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国英

晕—*）（￥%……—*
JJ，你得补课了。最起码你得把这里的主帖仔细读完，我们才能顺利对话。

应该是颠倒的。斯蒂芬妮的心中没有苍蝇，所以她在她最美丽的时刻会给希特勒一个微笑，一束鲜花，这增添了她的美丽 ...
迅弟儿 发表于 2012-3-7 11:20

我有看主贴啊。是你那句希特勒符合西瓜特征把我搞晕了。

说老实话，我不稀罕做斯蒂芬妮。何必给希特勒错觉呢。

迅弟儿

   第九章 年轻的民族主义者

　　……
总而言之，阿道夫•希特勒成为了一个民族主义者。甚至早在当年，我就见证了他对德国人民炽热的奉献精神。只有依靠人民，他才活得有意义。离开人民，一切皆为虚无。
老木匠 发表于 2012-2-27 19:23

不知道是否直接从德文翻译过来的。
如果是德文的话，我怀疑这里“人民”的翻译有误。
德文的原文可能应该被翻成“国民”。
仅仅是猜测，也不一定。因为纳粹的意思中包含了“社会主义”。

三苗

62# 迅弟儿

“人民”的德文原文应该是das Volk，血缘性集团意义上的“人民”（有个专门的词叫Volkstaat——这样的“国家”，也因此而区别于比方说黑格尔式的法权基础上的“国家”）。这个称呼，正好把德国“国民”中的犹太人给排除出去了……

至于“社会主义”，德国新纳粹的名称里有“民主”，奥地利新纳粹的名称里有“自由”，俄国那个党名称里既有“自由”又有“民主”；英国新纳粹叫British National Party（是不是想起了Chinese National Party？）。另，慕尼黑时捷克斯洛伐克的执政党就叫Czechoslovakia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而且从1926年叫到1948年）。

李大苗

不知道是否直接从德文翻译过来的。
如果是德文的话，我怀疑这里“人民”的翻译有误。
德文的原文可能应该被翻成“国民”。
仅仅是猜测，也不一定。因为纳粹的意思中包含了“社会主义”。
迅弟儿 发表于 2012-3-8 00:56

纳粹的德文是Nationalsozialisten，其前缀的National，是相对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内涵的世界语义上授名。因此，其本义是”国家“而非”民族。

”大众“瞎扯淡。

老木匠

　　第十三章 他的母亲去世

　　我记得阿道夫的母亲在1907年初做过一次大手术。当时她就住在赫伦大街的慈善修女会医院，阿道夫每天都去探望她。我忘了她得了什么病，但很有可能是乳腺癌。尽管克拉拉夫人后来恢复得又能持家了，但她身体仍然非常的虚弱，经常都得上床养息。然而在阿道夫抵达维也纳的几星期后，她的状况看上去似乎有所好转，因为我偶尔会在散步广场碰见她，在那时候的散步广场还是个集市，从乡下来的农村妇女到这里卖鸡蛋，黄油和蔬菜。“阿道夫还平安，”她心满意足的告诉我。“要是我能知道他学的是什么就好了！可惜他只字未提。也罢，我想他肯定很忙。”

　　这是个好消息，我听了也很高兴，因为阿道夫并没有写信告诉我他在维也纳的活动。我们的通信主要关乎“本基泽”，也就是斯蒂芬妮。但这件事情肯定不能让他母亲知道。我询问克拉拉夫人近来身体可好，她摇头轻叹；顽疾缠身的她，夜晚经常无法入眠。但他提醒我不要告诉阿道夫，因为她觉得自己会很快好转。在我们分别的时候，她叫我有空常来看她。

　　那时我和父亲正忙于店里的工作，确实，生意还从没像那年一样好过，收到的订单源源不断。然而，除了这项粗活以外，我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花在了我的音乐训练上，我在音乐社和交响乐团两处地方演奏中提琴。

　　时间就这么慢慢过去，等我抽出空去拜访克拉拉夫人的时候，已经到了11月下旬。而当我见到她的模样，我一下震惊了。她那副和善的面容显得多么的枯槁和憔悴啊！她躺在床上，向我伸出了她苍白而枯瘦的手。小保拉将一把椅子推到了她旁边。她马上开始谈起阿道夫，对他信上满载希望的语气感到无比欣慰。我问她，有没有将她的病情告知阿道夫，并告诉她，万一她自己写不了信，我可以代笔。但她赶忙拒绝了。她说，要是她的状况还不见好转，她会请人把阿道夫从维也纳叫回来。她很自责，因为这样不得不打断阿道夫的努力工作——难道她还有别的选择吗？小的那个每天都要去上学，安吉拉自己操心的事都已经够多了（她怀上了第二胎），而她的女婿拉包尔又完全靠不住。

　　自从她站到了阿道夫这一边，袒护了他去维也纳的决定之后，拉包尔就开始跟他置气，现在再也没有在他们家露过面；甚至还不让他的妻子去看望她。所以她讲，除了上医院，别无他法——医生也是这么建议的。

　　希特勒家的家庭医生非常有名，叫布洛赫医生，是镇上尽人皆知的“穷人的医生”，他是一位十分优秀的医生，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他的病人。如果说布洛赫医生都建议希特勒夫人到医院去的话，那说明她的处境肯定是很危险了。我不知道我究竟该不该通知阿道夫。克拉拉夫人说，阿道夫的远行对她来讲是件可怕的事情。在那次拜访中，我从未如此清晰的意识到，她对儿子的爱是那么的深切。她不遗余力的为阿道夫的幸福设计着想。最终，她答应我会把自身情况告诉阿道夫。

