇，就劝他说，革命的希望在广东，你应该去投考黄埔，干一番大事业。
    走投无路的戴笠听了，当即决定到广东投身革命。

    按：不要以为“革命”这个词是我们这边专用的。在当年，去广东、参加革命军、反帝、反封、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挽救民族危亡，就是革命，这是每一个有志青年、特别是读过书的知识青年的唯一和最高理想。而“参加革命”的最直接途径，就是投身黄埔，这也是为什么黄埔军校能够影响中国军界几十年的重要原因，因为它吸引了太多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人。

    有一部老片子《大浪淘沙》，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建议没看过的找来看看。听一听那主题曲《工农兵联合起来》（据说还是根据一首匈牙利民歌改编的），一定能体会到当时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后来，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同学中，就有后来被他拉入特务处、成为“十人团”成员的唐纵、徐亮、胡天秋，还有王孔安。
    再后来，我们都知道了，毛万里加入军统之后，自然要推荐他的哥哥毛人凤，戴笠是很重视乡谊的，也一直惦记着自己的老同学，正好此时毛人凤在政府里的小职员也干不下去了，于是“毅然”出山，投身军统。
    当年戴笠投考黄埔之前，曾与毛人凤相约“后会有期”。
    再相聚，竟是两代特务头子之间的风云际会。
    1934年，36岁的毛人凤加入特务处，叙为上尉军衔，并被派往“浙警”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任书记。从此，毛人凤为戴笠当了12年的书记、书记长、主任秘书，并于戴死后接过了他的衣钵。

    按：毛人凤的“成长”道路，在军统绝对是个“异数”。因为他一天“外勤”都没干过。在抗战之后，制裁马汉三的行动由于事关重大，毛人凤亲自带队，还曾开玩笑，说“加入团体这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捕人”。
    因此，终戴笠的一生，毛人凤都是以一个幕僚长的身份出现。你可以说他不懂业务，而卒能剪灭群雄，把保密局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其心机、其手段，实令人有深不可测之感。

    再说说军统“三毛”中的第三根“毛”——毛森。
    毛森，原名毛鸿猷，加入军统前是个小学教员（哈哈，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又一个小学教师吧），由于在考师范的时候，用了同乡“毛善森”的文凭，所以加入军统时，他叫做“毛善森
”。这个同乡“毛善森”，大概和毛人凤、毛万里是一辈的，都叫“毛善什么”嘛，所以，不仅现在，即便在当时，军统中的很多人也以为毛森和“大毛、二毛”是兄弟，其实不是。
    由于不甘心当“孩子王”，“毛善森”考入戴笠把持的“浙警”，毕业后又被戴笠送到特训班学习。在加入特务处的时候，觉得老冒充别人的名字也不是个事，于是去掉一个“善”字，改名毛森。
这名字，改得够学问，毛骨森森，人如其名。
    这个毛森有点绝的，值得介绍几句：
    一是他曾两次被捕，居然两次都能逃脱危险。
    抗战期间，军统被捕的特务，几可以百千计，其结局，无非两种，要么英勇捐躯、要么落水当汉奸。能逃出来的，据我所知，只有两位（当然我说的是有头有脸的），其中之一就是毛森。

    按：还有一位是刘戈青。这位更不得了，在日伪监狱里都敢揍“76号”的看守，真是一位铁骨铮铮的英雄好汉。以后在讲军统的“四小杀手”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刘戈青的事迹。


    二是毛森被捕以后，自己都在监狱里了，居然还能假人之手制裁叛徒，实在是智勇双全。而他制裁的这个叛徒——军统东南区电讯督察李开峰（化名余玠），就是不少人认为是《潜伏》中的李海峰的原形。
    第三．你军统不是不让结婚么，毛森就敢，而且是堂而皇之地结，不但结，戴笠还送了礼金。厉害不？
    毛森早就看上了特训班的同学，女特务胡德珍，因此，当军统派他到杭州当站长的时候，他向戴笠提出，赴敌后需要工作伴侣，有利于潜伏。戴一听不但特批，还给了他 500元安家费。
    后来，毛森在狱中“制裁”叛徒李开峰，就是胡德珍负责往来传递信息，最终成功的。看来找个同行还真是有好处。
    和那些偷偷摸摸结婚而被关禁闭的军统“同仁”们比比，真不禁让人感叹，“同是一个单位的特务，怎么思考问题的差距就这么大呢！”
    四是毛森曾经破过荣毅仁的父亲——“面粉大王”荣德生被绑架的案子，荣德生还送过他金表、金笔等礼物，表示感谢。
    这些，各报章上都有，本着我的写作原则，广为人知的，我就不再过细地说了。

    按：1992年，毛森曾以美籍华人的身份，偕夫人胡德珍回老家浙江江山观光，受到当地统战部门的热情接待。同年10月，毛森在旧金山去世，享年84岁。


    除了军统“三毛”以外，“浙警”还出了几个学生，值得说一说。
    首先是萧勃。萧勃是军统里的外交家，公开身份是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
    萧勃是湖南湘乡人，原名萧仁玑。其父萧鸿钧是湘乡的一位名人，有名到什么程度呢？萧鸿钧
1935年去世的时候，蒋介石亲题“老成典型”四字，当时的国民政府湖南省主席何键亲笔为他写了悼词，还赠送了一副瓷棺。
    萧勃还有个哥哥，原名萧仁兵，是军校四期步科毕业，跟黄公略是政治大队第三队同学；

    按：湖南湘乡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往远了说，有诸葛亮的第一接班人蒋琬；往近了说，有曾国藩一家子。
    进入现代，参加革命的，有蔡和森、蔡畅；55年的大将，一共十个，湘乡就占俩，陈赓、谭政；黄公略如果不牺牲，起码也是个大将。
    那边的，有宋希濂；军统的，另外还有周伟龙。
    作家里，有萧三、有张天翼。


    当年，戴笠曾经从“浙警”挑选了几个佼佼者，送到美国留学，其中就包括萧勃，学成之后就地参加工作，直接担任军统美国站站长。
    有人说萧勃摊上这个活不错，大家都当特务，同样是站长，别人在敌后，每天餐风露宿、“偷鸡摸狗”不说，不定哪天就给抓起来、没准哪天就掉了脑袋。
    你萧勃每天养尊处优，按时上下班，端着杯红酒、出席出席派对，就把活给干了，又体面还安全，真不公平。
    那没办法，“革命”分工不同，萧勃的岗位是出席派对，你的岗位是“偷鸡摸狗”，不具有可比性。再说了，人家萧勃会外语，你会么？不会就老老实实蹲墙根去，甭说那没用的。
    抗战期间，萧勃为戴笠立了一大功，即“中美合作所”最终落户军统。
    “珍珠港事件”之前，中方曾向美方提供了比较翔实的“日方可能袭击美海军”的情报，这个情报，并非军统获得的，以后我们会讲到。
    日美开战，证实了中国在谍报方面的实力，美国海军方面得产生了双方合作的兴趣，决定派海军中校梅乐斯与中方接洽此事，最初的合作对象并不是军统，而是中国海军。但因梅乐斯与萧勃是好朋友，所以梅找到萧勃，请他出面安排与中方的联络。
    萧勃自然第一时间将此事汇报给军统，使戴笠有机会撇开海军方面，直接把梅乐斯作为军统的客人弄到中国，予以热情接待，并通过梅乐斯向美国海军方面提出进行情报合作的计划。
1943年 7月 1日，美国海军情报署和军统合作建立的情报机构正式成立，这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英文缩写SACO），简称中美合作所。总部设在歌乐山下的杨家山。
    中美合作所使戴笠搭上了美国海军的关系，戴笠也因此与梅乐斯成为极好的朋友，并且通过梅乐斯的关系，获得了日后美国海军支持他出任中国海军负责人的默契。
    如果不是戴笠意外飞机失事，没准就会出任中国海军的总司令呢，那可就不是少将的问题了。
    “浙警”还出过两个很有名的女特务。
    其一，就是胡宗南的夫人叶霞翟。
    叶霞翟，生于1913年，师范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师（军统的小学教师可真多啊），后来考入浙江大学，然后又考入“浙警”，毕业后加入特务处。
    这个叶霞翟挺有意思，放着好好的大学不上，去读警校，不理解是为什么。
    据说叶是戴笠很看重的人，但某一次偶然叶、胡相遇，戴笠是特务，很善于揣摩他人心理，认为这俩人挺合适，于是就在两人之间说合。
    戴笠知道，胡宗南最崇拜的女性就是他们的校长夫人，宋美龄女士，于是他索性好人做到底，把叶霞翟送到美国去留学，既让叶接受美国式的教育，又使她摆脱在别人眼里“女特务”的印象，否则，堂堂国民革命军第 1军第 1师（这是一支光荣的部队，蒋先生就是靠这支部队起家的）师长大人，娶个女特务回家，说起来总是不大好听。
    所以人说戴笠机灵、会办事，真不是吹的。
    挺好一桩婚姻，真是英雄美人，再般配不过了，虽然岁数差得多点（胡宗南比叶大将近
20岁，认识的时候已经四十出头了）。孰料，这位师长大人（后来升官了，更大了），别人不学，要学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就不结婚！
    再说叶赴美以后，先后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系、威斯康星大学研究院学习，获博士学位，1944年回国，在南京当大学教授。要说叶霞翟还真是个学习的料，六、七年的时间，居然从军统特务摇身一变成为教授，
    这行业的跨度稍微大了点。
    不过也不奇怪，人家本来就是正牌的大学生嘛。
    好不容易等到了抗战胜利，满拟胡长官会履行自己的诺言，结果国共开战，成婚之事又变得遥遥无期。眼看着当年的妙龄少女熬成了半老徐娘，这种事，作为女方，又不好催：“你啥时跟我结婚？
”，不像话，对吧。弄得苦不堪言。
    天遂人愿，1947年 3月胡宗南部攻克延安，胡也走到了他事业的最高点，蒋介石专电给胡表示嘉许：“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之积愤，殊甚嘉赏，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

    按：当时，进攻延安的先头部队是胡宗南部的另一支部队第90师，结果胡硬是要第90师改变进攻方向，给第一师让开大路。把第90师师长陈武气得几乎要发疯，破口大骂，但又无可奈何。
    最终第 1军第 1师第 1旅于1947年 3月19日率先进占延安。


    按：攻克延安之后，胡曾经活动，托人找内政部，想把“延安县”改名为“宗南县”。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刚要发表，结果延安又被我军夺了回去，搞得鸡飞蛋打。唐纵在日记里曾埋怨“这个胡长官也真是，费挺大劲，好不容易办成了，你就不能多守几个月。”
    从此，胡长官就开始一步步的走背字，直到退出大陆，在台湾被弹劾，要追究他“丢失大陆”的责任，然后去守小岛。


    终于可以结婚了！于是，胡宗南和叶霞翟就在延安的窑洞里举行了婚礼。
    此时，胡长官已经53岁，叶霞翟也三十四、五了。
    据胡宗南的卫士回忆，婚礼非常简单，结婚的洞房就是一间窑洞，而且是他自己粉刷的，有人说叫几个人来帮忙，他说“这是我私人的事情，用不着别人”，然后请了几个人吃了顿饭，就算婚礼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在延安结婚的，不光有我们这边的革命党，也包括那边的“革命党”。而且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思路都差不多，不愧原来是一家的兄弟俩。
    胡宗南于1962年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他与叶霞翟仅仅共同生活了15年。
    叶霞翟赴台后投身教育和慈善事业，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1981年逝世，享年68岁。

    按：胡宗南与叶霞翟的长子胡为真，曾任台“国安局”副局长，因反对民进党的“去中国化”政策被解除公职，名噪一时。


    叶霞翟之后的另一个女特务，名头更大，那自然就是军统局唯一的女将军——姜毅英。
    姜毅英也是江山人，有的时候我真怀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江山，是不是所有的有为青年都跟着戴笠进了军统。这其中，姓毛的就有五、六个，姓姜也有三、四个，少将、中将起码有十来个，但这其中只有一位女性，就是我们所说的木匠的女儿姜毅英了。
    前些日子看了篇报道，说那边直到现在，也只有 5个女将军，而姜毅英是大陆时期唯一的一个。
    姜毅英，原名姜鹤根，出生于1908年，从“浙警”出来之后改名为姜毅英，进入特务处，任报务员，并一步步升迁，直到1946年 3月，也就是基本上跟戴笠出事的同时，晋升为少将。
    关于姜毅英的事迹，网上很多，大体是一个蓝本，连错的地方都一样，所以网络时代也很糟糕，大家抄来抄去，以讹传讹。
    传说最广的，就是珍珠港的情报问题了，说是姜毅英破译的，并说姜因此从中校一步登天晋升为少将，这不对，破译“珍珠港”密电的，是池步洲。另外“珍珠港事件”发生在1941年12月，姜毅英晋升少将是抗战胜利之后的事情了。
    姜毅英是一个很有男子气概的人。据沈醉回忆，戴笠出事以后，一开始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是失踪了。然后就瞎猜，怀疑戴笠是不是会迫降到我解放区了，蒋要求军统局派一名将级军官带着医生、药品，乘飞机到一些可能降落的区域寻找，如找到飞机就跳伞下去营救。
    当时郑介民不在家，毛人凤以主任秘书的身份主持日常工作，召集了家里所有20多个处长级的特务商议此事，结果这些人无论是搞行动的、搞情报的，没有一个人答腔，毛人凤急得都快哭了，说“我有责任，动不了，否则我就自己去了。”最后是总务处长沈醉站出来，表示可以承担此项任务。
    姜毅英也很气愤，痛斥这些特务们忘恩负义，说“戴局长在面前的时候你们这些人一个个好话说尽，现在都变成缩头乌龟！我如果不是女流，也会和沈处长一起去的。”
    去台以后，姜毅英脱离了情治工作，任台北雨声小学校长（又一个特务搞教育的），这所学校是为纪念戴笠而成立的，校址在芝山岩，毗邻“戴雨农图书馆”。
    2006年，姜毅英以98岁高龄辞世。其后代中，有一个叫倪雅伦的，据说是名模，我不是一个时髦的人，不太了解。
    既然说到这了，那就必须得说说池步洲，虽然他并不是军统的，但这个人太了不起了，如果在这儿不说，以后就没机会讲了。
    池步洲，1908年生，福建闽清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几经辗转进入军政部研译室，后该机构整建制转入“军委会技术研究室”，这是一个直接隶属于军委会的机构，与戴笠手下的“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不是一回事。
    前面说了，所谓电讯，大体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收发报，这是正常的通讯工作；二是监听敌方信号；三是破译密码。这其中，监听工作并不复杂（当然也并不是说是个人都可以去搞监听，也是须经过专业训练的），更专业的工作，是获得敌方信号之后的破译，否则，你拿到的就是一组组毫无特定含义的数字。
    比如，余则成通过收音机的某个波段，记下了数字，然后通过某种排列规则，到《蝴蝶梦》中去查出相对应的汉字，这个过程，就是译电；如果这个排列规则被敌人发现，就叫破译了。我们平常所说的电讯专家，通常指的就是破译专家，这个，《暗算》里面讲的更清楚。

    按：《潜伏》中用收音机直接传送信号的方式，实在是过于小儿科；不要说密码本还就随手放在抽屉中，还用了好几年，真要是搞潜伏，要不了几天就会暴露。


    “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就是一个专门研究对日本军队电讯密码破译的机构。1941年12月 3日，“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截获日本外务省致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的密电，经池步洲破译，准确判断出日军于近期向美海军发动进攻，时间应该是某个星期天，地点可能是珍珠港。
    很可惜的是，美方不但不相信中国的谍报人员有这种能力，反而怀疑是中国有意挑拨日美关系，结果这么重要的情报，居然没有发挥作用，令人扼腕。
    曾有一种说法，因当时美政府有意参战，但找不到合适的说辞说服国会，所以使了这样一出“苦肉计”，即以牺牲美军太平洋舰队的代价，换取民众的首肯。
    这种猜测过于大胆，我不知道有没有显著的证据。
    池步洲是一个密码奇才，而且是属于自学成材那种的，因为他既不是特务，也没学过相关专业，纯粹是靠着个人的聪明才智，学成了一个电讯专家。
    池步洲的成就还不止于此，1943年 4月18日，美国空军击落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的座机，报了珍珠港的一箭之仇。
    这个情报，又是池步洲的杰作。这回美国人信了。

    按：电影《山本五十六》，可能许多人看过，上世纪七十年代，可是作为“反动影片”、内部放映的。还记得当时我身边的长辈们，去看这部电影时，脸上那种既神秘又带有几分兴奋的那种表情。那可真正是“少儿不宜”，不让孩子进的。据说看完之后有的单位还组织了讨论，让大家批判。


    第一次听说“山本五十六”这个名字，就因为这个电影，当时还觉得这名字好奇怪，后来才知道，似乎是他父亲在56岁时有了这个孩子，因此得名。
    这个片子拍得不错，结尾很悲壮，是军人的死法。
    池步洲没有去台湾，留在了大陆，经历了三十年的磨难，但他奇迹般地熬过了历次政治运动，迎来了改革开放，晚年移居日本（池步洲的太太是日本人）。
    2003年 2月，池步洲以95岁高龄在日本逝世。
    除了上述这些大家熟悉的，“浙警”还出过一些处、站级的高级特务，简单列名吧。
    阮清源，少将，曾任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军统局第三处（行动处）处长。阮清源是个多面手，既搞武装，也搞行动。
    石仁宠，少将，一直在上海活动。初期搞情报，抗战胜利以后任招商局警务组组长。少将当组长，你说这个“组”小得了么？据《上海沿海运输志》记载：警务组下设三课一室和一个警察大队， 716 人的编制。
    刘钦礼，少将，一直在山东活动。曾任第二绥靖区调查室主任、山东省会警察局局长。

    按：在军调期间，刘钦礼曾主持成立“监护组”，对军调部执行组在山东的活动进行监视，监视的对象包括周恩来、陈毅等。我一直觉得《潜伏》中有关军调的情节是不是来源于此。


    夏松，少将，湖南站站长，解放前夕曾被派往天津接替擅离职守的天津站站长吴景中，但因形势变化太快未及到任。
    刘人爵，也是一位行动专家，专抓人的。解放前夕任湖南省会警察局局长，随程潜参加了长沙和平解放运动，并被长沙市军管会任命为军管会委员。1949年 9月 4日，毛人凤派特务将其在寓所中暗杀，其墓就在岳麓山长沙会战指挥所遗迹的旁边，不知道现在还保存与否。
    邓墨村，唐生明的军校四期同学，唐任常德警备司令部司令的时候，他是稽查处处长。

    按：戴笠与唐生明也是哥们，戴还是考虑到邓、唐的同学关系，特意派邓去给他当下手的，以便他指挥，说起来还是好心好意。结果这位邓处长可能是跟戴笠跟久了，习惯于请示、汇报，什么事情都去找唐生明。唐是公子哥的脾气，极不耐“俗务”，不几天就给搞烦了，看上了正在常德附近的临澧特训班当教官的沈醉，死活找戴笠把邓墨村给换掉了。


    萧绍文，陕西站站长，曾策划暗杀教育家李敷仁。
    杨超群，川西站站长。
    王清，广东文昌县人，中山大学毕业（又一个大学生考警校的）。海外部副特派员，负责督导南洋的情报工作。

    按：《潜伏》中，吴站长曾说，“陆桥山是郑介民的人”。军统的几个首脑人物，戴笠、毛人凤是浙江人、唐纵是湖南人、郑介民是广东人，因此军统也就自然而然地分为浙江派、湖南派和广东派。
    三派之中，浙江派人最多、势力最强；湖南派稍逊；而以广东派势力最弱。主要是郑介民初期不甘于当特务，等醒悟过来，安插了一些人，但已经晚了。王清、何崇校、邢森洲，都是广东人，是郑介民为数不多的班底的重要成员。


    丁继曾，通讯专家，有专著《通讯方法》，后逃台。
    周昌嗣，逃台后任台北县警察局长。
    章微寒，上校，军统局最后一任浙江站站长，其前任就是毛万里。
    章微寒“运气”不太好，解放时没跑了，被“憋”在了大陆，只好自首。作为战犯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75年，与他原来的同事文强、周养浩等同期被特赦（最后一批）。

    按：我曾看过一篇文章，描绘了章微寒在出席特赦宴会时的情状：【原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寒微泣不成声地感慨说：“这里是一所大学校，一所大熔炉，变有害为有利，化无用为有用。通过几年的改造，我的眼睛明亮了，头脑清醒了，认识了真理，分辨了是非，我要永远说共产党好，还要用实际行动报答人民。”】


    估计很多人听了这个话，会觉得好象“牙要倒”或者“浑身发冷”的感觉，我倒觉得挺符合那个时代的表述方式。
    “洪公祠特训班”和“浙警”出来的这些人，占了一个参加工作早的便宜，经的事情多，“成长”得快，不几年就占据了特务处和后来军统的各个要津。
    像毛万里，先给戴老板当秘书，很快就成了北平站书记；像阮清源，在忠义救国军搞特务武装，
4、5年的工夫就弄成了少将；像陈恭澍，派到北平，今天杀这个、明天刺那个，没几年，居然闯出了一份“辣手书生”的名头。
    再往后的，像“余则成”的“青浦特训班”、再后面的“临醴特训班”、“黔训班”，就没这么好混了。

ys1937

再续——


3、 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与“青浦特训班”（以下简称“青训班”）

    随着《潜伏》的播出，“青浦特训班”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名词，仿佛这个班出来的学生都如占士邦一般天上地下、能文能武。
    其实“青训班”只是军统各种各样训练班中的一个，而且还是比较仓促的一个，因此这里只是简单地介绍一下。
    要说“青训班”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这个班产生于 “8·13”的战火中。
    因此，要说“青训班”，得从“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说起。
    1937年 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戴笠于当天赴上海，指挥上海的特工力量配合军队对日作战。同时，他向蒋提出建议，上海有雄厚的帮会势力和大批的失业工人，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一支武装部队配合国军作战。
    戴笠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他与上海的帮会头目杜月笙是好朋友，可以借重他的力量，另外，戴笠早就想建立一支特务武装，以扩大自己的实力。
    经蒋批准，戴笠与杜月笙一拍即合，在很短的时间里。搞起一个叫“苏浙行动委员会”的组织，由杜月笙出任主任委员，戴笠任书记长，下设书记长办公室，全班人马一律由特务处委派。很显然，这个委员会的实权，又落到了戴老板手中。
    接着，戴笠开始招兵买马，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除了工人和杜月笙手下的帮会成员外，还有很多青年学生基于民族义愤自愿报名，甚至有很多大学生，听说要组织军队打日本鬼子，都来要求参加。
    戴笠是很爱才的，他自己虽没有上过多少学，但特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所以他觉得让这些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年轻人到战场上去直接作战，既不能用其所长，而且是一种浪费（没上过学的就活该去当炮灰？）。
    因此，他把这些学生抽出来，成立“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青浦特种技术训练班”，地点就设在青浦县西溪小学，这就是传说中的“青训班”了，有 400余学员；跟着又成立了一个“松江特训班”，500 多学员。
    戴笠任两个班的班主任，余乐醒任“青训班”副主任、谢力公任“松训班”副主任。

    按：余乐醒、谢力公，都是军统著名的训练专家，经他们手训练出来的特务可谓“桃李满军统”。
    余乐醒，原中共党员，湖南醴陵人，曾赴法国学习化学，归国后任黄埔军校教官。曾被我党派到苏联“契卡”学习。“四·一二”以后与党失去联系，加入军统，戴笠如获至宝。
    从余的简历看，中共党员、留过洋、会外语、有专业技能、当过军校教官、学过“契卡
”，培养特务再合适不过了。余乐醒还曾参与过行动，后面讲“河内刺汪”案的时候我们还会谈到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余乐醒的太太、黄埔军校军医沈景辉是沈醉的大姐，沈醉就是由余乐醒介绍进入军统的。解放前夕，沈醉去看望余乐醒，余还曾叹息，后悔不该介绍引沈醉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
    谢力公，原中共党员，陈独秀的“托派中央”秘书。陈独秀一生曾四次被捕，1932年最后一次被捕就是由于谢力公叛变后出卖的。谢力公是军统内部的苏联事务专家。
    关于所谓“托派中央”，原想顺便介绍一下，但后来发现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而且很多话也不便说，算了。
    陈独秀晚年的景况很悲惨，两个儿子为党牺牲，陪伴着他的，只有比他小近三十岁的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女工潘兰珍，最终在贫病交加中辞世。但他至死都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人的尊严和气节，值得敬重。

    青训班于1937年 9月底开班，10月 4日举行了开学典礼，戴笠做了长达 5个小时的长篇演讲。

    按：戴笠也是个演说家，逢会必讲，精力也充沛，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从不给别人时间（给了别人也不敢讲）。我看过他的一些演讲搞，口才确实好，虽说翻来覆去总是那些大道理，如“甘当无名英雄”、“勇于为国捐躯”等等，但极有感染力。


    “青训班”和“松训班”是抗战以后戴笠举办的各种特训班的滥觞，其训练内容是一样的，都是侦察、行动、爆破等等。训练时间原定 3个月，后因上海战事变化，一个月就草草收场。
    11月 9日，上海沦陷。“青训班”和“松训班”紧急转移，历近艰辛到达皖南祁门，损失惨重，两个班从开学的 900人，剩下不足 400人。
    此时，“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已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青训班”和“松训班”的学员，除一少部分被戴笠选入特务处带回本部工作外，其余的直接派入“忠义救国军”，担任营职以上干部。
    虽然戴笠挑来挑去，把这些大学生“择”出来，想培养他们当特务。但由于机缘问题，这些幸存的大学生，除极少数以外，最终还是当了兵。
    所以“青训班”和“松训班”没出什么象样的人物，都跑“忠义救国军”打仗去了。

4、 “临澧特训班”

    按我原来设想的，应该写“临澧特训班”了，军统的特务培训制度，到这个班时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但因沈醉曾专门写过一篇很长的回忆录，详细记载这个班的情况，所以我就不写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到网上搜吧。
    相信通过上面对几个培训班的介绍，大家应该对军统的特务培训制度有所了解了，其实并不神秘。而且，短短几个月，至多半年、一年的培训，其实学不到太多东西，也就是皮毛。更多的，要靠实际工作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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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忠义救国军”与中美合作所

    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如果你仔细去探究，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提起某个人或某件事，大家都知道，似乎很熟悉，“啊，你的说就是那谁吧，知道知道，那不是坏蛋么，特坏。”但你一细问，坏在哪啊？怎么个坏法？准傻，谁也说不上来。
    所以前一段史学界颇有一批人在忧虑，说现在大家都太浮躁，热衷于做“翻案”文章。言下之意，无外乎讽刺这些人静不下心做学问，学风不严谨，于是用这种方法吸引眼球，还在短时间内暴得名，话里话外，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子“酸葡萄”的味道。
    其实，并非大家多爱做“翻案”文章，而是很多人、很多事，原来根本就没有“案”，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概念。现在要做的，不过是把他的本原介绍给大家，何“翻”之有？“翻”什么？
    因此，这里些许花些笔墨，说说“忠义救国军”与中美合作所。

1、 “忠义救国军”

    一说“忠义救国军”，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胡传魁，挺个肚子，一看就是饭桶，除了会搜新四军的伤员，别的事是不干的。
    这很正常，建国以后，唯一能在正式场合提到“忠义救国军”的，只有《沙家浜》，虽然很多年轻朋友不一定看过，但没办法，那出“智斗”太经典了。
    然而，“忠义救国军”没有这么简单，也不全是饭桶。
    前面说了，“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这是一个为抗日而组织起来的准军事组织。
    但是，由于组织得比较仓促，所以什么人都有，既有也有失业工人和市民、也有帮会中人、自然也有些我们现在所说的“地痞流氓”，如果说是“乌合之众”可能不太好听，但说是“鱼龙混杂”则差相仿佛。武器装备也不齐全，最初是杜月笙捐助了5000只驳壳枪，那会儿习惯叫“快慢机”，戴笠又从军队系统化缘，搞来了一批“二手枪”，即便这样，也没有做到人手一枪。
    想到这里，真是不禁感慨当年那一场抗战，中国之艰苦和百姓抗战热情之高涨。
    最缺的是正规训练和军事干部，训练是来不及了，但干部没有是不行的。
    据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处长文强回忆：根据戴笠的协调，他在一个星期之内调来了1500名军事干部进入“别动队”：
    一是由“十人团”之一的黄雍（这时正负责黄埔毕业生调查处）调来 600名军校学生；二是请南京中央警校选拔 100名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员；三是电令南京特务处本部人事科长李肖白抽调
200 名以上中、高级特工干部；四是向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商调
600名老兵，并将这些人全部派入“别动队”担任各级军政干部。
    事后，文强自己都感叹，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星期调来1500名有经验的军事干部，真是了不起的工作效率。
    戴笠为什么这么下本儿，就是前边说的，他要掌握一支武装部队，事实证明他很有眼光，时机抓得也很好，这支武装部队日后在很大程度上扩充了军统的实力。
淞沪开战以后，“别动队”会同各正规军部队，积极投入会战。据文强回忆，除陶一珊的第五支队负责维持治安、守护仓库等任务外，其他四个支队十二个大队都部署于苏州河沿岸，直接面对日军。
    这样一支装备不足，又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队伍，直接投入正面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
    即便如此，各部队依然前赴后继，战斗进行得极为惨烈。
    大队长李穰（系杜月笙帮会成员），在日军坦克冲击时，浑身捆上手榴弹，决心舍身炸毁敌军坦克，以阻其锋。后因我军猛烈炮火击退敌坦克，才没有拚掉性命，但仍受了重伤，还坚决不下火线。
    中队长毛勋（军校六期，戴笠同学）率队作战，接连三昼夜不下火线，全中队伤亡过半，指导员朱巨捐躯。
    毛勋高呼“为指导员报仇”的口号激励士气，身负重伤后又遭敌机轰炸，毛勋周身着火，两耳被震聋，从桥边滚到水里才得救，但从此终身残废。
    11月 9日，淞沪抗战进入尾声，各军奉命撤离，而“别动队”朱学范领导的第三支队和陶一珊领导的第五支队却誓与阵地共存亡，坚持以血肉之躯与日军鏖战，直至被租界当局解除武装。
    感于这些爱国志士们的抗敌壮举，文强曾赋诗一首，足可作为别动队广大官兵爱国激情的真实写照：
    奉调南翔八月天，抗倭激战沪江边。
    男儿爱国争先步，护士扶伤竞向前。
    但愿国生宁我死，岂容家破乞人怜。
    朝朝苦战连三月，露宿枕戈夜雨寒。

    按：文强，湖南长沙人，1907年生，军校四期。文强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与中国现代史上的诸多大人物都有瓜葛。
    文强是文天祥的第23代孙，其父辈曾追随孙中山，因此文强17岁时就拜见过孙中山先生。
    文强的姑母文七妹是毛泽东的母亲，因此文强与毛泽东是姑表兄弟。
    文强与林彪是军校四期的同学，当过林的班长，俩人还因琐事动过手。
    文强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他还曾参加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
    文强随朱德参加过南昌起义。
    后文强因受到上级的不公正对待愤而出走，年轻气盛的他要去找周恩来反映情况，可想而知不可能找到，
    结果造成脱党，在种种机缘之下加入特务处，受到戴笠的特别赏识。
    1948年，文强离开情治机构进入军方，任徐州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中将。
    1949年 1月，在淮海战役中和杜聿明一起被俘。
    由于他的这种特殊经历，文强“牛”得很，非常“牛”。在改造中，文强一度表现得非常抵触。据说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原拟很早就释放他，但要求他写一份悔过书。结果被文强一口拒绝，说的话还很气人：
    “毛主席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可能多少也出于这个原因吧，文强被关了很长时间，1975年才最后一批被特赦（与沈醉相比，他被多关了15年）。
    文强有个儿子，开过一个“阿文汤包”店，前些年很知名。
    文强的另一个儿子文贯中，是著名的经济学家。

    淞沪抗战之后，部队星散，文强和其他特务处人员在撤离的路上，不断地收容被打散的国军士兵，逐渐集中到安徽祁门等地，这时已收容了一万多人，其中包括“别动队”成员2000余人。
    1939年 2月，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关于这个名字，戴笠曾与文强谈起，因为其成员多为帮会人员，对他们来说，传统的忠义思想比对“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更容易理解接受。
    从此以后，“忠义救国军”成为受军统运用的一支武装部队。前面曾说到，“中美合作所”在各地举办过12个训练班，其学员就以“忠义救国军”为主，美援助的武器装备也大都给了他们。因此，到抗战中后期，“忠义救国军”已成为一支武器精良，并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特务武装。
    到抗战胜利时，“忠义救国军”已经发展到五万之众，军统全盛时期，号称“拥兵十万”，其中是包括了“忠义救国军”的。
    抗战期间，军统在敌后实施了大量破坏行动，如打击敌人交通线，炸毁仓库，破坏桥梁、以及搜集情报等工作，主要都是由“忠义救国军”实施的。
    当然，由于“忠义救国军”的驻防主要在苏南敌后打游击，正与新四军毗邻，双方的摩擦也不少。
    抗战胜利之后，各界“取消特务”的呼声很强烈，一度，军统的日子很不好过。适逢此时戴笠出事，犹似雪上加霜，“忠义救国军”成为一块肥肉，人人觊觎，谁都想把他抓到手，打得不亦乐乎。经过一番博弈，最终，“忠义救国军”与其他部队合并，成立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

    按：这个“交通警察”与咱们现在理解的交警不一样，那时的“交通部”，是连铁道、公路等都合并在一起的。“交通警察”起武装保卫作用，其实就是作战部队，不是在马路上指挥交通的那种。

    交通警察总局，员额 7万多人，局长为中将衔。下辖18个总队，每个总队基本上都是加强团的编制和配备，近4000人，总队长都是少将级的。
    交通警察总局的归属，挺有意思。在隶属关系上，列在交通部，交通部要负责日常的经费；但一切人事、调动、指挥，全归保密局；由于保密局又列在国防部之下，国防部还要承担其后勤补给。所以，抢了半天，谁也没抢走，还是归了保密局。别的部门只落了个干掏钱。
    交通警察总局先后有三任，吉章简、周伟龙、马志超。
    吉章简，海南人，1900年生。军校二期工兵科。吉是郑介民的同乡，但他并不是军统的人，抗战爆发以后一直在胡宗南手下搞军事工作，曾任新 7军军长，后任首任交通警察总局局长，因作战不力被撤。

    按：在“三民主义力行社”中，吉章简跟陈恭澍是一个组的成员，同组的有白世维，还有蒋孝先、韩文焕等大人物。


    周伟龙，字道三，湖南湘乡人。1901年生，军校四期政治科毕业，跟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一个大队的同学。
    周伟龙是“十人团”之一，老资格的军统分子了，曾在唐生智部当宪兵营长，当时戴笠还在“跑单帮”，周伟龙曾救过他的命。以后我们还会多次提到他。
    周伟龙是第二任交通警察总局局长，1949年初因密谋起义被毛人凤察觉被捕，后押赴台湾处决。
    第三任、也是末任交通警察总局局长是马志超。
    马志超，甘肃平凉人，1903年生。军校一期毕业。马志超是军统历史上最被高估的将级特务，他的“事迹”，后面在谈“西安事变”的时候还要讲到。
    在解放战争中，交通警察总局曾参与了“保卫淞沪”的战斗，最后被歼。
    “忠义救国军”从淞沪起家，又在淞沪走到了他的终点。
    在改编中，由于“忠义救国军”的大多数人来自江南，不愿背景离乡，因此，有一些就转业到了当地，做一些维持治安的工作。解放以后，由于他们的军人本色，大多不塌实，当了土匪。这其中，有一位很出名的女匪首----黄八妹。

    按：黄八妹，1906年生，本名黄百器，上海金山人。这个女人不得了，15岁就开始和盐警、税务勾在一起，与私盐贩子干走私的买卖，后来干脆直接当了土匪。
    抗战爆发后，黄八妹组织武装，参加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任中队长。1943年，黄八妹干了一件大事，亲手逮了一个日本士兵解送国民党当局，并受到了美国顾问的赏识。


    1948年，黄八妹被毛森任命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海北纵队司令”，其夫谢友胜为“副司令
”。解放以后，黄八妹多次派特务骚扰大陆，并令谢友胜回大陆潜伏，被抓获后镇压。
    黄八妹逃往台湾后，曾以“协助大陈转进有功”受到蒋介石嘉奖，并定居台北市。1982年病逝。    可不要小看黄八妹，上海的地方史志上都有她的专章。

2、 中美合作所

    按：中美合作所这个机构，大家很熟悉，甚至可以说是臭名昭著。但我可以说，很多人对中美合作所的全部印象，可能都来自于《红岩》。这个印象，不能说不对，但起码是不太全面。

    首先，中美合作所不像字面上所反映的，好象是个研究所，中美两国派几个人，合作研究点事情。
    中美合作所是一个很大的机构，最多时全所人员达六千多人，有包括能住上千美军特务的别墅式宿舍、办公室、餐厅、舞厅、礼堂、军火库、监狱等等。
    建所时，应军统要求，美方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特工器材、气象设施、医药设备和车辆，只要跟特务沾边的东西，就没有军统不要的。
    就说汽车吧，光吉普车就要了 200辆；卡车，还是十轮载重的那种，军统居然开口就要2000辆，也不知道他想运什么，是不是要到山西去拉煤，想招两千个司机也不容易啊，还得是“大货”本。美国人还真实诚，要就给，真的运来2000辆。
    其他的，还包括帮军统建起一所1000张病床的医院，包括全套设备和医药（似乎就是军统的“四一医院”）；还有足够建立 150座气象台的器材设施、近万吨的特工器材和武器弹药。
    这军统，可傍上大款了，不要白不要。
    要说美国佬还真是财大气粗，到中美合作所结束时，所有美方提供的物资，均无偿赠与军统。
    解放初期，罗广斌、杨益言为体验生活，曾到杨家山中美合作所原址参观，据他们回忆，大家都不禁对中美合作所规模之大、设备、设施之先进感到惊叹。杨益言特别提到：“它那曾停过2000辆美制军用十轮大卡车的车场用地，竟占据了超过一所高校的用地。”后来成立西南政法学院，就用的这片地。也是啊，2000辆大卡车停一块儿，一般见不到这景啊。
    其实，美国人一点不傻。这东西能值多少钱，终归那是有数的。他们看中的，是通过与军统的合作，获得相应的情报，打击日本，而这些情报，单靠美方自己，是难于获取的。
    干事不惜花钱，花多少钱都干，而且还要干成，这是美国人的特点（当然了，你也得有这个钱才行）。
    总想花小钱，办大事，甚至不花钱、白捡，没有那便宜。
    想去吧！一辈子也捡不着。
    其次，说说中美合作所都干些什么。
    首先是情报搜集。前面不说了么，中美合作所建立起了 150多个气象观测站，为美国海、空军提供气象情报。战后美国海军部评价为：中国方面通过中美合作所提供的日本占领区军事及气象情报，“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敌海军的唯一情报来源”。
    再是为军统训练特工人员。据统计，在中美合作所存在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开办了12个特工训练班，内容林林总总，如军事情报训练班、爆破训练班、特种警察训练班、气象情报训练班、战地医务人员训练班、助教人员（协助美军教官开展训练工作）训练班，等等。
    另外还为军统训练和装备了一批武装特务，关于中美合作所的训练班的情况，曹鸿藻先生曾以《
63年前的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为题，写过一篇回忆录，很是生动，为节省笔墨，我会在这一节末尾，直接以附录的形式提供给大家。

    按：雄村，在安徽黄山市歙县，这是个挺出名的村子，出过几个有名的人物。
    一个是清朝的曹振镛，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道光的宠臣。道光七年，清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生擒张格尔，曹振镛因赞画有功，以文臣身份“图形紫光阁”。后以武英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休致。特谥为“文正”。
    “文正”不是随便给的，有清一代，谥文正的只有八个人：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
    这其中大多是帝师，有的还有“拥立”之功；曾国藩则是“立德、立言、立功”占全了，几乎成为新一代圣人。只有曹振镛是例外。
    晚清的“中兴”三名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只有曾国藩弄了个“文正”，左和胡分别是“文襄”和“文忠”，林则徐、李鸿章也都是“文忠”。
    可见道光多么看重曹振镛，但曹振镛的名声，在历史上其实并不好。其做官，诀窍是“少说话，多磕头”。
    道光有一次跟他提起，说现在大家上的奏折太多，看不过来。曹振镛给出了个主意：“您下次逮住一个，从他文章里找出点错来，然后照死里整，以后就没人敢随便上奏折了。”
    所以后人评论，晚请的官风，就是从曹振镛起给带坏的。
    还值得说的是曹振镛的父亲、尚书曹文埴。他家有个戏班叫“庆升班”曾入京演出，为“四大徽班”晋京起到了示范作用。所以，京剧的形成和其后的一段时间风靡全国，与曹文埴是有一定关系的。
    除了曹振镛以外，另一个就是明朝的王直了。这个大家可以去看《明朝那些事》，比我写得好。


    第三是心战，干扰日本广播，加强抗战宣传。
    第四是经济战。如大量印制汪伪政权储蓄券的假钞，扰乱敌占区金融，等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美合作所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１９４６年１月，中美合作所正式宣告结束。
    梅乐斯回国以后，升任海军少将。
    再以后，保密局利用中美合作所的原有场地，建起集中营，关押政治犯，这就是著名的白公馆和渣滓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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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附录：曹鸿藻先生，曾任雄村训练班文书股少尉、教务组少尉。他写的回忆录《63年前的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文笔流畅，很是生动传神，是极珍贵的史料记载。因此我就躲懒了。直接以附录方式引用。

    63年前的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

    曹鸿藻

初入训练班

    我1922年 2月22日出生于安徽歙县雄村。1940年我19岁即由族人曹幼青介绍在县录事室当录事，后因薪金尚不敷吃伙食，1941年又回雄村曹载生家织布。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密商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建立一个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1943年 7月 1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在重庆正式成立。中美合作所在全国各地先后开办了十多个训练班，培训特工。早在1943年春，中美合作所就在安徽省歙县雄村成立了第一训练班（又称为雄村训练班、军委会第一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直至
1945年 8月结束。
    1943年 4月，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文书股（上尉刘宗汉）因缺少缮写人员，就在村招聘缮写司书。经过考试，我就此入班，任少尉司书。

戴笠主持第一期开训典礼

    1943年 6月，训练班正式开训。第一期是由驻广德王岭忠义救国军（中将马志超任总指挥）调来自准尉排长至上校团长 300多人到雄村中美班受训。
    该班另设有一个禁闭室，在芋头田的李王庙内。该禁闭室不大，顶多只关到十人。另一个是图书室，所有来往信件都由图书室收发。由上尉组员王诚骝负责。
    训练班举行开训典礼时，戴笠来到雄村，在老祠堂（即曹氏的宗仁公祠堂）召开开训典礼大会。这天本班的 300多人编为三个中队（第一期即为干训队），由中区队长带至该大礼堂与班本部的官佐一起集中在大礼堂。
    班本部官佐站前排，学生站后面，听班主任戴笠讲话。我记得戴笠说了许多规章制度，并要学生努力学习，争取把美国人的新式武器带回部队。戴笠大约在三天后即回重庆。从此，每期开训都要在大礼堂举行开训典礼，也要宣誓。

训练班的课程安排

    学生开训后每日上八小时课，每期人数不一，总之按来的人数以一个中队为一连人数而编队，以第一中队为干部队，以下都为士兵队。每期的课程是一样的，其课程表是由教务组印发，每星期一张。星期一至星期六为正式上课之日，星期天是整理内务和休息，课程表由教务组教育副官拟好交我用腊纸刻好油印。此表上有课程，下刻教官姓名，一次要印 300多份，分发各中队中分队长、指导员及各教官各科室等。每星期按此表进行上课。第一期为 6个月，从1943年 6月至12月为止。
    训练班课程中国课为：三民主义、步兵操典、政治、筑城、通讯、防毒、特工、情报、化装、擒拿、游泳、国术等。美国人上课一是武器射击（如 0.5机关炮、肩射火箭炮、洛易士机枪、汤姆生机枪、左轮手枪）；二是爆破。中国课教官有李立三、吴涌泉、黄升之等。美国教官有荷兰、汤姆生、贺登等。美国课程每课都有一个翻译配合。重机枪、卡宾枪等都在河边对岸枪靶射击，上下船须停下，在射击后才可通行。各期参训人员除忠救军为主要外，另有屯溪缉私处及淳安的鲍步超第七纵队也有部分人员参加。部队来时都是徒手，受训后，按照学生的各种武器特长发武器给他们带回部队使用。每期如此。受训期间每天早晨要升旗，由副主任郭履洲在河边大操场作升旗讲话，所有官兵学生都集中在此听训话，每次要讲一个多小时。冬天大家就可怜了，天寒地冻，站立操场，冷得发抖。副主任讲好话后，大家才可回各单位吃早饭。学生们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副主任训话。”
    参加培训的学生，除每日上操及课程外，根本没有时间可以乱跑，出外都由中队长带领，课外都集中在队部休息，晚上自修或听指导员讲政治。星期天上午整理内务，下午休息，自己洗衣、补衣袜等。
    各单位官佐也很少有时间可以在单位走走，要好的可以一起谈谈话，但也很少出来，原因是村里路上都有岗哨，很麻烦，要问口令。少数官佐抽空要走走老百姓家，谈谈闲话。因此，在村内有极少的年轻女子与他们结了婚，曹素贞与郭履洲侄子郭正肃结了婚，朱村黄翼农药店老板的女儿与政训组上校组长吴志慎结了婚，曹杏花与政训组中尉组员王诚骝结了婚，曹兰仙与副官室的上尉龚一苇结了婚。还有其他少数结婚的就不太清楚了，这是他们自愿的。训练班结束后1946年全部家属由上尉副官来雄村带去上海。

戴笠两次参加毕业典礼

    约1944年12月，戴笠来到雄村，参加第五期学生毕业典礼。那天发生了戴笠怒训副主任郭履洲的事。他在大会上表扬前十名毕业生，将自带的美国派克金头钢笔奖给第一名学生，其余第二至十名则以衣服及衬衣、皮鞋等物资作为奖品给他们作为留念。事后训话时，戴笠问起少将副主任郭履洲为何不处理林学哲时，戴笠大发雷霆，将桌一拍，茶杯滚到地上。不但郭履洲立正站着，不敢动，全场官兵心胆都惊吓得鸦雀无声，由他痛骂。
    此事原委是这样的：1944年在一次早晨集合升旗时，副主任郭履洲发现助教林学哲未到，派人去叫他，林来时气势汹汹到台前将卡尔德手枪交副主任，要求副主任打他，副主任不理他。在开过升旗会以后，郭履洲回办公室叫秘书室将此事上报军统局，后军统局戴笠指示以极刑处理林学哲。副主任一方面爱惜人才，另一方面又碍于林是戴原来的卫士，所以没有照办。没想到他因违背戴笠旨意而招祸。第五期后，戴笠即下令将郭履洲调去福建玉壶第八班为副主任了。后调第八班的少将教育长娄剑如来雄村班为副主任。
    1945年 8月15号，戴笠由屯溪来雄村，所带人数约有50人左右。他是坐软椅由 8个抬夫抬来的，随从卫士约有30多人，每人两支枪，一支卡宾步枪，一支左轮或考尔德手枪。美国特务头头梅乐斯准将及翻译官等一起到班。梅乐斯和翻译等主要人物都住在洪家社屋的主任办公室内，其余则临时住在竹山书院的其他房内。
    17号戴笠在早晨升旗后讲话。
    第二天我们获悉所有官佐在大操场上聚餐。在11时后，副官们已将菜等拿上桌，不巧突然下雨，副官们又将菜肴拿回房间。至12时半雨停再行拿出上桌。这时少将副主任娄剑如要去请主任戴笠聚餐的，因他不到谁也不敢动一动。可娄剑如去请了三次，戴笠都不理，娄剑如骇的不知所措。后来他托了许多高级干部去请（如与戴同来的秘书、翻译等），戴总算来了，娄向戴报告所到的官兵人数，戴也不理他，向指定的桌边走去。当戴宣布大家可以吃时，娄仍立正站在他身后一动也不敢动。这样等到大家吃好结束后，娄仍坚持站立，后由秘书等劝他回去。这件事的原因之一是娄由八班调来时延迟了时间，五期郭履洲调去时，他到第七期才来接任，中间都由少将教育长汪浩然代理。其二是他到任后威风派头太大，各官佐说他新官上任三把火，不称心意不是骂，就是令下跪。这次这些人告了他一状。因此，戴笠对他非常不满。第三天第一支队出发时，戴笠下令叫他随第一支队走。当船到浙江淳安时，戴笠又令他下船，在淳安待命。后来不知如何。

短暂的雄村训练班

    雄村训练班的主要负责人员及机构设置情况：主任戴笠，少将副主任郭履洲至五期，七期由娄剑如接任。
    少将总队长张国，少将教育长佘万选、汪浩然、黄天存。
    副主任办公室设在崇报祠（崇报祠现已改为几间平房），后面平房为秘书室，上校秘书罗孝先。总务组在前面，上校组长张东生，七期是晏子风。政训组在崇报祠左前面，上校政训组长吴志慎。教务组在后池塘新建的办公室内，上校教务组长马鹏飞。会计课在后面的祖宗寝室前，中校会计课长李型昌。医务所设在汪渭徵家中，
    中校医务所长钱景初。电台设在河对面慈光庵内，少校台长章德善。特务连设在曹怀曾家中，少校特务连长陈汉卿。通讯班设在曹守仁老屋阶梯边，少尉通讯班长陈天理。翻译室设在八角亭的听风楼，中校翻译主任周关。
    助教室在竹山书院边房，上尉助教林学哲。气象台设在航步村下高坞山上。美教官住在八角亭楼上：负责人第一至第三期是马斯德中校，第三期至六期是巴尔金少校，第六至第八期是贺登上尉。大队部：上校大队长张葆琛，五期后是罗云柏接任。粮衣等库设在曹养民家，上尉官库军需徐良。军械室设在竹山书院边房，上尉军械员陈允恭。少校副官主任住在曹冶辛家。本班部官佐厨房由上尉副官周景堂负责。
    雄村训练班在1945年 8月第八期时结束，共计两年又 2个月。第八期只开训了半个月。各期训练班情况具体如下：
    第一期
    1943年 6月至12月，共受训 6个月，学生为 3个中队（300 多人）。
    第二期
    1944年 1月至 3月，共受训 3个月，学生为 5个中队（600 多人）。
    第三期
    1944年 4月至 6月，共受训 3个月，学生为 7个中队（900 多人）。
    第四期
    1944年 7月至 9月，共受训 3个月，学生为 4个中队（600 多人）。
    第五期
    1944年10月至12月，共受训 3个月，学生为 6个中队（800 多人）。
    第六期
    1945年 2月至 4月，共受训 3个月，学生为 8个中队（1000多人）。
    第七期
    1945年 5月至 7月，共受训 3个月，学生为 9个中队（1200多人）。
    第八期
    1945年 8月开训半个月即停办（1200多人）。
    该班发生的特殊情况是在1944年第三期中，学生由广德来时吃不了这种苦（吃的是糙米，每餐只有几个辣椒，穿粗布衣，早上起床只有五分钟，一天三操九堂课），发生了逃跑事件。一次抓回两个，开大会决定枪毙，一个由美教官保下，一个由特务连带去花山顶执行枪毙。另一次是学生游泳在河的深处跳水被淹而亡。还有一次上实弹射击时，有个学生隐避不当被打死。所以该班共计死了三个学生。
    该班学生主要来源是由安徽广德王岭的别动军忠义救国军，该部的驻地与苏、浙、皖接近，他们专以游击战为主化装打入沦陷区，破坏日军的仓库和道路等。该班第四期学生在七八月间，由上尉助教郭志丰和巫铭田率领了第一中队的少数学生，大约一共只有十四五人去浙江沦陷区做破坏试验。他们去了十多天，回来后在操场边的竹山书院门口大放爆竹以示庆功。据说这次去浙江，他们化装渔民成功炸毁了诸暨大桥和杭州日军仓库。
    那个时期我们只知道该班与部队都是抗日打日本人的。

训练班编制表

    副主任室
    秘书室—书记室
    总务组—副官股
    政训组—指导员
    教务组—教官室
    会计课—军需室
    医务所
    电台
    特务连
    通讯班
    助教室
    气象台
    美教官室
    大队部—各个中队
    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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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三大杀手之一：王天木

    比较起来，大家可能对军统的杀手比较感兴趣，因为比较神秘嘛。那咱们就把别的放一边，先说说这个话题。
    前面不说了么，中国人就喜欢评“三大什么”、“四大什么”，在这里我也不能免俗，先说说军统的“三大杀手”——王天木、陈恭澍、赵理君。
    大家可能会问，不是号称“军统四凶”么，怎么没有沈醉？

    按：提起军统来，除了戴笠，可能就数沈醉名气最大了。军统的神秘面纱，最初就是由沈醉揭开的，所以大家往往一说军统就是沈醉、一说沈醉就与行动联系起来。


    其实沈醉的职业生涯，并没有参与太多的暗杀行动。特务处时期，沈醉主要搞情报；抗战开始，前期做公开工作，后期搞总务（马奎帮余则成搬家、置办家具的时候，说“我都成了天津站的沈醉了。”就是这个原因），28岁就当上了军统局本部的总务处长，少将衔，所以说沈醉是一个行政专家更合适；到了保密局时期，沈醉去当云南站站长，倒是策划了一些行动。
    所以出于这些，我没有把沈醉放在“杀手”之列，因为他与我们要说的这几位相比，在这方面的“成就”比较小。
    说起王天木，绝对是军统中的一个“另类”。
    王天木是一个极为神秘的人物，说他神秘，是因为这个人的早期和晚年情况都无可考，甚至连找一张他的照片都难。
    王天木，原名王仁锵，曾化名郑士松。
    据说王天木是河北涿县人，1891年生，比戴笠要大 6岁之多。
    有的资料更离奇了，说王天木是1903年癸卯科进士。为此，我费了很大的劲，查了《清代进士题名录》，无论是王天木、王仁锵、郑士松，还是涿县人，都没有，最接近的一位，叫王钟仁，直隶卢龙人，但那是一位比较有名气的书画家，不是暗杀家。

    按：1903年癸卯科是中国倒数第二次科举考试，也是最后一次正科考试。状元王寿彭，是后来山东大学的创始人，王寿彭也是一位书法家。
    当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也叫癸卯学制，这个“癸卯学制”，研究教育史的都知道，中国的新兴教育事业就是从此开始的。第二年，也就是1904年甲辰年，正逢慈禧太后七十万寿，开恩科，这一科是中国科举考试的绝唱。末代状元，就是著名的刘春霖了。


    王天木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我也查了，也没查着。

    按：东北讲武堂与云南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都是中国最早的军校之一，与后来的黄埔军校并列为中国早期的四大军官学校。
    吕正操、万毅、马本斋，都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生；张学良也是从这里走出张“少帅”的第一步的。
    朱德、叶剑英都是云南讲武堂出来的；缅甸的吴奈温、越南的武元甲，都是云南讲武堂的毕业生。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就更别说了，蒋介石就是从其前身“陆军部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炮科出来，到日本留学的，同行的还有张群。
    至于黄埔，以后我们会单开章节。


    从东北讲武堂毕业以后，王天木又跑到日本留学去了，他是明治大学法学学士。
    回国之后，王天木自然投身司法工作。现在最早有关王天木的记录，就是1915年10月23日，王任浙江高等检察厅检察长，这个我是查有实据的。
    从上面的这些情况来看（有些是传说），王天木的经历十分丰富多彩，比起文强来，可说不遑多让。
    王天木是特务处天津站的第一任站长，由于天津站是特务处（军统）建立的第一个比较成型、有战斗力的外勤单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天木不仅是天津站的创始人，也是军统外勤工作的先驱。这个贡献，远大于他作为一个“杀手”在军统所起的作用。
    王天木是戴笠的朋友，感于戴笠的“革命”激情，进入特务处。并于1932年、特务处成立的当年，建立起了特务处天津站。

    按：戴笠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本事，即感染和说服别人的能力超强。
    1929年12月，戴笠到河南策反唐生智部，被唐通缉。戴笠在走投无路之际，听说唐生智手下的宪兵营长周伟龙是军校四期的同学，而且跟自己的六期同学东方白是“铁哥们”，当即深入虎穴，独闯宪兵营，以“良臣择主而仕”的道理，劝周伟龙认清形势、效忠校长、共创伟业等等。
    一番话下来，周伟龙心悦诚服，当时就拜戴笠为义兄，亲自护送戴出城，还提供了唐部的重要军事情报。
    这还不算，没过几天，周伟龙连自己的营长都不当了，直接投奔了当时还在“跑单帮”的戴笠，跟着他搞情报去了。
    你说戴笠这个人厉害不厉害！


    早期的天津站，并没有《潜伏》中那么多什么“队”啦、“处”啦的，其实就是王天木一个人，办公地点就是他家里，工作全靠他自己的社会关系。王天木的气质、秉性，跟戴笠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是爱交朋友、会交朋友，到哪里都吃得开、有什么事都摆得平的那种。
    王天木之所以能够位列“三大杀手”之首，最可称道的，其实只有一件事——“刺杀张敬尧”。
    大家可能会问了，张敬尧案不是北平站干的么，是陈恭澍主持的，怎么安到王天木头上了呢？

    按：陈恭澍生于1907年，1932年从“洪公祠”出来的时候才25岁，除了上过军校，就没怎么工作过，当特务更不会，何况是当特务头儿。所以，陈恭澍被派到北平站当站长的时候，戴笠嘱咐他，路过天津的时候，先去拜见前辈王天木。并特别带话，让王好好带一带这个小兄弟。
    事实证明，王天木很够意思，对素不相识的陈恭澍，王不但倾囊相赠，而且在张敬尧案的前前后后起了关键作用，整个过程，陈恭澍名为主持工作，其实基本属于“打下手”的。
    因此我们把“张敬尧案”放在王天木的事迹中叙述。


1、 张敬尧案

    张敬尧，1880年生，安徽霍邱人，皖系军阀，1918年，北洋政府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
    12月，因张敬尧派兵镇压学生的反日斗争，湖南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长沙学生、教员万余人举行总罢课，毛泽东曾率“请愿团”到北平进行宣传活动。1919年，张敬尧被赶出湖南，成了一个过气军阀。
    1932年，不甘寂寞的张敬尧投奔了伪满洲国。
    1933年，特务处得到情报：“张敬尧被日本人任命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携 700万元经费潜入北平，化名常石谷，住进六国饭店，并勾结地痞、流氓，策反军队，有极大叛乱嫌疑。”
    经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批准，戴笠下达了“着即对张逆敬尧予以严厉制裁”的命令。
    所谓“着即”，是七天之内；所谓“严厉制裁”，就是“要人的命”了，这是军统的行文表述方式。
    其时，王天木正好也在北平，整天没事就跟陈恭澍在一块儿，“手把手”地教他怎么当特务。据陈回忆，他经常说，“干这一行，什么都得明白，干任何事情都是情报收集的过程”，因此带着陈恭澍这个小兄弟哪儿都去，自然少不了各类风月场所。
    可巧了，接到命令的时候，陈恭澍和王天木正在“八大胡同”之一的韩家潭“打茶围”。
    命令是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亲自到韩家潭下达的，当时陈恭澍还挺不好意思，觉得触犯了军纪，王天木却是满不在乎的样子，郑似乎也不以为意，从侧面印证了王天木的“教导”是对的——干这一行的，去哪里都很正常。
    考虑到北平站建立不久，郑介民明确要求，任务由北平、天津两站共同完成，并严肃指出，此项任务事关重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刺杀张敬尧，有两个难点，其一，找到这个人。
    情报中已经说了，张敬尧化名常石谷，住在六国饭店。

    按：六国饭店是旧中国一家很有名的饭店，并不在于他的条件有多好，而是他独特的地理位置。六国饭店地处东交民巷，这是原来的使馆区，民国以后，虽然使馆迁往首都南京，但东交民巷仍享有治外法权，换句话说，这里不归中国管。所以像张敬尧这类过气军阀、失意政客，社会渣滓
，还有其他种种心怀异志的人，往往喜欢住在这里，图个安全。
    历史上，六国饭店接待过两批重要客人。第一次是“东北易帜”的奉方代表，通过这次谈判，民国政府在形式上实现了全国统一；第二次，就是建国前夕，已经进入北平的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迎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
    很可惜的是，这么有历史意义的老建筑没有能够保存下来。解放以后，这里改为外交部招待所，再后来据说又成了外交部家属楼。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外交部搞“三产”，将老楼拆掉，筹建“华风宾馆”，结果发生火灾。以下是当时的报道：
    《官僚主义酿成外交部招待所大火》
    【本刊讯：位于北京市前门东大街 5号的外交部招待所是1949年国共两党和谈时，国民党代表团下榻的六国饭店。这座著名的建筑在今年 8月 5日由于施工中的官僚主义和电焊工人的违章作业而发生火灾，整座建筑被烈焰和浓烟吞噬，损失惨重。】


    问题在于，知道张敬尧住在六国饭店，并不意味着很简单地就能够找到他。当时特务处并没有掌握北平的公开机构，不可能有警察局来配合你，直接到饭店去——“说！有个叫常石谷的住哪个房间？”
    所以王天木决定亲自出马去寻觅张敬尧的踪迹，当夜，他就从韩家潭叫了一个姑娘，陪着他一起到六国饭店开了一个房间——那个年代，一男一女开房间很正常，如果是一个人住酒店，倒容易引起怀疑，这也是王天木的精细之处。
    寻了三天，不见踪迹。到了第四天，大家正在着急的时候，王天木意外地发现他认识的一个裁缝，从饭店出来，一问谁做衣服啊，听裁缝一说长相，正是汉奸张敬尧！
    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第二个难点，射手在哪里？
    当时，天津站加上北平站一共只有5、6个人，都是搞情报的，没有搞行动的人，更没有射手。谁去执行这个任务成了难题。
    这个任务，执行起来并不容易，不像在战场上作战，一枪不中，再开一枪就是了，搞刺杀，机会稍纵即逝，一击不中，再无补救的可能。
    这时，一个刚刚加入北平站不久的资料员站了出来，表示愿意承担这个任务，这个人，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白世维了。
    陈恭澍听了当然大喜过望，当天，就让白世维扮作王天木的跟班，一起住进了六国饭店。
    临行，陈恭澍将一支大口径勃朗宁手枪和六颗子弹交给白世维，这支手枪是陈恭澍参加工作的时候，“戴先生”送给他作为纪念的。就是这支枪，要了张敬尧的“盒”钱。
    这天已是七天限期的第五天。
    中午时分，王天木带着白世维找到茶房，借口一会儿还要来一个朋友，要求在三楼另开一个房间。这是因为张敬尧的房间在三层，王天木想尽可能离他近一些，以便随时动手。
    有人可能会问，一脚踹开房门不就完了，费这么大劲干什么？
    张敬尧可不是一个人住店，手下副官、参谋、卫士、好几个人呢，人家手里的“家伙”也不是吃素的，闹不好再让人家给“灭”喽！
    茶房问了问，说三楼没有空房，二楼有一间，于是王天木、白世维两人跟着茶房去看房。看了看，觉得这间房离开楼梯太远，不利于撤离，可这话又不能跟茶房说，只好要了下来。
    茶房走了，据白世维后来回忆，当时王天木不知何故，向着茶房走的方向也跟着走过去，白世维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只好也跟着他后面在走廊上溜达。
    幸亏有这一溜达！
    走着走着，王天木偶然从走廊的窗户中，看到对面楼层有一扇半开的窗户，窗前的床上坐着一个人，最明显的特征，下巴上一撮长毛！
    王天木心一跳：“张敬尧！怎么会在二层！”
    白世维顺着王天木的视线往左一看，再回头一看王天木的表情，登时明白了八、九。
    王天木低声说了一句：“就是他。”说着转身就下了楼梯。
    王天木的任务已经完成，须先行撤离，否则枪声一响，两个人在一起目标太大。后面的事情，要看资料员白世维的了。
    白世维听到王天木的话，此时已闪在窗边，掏出手枪，对准“一撮长毛”，当、当、当，就是三枪。
    1933年 5月 7日，张敬尧的汉奸生涯，就此走到了尽头。
    看到“一撮长毛”已经倒了下去，白世维提着手枪准备撤退，那个茶房大概是听到枪声，跑来看个究竟，正好与杀气腾腾的白世维走个“顶头碰”，白没有说话，用手枪的枪口对准了茶房。
    茶房做梦也想不到，刚才低首顺目的“跟班”，怎么突然变成了杀人的凶神，当时吓得三魂出窍、七魄升天，哪里还说得出话来，当即缩在墙边，只等着那要命的一枪。
    白世维没有再理会他，若无其事地走下楼梯。
    到了大堂，只见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他，却没有一个人敢上来打话。白世维堂而皇之地走出了六国饭店的大门。
    在张敬尧案中，白世维感于民族大义，奋不顾身，轸灭巨奸，一役奠定了他军统“四小杀手”之一的位置。

    按：白世维，山东人，军校七期毕业。刺杀张敬尧案后，白世维被晋升为中校军衔，并被保送到中央陆军大学深造，时年24岁。


    第二天，切实的消息到了，张敬尧被送到医院后，因击中要害，已无抢救的可能，至下午三点断气。
    张敬尧为什么忽然会出现在二层？由于张烟霞嗜好颇深，因此在二楼开了一个单间，图个清净，不想毕命于斯。
    后来才知道，同被日本人收买的，还有军阀孙传芳，而且他就住在六国饭店四楼。张敬尧出事的当天，孙传芳即秘密潜逃，不知所往，估计也是吓得心胆俱裂。
    在张敬尧案中，王天木运筹赞画，居功至伟，卒能击毙巨奸，功劳记在北平站，给了陈恭澍，但包括陈自己也知道，首功归于王天木。

2、 “箱尸”案之后的王天木

    1934年春，王天木因卷进“箱尸”案，经蒋介石批捕后，判处无期徒刑，就关在我们前面介绍过的“丙地”。

    按：“箱尸”案是怎么回事，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大体就是王的手下因故误杀了个人，肢解后，找了个不明就里的黄包车给拉走了，以为这样就完事了，结果被查获归案。


    我很奇怪的是，以王天木的聪明智慧，怎么会办出这种没头没尾的事情。
    王天木是什么人？学过军校、学过法律、当过检察官、现在是正牌的特务头子，他不会杀人？杀了人不会处理？
    所以此中必然另有隐情。当然了，有何隐情，就不是我们这些后人可以妄加揣测的了。
    据说案发后，原拟判死刑，经戴笠再三缓颊，改为无期，实际上也只关了两年，因对日形势越来越紧张，正在用人之际，就给放了出来。
    抗战开始，王天木担任军统华北区区长。
    1938年底，军统遭到了一次空前的打击，上海区被“76号”破坏，原有人员如周伟龙等因长期在上海工作，已经呆不下去了，这时戴笠又想起了他的这位老朋友，令王天木重新组建军统上海区。接替他任华北区区长的，就是陈恭澍。
    王天木到了上海以后，由于他长期在北方工作，跟当地的同事弄不到一块去，手下人不怎么听他的，工作难于开展，搞得十分苦恼。
    这年夏天，军统上海区人事科长陈明楚被“76号”逮捕后投敌，首先出卖的，自然是区长王天木，由于种种复杂的因素，王天木落水做了汉奸。
    王天木的落水，后果很严重，首先是上海站濒于瘫痪；其次，他的老下级，天津站特务裴级三叛变，把华北区整个交给了日本人，区书记曾澈被捕，区长陈恭澍仅以身免。

    按：曾澈也是英雄，以他为首，曾组织了一个军统的外围组织“抗日杀奸团”。1939年 9月27日，因裴级三叛变，曾澈被捕。在狱中经受了种种苦刑而坚贞不屈，于1940年 9月 9日在北平捐躯，年仅27岁。
    关于“抗日杀奸团”的事迹，网上很多，大家自己搜吧。


    第三，1939年底，在王天木的协助下，“76号”又将军统青岛站站长傅胜兰等来了个连锅端，傅等被捕后集体落水。

    按：特务一旦叛变，其危害往往出乎想象。由于他们工作的特殊性，彼此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推倒一个就是一遛，逮着一个就带出“一窝”。大家都是原来的同事，谁心里想什么事都清楚，所以劝降也就特别容易，几句话的事，所以一叛变也是“一窝”。“76号”的成员，除了当地的地痞流氓、社会渣滓以外，其“中坚”力量，基本都是特务，不是中统的、就是军统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王天木的落水，使戴笠怒不可遏，严令军统上海区，对王天木予以制裁。亲手安排这个计划的，就是他手把手带出来的徒弟陈恭澍。
    在制裁中，王天木很“奇怪”地逃过一劫。这一段，咱们以后再说。
    抗战胜利以后，王天木自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逃往东北，后辗转赴台。

    按：陈恭澍后来也去了台湾，跟王天木还是朋友。这俩人这一辈子，过的都是刀头舔血的日子，居然都得以高龄善终。俩人之间，一会儿是师徒、一会儿是同僚、一会儿当前后任；一会儿又变成了敌手，且互相都曾经使对方身处严重的危机。
    但只有一样不改，即终身彼此以朋友相交，也是一段传奇。


3、 王天木之后的天津站

    天津站是大站，所以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把以后的情况一并介绍一下。
    王天木因“箱尸”案被拘禁之后，第二任天津站站长是王子襄。
    王子襄出生于1904年，也是位奇男子。
    王子襄是个西医，北平协和医科大学毕业的，正经八百的医学博士。
    王的加入军统，还是因为他的妹妹王玉梅。王家在北平，而且是名门望族，王玉梅是北平“名媛
”，经常出没于各类社交场合，就这样认识了戴笠，然后又介绍了王子襄。
    王子襄大体知道戴笠他们这帮子人干的是什么“勾当”，但奇就奇在他不但不反感，反而特别向往，多次与戴笠谈，希望帮他做点什么，不要报酬都可以。
    戴笠当然高兴了，王一直在天津行医，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肯定有用得到的地方。

    按：由于戴笠的特务处在当时还不大为人所广泛认可，连郑介民这样的“自己人”都嫌当特务“丢人”，因此戴总希望多拉些高层次的人进入特务处。所以戴笠手下能人、奇人真是挺多，且不说军校一、二、三期的学长比比皆是；大学生、“海归”也多得很；还有象王天木这样的，都当到一个省的检察长了，居然也屈尊到他手下当特务。当然了，戴笠驭人的手段从此也可见一斑。


    适逢此时王天木出事，刚加入特务处的王子襄，一步登天，直接当上了天津站的站长。戴笠同时要求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加以关照。
    正好此时特务处要求“制裁”吉鸿昌和石友三二人，这俩人都躲在天津。而天津站由于王天木出事，把他手下的人都划给了北平站，所以这两项任务，就交给了陈恭澍。因此陈经常在平津两地往返，与王成了很好的朋友。
    没想到，不到几个月的工夫，王子襄突然死了。
    王子襄有个奇特的爱好，喜欢以身试药，我不知道是不是学医的人都这样。陈恭澍回忆说，他曾经见过王子襄往自己胳臂上打针，起初没在意，以为他是在吸毒，后来问起来，才知道他是在拿自己做试验，还曾经劝过他，太危险。王子襄只是笑笑，显然是没听进去，终于是在这最后一次试验中出了事，年仅30岁。
    1934年的天津站流年不利，一年里换了两任站长，“制裁”吉鸿昌和石友三任务又恰好很重，一时派不出合适的人选，只好由陈恭澍“一肩挑”了。

    按：吉鸿昌和石友三这两个案子，都是陈恭澍经手的，搞得拖泥带水、七零八落不说，陈恭澍自己也弄得灰头土脸，居然闹出畏罪潜逃的“糗”事，我们在谈陈恭澍的时候再讲。


    其后，裴级三的叛变，使得整个军统华北区的组织体系被破坏殆尽，天津站从此一蹶不振，到了抗战胜利之后，新的军统局天津站才被重新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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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三大杀手之二：赵理君

    戴笠手下的三大杀手，王天木和陈恭澍，都是文武双全，包括其他一些处、站级的大特务，沈醉、文强等等，提笔能写诗、动手会杀人，实在是一等一的人才；连戴笠的警卫王鲁翘都会写文章。如果没有当特务，这些人干别的，也照样错不了。
    赵理君跟他们不是一类人。
    说起赵理君，那简直就是一个嗜血恶魔，甚至是一个以杀人为乐趣的那么一个人。所以戴笠重用这号人，迟早要替自己找麻烦。

    按：剥夺别人的生命，是一种很恶性的事情，即便你要杀的这个人恶贯满盈，没干过的，心里也得哆嗦。
    沈醉在他的回忆录里，很详细地描绘了他在第一次制裁汉奸时的心路历程。据陈恭澍回忆，白世维在刺杀张敬尧之后，几天都不愿意说话，闷闷不乐，再没有提到过此事，即便他因此事受到嘉奖，也没有见他有任何沾沾自喜的表现，就是这个原因。
    但人总有例外，赵理君就是这么个例外的。


    赵理君，生于1905年，四川蒲江人，军校五期政治科毕业。有人说他原本是上海的流氓，这不对。
    戴笠什么人都用，但他不用流氓，他可以与流氓交朋友、可以运用流氓做事情，但他决不会对一个流氓委以重任，原因咱们前面说了。另外，戴笠看人看得很透，他觉得此类人没有精神上的东西，盖其能为我所用，也能为他人所用耳。
    谈赵理君，要从特务处上海区谈起。

1、 特务处上海区

    上海在那个时候的地位，远不是我们这些后人所能想象的，一是经济繁荣，“东方的巴黎”、“冒险家的乐园”，不是吹的。那会儿的香港可没戏，远没有后来的地位。二是密弥首都南京。三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中共中央设于上海；四是后来抗战期间，成了国民党与日伪秘密战的前沿。
    所以戴笠自然不会放弃这么重要的战略要地，特务处还没成立，就派人在上海活动，时间跟天津站成立的时候差不多。

    按：军统的所谓站、区，其实划分得并不是太严格。大凡一个组织，当他处于草创时期，其机构、人员级别等等，肯定不会有太严格的层级区分，也许今天叫“站”，明天就改“区”了，后天区长被捕，没准就改叫“组”了，都不是一定的。
    到后来慢慢发展了，人越来越多，机构越来越大，乱七八糟的事就来了，什么你是什么级、我是什么级，你当什么长，凭什么我当不上，“和尚摸得我摸不得”？但在那个时期，没准儿明天命都没了，所以这些还都谈不上。
    比如天津站和北平站，后来在两站之上成立了一个华北区，由郑介民担任特派员，由于其特务处副处长的地位，王天木和陈恭澍自然要受其节制，但仍受特务处本部直接领导，郑只不过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进行传达和指导。后来又改叫华北区区长，王天木和陈恭澍都当过区长。
    再比如，军统对南洋等地区的管控部门，既不叫区，也不叫站，叫“海外部”，你说这个“部”是什么级？
    上海比较特殊，始终叫上海区。第一任区长就是陈恭澍在“洪公祠特训班”的同学翁光辉。

    按：翁光辉，浙江丽水人，军校三期步科毕业生，跟戴安澜烈士是一个队的。他这一期还出了一个大特务邱开基，不过邱是经理科的，搞财务的干特务，居然也干得有声有色。


    但翁光辉这个区长没干几天，原因是他犯了一次“傻”。1932年夏，上海法租界的警察偶然发现了一份红军的部分部署和装备的材料，戴笠安插在法租界的运用人员、巡捕范广珍意识到这是一份重要情报，于是就把材料交给了翁光辉，满拟翁会交给戴笠，结果翁那天不知是脑子进水还是怎么了，居然想到要把这个材料直接送交蒋介石。
    当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剿共”，由于翁光辉在北伐时曾在海军工作，于是他找了一条军舰，溯江而上，准备到庐山亲自将情报送给校长。结果他前脚刚走，后脚戴笠就知道了。
    结果是你坐轮船，我乘飞机，看谁跑得快！当翁光辉兴致勃勃地从九江登陆，“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时，迎接他的，是戴笠的手枪。
    跟戴老板“抖机灵”，显然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果。翁光辉这一趟折腾，换来的是马上撤职，并予以监禁。
    但戴笠并没有太难为翁光辉，毕竟他是个爱才的人，不会跟自己手下人一般见识，很快又提拨他当上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队长。抗战开始以后，翁曾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警务处队长、第10绥靖区司令部调查室主任等，照样弄了个少将。解放前夕，任国民党第八区保安司令。
其实翁光辉是个很负责任的人，1948年 6月，整编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就是淮海战役里边那位）回温州郊区老家探亲，这是翁光辉的防区。翁怕邱清泉被游击队袭击，还亲自到带卫队把他请到城内保护起来。
    翁光辉之后，第二任区长就是余乐醒。这时，上海区已经初具规模了，下设有四个情报组。余乐醒的小舅子沈醉就是在这个时候从家乡出来，“投身革命”的，一开始当交通员，后来搞情报。
    沈醉当时才十八、九岁，别人都比他大得多，大家都拿他当小孩，每次取情报，都给他买吃的，然后再三叮嘱别把东西给弄丢了.
    沈醉与戴笠的儿子年龄相仿，又能干，所以戴笠特别喜欢沈醉。后来，翁光辉当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队长，为了进一步培养沈醉，戴笠派他到侦察大队去当督察，从此以后沈醉长期在公开单位工作，后来到军统局本部当总务处长。

    按：当时与沈同去侦察大队的，另外还有三个人，其中之一，就是杀害郑苹如烈士的刽子手——汉奸林之江。林之江后来死得很惨，关于他，我们在讲“郑苹如案”的时候再说。


    也是这个时候，上海区增设了行动组，组长就是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成员，据沈醉回忆，有施芸之、李阿大、过得诚等，一共有十几个人。

    按：上海区的这个行动组，“阵容”是很强大的，除赵理君外，副组长王克全亦是位列军统“四小杀手”之一的人物。


    第三任区长，吴乃宪，广东海南人，军校一期。

    按：吴乃宪是一期第三队的，这个队是整个一期生里人才最多的，猛将如云。那边的，有李仙洲、梁干乔、关麟征、杜聿明、侯镜如、黄杰、袁守谦等等。咱们这边的，有号称“黄埔三杰”之一的陈赓；还有“模范军人”、在北伐中牺牲在武昌城下的曹渊烈士，这可是我们在中学历史课上都学过的。


    关于吴乃宪，值得一提的有这么几点：
    一、吴乃宪是海南岛海口长流镇传桂村人，他这个老家传桂村出了22个黄埔生，其中有四个将军。
    二、据沈醉回忆，吴乃宪曾出卖他的老师邓演达。我查了上海地方史志，出卖邓演达的是陈敬斋。
    三、吴乃宪在淞沪抗战中有很不错的表现。当时，吴乃宪已调任京沪杭甬铁路局警察总署署长，他率领的铁路警察部队、上海警察局长蔡劲军（海南万宁人）率领的地方警察、吉章简（前面讲过，海南崖县人）率领的地方保安团，最多只能算是准军事部队，但作战之顽强，不逊于正规军，所以当时这三个人被誉为“海南岛三杰”。
    四、大家知道，故宫文物的精华在台湾，而这批珍贵文物中的最精华部分、一共2972箱，就是经吴乃宪之手运往台湾的。
    大体就在这个时期，特务处开始在各个区、站增设了两个职位。其一是书记，担任上海区书记的是张师。
    张师也是原中共党员，先在“浙警”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接替王孔安），这个时候他还是毛人凤的顶头上司呢，呵呵。抗战中曾任兵工署稽查处处长。

    按：战争年代，兵工厂如果出了问题可不是玩的。所以兵工厂是军队建制，工人也属于现役军人，是不准组织工会的。为防止共产党和其他势力兵工厂活动，各厂都设有警稽组和警卫大队，统管这项工作的，就是兵工署稽查处。


    在《红岩》中曾有成岗被捕的场面，如现实中真的发生这种事情的话，出面去处理的，就应该是这个张师了。
    抗战胜利后，张师任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即毛森的副手。这个时候，毛人凤已经是军统局局长了，十几年的工夫，你看看人家混的！
    张师这个人，我记不太清《潜伏》中吴站长的太太提过他没有，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在为自己打算，你们还在这儿抓人，好滑稽”那段，我记得提到何芝园跟余乐醒了。这都是真有其人的。
    各区、站增设的另一个个职位，是区督察，上海区派来的督察是陈慈。陈慈，1906年生，海南文昌人，字质平，更多的人习惯称其为陈质平。陈质平这个人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其实他挺有名的，外交界的老人应该都知道他，因为他多数时间是以国民党的“外交家”面目出现的。
    1949年 8月，陈质平就已经是国民政府驻菲律宾全权大使了。

    按：解放前夕，蒋介石对失去大陆之后的走向，曾有几个考虑，第一当然是去台湾，但偌大的大陆都丢掉了，台湾能长期保有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因此蒋曾考虑一旦台湾失守，则到菲律宾建立一个流亡政府，因菲律宾在1947年独立以后，反共的态度很明确。


    据《蒋介石在台湾》一书记载：
    【1947年 4月18日，中、菲两国签订了友好条约，10月24日正式批准，菲律宾总统还热情邀请蒋介石前来访问，蒋曾召见驻菲律宾大使陈质平，“垂询甚详”，表示有机会一定去访问。
    蒋介石下野后，即派陈质平会见菲律宾总统季里诺，试探组织流亡政府的可能。】

    按：实际上，1949到1950这段时间，去台的衮衮诸公其实日夜都生活在不安中，不但被国际社会放弃、自己的心理上也已经放弃了，不知道哪一天就会“GAME  OVER”，只是嘴上不说而已。
    从这个角度上讲，发生在朝鲜的那一场战争，真的很不是时候。


    去台以后，陈质平历任台湾驻伊拉克、约旦、利比亚、墨西哥“大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质平曾亲眼目睹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一幕。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当时，陈质平正在台湾驻墨西哥“大使”任上，同时，他也是台湾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的台湾当局“代表团”成员，“代表团”团长是台湾“外交部长”周书楷。
    当天，在上述投票之前，周书楷宣布“退出”联合国。
    当时，报纸上还有一张这几个人的照片，靠后的一个就是陈质平，前面并排的两个人，一个是周书楷，另一个是台湾“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刘锴，三人均“面色凝重”，与另一张照片上乔冠华等人拊掌大笑的场面形成鲜明对照。
    以上说的是作为“外交家”的陈质平，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陈质平曾经是一个特务。
    1936年12月20日，军统在广西梧州将民国时期第一暗杀大王王亚樵一举狙杀，陈质平在此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所以我说嘛，真正的干才，干什么都能弄得像模像样。
    军统的文昌人有好几个，郑介民大家还记得吧，另外还有邢森洲、王昌裕。
    在淞沪抗战中，陈质平也被派到上海前线。据他回忆，某次戴笠派他去执行一项任务，行前去辞行，适逢戴笠生病，发高烧。戴笠当时大概是烧得有点糊涂了，一见面就质问他：“你为什么还不去前线？”然后从枕下抓了一把足够做几身衣服的钱：“你去做一身衣服，赶快走，去前线！”让陈非常感动。
    陈质平于1984年 2月病逝于美国，享年78岁。
    吴乃宪之后，第四任区长，王新衡。
    王新衡，浙江慈溪人，1908年生。
    王新衡的经历跟文强类似，虽是特务出身，但因机缘巧合，结交的都是大人物。
    王新衡也是军统内的苏联事务专家，是个学者型的特务。
    国共合作时期，王新衡被国民党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与蒋经国是同学。而且这俩人都是托洛茨基派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有类似政治倾向的中国同学，以浙江人居多。
    这个现象引起了王明的注意，据说当时中山大学举行了长达三天三夜的清党大会，要处分蒋经国、王新衡等人，由于蒋经国的特殊身份，一时奈何他不得，结果是“城门失火，殃及新衡”，会后，王新衡被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逮捕，蹲了四个月的大狱。
    1930年，王新衡被遣返回国。曾在南京创办苏俄评论社，出版《苏俄评论》月刊。
    1934年 1月，张学良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职，王新衡投奔了张学良，虽然地位相差很悬殊，但二人却成了好朋友，极为相得。
    后王新衡加入军统，任上海区区长之后，由于他与张学良的这层关系，戴笠派他到西安去当西北区区长，但因故耽搁了一段时间。结果就在要去还没去的当口，“西安事变”爆发，把戴笠搞得灰头土脸。满腔怒火之下又一次“殃及新衡”，以“失职”之名将王下狱，一直关到淞沪抗战爆发，才给放出来，派任香港站站长。
    这一段，咱们在讲“西安事变”的时候还会细讲。
    第五任、也是抗战爆发前的最后一任区长，就是我们前面已多次提到的周伟龙了。
    在军统，周伟龙是个惹不了的人。
    首先是他的资格老，“十人团”之一嘛，还没有特务处的时候，这几个人就跟着戴笠搞情报，那是元老中的元老。
    其次，周伟龙的确是个干才，经历很丰富，能力极强，就没有他干不了的事。
    周本人是军校四期毕业生，又在正规军队中干过，当过宪兵营长，干过潜伏，搞过行动，后来又去“忠义救国军”，再后来又当交通警察总局局长——军、警、宪、特，他一个人干齐了，还给不给别人留饭碗了！
    最重要的，周伟龙是戴笠的结义兄弟，还救过戴笠的命，这一份情谊，那是连毛人凤什么的，都比不了。
    所以在特务处、乃至后来的军统，只有戴笠能够支使周伟龙，别人谁见了都得让他三分。
    据沈醉回忆，中日开战以后，特务处决定往日租界派几个潜伏组，当时是考虑上海一旦陷落之后，长期潜伏。这个任务，周伟龙预备叫沈醉去，问题是沈当时已经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干了好几年了，搞的全是维护治安、刑事案件侦破等公开工作，身份早已暴露，根本不适合潜伏。
    沈醉于是跟周讲，请他能不能另派他人，这时戴笠发话了，“你不是湖南人么，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让你去你就去吧。”
    去是去了，由于下手太晚，已失去潜伏条件，在租界中根本无法立足，没有一个月，就待不下去了。
    临到撤离的时候，组里还有一部电台难于处理，因电台在那个时代是比较珍贵的通讯器材了，沈醉觉得砸毁太可惜了，于是决定冒险把它带出来。他手下有个特务，家中有一个婴儿，于是沈醉把电台放在婴儿车上，通过了租界的巡查。
    见到周伟龙，诉说一切，结果周一听就急了，认为沈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丢了上海区的脸，非得让沈醉回去不可。
    这时连戴笠也觉得周太过分了，说：“你这不是让他们回去送死么？”戴老板发话了，周伟龙才算作罢。
    沈醉当然挺美了，然后就说“我把电台也带回来了”，本以为戴笠会夸他，没想到戴老板一听勃然大怒：“荒唐！一部电台能值多少钱，这要是被日本人搜出来，你们几个人全得没命！”
    上海沦陷以后，周伟龙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因上海区出现叛徒，只得撤离，接替他的第六任区长。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王天木了。
    前面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特务处上海区的情况，主要是后面有大量的话题需要围绕上海区展开，如果不提前把一些基本的情况讲清楚，在行文中会出现许多滞窒。
    接着说赵理君，作为杀手，赵理君与这样几个案子联系在一起，杨杏佛案、史量才案、唐绍仪案、韦孝儒案。
    其中，杨杏佛案和史量才案，网上的资料很多，我就不浪费笔墨了。

2、 唐绍仪案

    唐绍仪，生于1862年 1月 2日，广东珠海人。唐绍仪是一个农家子弟，1874年，曾国藩感于中国的落后，建议清政府选派一批幼童到美国留学，唐绍仪有幸被选上，同学中还有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唐绍仪是老资格的“革命家”了。但当他回国的最初，赏识唐绍仪的，其实是袁世凯。武昌起义之后，唐绍仪曾代表袁与南方谈判，最终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
    也就在这个时候，唐绍仪的思想立场开始向民主共和方向转变，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并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抗战爆发时，唐绍仪正举家寓居上海，但政府方面对这样一位老革命家滞留上海感到不放心，担心他为日本人所利用，因此多次劝他西迁，但唐不知何故始终没有明确答复。同时政府又得到情报，反映说日本人有一个“南唐北吴”计划。即拉拢唐绍仪和吴佩孚为他们所用。适逢此时，又发现唐绍仪的女婿岑德广打着他的旗号在与日本人打交道。
    蒋介石终于动了杀机。
    任务仍旧交由军统局上海区办理（此时特务处已于1938年 3月改组为军统局），行动组长赵理君负责执行。
    通过了解，赵理君物色到一个叫谢志磐的人，唐绍仪在30年代当广东中山县长的时候，谢志磐是广州《民国日报》的记者，经常采访唐绍仪，很熟，可以出入唐绍仪家，于是赵理君做了谢志磐的工作，要他协助办理此案。
    据谢反映，唐绍仪喜欢收集古董，曾在某古董店里看上一只花瓶，当时店方索价十万，因唐嫌贵，没有谈拢。赵理君一听，计上心来，决定亲自出马。
    他首先买下了这只花瓶，多少钱买的不清楚，但我想特务处不会有这么多闲钱买古董，即便有也不会花在这上头，多半是“赊”来或“租”来的。
    某日，由谢志磐陪同，赵理君假作古董店的伙计，拿着花瓶来到福开森路18号唐府，因谢志磐是常来常往的人，唐府不虞有他，赵理君顺利地见到了唐绍仪。
    唐绍仪见到花瓶当然很高兴，细细把玩起来。赵理君不失时机地说：“另外还有一只花瓶，年代更久远，价格也不贵，请您定一个时间，我送到府上来。”
    唐绍仪一听马上说：那你就哪天哪天送过来吧。
    通过这一次“趟道”，赵理君已完全摸透了唐府的路数，客厅有一个安南（今越南）警卫，但大宅门的规矩很严，不奉召唤，这个人不会随便进入客厅。
    这一天是1938年 9月30日，赵理君再次来到唐府，唐很快接见。
赵理君取出两只花瓶交给唐绍仪，让唐详细对比，一边绕到唐绍仪身后，给他介绍“这里有一处瑕疵”等等，眼见唐绍仪的注意力全在花瓶上，赵理君抽出事先藏在身上的一把很小的小斧头，冲着唐绍仪的后颈就是一斧。
    不愧是军统“三大杀手”之一，部位拿捏得准确无误，唐绍仪连哼都没有哼一声就断了气。
    赵理君不慌不忙地收拾东西走出客厅，出门时还对安南警卫说：“唐总理让我再拿几个花瓶来，你等一下，我很快回来。”
    等警卫发现出事，追出大门的时候，赵理君的轿车早已绝尘而去。
    由于杀唐的证据并不十分充分，国民党元老纷纷提出质疑，搞得蒋十分被动。
    10月 5日，国民政府下令褒扬唐绍仪，拨给治丧费 5千元，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以表示政府“笃念勋耆之至意”。
    令人意外的是谢志磐。案发当日，唐的家人即向法租界报案，称谢志磐带领刺客暗杀了唐绍仪。法租界当即发出通缉令，凡能揭发、检举、抓住刺客谢志磐的，赏 3千元。
    谢志磐本就不是职业特务，自从刺杀唐绍仪后，终日疑神疑鬼。一通缉更完了，总感到有人在跟踪他，要替唐报仇，结果竟然得了精神病，被送进重庆一家医院。
    谢在医院里也是神神叨叨，整天拿着手枪晃来晃去，医生只好向当局报告。
    巧了，接到报案，派来调查的正是原上海区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现已调到重庆卫戍司令部工作。这人谢志磐也认识，以为一定是来“杀人灭口”的，于是举枪就准备打王克全。
    王亦是列名于“四小杀手”之列的人物，岂能浪得虚名！立时掏枪反击，结果后发而先至，一枪将谢志磐击毙。
    这谢志磐够冤的，给人家帮忙，不但错杀了人，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

ys1937

续


3、 韦孝儒案

    1938年冬，军统上海区区长周伟龙在完成刺杀唐绍仪的任务之后，因上海区出现叛徒无法立足，被调到“忠义救国军”任副总指挥，由赵理君代理区长。
    踌躇满志的赵理君，满拟这个区长是当定了，结果没过几天，从北方调过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王天木来，把赵理君气得七窍生烟，处处跟王天木作对。
    由于他在上海盘踞了6、7年，手下有一批党羽，行动组又是上海区的核心，王天木根本指挥不动区里的工作。
    没办法王只好找戴笠说明情况，戴对这个老部下是了解的，深知赵理君如果犯起“浑”来，那就不光是将帅不和的问题，兼且对潜伏工作有极大威胁，万一一糊涂投敌做了汉奸，麻烦可就大了。

    按：即便在军统内部，赵理君给人的观感也不好，沈醉就认为赵理君“无论是外表和内心，都是彻头彻尾的一个大坏蛋。”


    于是戴笠一纸调令，将赵理君调回重庆，任局本部行动处上校科长。
    1941年冬天，赵理君被任命为华北战地督导团副主任、少将衔，驻地在河南洛阳。
    这个任命替戴笠找了大麻烦，而且最终送掉了赵理君的命。
    1942年 5月以前，河南的省一级机关设在洛阳，同时洛阳也是第一战区长官部所在地，而且又是水陆枢纽，所以是个重要地方，各方面的机构都集中在这里。
    自然，军统、中统都在此地有派出机构，公开的秘密的都有。
    军统方面：
    华北战地督导团：赵理君担任的是一个公开的职务，这个单位名义上统属于第一战区，实际上受军统节制。
    军统河南站：此时站长是岳烛远（一听这姓就是河南人），公开身份是河南省政府调统室主任。

    按：岳烛远，军校六期步科毕业，跟戴笠同期。岳烛远也是原中共党员，在南京上高中的时候就入了党，后加入特务处。作为战犯，
    1975年，岳烛远与章微寒同被最后一批特赦，据沈醉回忆，岳和章都是战犯中的“劳动模范”，俩人一个当木匠、一个修鞋子，接受改造的态度最好。


    财政部河南缉私分处：处长刘艺舟，刘也是军统的，这是一个受军统运用的单位。
    1937年10月，刘峙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时候，曾组织了一支民团性质的准军事部队“河南民众自卫军”，刘艺舟曾任总司令。
    中统方面：
    中统河南室：主任甘舍棠。军统的外勤单位叫“站”，中统一般叫“室”，当然中统也有“区”一级单位。

    按：中统的共产党叛徒，比军统只多不少。甘舍棠是原共青团安徽桐庐县委书记，1932年 8月与未婚妻方桂珍同时叛变，并出卖了中共桐庐县委书记陈雪吾。后甘舍棠加入中统，抗战胜利后曾任中统天津区区长。


    国民党河南省党部调统室：听起来与河南省政府调统室差不多，但一个受中统运用、一个受军统运用。
    仅洛阳一地，就有这么多特务机构，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华北战地督导团。
    华北战地督导团名义上是个民间团体，实际上是受军统运用的一个组织，团长是比利时天主教神父雷鸣远，驻地在与沦陷区毗邻的洛阳，目的是借雷鸣远的神父身份搞情报。