　　当晚离她而去的时候，我对自己感到非常失望。难道就没有办法来帮助这个可怜的女人吗？我知道阿道夫的母亲是那么的爱他；我必须帮她做点什么。要是他母亲真有个三长两短，笨拙的小保拉恐怕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回到家里，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我的母亲。尽管她们两个素不相识，但她立马就提出了去看望希特勒夫人的想法。可是我父亲不同意，在礼数这方面，他考虑过多。他认为人家都没开口，而我们自己就去帮助别人，这是不礼貌的。几天后我又去看望了克拉拉夫人。我发现她已经能下床，而且还在厨房里忙活。 她感觉自己稍有起色，但又后悔将自己的病情告诉了阿道夫。那晚我和她在一起呆了很久；她显得比平常更健谈，她一反常态的给我回顾起她的一生。有些我已经了解，但更多的只能靠猜测，因为许多话她都没讲出来；不过后来，一个满怀希望的19岁青年，向我透露了她这段悲剧人生。

　　但我的工作很紧张，我父亲是个严厉的老板。即便对于我的艺术抱负，他都经常性的告诫我：工作第一位——之后才是音乐。随着一场特演会的临近，交响乐队的排演是一出接着一出。有时候我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应付所有的事情。直到有一天早上，当我正怀着饱满的工作热情，填充一张床垫的时候，阿道夫突然出现在我店里。他看上去十分憔悴。他脸色苍白，得见不到半点血色，他的目光呆滞，声音沙哑。我感到在他冰冷的外表下肯定隐藏着一个灾难性的事实。当时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仿佛他在同一段无情的命运做着抗争。

　　没有一声问候，也没有询问斯蒂芬妮的消息，更没有向我讲述他在维也纳的经历。

　　“医生说，无法治愈”——他就冲我抛下这么一句。我被这一确切的诊断给惊住了。也许布洛赫医生已经告诉过他克拉拉夫人的状况。可能他还请了另外的医生前来诊断；他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他眼中的愤怒熊熊燃烧，脾气骤然大发。“无法治愈——他们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咆哮道。“不是疾病无法治愈，而是那些医生根本没有能力去治愈。我母亲还没老。四十七岁并不是一个绝望的年龄。可是一旦这些医生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就称其无法治愈。”

　　我了解我朋友的习性，他把所有事物都转化成问题来对待。但他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悲伤而又如此的愤怒的陈述一件事情。阿道夫面容苍白，激动得全身颤抖，在我看来他就像是在和死神讨价还价一般，他毫无悔意的在为自己的受害人争取着生存的权利。

　　我问阿道夫，能不能帮上什么忙。他没有听见——他太专注于自己的据理力争了。突然他停了下来，用一种理性而务实的口吻宣称到：“我应该留在林茨替我母亲操持家务。”“你行吗？”我问道。“必要时，一个人可以做任何事情。”他的话到此戛然而止。

　　我同他一路走到街上。我以为此时他会向我打听一下斯蒂芬妮的情况；也许他刚才只是不愿意在我店里提到她。如果他问起斯蒂芬妮，我会很乐意的告诉他，因为我已经严格的遵照了他的指示去行事，而且我还有好多事情要讲给他听，但是我期待的对话并未发生。我也希望阿道夫能从精神上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在斯蒂芬妮身上找到一丝安慰。事实也的确如此。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斯蒂芬妮对他而言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他压抑着自己不去想她，他对母亲的牵挂和焦虑占据了他的整个思绪。

　　我已记不清阿道夫是什么时候从维也纳回来的。也许是在11月下旬，甚至可能是12月份。然而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是我记忆中一段无法抹去的时光；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我们友谊岁月中最美好，最亲密的一段时光。这些日子让我印象极为深刻，仅用一个事实就可以证明：在我们交往的岁月中，没有哪段时光能像这样在我的记忆中浮现出如此多的细节。他如改头换面一般。到目前为止，我确信我在各个方面都对他有了彻底的了解。毕竟，我们一起生活了三年多，而且我们的友谊具有排他性，我们坦诚相见，彼此之间毫无保留。然而在那几个星期，我的朋友看上去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他放下了那些，曾经让他感到相当焦虑的想法和问题，放下了对政治的一切思考。他甚至都顾不上他的艺术爱好。现在他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只想当好一个孝顺的儿子。

　　当阿道夫声称他要操持起布吕腾公寓的家务之时，我根本就没当真，因为我知道阿道夫一向把这些琐碎的家务事看得很轻，尽管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对他的良好意图表示怀疑，在我的想象中，这不过是一些善意的姿态罢了。