    按：雷鸣远，原名 Vincent Lebbe，生于1877年，1901年来到中国，在北京升为神父。1910年，雷鸣远被调到天津担任坐堂神父，坐堂之处，就在望海楼教堂。
    望海楼教堂挺出名的，1870年的“天津教案”就是由此发端，把曾国藩搞得灰头土脸，一世英名差点儿全搁在这儿。
    1900年，望海楼教堂被义和团焚毁，现在的建筑是1903年用“庚子赔款”重修的。
    1916年，天津法国领事以保护老西开天主堂为名，扩展租界，引起天津人民的强烈抗议。雷鸣远曾发表公开信，反对法国的行径，结果被法国主教遣送回国。
    1926年，雷鸣远回到中国，并于次年加入中国国籍。抗战开始以后，雷鸣远曾组织救护队到前线救护29军伤员，据说还曾任国民党某部卫生连连长。
    1938年，根据戴笠的建议，以雷鸣远为团长，组成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华北战地督导团，负责组织“华北地区民运工作”。
    雷鸣远与戴笠是好朋友，据乔家才回忆，戴笠曾委托他给两个人送过礼，其中一个就是雷鸣远。
1940年 6月，雷鸣远得了重病，戴笠特地派飞机将他接到重庆，住在歌乐山中央医院，并让乔家才代表他去探病，并送了 500元慰问金。雷鸣远病危时，戴笠亲自跑到药房里为他买人参，雷去世以后，戴又亲自送去一口楠木棺材。
    另外，雷鸣远是《益世主日报》的创办人，该报是曾与上海的《申报》、《民国日报》和天津的《大公报》比肩的民国时期四大报纸，据说《益世主日报》还是中国第一份日报。
    雷鸣远在华北战地督导团实际上是挂个名，因为他毕竟是个外国人，一切具体事务都由副团长赵理君负责。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由于华北战地督导团经常往来于豫东和山西中条山的沦陷区之间，一些特务就借机干些走私的勾当，贩卖毒品、枪支等等。其实也不光军统，大家都这么干，久而久之，成了见怪不怪的事。
    但这次，遇到了一个认真的人——河南省第十二专区行政督察专员韦孝儒。
    这里首先要介绍一下所谓“行政督察专员”制度。
    据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共河南省委的主要领导人郭晓棠同志介绍，“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原本没有，三十年代初期，为加强地方控制，在县和省之间增加了一级“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几个县到十几个县不等，其负责人称“行政督察专员”，主要任务是督率地方民团“剿共剿匪，绥靖地方”，说白了，就是专门对付共产党的。
    有一点要特别说明，“行政督察专员”并不由省里任命，而是由军事委员会考察合格后、通过行政院任命和指挥，对军委会负责，所以权力非常大。各区都有保安司令部，由专员兼任司令，可以指挥和调动各县团队，因此一般专员大多为军人出身。
    河南全省原分十一个专区，抗战开始以后增设一个，共十二个专区。第十二专区辖通许、杞县、陈留、兰封、开封、等五县，专署驻地通许，行政督察专员就是韦孝儒。
    韦孝儒，字品方，河南杞县人，曾任南阳县长，1934年到1935年还曾任安徽六安行政督察专员。在国民党“围剿”我鄂豫皖根据地的时候，韦孝儒曾写诗感慨：“河带两条潜皖绕，城楼千座堡碉稠。”
    韦孝儒是属于“西山会议派”的，在当时的教育界是个很出名的人物，而且他的书法很好，据说陈立夫都喜欢他的字。所以在一般人眼里，韦孝儒属于CC系的，还有人说韦孝儒本就是中统特务。
    韦孝儒是大家出身，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另外，书读得多了，多少有些书生气，在当时的官场，颇有些特立独行的意思，再加上他CC系的背景，跟军统成了死对头。
    第十二专区属豫东，赵理君的手下胡来，正从他的辖区经过，经常发生冲突。某次，军统的外围组织“别动军”某大队的走私行为被第十二专区保安团队抓获，准备依法处理，这几个人见势不妙，亮出了自己的牌子：“我们是军统的。”
    没想到这回遇上硬茬子了，韦孝儒不吃这套，硬是给枪毙了。“别动军”大队长曹银屏恨得牙根痒，发誓要报复。
    1941年冬，河南省政府为了“整理地方行政”，召集全省行政督察专员到洛阳开会。在会上，韦孝儒慷慨陈辞，说如果在他的地面上发现有走私行为，一定要严惩，即便涉及军政界也决不姑息。与会者都十分敬佩。
    军委会西安办公厅少将参议艾经武，是韦孝儒的老朋友，当时他协助蒋鼎文接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也在洛阳。据他回忆，开会当晚的宴会上，他还见到了韦孝儒，当时还开玩笑，说“你脸这么黑，是不是让日本鬼子吓破了胆？”韦孝儒说，“是啊，与日本人周旋，费了我很多心血。”
    没想到，第二天，韦孝儒就失踪了。
    原来，韦孝儒是洛阳复旦中学的校董，当晚，韦孝儒带着他的秘书和电台台长，住进了复旦中学。
    他不知道，死神已经不远了。
    恰在此时，曹银屏正在洛阳接受军统轮训，听到这个消息，他马上去找赵理君，要把韦孝儒“办”了。赵理君开始不同意，后来烦了，说“你们随便吧。”
    当夜，曹银屏带人绑架了韦孝儒和他的两个随从，因怕走漏风声，将还其他亮着灯的房间中的三个人一并绑走，他们是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教务主任南西光和体育教师丁次镛，一共 6个人。
    曹银屏去向赵理君汇报，赵已经睡了。
    等曹银屏再回来可傻了，他手下的人不等他复命，已经自作主张，在华北战地督导团的驻地——洛阳西工机场附近，找了一口枯井，将 6人投入井中活埋，并在井口上建了一个简易工事，以为掩盖。
    等天亮，赵理君知道了这件事，也没责备他，只是让曹银屏这几天别出去。
    一个行政院任命的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居然在第一战区失踪，司令长官蒋鼎文怒不可遏，当天就找到艾经武、赵理君、岳烛远和河南省保安司令部谍报股长王鸿骏，限他们十天破案。
    艾经武很机警，猜到这种事多半跑不了军统，在回去的路上，他与赵理君、岳烛远探讨此事，观察他们的反映（艾经武是军校四期的，与赵理君很熟，刺杀唐绍仪的经过，就是赵亲口对艾讲的）。岳烛远当时说觉得此案不难破，估计有几天就行了，赵理君却没有说什么。
    第三天，戴笠来到了洛阳，当面问赵理君和曹银屏：“这事谁干的？”结果俩人谁也没承认，错过了最后的机会。
    第四天，洛阳航空站站长张明顺发现机场附近的一口枯井忽然变成了掩体，即向有关方面报告，挖出了六具尸体。
    此时，岳烛远的消息也来了，原来，赵理君因怕走漏风声，将涉案人员全部派往沦陷区中条山潜伏，并严令不许回来，说起来还是为他们好。结果有一个人不想去，就找到岳烛远，一五一十地全给抖搂出来了。
    真相就此大白。
    岳烛远不敢怠慢，马上报告给戴笠，并经戴笠同意，亲自带宪兵将赵理君拘捕，押在财政部河南缉私分处刘艺舟处。
    这一案，在当时可说是“惊天大案”，韦孝儒是CC系的，而同时被绑的南西光的哥哥南西成就是中统特务（南西光本人却是中共地下党员），所以CC系极力攻击军统，必欲去赵理君而后快。
    1942年 5月，第一战区军法执行监公开审理韦孝儒案，据当时代表中统旁听的武宪周反映，赵理君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十分傲慢。曹银屏却是吓得要命，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在此期间，戴笠曾多方活动，想保住赵理君，就像当年保王天木那样。但这一次，赵理君实在是罪恶太大，
    自作孽，不可活。
    1942年冬，赵理君、曹银屏在洛阳被执行枪决。
    赵理君死后，戴笠对其家属给予厚恤，并葬在成都龙泉驿军统公墓。
    事后，戴笠派“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杨蔚到洛阳接替了赵理君。中统特务南西成，则接替郭兆曙，成了复旦中学校长。
    赵理君这个人，观其一生，杀人似乎成为他的主旋律。
    虽然是黄埔军校“政治科”毕业的，但赵理君却是个没有任何政治头脑的人，遇到事情，他就想不出丝毫“政治化”一点的手段，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杀人。头脑太简单，白学了政治，都还给教官了。
    所以赵理君这样一个人，出事是迟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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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三大杀手之三：辣手书生陈恭澍（1）

    在军统的历史中，陈恭澍不是一个太出名的人物，各种相关出版物，很少有提到陈恭澍的。
    实际上，如果要评选“军统第一杀手”的话，陈恭澍当之无愧。
    据陈自述，他一生共策划参与过 200多件行动案件，而陈作为杀手的“职业生涯”，从1932年毕业于“洪公祠”、被派到北平当站长算起，到1941年10月30日被捕，满打满算也就是 9年时间，换言之，陈恭澍平均一个月要搞两起行动案子。
    这其中，还包括像“河内刺汪”这类足可写进二次大战史的大案。
    做了这么多案，之所以陈恭澍不太出名，主要是因为陈一直干外勤，而且主要在平津和上海两地活动，没怎么在特务处和军统局本部待过（待过两次，一次是“擅离职守”，被特务处关禁闭；第二次是刺汪失败，误中副车，回到军统局，被戴笠“冷处理”），干的又都是极其秘密的行动工作，所以大多数人都不太熟悉他。
    不象沈醉，先搞情报，后来在上海、湖南、重庆等地做公开工作，还兼着军统很多培训班的教官，好多学员都是经他的手招进来的，特别是后来到军统局本部当总务处长，执掌后勤大权，谁都要求他办事，所以沈醉认识的人特别多，知道的事也多，别人也都认识沈醉。一写回忆录，就都给带出来了。
    所以陈恭澍认识的人也不太多，后来到了台湾，经常来往的也就是他熟悉的那些人，比如王天木什么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军统的老人搞了几次比较大的聚会，陈恭澍参与的不多。
    这一点，从他写的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是写自己，涉及别人，尤其是上层的很少，原因很简单——他不知道。
    晚年的陈恭澍曾自诩为“英雄无名”——现在看起来，能不能算“英雄”另说，“无名”倒是真的。
    陈恭澍，祖籍福建龙海，1907年生于北京，随兄嫂生活。
    1925年，陈恭澍因琐事与嫂子发生争吵，当时陈恭澍18岁，刚刚中学毕业，年少气盛的他一气之下居然离家出走。
    这一走就跑到了广东，与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陈恭澍投考了黄埔，而且一考即中（比他的戴老板强多了），顺利地进入了军校四期，后因生病延期入军校五期步兵科。

    按：戴笠听了毛人凤的“革命的希望在广东”以后，到广州投考军校六期，已是1926年，这时戴已经30岁了。而且戴笠因为连中学都没念完，文化课考试差得很多，结果没考上。
    本来身上就没钱，结果这下弄到连旅店都没钱住了，几乎被人轰出去。正在戴笠尴尬的时候，同旅店的两个青年人看这人相貌堂堂，气质不凡，很是替他不平。于是这二人替戴笠出了房钱，还请他吃饭，席间一聊，原来这俩人都是刚刚考入军校六期的同学，他们告诉戴笠“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北伐在即，过几天还要补录一批，不要着急。
    在补录中，戴笠顺利地进入军校六期骑兵科，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至于那两个六期同学，后来都成了戴笠的忠实部属：一个叫徐亮，“十人团”之一，“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另一个是王孔安：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浙警”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毛人凤刚参加特务处工作时的顶头上司。


    陈恭澍是1926年 3月从广东进入军校五期的，1927年 8月，因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立，因此军校五期学员在南京举行了毕业典礼。

    按：北伐这段历史，如果不去看专门的历史书，大多数人都是不清楚的，因为在历史课本中极为简略，除了汀泗桥、贺胜桥、攻克武昌以外，只讲到“4.12”、接着就是“7.15”、“马日”了；然后视角就完全转到我们这边，南昌起义、“八七会议”、接着就是“秋收起义”、井冈山，一下好几年过去了。等再回去讲那边的时候，已经是“中原大战”了。所以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北伐战争的结局。
    在这里用几个重要的节点来提示一下北伐的过程、结局：
    1925年 7月，国民党建立广州国民政府。
    1926年 7月 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
    1926年12月，广州国民政府迁至武汉。
    1927年 4月18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1927年 8月25日，武汉、南京两个“国民政府”达成妥协，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与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史称“宁汉合流”，仍以蒋介石为首。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奉吉黑三省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改保安委员会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史称“东北易帜”。
    至此北伐胜利。因此，在中国现代史上，1928年12月29日是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一是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到此结束；二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


    1926年以前入学的军校学生，基本上都被编入了北伐军，在北伐中，许多军校学生因部队被打散，流落在南京等地，没有着落，陈恭澍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时候，又是蒋校长想起了他们，于是他在南京黄埔军校内专设毕业生调查处，联系、登记这些流落各地的军校学生。总其事的，就是军校一期生黄雍。

    按：黄雍，湖南平江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海陆丰起义，后脱党。
    1931年担任南京黄埔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


    黄雍是军校一期第五队的，这个队出了四个有名的将军，有意思的是他们都是湖南人：陈明仁、左权，都是湖南醴陵人；刘戡，湖南桃源人；再加上黄雍。
    如果说戴笠是“军统之父”的话，那么称黄雍为“军统之母”并不为过，很多军校学生都是经黄雍介绍参加特务处的。所以，尽管黄雍并不是军统的成员，但他却是“军统”的“十人团”之一，每年的“四一”大会。戴笠都要把他们请到主席台上，隆重地推介给大家。
    1932年，陈恭澍就是经黄雍介绍，进入特务处的，另一个介绍人是张炎元。

    按：张炎元，1904年生，字炳华，广东梅县人，军校二期炮科毕业。张炎元也是“十人团”成员，逃台后曾任“国防部”情报局（系1955年由保密局改组）局长。


    所以陈恭澍加入特务处的起点很高啊，两个介绍人都是“十人团”成员，本人又是军校五期生，可谓根正苗红，又年轻，1932年时才25岁，很受戴笠器重。
    从“洪公祠”一毕业，毫无工作经验的陈恭澍，居然一步登天，被派往北平站担任站长。
    前面说了，张敬尧案，陈恭澍一炮而红，但实际是王天木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陈恭澍不过坐享其成而已。
    陈恭澍真正独立做的行动案子，要从“吉鸿昌案”算起。

1、 吉鸿昌案

    吉鸿昌，生于1895年，河南扶沟人，很小即到冯玉祥手下当兵。
    1929年，34岁的吉鸿昌就当上了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军军长。
    1932年 4月，吉鸿昌在北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 5月，吉鸿昌在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担任主任委员。
    吉鸿昌的所作所为触怒了蒋介石，遂通过特务处下达了“制裁令”。
    任务交给了天津站，当时王天木因“箱尸”被关押，主持站务的，是站长王子襄，考虑到王毫无特工经验，
    戴笠特命陈恭澍牵头办理此案。
    在此案过程中，王子襄离奇身亡。于是，陈恭澍一手托两家，往返于平、津两地，忙得不亦乐乎。
    此时，陈恭澍面临着与当初张敬尧案同样的难题——找到吉鸿昌。
    在上一案中，当时有老大哥王天木罩着，这回麻烦了，所以人的眼睛都看着陈恭澍，等着他拿主意。
    所以别以为领导好当，多那几块钱工资不是白拿的。
    不过人就是这么锻炼出来的，我们看军统那些人，除了戴笠、毛人凤等少数几个人岁数稍微大一点，基本都是1900年以后出生的。
    象陈恭澍是1907年生人，25岁当北平站站长；文强与他同年，1928年，21岁的文强，已经是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了；沈醉更小，1914年生人，到唐生明手下当常德桃源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时才24岁，28岁当军统局本部总务处长，成为军统最年轻的将军。
    都是二十多岁就独当一面，不象现在，四十郎当了还被人看作小字辈。
    所以为什么每到朝代更替的时候，总是显得好象人才辈出，最典型的，一个是汉末到三国时期；再就是从1851年，以太平天国兴起为标志，到1949年这 100年了，真是星汉灿烂。原因无他，不过是变幻莫测的时世，为更多的人提供了脱颖而出的舞台而已。
    这时，北平站和天津站都已经增加了人手，不再由站长直接跑龙套、站柜台了。
    北平站成立了“行动组”，行动组长自然非白世维莫属，成员有张逢义、王文翰等人，张逢义，军校七期，与白世维、杨英、戚南谱都是同期的同学，后面在“河内刺汪”案中还会出现。王文翰，通常称其为王文，河北宝坻人，对天津的情况比较熟悉。
    天津站也成立了“行动组”，成员中，有一个叫做马河图的，后来跟着王天木去了上海。另外天津站还成立了“情报组”，组长叫吕一民。
    这几个人成为了陈恭澍的得力助手。
    通过天津站情报组长吕一民的路子，陈恭澍物色到了两位老军头，一个叫郑恩普，河南人，当过军长；另一个叫傅丹墀，河北人，曾当过“襄樊镇守使”（北洋时期的一个官职）。
    据吕一民介绍，这两个人能够接触到吉鸿昌，可以考虑通过他们得到吉的消息。唯一的问题，是他们还存在一些“糊涂认识”，他们觉得吉鸿昌是抗日英雄，政府为什么容不下这样的人，还要搞掉他。
    听了吕一民的话，陈恭澍决定亲自出马，与这“一正一副”的两位老前辈谈一次，进行一下“洗脑教育”。
    他没敢说自己是干嘛的，怕一说“特务处”的名号，引起对方的反感。而是以军校学生的身份，执弟子礼，与郑、傅二人见了面，并把他理解的吉鸿昌“反叛中央”的种种，狠狠地灌输、游说了一番。
    看来陈恭澍这一点很像戴老板，也挺会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几个回合下来，年纪轻轻的陈恭澍，居然把两个“一正一副”说动——不但要帮忙，而且直接要求参加工作，即要求“加入你们的团体”。
    你说这事闹的！这一下陈恭澍还不敢做主了，只好请示南京特务处本部。
    不久，戴笠亲自回电批复：同意郑恩普、傅丹墀二人加入特务处；同时，考虑到郑、傅两人都是老军人、直肠子，怕他们看不得特务们偷鸡摸狗、鬼鬼祟祟那一套，为了避免“行动”、“情报”等等字眼刺激这两个“老前辈”，决定以天津站“军事组”的名义，安排这两个人。
    戴笠心思缜密，托人办事，往往为对方想得非常周到。因为他从很小就走上社会，天天过的是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日子，在社会最底层悟出来的为人之道，自然与陈恭澍、文强、沈醉这些学生出身的人，其体会截然不同。
    所以，戴笠以一个高小生的出身，最终建立一个“拥兵十万”的特工王国，靠的是他从“社会大学”中学到的东西，从这一件小事上可见一斑。
    要说陈恭澍还真是找对了人，吉鸿昌居然自己找到了郑、傅二人，约他们见面，时间是第二天即
1934年11月 9日下午三点，地点在位于法租界的交通旅馆 437房间。
    陈恭澍当即召集王文、吕一民以及天津站的庶务吴萍会商，确定由王文担当射手的任务；吴萍是天津当地人，负责侦察及掩护；吕一民带着他手下的女情报员杨玉珊负责与郑、傅二人的联系。
    当天，他们就来到交通旅馆，以叫姑娘的名义，开了一间房。

    按：我查了一下，现在天津的劝业场似乎就在当年的法租界，那么交通饭店应该也在这附近，这是当年天津著名的“红灯区”。现在天津还有很多老建筑，不知交通旅馆是否保留下来。


    次日，王文、吴萍找到陈恭澍，说已经查看了位于五层的 437房间，感觉不象有人的样子。陈恭澍认为郑、傅的情报应该是可信的。决定仍按原计划进行。
    接着，陈恭澍又找到吕一民，说觉得人手可能不够，问他手里还有没有合适的人。吕一民说没人了，就是杨玉珊有个弟弟叫陈国瑞，一直要求参加“团体”，但觉得这人傻大黑粗，看上去似乎脑筋不大够用，就一直没答应。
    陈恭澍说可以，让他跑跑腿，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试一下，如果还行就吸收进来，身体好，正是块搞行动的料子。
    布置停当，陈恭澍赶到交通旅馆附近、事先已经看好的一个咖啡厅，会齐了在此待命的王文、吴萍。二人说 437房间仍然没有动静，陈恭澍其实心里也没底，但表面上还很冷静，令二人马上回现场，随时准备动手。
    三点了，没有听到枪声，也没有预料中的混乱场面出现，陈恭澍知道坏了。可又不能自己跑去看，又没有手机可供联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快三点半，吴萍来了，说那屋始终就没来过人——怪了，就是吉鸿昌不来，“一正一副”也得来啊，是他们约的见面啊。
    正在摸不着头脑，负责与郑、傅二人联系的吕一民、杨玉珊来了，为了掩护，还带了杨玉珊的一个小外甥女。
    原来，郑、傅二人按时赴约，刚进交通旅馆，旁边一个不认识的人忽然凑过来，说，“吉先生在对面 138房间恭候。”
    所谓“对面”，是指国民饭店，建于1923年，据说是当时天津最大的饭店，一直保存至今。
    这个时候已经快五点了，郑、傅二人已经结束谈话返回各自的寓所，当务之急是确定吉鸿昌是否还在饭店。
    陈恭澍当即令杨玉珊、陈国瑞带着孩子扮做一家三口住进国民饭店，以最快的速度查明吉鸿昌的去向。
    吴萍把汽车开到饭店附近，负责往来传递信息——那时候办点事也真够费劲的，哪像现在，发个短信，齐活！
    陈恭澍、王文则在咖啡厅等候，随时准备动手杀人。
    杨、陈随便买了点东西，装满了一个手提袋，假装是来津的游客。因孩子闹着要买玩具，又给孩子买了一个皮球。
    谁承想——吉鸿昌的性命，最终居然着落在这个皮球上。
    杨家姐弟进入国民饭店，很顺利地开了一个房间，房号为 130，与吉鸿昌的 138房间同在二层。
    杨玉珊知道自己这个弟弟的斤两，空有一把子傻力气，干粗活是可以的，搞侦察是没戏的。任务多半要靠自己完成。
    这个任务很难，难在哪里？
    杨玉珊根本就不认识吉鸿昌！
    只是听郑恩普大体介绍过外貌，突出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大胡子，二是大个子。
    想象一下——换了你，在一个饭店里找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应该怎么做？
    这就是情报工作了——做“特务”的基本功。如果你想不出办法，或者你三天以后才想出了一个办法，那么你不用吃这碗饭了，可以考虑换一个工作。
    且看杨玉珊怎么做？
    当务之急是确定 138房间有没有人——有，再说谁是吉鸿昌的问题。
    杨家姐弟站在走廊上，计算哪一间房是 138房间。
    正在这个当口，忽然发现有 5个人一边走，一边聊，走到走廊的另一侧，拐过弯去，就不在杨玉珊的视线之内了。
    杨玉珊心动了一下——难道是这一伙人？
    反正是一片茫然，不如碰碰运气，“蒙”一下。
    于是她回到房间，叫过弟弟，让他设法了解一下，看哪个房间“热闹”——四、五个人在一间屋里待着，肯定动静比较大。
    这个任务，不需要太多的智慧。这点脑子，陈国瑞可以有。
    一会儿，陈国瑞跑回来了，说 145房间好象不止一个人。
    于是杨玉珊带着孩子，假意在走廊上拍皮球玩，慢慢靠近 138房间，仔细听了听，一点动静都没有。杨玉珊故意将皮球拍到门上，“砰砰”作响，如果房中有人，肯定出来看个究竟。拍个几下，依然无人应门。于是杨玉珊带着孩子，一路玩，一路走，慢慢地靠近了 145房间。
    房间里“哗啦哗啦”，是打麻将的声音。
    杨玉珊早已看好，每个房门上面，都有一个“亮子”，这一间，恰好是开着的。
    于是，杨玉珊像“投篮”一样，直接把皮球扔进了窗子，然后就轻轻地敲了敲门。
    与她预料的一样，门开了，一个人气呼呼地拿着皮球，正待发作。
    杨玉珊满脸堆笑地陪不是，对方一看是个年轻姑娘，又带着孩子，不好再说什么，将皮球扔了出来，“砰”地关上了门，前后不过几秒钟的时间。
    然而，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谍报人员来讲，这已经足够了。
    杨玉珊“蒙”得还真准！
    房间里共有 5个人，除了出来应门的，另外四个人正围成一桌在打麻将，其中左边的一个，身材极为高大，坐着还比别人高出半头；脸上的胡须虽然刮得很干净，但下巴上一片青吁吁，显然是长着一部络腮胡须。
    不是吉鸿昌而谁？
    杨玉珊带着孩子直接下楼，途中只是看了一眼站在 130房间门口的陈国瑞。
    陈国瑞随着姐姐走出了国民饭店，杨玉珊抱起孩子径直走了，途中回过头来又看了他一眼。
    陈国瑞随即走到等在汽车中的吴萍身边：“那个人在 145，我在大堂。”说着又进了饭店。
    吴萍走下汽车，蹲下，假意检查轮胎，看了一个，又看一个。
    远处，躲在咖啡厅里的陈恭澍和王文透过玻璃窗看得清清楚楚。陈恭澍看了看王文，点一点头。
不用说话，这都是事先定好的暗号。
    王文进了大堂，陈国瑞带着他直奔二楼 145。
    到了门前，陈国瑞轻轻地拧了一下把手，没有拧动。
    于是陈国瑞稍稍退后，用足浑身力气，对准房门就是一脚！
    这一脚很关键，一脚踹不开，没有第二脚的机会。
    房门应声而开——陈恭澍用陈国瑞是用对了，真是个搞行动的料。就这“一脚”，陈国瑞就把自己“踢”进了“团体”——到南京特务处本部，当了一名看守。
    但陈恭澍想不到的是，不用多长时间，他就要接受这个小兄弟的照应。
    陈国瑞闪在一旁，此时王文已掏出枪，冲着屋里正在愕然的几个人喊了一声：
    “吉总司令！”
    只见一个人猛抬了一下头，准备站起来，王文冲着他“砰砰砰”连开三枪。
    眼看着两个人应声倒下，王、陈二人趁着大家来不及反应，窜出了饭店，转瞬之间就消失在人流中。
    暗杀成功，陈恭澍很高兴，只等着上级通令嘉奖了。但是，第二天报纸上登载出来的消息，却是兜头一盆冷水。
    当天死在国民饭店的，是一个叫刘绍勋的人。吉鸿昌只是受了伤，此时，连同任应歧、李干三，已经被天津法租界工部局羁押。

    按：“工部局”这个名称，可能大家会比较奇怪。从字面上看，似乎是负责建筑、营造、规划、设计的一个机构，怎么还管抓人。
    实际上，工部局，即 municipal committee，意为“市政委员会”，是旧中国租界中行使行政权的机构，大体上相当于租界的“政府”。
    工部局由董事会领导，董事多为外国人，后来又有了中国人，《上海滩》中，曾有冯敬尧谋求上海工部局“华董”（华籍董事）的情节。
    工部局下设若干机构，其中包括警察部，其实就是租界的警察局。我们在看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诸如“巡捕”、“华探目”等等一些人，这些人都是在租界中吃“警察”饭的。
    当年上海风云一时的“三大亨”之一黄金荣，最初就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当巡捕；前文中提到的范广珍，就是一个“华探目”；如果是“印度探目”，就是指大家都知道的“红头阿三”了。具体为什么这样叫，有好几种说法，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查。
    天津工部局比较特殊，原来是法租界董事会下工部局的警察部，后直接把警察部称为工部局，实际上是直接受法国驻天津总领事馆领导的租界警察局。
    天津工部局大楼据说现在还存在。


    刘绍勋、吉鸿昌、任应歧、李干三，就是当天在 145房间中的几个人，还有一个人是谁，笔者没有查到。
    其中，在暗杀中被刺的刘绍勋，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何许人也。实际上他是李宗仁的代表，受吉鸿昌之邀。来天津商谈“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相关事宜，结果刚来就被刺身亡。
    还有一个是任应歧，1892年生，河南鲁山县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兼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后结识了在平津地区搞地下工作的刘仁同志，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吉鸿昌一道，成为“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骨干。
    11月14日，经国民党当局出面斡旋，吉鸿昌、任应歧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11月22日，奉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命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兼51军军长于学忠将吉鸿昌、任应歧和吉鸿昌的连襟林少文等三人押解至北平，羁押在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并对二人进行“军法审判”。
    在审判中，吉鸿昌、任应歧均坦然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表示：“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是我最大的光荣。”
    11月24日，吉鸿昌、任应歧在北平就义。
    临刑前，吉鸿昌口占“五绝”一首：“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任应歧则遗书：“大丈夫有志不能申，有国不能报，痛哉！”
    很多人可能在心里会说：这个王文，也真够“废物点心”的，这么近的距离，还打错了人，跟人家白世维怎么比？
    事实上，在“吉鸿昌案”之后的检讨中，陈恭澍一伙对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很多通行的说法，是说从杨玉珊窥伺成功、到陈国瑞踹开房门的这一段时间，正好赶上“四圈换门”，结果枪手仍按事先观察的位置，想当然地开了枪，结果误杀了刘绍勋。
    但据王文自述，开枪之前他曾喊了一声“吉总司令”，见某人有反应他才开的枪，也就是说，王文这三枪都是奔着吉鸿昌去的。这么近的距离，又有明确的目标，按说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王文不是白世维。
    笔者多次强调，刺客没那么好当的。电光石火的一瞬间，要对准一个人，不是想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做到的。
    况且王文与白世维不同，他是搞情报的，不是军校出来的，没有经历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在关键的时候难保眼不花、手不抖。
    所以，白世维一战而坐稳军统“四小杀手”之一的位置，并非侥幸，凭的是真功夫。
    另外，客观条件也不一样，白世维那一枪，虽然距离远，但当时张敬尧并不知情，相当于站那儿不动，等着挨枪子；而这一次，可以想象，屋里肯定一下炸了营，而且那么小的空间，谁稍微动一下，可能就当了“替死鬼”。
    “吉鸿昌案”是陈恭澍作为指挥员策划的第一个行动，也是他杀手生涯的开端。从整个情况看来，基本上还可以说思虑深远，心机缜密。至于误杀他人，其中有一定偶然因素。要说有什么失误的话，那就是应该带上白世维到天津了。
    然而，在接下来的“石友三案”中，陈恭澍经验不足的弱点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其进退失据，举止舛谬，一错误人、再错误己，其种种举动，令人殊不可解，最终把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另外，本案的几个主要角色，有的今后还会出现，有的恐怕就没机会再写了，在这里简单交代一下他们的结局：
    情报员杨玉珊，抛开政治立场不谈，仅从业务角度而言，杨玉珊可谓一个出色的情报特务，在本案中的作为简直如同情报工作教科书一般，其判断力和随机应变能力非同一般。
    郑恩普虽然岁数不小了，却是个单身汉，经过此案，杨玉珊与郑恩普通过在工作中的接触，二人之间居然暗生情愫，最终杨玉珊嫁给了比他大20来岁的郑恩普。
    1949年，杨玉珊留在了大陆，不知所终。郑恩普逃台后剃度为僧，法号“兴慈”，并做了“大慈寺”的方丈。1980年 8月，“兴慈”和尚郑恩普以近90岁的高龄“圆寂”。
    吴萍，天津站的内当家，王子襄出事以后，他的妹妹王玉梅找到戴笠大闹，说吴萍躭误了急救的时机，应对王子襄的意外死亡负责。
    戴笠当然知道吴萍很冤枉，但由于王玉梅的家世在北平有一定社会背景，她本人又是戴笠的朋友，所以戴笠没办法，为了敷衍王玉梅的面子，只好在“吉鸿昌案”之后，将吴萍召回南京特务处本部，象征性地关押了一段时间。
    放出来以后，为了酬庸他无端被冤，给他找了一个美差——推荐到行政院当了总务科长，大权在握，十分风光。
    逃台后，吴萍于1951年因车祸身亡。
    吕一民，原名吕鸿勋，1901年生，河北省宝坻县人，王文的表兄，天津站情报组长。吕一民加入特务处以后，又吸收了比他小 8岁的侄子吕问友。
    天津解放后，吕一民、吕问友隐瞒了自己的特务身份，结果在解放初期的“肃反”中被查获。经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理，天津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三项及第十七条的规定，以反革命罪判处吕一民、吕问友死刑。
    吕一民、吕问友于1951年 3月31日被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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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瘾，收藏了，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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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三大杀手之三：辣手书生陈恭澍（2）

2、 “石友三案”

    石友三，1891年生，吉林人，曾在长春东关龙王庙小学念书，恰逢此时，商震在这里以教书掩护其革命党人身份，所以石友三这么个人，居然曾经是商震的学生。
    石友三很小的时候就辍学从军，投入吴佩孚部下，后辗转投入冯玉祥手下，提升得很快，并与韩复渠、孙连仲、孙良诚、刘汝明、张维玺、佟麟阁、过之纲、葛金章、闻承烈、程希贤、韩多峰、韩占元一起，成为冯玉祥的“十三太保”。
    我看了一下，从北洋到民初，凡这类不爱念书、从小投入军伍的，好象都提升得很快，往往几年时间，就从马夫、勤务兵等等当到师长、军长，挺有意思。个中原因，我没有当过兵，不好妄加评论。
    要我说，石友三这个人，如果说是世界上“最无耻”的那种人，可能有点武断，如果说他是人类当中“比较无耻”的那种，则一点不冤枉他。
    石友三的一生，以朝秦暮楚、反复无常著称，可以说把“有奶就是娘”这个混蛋哲学发挥到了极致，从1926年到1940年，短短14年间，石友三居然先后 7次扮演叛徒的角色，先后投靠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日本人和我党，接着又次第背叛，人称“倒戈将军”。
    石友三还有一项重大罪恶。我们知道，现在的河南少林寺是1951年以后陆续重修的。原来的建筑，如天王殿、大雄宝殿、客堂、钟鼓楼、藏经楼及少林寺历代收藏的《大藏经》、《少林寺志》木版、北朝石刻造像碑等，皆于1928年 3月15日在一场大火中被焚毁，这是少林寺历史上继隋末大火之后被烧得最惨的一次，少林精华、史料典籍尽遭浩劫。
    这把火，也是石友三放的。
    1930年，在“中原大战”中，石友三“归顺”南京国民政府，1931年 7月20日，石友三宣布起兵、接受汪精卫“广州国民政府”的领导，南京国民政府旋即发出通缉令，并与张学良对石进行夹击。 7 月31日，全军覆灭的石友三逃往山东，投奔韩复榘。
    1932年，石友三潜往天津，寓居于日租界，与张璧、李际春等人，受土肥原贤二的指使，多次组织武装暴动。1934年 4月，日本参谋本部提出在华北“建立新政权”并准备组织所谓“定武军”作为“新政权”的军队，其中又有石友三、李际春等人。
    这就不是背叛哪一个军阀团体的问题了，而是背叛国家民族。于是，特务处奉蒋之命，对石友三下达了“制裁令”。

    按：张璧，生于1885年，河北霸县人。
    张璧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当然也是著名的大汉奸。但很多人不一定知道，张璧还是个“老革命家”，而且他的前半生，直可用“光彩夺目”四个字来形容。
    张璧毕业于保定速成武备学堂，后投身革命，追随孙中山先生，是著名的国民党元老。中山先生曾有“南胡汪，北二张”之说，胡、汪是指胡汉民、汪精卫，而二张就是张继和张璧。
    特别要谈到的是，1924年11月，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张璧时任京师警察厅总监，与鹿钟麟将军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当时，冯玉祥找到张璧，要他会同鹿钟麟和李煜瀛（也是一位国民党元老，社会贤达，解放前故宫神武门上悬的“故宫博物院”牌匾就是他的手笔，后来才换成郭沫若的）一起执行这项任务。并说，这是一件大事，有李煜瀛出面，比只有你们两个拿枪的人要好。
    对此，张表示：“即使外界有什么议论，我们也不怕，我们是奉命行事，谁敢造次，到我们头上动土，我也不会客气。”
    当天，鹿钟麟、张璧二人护送溥仪移居醇王府，分手的时候，鹿钟麟忽然持抢问溥仪“从今而后，你是仍旧以皇帝自居，还是甘愿做公民？”
    受此威慑，溥仪顿时为之气沮，连声说，当然是做一个公民。
    鹿钟麟说：“如你仍旧以皇帝自居，民国不容皇帝存在，我只能枪毙你，如愿做普通人民，那么我们军人自然对你有保护之责任。”
    此时，张璧在一旁笑说：“溥仪先生，如果你愿意当中华民国的一位公民，将来说不定还会被选为大总统呢。”
    双方遂握手做别。
    后来人评论：“中国自有皇帝以来，凡二千余年。其间敢以手铳侍帝王，复与帝王行握手礼者，除鹿钟麟外，恐并世无第二人也。”
    从上面的这一段溥仪出宫的“花絮”来看，张璧实在是一位有见识、有担当、明快敏达的人。可惜，这么样一个当年的英雄豪杰之士，居然会落水当了汉奸，而且当得很彻底，如果再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无恶不作”，在“天津事变”中，张璧就是重要的策划者。
    抗战胜利以后，张璧被逮捕，并于1946年 1月22日因心肌梗塞猝死于北平的大牢中。
    张璧的妹妹张秀岩则是共产党人，建国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兼妇委书记、全国妇联执委常委。
    张璧的侄女张洁清是彭真的夫人。
    顺带提一句，在平定“天津事变”中，曾有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起了重要作用，后来调往西安，1936年12月12日凌晨，此人在华清池生擒蒋介石！
    他的名字叫做——孙铭九。
    可叹的是，孙铭九最后也成了汉奸！

    按：李际春，曾任奉天银行经理。与张璧相比，李际春不是一个很出名的人，尽管他是一个大汉奸，但除非专门研究历史的，否则不会知道这个人。
    但是李际春有个日本干女儿，却非常的有名，他这个干女儿叫山口淑子，中文名字——李香兰。
李香兰的祖父是汉学家、父亲是中国通、义父是中国人，本人生于抚顺，在北京上的中学，张嘴是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她对外又从不提自己的身世，所以谁也不知道她是个日本人。
    1937年，“满洲映画协会”成立，李香兰成为其当家明星。上世纪四十年代，李香兰来到上海，拍了很多有名的电影，由于她从小学习声乐，歌也唱得很好，与周璇一道，成为当时不太多见的影歌双栖明星。
    1945年，李香兰以汉奸罪被逮捕，但随后在证明了她的日本人身份后，被无罪释放并遣返日本。


    对石友三的“制裁”，实际上是与“吉鸿昌案”穿插进行的，地点都在天津。所以陈恭澍分了一下工，对吉鸿昌的侦察，由吕一民负责，王文则主要针对石友三做工作。
    石友三在天津买了很多房子，都在租界里，据说他的姨太太一人一处，另外还有专门用于出租挣钱的，他本人常住的是日租界的一处楼房。
    因此，制裁石友三的难点与“吉鸿昌案”不同，吉鸿昌在暗处，因此在前期工作中，主要精力用在了解其行踪上；石友三则在明处，知道他住在哪儿，就是下不了手。
    第一，石友三的身边有五名带枪侍卫、两名日本宪兵，还有很多佣人仆妇，如果采用“拔据点”的方式硬来，势必多伤无辜，而且当时的北平、天津两站也不具备这个实力；
    第二，石友三烟霞嗜好很深，凡好这一口的，有一个共同特点是懒，一天多数时间“赇”在烟榻上，作息时间跟一般人不同步。也不爱出门，即便出门，也只在租界内行动，石友三是背着“通缉令”的人，出了租界，马上就会有不测之灾。如果要在租界里搞狙击，难度就太大了。
    所以，直到“吉鸿昌案”结束，石友三案也没什么进展。
    对此，陈恭澍倒是没说什么，但王文很着急，一是此案归他负责，二是自感在“吉鸿昌案”中丢了面子，挺好一桩露脸的事，结果弄得窝窝囊囊，心里“搓火”又说不出来。
    也巧了，天津有个叫“三益成”的杂粮店，是宝坻人开的，掌柜的刘兆南，家里跟王文是老一辈、小一辈的交情，刘兆南本人还是王文的小学同学，很熟。某一次无意中聊起来，刘兆南说石友三身边的五个警卫中，有一个跟咱们是老乡，也是河北宝坻县人，这个人叫先鸿霞。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刘兆南，王文与先鸿霞谈了几次，从“抗日锄奸”的高度晓以利害，应该说先鸿霞是个深明大义的人，表示愿意协助王文，除掉汉奸石友三。
这时已经是1934年12月了，王文很高兴地把情况向陈恭澍做了汇报，陈听了当然也很高兴，但提出了几个问题：
    第一，“制裁”工作怎么进行，希望先鸿霞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案。
    对此，王文说，先鸿霞认为，此事难度很大，情况复杂，如果要求事先制订一套详细的行动方案，显然有困难，希望能让他便宜行事。陈恭澍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就没有再坚持。
    第二，陈恭澍要求王文安排一次他与先鸿霞的会面，以便表示对先鸿霞的嘉勉。
    实际上，还有两个理由，陈恭澍没有明说，一是要亲自对先鸿霞进行一次当面的考察，因为此前的一切都是听王文转述的，作为指挥员，心里不太“托底”；二是必须见了面，有了相当程度的信任，才能向南京特务处正式呈报。否则，贸贸然地报上去，等一见面发现不行，岂不是拿领导开“涮”？
    对此，王文完全同意，但据先鸿霞讲，他还在争取石友三的另一个卫士，等这个人有了确实的态度，就可以安排见面。
    第三，照陈恭澍的意见，先鸿霞只需要扮演“内应”的角色即可，“动手”还是由天津站自己来。
    因为陈恭澍一直有个看法，既然是制裁汉奸，就要堂堂正正，纵不能“身首异处”，也要让他“血溅满堂”，才有点“明正典刑”的意思，方可解国人心头之恨。换句话说，不但要杀，还要杀出威风、杀出血腥味来，让大家好好看看当汉奸的可耻下场！
    对此，王文认为不必这样机械，反正是制裁汉奸，不管用什么方式，关键看效果，而且听先鸿霞的意思，此案只可智取，不宜强攻，由他本人相机动手就行了。
    陈恭澍说那好吧，你再跑一趟天津，跟他接触一次再说。
    王文依计行事，等再回来时，消息令人振奋。
    ——先鸿霞已经成功地争取到了他的同事，此人叫史大川，也是一个热血男儿，早就不愿跟着石友三当汉奸了。另外，先鸿霞正在争取石友三的厨师老褚，打算用最简单的办法下手——药死他。
    听了这个情况，陈恭澍猛然想起自己还有一瓶毒药——那还是王子襄生前的事，有一次，陈恭澍与他闲聊，就问起，有没有那种无色、无味、无嗅，能致人于死地的毒药。王子襄说有啊，说着就给他倒了一瓶。后来没多久王子襄就死了。
    陈恭澍把药取出来交给王文，并叮嘱他一定找个小动物试验一下，然后又拿了2000元钱给他作为活动经费。又问王文与先鸿霞见面的事情，王文说没问题，等我这趟回来就安排。
    接着王文又谈到“三益成”的掌柜刘兆南，说此人很够意思，帮了不少忙。
    对此，陈恭澍多少有些不以为然。与王文不同，陈恭澍是职业特务，受过专门训练的，这种人，凡事都会多想一层，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一个人，他坚持面见先鸿霞，并非不相信王文，而是更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
    据陈恭澍回忆，送走了王文，他曾犹豫要不要给南京打个电报先说一下，经再三考虑，他还是决定与先鸿霞会面之后，再行报告。
    这一下铸成大错！
    王文回到天津，约出先鸿霞，仍旧在“三益成”见面。先鸿霞很兴奋，说已经跟石友三的厨师老褚谈通了，他答应做这件事，但时间不好说。
    王文将毒药交给了先鸿霞，双方约定次日见面。
    王文不会想到，此一去，竟成永诀！
    第二天，先鸿霞没有来。
    第三天，先鸿霞仍然没有来。
    第四天。
    第五天。
    可以想见王文是什么心情！在北平的陈恭澍又是什么心情！
    第六天，来了一条汉子找王文，这就是先鸿霞的同事史大川。
    跟大家估计的一样，先鸿霞出事了。
    当天，先鸿霞与王文分手以后，回去就与史大川商量，史大川表示可以按计划行事。于是先鸿霞找到厨师老褚，老褚拍胸脯表示没问题，“今天晚上我就让他见阎王。”
    然而，大家都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石友三是什么人，那是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一个老兵痞，从十几岁当兵活到四十多岁，天天过的都是刀头舔血的日子，一生当中见过的死人恐怕比我们见过的活人还多，那可不是被人吓唬长大的。
    还有一点必须要考虑到，石友三是“叛卖专家”，当叛徒当惯了的。那么可想而知，对于别人对他的反叛，石友三会有多么的敏感。你别看他表面上可能不说，但内心深处，无时不刻都在防着身边的人。
    当时的场面，谁也没有亲眼目睹，但想也能想出来。老褚并不是特务，一个厨师而已，做了“亏心事”，难保神情不变常态，我估计端菜上去的时候他都不敢看石友三，结果被石看出破绽，免不了掏出枪来，往桌上一拍，估计就这么简单。
    当天晚上，先鸿霞和老褚二人就被解往日本宪兵队。
    万幸的是，老褚并不知道史大川的底细，而先鸿霞在危急关头，很机警地保护了自己的战友。直到这么多天过去了，史大川才有机会跑出来，找到王文报信，而且他也不准备跟着石友三再干了。
    听了史大川的话，王文万念俱灰，当时都“懵”了，好半天才想到，要回北平向陈恭澍报告。
    也是啊，大家想想，王文是1909年生人，这个时候才25岁，还是个毛头小伙儿。要搁现在，刚参加工作才两年，还属于“新大学生”，每天在办公室里，也就是管打打开水、每天早点上班擦擦桌子吧。
    临走前，王文将史大川安置在“三益成”暂住，并告诉他，“我有2000元钱存在柜上，要用的话找刘兆南就可以。其他的事，等我从北平回来再想办法。”
    陈恭澍听了王文的汇报，也是五中如沸。稍稍镇定一下，他令王文即刻赶回天津，一是将史大川接回北平，二是设法了解先鸿霞和老褚的情况，以便设法营救。
    同时，陈恭澍给特务处本部打了一个报告，要求保送史大川到南京去学习，同时设法营救先鸿霞和老褚，另外申请对支出的各项费用予以报销。
    第二天，王文就回来了，带回来一个不好的消息——史大川取走了存在“三益成”的2000元钱，走了，失踪了。
    此时南京的批复也回来了，大意是说：你报告的几件事事先没有备案，请继续提供切实的证据。
换句话说——对陈恭澍的报告，特务处不予采信。
    也是啊，什么都没见着呢，你就说可能死了两个人，又要营救、又要抚恤，又要报销，又弄出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史大川，说要让他到军校深造。搁谁谁也不信，更不能给办。
    陈恭澍这个悔啊！
    大错已经铸成，无可弥补。现在的关键是，已经对不起先鸿霞和老褚了，白白地送掉两条命，不能再对不起史大川了，非得找到他不行！
    陈恭澍命令王文，开站里的汽车，马上返回天津，务必查出史大川的下落。
    王文再一次返回“三益成”，前一天去的时候，王文就感觉刘兆南好象有点不对头，跟他说话总是躲躲闪闪的感觉，与原来的熟络劲儿迥然不同，于是就直接问刘，史大川到底上哪去了？
    正在这时，刘兆南连着接了几个电话，言谈中支支唔晤，而且很快就挂掉了，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怕旁边的王文听到对方的说话。
    王文很机警，很快意识到对方极有可能就是史大川，而且，因为他与刘兆南的话没有说完，他马上就会再打过来。
    当电话再响时，王文一把抓起电话，果不其然，对方正是史大川。
    史大川一听是王文，当即痛骂“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先鸿霞兄弟眼睛瞎了，交了你这么个朋友，你害了他还不够，还要带着日本宪兵来抓我，你还有良心没有！”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
    至此真相大白——刘兆南私吞了王文存在他这里的
    2000元钱，骗史大川说“王文要害你，你赶快跑吧”，诓走了史大川。回过头来再骗王文，说史大川坑了他2000元钱跑了。
    两头骗，要说是天衣无缝，没想到被一个电话戳穿了“西洋镜”。
    看着眼前的“同乡加同学”，王文气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一生气，王文将刘兆南塞进汽车，直接拉回了北平。
    人在气头上，往往会干出一些不计后果的事情来。这个刘兆南，给陈恭澍惹了大麻烦。
    “石友三案”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结束了，陈恭澍彻底败了，败得很惨。
    总结起来，“石友三案”的失败，其责任完全在于指挥者陈恭澍：
    其一，这么重要的行动案件，为什么不到天津坐镇指挥，而是在在北平遥控？要知道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你在现场，你观察到和感知到的东西，绝对不是听听汇报之类所能代替的。试想，在“吉鸿昌案”中出的变故，如果指挥员不在现场，吕一民、王文谁能处理？
    再说了，从北平到天津，不象现在，高速列车，29分钟就到了。当年要打个来回，最快也得一天吧，多急的事也给耽误了。而且到最后，人命都出了，还是让王文这么一趟一趟地跑，他跑有什么用？哪一件事他能决定？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须知做长官的，要的就是你拿主意。王文绑架刘兆南这件事情，不管他做得有多不对，责任都是你陈恭澍的，因为你是领导者，最终的结果要由你来承担。
    其二，作为领导者，应该敏锐地发现王文身上存在的立功心切、挽回面子的心态，为什么还坚持用王文？
    用也可以，为什么不及时提醒他稳扎稳打，不要急于求成？
    其三，刺杀汉奸非同小可，在没有详细行动计划的情况下，居然让几个没有任何谍报工作经验的“运用人员”去进行所谓的“自行决定”、“随机应变”、“相机行事”，等于驱羊入虎口，是不是对别人生命的一种漠视？
    这一点上，比他的戴老板差远了！
    其四，已经发现“三益成”掌柜刘兆南不靠谱，为什么不能直截了当指出来，提醒王文？要你做长官是干什么用的？
    其五，也是最要命的一点——没有及时向南京特务处本部备案。其后果，不是几千块钱能不能报销的问题，而是先鸿霞和老褚这两位“锄奸烈士”无法得到承认，连身后起码的抚恤都没有，真的是白死了。还有史大川，连他的本名是什么都不知道，也都不知道是哪里人，找都没处去找。
    事情还没有完，陈恭澍的荒唐举动还在继续，并将继续付出代价。
    至于石友三，虽然侥幸逃过“制裁”，但也不过多苟延残喘了六年而已。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死有余辜的石友三，终究还是“载”到了“自己人”手中。
    1940年12月 1日，当时任国民党第十军团司令的石友三，准备再次投靠日本人，结果被其手下、第八军军长高树勋活埋在黄河岸边。
    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

ys1937

续

3、 畏罪潜逃

    王文将刘兆南绑架回北平，本意是让他“吐”出那2000元钱，并着落在他身上查出史大川的下落。没想到这个家伙见了棺材都不落泪，仍然一口咬定史大川坑了他2000元钱跑了。
    陈恭澍依然继续着他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见到刘兆南，既没有责备王文的卤莽，也没有想办法让刘兆南开口，也没有说下一步如何发落这个家伙，仅仅是吩咐把他关在北平站（一个很大的院子，同时也是陈恭澍的家和一部分北平站工作人员的单身宿舍）的一个单独的院落中，然后就不管了，好象是来个了客人，白管饭似的。
    刘兆南可不是来做客的，也不是来吃白饭的。
    不知他用了什么手段，报了官——估计也跟现在一样，写个小纸条扔到院外，写上“我被绑架，救人，谢谢”等等。
    这天早上，刚起床的陈恭澍就听到有人叫门，一出门，发现已经有巡警进来了，此时的陈恭澍，做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举动——
    翻墙、出院、撒腿、“扯呼”！
    这个陈恭澍啊，真不知道他是用脑子思考、还是用别的地方在想问题、还是脑子本身就有问题——
    论公，你是一个秘密机关的第一负责人；论私，你是一家之主，这个时候，天塌下来也得你来顶！你怎么能跑？你跑了，剩下这几十口子人能跑么？
    陈恭澍跑到大街上，“打”了一辆黄包车，一溜烟地跑到北平站书记王云孙家中，告诉他出事了，同时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果不其然，白世维、王文、还有陈恭澍的太太等人，包括刘兆南，全部被警察局带走。
    陈恭澍的荒唐举动还在继续，他在跟谁也没打招呼的情况下，居然当天就买了一张火车票，跑到归绥（呼和浩特）投奔他哥哥去了。
    这是很严重的事态，从北平警方的角度看，这叫“畏罪潜逃”，从特务处的纪律角度讲，叫做“擅离职司”，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不应当是陈恭澍这个档次的人应当做出来的事！
    不理解！
    你说他是害怕吧，应该不会害怕到哪里去，陈恭澍是参加过北伐的，上过战场，面对面地跟敌人拼过刺刀。
    你说这点事会吓住他么？
    再说了，你就是再怕，怕得要死，你能跑到哪里去？跑到什么时候是个了？你能躲得过过国家司法，你能躲得过戴老板么？别忘了，你是面对着《三民主义》和手枪发过誓的——“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
    这个“最严厉之处分”你不会不了解其含义吧？
    退一万步说，这些都不考虑——从特务处开小差出来的人，你以为今后还有“班”可上么？
    所以，想来想去，真是搞不懂他。唯一的解释，只能说陈恭澍当时脑子里有水，而且水还挺多！
这一跑居然跑了小一年，当然陈恭澍也很不塌实，其间曾悄悄潜回北平打探消息，才知道，王文和刘兆南都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陆军监狱，即传说中的“丙地”。
    不知道放风的时候，王文可有机会见到老前辈王天木先生——因“箱尸案”的牵连，王天木也被关押在这里。
    这一听又把陈恭澍吓着了，又跑了！
    又猫了半年，此时已经是1935年10月，陈恭澎实在是呆不住了，也想明白了，下定决心，回南京、找戴先生归案——只要不判死刑，大不了坐他几年大牢。
    其实，陈恭澍这一年多的折腾，纯粹是自己吓唬自己，他真是没有读懂他的这位戴老板。
    第一，戴笠是最“护犊子“的。我的人，我整治可以，轮不到别人来欺负。莫说陈恭澍罪不至死，就是真犯了死罪，他也会想尽种种办法予以维护，王天木不就是例子？
    戴笠唯一“栽面儿”的，是张超被陈仪枪毙。戴笠托人都托到了蒋介石那儿，因为蒋介石考虑陈仪的背景实在特殊，没有答允，戴笠已经尽力了。
    至于赵理君，那是他自速其死，别人帮不了他。
    第二，对自己的部属，戴笠从不会较真儿，翁光辉背着他给老头子送情报，戴笠都照样用他，何况陈恭澍不过是在工作中因经验不足造成的失误。
    按：凡事都有例外，戴笠是个好面子的人，不论是谁，如果是给军统局丢了人，戴笠下手毫不容情。
    1938年10月，蒋介石接受我党的建议，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针，双方合作开办“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以培训游击战骨干、开辟敌后战场。戴笠感觉很有用，也派了几个人前去学习，其中有一个是他军校六期的同学、临澧特训班副大队长、教官王百刚。
    没想到王百刚心思不但没用在学习上，反而利用特工手段偷了培训班的班费，被当场抓获，把军统的人都给丢尽了。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也不便于处理他，只好做退学处理，正好借此机会“寒搀”军统。
    王百刚“臊眉搭脸”地回到临澧，戴笠一听气得七窍生烟，叫你去学习，你跑去偷钱。好比晁盖骂时迁：“这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因此连累我等受辱！”结果，为了这点事，居然把王百刚给枪毙了。

    第三，戴笠最喜欢少年英才，在军统当中，颇有些人，戴笠是很“宠”着的，这当中，一方面是爱才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有一份感情在驱使。
    当年，戴笠一见沈醉，觉得这孩子跟他儿子年龄相仿，还这么能干，一下就喜欢的不得了，下大力气着力栽培，十年之间，居然把一个辍学的中学生培养成军统少将！
    对陈恭澍也是如此。要说陈恭澍这辈子，真是没少给戴笠捅漏子、找麻烦。但戴笠从没一句重话给他，充其量关关禁闭，坐几天冷板凳，然后一次一次地畀以重任。抗战胜利以后，如果不是戴笠出事，陈恭澍还不至于被当作汉奸，蹲了一年多大牢。
    陈恭澍回到北平，找他原来的老关系，结果，因他脱离岗位一年多，谁也找不到了。
    这可怎么办？
    陈恭澍心一横，居然违反特务处的厉禁——直接给鸡鹅巷53号戴笠写了一封信，说我要回去，但有个要求，必须让连谋来接我。
    放眼军统，敢跟戴老板提要求，讲价钱的，恐怕也就是这个陈恭澍了！
    “连”这个姓，一听就是福建人。不错，连谋就是军校学生中为数极少的福建人。
    大家知道，黄埔学生以南方人为主，尤其是广东、湖南、江苏、浙江、四川、湖北几省人最多，但不知为何，紧挨着广东的福建人却很少。比较出名的有一个罗列，福建长汀人，也是四期的，最后做到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上将。再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吴石了，福建闽侯人，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的，也可以算是黄埔生。
    陈恭澍是北平生人，但祖籍却是福建，因此与福建人连谋成了好朋友，连谋就是通过陈恭澍的介绍加入军统的。
    按：连谋，福建泉州人，1907年生，军校四期步科第二团第二连，与另一个军统特务廖宗泽是一个连的。
    连谋的小名叫良顺，所以也有的史书称其为连良顺。
    连谋曾被派往台湾受降，并于1945年11月 8日到1946年 7月任台湾高雄市第一任市长。
    据说，上世纪30年代初，连谋曾陪同连战的祖父连横先生一同前往福建省仙游县前连村的连氏宗祠拜祖寻亲。

    戴笠做事，往往出人意表。不几天，连谋真的到北平，按约定的暗号找到了陈恭澍，说戴老板派我接你回南京。
    在忐忑不安中，陈恭澍见到了戴笠。
    此刻，我估计他害怕倒不一定有多害怕，不过恐怕真是有一种“愧对江东父老”的感觉。
    没有预料中的大发雷霆，戴笠只是很平静地说，“团体”有“团体”的纪律，不处分你是不行的。你去找刘乙光报到吧。
    这么大的事，这就完了？估计陈恭澍肯定悔得想抽自己大嘴巴。
    出了门，迎面遇见的，正是“洪公祠”的同学刘乙光。
    毕业三年多了，各忙各的，刘乙光现在已经是特务处本部的特务队长了，主要职司，除了警卫值勤外，还有一项就是负责监管犯了纪律的“同志”，也就是看守“甲”地和“乙”地。
    老同学在这样一个场合下重逢，彼此都是百感交集。很显然地，谁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事实上也无须多说什么。
    刘乙光陪着陈恭澍来到一个叫“羊皮巷”的地方，陈恭澍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乙”地了，站在门口迎接他的，居然是侯子川！
    侯子川是陈恭澍刚到北平时，发展的第一个情报员，后因暴露，陈推荐他到南京特务处本部工作，如今，侯子川已经是“乙”地的看守长了。
    侯子川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见到老上司，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刘乙光告诉侯子川，要尽可能地关照“恭澍兄”。其实何待他言，侯子川早就给陈恭澍安排好了一个单间，并跑前跑后地帮他照料一切。
    实际上，陈恭澍是搞惯了行动的人，最怕寂寞，还不如多安排几个人聊聊天，像这样一个人住单间，反而如坐苦刑。
    正在闲得无聊至极，当班的看守进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小伙子，把一包东西放在桌上，冲陈恭澍笑笑，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陈恭澍挺纳闷，打开一看，是茶叶、糕点等食物，还有一个条子——“旧属陈国瑞恭送”。
    居然是陈国瑞！当年，这个楞小伙一脚踹开吉鸿昌的房门，也踹开了自己加入“团体”的大门。事后，陈恭澍保送他到南京学习，如今就在刘乙光手下当看守。
    当年的熟人怎么全跑到南京当看守来了！
    陈恭澍虽然微感尴尬，但在禁闭中的日子可是过得着实滋润，一有机会，侯子川就把他请到办公室，摆酒款待他，并告诉陈恭澍一个他最想知道的消息——陈恭澍的太太，已经被接到南京，就安排在“甲”地暂住。
    陈恭澍问侯子川能不能给太太送个信儿，让他放心，侯子川说这事好办，你找陈国瑞就行了。
    就这样，陈恭澍在“呼风唤雨”中度过了自己关禁闭的日子。
    按特务处的惯例，关禁闭是没有期限的，戴笠不说，别人自然也不敢问，换句话说，从理论上讲，有可能关你一辈子。在特务处，没有国法可言，戴老板就是天！
    当然了，也有可能很快就放了你，全凭戴老板一句话。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陈恭澍结束了自己的禁闭，此时已是1936年夏天。
    代表戴笠与陈恭澍谈话的，是特务处书记长张毅夫。
    张毅夫，更多的人习惯叫他做张严佛。湖南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调查科副科长，转入特务处后任特务处书记长。
    在这里必须要专门介绍一下南昌行营调查科。
    南昌行营调查科是早期国民党中央特务系统的三大派别之一，另两个派别即CC系把持的中央党部调查科和戴笠任处长的复兴社特务处。
    南昌，在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其原因，大家都清楚了，是出于与我党作战的需要，南昌成为了军事要冲。
    1928年10月，蒋介石结束了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的“中原大战”，便亲临南昌策划指挥“围剿”工农红军。并在这里成立了“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地点就在南昌名闻遐迩的风景区“百花洲”。
    第一任南昌行营主任是鲁涤平。他指挥了第一次“围剿”。其结果，大家都清楚——“前头捉了张辉瓒”。
    第二任南昌行营主任是何应钦。他以“步步为营”的战略战术开展第二次“围剿”。其结果，大家也很清楚——“为营步步嗟何及”。
    南昌行营调查科就是在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期间成立的，时间是在1931年 3月，晚于中央党部调查科，但比特务处的成立早一年。
    南昌行营调查科的任务，自不待言是搜集情报。第一任科长是何应钦的亲信郑仲坚，但他只干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1931年 6月26日，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党政委员会”，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并由蒋的侍从参谋邓文仪接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
    邓文仪，湖南醴陵人。军校第一期第一队，这个队也出了不少人，复兴社的“十三太保”，光这个队就占了仨，除了邓文仪之外，还有贺衷寒与曾扩情，另外还有宋希濂、罗奇。我们这边的，有徐向前元帅（当年他还叫徐象谦）、还有“黄埔骄子”蒋先云。
    邓文仪也是个少年得志的人，1906出生的他却是军校一期生，比六期的戴笠小十来岁，闹不好是一期生中最小的。
    邓文仪曾参加过东征，但没有参加过北伐，因为他早在1925年10月就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邓小平同志的同学。1927年 3月，邓文仪在“4.12”之前回国，1928年起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并积极参与了复兴社的组织与成立。
    1931年 3月，年仅25岁的邓文仪主持南昌行营的情报工作，副手就是张毅夫。
    1934年 6月，南昌机场着了一把大火，烧毁了10多架空军刚从意大利买的新式轰炸机，显然地，调查此事的责任肯定会落到邓文仪身上。
    邓文仪很快查清了事实真相，但因涉及国民党高层和派系斗争的缘故，令邓文仪感到非常难办，许久不能把调查结果上报给蒋介石，拖了一两个月都没有回音。蒋介石极为愤怒，因此事影响很大，老蒋也受到多方的责难。结果蒋暴怒之下，不但免去邓文仪“本兼各职”（居然有14个之多），连南昌行营调查科这个单位都给弄了个“销号”处理——取消编制，除邓文仪外，全部人员并入特务处。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调查科”，与现在的“二人科”、“三人处”相比，戴笠的特务处有近 700人，已经够惊人的了。那么你知道南昌行营调查科有多少人？
    你想都想不出来！好家伙，这个科居然有1700多人！
    所以这次的合并，戴笠是以小吃大，因此戴处理得极为慎重，为表示尊重，特地派军校三期的学长柯建安代表他去办理接收手续。当张严佛率南昌行营调查科的 100多名中层以上干部到南京特务处报到的当天，戴笠组织全体人员到大门外列队欢迎，并发表讲话，表示今后一定会一碗水端平，让大家不要有畛域之分，大家和衷共济，为“党国”效力。
    南昌行营调查科的并入，对于特务处来讲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一方面减少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一大批才俊之士进入戴笠“毂”中，如张毅夫、王新衡；更重要的，其中有大批的原共产党员，象前面提到的“训练专家”谢力公，就是这次转入特务处的，戴笠最头痛的反共工作，从此也扎下了根基，可以与中央党部调查科叫板了。
    另外还有许多知名人士，在转过来之前被陈诚挖走，把戴笠气得要死，提起来就在背后痛骂。
    再说邓文仪，被蒋免去“本兼各职”以后不久又恢复了工作，但转入了军队政治系统，各种各样的“政治部主任”都干遍了。但终因受此挫折太大，直到逃台，最高也没有超过“部”一级，估计是所有一期生中最“惨”的。
    最“小”的闹了个最“惨”的。可见，有时候提拔太早了也没什么好处。
    1990年，邓文仪曾返回大陆，并受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老同学邓小平同志的热情接待。
    邓文仪于1998年辞世，享年92岁。
    再说张毅夫，为了安抚南昌行营调查科的“转入”人员，同时也是确实欣赏张毅夫的才干。两家合并的同时，戴笠便任命张为特务处书记长。
    这个任命很不寻常。
    当时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正以“军事考察团”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回国以后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虽仍兼特务处副处长，但不大管事。张毅夫便成为了特务处事实上的“二把手”（民国时期习惯上叫“副首长”）。
    张毅夫也是个传奇人物，以后在“宣侠父案”、西安事变和湖南起义中，都会谈到他。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先把陈恭澍的事说完。
    张毅夫找到陈恭澍，告诉他，戴先生出差了，走之前委托我找你谈话，让你去当天津站站长。至于工作，以后自然会与你联系，并将与戴通话的密码交给了陈恭澍。
    至此，从1934年底逃亡，到1936年结束禁闭，经过一年半的蹉跎，陈恭澍官复原职，只是从北平换到了天津，好象是有意让他“在哪儿摔倒就在哪儿爬起来”。
    却说这一年半，平、津两站的变化都很大。
    北平方面，继陈恭澍担任站长的是李果湛，李果湛就是从南昌行营调查科转过来的，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原共产党员。北平站书记则是毛人凤的弟弟、陈恭澍的挚友毛万里。
    天津方面，王子襄死后，陈恭澍等于是没有名义的天津站站长，陈恭澍逃亡以后，特务处派吴庚恕担任站长，在后面的上海特工血战中，吴庚恕会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里暂且不题。天津站书记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烈士曾澈了。
    复职天津站之后，陈恭澍首先想起来的自然是他的两位爱将，通过与北平站协商，要回了白世维；又找戴老板要王文，王此时还在“丙”地监禁，戴老板一句话——“放人”。
    至于那个坑了王文的刘兆南——您就踏踏实实地在老虎桥的监号里数那2000元钱吧。
    目前。面临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配合“制裁”殷汝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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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三大杀手之三：辣手书生陈恭澍（3）

4、 殷汝耕案

    殷汝耕，生于1885年，浙江平阳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殷汝耕的哥哥殷汝骊，是近代著名的实业家。
    殷汝耕也是“老革命家”了，在日本读大学预科的时候就加入了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也参加过北伐。
    殷汝耕娶了一个日本太太，平时总是穿着一身和服，以日本人自居，并与当时的殷同（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督办）、袁良（曾任北平市长）、程克（曾任天津市长）并称四大“日本通”。

    按：殷同，其名不著，也属于“非著名”汉奸。其人与著名画家蒋兆和的著名画作《流民图》有莫大的干系。具体怎么回事，由于离题万里，笔者就不说了，大家自己到网上去搜吧。


    殷汝耕自1919年回国进入政界之后，一直站在亲日的“第一线”上，1932年，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签字，殷汝耕代表蒋介石签字；1933年，中日签定《塘沽协定》，代表国民党政府签字的，又有殷汝耕。
    1933年 9月，殷汝耕被委任为河北冀东非军事区的蓟（县）密（云）区行政公署督察专员，为殷汝耕此后的叛国搭建了一个平台。
    1933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专员公署召开“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自任“委员长
”，殷汝耕任政务长，公开声称“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冀东之和平
”。至此，殷汝耕从一个亲日分子彻底沦为汉奸。
    殷汝耕的哥哥殷汝骊极讨厌他这个弟弟，早就曾经说过：殷汝耕这个人品质非常坏，为了一己的利益他可以卖友求荣，甚至出卖国家民族他也在所不惜。果真被他言中。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是中国出现的第二个汉奸傀儡政权。第一个自然是伪“满洲国”，“成立于”1932年 3月 1日，辖１４个省和两个特别市：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新京特别市（即长春）；哈尔滨特别市。１９３９年改为１９省、一特别市：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牡丹江省；通化省；东安省；北安省；四平省；新京特别市。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后改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治所”设在蓟密区行政公署，即通县的孔庙，后迁往唐山。
    虽然名头叫“政府”，其实所辖区域非常有限，除原冀东地区的蓟密、滦榆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下辖的通县、三河、密云、蓟县、遵化、玉田、平谷、顺义、兴隆、临榆、迁安、滦县、昌黎、扶宁、卢龙、丰润、乐亭等县以外，还包括昌平、宝坻、宁河和察哈尔的延庆、龙门、赤城三县。再加上后来的塘沽和大沽。
    1933年11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撤消蓟密、滦榆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并发表声明表示不承认“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1月28日，宣布通缉殷汝耕，特务处随即电令北平站，对殷汝耕“予以严厉制裁”。
    “殷汝耕案”延续的时间很长，涉及的特务处外勤单位也很多。总其事的，是北平站。
    按说，行动工作这么重要的事情，应由站长李果湛负责，但因李从南昌行营调查科转过来不久，对行动工作、对环境都不熟悉，因此将此项工作委托给了他的搭档、北平站书记毛万里。前面说了，“书记”只是一个幕僚长，相当于主任秘书，虽然是“二把手”，但一般来讲，是不管业务工作的。这个分工，不仅是能力的问题，还有权力之争，试问，你书记全管了，还要我这个站长干什么？
    但北平站和天津站的这两个“书记”特殊，都直接管业务。
    为什么，那就是人际关系上的事了。
    先说天津站的书记曾澈。曾澈是陈恭澍离职以后才调过来的，原本并不认识，但他特别佩服陈恭澍，因此与陈的关系相处得极为融洽，平常总是“二哥长”、“二哥短”（陈恭澍在家里排行老二）；另外，曾澈的能力也很强，曾在天津站的下边组织了一个特务处的外围组织“抗日杀奸团
”（也叫“抗日锄奸团”，简称“抗团”），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因此陈恭澍把工作交给他，既不虞大权旁落，同时也很放心。
    再说毛万里，乖乖那就更不得了，戴老板的秘书——谁敢惹！还不要说他还有一个替戴老板看家的亲哥哥毛人凤！李果湛没事招他干什么，弄个你好我好大家好就得了。
    另外，毛万里介入“殷汝耕案”，有一个别人不具备的先决条件——毛万里跟陈恭澍是铁哥们。
1932年，陈恭澍刚到北平当站长的时候，戴笠曾到北方视察过一次，当时随侍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跟了戴笠一辈子、最后帮戴笠收尸的副官贾金南；另一个就是机要秘书毛万里。
    也奇了，可能这就叫投缘吧，素不相识的毛万里、陈恭澍两人居然一见如故，没事就在一旁嘀嘀咕咕，一直到送戴笠上火车，陈恭澍把戴笠撂在一边，反倒是跟毛万里好象有说不完的话。戴笠注意到这一点，也很高兴，于是特别叮嘱二人，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等等。
    因此，戴笠把毛万里派到北平来，焉知不是因为他有这么个专搞行动的铁哥们在天津？
    当办理“吉鸿昌案”和“石友三案”的时候，由于天津站没有行动组，因此，由当时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综理两案。到了办理“殷汝耕案”，由于白世维、王文等都被陈恭澍弄到了天津，北平站一下又没人了，因此，毛万里以私人的名义，邀请陈恭澍到北平协理此案。
    于公于私，陈恭澍都必须得帮这个忙。于是，陈将工作交代给曾澈，带着王文——杀奔北平。
    由于陈恭澍已经脱离工作一年多，种种情况都不甚明了，因此，最清楚“殷汝耕案”的，反倒是初来乍到的毛万里。
    毛万里介绍说，从1933年11月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到现在已经三年了，之所以“殷汝耕案”进展这么慢，主要是北平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敏感，日本人渗透得非常厉害，情况异常复杂。另外，不管“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是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府，他总归是一个组织，也就是说，殷汝耕作为这个组织的首脑，有着严密的护卫，轻易下不去手，这一点，与吉鸿昌、石友三两案的情况，有着根本的区别。
    因此，根据戴笠的安排，“殷汝耕案”分为两条线在做工作：一是通过特务处河南站的一条线索，在设法争取“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所属的伪军冀东保安一大队队长张庆余，如果张能联合其他几个大队一同反正，对“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来说，不啻为釜底抽薪，到时候要整治殷汝耕这个老小子，岂不是手到擒来？
    但这项工作比较复杂，急切不得。因此，还是要设法接近殷汝耕，以便直接下手“制裁”。于是，戴笠另外派来了一个神秘的尚小姐，交给毛万里运用，并告诉毛，一切事情由尚小姐自行决定，北平站只需要进行必要的配合即可。
    毛万里对陈恭澍说：尚小姐非常神秘，不知道是什么来路，只是听戴老板讲，殷汝耕与尚小姐有师生之谊，不知道是哪一门子的师生。另外，这位尚小姐气质非凡，一看就不是一般人。
    对行动工作，毛万里是一窍不通的，因此要求陈恭澍，最好与这位尚小姐见一面，再决定今后的行止。

    按：秘密工作讲究的就是一个保密，即便是自己的“同志”。如果与本案无关，也是不得与闻的，毛万里把戴笠交给他单线联系的联络人介绍给陈恭澍，严重违反了秘密工作的原则，如果换了别人，是绝对不会也不敢这么做的。
    但毛万里不怕，一是他自己和陈恭澍两个人，与戴笠的关系都不一般；二是毛万里心里有个小算盘，认为戴老板之所以让他这个外行来搞行动，明摆着就是要他借重陈恭澍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俩人之间的友谊，已经超越了特务工作的任何纪律，彼此之间有这个信任，相信对方能为自己豁出命去。换做陈恭澍，也照样如此。
    后来陈恭澍倒霉的时候，毛万里居然用潜伏的秘密电台给陈恭澍办私事！抛开政治立场不谈，人这一辈子，能交这么一、两个朋友，也算值了。


    陈恭澍当然没有意见，他需要判断一下尚小姐的情况，才能做出决定。
    于是两个人一起去见尚小姐，到了饭店，毛万里让陈恭澍在楼下等一等，他先去跟尚小姐打个招呼。
    等了老半天，毛万里才下来，挺不好意思的，说咱们先走吧。路上再说。
    不用他说，陈恭澍已经明了，必是尚小姐不同意见面。
    果不其然，当时毛万里一说情况，尚小姐认为没有必要多见一个人——你毛万里不讲原则是你的事；我要讲，这既是对工作负责，也是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对此，陈恭澍不以为意——人家做得本来就是对的嘛。但是与尚小姐互相配合的算盘，自然就不必再打了。
    于是，他带着王文，到通县做了一次实地考察。
    考察过后，王文与陈恭澍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在吉鸿昌、石友三两案中，王文接连受挫，不但自己坐牢，还连累了上级，对此，陈恭澍当然不会去抱怨他，但王自己窝了一肚子的火，早就想大干他一场，好好出一出这口鸟气。
    于是，王文一回来就制订了一个“拔据点”式的强攻计划，最吸引人的，是这个计划惠而不费——只需要陈恭澍掏钱买几辆“二手”自行车。
    陈恭澍很欣赏王文的工作热情，但有了上次的教训，当然不会再任由他胡来。为了不影响王文的积极性，陈恭澍给他提了几个问题，王登时瞠目不知所以，陈随即鼓励他不要着急，慢慢来，机会总是有的。
    看来陈恭澍这五个月禁闭还是没有白蹲，思虑已经非常缜密，也学会了怎样当长官，不要忘记此时的陈恭澍也只有29岁而已！
    机会还真就来了，戴笠一纸电报——给陈恭澍介绍了一个好朋友，并明确告诉陈恭澍，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他商量。
    天知道，戴笠有多少“好朋友”！
    戴笠好交朋友，而且他的“好朋友”们极有特点：
    一是层出不穷，三山五岳的好汉、业界的菁英，什么人都有，每到关键时刻或是军统的某项工作遇到什么难事，戴笠准能弄过一个“好朋友”来；二是神通广大，不论什么事，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弄过来准能派上用场；三是仗义疏财，只管帮忙、不计报酬，从来没人会问，我为什么要干这些事，你给我多少钱？四是古道热肠，这些人都不是军统分子，换句话说，并非戴笠的下级，有些甚至连国家公职人员都不是。
    但奇就奇在这些人一个个好象都是甘为军统“两肋插刀”的那种劲头，卖力、搭钱不算、连这条命都可以交给你们！
    也是戴笠的本事！
    此时，忽然传来消息，尚小姐出事了。具体的情况怎么样不清楚，但尚小姐已被殷汝耕监禁。
    戴老板交代过来的人，居然在自己手里失陷于敌，毛万里急得不行，到处想办法，可又能有什么办法？
    正在没奈何处，尚小姐居然自行脱困，凭着一己之力逃离虎口。其中，颇有不足为外人所道的曲折，但拿“有勇有谋”这四个字放在尚小姐身上，当是恰如其分。
    这位尚小姐究竟何许人也，正史不载，但经多数人判断，此人应该就是向友新。
    向友新，原名赵渝，原是胡逸民的姨太太。
    胡逸民，1890年生，浙江永康人。胡逸民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中山先生病逝后，胡逸民与李大钊、林伯渠等同为第一组守灵人。在北伐中，胡逸民任国民革命军军法官、总司令部军法处执法科长兼监狱科长，由于专事审判、羁押，外号人称“北伐军中刽子手”。
    胡逸民的一生，先后督建过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徐州军人监狱、汉口军人监狱等三座大牢；可笑的是，他自己又曾经四次坐牢，因此以“三次建狱，四次坐牢”而著称。
    1935年11月，胡逸民第二次坐牢出来，被派到西北做杨虎城的工作，当时红军已到陕北，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也驻扎在西北，因此这里成了特务处的情报工作重点。
    通过了解，戴笠的目光集中在了胡逸民的姨太太向友新身上，他通过自己的朋友、汉口市警察局长蔡孟坚结识了胡逸民两口子。

    按：蔡孟坚，生于1905年，江西萍乡人。
    1931年，年仅26岁的蔡孟坚在武汉抓获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不是顾顺章留了一手，中共的历史恐怕需要改写。”


    蔡孟坚的公开身份是汉口警察局局长，同时是中央党部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也就是说，蔡孟坚是中统分子。很奇怪的是，他和军统头子戴笠却是好朋友。
    通过一番工作，戴笠成功地把向友新拉了过来，并介绍她秘密加入了特务处，成为一名“直属情报员”，与其保持单线联系的，正是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少校股长的毛人凤。
    胡逸民哪里知道后院已经起火，通过他这个“中介”，十七路军的情报源源不断地进入特务处囊中。
    杨虎城不是胡逸民，很快就发现内部出了问题，马上把所有渠道统统掐断，胡逸民还在莫名其妙，整天查身边的人，看是谁出了问题。
    为了保护向友新，戴笠将计就计，给胡逸民安上了一个擅自搜集情报、破坏“中央”与十七路军关系的罪名，把这个盖监狱的专家第三次送进了监狱。
    这时，适逢“殷汝耕案”，因向友新与殷汝耕相识，戴笠遂将其派到北平交给毛万里“运用”，没想到画虎不成。但向友新能在万般危险中逃出生天，也不是一般人。
    逃回重庆之后，向友新改名为向影心。1938年，向影心嫁给了她当年的联系人毛人凤。
    估计毛万里做梦也不会想到，当年的“尚小姐”，几年之后居然摇身一变，成了他的“五嫂
”（毛人凤在家中排行第五，毛万里是其六弟）。
    如果光是这点事，胡逸民和向友新这两个人，不过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但这两口子还做过一件事，足以使他们写进现代史。
    1935年 1月29日，时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同志，在江西怀玉山区被捕，关押在南昌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
    当时胡逸民也在这里坐牢，因他身份特殊，有相当的自由度，连带着经常来探监的向友新，都结识了方志敏，一来二去，彼此就很熟了。慢慢地，胡逸民为方志敏的革命意志所打动，一个老国民党、一个坚强的共产党人，在特定的环境下，竟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为了尽朋友之道，胡逸民曾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安排方志敏越狱，但可惜未能成功。
    1935年 8月 6日，方志敏同志被秘密处决。临刑前，方志敏将自己在狱中全部16万字的文稿，包括致党中央的一封信交给胡逸民，请他带到上海，交宋庆龄、鲁迅等人转交党中央。并对胡逸民说：    “请你记住你对我的诺言，无论如何，你要将我的文稿送去。大丈夫做事，应有最大的决心，见义勇为，见威不惧，要引导人走上光明之路，不要被人拖入黑暗之潭！”
    1935年11月，胡逸民出狱后，通过几条渠道送出了文稿。其中一批，经向友新之手辗转交给了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女士，胡子婴通过宋庆龄交给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同志。在这批文稿中就有为我们所熟知的《清贫》和《可爱的中国》。
    胡逸民的义举，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回过头来再说戴笠的“好朋友”。
    陈恭澍亲自去车站接的，这回来的好朋友叫胡永荃，其实叫什么并不重要，反正都是化名，符号而已。
    胡永荃大高个，器宇轩昂，两口子来到天津。
    胡永荃的做派象极了王天木——也不见他上班、也不见他有什么正经的营生，花起钱来可是毫不含糊，大手大脚，一来就先租了一套大房子，没事就请陈恭澍过去坐坐，请吃饭。
    没过几天，胡永荃又买了一辆汽车，请陈恭澍去兜风，并且说，我这车没啥用，要用车尽管开走，把陈恭澍听得啧啧称奇——这戴老板交的朋友都什么路数！
    一来二去，陈恭澍与胡永荃已经很熟了。在聊天中，陈恭澍得知，胡永荃带来的其实是个姨太太，他的亲姐姐，居然就是殷汝耕的姨太太。
    ——原来如彼，这才是戴老板的用意！
    于是陈恭澍试探着问胡永荃，可不可以让“嫂夫人”跑一趟通县，去看看姐姐，包括那位素未谋面的汉奸“姐夫”殷汝耕。
    没想到胡永荃一口答应：“没问题，让她跑一趟，你们想让她看什么，你自己直接交代给她吧，省得我转述说不清楚。”
    哈，胡永荃“门儿清”。
    戴笠的朋友，都跟戴是一个类型的，脑子极为好用——你们想干什么事，我全明白，但决不会去点破。你让我办的事，能办的我全办。不该问的，我一句都不会多问。
    于是陈恭澍对胡夫人进行了一次“速成”式的情报侦察培训，包括从进了大门到离开，都需要观察哪些事物、谈话中旁敲侧击地，应该了解哪些内容，等等。
    胡夫人也是个脑子十分清楚的人，一趟通县跑下来，不但回答了陈恭澍的所有问题，而且对陈的打算也了然于心。
    陈恭澍的意思是——拉出来，或者打进去。
    所谓“拉出来”，就是从殷汝耕的身边发展一个工作对象，纵不能直接制裁汉奸，也可起到里应外合的作用。
    对此，胡夫人直截了当地告诉陈恭澍——没戏，首先，她姐姐肯定不是这块料，别再把她给吓死了。其次，她身边的人，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连他姐姐，都不是想见殷汝耕就能见到的，遑论他人。你发展一个干粗活的，有什么实际意义？而且万一泄了密、掉了底，岂非适得其反？
    再就是“打进去”，派一个人到殷汝耕身边卧底。
    这条路，胡夫人认为，要想往殷汝耕身边派人，那是想都别想，因为甄别很严，日本人都要插手，不是殷汝耕自己所能决定的。
    如果是往她姐姐身边派个人，胡夫人倒认为靠谱，因为进个女佣的事情，她姐姐是可以做主的，但不能让她知道真相。
    这个意外的线索让陈恭澍很兴奋，但问题跟着就来了。
    ——天津、北平两站，都没有女特工。到哪里去物色这个“女佣”？
    陈恭澍自然又想起了当年的杨玉珊。
    前面说了，杨玉珊已经嫁给郑恩普，并且离职回家，当起了全职太太。

    按：在特务处的早期，规矩还没有那么大。一般的工作人员，结婚、离职，都不太管，即便是陈恭澍，结婚也没有打报告，后来戴老板知道了，不太高兴，但也没有太说他。
    到抗战一开始，也就是军统成立以后就不行了。首先是抗战期间，一律不准结婚；第二，所有干部，无论有没有家，下班后一律住单身宿舍，不准回家；第三，任何人不准离职，“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不过，话是这么说，也不是绝对的，分人——毛人凤不是结婚了？毛森不是结婚了？沈醉不是结婚了？都是在抗战期间的事。
    所以啊，所谓规定，都是规而不定，看你在单位混得怎么样了。


    陈恭澍约见杨玉珊，杨慨然应允，如果需要我做什么事，义不容辞。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杨玉珊是近视眼，而且是不戴眼镜不行的那种，这可就有问题了，哪有戴眼镜的女佣？
    现在的保姆、阿姨，戴眼镜的都极少，何况是70年前，这太令人起疑了，不行。
    一计不成，陈恭澍又生一计，他问胡夫人，有没有可能请殷汝耕到天津来做客，就便下手。
    对此，胡夫人觉得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人家殷汝耕现在是一个“政府首脑”了，架子很大，不是随便能请得动的。即便是他自己万般想来，也得看日本人同意不同意，那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情，可遇而不可恃。如果干等着他来，那得把人急死。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可怎么办？
    这个时候，特务处的另一条线起了作用，这事说来话长，得从头说起。
    前面说了，特务处一直在策反“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所属的伪军部队冀东保安一大队，冀望把“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来个“连锅端”！
    “冀东保安队”听着不起眼，但规模可不小，尤其是他的第一、第二两个大队。
    第一、二两个大队的老底子，是于学忠的部队。
    于学忠原是吴佩孚系的，后转投奉系，1930年，于学忠随张学良入关后，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
    1932年任河北省主席兼北平军分会委员。1933年 4月任华北军第 1军团总指挥兼陆军第51军军长，1933年 5月《塘沽协议》签订之后，冀东被划为非军事区。蒋介石密令于学忠另成立五个特种警察总队，训练之后开入冀东。
    于是，于学忠抽调51军的张庆余、张砚田两位团长和部分下级军官，从河北征兵万余人，组成了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张庆余、张砚田分任总队长，每人都统辖7000多人，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规模还是很大的。后来又成立了三个总队，就没这么大规模了。后来于学忠又跟着张学良去了西北，接替他的商震，将河北特警总队改名为河北保安队，仍驻冀东。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之后，殷汝耕将河北保安队更名为冀东保安队，成了汉奸武装。
    张庆余等人当然并不甘于当汉奸，曾经请示过商震，商认为暂时不宜“翻车”，可以先这么对付着。
    ——既然政府都认可了，那张庆余他们自然也就只能“对付”着了。
    问题是你张庆余肯“对付”，别人不这么想。
    首先是张庆余的儿子就不干，认为给这样一个汉奸爸爸当儿子实在是丢人，于是登报声明，与张庆余脱离父子关系。张百口莫辩，只好让他的太太转告儿子：将来总有见分晓的一天，你耐心等待，看你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恰在此时，特务处找到了张庆余。
    这里先要叉开一笔，说说平、津两站的人事变动。
    因为——王天木又杀回来了。
    1936年底，也就是“西安事变”之后，国共进入新的合作阶段，同时对日形势吃紧，正在用人之际，王天木是留日的，急需他这样的“日本通“。于是戴笠禀明蒋介石，放出了王天木，并派回北平，接替李果湛担任站长——等于是王天木和陈恭澍的岗位掉了个“个儿
”。
    至于李果湛，则派到武汉，担任湖北站站长，临去之前，还特地从临澧特训班挑了个女学员当“工作太太”。
    ——怎么样？当“头儿”的就是不一样吧。
    不久以后，由于北平已经成为对日作战的前沿阵地，戴笠将北平站升格为北平区，区长仍为王天木，书记为毛万里。北平区下辖三个站，北平范围内的两个，站长分别是乔家才和陈资一，另外还有一个察绥站，站长就是后来很著名的马汉三了，但此时他还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另外，站下边还有若干组，还有颇多的“直属情报员”，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机构了。
    但是，就一样——没有行动组。所以，行动工作，王天木依然要依赖他的小兄弟陈恭澍。
    天津方面变化不大，只是陈恭澍的爱将白世维被戴笠调回了南京，因已临近战时，准备加强蒋介石的随侍安保力量，戴笠当然不会放掉这么好的机会，准备向蒋推荐白世维。但后来此事没有办成，白世维本就不想再搞行动，趁机申请进陆大深造去了。
    抗战胜利以后，白世维被派回北平，当了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
    前面说了，特务处还有另一条线在做殷汝耕的工作。
    最初，是通过特务处河南站副站长尚玉策反了冀东保安一大队督察长方诚泽，通过方又联系上了张庆余和张砚田，结果正在这个“掯节儿”上，方诚泽暴露了，只好逃走，线索就此中断。
    此时，陈恭澍已派回天津复职，并襄理“殷汝耕案”。通过了解，陈恭澍发现张庆余是东北讲武堂出来的——事情就有这么巧，天津站军事组副组长傅丹墀跟他居然是同学。
    这就好办了，本来张庆余就不愿当汉奸，老同学一出面，那还有不成之理！接着，傅丹墀又通过张庆余很顺利地联系上了他的副手沈恩波和保安二大队大队长张砚田。
    由于陈恭澍、王天木的历史渊源、平、津两站基本等于一体，所以此项工作，一直是北平站站长李果湛在统一指挥，陈恭澍以“客卿”的身份从旁协助。接着傅丹墀与二张联系的，是北平站下边的“天津直属情报组”组长吴安之。
    吴安之，东北人，原是张学良的警卫旅团长吴泰勋的手下。

    按：吴泰勋的父亲就是奉系的元老吴俊升。张作霖自任“陆海军大元帅”时，以吴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1928年 6月 3日，张作霖乘专车离京回东北，吴俊升到山海关接他。
    4 日清晨行至皇姑屯，触发了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吴俊升被铁路道钉穿入脑部，当即丧命。张作霖亦受重伤，当晚死去。
    因此，张学良非常关照他这个世家小弟，与他结拜为异姓兄弟，吴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团长，自然也是受张的提携。


    根据蒋介石的要求，戴笠一直在做东北军的工作，因此戴刻意地结交张学良，跟着又认识了张的亲信吴泰勋，并成了很好的朋友。在平、津两地，吴泰勋都有很多社会关系，经常出没于各类社交场合，连带着戴笠也结交了很多朋友。王子襄的妹妹王玉梅，就是吴泰勋介绍给戴笠认识的，不想这一介绍送掉了王子襄的一条命。
    吴泰勋是典型的贵介公子，连家里有多少钱都不知道，一切由他的太太朱九小姐（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朱启钤的第九个女儿）打理。不幸朱九小姐于1948年飞机失事，结果一下家道中落，晚年的吴泰勋竟致一贫如洗的悲惨境地，1957年，吴泰勋在贫困潦倒中病逝于香港，享年45岁。
    当年，吴泰勋还介绍了一些手下给戴笠，其中一个就是吴安之。
    吴安之也是东北讲武堂出身，又是东北人，做这项工作再合适不过了，他带着张庆余、张砚田、沈恩波秘密会见了李果湛，表达了反正的诚意。并派沈恩波为代表，由吴安之陪同，秘密到南京谒见了戴笠。戴笠非常满意，指示北平站全力配合行动，并要求二张创造条件，掩护一座秘密电台，以便与北平站保持联系。
    1936年底，王天木接替李果湛为升格后的北平区区长，继续做此项工作，由于前期的工作比较扎实，一切事情进展顺利，二张的反正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也无妨说，王天木摘了个特大号的现成“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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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1937年 7月 7日，全面抗战爆发。
    7 月27日凌晨，日军向驻扎在通县的中国守军29军某部发起攻击，事先要求保安队予以配合。结果，张庆余部不但没有配合，反而提供方便，放跑了突围的中国军队。
    为了报复，当天上午，日本鬼子就轰炸了保安队的驻地，炸死了十几个保安队队员。张庆余找来张砚田、沈恩波商量对策。张砚田有些顾虑，觉得日本人已经有所怀疑，主张慎重行事。沈恩波则表示受不了这口窝囊气，大不了跟日本鬼子拼个鱼死网破，干脆就此扯旗造反算了！
    张庆余也有些拿不定主意，于是决定观察一下形势再说。
    观诸历史，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往往源于某些很不起眼的小事件。
    7 月28日，张庆余碰上了驻“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日本特务头子细木繁，细木繁毫不客气地质问张庆余：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没有截住29军？
    张庆余也毫不示弱，说：我们是维持治安的，不是打仗的，管不着你们这事！
    细木繁大概也是没想到居然有人敢顶撞他，冲口而出：
    “我撤了你信不信！”
    张庆余大怒，他取出手枪冲着细木繁说：我是中国人任命的，你算个什么东西？旁边人赶紧上来劝，俩人临走时都是愤愤不平。
    怒不可遏的张庆余，憋了好几年的窝囊气此时终于爆发，当即找到张砚田、沈恩波，决定 7月28日夜12时，以一、二两个大队为主，武装起义！
    7 月28日夜12时，张庆余、张砚田通电全国，宣布起义。并首先包围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所在地通县孔庙，陈恭澍他们百般谋划却不得而入的伪政府，此刻大门洞开。
    进了伪政府，首先抓殷汝耕，却是遍寻不着，一问他的随从，方知殷汝耕躲在柜顶，当即将其拽了下来。
    依张庆余的本意，当时就要将殷汝耕就地枪决，但有人说殷汝耕原系国家公职人员，又是政府明令通缉的汉奸，还是交由政府处理为好，否则，让他逃脱了“显戮”，岂不是便宜了他？
    张庆余想想也有道理，于是将其五花大绑，送到起义指挥部吕祖祠关押起来。
    张庆余的一念之差，让殷汝耕又多活了 8个年头。
    在战斗中，所有日伪机构被全部摧毁，歼灭日军及浪人 200余人，包括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宪兵队长何田、第一总队日本顾问渡边、教育厅顾问竹腾茂、通县顾问申茂等悉数被击毙。
    根据张庆余事先的安排，驻顺义保安队苏连章团同时起义，歼灭日军 200余人，于29日上午开进通县，与冀东起义队伍汇合。
    此时，张庆余一直在利用北平站配发的电台与吴安之联系，却怎么也叫不通，因在此之前，二张在与北平站保持联系的同时，也与驻北平的29军取得了联系，并商定一旦起事，则向北平进发。于是决定由二大队断后，张庆余率一大队押着殷汝耕率先向29军靠拢。
    由于信息不畅，张庆余不知道，此时的北平——已经沦陷！
    从 7月 7日“芦沟桥事变”到 7月29日北平沦陷，只有短短的22天，但这22天的历史，足够写一本书的。在这里概要叙述一下当时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和几个重要人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结果，不仅是东三省沦陷，更重要的，在日军的不断渗透之下，到
1937年，日军已形成了从东、西、北三面包围北平的态势。
    北平危在旦夕。
    驻守北平的是第２９军，军长宋哲元。
    宋哲元原是冯玉祥的人，1930年，张学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之后，收编了宋哲元的部队，归入东北军系列，后改编为国军第２９军。由于第２９军系杂牌军改造，装备不足，全军上下人手一把大砍刀，人称“大刀队”。
    宋哲元的一生，与“九·一八事变”和“芦沟桥事变”密切相关。
    “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宋哲元即率２９军全体官兵通电全国：“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1933年，第２９军以大刀与日本鬼子血战喜峰口，取得“喜峰口大捷”，著名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是从这儿唱响的。
    “芦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当时宋哲元除担任第２９军军长以外，还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宋哲元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宋是西北军出来的，这是一支封建色彩极为浓厚的军队，许多高级将领忠于国家民族，但并不忠于蒋介石，蒋发给宋哲元的委任状，宋能“嚓嚓”几下，撕个粉碎，就这么不给面儿。但他们无限忠于他们的老长官冯玉祥，即便已经归属于他人，心里仍然想着“冯先生
”。实际上，“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就是宋哲元为了为获取华北大权周旋于蒋、日之间的结果。
    当然，这一点并无损于他后来成为一个坚定的抗日将领的任何成色。
    第２９军下辖 5个师：
    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
    佟麟阁：第29军副军长
    冯治安：第37师师长，驻北平、南苑、西苑、丰台
    张自忠：第38师师长，驻天津、大沽、沧县、廊坊
    赵登禹：第 132师师长，驻河北省大名、河间
    刘汝明：第 143师师长，驻张家口、张北，怀来
    郑大章：第 9骑兵师师长，驻守通县，南苑
    7 月26日，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断然行动。
    对此，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27日通电全国，表示坚决守土抗战。
    7 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当天，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 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
    第２９军是一支光荣的部队，在抗战中，仅战死沙场的将级军官就有三位。佟麟阁、赵登禹之后，1940年 5月16日，原第29军第38师师长，时任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上将亦壮烈殉国。成为自抗战之后，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职亲临前线，战死沙场的第一人。
    为了纪念他们，1945年，经冯玉祥提议，北平市市长何思源签发“北平市政府户字第59号训令”将南河沿大街、北河沿大街和铁狮子胡同三条街道分别改名为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和张自忠路，沿用至今。
    28日夜，宋哲元等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撤往保定，
    29日，北平沦陷。
    30日，天津弃守。
    但是，远在通县的张庆余们并不知道，在他们起义成功、砍瓜切菜般地狠宰日本鬼子的时候，北平城里已换了人间，仍在按原计划行动。
    张庆余率部行至北平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时，突然遭到日军截击，抢走了殷汝耕，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今井武夫派北平警察局局长潘毓桂打开城门，将其藏在张敬尧毕命于斯的“六国饭店”内保护起来。
    张庆余部猝然遇敌，损失近半，冀东保安一大队副大队长沈恩波在战斗牺牲。只得向保定方向撤离，行至中途，又被盗墓贼孙殿英部截击缴械，4000余官兵徒手步行到保定集合时，才与特务处保定组联系上。
    相比之下，殿后的保安二大队张砚田部反而损失不大。
    事后，张庆余、张砚田二人特被蒋介石召赴南京会见，并任命张庆余为新军督练处处长、张砚田为新编第 2师师长，两人均官升一级，成了将级军官。
    后来，张庆余又升为第九十一军副军长、国民党军委会中将参议等。
    张砚田部后改番号为 118师，划归第一战区第68军军长刘汝明部。由于张砚田部长期在华北地区作战，抗战开始以后，戴笠向张砚田要来了一批下级军官送到军统临澧特训班学习，毕业后派回北平潜伏。其中一个叫麻景贺的，就是后来以第三名的排位进入台湾“戴公祠”“陪祀”的麻克敌。第一名则是曾澈。
    再说汉奸殷汝耕，总算撞天之幸，拣回一条命，也是吓得三魂出窍、七魄升天。
    麻烦事还在后头等着他呢！首先是细木繁的太太就不干，说殷汝耕与冀东保安队串通一气，否则怎么会不杀他？结果被日本人关进了监狱。
    殷汝耕出狱以后，不思悔改，又在汪伪政府中担任多项伪职。
    至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本人令殷汝耕“自行辞职”，“政务长”一职改由池宗墨接替，“治所”则由通县迁往唐山。
    1937年12月14日，日本鬼子在华北扶植了又一个傀儡政权，即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次年 2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并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抗战胜利后，殷汝耕、池宗墨均于1945年12月 5日被逮捕，羁押在北平炮局胡同陆军监狱。殷汝耕自忖必死，在狱中手抄《金刚经》留给亲属（殷汝耕的字写得很好，够书法家级别的，当字帖用一点问题没有），但皈依佛门改变不了他的命运。
    1946年 6月26日，殷汝耕被送至南京，关押在老虎桥监狱。
    1946年 7月31日，南京高等法院做出判决：
    “殷汝耕连续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外，没收。”
    对此，殷汝耕表示不服，数次申请复判，写了好几万字的《自白书》，列举了自己“协助抗战”的颇多“功绩”。但均被驳回，延至1947年12月 1日，殷汝耕被执行枪决。
    据当时报载：殷汝耕在走向刑场的路上还在大声呼喊：“本人并非叛国，我的心还是向着国家的。”“执行人以小手枪对准殷脑后，弹从左额出，一枪未断气，再从鼻梁补上一枪，终毙命。”
    虽然多活了几年，殷汝耕终究没有逃脱“显戮”。
    至于接替殷汝耕当了 8个月“政务长”的池宗墨，经审判，同样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在北平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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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三大杀手之三：辣手书生陈恭澍（4）