　　但我完全想错了。在这方面，我对阿道夫还不够了解，我没想到，在亲情与孝心的驱使下，他竟能如此高效的料理这些令他难以忍受的家务活，这让他母亲倍感欣慰。有一天，我刚到他们家，就发现阿道夫跪在地板上。他穿着一条蓝色的围裙，正在清理厨房，看样子都打扫得差不多了。我简直感到惊讶之极，这其中一定有些向我炫耀的成分，因为克拉拉夫人忍着病痛，微笑着对我说道：“你瞧，阿道夫什么都能干。”另外我注意到，阿道夫改变了家具的布置。他母亲的床现在位于厨房，因为当时天气很热。而橱柜则被摆到了起居室，起居室里还有一张长椅，那是阿道夫睡觉的地方，如此一来他隔母亲的床铺就很近了，夜间也好有个照应。小保拉睡在卧室。我忍不住问他是怎么做饭的。“等我把地擦完，我就让你见识一下”阿道夫讲。在我见识他的厨艺之前，克拉拉夫人告诉我，她每天早上都要跟阿道夫讨论正餐吃些什么。他总挑她最爱吃的菜买，然后精心的烹制，以至于比她自己做的菜都还可口。她非常享受这些食物，她坚持说，在阿道夫回家之前，她从未有过那么好的食欲。

　　我望着起身坐在床上的克拉拉夫人；言词中饱含的热情让她一贯苍白的面颊有了几分血色。儿子归来的喜悦加上阿道夫对她的孝敬，使得她那张忧愁而憔悴的脸庞显得容光焕发。但在这位母亲的喜悦背后，是清晰可见的苦难与痛楚。那深深的皱纹，紧绷的嘴唇和深陷的眼眶都显示出医生的诊断是多么的正确。

　　诚然，我本该清楚我的朋友最终会失败，但无论做什么事情，即使是这种“超常规的”任务，他都要彻头彻尾的做完。看到他在操持家务时的认真劲儿，让我不忍心对他进行调侃，阿道夫平日里总是穿戴整洁，一丝不苟，因而见他穿身旧衣服，系条围裙就觉得很好笑。而对此我也没做任何评价，他态度的转变让我十分感动，要知道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他做到了怎样的自我约束。

　　克拉拉夫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她儿子的出现改善了她以往的状况，使她振作起来。有时候她甚至会在下午起身下床，到椅子上去坐着。阿道夫对她的每样需求都做好了预先的准备，他对她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我还从未见过他这般柔情款款。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所见所闻。他没有说过一句气话，没有任何抱怨之词，更没有粗暴的对待自己所坚持的选择。在那些日子，他完全忘掉了自我，只为他母亲一人而活。虽然，根据克拉拉夫人的描述，阿道夫继承了他父亲的许多特点，但我意识到，他的本性还是与他母亲的更加贴近。当然其中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陪着母亲度过了她生命中的最后四年。除此之外，还因为这对母子在精神上，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一致性，我以前一直都没有发觉这一点。而他们之间的所有分歧则是次要之事。阿道夫从没提及他在维也纳所遭受的挫败。眼下，对未来的担忧似乎已不存在。一种轻松与安乐的气氛环绕着这个即将离世的女人。

　　阿道夫也一样，好像已经忘却了所有那些，曾令他牵肠挂肚的事情。只有一回，在我同克拉拉夫人告别后，他追到门口，问我最近见没见到过斯蒂芬妮。但这个问题此时听来，语气有所不同。不再有以前那个冲动的恋人所表现出的性急，而是一个年轻人发自内心的焦虑，此时此刻，他害怕命运会夺去他最后一点生存的意义。我从他仓促的问题中推测出，在那段惨淡的日子里，这个女孩对他而言，意义重大，他远远不止是奢望跟她建立一种亲密关系。我让他放心：我经常碰见斯蒂芬妮和她母亲路过大桥，一切似乎都未曾改变。

　　十二月的天气寒冷刺骨。一连好几天，多瑙河上都笼罩着潮湿而厚重的雾气；阳光更是难得一见，即便有阳光，也是相当微弱的那种，仿佛根本没有释放出一点点温度。他母亲的病情出现了明显的恶化，于是阿道夫叫我每隔一天过去一次。每当我走进厨房，克拉拉夫人会略微冲我抬起手，以示问候。一个无力的微笑掠过她的脸庞，如今却因病痛而变得扭曲。我记得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在检查了保拉的练习册之后，阿道夫发现她在学校的表现并未达到母亲的期望值。他拉着保拉的手，把她领到母亲的床前，让她承诺今后刻苦学习，成为一名好学生。也许阿道夫想用这种小场景来向他母亲表明，他也意识到了自身的错误。如果当初他继续留在实科中学，直到被大学录取，他就会避免在维也纳所遭受的不幸。正如他后来所讲到的，那个决定性的事件让他平生第一次有了一种落差感，毫无疑问，在那段苦涩的岁月里，这件事情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使他变得更加的消沉。

　　两天后我再次来到布吕腾大街，轻叩他们家门，阿道夫立马替我打开了门，我走进屋里，他合上了身后的门。他告诉我他母亲的状况很不好，现正遭受着病痛的折磨。就连他的情绪都比他的话更能让我意识到势态的严重性。我想我最好还是离开，阿道夫也表示同意。我们握手告别却相对无言。

　　圣诞节邻近。终于下起了雪，整个镇子都笼罩在节日的气氛中。但我并没有要过圣诞节的感觉。我走过多瑙河大桥来到乌尔法尔。我从人们口中得知，克拉拉夫人已经受了终傅。我想将拜访时间尽可能的缩短一些。我敲开了门，迎接我的是保拉。我迟疑的走了进去。克拉拉夫人坐立在床上。阿道夫用手抱着她的肩膀支撑着她。因为她坐起来的话，剧烈的疼痛会减轻一些。

　　我仍旧站在门口。阿道夫示意叫我走。正当我打开门要走的时候，克拉拉夫人伸手招我留下。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将要去世的女人当时对我的低声嘱咐。“库斯特尔，”她说道——通常她叫我库比席克先生，但在那个时刻，她用阿道夫对我的惯用叫法来称呼我——“我走以后，和我儿子继续做好朋友。除了你他没有别的朋友了。”

　　我含着眼泪答应了，然后离开了房间。那是在12月20日的傍晚。

　　次日阿道夫来到我们家。他看上去疲惫不堪，从他神志恍惚的表情上，我们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的母亲，已于凌晨时分去世了。她的临终遗愿是葬在莱翁丁，阿道夫父亲的坟墓旁。阿道夫言语哽咽，母亲的去世让他深感悲痛。

　　我父母亲也向阿道夫表达了他们的同情，但我母亲意识到，最好是把这份同情立刻转化成实际行动。葬礼必须尽快做出安排。阿道夫已经找了殡仪承办人，葬礼举行时间被定在了12月23日上午9点。但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进行：遗体送往莱翁丁的准备，必要文件的获取和讣告的印制。所有这些都需要阿道夫克服自己感情上的打击，平静的做出安排。

　　1907年12月23号，我和我母亲来到那栋将要举办丧事的房子。天气已经变了；冰雪开始融化，街道上覆盖着雪泥。这一天，空气潮湿，薄雾笼罩，人们几乎看不清河面。我们带着鲜花走进公寓，按照习俗同死者遗体告别。克拉拉夫人被平放在床上。她的脸庞用蜡做过美化处理。我觉得死亡降临这个女人犹如让她从病痛中解脱一般。小保拉啜泣着，而阿道夫却克制着自己。但一看他的脸就能明白，他当时有多么的悲痛。不仅是因为他现在已经失去了双亲，还因为他失去了这个世界上，唯一深爱着他而又让他深爱着的人。

　　我母亲和我下楼来到街上，正好神父也到来。遗体被放置在棺材中，抬到了楼下大厅。在神父为死者做完祷告后，一支小小的送葬队伍便开始出发了。阿道夫紧随棺柩。他穿着一件黑色风衣，戴着一双黑色手套，按照惯例，手托一顶黑色礼帽。深色的衣着让他本无血色的面颊更显苍白。他看上去严肃而镇定。在他左边，同样一身黑色着装的是他的姐夫，拉包尔，在他们两个中间是11岁的保拉。已身怀六甲的安吉拉坐在一架封闭式的马车上，跟在送葬队伍的后面。整个葬礼让我产生了一种悲凉感。除了我和我母亲以外，只有少数布吕腾大街 9号的住户和几个以前他们在洪堡大街的邻居，熟人参加了葬礼。我母亲也觉得这个送葬队伍显得过于凄凉，但出于内心的善良，她马上又为那些避开葬礼的人找到了借口。她说，明天是圣诞节，许多女人再想参加葬礼也绝不可能在这时候离开家。

　　到了教堂门口，棺材被抬下灵车，送进了教堂。做完弥撒之后又是第二轮祷告。由于遗体要被送往莱翁丁，因而送葬队伍经过了乌尔法尔的豪普特大街。队伍临近之时，教堂的钟声已经撞响。我本能的朝着斯蒂芬妮家的窗户抬眼望去。她不该在这个时候抛弃我的朋友，也许是我强烈的愿望起到了作用，在阿道夫最悲痛的时刻她受到了感召。我依然记得就在那时，一位年轻的姑娘打开了窗户；斯蒂芬妮好奇的望向正下方这支路过的小队伍。我朝阿道夫瞟了一眼；他依旧面不改色，但我确信他也看见了斯蒂芬妮。后来他告诉我确实如此，他承认，在那个痛苦的时刻，他爱人的注视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安慰。斯蒂芬妮当时来到窗户边究竟是有意为之还是一个巧合？也许她只是惊讶于教堂的钟声，想知道为何一大早就响起了。当然，阿道夫则确信斯蒂芬妮是想对他表达自己的同情。

　　在豪普特大街上，另一架封闭式马车正在等候，当送葬队伍解散以后，阿道夫和保拉坐上了这辆马车。拉包尔则坐上了他妻子那辆马车。然后，灵车和两辆马车驶向莱翁丁，安葬克拉拉夫人的遗体。

　　次日清晨，即12月24日，阿道夫来到我家。他看上去显得十分疲惫，仿佛时间多走一分钟，都有可能让他彻底崩溃。他似乎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他眼神空洞，在他身上我看不到一点点活力。当他察觉到我母亲对他很是担忧的时候，他解释道，这是因为他整夜未睡的缘故。我母亲问他打算在哪儿过圣诞夜。他说拉包尔夫妇已经邀请了他和他的妹妹；保拉已经过去了，然而他还没打定主意，不知道是去还是不去。我母亲劝他同家人和和气气的度过这个圣诞节，如今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已经遭受了失去亲人的沉痛打击，阿道夫默默的聆听着我母亲的劝告。可当我们两个私下在一起的时候，他却粗率的对我说：“我不会去拉包尔家。”

　　“那你要去哪儿？”我失去耐心的问道。“毕竟是圣诞夜啊。”

　　我想邀请他和我们一起过节，但他甚至都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就主动回绝了，全然不顾自己的悲伤情绪。