5、 王克敏案

    前文说了，北平沦陷之后几个月，1937年12月14日，日本鬼子在华北扶植了又一个傀儡政权，即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个名字起得极为可气，因为他与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布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名字完全一样！
    后世史家为了避免叙事上的混淆，往往加一个定语，称中山先生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对王克敏成立的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则称其为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王克敏，生于1879年，浙江杭州人，字叔鲁。
    王克敏是前清举人，曾任职清政府驻日使馆，回国后任职于外交部。
    王克敏是一个财政官僚，段祺瑞执政期间曾出任中国银行总裁，并且三度出任财政部长。北伐成功后，蒋介石曾通缉王克敏。
    在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中，王克敏曾担任委员，还曾在东北政务委员会、北平政务委员会等任职。看王克敏的照片，其外貌令人望而生厌，毫无政治家的风范不说，骨瘦如柴，整天佝偻着身体，像个晒干的大号虾皮。且由于两眼畏光，王克敏终日戴着个黑眼睛，人称“王瞎子”。
    实际上，这是老了以后，看王克敏年轻时的照片，还是比较周正的。
    1937年 7月，平、津两地相继陷落，各种各样的失意政客们仿佛一下找到了主心骨，争先恐后地跳了出来。
    有时候看那段历史，真奇怪素以讲求气节闻名的中国，哪来的那么多汉奸。
    在日寇占领北京之前，涉及到管理北平的全部行政、军政职务，均由29军的几位高级军官兼任。他们一旦撤离，北平就等于没有政府了，换句话说，没人管了，所以不能全走，总得留几个人。因此，1937年 7月28日，宋哲元率部撤离北平之前，将他自己担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秦德纯担任的北平市市长等职务，全部交给张自忠“代理”。
    但张自忠只“代理”了10天。7 月29日，日寇进城，张自忠勉强周旋了几天就干不下去了，只能于 8月 7日黯然离去。
    8 月 8日，日军接管北平防务。
    就因为干了这10天，张自忠还背上了一个“汉奸”的名声，舆论都称其为“华北头号汉奸”，报纸上的标题称其为“自以为忠”。
    实际上，宋哲元走的时候，对于究竟留下张自忠还是秦德纯，曾有过争论，因为谁都知道留下的结果是费力不讨好，而且肯定要背上“汉奸”的黑锅。
    最后的结果是张自忠留下了。这个时候真的不能责怪谁，总得有人留下——走的，是为了保留抗日的火种；留下的，是为了与日寇周旋，尽可能保全百姓。好比公孙杵臼与程婴，一为其易、一为其艰。
    1939年，张自忠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曾说：“华北沦陷，我以负罪之身，转战各地，每战必身先士卒，但求以死报国。西北军出了个韩复榘，我张自忠决不是韩复榘，他日流血沙场，马革裹尸，你们始知我取字‘荩忱’之意。”
    到后来，张自忠以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选择与日军决一死战，其内心深处，未尝没有以死来洗脱“汉奸”罪名之意。
    7 月29日，日寇进城，当天就成立了“北平市地方治安维持会”，搬出了老政客江朝宗担任“会长”。
    江朝宗，1861年生，安徽省旌德县人，北洋系的重要人物。
    在历史上，江朝宗以“一分钟总理”而闻名，实际上没有这么惨。
    1917年，“辫帅”张勋入京，“调停”黎元洪总统府与段祺瑞国务院发生的“府院之争”，当时连内阁成员都不是的步军统领江朝宗趁机于1917年 6月12日当上了代理国务总理，在大家的强烈反对下于 6月24日卸任，一共当了12天。
    “北平市地方治安维持会”的成立虽然是在 7月29日，但江朝宗一直躲在家里，没敢“就职”。一直到 8月 8日日军接管北平防务之后才敢露面。8 月19日，江朝宗又当上了伪北平市市长。
    相比之下，天津的高凌蔚可就比江朝宗“痛快”多了。
    1937年 7月31日，天津沦陷的第二天，高凌蔚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成立了“天津市地方治安维持会”。给人的感觉，好象他盼望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高凌蔚也曾代理过国务总理，不过他比江朝宗干的时间可长多了，从1923年10月12日到1924年 1月12日，整三个月呢！
    有了平、津两地的“示范”效应，在华北的沦陷区范围内，很快出现了一大批“维持会”，为日本人做事。
    我不知道日本人对于这一点有没有感到意外，即在被他们侵占的国家中，居然会有这么多人主动与侵略者合作，而且是死心塌地的那种。
    其实，看看当时的形势，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汉奸。
    简单地说吧，一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相比于日本，中国确实太弱小了，很多人看不到抗日的前途在哪里，既然没有前途，那还不如投机一把，分一杯“羹”。
    话说回来，即便是看不到抗日的前途，毕竟在 4万万五千万同胞中，甘愿当汉奸的人，总归是少数。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些自甘堕落的都是些什么人，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
    当年的汉奸，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仔细分析一下，主要有四类人：
    一是留日回来的，包括那些与日本有着种种瓜葛的人，如殷汝耕、如王克敏。
    上世纪初，留日学生在中国政界和军界有相当的影响力，自清末的中国开始“睁开眼来看世界”之后，形成了一股留学潮，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又是当年的世界强国，大批的人到日本学习。这些人当中，自有大批的民族菁英，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形成了一批“亲日派
”。一旦出现什么风吹草动，这些“亲日派”朝哪个方向倒不问可知。所以郁达夫会说：“读书人当汉奸，应该罪加一等”。
    二是失意政客，主要是北洋军阀的残渣余孽。这些人刚刚失去统治者的地位，急需找回他们的“话语权”，等待这个机会已经等了太长时间，不一定是日本人来，不管谁来了，只要是变了天，这些人不跳出来闹出点动静，反倒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三是过气军阀，最典型的就是张敬尧、石友三辈。这些人的头脑中，本就没有任何民族大义可言，有奶就是娘，谁得势我就靠上谁，到什么时候也吃不了亏。
    四是社会渣滓，这些人往往不是汉奸中的头面人物，但却是最凶残的那种，最典型的就是上海的吴四宝。这些人不但没有民族大义，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也可以说根本就不是人，所以其危害反而最大。
    所谓“维持会”，毕竟重在“维持”，时间长了是不行的。而且，这些各地的“维持会”，彼此之间并无统属关系，虽说都听命于日本人，但时间长了，在协调配合上的问题越来越多，急需“统合”起来。
    日本华北方面军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喜多诚一。
    喜多诚一，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936年 3月任驻华使馆武官。1937年 8月喜多诚一任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1937年 9月 4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大将任命喜多诚一为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长，少将军衔。并令喜多诚一尽快着手“在华北建立政权”。
    喜多诚一、影佐祯昭、晴气庆胤、今井武夫，都是日军中的“谋略专家”，专事分化瓦解的“政战工作”，中国大批的汉奸，尤其是那些头面人物，多是在这几个人的“牵线”之下，粉墨登场的。
换句话说，多是被这几个人送上断头台的。
    既然是搞“政府”，总得有几个具有一定“号召力”的人物来牵头，怎么也得是当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人物，比如在北洋政府里当过“总统”、“总理”一级的，才像是那么回事。
    像江朝宗、高凌蔚之流，形同儿戏般地当过一天半天“总理”的，肯定不行，民众的认可度太低，会坍“新政府”的台面。
    不过，到这个时候了，基本上，当年有头有脸的老“政治家”们，多已凋零。为数不多在世的也早已南迁，不会留下来等着当亡国奴。
    数来数去，喜多诚一圈定了几个人选——吴佩孚、靳云鹏、曹汝霖。
    想是想得挺好，派人一接触，三个人都不干，放着“国家元首”不肯当。曹汝霖本就是“五四”的惊弓之鸟，当年宅子都给烧了，还差点挨了打，怎么还会出来趟这个浑水！靳云鹏则以“潜心礼佛”为由，婉言谢绝。
    把喜多诚一气得够戗，说“皇军来了，你们都这样不合作，到底安的什么心！”最后，给曹汝霖安了个挂名的职务了事。
    相比之下，作为军人的吴佩孚，说话就极为直截了当，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要我出来可以，你们退出华北，再由我出来恢复法统。”
    1939年12月 4日，吴佩孚患牙疾，在日本医生的“治疗”之下当场身亡，享年65岁。被国民政府追赠“一级上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
    实在没办法了，只好退而求其次，喜多诚一想到了老牌的亲日分子王克敏。
    这时王克敏正在香港，喜多诚一派“黑龙会”的日本浪人山本荣治与王克敏接洽，并陪着他去了一趟日本，敲定了卖国求荣的一系列细节内容。

    按：“黑龙会”是日本的极右翼组织，最初以谋取中国的黑龙江为目标，故名“黑龙会”。山本荣治并不是一个军人，而是一个不法商人，很早就来到中国，结交了三教九流的人物，成了一个“中国通”。


    1937年12月上旬，王克敏回到北平，准备“出山”当汉奸了。
    王克敏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1937年12月14日。
    许多人可能不太理解，怎么会定这么个日子，当不当、正不正的，再等几天，到1938年元旦的时候不好么？再急也不差这半个月啊。
    实际上，按王克敏的原意，确实是打算着把新“政府”放在1938年 1月 1日“开张”的。但是，一个意外的情况打乱了他的“部署”——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
    日本方面认为，趁着中国首都的陷落，新“政府”紧接着第二天登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更好地表现出“连续性”，同时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是一种“打击”，于是临时改变计划，令王克敏于第二天将新“政府”挂牌。
    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南海居仁堂成立，由于没有找到合适人选，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不设“国家元首”，以“行政委员会”负实际的责任，由王克敏任“行政委员会”第一任委员长。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管辖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省”级以下，恢复北洋政府时代“省下辖道、道下统县”的行政区划体系，另外尚有北平、天津、青岛等三个“特别市”。
    王克敏欣欣然地当上了汉奸，陈恭澍的“买卖”又来了。
    1938年 1月，戴笠电令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剋日赴平，对王克敏、汪时暻二逆予以制裁。”
    这事也怪了，陈恭澍在北平的时候，天天办天津的案子，这会儿到天津上班去了，又一趟一趟地往北平跑，办北平的案子——特务处没人了是怎么着，就显着你能了？
    原来，此时的平、津两站，又是一番新天地了。
    大家还记得成立于1937年 8月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吧，当时是为了民族救亡而在上海成立起来的一支群众武装。与此同时，为适应北平、天津等重要敌占区的武装斗争，戴笠要求平、津两站合作，在北方也拉起了一支类似的部队，名字叫做滦榆游击司令部，两千多人，总部就设在宝坻乡下、王文的家里。戴笠委派王天木为滦榆游击司令部总司令、陈恭澍为副总司令，王文为直属大队大队长。
    戴笠令王天木常驻宝坻，将主要工作重心转移到武装斗争上，北平区的日常工作则交由代理区长毛万里负责。
    制裁汉奸显然不属于日常工作，戴笠也知道他这个前任秘书毛万里不是这块料，前次制裁殷汝耕，毛万里一点忙没帮上不说，反而差点“折”了尚小姐。这回索性也不弄那假招子了，直接把任务下给了陈恭澍，并令北平区全力配合。
    接到命令，与以往一样，陈恭澍将工作交给了他的搭档，天津站书记曾澈，只身赶赴北平执行制裁任务。
    早先，陈恭澍等人虽然执行的也是秘密任务，但毕竟置身于中国的地盘，一旦暴露身份，调往他处即可；即便是在工作中出了什么差错，也可以在某些场合下亮明身份，告知对方自己“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俾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谅解。所谓保密，更多的是出于工作的需要。
    如今不同了，北平、天津均已沦陷，大家都从“秘密工作者”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地下工作者
”、“潜伏者”。一旦暴露了，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那是要出人命的，必须加倍小心。所以，现在的保密，更多的是性命攸关，不是玩的。
    因此，陈恭澍化装成“大款”——钱庄的老板，坐上了去北平的火车。
    当年，陈恭澍刚到北平的时候，在北长街租了几间房子，这也就是最初的所谓北平站了。
    后来人多了，自己也结婚了，房子不敷使用，于是又在卧佛寺街租了一所前后四进的大院子，既是陈的家，也是北平站的办公地点，同时也是像白世维他们这些单身汉的集体宿舍，这也就是所谓北平站的站本部了。当年陈恭澍脑子进水“畏罪潜逃”，就是从这里翻墙跑的。
    当然了，象北平站书记王云孙、督察王平一这些人，都另外租房子住在别处，主要是避免被人一网打尽。
    到了陈恭澍犯错误一走了之，为确保安全，北平站自然要搬家，谁知道你跑到哪里去了，出了什么事？所以陈恭澍从归绥回来，谁也找不到了。
    几经辗转，目前的北平区搬到了煤渣胡同西头的37号院，同时这里也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北平区书记毛万里的家。因此，一到北平，陈恭澍首先来到煤渣胡同，接洽毛万里。
    让陈恭澍大吃一惊的是，煤渣胡同的东口路北，居然就是令人谈虎色变的魔窟——东城日本宪兵队！
    换个角度想想也对，最危险的地方才最安全嘛，谁能想到，就在日本宪兵的眼皮底下，居然就是特务处的地下据点呢！
    好友相见，自然有说不完的话，毛万里马上建议，让陈恭澍住到他家里来，凡事方便。
    这又是一件违反地下工作原则的事——特务处的规定，严禁两个秘密机构发生横的联系，陈恭澍来找毛万里，是在戴批准的前提下做的，本已令人匪夷所思；两个秘密机构的负责人住在同一地方，更是咄咄怪事！一旦发生意外，平、津两单位岂不是让人一网打尽。
    尽管如此，为了“便于工作”，陈恭澍还是住进了毛万里家。
    很明显地，相比于收拾殷汝耕，“制裁”王克敏的任务更加困难了——
    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只是中国地盘上的一个非法组织而已。而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则是处于敌占区的、有一定社会控制能力的一个政权——尽管他是个伪政权，但他有自己的军队，警察，还有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作为帮凶，不是轻易可以相与的。
    毛万里向陈恭澍介绍，王克敏的伪政府设在外交部街的外交大楼，戒备森严，想要混进去动手是不太可能的，强攻更是想都别想。
    那么在路上动手行不行呢？王克敏每天上班，有两辆汽车，一辆是他本人和随从，另外一辆则是四名武装警卫，如影随行，因为王克敏也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不知有多少中国人恨之入骨，因此他平时除了“上班”，几乎哪儿都不去，出门就是两辆汽车，武装警卫。
    听到这里，陈恭澍已经明了，北平区和毛万里除了能为他提供不收费的食宿服务以外，在业务工作上，是不必再指望的了。
    实际上，行前，陈恭澍已经想好了，到了北平，要会见他的两个同学，也是跟他共过患难的好朋友——张作兴和齐庆斌。
    张作兴是陈恭澍在军校五期的同学，齐则比他俩低一期，由于三个人都是河北人（陈恭澍祖籍福建、籍隶河北，但在北京生长），在军校时经常一块儿聊天，慢慢地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北伐过后，三人回到北方，境况都不好——由于他们都是军校出来的，除了训练，打仗，没干过什么工作，也不属于那种一专多能的人才，所以干那些比较大众化的工作，显示不出才能。结果谁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经常弄到连饭都吃不上的境地。
    这样，三个人又成了患难之交。既然在北方混不下去，反正他们仨都没结婚，于是想方设法凑了一点钱，三人结伴，于1931年去了首都南京。
    看来，当年的陈恭澍们跟现在的看法一样——首都的机会总是会多一点。没想到，跑到南京，照样找不到工作。据陈恭澍回忆，当时他们三个人经常只花几个铜钱买碗面、吃点辣椒，就算一顿饭。
    就这样，坐吃山空，也不是办法，到最后连租房子的钱都没有了，只好当大衣、当手表，眼看就要像当年落魄的戴老板一样流落街头。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陈恭澍考上了“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并在这个班里结识了军校的老大哥黄雍和张炎元，并通过二人的介绍，认识了当时正在组建复兴社特务处的戴笠，跟着又以戴的提携，进入“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即我们前面讲过的“洪公祠特训班”了，从此跨入复兴社特务处的大门，并一步登天，成为负责一个“省”站的“方面大员”。
    与此同时，张作兴和齐庆斌则考上了中央军校宪警班，但他们的运气没有陈恭澍好，毕业之后，既没有当上宪兵、也没有当上警察，只好又回了北方。
    张作兴到河北鸡泽县政府谋了一份差使，好不容易熬到了县公安局长，结果河北沦陷、政府流亡，眼下正在北平赋闲。
    齐庆斌比他好一点，毕业以后，靠着同学的介绍，加入了复兴社，并得到了“复兴社华北分社”负责人郑介民的赏识，帮他谋到了复兴社华北分社助理书记的职位。

    按：“复兴社华北分社”和复兴社特务处是两个平行的组织，虽然都属于复兴社，但彼此之间并无统属关系，换言之，加入了复兴社及其所属分支机构，并不意味着进入了特务处。尽管郑介民既是特务处的副处长，又是复兴社华北分社的负责人。好比是一个老板办的两家公司，你进入了他的甲公司，并不意味着你同时也是乙公司的人。


    前面说了，由于复兴社的机构越来越庞大，逐渐卷入了国民党内部盘根错节的派系斗争，更重要的，在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中，复兴社丢了“大”人。蒋介石震怒之下，严令解散复兴社，改组为“三民主义青年团”。
    眼下是1938年初，正处于要改还没改的当口，作为复兴社华北分社助理书记的齐庆斌，基本上也等于失业在家，正在北平等着另外安排工作。
    相比之下，陈恭澍可算是“春风得意”了，虽然干的特务职业不那么令人向往，但毕竟也是一省“大员”，况且还掌握着一支武装部队，最起码帮老同学安排个工作还是不成问题的。
    因此，陈恭澍准备把张作兴和齐庆斌都推荐到“滦榆游击司令部”去工作，而且起点都不低，一下子就是第三、第四把手，准备让齐庆斌当“滦榆游击司令部”参谋长。张作兴则为“滦榆游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陈恭澍的本意，当然是提携老朋友，况且他知道这两个人的才能，都不是一般人，又知根知底，可以绝对信任。
    但他不会想到，这两个铁哥们跟着他，几乎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日后还要吃大苦、受大罪，连命都几乎丢掉。
    老友相见，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谈起近况，张、齐二人彼此常有走动，倒是陈恭澍，一天到晚鬼头鬼脑、躲躲藏藏，不知道在搞些什么名堂。
    陈恭澍很坦率，明明白白地告诉二人自己的工作性质，以及此行到北平的目的，并明确要求张、齐二人予以协助。
    ——把特务处最极端的机密泄露给不相干的外人，这又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行为，但陈恭澍并不担心，因为彼此之间有这个信任度，即使不成，也相信张、齐不会出卖他。
    对此，俩人都认为非常困难。齐庆斌说，这种事如果没有内线，根本无从下手，但是要想从内部拉出一个人来，谈何容易！如果是想往王克敏身边派进一个人去，那就更难了，一是时间不允许，二是没有合适的人，第三，没有内线的配合，外边的人也派不进去。所以，关键还是要在内部寻找线索。
    不愧是军校出来的，虽然没有干过一天特务，但齐庆斌说的话可一点都不外行。
    三人边吃边聊，陈恭澍问起二人的打算，并趁机邀请他们参加“滦榆游击司令部”的工作。
    这么好的事，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张作兴一口应承。
    齐庆斌却说，现在复兴社华北分社助理书记的工作还没有办交接，要等上级派人联络后才能决定。
    对此，陈恭澍心中暗笑，复兴社都快解散了，你还在等着办交接？你跟谁办交接去！这哥们，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么“迂”，难怪找不到好工作！
    其实这点事很简单，陈恭澍只需要跟齐庆斌的顶头上司郑介民打个招呼就行了，但他并没有说破，只是说那好吧，等你办好交接报到就行了。
    这时张作兴忽然说，我家的街坊，武老先生，原来是东北军的旅长，据说他有个手下，现在在给王克敏当卫队长，似乎这是一条可用的线索。
    陈恭澍一听马上来了神，他当即向张作兴提了几个问题，第一，这位武老先生的政治倾向怎么样，第二，他跟那个卫队长是什么关系。
    张说，政治倾向肯定没问题，只要一提日本人他就咬牙切齿，拍桌痛骂；至于那个卫队长，武老先生是老军头了，虽然从军队退下来了，但最喜欢炫耀当年“过五关斩六将”那点事儿，一说就是谁谁在我手下当过团长，谁谁在我手下当过营长，唯独一提这个人，就破口大骂，说丢了他的人，干什么不好，非要给王克敏当看家狗，有机会非得当面教训他。
    陈恭澍听了，问张作兴有没有可能安排他和这位武老先生见个面。张作兴说我们经常聊天，很熟，应该没有问题。
    于是三人约定，过几天见面再研究此事。陈恭澍要求张作兴在这几天中，要多与武老先生沟通，尽可能多了解一些情况，但不必谈具体的，到时候陈恭澍自己会与他谈。
    因张作兴没有受过特务训练，陈恭澍怕他万一哪句话说得不得体，节外生枝，反为不美。
    回到北平站，陈恭澍给南京特务处本部打了一通电报，要求了解武老先生的情况。
    三天之后，哥几个如约见面，消息令陈恭澍极为振奋。
    张作兴说，放心吧，你要的东西他都能提供。原来，张作兴找到武老先生，了解他那个后辈的情况。武老打保票说，张老弟你放心吧，他这个人我了解，即便帮不了什么也不会出卖咱们。
    武老说，这个人姓卞，名义上号称王克敏的卫队长，实际上手下没有几个人，只是干个看家护院的勾当。
    王克敏出门的时候，没他什么事，另有贴身警卫，那才是真正的心腹。
    另外，武老说，卞队长其实很清苦，每周只有一天能回家，其他时候都得在王克敏家值班，也挣不了几个钱，经常发牢骚，说要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谁会来干这种挨骂的事。
    这时陈恭澍发现一个问题，说你问了这么多，他不觉得奇怪吗？张作兴说他问了，我说是想介绍个朋友给你。他说好啊，只要是朋友怕什么。陈恭澍说那就明天，你介绍我们认识一下。
    此时，特务处本部的电报也已经回了过来，大意是此人曾当过东北军的旅长，现带着小妾住在北平，政治倾向上未发现明显问题。
    有了这个覆电，陈恭澍心里就更踏实了，可以放开与武老先生谈了。
    次日，张作兴陪着陈恭澍拜会了武老。陈恭澍自称姓赵，是天津某钱庄的老板，但话里话外，多少透露出一些信息，是针对王克敏去的。
    武老则非常坦诚，说我已经是废人一个了，如果国家有用我的地方，义不容辞！
    话一说开了就好办了。陈恭澍直奔主题，武老说，他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即便帮不上忙也不至于把我给抖喽出去。这样，他每星期四回家，一周就这么一天，我去找他，探探口风。
    陈恭澍表示同意，但提示了几个谈话要点，一是不要过于直截了当，免得吓着他，再往下就不好谈了；第二，如果有门儿，也不妨试探一下，看他有什么要求，让他尽管提。
    彼此约定了周五再次见面，陈等告辞出来。陈恭澍拿了 200块钱，让张交给武老，给卞队长的孩子买点吃的，别让武再往里搭钱。
    好不容易等到周五，陈来到武家。消息不太好，卞队长见到武老，本已感到奇怪，看他还买了东西，以为是来托他找王克敏帮忙办事的，于是说，小小不言的事情，我还能说句话，但大事我可帮不上忙。
    武老看他误会了，就说，我不是为私事来的，也不是为你我个人的事情来的。卞队长一听脸色就变了，好像连听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
    武老看他这样，觉得不宜再往下谈了，于是只是说：希望你把国家和民族放在心里，不要害怕。      并约定下周四再和他见面。
    陈恭澍听了很失望，于是他又以请教的语气问武老，既然卞队长不肯直接动手，那么配合我们，来个里应外合怎么样？
    武老是军人，对特务不在行，讲打仗、动武，那绝对够给陈恭澍当师傅的。直接告诉他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彼此谁都不认识谁，又没有方便快捷的联系方式，谈何“里应”？怎么“外合”？一旦出了差错，要捅大漏子的。
    陈恭澍想想也对，武老劝他不要着急，说下礼拜四我还去，说什么也得让他想个办法。
    北平这边一时摸不到头脑，南京那边，戴老板可等不及了，一通电报接着一通电报，当然语气上对陈恭澍还是很客气，左一个“恭澍兄”、右一个“恭澍兄”，但意思都是一个——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制裁”之事到现在还没有着落。
    三催两催，把一向冷静、工作四平八稳的陈恭澍也给催急了，决定放弃眼前这种“温吞水”、按部就班式的工作思路——学王文，来硬的，不惜一切代价搞一次强攻式的“狙击”，非得把王克敏这个老小子给“办”了不可！
    于是陈恭澍当即电令王文，立刻在天津站行动组和“滦榆游击司令部”两个单位中挑选十名“忠勇之士”，并预备枪械，听候指示，随时准备赴平动手。
    武老那边，要等一周时间，到星期五才能有进一步的消息，陈恭澍在北平坐守愁城，又没有办法可想。这天，毛万里谈起，说北平区下属两站之一的陈资一站长想请陈恭澍吃个饭，饭后还可以摸“四圈”。
    陈和毛二人，都是麻将高手。当年，陈恭澍与戴老板初见面时，就是在麻将桌上，当时陈正好手风不顺，戴还替他摸了几把。
    眼下，陈恭澍一天烦都烦死了，哪里有这个雅兴，但知道大家看他心中郁闷，都是好意，也不好推辞。
    于是，平、津两地三个秘密单位的负责人，冒着生命危险坐在一起吃饭、喝酒、搓麻。
    除了二陈、毛万里，牌桌上还有北平区的一个会计，大家一边玩一边聊。打着打着，会计忽然冒出这么一句：“听说王瞎子也是高手，每打必赢。”
    大家谁也没搭他这个茬儿，于是他接着说道，“据说王瞎子经常到铁路俱乐部去玩牌。”
    听到这里，陈恭澍猛地一震，刚要追问，见毛万里朝他使了个眼色，就忍着没说话。
    四圈牌罢，各回各家，陈恭澍迫不及待地问毛万里。毛说，你来北平的特殊使命，我们这里没有几个人知道，我怕你一问引起他人注意。而且那个会计胆子特别小，不要节外生枝，关于铁路俱乐部的事情，我另外帮你打听就是了。
    好不容易等到了星期五，陈恭澍又去会武老，本不抱希望的他，居然意外地听到了好消息。
    首先，卞队长依然坚持反对在王克敏家里动手。很显然地，这样做肯定会将他自己置于极为尴尬的境地，是反抗还是怎么着——反抗会伤了自己人，不反抗，难道挺着挨枪子儿不成？
    另外，王家是大宅门不是轻易能攻得进去的，即便进去了，面对众多门户，一时也不一定能找得到王克敏，时间耽误得久了，必有麻烦。
    同时，卞队长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情报——每星期二，王克敏要外出与日本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会面，地点在“平汉铁路俱乐部”。
    陈恭澍大喜——这不就是会计口中的“铁路俱乐部”么？
    原来，王克敏不是去玩牌，而是每周要向他的日本主子、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汇报工作。
更绝的是，“平汉铁路俱乐部”就在煤渣胡同东口路南，门牌号码是20号，恰与煤渣胡同西口的37号北平站遥遥相对！

ys1937

续


    这也太巧了——老天要把王瞎子往枪口上送啊！
    据卞队长介绍，王克敏每次都是星期二下午两点准时到达“平汉铁路俱乐部”，如果打算对王克敏有所动作的话，在这里应该是最为理想的场所了。因为王克敏除了到外交大楼上班以外，这里是他唯一外出的地方了，别地儿他是不去的。
    第三，卞队长提出，一旦出了事，他自己的饭碗肯定是砸掉了，会不会被怀疑也很难说，所以事成之后，希望对他和家属予以适当的安排。
    对此，武老对陈恭澍说，我已经替你答应了卞队长，事成之后一定对他有一个说法。陈恭澍说那是肯定的，让他到天津去，我给他安排住处，愿意干什么工作，可以商量。
    同时，陈恭澍对武老帮的大忙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回到北平站，陈恭澍当即电令天津的王文挑选六名行动队员，即刻前往北平集结。
    利用这段时间，陈恭澍仔细地了解了“平汉铁路俱乐部”的情况。

    按：平汉铁路原名京汉铁路，建成于1906年 4月 1日，是甲午战争后中国第一条准备自主兴建的铁路，1928年改名为平汉铁路。平汉铁路的建成，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以水道与驿道为主的交通格局。依赖于这条铁路，汉口迅速繁荣起来，成为南北要冲和重要的水陆码头。
    平汉铁路自前门起，至湖北汉口市玉带门止。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平汉铁路的“北平火车站”叫“平汉铁路正阳门西车站”，1958年建新北京站的时候拆除，其原址在前门的西侧，即现在“大碗茶
”、肯德基的那块地儿。而不是我们大家现在还能看到的、前门东边的那个老火车站，那个车站的全名叫做“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是北京到奉天（沈阳）铁路的起点。


    “平汉铁路俱乐部”系平汉铁路高级职员的休闲娱乐场所，北平陷落之后被鬼子强行征用。
    王克敏每次来的时候，随身依然是两部汽车，一辆是他自己和随从，另一辆车上有四名武装警卫，到了以后，每次都是警卫们先下车，然后再保护王克敏下车。
    据卞队长介绍，此时动手是唯一的时机——由于这里并不是伪政府的机构或办公地点，因此警卫要松懈得多，只是门口有两名不带枪的警察，这些警察都是原来的留用人员，并非铁杆汉奸，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不会舍死相拼。因此，只要解决随身警卫即可直接面对王克敏。
    但大家不要忘记，就在“平汉铁路俱乐部”的斜对面，还有一个日本鬼子的杀人魔窟——东城日本宪兵队！
    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宪兵队不可能坐视不理，这才是“制裁”行动最大的变数所在。
    在这里要介绍一下煤渣胡同和几个重要地点的相对位置。
    笔者没有找到当年的老地图，从网上找了一张地图修改了一下（我博客中有），能看出个大概来。
    煤渣胡同是一条东西向的胡同，东口，临着东四南大街，现在叫东单北大街，再往东，隔着马路，正对着的是东堂子胡同；西口连着南北向的校尉胡同，从校尉胡同的北口出去，是东安市场；从校尉胡同往南就是协和了。
    煤渣胡同的北侧，毗邻金鱼胡同，两条胡同通过西侧的校尉胡同连通。
    煤渣胡同是旧北京一条很出名的胡同，清朝著名的“神机营”就在这条胡同里。
    清朝末年曾有“帝师王佐”、“鬼使神差”的说法。在“神机营”当差的，就叫“神差”；隔马路与煤渣胡同相连的东堂子胡同里，是清朝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中国最早的外交部门，由于当年把外国人一律视为“鬼子”，所以在这里当差的，就叫做“鬼使”，合起来叫做“鬼使神差”。
“东城日本宪兵队”的驻地，正是当年“神机营”的大院子。
    从地图上看，“平汉铁路俱乐部”和特务处北平站在路南，正好把着一东一西两个路口，东城日本宪兵队则在路北，离“平汉铁路俱乐部”约有 100多米的距离。
    因此，动手之后，往西跑是自投罗网。唯一的撤退路线，就是往东，出了胡同就是宽阔的大街，四通八达，如果是骑自行车，几分钟就可以消失得无影无踪。
    根据陈恭澍的要求，1938年 3月中旬，王文带着六名“忠勇之士”赶到北平，向陈恭澍报到。六个人分为两组，担任主攻一组的，负责人叫兰子春，另一组三人负责掩护，组长王文璧，就是王文的弟弟。据王文向陈恭澍汇报，他们此行带了六支“二十响”的驳壳枪，子弹 200发，管教把王克敏打成筛子。

    按：驳壳枪是那个时代最强大的手枪了，尤其是“二号”驳壳枪，与咱们在电影中和军事博物馆中看到的驳壳枪不完全一样，其弹夹长出来一块，与枪柄一样长，其中可装20发子弹，在自动挡的时候可以连发，几乎相当于微型冲锋枪了。如果几支枪同时对准一个目标打连发，几乎无有生理。


    陈恭澍觉得应该与参加行动的突击队员们见个面，一方面是认识一下，同时，自己露个面，对大家也是一种勉励。对此，王文深以为然。
    “然”是“然”了，这个面怎样见法，可是大费周折。这里是敌后，总不可能把大家都弄到北平站去聚会，更不可能像现在似地，找个酒店住两天，包个会议室，大家沏杯茶，摆点水果，搞个茶话会吧。
    最后商定，在东四的一个烧饼铺聚齐，大家分头前来，避免引人注意。
    次日，王文陪着陈恭澍到了餐馆，大家已经都到了，陈恭澍一看，一人一件老棉袄，一条缅裆裤，就知道哪些是自己的人了
    不要小看这个裤子，每人裤腰上都别着一支二十响呢。此前，王文已告诉自己手下的人，与自己同桌的，就是此次行动的最高指挥，人称“辣手书生”的陈先生了。
    席间，王文悄悄告诉陈恭澍，那个瘦高个子就是自己的弟弟王文璧，另一个黑大汉就是执行主攻任务一组的组长兰子春。这样，制裁行动的指挥者和执行者，就算认识了。
    饭罢，大家各自付账走人，陈恭澍带着王文到煤渣胡同“踩点”，并提醒王文，不要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行动是一方面，关键是那个“东城日本宪兵队”就在旁边，那可不是吃素的。
    对此，王文慨然道：“既然决定了要搞他一家伙，就不想那么多了，视若无睹，当它不存在就是了。”
    就此，陈恭澍与王文敲定了最后的行动方案。
    1938年 3月28日，阴风惨惨，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
    由于没有快速的交通工具，无法采用尾随的方式追踪王克敏的坐车。同时，由于“东城日本宪兵队”的存在，谁也不愿意从这里经过，宁愿绕着走，万不得已非得路过的话也不会有人在这里停留，因此煤渣胡同内行人非常稀少，如果采用在“平汉铁路俱乐部”门前“蹲守”的方式等待王克敏前来，会显得非常“扎眼”，说不定没有等到王克敏，却等来了日本鬼子的盘查。
    因此，陈恭澍他们经过事先的几次演练，已经把时间拿捏得非常准确。
    发起攻击的时间就是王克敏到达的时间，即下午 2点，整个行动由陈恭澍发动，其位置在东四南大街路东、正对煤渣胡同东口的一个卖豆汁的小摊。
    1 点50分，兰子春小组到达煤渣胡同，在东口逡巡。
    为避免引人注意，此前，王文带着第二小组从金鱼胡同东口向西，穿过校尉胡同，从西口进入煤渣胡同，向东走到“平汉铁路俱乐部”，王文璧等假意修理自行车停在20号门前，王文则继续向东走到胡同口，会齐第一组的兰子春。
    此时，王文的位置是既能看得见马路对面的陈恭澍，又能让胡同口的兰子春组和胡同里的王文璧组看得见他——因为王文是整个行动的枢纽，由他担任现场的直接指挥与协调。
    1 点57分，陈恭澍远远望见预定的目标——王克敏的两部汽车，沿着东四南大街从南向北驶来，前面一辆，除司机外，另有四名警卫，与预想的一样；后一辆车，除司机和副驾驶外，后座上却多了一个人——除了王克敏，还有一个什么人？
    陈恭澍不暇多想，“陡然起立”，此时，第一辆车已经左转弯进入胡同，第二部车正在要进还没进的当口——正是车速最慢的时候。
    陈恭澍迅速戴上一直拿在手中的帽子——几乎与此同时，胡同口骤然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稍停，胡同里跟着又是一通“噼噼啪啪”的枪响。
    整个行动与预想的几乎丝丝入扣——第一波攻击，是兰子春小组对着王克敏坐车所发动的；第二波，则是王文璧组狙击第一辆车上的警卫。
    陈恭澍处心积虑想要做的事，终于完成了。
    随着四散奔逃的人群，陈恭澍迅速离开现场，同时，他看到兰子春、王文等人或骑车、或步行，很快消失在人群中。
    绕了几个路口，陈恭澍从西头进入煤渣胡同，安然的回到了北平站，见到了毛万里。毛很高兴的对陈恭澍说，听到枪声了，想必是“恭澍兄”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陈说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得赶快了解。
    毛说这你就别管了，休息一下，我去找人打探。
    这一下午陈恭澍如何睡得着！好不容易到了傍晚，毛万里回来了，带回来的消息令陈恭澍非常沮丧——王克敏仅左臂受伤，同车的日本浪人山本荣治则当场毙命。
    第二天，报纸上刊出消息，除山本荣治以外，另有13人在战斗中受伤，但没说具体是哪一方面的人。
    陈恭澍不知道的是，就在出事的当天下午，为了“安定人心”，王克敏带伤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以表示自己“安然无恙”，“政权”仍处于稳定中。
    陈恭澍是职业特务，比毛万里要敏感得多，深知从今天开始，马上就是一场全城的大搜捕。
    因此，他从毛万里家出来，临走前告诉毛，自己要出去一趟，今晚不回来了，不要为他担心。
    多亏了王天木大哥当年的教诲，让陈恭澍结识了一大批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等，陈跑到他熟悉的八大胡同，以“大款”的身份，忍了两天两宿。
    到了第三天，陈恭澍与毛万里通了一个电话，毛一听是他，马上说你快回来吧，有急事。
    一见面，毛万里就说幸亏你那天走了，当天晚上日本鬼子就来了，你没有报临时户口，一旦查出来不得了。
    另外，天津站有一封电报给陈恭澍，陈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当天参加行动的突击队员，只回去了 5个——第一组组长兰子春和组员徐自富失踪！
    同时，戴笠从南京来电，除对陈恭澍等人的“忠勇除奸”表示嘉勉外，令陈速回天津，另有要事。
    行前，陈恭澍再次约见了张作兴和齐庆斌二人，来的却只有齐庆斌一个人，带来了一个令陈恭澍万分焦急的消息——武老在大搜捕中被抓，现下落不明，为避免连累，张作兴已经连夜逃往天津。
    至于卞队长，由于武老的线索中断，已经无法兑现当时的承诺了。
    1938年 4月 1日，陈恭澍返回天津，依然没有得到兰子春和徐自富的消息。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通过各种渠道，陈恭澍方才得知，兰子春和徐自富已经牺牲了。
    ——当天的枪战中，兰子春受了轻伤，但他在高度精神紧张中并没有感到，一路骑着自行车回到客栈才发现受伤，于是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不虞有他。一会儿。同组的另外两人先后归来，其中一人说要去串个亲戚，因此逃过一场大难。
    当晚，日本宪兵循着血迹追踪而来，逮捕了兰子春和另一名组员徐自富。在审讯中，二人均坚贞不屈，未几，在北平英勇就义。
    至于武老，陈恭澍很多年以后才得知，其夫妇二人被逮捕以后，均受尽酷刑，但坚不吐实，几个月后被放了出来，武老已经被折磨得“不复人形”，不久即含恨去世，其年轻的妻子则不知所终。
    “王克敏”案到此为止。虽然多有损失，但平心而论，在危机四伏的敌后，陈恭澍等不顾个人安危，以拼死一搏的勇气，狙击汉奸，不失为豪杰之举。
    此战过后，陈恭澍“辣手书生”的名号不胫而走，好比逍遥津大战之后的张辽，华北群奸，“闻其大名，小儿不敢夜啼”。
    7 年之后的1945年12月 5日，时任军统局北平站督察的齐庆斌亲自拘押了王克敏，为自己的铁哥们陈恭澍出了一口恶气，同时被逮捕的还有殷汝耕等汉奸共14人。
    1945年12月25日，王克敏因鸦片烟瘾发作死在狱中，这样一个恶名昭彰的人物，居然被他逃脱了“显戮”，实在是不公平。
    陈恭澍的故事，暂时只能写到这里，因为再往下已经进入全面抗战时期，而特务处也在1938年改建为军统局，但此前的许多事情还没有讲，如果顺着陈恭澍的事情一路讲下去，等再回头说其他事情的时候，读起来难免会有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
    因此，为了叙事上的条理性，陈恭澍的故事暂且打住。
    但在这里，必须对一个人的结局做出交代。
    这个人就是王文。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陈恭澍出掌平、津两站期间，共主持了“张敬尧”案、“吉鸿昌”案、“石友三”案、“殷汝耕”案、“王克敏”案等 5起行动案件，除“张敬尧”案以外，王文深度参与了其后的四个，如果不限于“四小杀手”的话，王文也无愧于“杀手”的称号。
    王文，原名王文翰，天津宝坻人，1909年生，1934年加入特务处北平站，系天津站“情报组”组长吕一民的表弟。后王文任天津站行动组组长、“滦榆游击司令部”直属大队长。
    前面说过，王文的家，是宝坻的一个富户，因此，当“滦榆游击司令部”成立时，便将本部设在了其家中。
    后来日本鬼子攻下宝坻后，将王文家的老屋一把火烧成了白地。
    抗战开始以后，王文继续在敌后开展特工活动，1939年 9月，王文在北平被捕，同年就义，年仅
30岁。
    王文的弟弟王文璧，则于狙击王克敏之后不久的1938年 8月，在宝坻对日作战中牺牲。

ys1937

11、“郑苹如案”

    郑苹如是牺牲在四十年代上海秘密战中许许多多烈士中的一位。
    郑苹如生于1918年，父亲郑钺曾留学日本，娶了一位日本太太，所以郑苹如是个混血儿。
    郑钺与中统特务陈宝骅（陈是陈果夫、陈立夫“二陈”兄弟的堂弟）是很好的朋友，由于这个关系，郑苹如与陈宝骅也走得很近，后来成为中统特工，并接受了刺杀丁默邨的任务。

    按：以上是较为大众的说法，笔者认为，郑苹如究竟是不是中统特工，还有疑问。个人倾向于郑是基于民族义愤，主动请缨刺杀丁默邨的。


    刺杀的经过，网上材料很多了，大体是抄来抄去，每抄一次，佐料就多一些，戏剧性就多一些，还着意加上了某些‘香艳’色彩，什么某特务爱上她，到行刑时下不去手等等。把苏妲己的故事都安到郑苹如身上了。
    说这些话的人，我只能说他们既无人心，也无脑子。
    所以这些不再赘述，大家只要知道郑苹如是抗日先烈就行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郑被捕后，汪伪当局曾找到郑的父母，说可以释放郑苹如，以此要挟郑铖出任伪职，
    其父母均严词拒绝。
    这叫精神！这叫气节！
    1940年 2月，郑苹如烈士在上海从容就义，行刑的就是军统叛徒、刽子手林之江。
    次年，郑苹如的父亲郑铖因思念女儿，抱恨而终。
    1944年 1月19日，郑苹如的弟弟、空军飞行员郑海澄在保卫重庆的空战中牺牲。
    1944年 8月 7日，郑苹如的未婚夫、郑海澄的战友王汉勋在执行任务时牺牲。
    郑苹如一家，可谓满门忠烈！
    1966年，郑苹如的母亲木村花子在台湾辞世，享年80岁。蒋介石亲题挽联“教忠有方”。
    郑苹如出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色戒》，其故事原型被认为取材于“郑苹如刺丁案”，这大家都知道了。
    郑苹如的妹妹郑天如曾公开抗议，并呼吁大家“切勿把片中沉溺情欲无法自拔的女主角，与历史上大义赴死的抗日烈士郑苹如画等号”。
    张爱玲是否画了“等号”不重要，关键是我们不要去画这个等号就是了。
    另外，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色戒》的原著，如没看最好看一下，因为李安加了很多自己的东西进去。
    既然说到这了，就再说几句张爱玲。
    张爱玲是抗战期间躲在“孤岛”上海弄文学的一个，当时像她这样的作家有一批，出于这个原因，解放以后，张爱玲的作品也不太受人关注。
    张爱玲“暴红”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连带着她那个汉奸情人胡兰成。
    要说谈世界观，以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张，那显然是两股道，没法谈。但即便以当年而论，至少要说张爱玲这个人，起码是民族意识不够鲜明吧。国家都这样了，还有闲情逸志风花雪月，还讽刺某个女作家长得好不好看。
    不怎么样！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李鸿章的女婿，所以张爱玲多少有点贵族血统。弄得眼高于顶，一般的人是瞧不上的。

    按：张佩纶属清末的“清流派”，这一派都是翰林，大都属于那种志大才疏的人，今天骂这个，明天损那个，就一样，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的能力（张之洞是个例外）。让他们去负实际的责任
，一定锛事。
    张佩纶就是这么个人，整日里大言不惭，满朝文武就没有一个他看得上眼。结果被人下了套，在中法战争中（1884年）被派到福建督战。这些人哪会这个，吹牛是可以的，打仗是不会的，结果打败不说，他自己还闹个临阵脱逃，丢人丢到了家！


    笔者不太喜欢张的作品，应该说运用文字的能力还是挺纯熟的，但一味地哀婉绮靡，气象不高。
既然说到张爱玲，就不能不说胡兰成，这个男人对张关系太大了。
    对此，许多人不免腹诽：你张爱玲爱谁不好，偏要爱一个汉奸；爱也就罢了，还爱得死去活来。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似乎天生就招女人喜爱。
    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朋友，或者认识这样的人，本人其貌不扬，也不一定有多高的社会地位、也不见得多有钱、也没见啥大本事，就是找女人一门灵。今天找一个，明天换一个，女人跟了他好象还挺美，拣了个宝似的。
    这个，只能解释为——这种人的“性商”比较高、他身上从骨子里渗透着一种吸引女性的东西。
    没辙，这个不是生气的事。你有本事，但你找不着对象。
    胡兰成就是这么个人，而且他的“性商”可以说高到了极致，接近无与伦比的程度。
    更厉害的，胡兰成有才。
    胡是个大才子，典型的江浙才子。
    关于胡的情事，大家去看《今生今世》就行了，没看过的网上有，这里就不多说了。
    胡兰成在海外名气很大，尤其是日本。他涉猎很广，不光会写散文，还是个学问家，其学说是成体系的。
    但我认真看了的只有《今生今世》，感觉也是那种腻腻歪歪、粘粘呼呼，不爱看。
这里只就他当汉奸的经历，简单介绍一下。
    胡兰成是浙江人，燕京大学肄业。
    1939年，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成立所谓“中央党部”，胡任其机关报《中华日报》总主笔。1940年—1941年，还曾兼任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即常务副部长），后因卷入伪政权的派系斗争，不但给撤了职，还关了些日子。
    这就是胡兰成的汉奸经历，满打满算三年，时间不长，但足以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44年，胡在上海认识了张爱玲，1947年分手，也只有三年，但足以影响张的一生。
    凡跟了胡的女人，鲜有时间长的，唯一的例外是最后一任太太佘爱珍。

    按，佘爱珍的前夫吴世宝，原来是上海滩的一个“小猪猡”，后来成势，并参加“76号”，成为汉奸，以后我们会提到他。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胡兰成潜逃到老家浙江，并辗转于上海、香港等地，1950年前往日本定居。
    1974年—1975年，胡兰成曾有一个很短的时间到台湾任教，但终因观感太坏，被轰回日本。当时台文化界曾有人撰文《汉奸胡兰成速回日本去！》
    1981年，胡在日本去世，终年75岁。
    这样一个于公理、于私德都有所亏欠的人，居然得享高龄善终，也算奇事一桩。

ys1937

12、“中央党部刺汪”案

    汪精卫这个人一生经历极为丰富，撇开最后当汉奸不说，前半生，端的是丰富多彩。比如，汪精卫虽然是
    一介书生，却曾经当过刺客、也曾经遇刺，而且遇刺一回还不够，还要来个两回。
    当刺客的那一下，就此奠定汪精卫一生的革命本钱。
    遇刺的两回，第一回有点冤，第二回可是咎由自取。然而，最终真正要了他的命的，却是第一次、即今次要说的“中央党部刺汪”案。
    谈到汪精卫，真的有一种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这么老资格的一位“革命家”，最后居然落水当了汉奸，想起来都替他惋惜。
    不过，这也是他长期亲日的必然结果，否则，不至于在中央党部替他“一生的政敌”蒋介石挨枪子儿，所以说冤也不冤。

    按：在国民党内部，乃至往前回溯到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等等，其高层人士中，相当多的人都有深厚的日本背景，首先就是中山先生。更有大批的留日学生，如黄兴、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等而下之的，包括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殷汝耕、王克敏，军统内部的王天木等等，就更多了。我们前面说了，之所以八年抗战中会出现那么多汉奸，与当时政界的中、上层有一大批亲日派，有直接的关系。