　　突然他精神一振，双目放光。

　　“也许我该去拜访斯蒂芬妮，”他说。

　　我朋友这个回答具有双重特征：首先是因为，在他和斯蒂芬妮这段关系中，除了他的一厢情愿和美好幻想之外没有任何实质内容，而他却能在这种时候，将其抛之脑后；其次是因为，即便他在经过理性反省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也宁可坚持自己的一厢情愿，而不是去向真人表白。

　　后来他向我承认，要想见到斯蒂芬妮，的确存在太多的限制因素，虽然他心里十分清楚，在没有预约，彼此不认识而且又是圣诞夜的情况下，这种突然造访是不符合礼仪和社会习俗的，而且还可能意味着他们之间关系的终结。但他告诉我说，在来的路上，他碰到了斯蒂芬妮的弟弟理查德，他回林茨过圣诞节。这样一个不期而遇打消了他的念头，因为有理查德在场会让他感到很棘手。我也没再多问；阿道夫是否在用这种托词来欺骗自己，或者说是否只是在为自己的行为找一个借口，这些都不重要。我当然也亲眼看见了斯蒂芬妮出现在窗前，而且当时她脸上所表现出的同情也是相当诚恳的。然而我很怀疑，在阿道夫的特殊装扮以及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她到底有没有把他认出来。但我自是没有当面对他表达过这种怀疑，因为我知道，那样做只会扑灭我朋友的最后一个希望。

　　我能想象1907年的那个圣诞夜，阿道夫是怎样度过的。他不愿去拉包尔家，这我能够理解；尽管我邀请过他，但他不愿打扰我们这个温馨小家庭的节日庆祝，这我也能够理解。我们家的和睦气氛只会让他感到更加的孤独。与阿道夫相比，我感觉我就是命运的宠儿，因为他失去的一切我都仍然拥有：一个供养我的父亲，一个爱我的母亲和一个随时为我敞开大门的安定家庭。

　　但他呢？那个圣诞夜他该何去何从？他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没人任何人会敞开怀抱迎接他的到来。对他而言，这个世界充满了敌意，充满了空虚。

　　于是他去了——冲着斯蒂芬妮去了。也就是说——冲着他的梦去了。

　　后来他告诉我，那个圣诞夜他在外面闲逛了很久。直至早晨他才回到家里睡觉。至于他想了些什么，感受到什么，遇到了什么，我无从知晓。

金枫吟

迅兄这次缺席燕谈方韩大战。其实我很期待迅兄能发表一些跳出“基友”层面的见解，特别是这次方韩大战涉及了言论自由的话题，双方观点很对立，很需要宪政专家出来普法和解惑一下。zoufeng_1234 发表于 2012-3-5 07:33

个人认为《燕谈》的“方韩大战”之意并不在“打假英雄”方先生身上，更不在青年才俊韩寒的真才实学如何如何之上。其意义与作用在于当今之社会生态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向之上 。

老木匠

　　第十四章 “跟我走，库斯特尔！”

　　每当阿道夫谈起准备去维也纳的打算时，他就常常像这样跟我说着玩儿。但后来，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话已让我有所动容的时候，这种想法便在他头脑中日益加深，他确信我们将一同前往维也纳，他读艺术学院，我读音乐学院。带着天马行空的想象，他为我们今后的生活描绘出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图景，如此清晰而又如此详尽，以至于让我都分不清这到底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还是真真切切的现实。我觉得从表面上看，这些幻想无不具体可行。当然，在生意上我已驾轻就熟，我的付出和努力不仅让我的父亲感到欣慰，也让我的顾客们感到满意。然而每天数小时的呆在灰尘满天的工作间，也使我的健康受到了损害，我们的家庭医生——我的“秘密盟友”——强烈建议我别再继续从事室内装潢行业。这意味着我将尝试选择音乐，作为我的职业。尽管障碍重重，但我这份夙愿正在逐步转变为现实。在林茨，所有要学习的东西我都已经掌握。我的老师也对我投身音乐艺术的决定表示赞许和鼓励，但这意味着今后我就必须住在维也纳。如此一来，我朋友起初那句戏谑之词“跟我走，库斯特尔！”就演变成了一种坚决的邀请和一个明确的目标。不过我感觉要是没有阿道夫的毅然介入，我的保守天性是不会允许我改变职业并前往维也纳生活的。

　　当然，我的朋友主要还是在为自己考虑。因为他对只身前往维也纳抱有一丝恐惧。然而他的第三次维也纳之行却与前两次大不相同。毕竟以前，他的母亲尚在人世，因此尽管他身处异乡，但那个家，仍然存在。当初他也并不是义无反顾的踏上了一段前途未卜的征程，因为他知道，无论到了什么时候，无论遇上何种情况，他的母亲都会张开双臂迎接他的归来，为他毫无保障的生活提供一个坚实而可靠的物质基础。如果将他的生活比作一场风暴，那么他的家就是风暴中心的宁静之地。而如今，他已无家可归。前往维也纳将是他的最终决定，他毫无回旋余地的走上了一条难见天日的道路。去年秋天在维也纳度过的几个月里，他没交到任何朋友，也许是他自己不愿意吧。他母亲的家族里，有几个亲戚住在维也纳，以前阿道夫和他们也曾有过一些联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初次造访维也纳期间，阿道夫就曾在他亲戚那里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再没同这些亲戚有过来往，甚至也从不提起他们。我完全能理解他为什么回避这些亲戚，因为阿道夫担心他们会问起他的工作和生活。那时他们肯定就会发现艺术学院已经拒绝了他，而他会忍饥挨饿，饱受苦难，便不再仅仅是需要帮助那么简单了。所以，捎上我同他一块去维也纳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我不仅是他的朋友，而且还是唯一一个分享了他恋情秘密的人。自从他母亲去世以后，阿道夫这句“跟我走，库斯特尔！”听上去就变得更像是一个友好的请求。