    1935年11月 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此后不久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会议。
    会议地点在南京中央党部大院。第一天会议的程序是：
    8 点：与会人员到中山陵“谒陵”，然后回到中央党部；
    9 点：准时进行大会开幕式，听汪精卫做报告；
    开幕式结束后，大家在院里照合影；
    10点半开始大会的预备会议。
    当天，蒋介石于 8点前到达“总理陵堂”，结果蒋发现他居然是来的得最早的。过了 8点，“中委”们才陆续来到，而且许多人很不严肃，没有按事先的通知要求着礼服，穿中山装的、制服的都有，居然还有人穿着便装就来了。
    蒋介石非常生气，但碍于正置身中山先生陵园，不便发作。 8时20分，谒陵仪式结束，蒋介石一怒之下，把他事先定好的讲演也取消了，坐上车就走。
    在返回中央党部的路上，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辆出租车从后面很快地追上来，在超车的过程中，还有人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往回看。蒋介石发现了，觉得不对头，于是叫慢点开，让出租先过去。
    开了一段，赫然发现那辆出租居然停在路边等着他们，蒋大怒，令人下去盘问，一问，对方说是记者。
    一个记者的车、还是辆出租，敢超蒋介石的车队，还窥视、守候，想干什么？
    但问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总不能因为超了你的车就抓起来吧，只得作罢。
    回到中央党部举行四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由汪精卫致开幕词。原来拟订的开会程序，依照以往的惯例，有“默念总理遗瞩”一项，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主持人把这一项漏掉了，汪精卫在意外的情况下，提前上台致开幕词：
    “我们这几年，看见了各位同志的努力，其中如‘剿匪’之努力，已得到极大的成绩。其他建设，也得到若干成绩。但这种成绩，并不能使我们得到满意和安慰，就是因为国难并没解除，而且更加深重……，我们决心以无限的勇气，来负担这责任，以谋国难之解除”。
    由于意外的变故，据陈公博后来回忆，著名的“演讲专家”汪精卫，当天的表现极为失常，“声音颤抖、脸色苍白”。
    汪精卫的开幕词很短，只有20分钟就结束了，大家下楼来到门前的台阶上，分成五排准备合影。
正中，自然是蒋介石和汪精卫，第一排的还有林森、张静江、孙科、戴季陶、阎锡山、张学良、张继等等。
    除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因患病行动不便，给他设了一张藤椅之外，其他人都是站着。
    大家都排好了，蒋介石却迟迟不露面，汪精卫让蒋的侍卫长王世和去请蒋“莅临”，等了半天还是没来。
    汪精卫只好亲自去请。蒋说，今天秩序太乱，我觉得要出事，我不去了，你也不要去。
    蒋不愧是军人，第六感官很灵敏。
    汪精卫则不以为然，说这么重要的场合，咱俩都不去不太好。
    说了半天，蒋就是不动地方，汪精卫只好自己出来，站在中间。记者们对着第一排围成一个半圆形，嘁哩咔嚓一通闪光，9 时35分，摄影完毕。
    汪精卫正准备转身，此时突然一个记者跳了出来，高呼“打倒卖国贼”，随即掏出手枪，冲着汪精卫就是三枪，汪应声倒地。
    以事出突然，大家都惊得目瞪口呆，平日里不苟言笑的衮衮诸公，此时都露出了原型。据陈公博说，张静江“滚到地上”，孔祥熙居然“钻到汽车底下”。
    这个时候——挺身而出的，居然是文人张继。
    张继，与唐朝某著名诗人同名，1882年生，河北南皮人。
    这个南皮是个很有名的地方，晚清名臣张之洞祖籍就是这里的人。
    张之洞是同治二年恩科的探花；他的堂兄张之万更了不起——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状元，这两科都很出名，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厉害，并不是因为张之万这个状元，而是因为这一科出了个李鸿章，不过当年他的名次比张之万可差远了——二甲第十三名进士！
    同治二年恩科的状元叫翁曾源。翁曾源是翁同龢的侄子，著名的“叔侄两状元”传为佳话。翁曾源患有“羊角风”，一发病就口吐白沫、人事不知。事有凑巧，正好殿试那天精神抖擞，把张卷子答得无懈可击，一举抡元。
    所以，和张之万那一科相同，同治二年恩科也不以状元闻名，出名的是探花张之洞。
    从二张兄弟起，南皮文风大盛，张继就出生在南皮的一个世家。
    1899年，张继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遂“投身革命”。后来，因与邹容等强行剪去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的辫子，张继被驱逐回国。
    回国以后，张继与黄兴创立华兴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作为国民党元老，张继成为与胡汉民、汪精卫、张璧齐名的“南胡汪、北二张”之一的人物。
    辛亥革命以后，张继任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负责人，李大钊同志就是由张继介绍加入国民党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张继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为故宫博物院的创立以及重要文物的保全起到过重要作用。但他与另一位国民党元老、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不大对付，时有龃龉，到最后居然出以政治手段，结果弄出了“故宫盗宝”的惊天大案，易培基竟至抱恨而终。
    其中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隔了多年之后，依然是各执一词，政治家的政治手腕，原不是我们这些晚生后辈可以置喙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参看吴祖光先生的父亲吴瀛老先生的《故宫尘梦录》。
    关于张继，有很多话题，比如他的“惧内”、比如他家公子闹出的那桩很出名的命案，奈何离题万里，不说也罢。
    但有一点必须要说，张继是一个极有胆识、有担当的人。1904年，华兴会在长沙组织暴动失败后，张继作为一个书生，曾“手持双枪”，冒死护送黄兴突围。
    l947年，张继病逝于南京，葬于北京万安公墓。
    扯远了。
    却说1935年11月 1日，汪精卫被刺，当时已经53岁的张继，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从背后死死抱住了年轻力壮的刺客，旁边的张学良上去一脚将刺客手中的左轮踢飞。
    这时，汪精卫的卫士才赶到，两枪将刺客打成重伤。
    枪法还真不错——这么近的距离，居然没伤着张继。
    最先赶到出事现场的，是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
    此时汪精卫自忖必死，于是说：我为革命，死而无憾。
    陈璧君是一个性格非常刚强的人，生死关头面前丝毫不露小女子态，只是说：“四哥（汪在家里行四），你放心吧，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革命党反正要横死的，这种结果我早已料到。”
    这时蒋介石也赶来了，汪精卫对他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以后的责任，要你一个人来负了。”
    蒋介石一条腿半跪下来，握住汪精卫的手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多说话。”
    陈璧君也是“老革命家”了，当年曾“毁家纾难”，在国民党内很有声望，论资格还老于“后起之秀”蒋介石。因此毫不客气地对蒋说：“蒋先生，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何必用这种手段! ”
    几句话说出来，抢白得“蒋先生”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心里“搓火”又不便发作。
    据陈公博回忆，当时还是他亲自给中央医院打的电话，说了半天，对方才肯出诊。
    医生半天不来，汪精卫就那么躺在地上，蒋介石和陈璧君就那么站在旁边等着，另一边还躺着一个刺客。
    ——要说这事也够新鲜的，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出了这么大的事，医院居然还敢推三阻四，今天的我们，
    真是不可理解。
    这时，大家忽然发现孔祥熙“失踪”了。
    找了半天才发现孔祥熙在汽车底下，出不来了——进去的时候出以慌乱，多小的“空”都能钻进去，出来可就不行了。找了几个人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拽出来，把马褂的袖子都给拽撕了。
    检查结果，汪精卫身中三枪——刺客一共就开了三枪，由于是抵近射击，三枪全部射中，而且还有“绝”的——
    刺客开枪的一瞬间，汪精卫正在转身，因此这三枪，有从后面打进去的，也有从前面打进去的、还有从侧面打进去的，你说这三枪挨的，一点不糟践。
    后面的一枪最轻，打穿了左上臂，属于贯穿伤，处理一下伤口即可。
    前面的一枪就有些麻烦，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做了三次手术，才把把子弹取出来。
    问题最大的是侧面的一枪，从右背射进，可是子弹却怎么也找不到。没办法又送到上海一家法国人办的医院，结果发现子弹正好卡在肋骨上，伤及脊椎。
    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医生认为取出子弹难度很大，且有生命危险，建议保守治疗，用药物控制，并保证30年不会出问题。
    ——殊不知，
    9 年之后，正是这颗子弹，要了“汪逆精卫”的命。
    与汪精卫同时被送到医院的还有刺客，当时，卫兵们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晨光通讯社”的记者证，姓名是孙凤鸣。另外，只搜出一颗用于自杀的鸦片烟泡和六角钱，可见刺客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做这件事的。
    汪精卫被刺，日子难过的却是蒋介石。
    用陈公博的话说，大家都怀疑这件事是蒋先生的特务队干的。
    “蒋先生的特务队”是蔑称，指的就是戴笠的特务处。
    想想也正常，谁都知道“蒋先生”和“汪先生”不对付，汪先生遇刺，那不是蒋先生干的还有谁？别人谁有这么大胆子?
    再说了，照相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出席，显然是事先就知道有事要发生，再明显不过了。
    其实，这件事真是冤枉了“蒋先生”。试问，蒋介石要刺杀汪精卫，在哪儿不行，非得在中央党部？什么时候不行，非得在中央全会开会的现场？蒋介石怎么会干这种蠢事？
    无奈这种事无法辩白，说了别人也不会相信，蒋介石“哑巴吃黄连”，背了个天字第一号的巨型黑锅。
    要想撇清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破案。
    据说当时蒋介石就把戴笠叫来痛骂了一顿：“人家都打到中央党部来啦！每月几十万元法币给你们，就为酿出这等祸事吗？”
    当天，一向冷静、讲究风度的蒋介石，居然用冷水冲头，可见“搓火”到了极点。
    确实，一个国民党的“中常会”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不要说还是国府的“行政院长
”），居然在自己家里被人行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一个笑话。
    既然是“笑话”，就有人在等着看结果。
    有的记者去采访国府主席林森，林说：“外边的事，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是替蒋先生掌印把子。”
    还有记者去问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吴“顾左右而言他”，说：“我是无锡人，无锡有 108个烟囱，全国都像无锡，做到实业救国就好了。”
    当然了，也有一些人颇为关心——都是些吃特务饭的。
    宪兵司令谷正伦找到桂永清商议，怀疑是康泽他们干的。
    陈立夫也在自己的内部进行追查，他手下不是也有个特务机构么——叫“中央党部调查科”的。
当天下午，蒋介石召集相关人员开会——都是形形色色的特务——有陈立夫、有宪兵司令谷正伦、有教导总队长桂永清、有黄埔同学会刘健群，还有复兴社的贺衷寒、康泽、邓文仪等等。
    蒋介石大发脾气，又提起他今天从陵园到中央党部路上遇着记者出租车的事说了一遍，指责宪警工作失误，要求抽调得力人员参与侦破，经费由军政部拨用，限一星期查出头绪，一个月内破案，否则，今天到会的人全部撤职查办。总之，不惜人力物力，必须早日破案，“以正视听”。
    蒋介石还要求，每天要派人去中央医院探望汪精卫伤情，并向他汇报情况——其实，探病是一方面，关键是看看都是些什么人在往医院跑、谈些什么、是不是又在往我身上“泼污水”！
    确实，汪精卫一出事，中央医院立马变成了“临时中央党部兼行政院”。汪精卫不是一般领导，出了事，大家都得拎着东西去看。不要说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士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往医院跑，有的是探病的、有的是看情况的，陈璧君安排人接待，忙得不亦乐乎。
    蒋介石特地请各派系首脑代表他前去看望汪精卫，同时侧面向陈璧君解释：“这事真不是蒋先生派人干的，保证限期破案。”云云，并请陈壁君派人参加侦破，以示坦白。
    次日，汪案特别侦查处成立，下设 4个组：
    第一组是戴笠的特务处；
    第二组由教导总队桂永清负责，以教导总队中的复兴社基层骨干为主；
    第三组由宪兵司令部谷正伦负责，由宪兵、中央军校中的复兴社基层干部组成；
    第四组由中央党部负责。
    在特务处召开的汪案特别侦查处成立大会上，与会者对案情进行了分析。军校八期毕业生吴幼元，当时在教导总队任职，参与了侦破。据他回忆：大家分析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情况：
    “国内方面：共产党：经过长期作战，伤亡惨重，只求整补自安，不会寻找麻烦，也不会采用刺杀个人手段。
    民主党派：没有这样大的魄力和胆识出此下策。
    国民党内部：胡汉民的两广集团，目前政治、经济都很困难，不会向中央挑衅。
    地方势力：如山东韩复榘，也只是与日本人暗中勾结，已派部队进行监视，不可能刺汪。如云南龙云、四川刘湘、贵州王家烈，以及西北地方实力派，虽对中央怀有二心，但与汪无宿怨。
    国际方面：
    意大利帮我建设空军，但又与日本互通情报，出于某种动机，刺汪或有可能。
    德国情况和意大利一样，一面助我训练新军，一面又偏袒日本，曾卖军火给西北地方实力派，反说中国人不争气，有可能参预刺汪案。
    俄国人（当时对苏联通称）是第三国际总部，企图中国赤化，经常在边界挑衅，阻碍中国统一，但不会采取暗杀手段。
    日本，侵占我东北四省后，网罗汉奸，进行颠覆活动，是最大的敌人，很可能收买亡命之徒，进行暗杀、破坏活动。”
    但以上说的都是可能，没有任何证据，目前，唯一线索应从孙凤鸣和晨光通讯社入手。
    问题是——孙凤鸣已经死了。
    遇刺当天，汪精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
    然而，汪精卫的慈悲心肠已经无济于事。
    孙凤鸣所中的两抢都在胸部，送到医院时已经奄奄一息，为了掏出口供，特务命令医生尽全力抢救，即便如此，孙凤鸣始终处于昏迷状态，于11月 2日凌晨 3时许死亡。其间，孙曾在弥留之际说了“中央军校”、“姓张的”等几个词，其他的就什么都没有了。
    根据这唯一的线索，特务们把目光集中到了“中央军校”。
    所谓“中央军校”，其实就是当年的黄埔军校——1928年，蒋介石以中央军事委员会名义，将已经迁到南京的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按：从“黄埔军校”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其实远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热闹着呢，最极端的时候，在武汉、广州和南京同时出现了三个“黄埔军校”。这事，以后讲“黄埔军校”的时候再说。

    中央军校的教职员工及学员有4000多人，特务们大海捞针一般地挨着个核对，最后列出十多个姓张的作为嫌疑人。
    其中，特务们发现有一个有少尉张某比较可疑。
    张某是安徽合肥人，二十五、六岁，由于其妻没有工作，生活比较拮据，但一个多月前，张家忽然雇了一个佣人，其妻还添置了不少新衣服，其消费水准与收入水平明显不相称。另外，其妻有时几天不归，行迹亦有可疑之处。
    当时中央军校教育长是张治中，特务们在未向校方通报问题的情况下，秘密拘捕了张某夫妇，并进行隔离审查。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夫妻双方同时被捕，因为分别询问，两下一凑，破绽立现。
    经过对张某两口子的讯问，发现双方供词彼此矛盾、互相出入之处颇多，如介绍人、结婚时间、地点，都对不上号，立即将张某夫妻关押起来。另外派了两个特务假扮夫妻住进了张家，守株待兔，等着有人来自投罗网。
    果不其然，11月 3日夜，接到上海来的一封电报，内称“母病速归”四个字。
    特务们问张，张说母亲在合肥，上海没有亲戚。又问其妻，也说上海没有亲戚。
    ——张某夫妻没有反侦察的经验，他俩是不知道上海有电报来，照实供认的。
    至此，特务们认定，此事必然与汪案有关联——孙凤鸣说“姓张的”，很可能就是这对夫妇。
    于是决定放鸟出笼，送张妻去上海。
    事实证明，特务们还比较专业，张某夫妻正是本案的第一和第二个关系人。
    为保证着唯一的线索不断线，行前，特务们做足了文章。为避免出事，先打电报给上海，派大批人到车站迎接。包了整整一节车厢，派了四十多个男女特务随行陪同前往。另外找了一只小皮箱，装进好几十斤乱七八糟的东西，让张妻下车时拎着——这是因为，一般人如果在提着重物的情况下，是无暇东张西望的，避免暴露，另外还有两个女特务扮作佣人。
    11月 4日下午上车，5 日上午，整整一车厢的特务随着张妻到达上海。
    张妻出站没走几步，就有一辆黄包车悄没声地来到她面前，说“请上车”。
    价钱也不讲，也不说拉到什么地方——典型的地下工作者的接头方式。
    随行的两位女特务马上说：“小姐上车吧，把车帘挂上。”这是避免她看到外面，走漏消息。其他的特务，有坐人力车，也有打车的跟在后面。
    车子到某酒店门口停下，张妻下车，一个穿长衫的人来将其接到早已订好的房间。
    “女佣”对“长衫”说：“小姐车上着了凉，你去买点阿司匹林来。”
    “长衫”一下楼，马上被特务们拘捕。
    “长衫”是本案的第三个关系人，一经拘捕，即刻招供。不过他是个“打杂”的，并不了解多少内情，只知道张妻经常到这家酒店来。几天前，说她又要来，两天前就订好房间，至于张妻是干什么的，“长衫”并不知道。
    再问“长衫”的上线，说是“五洲药房”某人。
    接着抓——第四个。
    “五洲药房”说了，自己是交通员，上线叫何圣明，但何圣明是干什么的、住哪里统统不知道。
再问。“五洲药房”又供出一个人来，说有一个拉黄包车的，大家都叫他“林大哥”，有时也交代他预订房间、买车票、船票等等。
    特务们一听，马上联想到在火车站的那个车夫——第五个。
    抓来一问，原来这个车夫并不是“林大哥”，但他知道“林大哥”的住处。
    完了！一个人带出一串来——
    特务们直扑林家。“林大哥”不在，其妻说：“老林去太古码头接客，回家时间说不好。”
    特务给她一块钱，请她把“林大哥”找回，说是“南京来人，已送到老地方，请他去接一趟”。林妻心想这一块钱挣的可是忒容易了，高高兴兴地就去了。
    这帮子特务是真够坏的，就这么“蒙”老实人！
    女人叫了辆黄包车在前边走，一帮子特务在后面偷偷跟着，同时派人先到太古码头隐蔽。
    到了码头，林妻走到一辆黄包车前，与车夫说话，想必这就是“林大哥”了。
    先期到达的特务们已经了解清楚，有艘香港来的客轮，在广州、厦门停靠过，马上会靠岸。
    船到，有三个客人走在旅客的最后面，“林大哥”迎上前去，其中一人说：“来了三个人，再叫两个车来”。
    也不讲价钱，拉车就跑，直到张妻最初入住的酒店。
    特务们早已密布整个饭店，扮成茶房的特务引导三人到三楼。来人问，为什么上三楼 ?“茶房”说：这几天二楼没有房间。
    三人来到三楼 315房间坐下。当“茶房”再次去送开水时，一人正在打电话，“茶房”说电话坏了，请到办公室去打。
    ——自然，电话已被特务事先掐断。
    三人似乎已察觉到有点不对头——其中一个人问：“今天是什么戏？票可以买到吗？”
    这个显然是在对暗号——“茶房”不知怎样回答，只好说：
    “可以买到。”
    对方一听马上关门动武，三人将“茶房”按在地上一通狠揍：“你是什么人？”
    “茶房”也很硬：“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是什么人? ”
    对方厉声喝道：
    “不许喊。”随即用毛巾捂住“茶房”的嘴。
    此时，守候在在门外的特务听到房内有异动，立即将门撞开，掏出手枪说：
    “不许动！”
    此时，三人中的一人，慢慢退至窗口，跟着突然一窜，跳出窗外，摔在马路上，特务们追下去时，已经摔死了。
    据被逮捕的另外两人供认：
    他们在香港、广州、汕头、新加坡都有据点，上海、南京有工作组，摔死的就是上海组负责人。
南京组负责人叫华克之。南京的晨光通讯社，就是他们掩护工作的据点。“林大哥”是他们的交通员。
    至此，特务们大获全胜，在上海，一共逮捕了六个人——“长衫”、“五洲药房”、火车站的车夫、“林大哥”
    以及坐船来的两人。连同张妻，一同解回南京审讯。
    公平地说，从办案的角度看，上海的一路，已经够利索的了——从11月 5日到上海，仅用了10天时间，到11月15日已经抓回了 6个人。
    然而南京这边更快，不待上海的一路回来，已经查出了指使者华克之！
    南京的晨光通讯社，早在出事的当天，由于从孙凤鸣的身上搜出了一张“晨光通讯社”的记者证，已经被特务们搜查过了。
    搜查由南京市警察厅长陈焯、宪兵司令谷正伦亲自带队，前往陆家巷23号晨光通讯社搜查。可以想见，等特务们赶到，晨光通讯社早已人走屋空。只剩下几张办公桌椅和文具用品。另外有一大堆纸灰，而且烧了以后，还经过反复翻弄，十分老到。
    在现场勘查中，有一只旧信封引起了特务们的注意。信是从江苏扬州江都寄来的，收信人叫华克之。特务们据此分析，江都可能有晨光通讯社的人，于是在11月 2日下午派人到江都，按发信地址找到一个“黄先生”。
    特务们事先早已设计好，假装很熟稔地问：“南京的人回来了吗？”
    “黄先生”也是个没有任何反侦察经验的人，一看对方单刀直入，心想肯定是自己人，直截了当地实话实说：“回来了，昨晚到的，今早去的东乡洪家，那儿可以暂住。”
    特务们说，那我们说去“洪家”。“黄先生”说：我陪你们去。
    到了“洪家”，见到两个人，神情紧张，一见有陌生人来就准备动武，可想而知他们不是训练有素的特务的对手，连同“黄先生”一同被逮捕。
    据三人供认：晨光通讯社经费由王亚樵提供，负责人为华克之，华于11月 1日上午已经离开南京。
    至此，“中央党部刺汪”案已经破获，共逮捕有关者14人，刺客孙凤鸣已死。主谋王亚樵在逃、华克之不知去向。
    经审讯，大体搞清了此案的来龙去脉。
    王亚樵，生于1887年，安徽合肥磨店乡人（与李鸿章是一个乡的）。王亚樵参加过同盟会，曾在家乡起兵响应辛亥革命，事败后组织名为“安徽斧头帮”的帮会组织，逐渐成为职业杀手。
    华克之，1902年生，本名张建良，江苏扬州人。早年加入国民党，南京金陵大学肄业，曾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
    孙凤鸣，1905年生，江苏铜山县人，原十九路军六十一师中尉排长。“福建事变”平息后，蒋介石命令六十一师调南京整训，六十一师在未到达南京以前，师长中途不辞而别，抵京后，蒋介石下令改编，校级军官另调其他部队任用，尉级军官送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受训，士兵由教导总队接收，名为改编，实系吃掉。孙风鸣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了部队，并认识了华克之，后又加入了王亚樵的“安徽斧头帮”。
    华克之、孙凤鸣的共同理想是刺杀蒋介石，于是，他们设想在南京建立一个通讯社，一方面掩护身份，另一方面，记者采访经常有接近高层人士的机会，可以就便下手。
    关键是开办资金怎么解决，他们想到了王亚樵，适逢王亚樵也以铲除蒋介石为己任。于是王找到了曾发动“福建事变”事败的李济深和陈铭枢。李、陈一听极表赞成，于是资助5000元港币，托王亚樵转给华克之，作为活动经费。
    有了经费，还要有人担保。按照当时的规定，申请成立通讯社须有“殷实铺保”、“连环铺保”即保上加保，同时再加上一位科长以上的在职官员作保，方能领到许可证。
    华克之通过熟人，上下疏通，很顺利地办妥了通讯社的手续，批准的时间是1934年11月。登记表上注册社长胡云卿（华克之），总务主任兼编辑主任张玉华，采访部主任贺坡光，记者孙凤鸣。

    按：晨光通讯社出了事，铺保自然也跑不了。结果一查，晨光通讯社的铺保是建康路一家照相器材商店，两个月前倒闭了，主人去向不明。
    连环铺保是香港一家衬衫厂，据特务们在香港调查的结果，该厂在三个月前迁往广州，广州一查，根本就没这个地址。
    只有保人倒了霉，不知道华克之他们怎么托到中央党部的一个科长做担保，供称是为友人所骗，当即被撤职查办。


    晨光通讯社开办以后，几乎一年时间，华克之、孙凤鸣一直找不到合适机会下手，此时经费已堪堪用完。
    适逢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二人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遂决定不顾一切，由孙凤鸣做博浪一击。
    当天的目标，本来是蒋介石，但蒋比较敏感没有露面，于是孙凤鸣临时决定刺杀抗日态度同样消极的汪精卫。
    在审讯的全部过程中，特务专门请陈璧君派人参加，以证明此案与蒋介石无关。
    在本案的叙述中，大家可能会注意到，笔者始终用“特务们”指称所有参与“破案”的人员，而没有明确地说“特务处”。
    这是因为，“中央党部刺汪”案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件非常有名的大事，流传下来的史料甚多，惟其如此，令人莫辩真假。尤其是各色人等的回忆，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彼此矛盾、互相出入。按军统方面的记载，比如沈醉先生的回忆录，此案完全是特务处破的，跟其他三个组毫无关系，而教导总队的说法同样言之凿凿，各种细节跃然纸上，编是编不出来的。
    这个，作为后人的笔者显然无从分辨，只好以“特务们”概言之，好在这并不重要。
    “中央党部刺汪”案的另外两名“主谋”，华克之后来投身革命，成为著名的传奇人物。解放后，华克之同志曾任中调部副部长，1998年逝世，享年96岁。
    抓不到华克之，戴笠的手指向了王亚樵。

ys1937

13、“王亚樵”案

    王亚樵是个很出名的人物，网上资料很多，我就不更多的写了。只说点大的，白川义则知道吧？
    不知道？
    侵华日军在中国一共就死了六名“大将”军衔的高级军官，白川义则就是其中之一。
    1932年 4月29日，这一天是日本天皇的生日——由王亚樵策划，由朝鲜人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将白川义则炸死，同时被炸伤的还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
    重光葵这个人，大家应该更熟悉
    ——1945年 9月 2日，时任日本外务大臣兼大东亚大臣的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在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书。
    戴个高礼帽，穿身燕尾服，手里拄个拐棍的那个跛子，就是重光葵——“密苏里号”那么高，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爬上去的！
    对于王亚樵，戴笠并不陌生。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戴笠就曾给王亚樵打过下手。
    从1916年戴笠被学校开除，到1926年在毛人凤的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到广州考取黄埔军校，戴笠曾有长达十年的时间在“打流”。换言之，从20岁到30岁这一生最好的十年中，戴笠是在无所事事、一事无成中度过的。
    也无妨说，戴笠用了十年的时间为他的后20年的“辉煌”在打基础，他是在上“社会大学”。
    这十年，戴笠什么都干过、但什么都没干成，用“吃嘛嘛不香、干嘛嘛不成”来形容一点不过分，自然，戴笠也曾经加入过帮会组织。
    戴笠发迹以后，对于早先的困顿，并不讳言，并声称自己是在用艰难困苦来探求“革命的道理”唯独对于曾经加入过帮会组织这一点，绝口不提，而且在日常的言谈举止中竭力掩饰帮会习气和做派。
    其实大可不必，在那个年代，年轻人拜个“老头子”是很普遍的事情，戴笠就曾经加入过王亚樵的“团队”，属于几等角色不清楚，但一般认为，戴笠与王亚樵曾经是结拜兄弟，可见在帮中的地位不会很低。
    时过境迁，十年之后，彼此都是一番新天地了，王亚樵成了令人闻之胆寒的“民国第一杀手
”，手下的“徽帮”在上海称王称霸；戴笠则成了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令人谈虎色变。王亚樵以铲除蒋介石为己任，戴笠的职责却是“保卫革命领袖”——当年曾发过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结义兄弟，也只能是反目成仇。
    1933年 5月12日，戴笠逮捕了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以警告王亚樵。
    很有意思，王亚樵是专杀人的，王述樵却是当时一个小有名气的律师，哥俩的生活道路，反差直如此之大。
    王述樵的老师是著名的沈钧儒先生，沈当时是“全国律师公会”会长，为此，沈曾以全国、上海律师公会名义，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表示抗议：“王亚樵犯罪，其弟王述樵何罪 ?兄有罪不应罪及其弟。”
    戴笠以王述樵要挟，托人与王亚樵谈判，王亚樵则提出：“如戴笠真是准备和解，先给我办两件事：第一，随我吃饭的人太多，要解散他们非 100万元不可；第二，对南京、苏州、上海各地，凡所逮捕我的人，一律释放。如你做到上述两件事，我决只身到南京请罪，表示我的诚意。
    据说，这两条戴笠都同意了，但又提了一个条件——要求王亚樵对“西南反蒋派”（即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陈济棠等等），不管是谁，杀一个就行。
    ——好比林冲要上梁山，先递个“投名状”来。
    王亚樵大怒：说“雨农不是来和解，是来陷我于不义、陷党国于分裂。头可断，决不做此反复无常小人之事。”并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称“如不释放我的人，誓与你周旋到底。”
    至此，王亚樵与国民党当局彻底决裂。
    1933年秋，蒋介石悬赏百万买王亚樵的项上人头。上海是待不下去了，王亚樵化装成码头工人逃离上海潜赴香港，行前给戴笠写了一封信。
    【雨农老弟惠鉴：
    江浙战败偕君等去穗复命，尔后分道扬镳各奔东西，辗转十年。北站刺宋、庐山刺蒋，数案共发，当局震怒，悬赏百万购亚樵之首甚急。
    亚樵乃一介布衣寒士，辛亥以来以身许国，复兴中华。历受总理遗训，奔走国民革命致力北伐，生死早已置于度外。
    尔来数年，东倭日寇侵华紧逼，强占东北，入侵华北，大片国土沦没，民族危亡迫于眉睫。一·二八淞沪抗敌军兴，亚樵附十九路军诸公骥尾，率义军抗日救亡，炸毙日倭侵沪大将白川。而执政当局久持不抵抗政策，迷恋内战，夙怨耿耿，限制国人抗日，遂有北站、庐山违命之举。
    君等钟爱亚樵，出面斡旋，约亚樵归顺当局，常老带转之事实难从命，君等所持者私义，亚樵所守者公义耳。
    亚樵与当局无归顺与否之存在，愿诸君代达，如执政当局苟能改变国策，从而停内战，释私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亚樵当只身抵阙，负荆谢罪。
    亚樵何去何从在于当局，否则誓与周旋到底，悬首都门又何足惜。匆匆布达。
    亚樵书】
    到1935年，“中央党部刺汪”案发作，王亚樵兑现了他“周旋到底”的誓言，也该是戴笠让他“悬首都门”的时候了。
    根据供述和原有掌握的情况，戴笠先是通过特务处香港站，与香港警方交涉，于11月23日羁押了王亚樵的得力干将余立奎、胡大海和周世平等三人，接着以首都警察厅名义行文港英当局，要求引渡三人回国受审，被拒绝。
    对此，戴笠表示：“此案关系我国法权与国际地位甚大，不可畏难却顾，不了了之，以免歹徒得以侥幸苟免，甚至以外地为阜逃薮，而肆无忌惮，益为猖狂。”
    于是，戴笠派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书记长李果湛带着陈质平等大批特务赴香港，聘请英国律师与港英当局打了一场历时 8个月之久的官司，最后以胜诉告终，于1936年 6月将余立奎、胡大海和周世平三人引渡回国。
    余立奎、胡大海和周世平等三人被捕，王亚樵羽翼尽失，尤其是他手下第一悍将余立奎，在国民革命军中当过师长，忠心耿耿，智勇双全。失掉了余立奎，留给王亚樵的时间也不会太多了。
    眼看香港也不安全了，王亚樵又跑到了广西，托庇于李济深、陈铭枢之下。

    按：上世纪初的广西，有两个特点：
    一是基本上相当于独立王国——完全由桂系把持。这个“桂系”一说又复杂了，包括“老桂系”和“新桂系”，包括西南反蒋派与“桂系”的关系，也包括李济深究竟算不算“桂系”的人，还包括陈铭枢这个广东人（陈是广西合浦人，原属广东）为什么会和李济深搞在一起，还发动了一场“福建事变”，等等，足够写几本书的，大家有兴趣自己去网上搜吧。
    由“桂系”把持的广西，基本上形同化外，“中央”的话是不听的，所以，到了当年的广西，基本上跟出了国也差不多。
    第二个特点，桂军厉害，桂军能打仗是出了名的。
    当然，广西的很多地方文风也很盛。有清一代，一共只有两位“连中三元”的状元，其中之一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状元陈继昌，陈继昌就是广西临桂县人（另一个是乾隆四十六年( 1781年 )，辛丑科状元钱棨，江苏苏州人）。
    这个广西临桂县了不起——清朝的 4名广西状元全部出自这里。李宗仁、白崇禧都是临桂人。我们这边，38军军长李天佑上将也是临桂人。


    再说王亚樵，跑到了广西，戴笠还真难办，当年的特务处在广西的力量还很薄弱，也没有派出的站组，还不如在香港好找。
    戴笠的目光，盯在了余立奎身上。
    戴手下有个特务叫陈亦川，以言语便己、头脑灵活著称。陈是安徽人，戴令其以同乡的身份去劝说余立奎：如果交出王亚樵，马上放你出狱。陈亦川去了，结果被余一口拒绝。
    一计不成，陈亦川又生一计——何必在余立奎这一棵树上吊死。余的太太（也有人说是如夫人）叫木兰——这名字起的，也许是化名吧。一直住在香港，其生计仍由王亚樵负责，如能将木兰“搞掂
”，王亚樵岂不是手到擒来？
    戴笠深以为然，但这个任务陈亦川是完不成的——戴笠派出的，是广东文昌人陈慈，也叫陈质平，后来当过上海区书记，我们原来讲过的，令陈慈尽快接近木兰。
    陈慈年轻的时候长什么样不清楚，从老年的陈慈看，怎么样与“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等等也沾不上边，不过可能人家不靠这个。
    不管人家靠什么吧，反正陈慈很快就与木兰成了好朋友，并劝木兰：你要救你的老公余立奎，只能把王亚樵交出来。
    并劝木兰到南京去探望余立奎。
    这边的陈亦川也没闲着，天天在余立奎耳边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你在这儿为王亚樵拼命、蹲监狱。听说你被捕后，王亚樵已经跟木兰勾搭到一块儿去了，你觉得你值么 ?”
    余立奎是一条硬汉子，讲究义气，坚决拒绝出卖王亚樵。但什么事也架不住天天有人在你耳边说，结果他对木兰起了疑心，当木兰来看他时，余立奎拒绝接见。
    陈亦川骗完了余立奎，又调过头来开始骗木兰：“余立奎说只有你知道王亚樵的住处，你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就领我们去把王亚樵捉来，把他换出去! ”
    木兰提出要见了余立奎再说，陈亦川说：“可不是我们不让你见，是余立奎不肯见你，说你不把王亚樵捉来，就甭想见他! ”
    木兰信以为真，于是答应带领特务去抓王亚樵。
    琢磨起来——这两个姓陈的特务，真够坏的，轮着番儿地骗人家余立奎两口子，看来好人当不了特务。
    带队的依然是郑介民，率领大批特务分头赶往广西。
    首先，自然是特务处那两个姓陈的职业骗子，护送木兰到梧州，并负责安排住处——这个“住处”同时也是暗杀现场，当然不能马虎。
    另外一路是负责策应、保护的，这一路人很多，还得携带大批武器弹药，很难做到无声无息——戴笠有办法，令特务处派到广东潜伏的郭旭跟缉私部队借了一艘小火轮，从广东秘密将他们拉到梧州。
    最后一路，是负责执行“制裁”任务的射手，为确保万无一失，戴笠把他的警卫王鲁翘派了出来，指定由他当射手。
    跟白世维一样，王鲁翘也是山东人，人如其名，那真是“鲁中翘楚”。
    王鲁翘也是“浙警”出来的，加入特务处以后，由于他有一手好枪法，被戴笠选中做警卫。
    说起王鲁翘，那是神枪手中的神枪手，简直就是为射击而生的。据说他的枪都不用准星，抬手就打，指哪儿打哪儿，只要武器趁手，三百米以内，保证一枪废命。
    王鲁翘年纪甚轻，当时才20出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别闹个杀人的人反而被别人杀了。因此郑介民特派他的同乡，军校三期毕业的老大哥岑家焯，把王鲁翘“护送”到梧州。
    再说王亚樵，到了广西以后，化名匡盈舒。李济深将其安排在自己的老家梧州西江一个军人别墅里，并派军队予以保护，广西省政府每月拨给 500元生活费。
    为避免招摇，李济深将王亚樵手下的幕僚郑抱真、许志远、余亚农、张献廷、蔡克强、王国屏等人，分散到其他地点，予以妥善安置。
    这地方，没人带着，一般人还真是找不到，找到了也奈何不得，总不能在人家地面上架起机枪强攻吧。
    安全倒是安全了，可王亚樵是什么人，一生轰轰烈烈，何尝过过这等窝囊日子，如今虎落平阳，其“搓火”程度可想而知。
    郁闷中，王亚樵曾填过一首《念奴娇》：
    西江烟雨，哭陆沉，魑魅魍魉狐兔，北土沦亡黄流注。中原烽火弥路，悲恨相继，万里烟尘，江山知何处。
    堂堂中华，难忍东倭猖寇，醉生梦死内战，媚倭求存，何言对国人 !闽海羊城兴义师，苍苍太无情，天涯海角，
    足迹无门，千载留泪痕。鸥蒙山重，北顾延河非孤云。
    王亚樵虽然凶悍无比，却是文人出身，看这首词，写的有志有情，如果确是亲笔的话，水平还真是不低。
    却说木兰到了梧州，按约定暗号与王亚樵取得联系，说余立奎有话带给他。
    会面地点，在“新西旅店”，这个旅店现在还在。
    王亚樵不虞有他，准备前往，当时郑抱真等还曾劝过他不要去，太危险——因为按当时的情况，确实王亚樵只要离开那个隐居地点一步，就没有任何人能保证他的周全。
    王亚樵也是大意了，另外他也太相信木兰了——相信木兰，缘于相信余立奎。
    按说也没错，帮会中人，义字当头，王亚樵觉得我怎么对余立奎，余立奎也会怎么对待我。
    然而，王亚樵忘了，这次来的，并不是余立奎，而是——余立奎的女人。
    1936年 9月20日，傍晚，残阳如血，落日的余晖照在“新西旅店”雪白的外墙上，无比堂煌。如果王亚樵知道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落日，他一定会多看一眼那一缕金黄。
    然而，他不知道，再过不多一会儿，他就将在这金黄之上，再增加一抹刺眼的腥红。
    王鲁翘的神枪没有发挥作用——王亚樵是被特务们乱枪打死的，连同他的四个警卫。
    为了让戴笠确信王亚樵已死，特务们割下了王亚樵的面皮。
    王亚樵生于1887年，死于1936年，享年49岁。
    十年之后，王亚樵的义弟戴笠飞机失事——巧得很，戴笠也死在49岁上。
    王亚樵死后，郑抱真等人将其葬于梧州倪庄。
    1991年，王亚樵的儿子王继辅将其遗骸火化后，于1997年回老家安徽合肥磨店乡安葬。著名学者许有为先生为其撰写了《王亚樵先生墓表》：
    【王公亚樵，中国近代史上之奇男子也。公讳玉清，号九光，祖居合肥北乡，耕读传家；龄入塾就傅，聪颖过人。年十七，应童子试，名列前茅。时当清代季世，朝廷腐败，列强入侵。公激於民族大义，加入同盟会，奔走反清救国。武昌首义胜利，公集同志成立庐州军政公府，任副都督。功败垂成，亡命上海。一九一五年晋见孙中山先生，投身护国讨袁之役。旋上书孙先生，建议以暗杀手段铲除军阀，再造共和。先生未许。
    公日后之行藏，於此初见端倪。二十年代初，奉命联合浙督卢永祥。公及刺杀淞沪警察厅长，出任记部纵队司令。齐记战败，返穗。二次南北议和，公为南方代表。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公任安徽副宣慰使；被困洪泽湖。次年宁汉公裂，公突围到南京，痛斥同室操戈，致力反蒋。
    三十年代初，日寇占我东北，侵入华北。公痛感神州陆沉，於一二八淞沪之役，组织义勇军，率众抗日；与十九路军并肩浴血奋战，名扬中外。淞沪停战后，日寇在虹口公园举行祝捷庆典。公义愤填庸，密派部众配合朝鲜义士，潜入园内，引爆炸弹。敌酋白川大将当场毙命，要员十馀人或死或伤。国人欢腾，举世震惊。公自此而后，坚持抗日救亡，至死不渝。一九三三年冬，赴福州参加福建人民政府。一九三五年，派人於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之际，刺杀蒋介石未果，重伤亲日派汪精卫。
    一九三六年，公自香港避居广西梧州，被戴笠派人行刺，壮烈殉难，终年四十八。纵观公之一生，可谓特立独行，无私无畏。公以“暗杀大王”名於世，实则嫉恶如仇，从善如流。为人急公好义，宽厚仁慈。故乡父老至今犹有口碑。
    一九九一年，公之哲嗣继辅，自广西负亡父遗骸返沪火化，一九九七年回乡安葬。今当重修墓园，再镌碑碣，因记公之生平大略，以告乡亲国人。】
    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先生得享高龄，于1996年在上海去世，享年88岁。前面说到王亚樵的儿子王继辅，实际上已经过继给王述樵先生。
    王亚樵的老友郑抱真后参加新四军，解放后曾后任合肥市首任市长、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郑抱真同志于1954年病逝于上海。
    狱中的余立奎，后被江宁地方法院以“妨害秩序罪”判处死刑，同时被判死刑的还有与华克之一同开办“晨光通讯社”的贺坡光和张玉华；胡大海、周世平等则被判处 5到1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但余立奎并没有死，而是被长期监禁，于解放前夕被释放。解放后，积极协助人民政府工作，曾任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委员、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等。余立奎先生于1967年逝世，享年78岁。
    至于凶手们，特务陈慈，前面已经说过了，逃台后转入“外交界”。特务岑家焯、特务王鲁翘，以后再写。
    特务陈亦川，在这里要说说。
    虽然在“王亚樵”案中立下汗马功劳，但陈亦川后来混得并不怎么样，到解放前夕，也才弄了个中校，去台湾肯定是轮不着他了。于是陈亦川化名“徐庆楚”，在上海隐姓埋名住了下来，在肃反中，“徐庆楚”被邻居怀疑并检举，结果进了看守所。
    估计是当时类似的检举也确实太多，最初，“徐庆楚”并没有引起公安机关的注意，结果，一个后来被抓的军统特务认出了他，当即举报，陈亦川就此落网，我们今天看到的“王亚樵案”的多数细节，都是由陈亦川供述的。
    1950年 9月17日，陈亦川被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

ys1937

14、杨永泰案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中，国民党政坛曾出现了一位“彗星”式的人物，而且是“哈雷彗星”这个级别的——出现的时候，亮得耀眼，转瞬即逝，然而却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直拖到几十年后的今天。
    就是他，生生地凭着一己之力，把我红军挤出了中央苏区，走上了长征之路；在国民党内部，生生地把个“行政院”弄得可有可无，甚至连“陈”家党都几乎给弄成“假”的一样。
    这个人——就是杨永泰。
    杨永泰以足智多谋著称，其实不仅是聪明的问题，杨永泰是一位奇才，无论是玩人、还是干工作，都属于佼佼者。
    杨永泰是广东茂名人（现广东高州市），1880年生，比蒋介石大 7岁。
    杨永泰这个人挺有意思，由于他出生年代的缘故，旧式、新式教育都受过。首先，杨是前清秀才出身，而且是17岁就中了秀才；同时，杨早年曾毕业于广东高等学堂和北京法政专门学校。
    所以杨永泰可以说是学贯“中西”，既懂得中国传统中侍奉帝王、剪除异己那一套，同时又不墨守成规，所以杨永泰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异军突起，释放出自己最大的能量，跟他的教育背景，多少有些关系。
    杨永泰也是老国民党了，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曹锟贿选，杨永泰都是站在斗争前列的。曾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广东省长。
    杨永泰是政学系的人物。

    按：政学系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派系，究其来源，起源于“欧事研究会”。
    1914年，孙中山痛感国民党的松散与不团结，准备将其改组为具有严格纪律的中华革命党。一部分国民党元老对入党必须“加盖指印”、“绝对服从领袖”等“清规戒律”不满，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宣言研究“欧事”，于1914年 8月在东京组织了“欧事研究会”这样一个团体。其代表人物有李烈钧、李根源、熊克武、钮永建、陈炯明、邹鲁、程潜、陈独秀、谷钟秀、张耀曾等人。
    后来谷钟秀、张耀曾等另组成“政学会”，这一派的人，史称“政学系”，这是老“政学系”。
    后来又有了新“政学系”，其代表人物，我们熟知的有张群、吴铁城、熊式辉、翁文灏等人。


    其实杨永泰也是“政学系”中一个重要人物，只因死得太早，所以一说政学系，大家往往不会马上想起杨永泰这么个人。
    “政学系”其实并没有什么共同的纲领啊、组织原则啊之类的，之所以把他们归为一“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政学系的人，基本上都属于“文人”从政，因此都是些“菁英”级的人物，共同特点是才华横溢、学有专长、精于行政、足智多谋，最重要的，都对蒋介石忠心耿耿。
    其中，杨永泰把这些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用唐德纲的话来说，杨永泰是一位“案牍如流，有高度行政天才的人物，眼明手快；凡有人质疑问策，杨氏能于谈笑之间立拟‘上’、‘中’、‘下’三策以对，无不妥切。”
    我们知道，所谓老“政学系”，最初实际上是依附旧军阀，与中山先生对着干的——所谓“国民革命”，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和军阀的走狗。“军阀”自然就是张作霖、吴佩孚等等。“走狗”是谁——显而易见包括“政学系”在内。
    在“打倒军阀”的口号之下，依附军阀的老“政学系”自然成了“反革命”。“反革命”的广东省长杨永泰干不下去了，跑到了上海。
    杨永泰在上海韬光养晦、待机而动，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与判断，他把自己的“宝”押在了“后起之秀”蒋介石身上。
    不得不佩服杨永泰的判断力。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历史上的诸多大人物，总觉得其成功好像是必然的，其实不是，都经过一番坚苦卓绝的努力，再加上一系列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所以你看开国皇帝没有活得太长的——天天晚上睡不着觉，还能活的长？
    当然这也跟我们的历史书有关，谁一上台就开始篡改史书，甚至从一开始就是在“编”历史，从没出生就有一条龙钻到他妈妈的肚子里，一造反就有种种奇异天象应在他身上等等。这个恶例是秦始皇开的，到唐太宗时达到了极致，囚禁父亲、弑兄、杀弟、杀侄子，到他这儿都变成了无比有理之事。
    1927年的蒋介石，其实跟割据数省的军阀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只能说是趋势不错。但“趋势”这个东西，其实是很玄妙的，你有军队、我也有军队，真打起来，输赢还在未定之天。
    蒋介石的地位相对稳固下来，还要到三年以后，张学良的东北军入关，各种反蒋势力立时如汤泼雪，一下就老实了。
    张学良这辈子，对得起蒋介石。
    所以蒋介石到什么时候也得感谢他这位小他14岁的盟弟，所以他可以杀杨虎城，但他绝不能杀张学良。
    就跟现在学英语、考“雅思”似的，杨永泰把蒋介石的思想方法、生活习惯等等，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经常托人打听蒋介石平常看什么书，谈话中有什么倾向。并根据蒋介石的喜好，仔细研读《王阳明集》与《曾文正公全集》。
    这个功夫没有白下，以后的几年中，杨永泰在蒋的身边，每每一语中的，大家惊为天人，其实无他，盖“功夫不负苦心人”也。
    杨永泰看中了蒋介石，巧了，蒋介石也正处用人之际。
    从1924年 1月就任黄埔军校校长，籍着1926年的北伐，以及一系列巧妙至极、心狠手辣的腾挪，用唐老的话来说——蒋介石“以一介匹夫，于三数年之间一跃而为有独裁全国趋势的政治、军事领袖。”
    然而，放眼望去，帐下诸公，尽是赳赳武夫，忠心耿耿是没的说，黄埔生用自己的鲜血铺就了“校长”“开府东南”的路，要剪除异己，统一全国，可不仅仅是“不怕死”三个字那么简单了。
    老电影《大浪淘沙》中，余鸿奎拉拢“老达哥”顾达铭投靠国民党35军，顾达铭疑惑地问：“一个军部，需要这么多人么？”余鸿奎说：“要要要，需要很多的人！”
    目前，蒋介石就“需要很多的人”。
    不过，他要用的人是有条件的。
    蒋介石急需一个谋士、一个能帮他拿大主意的师爷。
    如果以曹操做比，蒋介石急需的并非荀彧、荀攸、程昱这样的，连郭嘉这样的都不行，必须得是贾诩这个级别的。
    因为蒋介石的当务之急，并非攻城略地那么简单，那个太费钱，关键是太费功夫，蒋介石没有那么多时间。
    他需要的是纵横捭阖，于不动声色之间令对方土崩瓦解。
    这个功夫，二荀、程昱、郭嘉等等，还略逊一筹，只有贾诩够这个档次。
    这一点，唐老分析得极为精当，他说当时的蒋介石，用人有四个标准：
    第一，人人都说蒋是“新军阀”（其实没说错），所以原来北洋的残渣余孽，蒋是绝对不用的，以免给别人递“话把儿”。
    第二，必须是真有能耐的，中看不中用、徒有虚名的一概不要。
    第三，不能有“历史”问题，左派、共产党、西山会议派、西南反蒋派等等绝对不用，不信任。
    第四，必须得是走投无路没饭吃的，才能绝对忠于自己，死心塌地为自己效命。
    要说这几个标准应该说很有道理，可是不好找。你想啊，那么大能耐，还得没饭吃，当时各路军阀都在用人，谁见着有能耐的不揽过来啊。还等得到走投无路，由你来施舍一口饭吃么？
    还真有，而且这个人已经窥视很久了，缺乏的，仅仅是一条渠道。
    杨永泰是老国民党了，正因为如此，他并不认识他的这位后辈“新进”——蒋介石。
    为蒋介石引荐杨永泰的，是蒋的义兄黄郛。
    蒋介石的一生，跟很多人结拜过，基本上，各路军阀，除了那些资格太老、够不着的，只要一“归顺”过来，蒋必做的是两件事，一是拜把子，二是给个“陆海空军”副司令、或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或是给个一级上将军衔。
    对张学良就是这么做的。
    对冯玉祥也是这么做的。
    对李宗仁也是这么做的。