　　1908年元旦过后，我和阿道夫一起去祭奠了他的父母。那是寒冬里一个晴朗的好日子。这一天永远的留在了我的记忆中。白雪覆盖了所有常见的地标。阿道夫对每一条路线都了如指掌，因为这曾是他数年求学的必经之路。

　　他非常的镇静，这种转变让我感到惊讶，因为我知道他母亲的去世一度让他情绪失控，甚至在生理上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损耗，致使他接近崩溃。在圣诞节期间，我母亲曾邀请他到我们家来吃饭，以便能让他恢复体力，同时也能让他暂时避开那所空荡而冷清的房子，因为里面的每样东西会让他回忆起他的母亲。他确实也来了，但只是严肃而安静的坐在桌前。这可不是个谈论他未来打算的好时候。

　　如今，当他面无表情的走在我旁边的时候，他看上去比我更显老成，也比我更成熟，更有男人味。他一如往常的沉浸在自己的事情中。然而令我惊讶的是，在谈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表现得如此的超然，就好像是在讨论另外一个人一样。安吉拉告诉他保拉可以跟他们一起生活。她丈夫对此已经表示同意，但拒不接受阿道夫上他们家去，因为阿道夫的失礼行为曾得罪了他。这样一来，阿道夫便解除了一个最大的担忧，因为他们家的老幺最终有了一个安定的家庭。而他自己从未想过要寻求拉包尔的救济。他向安吉拉表达了感激，并且通知她，将父母的所有家具留给保拉。葬礼的费用靠她母亲的遗产支付。顺便提一下，在这之前安吉拉产下一名女婴，也取名叫安吉拉。阿道夫补充道，他的监护人，莱翁丁市长，已经答应为他处理遗产的事情，而且还要帮助他申请一笔孤儿抚恤金。

　　所有这些听上去都显得十分通情达理。而后他开始谈到斯蒂芬妮。阿道夫说他已经决定要终止现在这种局面。等到下个时机一出现，他就会向斯蒂芬妮和她母亲自我引见，因为在圣诞节期间，这种可能性显得十分渺茫。他说，是时候将这事儿挑明了。

　　我们走过被白雪覆盖的村庄。那儿有一座小平房，61号，这里曾经属于阿道夫的父亲；曾让他父亲引以为豪的一个大蜂箱仍旧摆放在那里，但现在它已属于别人。它的旁边是一块墓地。他父亲的坟墓就靠着东墙，如今他的母亲也安葬于此，那块小小的新冢上盖满了雪。阿道夫神情肃穆的站在坟前；他看上去显得十分沉痛，而眼中却不含一滴眼泪。他深爱的母亲活在了他的心中。我站在他身旁，默默祈祷。

　　在我们回来的路上，阿道夫说跟我讲，他可能会在林茨呆到一月底，直到房子和遗产得到最终的妥善处理。阿道夫说，他预见到了他和监护人的激烈争吵。他的监护人当然是想为阿道夫做最好的打算，可如果这种“最好的打算”就是让他去莱翁丁给一个面包师当学徒，那对于阿道夫来说，又有何用？

　　老约瑟夫•迈尔霍费尔是希特勒的监护人，现今年事已高的他仍住在莱翁丁。当然，他曾经常被问起与青年希特勒相处的经历，以及对他的印象。他总是用一种简洁而漠不关心的方式来回答所有的问题——起初是敌人，然后是朋友，而后又成了监护他的敌人——不管提问者有何看法，他的回答总是相同。

　　他会说，1908年1月的某一天，希特勒-阿迪，已经长得老高了，深棕色的上嘴唇，声音低沉，俨然已是个成年人了，他来见他，讨论遗产的问题。可他劈头一句就是：“我又要去维也纳了。”所有劝诫他的尝试都失败了——一个倔强的小伙子，就像他父亲，老希特勒。

　　约瑟夫•迈尔霍费尔保留着了一些讨论的相关文件。阿道夫在监护人的要求下，为自己和他妹妹写的孤儿抚恤金申请书如下：

　　尊敬的帝国皇家财政部。以下签署姓名的两位在此恭敬的恳请对他们发放孤儿慈善抚恤金。如今，在他们的母亲，帝国皇家海关官员的遗孀，于1907年12月21日去世以后，两个申请人便失去了双亲，而且均系未成年人，他们自己无法独立生存。两个申请人分别是：阿道夫•希特勒，生于1889年4月20日，布劳瑙客栈；保拉•希特勒，生于1898年1月21日，菲什瀚，邻近上奥地利州兰巴赫，两名申请人的监护人是约瑟夫•迈尔霍费尔先生，住在莱翁丁，靠近林茨。两个申请人都定居在林茨。

　　阿道夫•希特勒——保拉•希特勒

　　顺便说一下，很明显，阿道夫帮他妹妹保拉签署了申请，因为署名处的“希特勒”字样都向下倾斜，这是他后来典型的签名方式。除此之外，他还把他妹妹的生日给搞错了；保拉不是生于1898年，而是生于1896年。