    按：1935年，蒋介石封了 9个一级上将（就是背四颗星的）——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何应钦、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陈绍宽。
    这其中，除了何应钦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的身份领此高衔以外，基本上各路顶级军阀到齐了。


    至于蒋介石自己，则于1935年 3月31日，以国民政府政府名义授予“特级上将”军衔，背五颗星。但是，这次来的黄郛，却是在蒋发迹前拜的义兄。
    黄郛，字膺白，1880年生于浙江绍兴，曾就读于东京振武学校，与蒋介石、张群是前后期同学，
1905年加入同盟会，所以黄郛是最早的一批的同盟会会员了，因为他资格太老，所以后世许多人都尊称他为黄膺白。
    黄郛也是天生的演讲大师，他的一些宏论，如“满洲政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人应起而推翻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谓之大丈夫，我辈既以推翻满清为责任，必须且有不屈不挠之精神、不移不淫之毅力，革命乃克有济。”当年曾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辛亥革命以后，黄郛参与陈其美的“上海光复”，光复以后，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沪军都督府，推举陈其美为都督；黄郛任参谋长兼沪军第 2师师长；蒋介石为第 5团团长，这是蒋介石走上军旅生涯的开始。也是在这个时候，陈其美、黄郛、蒋介石三人结拜为兄弟，其中，陈其美比蒋介石大 9岁为长；黄郛比蒋介石大 7岁居次；蒋介石为三弟。
    蒋介石认识陈其美，尚在认识黄郛之前，陈其美是蒋介石的第一个导师。
    陈其美，1878年 1月生，浙江吴兴人。陈其美字英士，后世也有许多人尊称他为陈英士。
    说起陈其美，那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元勋”，中山先生倚为股肱。
    当年，孙中山改造国民党的时候，说：“国民党已成一盘散沙，党员不听号令，这个党我不要了。”要重新组建一个新党即“中华革命党”，为了保证新政党绝对听命于他一人指挥，中山先生提出了对党员的相关规定：一是党员入党必须各具“服从孙先生”、“服从命令”的誓约；
二是必须在入党誓约上加按指印；三是按入党时期划分党员等级。根据这个规定，曾参与“武昌首义”的党员，在革命成功后，享有“元勋公民”的政治特权。
    对此，当时许多革命党人自然有一种“闻所未闻”的感觉，黄兴就认为这是孙中山“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并导致了国民党的一次分裂，老“政学系“的出现，即肇因于此。
    此时，陈其美站了出来，他说：
    “总理领导我们，我们都追随不上，总理如在山顶，我们只在半山，我这两年才算认识总理的伟大，却是已太迟了。而许多同志还未觉悟。说我们服从太过，岂不可叹。”
    1914年 7月 8日，“中华革命党”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当众宣誓入党，其入党介绍人，就是陈其美和居正——这自然是中山先生给陈其美的殊荣。
    蒋介石就是陈其美介绍给孙中山的，又带着他参加“上海光复”，可以说，没有陈其美，就没有蒋介石。陈其美之于蒋介石，既是兄长、又是导师。
    1916年 5月18日，陈其美被袁世凯的刺客暗杀，孙中山抚尸恸哭，并手书“失我长城”。
    孙中山后来重用蒋介石，焉知没有对陈其美的一份感怀在其中。
    陈其美临终前，将早已随他参加“革命”的两个侄子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托付给了蒋介石。
    接着说黄郛，黄郛是做过国务总理的大人物，那是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以后，黄代理内阁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
    在总理任内，黄郛做过一件大事，那即是驱逐末帝溥仪出宫后，参与将紫禁城建为“故宫博物院
”，于保全、传承我中华文明，善莫大焉！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开院，当时已经下台的黄郛，作为“故宫博物院”的理事，曾发表演讲，他说：“今日开院，为双十节，此后是日为国家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卫之。”
    蒋介石上台以后，自然忘不了他这位做过内阁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的义兄，先后任命黄郛为上海特别市首任市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不过这位黄老兄在北平任职的时候可干了一件“糗事”——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痛骂。
    黄郛属于不是“政学系”的“政学系”分子，因为老的政学系一直以“国会内的政团”这样一种面目出现，但是黄郛始终没有进入过国会。
    由黄郛作为荐主，向自己的义弟蒋介石推荐杨永泰，自然是够分量了。
    这时是1928年底，杨永泰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议的虚职。
    杨永泰的“初出茅庐第一功”，就是“削藩”。
    这个时候，蒋介石已经取得了全国的统一，但这个统一，只是名义上的，听着好听而已。各路军阀依然手握重兵，各霸一方，首当其冲的就是山西的阎锡山、河南的冯玉祥、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另外四川的刘湘、广东的李济深也不可小觑；还有东北的那个小年轻张学良，别看岁数小，他倒向哪一方，都足以天翻地覆。
    有这样一批军头存在，蒋介石一天也睡不安稳。
    “削藩”，就是就要解决这些各地的“藩王”，然而，这个时候的蒋介石，可比汉景帝面临的形势险恶多了。
    蒋介石的“晁错”，就是杨永泰。
    好个杨永泰，蒋介石的心腹大患就在他几句话之间化于无形！
    杨永泰的“削藩”论，其实不复杂，其主旨只有12个字而已——“军事化整为零；财政化零为整
”。
    所谓“军事化整为零”，也就是“合纵连横”、各个击破那一套。杨永泰针对不同情况分别提出了解决办法：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玉祥集团；以政治方法解决阎锡山集团；以军事方法解决桂系；以外交方法对付张学良。
    比如冯玉祥，他部下如韩复渠、石友三辈，早就对上边“罩”着他们的这位“冯先生”腻烦透了，恨不得早日自立门户。而且冯的地盘大都比较贫瘠，要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在经济上进一步对冯玉祥集团进行限制，时机成熟以后，再对其手下进行收买，冯集团自然瓦解。
    再说阎锡山，杨永泰把阎比作“山西票号商人”，只会打小算盘，看不到全局。因此建议在政治上孤立“阎老西”，有机会的话，设局下套，最好是让阎、冯、张等人打起来最好，到那时再来个顺手牵羊、反手牵牛，岂不妙哉！
    至于“桂系”，杨永泰认为，李宗仁和白崇禧都是武夫，军事上有一套，搞政治是不行的，独来独往，只知道经营自己的小集团，跟其他任何派系都老死不相往来。因此，对这种人，解决问题的方式最简单，用暴力的方式——那就是打。你“桂系”不是善战么，今天就来个“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打得他“梦里也怕”，是为军事解决。
    最麻烦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军，两世经营，坐拥数十万精兵，急切奈何不得。且东北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给自足，经济手段也起不到作用。因此只能用外交手段，设法在东北与“苏俄”之间挑起边衅，让张学良自顾不暇，自然也没有精力管其他人的闲事了。
    杨永泰不愧是读过线装书的人，这一番“削藩”宏论，如果写在纸上，堪比《隆中对》了，唐老评价说“置诸《战国策》中实不让古人”。
    别忙，刚才说的只是“军事化整为零”，后面还有“财政化零为整”。
    所谓“财政化零为整”，那就是掐住各地方集团的经济命脉，所有税收一律收归国家，让各省没有生聚的余地，你还养什么兵？到适当时候，再由主管财政的宋子文提出来，国家经济吃紧，请求裁军，把这些人往中央一请，每个人高官厚禄伺候着，只要他们脱离“巢穴”——到时候，你蒋先生还不是想怎么整治就怎么整治这些人！
    后面的历史，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跟杨永泰“先知”说的几乎一样，就跟他提前跟大家商量过似的——蒋桂一场大战、中原一场大战、然后是1930年 9月18日，张学良武装入关“调停”。
    ——大家都消停了。
    这是杨永泰的“削藩”第一功。作为酬庸，1931年，杨永泰任军委会秘书长。
    经过深思熟虑和左右权衡，1930年 9月18日，张学良发出“巧”电呼吁和平：“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至解决国是，自有正当之途径。”
    这个“正当之途径”是什么呢？大家都在猜测——不用多长时间，张学良就给出了答复。
    1930年 9月19日，张学良亲率东北军十万入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
    各种反蒋势力登时如冰雪消融，一下就瘪了皮。
    冯玉祥的余部，都归了蒋介石和张学良，前面我们说过，宋哲元的29军是张学良的部队，就是从这儿来的。
    另外还有孙连仲的26路军，还有韩复榘、石友三等等。
    1930年10月 9日，张学良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节制辽、吉、黑、晋、察、热、绥、冀八省军队，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均归张学良管辖。
    1931年 4月，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在北平设立，地点就在北平的顺承郡王府，张学良就任视事。
    想当年，张作霖在北京呼风唤雨时，此处就是他的“大元帅府”。1928年 6月 4日，张作霖黯然离京，并在返回东北的路上在皇姑屯被炸死。如今，仅仅不到三年的时间，雄姿英发的张少帅卷土重来，想必是万千感慨在心头吧。
    “三十而立”的张学良迎来了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
    然而，张学良不曾想到，这竟是他与东北那一片黑土地的永诀！
    与张学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北军的“冯先生”。
    1930年11月 4日，冯玉祥通电“下野”。从此，“冯先生”就再没翻过身来，只是于1935年 4月弄了个陆军一级上将军衔，同年12月弄了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虚职，至于在中国政坛、军界的影响力，随着西北军的覆灭，那是想都不要再想了。
    纵横驰骋20年的“老”西北军，从此没这一号了。
    说起来，冯玉祥发动的这场“中原大战”，真是得不偿失。
    冯玉祥的西北军，代表一种“现象”，本想多说几句，但一说起来又不知要跑到哪里去，算了。
此前，蒋介石已经通过蒋桂大战，打垮了桂系，通过中原大战，不仅打垮了冯玉祥集团，同时令阎锡山集团噤若寒蝉，顺带手又拉过来了小兄弟张学良。杨永泰“顺手牵羊、反手牵牛”的妙计完全得逞。
    至此，各路反蒋势力基本失去了与蒋介石搬手腕的实力，老蒋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对付他的心腹大患了。

ys1937

续

    从1930年11月开始到1934年10月，蒋介石用了 4年的时间，不停顿地向我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围剿”。
    在这里要说点题外话，讲讲“中央苏区”或称“中央革命根据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关系。
    因为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并没有讲清楚。
    兹就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为大家理理思路：
    1927年 8月 1日，南昌起义。
    1927年 9月 9日，秋收起义。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起义时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转战到井冈山，并团结当地的袁文才、王佐所部，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 4月28日，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在江西宁冈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师，并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袁文才和王佐分别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团长和副团长。
    有一张著名的《井冈山会师》的油画反映的就是这个历史事件，据说当时毛泽东还特地换上了军服，说是“师长见军长”，必须换上军服。
    1928年 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通告第51号——军事工作大纲》，其中明确指示：“可正式命名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根据中央精神，毛泽东和朱德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就是“红军”的开始了。
    1928年 7月22日，平江起义。
    1928年12月，彭德怀率平江起义部队在宁冈同红 4军会合。其部队编为红 4军第30团，彭德怀、滕代远分任红四军副军长和副党代表，并分别兼任第三十团团长和党代表。
    1929年 1月，毛泽东、朱德等率红 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赴赣南、闽西地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红四军副军长彭德怀则担负留守井冈山的任务。
    毛泽东这一走，再回来已经是1965年。所以，毛泽东在他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说，“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1930年 2月，袁文才、王佐在江西永新县含冤牺牲，时年均为32岁。袁、王二人的死，直接导致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丢失。
    也就是说，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从1927年10月至1930年 2月，历时两年零四个月。其中，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时间是一年零两个月，恰好是一半时间。
    再说毛泽东去的赣南、闽西地区：
    1928年 3月，赖经邦、李文林、古柏等在赣西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1928年 6月，郭滴人、邓子恢、朱积垒、张鼎丞等在闽西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以上述两块根据地为基础，在朱、毛等的领导下，建起了以曾山任主席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以邓子恢任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
    1930年 8月，朱、毛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朱总司令”就是从这儿叫起来的。
    1930年10月，朱、毛率红一方面军一举攻克江西重镇吉安，并建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1931年 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当时周恩来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任军委书记，在周恩来未到任前，曾由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
    “毛主席”就是从这儿叫起来的，原来，人们则称之为“毛委员”。
    这就是“中央苏区”的由来。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为了说明一件事，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并非一回事，不要搞混了。
    因为——我当年就没搞清楚。当时还挺奇怪，毛泽东他们明明是上的井冈山嘛，怎么讲了一段那边的事，再回来讲反“围剿”的时候，再也不提井冈山了呢。
    1930年11月，即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不到一个月，蒋介石从中原大战中腾出手来，开始对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并于当年12月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的鲁涤平被委任为南昌行营主任。
    到1931年 1月，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以蒋介石的失败而告终。在第一次“围剿”中，最大的新闻，莫过于“前头捉了张辉瓒”。
    张辉瓒是湖南长沙人，据曾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的陶菊隐先生记载：当毛泽东见到张辉瓒时，还曾与他握手，并说“石侯先生，别数年矣，不期相值于此。”以此看来，二人还曾经有旧。
但即便如此，毛泽东也没有保住张辉瓒的一条命，1931年 1月28日，张辉瓒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被砍了脑袋。
    张辉瓒的被杀，引起了很不好的负面作用，蒋介石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宣传，把我党描述为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并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应该说，杀死俘虏，确有不当之处。但国民党也没好到哪里去，在此之前的1930年11月14日，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已经在长沙就义。
    第二、第三次“围剿”，都是以何应钦为主指挥，两次均铩羽而归。
    到1932年 5月，蒋介石是有点急了，于是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开始第四次对我中央苏区进行“围剿”。这一次，红军遇到了一个“天敌”——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继“军事化整为零；财政化零为整”之后，杨永泰又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的高论，不要小看这 8个字，这是杨永泰为蒋介石立的第二功——“剿共”。
    杨永泰认为，以往失败的关键，是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简单地等同于其他军阀，而共产党所具有的高度政治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强大战斗力，是其他任何地方军阀所不具备的。
    有鉴于此，杨永泰给蒋介石出了几个“绝招”。
    首先是在湖北、河南、安徽等省原有的省和县两级政府之间，增加了“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这一级，其目的，就是加强社会面控制。
    关于“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我们前面讲“韦孝孺”案的时候介绍过的，原来是杨永泰出的坏主意！
    最初，这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完全是冲着我党来的，后来发觉行之有效，慢慢推广到其他地方。
    严格来讲，所谓“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其实是“违法”的，因为实行这个“制度”并没有经过“立法院”的批准，就是杨永泰那么一说，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那么一公布，这事就办起来了。所以立法院拒绝承认，但立法院承认不承认没有用，战争年代，军人大过天，蒋介石说了要办，就是要办，而且能办成。
    事实上，对这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有意见的，还不仅仅是立法院，行政院还不干呢！
    因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并不听命于政府机构，而是直接对“军事委员会”负责，把行政院扔到了一边。
    这性质可就变了，你立法院可以窝窝囊囊、可以装聋作哑，可我行政院不行啊，政府官员都不归我管，那还要我这个政府机构干什么用，你军委会全管了不得了么！
    更生气的事还在后头呢，这个“行政督察专员”虽说不归行政院管，也不由行政院遴选，可任命却要由行政院来发文。也就是说——军委会给行政院拉名单，这几个人派到哪里哪里当“行政督察专员”，你给我下个文就行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不带这么气人的！
    就这样，杨永泰这一个主意，把行政院和立法院都给得罪了。
    第二招是“保甲制度”。
    说起“保甲制度”，我们都很熟悉，历史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北宋王安石变法，其中就包括《保甲法》，到了民国，由于受西方以“个人”为社会组织单位的政治观念的影响，把这个制度给废掉了。
    这次，杨永泰把老祖宗的这个“法宝”又捡了起来。
    1932年 8月，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颁布《剿匪区年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规定10户为甲，10甲为保，其中最关键的是：如有“为匪通匪纵匪情事者，联保各户，实行连坐。”，也就是说，一家出了共产党，或是跟共产党有关，其他几家，全都跟着吃“挂落”！
    由于行之有效，1934年，国民党“中政会”第 432次会议议决“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切实办理地方保甲”。
    客观地说，“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和“保甲制度”虽然不复杂，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党的发展。
    这是制度层面的，还有精神层面的。1933年 5月，蒋介石亲临南昌指挥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此时的杨永泰已经是南昌行营秘书长了，他给蒋介石又出了一个主意——在全国范围内搞一场“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简言之，就是“从国民的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务求达致一个全面的社会风气的革新”。
    “新生活运动”后来曾发展到一个无所不包的程度，怎么评价它，我的层次还不够。个人感觉这个“新生活运动”似乎有点过于表面化，没有触及人民大众内心深处的东西。比较直观的，大家可以看看《围城》，督学到三闾大学视察那段，传达的就是“新生活运动”的一些思路。
    以军事进攻的调整为主，以杨永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夺命三招”为辅，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当然我党内部也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众所周知的，红军于1934年10月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开始转移。
    15年以后的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也曾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原来是拾杨大才子之牙慧。
    杨永泰随之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不是说“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么，所以“南昌行营”的 7个厅被杨永泰简化成两个厅，第一厅是军事厅，以参谋长贺国光兼任厅长；第二厅政治厅，自然就以秘书长杨永泰兼任厅长了。所以当时的人们将第一厅称为“三分厅”、第二厅为“七分厅”。
    这还不算，到发文的时候，杨永泰这个秘书长，排名居然排到了参谋长贺国光的前头，真是咄咄怪事！
    贺国光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骑兵科出来的，跟刘湘、杨森、唐式遵、王瓒绪等等都是前后同学，1927年就当军长了。那个时候，杨永泰还在上海“韬光养晦”呢！
    在杨永泰的撺掇下，蒋介石把山东、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10个省的用人和行政都划到了南昌行营，归他的“七分厅”管。关键是大家数一数当时有多少个省——国民党有话语权的，其实就这十来个省，杨永泰等于是在以“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的身份在当行政院长！
    这一下，那个行政院真是可有可无了。一时之间，杨永泰大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架势！
    有句话叫做“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杨永泰蹿升的轨迹过于“火爆”，又不知道为人，所以大家把所有的坏事都搁在他头上，只要蒋介石整治了谁，大家不恨老蒋，却都把账记在杨永泰头上，认准了肯定是那个老小子出的坏主意！
    杨永泰虽然名字叫做“永泰”，却好像不大懂得“持盈保泰”的道理，这与他一肚子的韬略似乎并不相称。
    别忙！杨永泰有话说。
    据说，某一次大家因为某事，又在骂杨永泰。他的秘书实在看不下去了，为了替他洗清冤屈，出示了蒋委员长的“手谕”，以证明某事跟“杨秘书长”没有关系，真的是“委员长”让办的。
    杨永泰听说以后，居然很严肃地跟秘书谈了一次话，大意是：中国有没有我杨永泰，没有关系，但是没有委员长不行。我们当下属的，就是替长官分忧的，有功自居，有过推诿，那不是我的品格。谁要恨我就恨我好了，只要“领袖”的威望不受损伤就好。
    有这样的幕僚长，老蒋夫复何求！
    杨永泰不愧是读过线装书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道理，他悟得很透。
    只不过，有的时候，蒋介石也保不了他手下的人，哪怕他是杨永泰。
    因为，这里是官场。
    1935年11月12至23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导致汪精卫遇刺的四届六中全会，实际上就是这次大会的预备会议），会后，蒋介石接替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原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出任外交部长。
    按：国民党“五全大会”在历史上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会上，蒋介石曾针对国际关系发表演讲，其中称：
    “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绝不甘自逸。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以个人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深信此必为本党建国唯一之大方针也。”
    这个讲话，明确提出了“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标志着国民党对日方针，已经由原来单纯的“忍”、“退”、“和”的“三字诀”前进了很大一步。到1937年 7月17日，蒋介石著名的“庐山讲话”，“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其主旨，明显与这次讲话是一脉相承的。

    同时，借着汪精卫的遇刺，蒋顺顺当当地把汪兼任的行政院长给拿了回来。汪则出国养病。
    汪这一去，再回来已经是1937年 1月，本想借着“西安事变”抢班夺权的，结果刚走到路上，张、杨又把老蒋给放了，汪精卫闹个“竹篮打水一场空”，从此就在亲日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从革命志士沦为汉奸。
    张群当了外交部长，杨永泰则接替张群，于1935年12月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杨永泰之去湖北，说法不一，有人说是被排挤出去的，有人说是他自己要求去的，还有的说法就是中国历史上，那些个“功高震主”的人所必然有的下场了，说蒋介石看他实在过于“火爆
”，给个冷板凳让他坐。
    几种说法，都有可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准“行政院长”到一个省的负责人，这中间肯定是一个向下的轨迹；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席军机大臣”到“湖北巡抚
”，个中况味，虽然只有本人能够体味出来，但以旁人观之，最起码不是什么好事情，这是肯定的。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坏事情会来得这么快。
    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在汉口被刺身亡。
    同治年间，两江总督马新贻在自己的两江总督署衙被刺身亡，慈禧太后听到这个消息后，第一反应是：“马新贻此事，岂不甚奇！”
    是啊，威仪赫赫的两江总督居然在自己家门口遇刺，岂非笑话——还真不是笑话，这个案子到了最后也没查清楚，最后草草收场。
    杨永泰的案子，像极了马新贻案。
    事情的发生毫无征兆。
    当天，作为湖北省政府主席的杨永泰，参加了一场日本总领事馆举行的天皇“寿筵”——这杨永泰也是，都什么时候了，还天天往日本人那儿跑，不等着挨枪子儿呢么！
    在此之前的1936年 5月 6日，杨永泰已经到日本总领事馆去过一趟了，当天是因为武汉发生了一起反日的游行示威，对此日方提出抗议，这么大快人心的一件事，杨永泰跑去“道歉”，结果被武汉人痛骂。
    日本总领事馆在汉口，湖北省政府则地处武昌，那个时候还没有长江大桥，两地的往来全靠轮渡。
    这时是下午 5点来钟。杨永泰的车队来到了汉口江汉关码头，准备乘轮渡过江。
    杨永泰携夫人正准备上船，这时突然从人群中跳出两个年轻人，也不打话，冲着杨永泰就是一通乱枪。
    以事出突然，杨永泰的警卫事先没有任何防备——看来那个时代的警卫实在素质不高，都多少次了，人都挨了枪了，警卫还在那儿发愣，汪精卫那回就是，杨永泰这回也一样。
    身中数枪的杨永泰依然神智不衰，令司机赶快将自己送到汉口某日本人开的医院。但甫抵医院即伤重身亡。
    两个刺客，开枪以后便一东一西地朝两个方向分别逃遁，往东跑的一个，跑了一段被人绊倒，后被杨的警卫赶到抓获。
    经审讯，此人承认他正是开枪刺杀杨永泰的凶手，名叫陈夔超，其他事情则坚不吐实。
    杨永泰遇刺的消息传出，一个曾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居然落得这般下场，蒋介石为之震怒而又惋惜。
    杨永泰“公祭”那天，蒋亲自作了一篇祭文，文中极力褒扬杨永泰。
    但褒扬没有用，人已经死了，舆论为之大哗——在任的政府官员居然在自己的辖区被刺，显然有幕后黑手。
    大家纷纷把矛头指向了“二陈”兄弟，因为杨永泰在地方上倡导的几项“改革”，什么“保甲制度”、什么税制改革、什么“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首先触动的就是CC系的利益，况且陈立夫手下还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特务组织“中央党部调查科”。
    另外，还有人说是邓文仪干的——此君在南昌行营调查科任上时，曾主持调查1934年 6月发生的“南昌机场纵火案“，因案情涉及国民党高层的权力之争，邓文仪不想掺和这些烂事（说句实话，也不敢掺和），于是打算大事化小。结果被老练的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看出破绽，蒋大怒，当即将邓文仪撤职查办，最后连南昌行营调查科都给撤销，白白地让戴笠占了个天字第一号的巨型便宜。因此邓文仪肯定是把杨永泰恨到了姥姥家。
    还有的人说是有“湖北家长”之称的何成浚干的，此君曾指使湖北省党部发动学生反对杨永泰就任湖北省主席。
    按：何成浚是湖北随县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因其资格很老，虽然没怎么带过兵，仍然被蒋介石授予上将军衔。
    此人虽然打仗不行，却有一个大本事——当说客。当年凭着一张嘴，为老蒋平了不少事，最得意的一桩，是劝说张学良发动“东北易帜”，直接帮老蒋实现了“全国统一”。

    日本方面也为失去这样一位“诤友”而感到震惊，频频发来“唁电”并敦促国民政府尽快破案。
    从哪个角度讲，此案都不容久拖不破，蒋介石又派出了他的王牌——戴笠的特务处。
    前面讲过，特务处是复兴社下的一个组织，只对蒋介石本人的安全负责，并不承担一般的刑事和治安案件的侦破，那是警察的事。但汪精卫和杨永泰两案，显然属于政治谋杀，因此蒋介石两次派出戴笠亲自上阵。
    别说，戴笠还真是出手不凡，没两下，特务处湖北站即查出凶手陈夔超的真实姓名叫谭戒轩，另外在现场承担掩护任务的名叫龚柏舟，现正逃往上海，随即派安徽站特务于芜湖的一艘日本轮船上将龚柏舟抓获，随后又抓获其同伙多人。
    据供认，其组织名为“中华青年锄奸特务队”，于1935年在上海成立，以铲除汉奸为宗旨，谭、龚等都是其重要成员。被他们纳入视线的，不仅是杨永泰，还包括一系列对日态度不明朗甚至亲日、媚日的分子。就这样，连带着还破了一年前发生的“唐有壬案”。
    按：唐有壬，生于1893年，湖南浏阳人，日本庆应大学毕业生。
    1932年，时任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的唐有壬，曾向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出卖我重要政治情报，差点给抓起来；并且，后来那个《淞沪停战协定》，也是唐有壬与殷汝耕一起撮弄出来的。
    1934年 2月，唐有壬转任外交部常务次长，这一下，唐做汉奸更是做得如鱼得水，“华北事件”之后，唐在与汪精卫的电报往来中，曾说：“华北事件发生于中日空气好转之际，可谓遗憾。但吾人深体日方内情，决不因此动摇中日提携之大方针，同时对广田外相之信仰亦决不因此而低减。”其汉奸嘴脸，跃然纸上。
    唐有壬的父亲是与谭嗣同并称为“浏阳二杰”的维新志士唐才常。唐才常因组织起义，被自己的老师张之洞砍了头，就义前留下绝命诗说“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
    这样一个英雄豪杰的父亲，居然会有唐有壬这么一个儿子，可见，有的时候遗传基因也不大靠得住。
    1935年12月25日，唐有壬在自己寓所被刺，当时报纸上的新闻记载得很详细，兹附录于后：
    【唐有壬廿五日午五时由外返寓，在后门首遭暴徒狙击身死。唐干日前来沪，沪寓为一四层楼新式小洋房，后有水泥梯直达一层，进出均由此梯。二十五日晨九时，唐曾出外访晤友好，十一时许返寓进午膳，一时许复出外往视汪疾，五时返寓，下车登梯时，突奔出身穿中装外罩黑色夹大衣者两人，向唐狙击，共发十余枪，有三枪中要害，一由右肋射入，左腋穿出；一由右腰射入未出；另一由臀部射入，左胯腋穿出。唐即应声倒地，暴徒见计已遂，即分头逃逸。当枪声爆发时，唐家人及邻居均不敢开门窥视，少顺枪声停止，唐仆启门，即见唐已赫然倒地，唐夫人继见状，急扶入汽车，送往牛惠霖医院，经牛诊察，拒绝留院，乃复送金神父路广慈医院，未及到达，即在车中气绝。由该院医生陈雄略加察视，原车送至台拉斯脱路法工部局医院尸体室，定二十六日晨送至验尸所验尸后，即送台拉斯脱路上海殡仪馆成硷。唐被击时，身穿灰色西装，淡黄色大衣，因流血过多，血透衣外，法捕房闻讯后，即派捕赶到，市府亦即派秘书耿嘉基赴法总领事署及法捕房要求严缉凶犯，同时并令公安局协助严缉。】
    “唐有壬案”发生后，也是议论纷纷，不知道是谁干的，这下搞清楚了。根据供认，两名刺客刘镇南、裘积玉在上海被捕，后被法租界第二特区法院判处死刑。

    诺大的“杨永泰案”，如果只是搞出这样几个小“虾米皮”，显然是无法令人信服的，继续追下去，幕后的指使者，据说是刘芦隐。
    刘芦隐也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了，1924年 6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后来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考试院副院长等职。
    刘芦隐是胡汉民的“新国民党”的一员干将，这个“新国民党”前后持续的时间不长，情况却挺复杂，在这里就不说了。
    刘芦隐是个文人，说他指使杀人，许多人都不信。但据记载，特务处在刘芦隐的寓所发现了许多物证，如“中华青年锄奸特务队”的工作计划，以及他下发的刺杀某人的“手令”等等。
    至此，证据确凿，可以抓人了。
    刘芦隐是沈醉带人亲自去抓的，当时他正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当督察，这是一个受特务处“运用”的公开单位。抓捕的情形，沈醉在回忆录中曾有记载，笔者在这里就躲懒直接引用了：
    “1936年在英租界三马路杨子饭店绑架西南反蒋派人士刘芦隐时，被他夫人事先发觉，大声呼叫。刘芦隐闻讯，机警地从汽车后座一个筋斗翻到前面司机座位上，把住驾驶盘不让特务开车，僵持到租界巡捕赶来，一起被带走。戴笠恼火之余，只能勾通租界当局，将刘公开逮捕，引渡后押往武汉。
”
    刘芦隐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解放后，刘芦隐先生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至于刺杀杨永泰的两名刺客谭戎轩和龚柏舟，于1937年在武汉被军事法院判处死刑，但没有马上执行。
    1938年，因日军对武汉进行大规模轰炸，所有在押犯均转移四川。在转移途中，龚柏舟从船上跳江，后不知所终。谭戎轩则被押到恩施监禁，抗战胜利前被处决。
“杨永泰案”就这样结束了。
    其实，不光在当时，即便到了今天，也颇有许多人在怀疑，刘芦隐是替别人背了黑锅，据说蒋介石也知道此案的背后究为何人，但他已无暇深究了。因为再过一个多月，他就要迎来自己一生中前所未有的一次挑战——西安事变。
    杨永泰的死，对国民党、对老蒋本人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一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探究，如果杨永泰不死，民国的历史会是怎样的。
    ——然而，还是那句话，历史不容假设。
    杨永泰临终，最后留下了几句话，他说：“我早就知道必然有今天。只是身已许国，为国而死，又有什么可恨的呢？只可惜，我的志向没有实现，国祸却正长着哩！”
    从这几句话来看，杨永泰倒真不愧是“以身许国”，只不过，他“许”的是“民国”。
    然而，对杨永泰，老百姓并不领情，他死以后，人们曾把他的姓、名、字嵌入一副对联：
    上联：“畅所欲言，天年不永”
    下联：“卿幸已死，民安国泰”
    横批：“杨子为我”

ys1937

15、“日人藏本失踪案”

    自中日甲午战争以迄抗日战争，中日双方国力上的差距，决定了日方在与中国的对抗中，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所谓“谋略战”，总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上风，但也有失手的时候，“日人藏本失踪案”就给玩儿“现”了，在全世界面前大丢其人。
    1934年 6月，中日复交， 6月 8日，日本驻民国公使有吉明到任。次日，有吉明即照会国民政府，称“日本驻南京副总领事藏本英明于1934年 6月 9日失踪”，并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国民政府必须在48小时内予以“合理解释”，否则将产生“严重后果”。
    当天，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还到外交部“咆哮公堂”，一通大闹，搞得天翻地覆。
    日本的高级外交官在华失踪，非同小可，所有人都明白，以当时中日两国关系的态势，此事一旦处理不好，对于中国来讲意味着什么。
    当时蒋介石正在江西督察“剿共”，在家里主持日常工作的，是行政院长汪精卫，汪是老政客了，自然识得此案的利害，当即令所有军警宪特：“尽全力访查，务期藏本失踪事有一着落，以维中日睦邻邦交。”
    南京出了事，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首都警察厅长陈焯，陈焯派出的，是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赵世瑞。赵世瑞，生于1903年，浙江诸暨人，跟一期的宣铁吾是同乡，军校四期政治科。赵世瑞参加过北伐，此后被戴笠看中，送入“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即“洪公祠特训班”第三期学习，毕业后加入特务处。
    跟别的特务不一样的是，赵世瑞虽然是一个军统分子，却始终在公开单位工作。赵世瑞是个搞侦查的好手，从1933年一毕业就进入首都警察厅调查课，从调查员、股长、组长，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升任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自然，调查课也就成为了受特务处“运用”的一个单位。
    接到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赵世瑞却并不感到担心。原来，他早在两个月前，就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安排了一个“内线”。
    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的听差袁露，就是赵世瑞的人。
    袁露，本名詹长麟，1913年生，江苏江宁人，15岁就进入国民政府警卫第一旅，曾给南京警备司令俞济时当过勤务兵，脑子好用又见过世面，同时，参加过“淞沪抗战”，证明也有一颗爱国之心。这样，詹长麟被赵世瑞看中，通过中间人把他安排到日本总领事馆当了一名杂役，并化名袁露。
    由于袁露人聪明，会来事，很快被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看中，让他给自己当听差，这样，袁露就可以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条件，与闻一些机密。
    情报工作，往往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总是“临急抱佛脚”，肯定不是一个好的特工人员，想靠“蒙”是没戏的。
    有的时候，总觉得别人运气好，怎么那么巧，刚好他在哪里哪里布置了个人，我怎么遇不上这种好事。其实不是，真正的高手，讲究“走闲棋，布冷子”，看你有没有这等战略眼光了。天下事，岂是“蒙”得来的！
    所以，情报工作，看似没有搞行动破坏那么热闹，但它却是一切特务工作、或称秘密工作的基础，不会搞情报，是吃不了特务这碗饭的。
    好比田径，被称为体育运动之母，跟这个道理差不多。
    仅仅两个月时间，袁露这步“闲棋”就发挥了作用——6 月 8日晚上10时多钟,袁露亲眼看到，藏本英明乘坐日本总领事馆的一辆轿车，往中山陵方向去了。
    赵世瑞心中有了底，他从总领事馆要到了藏本英明的照片，并多方了解他的性格、爱好等等，即于当日在各重要路口、旅馆等地布控。并以宪兵司令部与首都警察厅的名义发出“寻人启事”：“如能将藏本直接寻获者，赏洋 1万元；能知该员踪迹报告后因而寻获者，赏洋五千元。”
    这时，日方还在大肆鼓噪。
    6 月10日的大阪《每日新闻》说：“目下南京对于日本官兵之压迫，非常识之至，中国宪兵队对于日人，皆有便衣侦探跟随，电话亦一一窃听。尤其甚者，6 月 3日今村第三舰队司令官，在中山门受宪兵检查身体之侮辱事件，须磨总领事方向中国警告，故对藏本事件中国之态度，以疑惑观之。”
    6 月1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内阁会议上，煞有介事地声称：
    “藏本事件系在中国国都警备严重之区域公然对我总领事馆员之行为，不论加害者之行为动机如何，实关系帝国威信之重大事件，故须彻底纠缠南京政府之责任。帝国政府保留最后行动之自由，并要求中国自行着手探索藏本。若对于该提议中国政府不表示诚意，帝国政府第二阶段之行动，即从中国为无组织国家之常例，无搜索之能力，我派出之官吏，当举行实力搜索。若达最恶之场合时，当使我陆战队员实力搜索之责任。帝国政府依照惯例，对于关系列国，通知我方所取一切手段为公正妥当。由中国方面或由我实力搜索之结果，判明事件真相后，当使我有吉公使与国民政府开始正式谈判，提出下列之条件一、国民政府之正式谢罪。二、加害者之严重处罚。三、严正之损害赔偿。四、以于将来之保障。”
    日本人还弄了一帮子在南京的日本侨民游行集会，表示“若藏本不寻获，则全体侨民回国。”等等。与此同时，日方将其第三舰队驱逐舰“苇”号、巡洋舰“对马”号等军舰，开赴南京下关江边，卸下炮衣，摆出一副随时准备“开练”的架势，下关附近的大批居民已经开始离家避难。
    一时间，南京城阴云密布，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转眼三天过去了，南京上下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谁都知道，多拖一天，藏本英明生还的希望就少一分。
    蒋介石从南昌前线打电报给汪精卫，要求汪令“首都军警妥慎寻访，使真相早白”。
    汪精卫早已焦头烂额，蒋的电报如同火上浇油，一向温文尔雅的汪精卫，居然当即召集参与侦破的军警宪特，大发雷霆，并指出“查自日本副领事失踪后，迭经严谕迅速查明下落，迄今三日，尚无踪迹。宪兵司令部、警察厅须饬属加紧侦查，务期水落石出，如有怠忽，定当从严惩处，决不宽贷！
”
    实际上，在那个年代，除了上海是个例外，即便是像南京这样所谓的大城市，要想找个人，并不是太难的事。
    主要原因，那个时候的中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大家都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除非是逃难，没有人闲得没事到处乱跑。兼且交通条件远不像今天这般便利，当年，要想出个门是件挺大的事。
    正因为这个原因，当年跟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城市当中没有太多的流动人口，基本属于一个静止的社会。
    所以在城市里，要想查个把人，都不一定需要“片儿警”拿着户口簿挨着个的比对，基本上，到辖区转一圈，就全清楚了。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年陈恭澍“制裁”王克敏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立即离开他借宿的毛万里家。因为他知道要不了多长时间，马上就是一场北平全城的大搜捕。而他由于没有报“临时户口”，一旦被堵在毛家，那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楚的。
    所以他跑到八大胡同，找自己相熟的“姑娘”，“忍”了两宿，即便是在“院子”里，据陈恭澍后来回忆，也遇到了几次检查，幸亏“姑娘”机警，应付了过去。
    等后来一问，果然离开毛家的当天夜里，派出所就带着日本人来查户口。
    这是第一招——户籍管理。
    然后是社会面控制，首先是检查大小旅馆，同样，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宾馆酒店，每家捋一遍，然后派个特务“坐”店、随时掌握情况就是了。
    第三招是交通控制，汽车行（即当年的出租汽车公司）查一查、拉脚的查一查、再把各个交通路口一控制，你说藏本英明是能飞上天去还是能怎么着。
    怪了，三天了，大家真是没闲着，各种招数都使遍了，就是找不着人。
    万般无奈之下，6 月12日，大家又接到了一个新的重点盘查要求，主要针对四类人：“形迹可疑的、外地口音的、形容古怪的、精神不正常的”，上峰有令，凡遇见上述人等，一律严加盘查。
    一时之间，南京上下齐动员，大抓精神病、武疯子，凡街边倒卧、酒鬼、乞丐，皆有藏本英明之可能，皆有严加盘查之必要。
    跟大家一样，赵世瑞也忙乎了三天，而且比他们还加个“更”字——赵世瑞已经三天没睡觉了。
    他为什么干劲这么足，因为赵世瑞有自己的独家线索——藏本英明坐着领事馆的车，往中山陵方向去了。
    虽然这是一条不太确切的消息，而且坐车出去以后，变数还很多，谁知道他在哪里拐个弯，到哪儿去了。
    但总归，这是藏本英明失踪之前的最后一条线索，顺着它往下走，胜似于在马路上跟精神病较劲百倍。
    赵令他手下所有警探着便装在中山陵、明孝陵附近布控。特务做事，与警察不同，他不会大张旗鼓、轰轰烈烈：
    “说，你是什么人！”——只需要拿个小本，带张照片，“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6 月13日一早，消息令赵世瑞极为振奋——明孝陵的守陵人报告，当日凌晨，发现一个40多岁穿西服的人，跑到陵区讨水喝。观其人，虽然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但看上去，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不太像中国人。可是，等当事人反应过来，拿着报纸上的照片去比对时，那人已经走了。
    紧接着，赵世瑞又接到了第二条线索。
    报信儿的是一家小餐馆的老板，他的小店，就开在“中山陵园”和“明孝陵”之间的路上。
    据老板说，今天一早，店里就来了一个客人，虽然穿着西服，可是满脸胡子邋遢，一副很落魄的样子。结果吃完了饭，一摸兜里没钱，于是那人拿出一枚纯金的扣子，说是当做饭钱。
    当时老板说不要，并说“如果您一时不方便，那么下次再给就是了，这样贵重的东西，我不能收。”但是那个人说“不会再有下次”了，还是坚持用扣子付了帐。
    至此，赵世瑞三天来的疲乏一扫而空，当即率大批警员直奔明孝陵，做拉网式搜查。
    到 6月13日中午11点，终于在明孝陵附近的一棵大树底下，发现了藏本英明。
    这时，距藏本英明“失踪”，一共过了 108个小时。
    赵世瑞第一时间将藏本英明送回首都警察厅，交给他的顶头上司陈焯。
    跟我们大家一样，陈焯首先要问的，自然也是那句话：“你这几天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在赵世瑞他们找到藏本英明的时候，已经问过他一次了。当时他说自己想自杀，问他为什么要自杀，则不肯说。
    此时，陈焯再问，藏本英明还是那句话，想自杀，至于其他的，则一律闭口不谈。
    毕竟是高级外交官，他不肯说，总不能强迫他说，陈焯也没什么好办法。
    还是赵世瑞有办法，他认识一个路透社记者，叫赵敏恒，足智多谋，有爱国心。
    赵敏恒自称“青年会”代表，前去慰问藏本英明。藏本感动之下对赵讲了“心里话”，原来他认为自己在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受到排挤，升不上去，很郁闷。出事当天，国民政府外交部有宴会，可总领事须磨不但不让他去，反而让他到火车站去给公使有吉明看行李。藏本英明感到大受屈辱，了无生趣，遂萌生了厌世的念头。
    然而几番”试“死，都没死成，就在无可如何之间浑浑噩噩地过了几天，直到被寻获。
    当天下午 4点，藏本英明被交还给日方。
    藏本英明失而复得，显然是把日本人弄了个“烧鸡大窝脖”，6 月14日，日本总领事须磨硬着头皮去拜访汪精卫，代表日本政府表示感谢。同时要求，为保全日方的颜面，中央社、中央电台及南京各报社等中方媒体，一律不得报道这一消息。对此，汪精卫经与蒋介石商量表示同意。
    孰料，日本人回去就变了卦，声称“中国当局对于发现后疲劳的藏本氏，强制使其陈述，又不使我官员到场”，“身心俱缺乏平静，陈述亦不明了确实，故关于今后之措置，俟藏本之心身回复后，调查事情，再行考虑”。
    幸亏赵世瑞当时留了一手——赵敏恒作为路透社记者，不受中日约定的限制，当即将他采访藏本英明的新闻稿直接发回伦敦路透社总社，顷刻间传遍全世界。
    这一招把日本人给气坏了，据说当时日本外务省情报局长天羽英二在东京的记者招待会上，曾称赵敏恒“不是记者，而是中国的一个恶毒的宣传员。”
    在表面上彬彬有礼的外交场合，这种言辞基本上等于是破口大骂了，当时在场的路透社远东分社总经理考克斯一听就急了，指责天羽英二梅辱记者，侮辱他的同事，两人差点就动手打起来。
    藏本英明于 6月20日被遣送回国，后不知所终。就此，“藏本事件”以最有利于中国的形势结束。
    以目前公开的资料考察所谓“藏本事件”，就只能说到这里了。其他深一层次的，比如藏本英明的“失踪”究竟有无幕后指使？藏本英明的自述有多少水分？日方借助“藏本事件”究竟意欲何为？大家想必会有自己的判断。
    不管怎么样，“藏本事件”最终的戏剧性结局，最起码地，是解决了一场外交危机，解除了密布的战争阴云，甚或，使日方对中国的全面入侵，消弭了其一个最好的借口，这个评价，应该不算过分。以功在国家，1935年，32岁的赵世瑞晋升为少将军衔。这个升迁的速度是火箭式的。
    ——如果从赵世瑞1933年参加特务处工作算起，才用了一年多时间！如果从1925年，赵世瑞考入黄埔算起，仅仅过了十年，赵世瑞就从军校四期步科第二团第六连的一名学兵，一跃而为国民革命军少将！
    整个特务处，在抗战开始以前就当上将官的，只有三位！
    赵世瑞排名第三。
    第二位是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因兼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处长，于1935年夏天晋升少将军衔，但郑介民当上少将的时候，已经38岁了。
    至于他们那位戴老板，由于特务处并不属于军队系统，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基本上属于一个群众团体，“事业单位”，所以根本没有军衔。戴笠要当少将，还要等到三年以后，戴笠以军统局副局长的身份，领少将军衔。
    再比比毛人凤，1934年加入特务处，任“浙警”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上尉军衔。
    1935年，还是以戴笠的提携，毛人凤才调到军委会武汉行营第三科第一股股长，弄了个少校，你看看跟赵世瑞能比么。
    至于特务处的第一个将官是谁，我们后面再讲。
    虽然官运亨通，但可惜天不永年，去台以后，赵世瑞因中风于1952年去世，仅活了49岁。
    至于日本总领事馆的杂役袁露，在抗战开始以后，还有一番惊天动地的作为。以后再说。

    按：“藏本事件”的真相被抖搂出来以后，知名人士杜重远先生曾抓住不久前发生在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叶木华被杀一案做对比，猛烈抨击国民政府的软弱无能，笔锋极为犀利，特附录于后。

叶木华与藏本英明

杜重远

    五月二十四日，中国留日学生叶木华君，在长崎市路过日华商业学校街前时，被该校学生渡边龙雄蹴球打中叶身，发生争执，渡边竟出短刀刺叶胸部致死。后来经我方领馆一再交涉，仅以长崎县长名义道歉了事。不到兼旬，日本驻京副领事藏本英明忽以失踪闻。于是日方电通社诬我有意谋杀，日舰数艘驶京示威，驻京日侨开大会议决，如藏本无着落，则以全体退出南京相要胁。我方则朝野震骇，手足无措，军警四出，大索数日。
    结果才知道这位藏本先生吃饱饭没事干，竟在紫金山捉迷藏。拿这眼前的两件事对比一下，记者因想叶君何不幸而投胎到中国来，更何不幸而留学到日本去。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惨杀其代价不过长崎县一纸空文，赠以“遗憾”二字。
    另一方面藏本又何幸而投胎为日本人，更何幸而服官在中国，一时心血来潮，遨游市外，竟忙坏了几十万的军警，惊扰了几百万的居民。好在紫金山的狼虎有眼，未敢照顾这位尊客，一场风波，总算平安过去。否则尸身无着，事态扩大，说不定牵动了欧亚全局，重演世界大战。古人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平时我不知道二语作何解，现在就叶君和藏本两事，才得到实证了。
    有人说，叶君不过是一个学生，藏本是一位外交官，两人的身分地位不同，何可相提并论。但是假定叶君是一个日本人，在上海给中国人打死，你想这事情会闹成怎样吗？那东京政府就非立即添派几只军舰，到中国各海口示威不可。这事情就马上化为重大的国际事件。反之如藏本是在日本的中国副领事，那么即使有了失踪的事情，中国断不能把责任诿卸到日本头上。日本警察即使帮同搜寻，也只是道义的关系，断不能小题大做。
    而且事后也许日本要向中国政府问罪，说是不应该派一个疯疯癫癫的外交官来日本呢。
    现在这两件事总算了结了。叶木华算是白白送掉一条命。
    藏本算是给中国军警找到，现在回日本去了。但单从这两件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是处在一个什么地位。
    本来政府是保护本国人民的，但是中国政府却是以保护外国人为其主要任务。叶木华事件，不必说，就是最近几年中，在上海，天津多少中国人遭日本有组织的绑架杀害（上海五洲药房经理项松茂君的遇难，即是一例），我们不曾见到中国政府向日本有什么要求。中国的外交官蔡公时，被日本军队杀死，后来到底有什么结果呢？
    也和叶木华一样地白死罢了。但是因了藏本事件，却把南京文武官吏，一个个闹得手忙脚乱，仿佛大祸临头一般。自然，我们是弱国人民，活该倒霉。但是从前清直到现在的媚外惧外的心理，难道竟不能改变一点吗？
    原载《新生》1934年 6月23日第 1卷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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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2）
16、蔡孟坚与“顾顺章案”（1）
17、蔡孟坚与“顾顺章案”（2）
18、电讯专家魏大铭与特务处通讯网的建立
19、兵不血刃，敉平“两广”（1）
20、兵不血刃，敉平“两广”（2）
21、西安事变：箭在弦上
22、西安事变：捉蒋
23、西安事变：军统活动
24、附：西安事变：周恩来调停
25、附：七七事变
26、附：29军浮沉录
27、附：萧振灜的三级跳
28、七七事变前后军统的布局
29、附：宋哲元的决心
30、附：29军退出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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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蔡孟坚与“顾顺章案”（1）