　　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凡无收入来源的24周岁以下的孤儿，将有资格索要孤儿抚恤金，其金额相当于其母亲获得的遗孀抚恤金的一半，而这条法规只针对国家公务员的子女有效。自从克拉拉夫人的丈夫死后，她每月可获得100克朗的抚恤金；因此，阿道夫和保拉一共争取到的抚恤金为每月50克朗，那么摊下来阿道夫每月就能得到25克朗。当然，这笔钱是不够他过日子的——他每月都要支付查克雷斯夫人10克朗的房租。

　　申请得到了批准，第一笔支付款于1908年2月12日发放，那时候阿道夫已经到了维也纳。顺便提一下，三年后，他为了妹妹保拉，放弃了自己那部分抚恤金，尽管他本可以继续领取抚恤金，直到他年满24岁，也就是领到1913年的4月。这份自动弃权声明日期为1911年5月4日，至今仍保存在他的监护人约瑟夫•迈尔霍费尔手中。

　　阿道夫去维也纳之前，他还在监护人面前签署了一份关于财产继承的文件，文件中也提到了他父亲留下的共计约700克朗的遗产，以及他应得的部分。很可能他在前两次的维也纳之行中已经花掉了他的一部分遗产，但由于他节俭的生活方式——他预算中唯一的大项目就是书籍——他剩下的钱，至少能帮他在维也纳度过开头的难关。一想到我们两个即将前往维也纳，我就觉得阿道夫比我幸运，不仅是因为他已有了一些资金和一份固定的月收入，尽管是个小数目——这样的小数目我仍旧必须和我父母商量——还因为，在战胜了他的监护人之后，他能够随心所欲的自作决定，不像我，什么事情都得征求我父母的同意。再者，移居维也纳对我而言意味着我必须放下我的生意，不像阿道夫，或多或少还能够继续过他以前的生活。所有这些情况让我越来越难以下定决心；阿道夫曾一度无法理解这些原因，但在困难的开头，他还是奋勇当先的挑起了大梁。早在我们的友谊刚开始的时候，当我还只敢想象自己的未来属于灰尘满天的家具装潢作坊之时，比我将近小一岁的阿道夫，就已经让我清晰的意识到，我应该成为一名音乐家。自打将这份信念植入我脑中以后，他就从未放弃过说服我的努力。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他安慰我；在我自信将尽的时候，他支撑着我，他赞扬过我，也批评过我，他不时对我蛮横无理，对我大发雷霆，对我粗暴批评，但他从未放弃他给我规定的目标；如果有时候我们发生激烈争吵，以至于接近不可挽回的时候，我们会怀着热忱到剧院观赏一出表演，以此重叙旧谊。

　　上帝呀，在这个世界上没人任何人，甚至连我的母亲都不如这般的爱我，了解我，没有人能够像我朋友这样让我心中的秘密愿望变得公开，并得以现实，尽管他从未接受过任何系统的音乐培训。

　　1907年的冬天，这时候我们店里的生意比较萧条，于是我就腾出了更多的时间。我跟一个林茨剧院的作曲家学习和声学课程。我的学习进展得非产顺利，我对此也抱有很高的热情。不幸的是，在林茨，我学不到关于乐理的其他专业课程，比如旋律配合法，管弦乐作曲法，还有音乐历史。这儿连一所教授指挥和作曲的学校的都没有，更谈不上有什么自由创作的灵感了。只有维也纳音乐学院才开设有这种课程；此外，在维也纳，我还有机会欣赏到一流的表演和音乐会。

　　尽管我已打定主意要去维也纳，但不像我的朋友，我缺少执行这个计划的必要决心和一种义无反顾的精神。可阿道夫已经打好了底子。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已经成功的说服了我的母亲让我开始我的音乐生涯；毕竟，有哪个母亲不喜欢听到自己的儿子能成为一个杰出的指挥家这种预言，尤其当她也是个酷爱音乐之人的时候？如此一来，她很快便成了我们的同盟。另外她对我健康状况的担忧也是无可非议的，因为我的肺已经再也经受不住作坊里的漫天灰尘了。我母亲对阿道夫的喜爱犹如克拉拉夫人对我的喜爱一样，所以，她被争取了过来，现在，剩下的一切就要看我父亲的表态了。倒不是因为他曾公开的反对过我的愿望。我的父亲与阿道夫的父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这点我是根据阿道夫对他父亲的描述来判定的。我父亲向来是沉默寡言，不问世事。他成天就只知道钻营他的生意，他以前白手起家，成功的熬过了大萧条，如今他建立起一家口碑颇好，生意兴隆的小企业。他评价我的音乐品味叫“毫无用处的浅薄涉猎”，因为他不相信靠这些无用的吹拉弹奏就能换来一个有保障的生活。最后一点，他无法理解，既然我了解贫穷困苦是定义，可为什么甘愿为了一个茫然的未来而放弃安定和保障。我经常听到他说，“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或者苦叹道，“我这般含辛茹苦是为了啥？”

　　我开始加倍努力的工作，因为我不想被看作是为了学音乐而懈怠了生意。我父亲把我的辛勤工作看成是我想要留下，并且准备在某一天接管他生意的迹象。我母亲深知我父亲为事业付出的血汗，因此她保持沉默，以免让我父亲生气。所以在那个时期，当我的音乐人生完全需仰仗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而展开的时候，我们家的势态便陷入了僵局：我在店里疯狂的工作，一句话都不多说。我母亲也没什么话可说，而我的父亲以为我最终还是放弃了计划，照旧工作。