    “顾顺章”这个案子并不是军统破的，蔡孟坚也不是军统的，不过，谈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秘密战，这个案子似乎是绕不过去的。
    简单说说吧。
    1927年 9月，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
    这里不得不再简单归纳一下历史，即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的几次迁移，给大家提供点资料：
    上海  1921年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召开，7 月31日在浙江嘉兴南湖闭幕。这个大家熟得都可以背下来了。
    这里顺便说说关于“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由于条件所限，“一大”召开的当时，没有留下很详尽的会议资料，也可能是有所遗失，总之，时过境迁，多少年以后，所有的当事人，谁也回忆不起来当时开会的时间和地点了，只记得是 7月份，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
    1938年 5月，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我党“官方”第一次明确提出把“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从此就一直延续下来。
    但这么重要的事情，总归要搞清楚的。
    有意思的是，“一大”的会址，还是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找到的。
    周佛海是“一大”代表，后来他曾写过一本书，叫《往矣集》，其中很详细地提到“一大”的相关情况。当时，其妻杨淑慧也在上海，还曾经参与过“一大”的会务工作。因此，解放后，上海市委宣传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杨淑慧。
    办法也很简单，找个车拉着杨淑慧满上海的跑，跑了足足一个月，终于找到一处房子很像，于是拍了很多照片，请董必武同志辨认。最后终于确定下来，即当时的“兴业路 76、78 号”、1925年叫做“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 3号”、今天的“上海市黄陂南路 374号”。当时房子已经改得面目全非，家具也挪了位，我们今天看见的都是后来恢复的。
    至于开会时间的最终确定，则依赖于陈公博的回忆。
    开会到最后一天的时候，遇到了军警搜查，于是大家紧急疏散，当晚，陈公博住进了上海“大东旅社”，据他后来回忆：当天夜里，他的隔壁曾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死者是一位年轻女士。
    当时上海的传媒业已经非常发达，这么轰动的事肯定会有报道。一查当时的报纸，果然如此：
    1921年 8月 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
    同日，上海《申报》刊载：《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往前倒推，最后推算出了“一大”开幕时间为 7月23日。
    “一大”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中央机关一直设在上海。
    湖北武汉  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次年初，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同时，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等中共中央领导率中央机关从上海迁至武汉。
    上海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两次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武汉已无立足之地。“八七”会议之后，同年 9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回上海，转入地下工作状态。
    江西瑞金  1931年 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同年 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中共中央遭到严重破坏，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重要成员周恩来亦被迫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
    此时，由于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到半数，且主要负责人不在位，因此经共产国际指示，1931年 9月，在上海成立了临时党中央，由博古以“总负责人”的名义负责，当时，他连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是。从此，博古这位年仅24岁的年轻人走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直到1935年 1月的遵义会议。
    到1933年初，博古等临时中央的领导人相继离开上海来到瑞金，“红都”瑞金成为临时党中央的所在地。
    陕西子长县瓦窑堡镇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并于12月17日至25日在当时的安定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从此到1936年 6月，瓦窑堡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同时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政府和西北军委（中央军委的前身）所在地。
    陕西保安  1936年 6月，中共中央机关由瓦窑堡移驻陕西保安。
    陕西延安  1937年 1月，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至延安。从此另一个“红都”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达十年之久。
    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  1947年 3月，内战开始，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到1947年5 月，中央机关进驻河北平山西柏坡村。
        北京  1949年 3月25日，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建国后恢复原名北京。
    前面说了，1927年 9月，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以后，随即转入地下工作状态。
    为适应当时严酷的形势，保卫党中央的安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就是周恩来。后来又成立了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
    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不言而喻，首先是保卫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另外还包括情报工作，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特务，等等。
    这其中，我们了解最多的，自然是惩办叛徒特务，也就是所谓“行动工作”，这项工作，归“特三科”，负责人就是顾顺章，另外还有康生（那时他还叫赵容）等。
    我们都知道，陈赓同志原来也做过秘密工作，不错，陈赓同志是“特二科”负责人，负责情报工作。
    另外，还有负责总务、后勤的“特一科”，负责人中，就包括参与处决顾顺章家属的洪扬生。
    还有负责交通、通讯的“特四科”，负责人是李强同志。
    李强同志是中国无线电台的先驱，解放后又成为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人。改革开放后来被调到外贸口，美国“可口可乐”的生产线，就是李强同志主持引进的。
    这其中，最出名的，自然就是顾顺章了。
    顾顺章，生于1903年，上海宝山人。顾顺章本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一个工人，后加入青帮，以好勇斗狠而闻名，在身边的工人中享有很高威望，后当了工头。
    1925年，顾顺章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后进入上海市总工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顾顺章任工人稽查队队长。
    1927年，顾顺章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 6月，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长期在上海与周恩来领导中共秘密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学习苏联的经验，主要在城市中开展工作，广大工人成为同盟军的主力，因此有一段时间特别强调工人的作用，提拔了一批工人出身的干部，而且是火箭式提拔，一下子就从基层干部成为中央领导，顾顺章就是这样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
    更典型的还有向忠发。
    1928年 6月18日至 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居然在国外召开，足见其时国内的政治环境已经险恶到了何等地步！
    经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向忠发，生于1880年，湖北汉川人。
    1926年夏秋，向忠发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在“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到了“六大”，向忠发更一跃而成为党的主席。
    仅用了两年时间，向忠发便完成了从党的一名基层领导干部到“一把手”的飞跃。
    这时，向忠发已经快50岁了，在当时一派年轻人的政坛，也算是一个“另类”。
    1926年，顾顺章和陈赓等人被派往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所谓“格别乌”学习特工技术。
    也许是有这个天份吧，据说顾顺章在这方面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用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其前身为“中统”）资料室主任万亚刚在其《特务大师顾顺章》中的话说：
    “顾顺章在苏俄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凭他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回来。文的方面：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武的方面：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可说是全能特务，够得上称为大师。在他以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因此，顾顺章很快就成为了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在大上海叱咤风云，从无失手。
    1931年 1月 7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召开，这就是著名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了。
    说他著名，是因为在这次全会上开了一个特别不好的先例，即苏共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粗暴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选举，使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工作。
    米夫，1901年生，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毕业。1925年，年仅24岁的米夫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所以，从名义上讲，米夫虽然是王明的老师，但年岁却比他的中国弟子们大不了多少。后来米夫又升任校长，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
    早在1928年的中共“六大”上，米夫就想扶植王明进入中共高层，但没有成功。1930年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再次来华，半强制地要求中共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不仅如此，连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都是米夫代替中共领导层决定的。
    不仅如此，在会议进行当中，米夫未经中共中央，亲自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名单。最终，原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跃而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于有米夫这位庞然大物的支持，王明实际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
    在苏联1937年的“肃反”，米夫被打成反革命、打成“托派”，并于1938年被无情地枪决，仅活了37岁。
    王明，生于1904年，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由于王明俄语好、马列学得好，很快成了米夫的得意门生。
    王明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佼佼者。
    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到底是哪29个人，说法不一，比较通行的说法是：
    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何克全（凯丰）、杨尚昆、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多是些才华横溢的人，共同特点是俄语好、熟读马列经典，讲起话来激情四溢，每每俄语、英语脱口而出，极富感染力。唯一的弱点就是比较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对苏联的了解超过对中国的了解，脱离实际比较远。
    最要命的，这些人并不把这个当缺点，反而觉得天下只有我懂马列，别人都是“土包子”。殊不知，中国的事情，用“土包子”的方式来处理，往往更管用。
    王明于1929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红旗》报编辑，正是在此期间，王明写出了他那本著名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后来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这个名字更加著名。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在王明的提议下召开的。
    王明掌权以后，痛感自己以及他身边的“小圈子”回国时间太短、资历不够、根基太浅，于是提出了“系统地改造党”的方针，派出了大批“中央代表”到各地去“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机关。
    所谓“系统地改造党”是个什么含义呢？
    据《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的规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当地( 当地党委 )是错了的时候。所以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则在公开的领导政权的党中一般的都是由当地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两种组织绝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
    说白了，就是保证王明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党的各级、各层都能够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
    前面说过，1931年 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由于当时周恩来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任军委书记，在周恩来未到任前，曾由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
    实际上，周恩来，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派到中共苏区的“中央代表”。
    同样，张国焘则被派到了鄂豫皖苏区，扮演同样的角色。根据《中央关于鄂豫皖省委的决议》：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
    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当时鄂豫皖区还保有较多的立三路线的残余，负那个区域领导责任的曾钟圣( 曾中生 )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线的拥护者，我的同志们觉得我去那里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是游刃有余的。我自己也觉得我对那一带的情况较为熟悉，而且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在，我为之向往。”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即最初的决定，是周恩来去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则去中共苏区，后来大家一致认为鄂豫皖苏区更需要加强工作。而周恩来不能马上到位，还是由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为好，包括周恩来自己，也持这种态度。
    所以后来有人说，幸亏是秉性相对比较恬淡的周恩来去了中共苏区。如果换成张国焘前去主党，遇见与主政的毛泽东，以其二人同样的强势性格，再加上本来就互相不大看得顺眼，不知何以相处。
    1931年 4月 1日，张国焘和陈昌浩离开上海，顾顺章将他们护送到武汉，并交给了鄂豫皖苏区派来接头的秘密交通员。
        正是在武汉，顾顺章遇到了他的“天敌”——蔡孟坚。
    蔡孟坚，1905年生，江西萍乡人。
    蔡孟坚“出道”甚早，1923年，还在萍乡念中学的时候就加入了国民党，后考上青岛大学，毕业以后，蔡孟坚于1928年投笔从戎，参加了“二次北伐”。

    按：“二次北伐”，又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词。因为这是国民党自称的，我们这边并不承认。
    1927年 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北伐到此中止。4 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自说自话”地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这话一说又远了，以后再说吧。
    8 月25日，“宁汉合流”。1928年 2月，南京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限期完成北伐”，蒋介石仍为北伐军总司令并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
    1928年 5月，北伐军迫近京津，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掌权者、统治北京的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 6月 3日退出北京，返回老家东北。次日，在皇姑屯被炸死。
    张作霖的死，意味着统治中国长达16年的北洋军阀时代彻底结束。
    6 月 8日，阎锡山部率先进入北京，并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京津卫戍总司令，全权负责接收北京事务。6 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
    6 月15日，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二次北伐”同时宣告完成。
    同年12月29日，以“东北易帜”为标志，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正式纳入国民政府版图。

    接着说蔡孟坚。参加“二次北伐”之后，蔡孟坚投入“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手下，成绩斐然，很快就收编了北洋军阀的一个师，并将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9师，开到烟台加入作战。此事得到了蒋介石的专电嘉奖。
    可能也是由于太年轻吧，缺乏“革命”斗争经验，23岁的蔡孟坚被人家“涮”了一道，刚反正过来的那个“第49师”师长旋即复叛，差点把国民政府派来接管烟台的几十名“中央”大员“连锅”端掉。幸亏蔡孟坚警觉，在最危急的关头，把这些人救了出来。
    事后追究此事，蒋介石亲自与蔡孟坚谈话，了解情况，蔡据实相告。
    因缘时会，正是这一次谈话，蔡孟坚得到了蒋介石的特别赏识。用他自家的话说：“蒋公认我无经验而有冒险爱国心，当时独赏我三千元，嘱我稍事反省。”

ys1937

续

    蔡孟坚从此“简在帝心”。
    “反省”了几个月，蔡孟坚找到蒋介石，要求安排个工作，蒋把他交给了陈立夫。
    陈立夫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见到蔡孟坚之后，陈当即叫来“中央党部调查科”科长徐恩曾，介绍他俩认识。

    按：徐恩曾，生于1896年，浙江吴兴人。
    徐恩曾也是著名的大特务了，比起戴笠来也不遑多让。但他们俩的出身、经历可不一样，简直是天壤之别。
    戴笠出身社会最底层，徐恩曾则是富家子弟。
    戴笠读的是“社会大学”，徐恩曾可是正牌的大学生，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后来又到美国学习电机工程。
    所以，军统跟中统的路数不太一样，彼此长处、短板也有很大区别。
    军统办事，往往“邪招儿”多得出奇，邪得一般人想不出来；中统的人，则多少有些书生气。所以中统跟军统较劲，经常吃“暗”亏，两边打架，挨揍的一般都是中统。
    所以，搞军事情报、杀人越货，那是军统的拿手好戏，但是要讲“党派斗争”（不仅是针对共产党，一切党派的活动，均在中统的视线之内），中统还是颇有些独到之处的，不是浪得虚名。
    这些，跟这两个“掌门人”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一个是“打流”出身，能一样得了么？

    徐恩曾跟陈果夫、陈立夫是表兄弟，比陈果夫小，但比陈立夫大几岁。
    所以，徐恩曾回国以后，就投到了表弟陈立夫手下，由于他的工科专业背景，所以一开始是搞后勤行政的，做“中央党部”总务科科长。后来，其特工潜质逐渐显露出来，成为“中央党部调查科”这个国民党党务系统最大特务机构的负责人。
    陈立夫对徐恩曾说，这位蔡孟坚先生，是蒋先生介绍来的，暂且算你那儿的人，但不归你管。他的工作任务，由我和蒋先生直接安排。
    陈立夫虽然比徐恩曾还小几岁，但却是他的顶头上司，他的话，徐恩曾自然奉命唯谨。
    不久，蔡孟坚就为蒋介石立了一大功。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秘密策反了冯玉祥部驻许昌的师长任应岐。
    任应岐，我们在讲“吉鸿昌案”的时候曾经说过，大家应该还记得。
    蔡孟坚被蒋介石派到任应岐处，负责与“中央”的联络。
    据蔡孟坚回忆：
    “某日，冯玉祥总部派传令兵，给任应岐密送新发的密电本。密电本的前页，列有其部各军、师电台的密号。当时，参谋处全部官兵集中，由冯玉祥总部点名发饷。传令兵催给密电本的收据，我从桌上拿起日戳，加盖收条。我将密电本秘藏身内，即到附近的许昌英美烟草公司。我见该公司收烟叶的车辆只要插英、美国旗，照例可通过双方对阵的战线。我即请求通融乘坐该公司烟叶车，前往马牧集经商，竟得允许。我乘便车，安全到达。我见到蒋公总部的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特将密电本托毛庆祥面呈以火车作活动办公地点的蒋公。毛庆祥即告知，蒋公对密电本非常重视。而后，我方参谋处传出：利用该密电本，各军、师番号用敌军总司令的名义，调动敌军部队。因此，我方连收胜果。”
    蔡孟坚弄的这一出，堪比“蒋干盗书”了。不过，蒋干是个大傻子，被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
    蔡孟坚可不一样了，正如蒋介石所说：“你取来的密电本，胜十万军队，中原大战不久可结束。现在第一个敌人打倒了，要应付第二个敌人。”
    蒋介石所说的“第二个敌人”不问可知是共产党。蒋说：湖南、湖北的共产党活动很厉害，彭德怀占领了长沙，武汉也三天两头闹暴动。所以派你做“两湖特派员”，驻武汉。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蒋介石同时电告陈立夫，令其转告武汉行营：“蔡孟坚对共党有生杀权。”
        蒋介石没有看走眼——25岁的蔡孟坚，将在武汉成为一名“铲共专家”。
    1930年 8月，蔡孟坚抵达武汉，就任“两湖特派员”。
    此时中原大战已经爆发，原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被蒋介石调任第三军团总指挥，接任的是何应钦。
    蔡孟坚前去拜谒何应钦。何对他说：共产党趁着中原大战，在湖南湖北两地实行“李立三城市路线”，来无影、去无踪，目前采取的是“即捕即杀”的办法。

    按：何应钦口中的“李立三城市路线”，在中共党史上称为“立三路线”。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生于1899年，湖南醴陵人。李立三长期做劳工工作，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并且，南昌起义也是由他首先向中央建议的。
    在中共“六大”上，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随后任中央宣传部长兼秘书长，从此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
    1930年 3月，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去莫斯科出席“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由李立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当时适逢中原大战，李立三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可以乘机夺取全国的胜利。
    1930年 6月，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点名批评了毛泽东，而且口气还非常严厉：“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红）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
    6 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且满怀豪情地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
    6 月15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再次严厉地批评毛泽东等：“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
    “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 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
    “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
    “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朱德被迫去打大城市南昌、9 月又去第二次攻打长沙，也没打下来。
    在此之前的1930年 7月，彭德怀曾率领红三军团，趁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国民党军队第四路军总指挥去湘南追击桂系部队之机，第一次攻打长沙，并占领了一个月时间，8 月撤出。
    两次攻打长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之一是——何健为了报复，于1930年11月14日，杀害了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同志。
    后来，朱、毛转而进攻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吉安，一举攻克，并在吉安建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9 月24日，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随后被免职，并被派往苏联学习。
    “立三路线”维持了仅仅三个月，但中国共产党和李立三本人，都为这三个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所谓“即捕即杀”——按照武汉警备司令部颁布的《戒严条例》，共16条，凡触犯其中任何一条即可处以死刑。
    蔡孟坚很谦虚地说：“蒋公”临时把我从中原战场上抽调出来，到武汉镇压暴乱。但对付共产党，我没有什么经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我希望能与被捕的共产党谈一谈，才能了解他们的行动策略。
    对此，何应钦也表示认可，并说他也觉得目前这种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枪毙的做法，确实不好。
    于是何当时就拿起电话问“军法处”，有没有现成的共产党可供讯问。一问说有两个，明天就要执行枪决。
    蔡孟坚第一时间找到二人分别谈话。他的审讯别开生面，不像别人那样剑拔弩张，动辄大刑伺候。而是用拉家常的方式，令人感到比较舒服，很快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俗话说“软刀子杀人”，二人很快被蔡孟坚这把“软刀子”剌开了口子，供认一个叫宋惠和，另一个叫陈谦。
    宋惠和，1907生，化名周大烈。湖南湘潭人。
    宋惠和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到武汉以后，历任任共青团湖北省委组织部长兼阳夏区委书记、汉口区行动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叛变以后，宋惠和为蔡孟坚制定出了一个“实施现场捉共办法”。
    所谓“实施现场捉共办法”其实十分小儿科，就是我们在《红岩》中看到的那一套，即每当有共产党叛变之后，就给他配备几个便衣特务，随着叛徒满大街溜达。一旦遇到原来的的上下级或联系人，马上由特务现场逮捕。
    蔡孟坚又去找何应钦，对他说，现在有这么一个办法，我认为可行，但我是一个人来的，无人可用。
    何应钦当即表示，他认识上海的一个洪帮大爷，此时正在武汉，可以让他找些人供你驱使。
    不久，蔡孟坚就组成了一个20多人的班底，除了洪帮分子以外，宋惠和、陈谦二人成了蔡孟坚的左右手。
    很快，这个“小儿科”的办法就收到了成效。
    据武汉党史资料记载，仅 9月到12月的 4个多月时间里，就有 100余人被捕牺牲，其中包括长江局总行委委员兼汉口区行动委员会书记秦了君、武汉市委代理书记郭士杰、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沈绍藩、湖北省总工会主席孙良惠、中共纺织产业工委书记吴芳、武汉市委常委郑德辉、市委书记陈洪周、长江局委员兼秘书长张采真、长江局共青团负责人袁树人等同志。
    同时，武汉市委秘书机关( 汉口合兴隆杂货店 )、武汉市委会议机关( 汉口方正里 8号 )、长江局秘书机关( 汉口湖南街 5号 )、长江局接头机关( 汉口第一宾馆26号 )、长江局接待机关( 汉口中山路新成里 )、长江局印刷机关( 汉口张美之巷 6号 )等秘密机关被全部破坏。
    由于从省市委到基层党组织均遭破坏，1930年12月，中共中央被迫决定撤销长江局。

    按：这里所说的“长江局”并不是抗战以后成立，曾由王明担任负责人的那个“中共中央长江局”。

    1930年 7月下旬，为实现李立三提出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建立中央派出机构——中共中央长江局。主要工作是：“组织武汉暴动，准备在武汉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集中红军进攻武汉、长沙、南昌、九江、信阳等中心城市；组织地方农民暴动与武汉暴动配合；组织兵变与兵暴，配合武汉暴动。”
    中共中央长江局由项英任常委会书记。8 月 7日，长江局与中共湖北省委“合并”，党团组织“统一”，成立长江局总行动委员会，简称总行委，书记仍为项英。
    所以，叛徒宋惠和，被捕前正是秦了君的直接下级，属于中共中央长江局的一名基层负责人。
        这一下，初出茅庐的蔡孟坚声名鹊起，短短几个月，俨然以“铲共专家”的面目出现在武汉三镇。
    “实施现场捉共办法”仅仅是蔡孟坚的“三部曲”之一，后面还有之二、之三，当然，在当时，蔡孟坚自己并不知道、
    1930年底，一个共产党叛徒，指使特务在武汉街头抓了一个叫华夏的人，逮捕后一审，还真是共产党。再往深了问，华夏不肯说了，只是说，叫你们的“铲共”负责人亲自来谈。
    蔡孟坚当即“闭门审讯”，这一审，还真审出了一起“惊天巨案”。
    被捕的华夏，真名叫做陈华，真实身份是中共汉口区委书记。
    原来，1930年11月，中原大战以蒋方大获全胜而告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会后巡视武汉。汉口工商组织准备联合举行“讨逆胜利大会”，蒋介石将亲自出席并演讲。
    据陈华供认，共产党已经打入大会的会务组，并主管分发入场券。他们拿到两百张，这两百张票，他们将从湖北各地分头来到武汉，并分组进入会场，每组 5人，当蒋介石上台后，大家一起向台上投掷炸弹。
    不问可知，蔡孟坚当即令手下展开全城大搜捕，同时报告何应钦。因此，陈华的叛变，不但令刺蒋行动彻底告吹，反而使多名共产党员被捕。
    蒋介石听了何应钦的报告，大为高兴，当然，他不仅是因为自己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笔者相信，这种简单的所谓刺杀行动，头脑简单的热情多于冷静严谨的设计，根本奈何不了蒋介石。
    老蒋的身边，先不说有多少护卫——仅仅戴笠，从特务处成立的开初，就将自己手下的黎铁汉派到了老蒋的身边。
    黎铁汉，1904年生，广东海南定安人，军校二期步科毕业。
    黎铁汉跟郑介民是同乡，又是军校二期同期的同学，但他却不是郑派的人。
    黎铁汉的资格很老，第一、第二次东征和北伐他都参加过。
    我们知道，黄埔早期的学生，尤其是一、二两期，只要是“挺”过了北伐的，几乎个个是国民革命军“名将”。如果是我们这边的，元帅、大将，也不在话下。
    原因何在？
    因为第一、第二次东征太残酷了！
    前几期的学生，在第一、第二次东征的时候，都是以学兵的身份，直接编入作战部队去打仗的——枪子儿无情，他可不管谁是蒋校长手下的“天之骄子”，只要是一枪命中左胸，管你是军校学生，还是长官的马夫、勤务兵，一样“回家”！
    所以军校早期的学生，在第一、第二次东征中大量牺牲，侥幸活下来的，后面跟着还有平定杨、刘叛乱、还有同样残酷的北伐。这个时候，早期的学生，都成为了下级军官，即便如此，牺牲的概率依然很高。
    最典型的，当属革命军人的典范——曹渊。在武昌城下，年轻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曹渊以最军人的方式、死在了胜利前夕。
    所以，后人往往只看到军校早期学生中惊人的“成材率”，但往往忽视了有句话叫“一将功成万骨枯”。
    所以，黎铁汉能从第一、第二次东征和北伐的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真的不容易。
    别人都不说，就以他的同学郑介民做比，同样是军校二期学生，1925年，黎铁汉去参加东征，郑介民呢？
    人家到苏联上大学去了——郑介民也是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出来的，政治经济学专业。
    一学就是两年，1927年 8月，郑介民回国，这时，蒋校长的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立，郑介民又跑到陆军大学将官班去了。三折腾两折腾，复兴社成立，郑介民成了特务处副处长了，就这人家还不愿意呢——上头还有个六期的戴笠，觉得冤！
    说那都没有用！黎铁汉也不是一般人，从军校毕业当排长、连、营、团、旅，一步不落，到1931年，任国民革命军第88师副旅长。
    1932年，黎铁汉进入特务处，被戴笠看中，1933年 7月，戴笠将黎铁汉推荐给蒋介石，任“随节工作组”组长，专门负责对蒋介石的保卫工作，公开职务，叫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警备组长。
    俗话说，“宰相门前七品官”，何况是蒋委员长门前的官，这个“侍从室警备组长”听着不起眼，一个“组长”而已。
    然而，这个“组长”是少将级。
    就此，黎铁汉一步登天，成为国民革命军少将，年仅29岁。
    黎铁汉是戴笠的特务处中，第一个晋升为将官的。
    以年龄论，特务处（包括后来的军统、保密局）最年轻的将官，当然是大家都知道的沈醉，1942年，沈醉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年仅28岁。
    但沈醉从1932年参加工作，到1942年晋升少将，用了整整十年。
    黎铁汉1925年进入黄埔，仅用了 8年时间即成为将级军官，这个速度，在军统排名第一。
    这个时候，他的同学兼上级、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公开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上校参谋，驻北平，刚刚指挥特务处北平站刺杀汉奸张敬尧。
    至于戴笠，前面我们说了，此时根本不具有国家公职人员或者军人的身份，军衔云云，那是根本谈不上了。
    戴笠这点很好，要权力不要名义，他有很多担任公开职务的下属，都比他提得快，很早就成了将级军官，但戴笠依然安之若素，不以为意，他的这些下级，也依然把他看做“戴老板”。
    也是一种本事！
    有黎铁汉这等人物，给老蒋做警卫，不是轻易可以相与的——据记载，蒋介石曾 4次遇刺，均有惊无险，跟安保工作的严密，是有关系的——特别是相比于汪精卫和杨永泰！
    当然，事情都不是绝对的，西安事变，老蒋不是照样做了阶下囚！
    直接针对蒋介石的刺杀案件，被蔡孟坚破了，而且证据确凿，而且距蔡孟坚到武汉履新仅三个月的时间——可想而知，对这个25岁的年轻人，老蒋的心中，有多么嘉许！
    有的时候，能够赏识别人，也是一种成就，也能获得成就感！
    老百姓，以得到别人的赏识为荣。
    当长官的，则以能赏识别人为自己的成就。
    蒋介石当即电令蔡孟坚到庐山汇报工作——此时，蒋介石正在对我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
    蔡孟坚到庐山晋见蒋介石，老蒋特地偕夫人宋美龄一起接见，听了蔡孟坚的汇报，蒋介石大喜，当即发出“手谕”，晋升蔡孟坚为武汉行营少将参议。
    25岁的蔡孟坚，参加工作仅两年，就从一个“新大学生”成为国民革命军少将。这个速度，黎铁汉、沈醉、赵世瑞一比，可就相形见绌了。
    不过不能这么比——黎铁汉等人的后台，不过是一个“群众团体”的负责人戴笠。而蔡孟坚身后站着的，却是民国第一人！
    不过，“武汉行营少将参议”，是一个虚衔，拿少将的工资，并没有什么权力。
    稍后，武汉行营成立侦缉处，蒋介石亲自到武汉，指定由蔡孟坚任处长。“真除”少将，这可是实打实的。
    同时，蒋介石奖励蔡孟坚现大洋一万。蔡孟坚没有忘记他这一万块钱怎么得来的，他以原来手下那些帮会分子和叛徒为主，组建了侦缉处，同时把奖金分成两部分，帮会分子和叛徒各奖励一半，自己则分文未取。
        这是蔡孟坚“铲共”的第二部曲。
    在“铲共”的第三部曲之前，蔡孟坚还遇到了一次危险，险过剃头。
    原来，蔡手下以陈华为首的几个“自首”分子，准备杀掉蔡孟坚，重回革命阵营——他们对蔡说，打算在武汉办一份报纸，名字叫做《醒报》，意思是“唤醒共产党”。
    蔡孟坚当然很高兴，并答应参加他们的“创刊”筹备会。
    于是，这几个人在汉口丰寿里 7号找了间房子，预先准备了菜刀，打算届时用打麻将的声音做掩护，杀掉蔡孟坚。
    这天是1931年 1月22日。
    可巧了，当天晚上蔡孟坚也在玩牌。请客的是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临时整理委员会”委员单成仪，先吃饭后打牌。
    单成仪，1902年生，辽宁庄河人，军校四期步科入伍生队第一团第八连。
    这个连里，比较有名的是徐志道，1949年 1月，蒋介石“引退”，返回浙江奉化老家，毛人凤也辞去保密局长职务，指定徐志道为局长。李宗仁要放张学良、杨虎城，找到徐志道，结果徐说他根本就不知道张、杨关在何处，把李宗仁气得够呛。
    与徐志道不同，单成仪是中统分子，而且是老牌的中统特务了。抗战胜利之后曾任中统东北区“总督导”，即中统在东北地区的最高负责人，中统改组为“中央党部党员通讯局”之后，续任党通局东北区总督导。
    更巧的是——单成仪的家，就离大家准备“做”掉他的现场——汉口丰寿里 7号仅隔一条胡同。
    宋惠和——这时已经是蔡孟坚的秘书，来请蔡孟坚去开会——蔡孟坚也不知道怎么了，忽然变了卦，对宋说我不去了。
    多少年以后，蔡孟坚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也没有说清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只是说当时输了13块钱，可能跟这个有关系，玩得兴起，不想去了。
    这个话，可能是真，我们都玩过牌，无论是输是嬴，有的时候，确实是欲罢不能。
    不过，从蔡孟坚的个性看，这是一个工作十分敬业的人，不大可能因为娱乐、应酬等等而放弃工作。另外，上次老蒋给的一万块钱，蔡分文未取，都奖励了手下，区区13块钱，蔡岂能放在眼中！
    现在看来，蔡极有可能当时已经有了警觉，或者是已经得到了情报，明了对方的意图而做好了必要的处置。
    当晚10点来钟，隔壁胡同里传出了宋惠和的呼救声，蔡孟坚迅速赶到现场，发现宋浑身是血躺在地上。
    蔡孟坚当即通知武汉警备司令部封锁所有车站、码头，进行全城大搜捕，果然在一条去往上海的船上，抓回了他那 7个手下。
    原来，对方早就买好了当晚11点的船票，打算杀掉蔡孟坚之后马上逃往上海，结果因苦等蔡孟坚而不至，一怒之下，将死心塌地追随蔡孟坚的宋惠和给宰掉了。
    这回，蔡孟坚不再心慈手软，将 7人交军法处审讯后，全部问成死刑，择日枪决。
    处决之前，7 人中有一个人，从监号中辗转托人送出一封“血书”，发誓效忠于蔡孟坚，表示愿意继续用“游街抓共”的方式，为蔡孟坚“再立新功”。
    蔡孟坚考虑再三，可能是觉得反正你也逃不出我的手心，于是就同意了，放了这个人一条生路。
    当然，蔡孟坚不会想到，正是这个人——将一个几乎能改写国、共两党历史和命运的机会，交到了自己手中。
    这个人，就是尤崇新。
    尤崇新，据上海地方志记载，其本名游无魂，“尤崇新”是其化名，另外，“吴浑”、“郁伍文”、“梅卿”也都是其化名。鉴于大家看到的多数文献均称其为“尤崇新”，那么我们也从众好了。
    尤崇新是江苏人，1925年参加革命，并积极投身于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从1927年11月到1928年 1月，尤崇新曾担任了三个月中共沪中区委书记。
    中共沪中区委是为了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而专门建起来的，1927年 3月 7日成立，最初叫中共公共租界（沪中）部委，后改为中共沪中区委。
    尤崇新是中共沪中区委的第三任书记，其前任张耘，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康生。
    1927年 6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上海区委，由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所以，大家会看到，有的文献中说尤崇新是中共江苏省委干部，就是这么来的。
    1930年秋，尤崇新被调到湖北工作。11月，中共中央长江局重新组建武汉市委，市委书记就是尤崇新。武汉市委下设汉口、武昌区委和汉阳三个区委，前面讲到的叛徒陈华，叛变之前就是汉口区委书记。
    1931年 1月，尤崇新被捕，旋即叛变。后参与了杀死叛徒宋惠和的行动之后，尤崇新与其他 6人再度被捕，准备择日公开枪决。在此之前，尤崇新咬破手指，给蔡孟坚写了一封血书。
    这个时候，据蔡孟坚回忆，“此时已接近五一劳动节”，推算时间，估计应该是 4月的中下旬左右。
    没有过几天，尤崇新就给蔡孟坚送上了一份惊喜，蔡孟坚“铲共”的第三部曲就此开始。

ys1937

17、蔡孟坚与“顾顺章案”（2）

    1931年 4月24日，顾顺章被捕，地点是在汉口特三区小高尔夫球场附近。
    当时顾顺章胳膊上还缠着块白毛巾，似乎是正在准备与什么人接头，结果被尤崇新撞见。
    前面说过，尤崇新参加过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而顾顺章恰恰是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彼此很熟，所以一眼就认出来了。
    当即指示随行的特务，“此人是上海暴动总指挥”，顾顺章就此被捕。
    但是，尤崇新并不知道，此时的顾顺章，已经属于“中央领导”了。
    两人同为1925年参加革命，几年下来，顾顺章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了；而尤崇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所以对于后来顾顺章的升迁和所从事的秘密工作，不甚了了。
    因此，蔡孟坚得到的报告是，抓获了“上海暴动总指挥黎明”。
    “黎明”被捕以后，态度极为倨傲，直接提出要见蔡孟坚。当时蔡孟坚还挺奇怪，心想我是一个搞秘密工作的，这个黎明怎么会知道我是“国民党在武汉负责人”。
    见到蔡孟坚，“黎明”也不绕圈子，直截了当地说：我叫顾顺章，在中共党内与周恩来是平起平坐的人物，并兼任“上海红色保卫局长”。
    蔡孟坚这一惊非同小可！
    顾顺章是何许人也，不太清楚。周恩来是何等人物，蔡孟坚可是很清楚！“上海红色保卫局长”是干什么的，蔡孟坚更清楚！
    “铲共”居然铲出这样一条大鱼来！蔡孟坚喜出望外。
    那边厢，顾顺章还在大言不惭，要求尽快安排他会见蒋介石，他要跟蒋谈谈“国共两党合作事宜”。
    蔡孟坚听这人说话忒不靠谱，于是建议让他先见一下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顾顺章说：“见了何主任，还是说这几句话。”
    顾顺章自我感觉良好，要见蒋介石，没想到连何应钦都见不上。
    蔡孟坚谒见何应钦，说有这么个人、这么个事。何应钦说我不见，你把他送南京去吧。他不是要见蒋介石么？送他去见！
    于是，循正常的报告程序，蔡孟坚向南京中央党部报告：顾顺章自首，希望能见到蒋委员长，“陈述其解决国、共合作的意愿”。
    据顾顺章后来回忆，他曾经提醒过蔡孟坚，“千万不要往南京打电报”，但为什么不能打，他没有明说。
    蔡孟坚没有理他这个茬儿——也是啊，这么大的事，蔡孟坚怎么可能不报告！
    此举铸成大错！
    次日，蔡孟坚租了一艘小火轮，派一个排的宪兵，押送顾顺章赴南京。自己则于次日乘飞机赶往南京预作安排。
    1931年 4月25日，星期六，中共历史上最紧张的一个周末就要开始了。
    蔡孟坚于 4月26日赶到南京，首先到中央党部去找陈立夫，结果中央党部几乎空无一人——有点身份的人，一到周末就都跑到上海花天酒地去了。
    接待他的，是张道藩——对，就是跟蒋碧薇搞婚外恋的那位，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
    当时俩人约好，张道藩去找蒋介石，看能不能安排会见，蔡孟坚则到码头去接顾顺章，然后送到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地点。
    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地点，在南京中山路 305号——跟军统一样，中统主要负责人的办公地点跟“调查科”的机关也是分开的，秘密设在一个其他的地方，一般不够档次的特务，压根儿就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场所，别说来了。蔡孟坚接到顾顺章之后，就打算把他送到这里来，图的是保密，比较隐蔽。
    此时已经是1931年 4月27日，星期一。
    蔡孟坚接上顾顺章，俩人一块到“中山路 305号”。等车开到门口，新鲜事发生了——
    顾顺章一看“中山路 305号”的门牌，马上说：“这是共产党驻南京的秘密据点，你们赶快把地下党员钱壮飞给抓起来！”
    世间有无数荒唐事，然最荒唐者莫过于此——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地点，居然同时也是共产党的秘密据点！
    蔡孟坚气坏了——你倒是早说呀，现在才说！我打了无数电报，都让这个人给看了！
    这会儿他终于明白了，顾顺章为什么会知道他是“国民党在武汉负责人”——徐恩曾的秘书就是共产党，那人家还有什么是不能知道的！
    但这时顾不上多说废话，马上去抓钱壮飞。
        可想而知——钱壮飞早已远走“壮飞”。
    钱壮飞，生于1896年，浙江湖州人，原名钱壮秋。
    钱壮飞是一个聪慧无比的人。他本是学医的，1919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解放后改为北京医学院，后并入北京大学），在北京的京绥铁路医院当医生。
    钱壮飞曾跟人合伙办过一家电影公司，并自编自导自演过一部电影《燕山侠隐》，这是中国第一部黑白武侠电影。
    他还教过美术、还擅长书法、还精于无线电。
    知识丰富，技能全面——天生一个搞特工的材料！
    1925年，钱壮飞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钱壮飞身份暴露，被北洋政府通缉，只好离开北京。离京之前，钱壮飞将自己12岁的女儿钱蓁蓁送到黎锦晖办的“中华歌舞团”学习歌舞，并拜黎锦晖为义父，从此改名黎莉莉。后来，黎莉莉成为与王人美、胡蝶齐名的电影明星。

    按：黎锦晖，湖南湘潭县人，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先行者。与他的另外 7个兄弟姐妹黎锦熙、黎锦耀、黎锦纾、黎锦炯、黎锦明、黎锦光、黎锦扬，并称“黎氏八骏”
    其中大哥黎锦熙是著名语言学家、中国“注音字母之父”。当年黎锦熙在湖南办报的时候，手下有几个年轻人，帮着做些抄抄写写的事情，其中有几个后来成了名，一个叫田汉，另一个，叫——毛泽东。

    离京以后，钱壮飞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当了一名军医，失去了组织关系。1928年，钱壮飞辗转来到上海，因生活无着，无意中考入了徐恩曾主办的一个无线电训练班。
    当时，徐恩曾正在筹办“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以及“中国无线电商报”，就办了这么一个无线电训练班，招收人才，同时也招电讯特务。
    钱壮飞本就爱好无线电，又多才多艺，很快就引起了徐恩曾的注意，更重要的，钱壮飞与徐恩曾是湖州老乡，有值得信任的基础，就此，钱壮飞逐渐被徐恩曾引为心腹。
    1928年秋，徐恩曾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把钱壮飞带了过去，作为他的私人秘书。
    此时，钱壮飞最需要的，就是同组织重新接上关系，方能决定自己的行止。可是，对于一个地下党员来说，要找到组织谈何容易！
    就在这个时候，仿佛上天的安排——李克农、胡底，同时出现在钱壮飞的身边。
    李克农，1899年生，安徽巢县人。
    李克农的早年，主要在安徽老家搞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因在安徽芜湖从事革命活动，被当时的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通缉，遂潜往上海。
    胡底，1905年生，安徽舒城人，原名胡百昌，胡底是他的化名，取“不知伊于胡底”之意。
    1923年，胡底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在读期间，认识了当时还在北京医学专科学校就读的钱壮飞，成为好友，1925年，胡底与钱壮飞夫妇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跟钱壮飞一样，胡底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钱壮飞办的“光华电影公司”，合伙人中，就有胡底。
    1927年，胡底和钱壮飞夫妇同时被通缉并离开北京，钱壮飞夫妇去了西北军，胡底则去了上海。
    1928年，胡底进入上海影片公司工作，其时，钱壮飞已经成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徐恩曾的秘书。
    很巧，某天，正在上海影片公司影棚里拍片的胡底，居然碰上了化名为李泽田的李克农，当时李克农任中共沪中区委委员（尤崇新曾担任这个区委的书记）。李克农跟胡底是安徽同乡，曾一同在芜湖从事革命活动。
    钱壮飞、胡底，这两个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终于与党联系上了。
    经过胡底的牵线搭桥，1928年11月，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这后来享誉天下的“龙潭三杰”，就在上海影片公司的摄影棚里风云际会。
    都是党员，彼此又是知根知底的好友，从政治上、从友情上，都可以完全信任，钱壮飞讲了自己这几年的情况，以及目前得到徐恩曾的信任，但未得到组织批准，不能擅作主张的苦恼。
    确实，一个共产党员，加入一个具有浓厚特工背景的机构工作，且又得到对方的高度信任和重用，实际上不是什么好事。如果不事先跟组织汇报，并得到批准，日后，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是绝对说不清楚的。
    李克农脑子很快，马上说，你一个人在里面孤掌难鸣，能不能再安插进一、两个人去，以为犄角，互相策应。
    钱壮飞说行啊，目前正好有个机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正在公开招聘，组织上可以利用这个时机，派人打进去。
    实际上，李克农的话不是随便说的。回去以后，他便通过中共江苏省委向中央打了一个报告，建议充分利用这个良好契机，派人打入国民党内部，并且表示自己和胡底都愿意承担这个任务。
    这个方案，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同时决定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组成一个党小组，李克农为组长。
    1928年12月，李克农考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做了一名新闻编辑，不久，经钱壮飞介绍，胡底也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
    1929年12月，徐恩曾任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正式成为一个特务头子。钱壮飞作为他的机要秘书，形影不离，一切文书、电报往来，钱壮飞均有代拆代行的权利。
    要说徐恩曾这事办的也是真够呛，这么重要的岗位，仅凭个人的喜好就决定了。你了解这个人么？你调查过么？这么短的时间，看得准么？就让他替你当家，要说放走几个共产党还不算大事，你徐恩曾脑袋没搬家就算客气了！
    1930年，胡底被派往天津，筹建特务机构“长城通讯社”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同时，根据工作需要，李克农调回中央特科工作，直接上级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并由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与李克农保持单线联系。
    至此，传说中的“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就成了楔在敌人心脏里的一颗“铁三角”。南京、天津方面的各种机密情报，最先过目的，不是钱壮飞、就是胡底，然后分别报告在上海的李克农，再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共中央。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1年 4月24日。
    1931年 4月25日，傍晚。
    像往常一样，勤奋的钱壮飞秘书仍在办公室紧张地工作，替徐恩曾“加班”处理公务。
    此时的汉口，蔡孟坚也在加班，几个小时之内，他连续给徐恩曾发来 6封“亲译”电报。
    所谓“亲译”，我们前面讲过，为了加强保密，往往在一个特工组织的常用密码系统之外，另有一套密码，由这个单位的第一负责人直接掌握，这样，即使发生了泄漏，别人不掌握这个密码，也只能干瞪眼。
    所以，虽然蔡孟坚没有理会顾顺章的警告，依然给南京发了电报，而且发得还挺多。但蔡孟坚做的并没有错，他给徐恩曾发的“亲译”电报，除徐本人以外，旁人是译不出来的。
    错的是徐恩曾，因为他的那套所谓“亲译”密码，不光他有，他的秘书，他无比信任的钱壮飞手中，同样也有一套。
    至于这套“亲译”密码，是徐恩曾主动给钱壮飞的，还是钱设计“搞”到手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密码本身。
    实际上，不光徐恩曾，许多特工单位的负责人，都不会去撅着屁股“吭哧吭哧”地“亲译”电报，而是把这套密码交给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去帮他翻译。
    据陈恭澍回忆，1939年 3月19日，戴笠发给他的那通“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的电报，就注明了“亲译”二字，这封电报就不是他自己译的，因为他早已将密码交给了特务方炳西，授权他代为翻译。
    可见，即使是特务，也不都那么循规蹈矩，得省事就省事，只要别出事就行了。
    问题是——陈恭澍没出事，可是到徐恩曾这儿就出事了，出的还是大事。
    此刻，6 封“亲译”电报，都送到了钱大秘书手中。
    有一个问题需要判断——如果徐恩曾当时就在办公室的话，我们不知道钱壮飞有没有机会提前看一看，有可能即使想看，也没有那个时间——总不能当着徐恩曾的面，去看他的“亲译”电报吧。
    事实上是徐恩曾不在，钱壮飞岂有不大看特看之理！
    想起来，挺可怕——只能说顾顺章的被捕太是时候了，蔡孟坚打电报的时机，掌握得也太若合符节了。
    有的时候，世界上的事，的确需要气运——而这个“气运”在我们这一边。
    所谓大难不死、所谓败中取胜、所谓咸鱼翻生，都是需要机会的。此刻，机会就在钱壮飞的手中——就是那薄薄的几张纸。
    钱壮飞依次译出这 6封电报：
    “共匪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业已于昨日下午在汉口汉江关码头被捕。”
    “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面陈蒋总司令。”
    “何长官电请陈部长，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宁。”
    “虑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京。”
    从前 4封电报看，本来，蔡孟坚是想请老蒋单独派一艘军舰来接顾顺章的，那样显然更保险，但后来可能是为了争取时间，于是从民间找了一条船，想尽快将顾送回南京。
    更可怕的是第 5封电报：
    “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秉报。”
    “钧座”系指徐恩曾，也就是说，明天——4 月26日，蔡孟坚就要飞到南京，与徐恩曾会面。
    蔡、徐的会面，将要谈些什么？钱壮飞不知道。
    蔡孟坚是否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钱壮飞同样不知道。
    按常理判断，顾顺章既然“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极有可能已将一切和盘托出。
    如果这个判断不错的话，蔡孟坚一来——岂不立时拆穿“西洋镜”！
    最可怕的是第 6封电报：
    “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否则将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会落空。”
    “钧座以外人”指的是什么人？
    不是钱壮飞而谁！
    作为后人，我们真的无法揣测钱壮飞当时的心情——那一份大智大勇，不是随便谁都能具有的。
    乘飞机的蔡孟坚，最晚明天中午就到，那是 4月26日，星期日。
    坐轮船的顾顺章，最晚后天上午就到，那是 4月27日，星期一。
    换言之——
    第一，至迟今天晚上，就得把情报送出去，才能保证在 4月26日尽早找到李克农。否则，即使中央得到消息，也没有足够的时间部署转移，一旦延到 4月27日，顾顺章赶到南京，一切都太迟了。
    第二，至迟明天上午，钱壮飞必须撤离。
    打个俗的不能再俗的比喻——距南京 300公里以外的上海，中共中央、如同惊涛骇浪中的一条小船，随时可能倾覆。
    笔者的想象力有限，除此以外，真的想不出，另外还有什么比喻，能够更恰当地形容当时的险恶局面了。
    要尽快地把消息报告党中央，要保护其他的工作同志，同时要尽可能地保全自己，钱壮飞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抉择。
    这是一场比赛，时间就是一切，钱壮飞要与要与顾顺章赛跑，但在此之前，他要先与蔡孟坚跑一场。
    对钱壮飞而言，两场都是决赛！
    此时最需要的是冷静，所以，这些搞地下工作的同志，那种临危不乱的定力，真是了不起。换做一般人，恐怕早已心乱如麻。
    然而钱壮飞不是“一般人”，他做对了所有的事情。
    他叫来了自己的女婿、交通员刘杞夫。

    按：钱壮飞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包办婚姻，1914年，中学还没有毕业的的钱壮飞就遵母命，娶了湖州同乡徐家的女儿徐双英，次年生下了他的大女儿，取名为钱椒椒，钱椒椒的丈夫就是刘杞夫。
    同年，钱壮飞考入了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并在这里认识了女同学张振华。
    张振华是安徽桐城人，其祖上是清朝著名的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属于名门之后。张的家境比钱家好的多，经常资助钱壮飞，彼此逐渐暗生情愫，成为夫妻。生下了另一个女儿钱蓁蓁，后拜黎锦晖为义父并改名黎莉莉，另外还有两个儿子钱江、钱皇。
    张振华的弟弟张暹仲，是中共早期党员。1925年，经张暹仲介绍，钱壮飞夫妇和他们的好友胡底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