　　在此关头，阿道夫来到了我们家。他一眼便瞧出了其中的玄机，随后马上介入了进来。从一开始，他就把我带回了“状态”。之前在维也纳，他对音乐进修做了详细的咨询，现在他将这些信息准确无误的传达给我，他用那种引人入胜的方式告诉我，去歌剧院和音乐会有多么享受。我母亲的想象都被这些生动的描述给激发了出来，所以这样的决定，就显得更有必要。然而，阿道夫还必须说服我的父亲。

　　这是一项艰难工作！要是这个老家具商无视一切与艺术有关的事物，那他口才再好，又有何用？他非常喜欢阿道夫，但毕竟他眼前看到的，只是一个辍学的年轻人，自视清高，又不务正业。

　　我父亲曾容忍了我们之间的友谊，但实际上他更希望我找到一个更可靠的伙伴。因此阿道夫就注定处在了一个不怎么讨喜的位置。不料尽管如此，他还是设法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去争取我父亲的同意。如果他们双方在观点上发生激烈争执，我表示完全理解；若当真那样，阿道夫简直就如鱼得水了，他会使出浑身解数，打出手中所有的王牌。但事实上并不是那样的。我根本不记得当时发生过任何的，哪怕是最普通的争论。阿道夫对待整件事情的表现就好像是无足轻重，无关紧要一样，他还特别暗示，这个决定完全取决于我父亲。他接受了我父亲模棱两可的事实，并给出了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法：由于音乐学院的新学年已于去年秋天开始，因此我应该先到维也纳四处逛逛，等待选拔。如果培训机构如期举办培训，那到时候再做最后决定也不迟，但要是没考上，我可以回家，继续帮父亲做生意。阿道夫，他这样一个痛恨折衷办法的人，这样一个总是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态的人，竟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如此亲和，如此周到，实在出乎我意料。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欢欣喜悦，因为现在我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而且并没有让我父亲生气，我母亲也为我感到高兴。

　　阿道夫在二月初便返回了维也纳。在走之前他告诉我，他的地址仍然没变，他必须回去继续支付查克雷斯夫人的房租，叫我来维也纳之前及时给他写信。我帮他提着行李，将他送到了火车站，要是我没记错，他一共带了四个箱子，每一个都相当的沉重。我问他里面都装了些什么，他回答道：“我的全部家当。”几乎都是书。

　　到了火车站，阿道夫再次提起了斯蒂芬妮。他说，很不幸，他没机会跟她说话了，因为他从没见过她一个人出行。有些话他只能对斯蒂芬妮一人说。“也许我应该给她写信，”他概括的补充道。但我认为，这个被首次提出的想法，仅仅是他缓解尴尬的一种表现，或者顶多算是一种拙劣的自我安慰。我的朋友踏上了火车，他站在车窗前向我挥手。当火车启动时，他朝我喊了一句，“尽快过来，库斯特尔！”

　　我的好妈妈已经开始在帮我打点行装，为我前往伟大而未知的维也纳做着积极准备。到最后，就连我父亲也想为我帮上点忙；他给我做了一支用铁箍加固的大木箱，我把我的音乐碟装在了里面，我母亲用衣服和鞋子填满了剩余的空间。

　　与此同时，阿道夫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日期为1908年2月18日，上面展示的是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铠甲收藏：以“亲爱的朋友”开头，这种称呼形式说明，在他母亲去世后，我们之间的友谊产生了质的飞跃。

　　“亲爱的朋友，我焦急的期盼着你到来的消息。尽快写信给我，以便我能为你做好一切款待的准备。整个维也纳都在等着你，因此你赶快过来。我一定会来迎接你。”在明信片的背面，他写道：“现在这里的气候有所改善，我希望你来的时候也能遇上好天气。是的，正如我之前所言，你先住在我这儿。之后我们再作打算。在所谓的“拍卖大楼”里，人们只需要花50到60弗罗令就可以买到一架钢琴。好吧就这样，衷心的祝福你和你的父母，来自你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然后是一句附言“再次请求你，赶快过来。”

　　在卡片上阿道夫像往常一样称我为“古斯塔夫（Gustav）”库比席克。有时候他写成“古斯塔夫”，或者“古斯塔弗（Gustaph）”，他非常不喜欢我的名字，奥古斯特，所以总是叫我“库斯特尔”，听上去就更像古斯塔夫而不是奥古斯特。也许他更希望看到我正式把名字给改了。在我的圣徒纪念日那天，他甚至称呼我为古斯塔夫（8月28日，圣•奥古斯汀节）。我的名字下面是缩写，“斯塔德（Stud）”。我记得他喜欢将我称作“斯塔德玛斯”。

　　这张明信片与之前的几张不同，它显得更振奋人心。阿道夫的典型情绪反映在贯穿其中的幽默上。他说“整个维也纳都在等着你”，而且他意欲为我“做好一切款待的准备”。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尽管他现在前途未卜，但在林茨经历了他母亲去世，那段黑暗而压抑的日子后，他在维也纳感受到了轻松和自由。不过，想必他也过得十分孤独。在卡片上，第一句话里的“焦急”无疑是认真的。在重申“赶快过来”的邀请时，他甚至用到了“再次请求你，赶快过来”这样的形式，由此事实可见，他期盼我到来的愿望是多么的强烈。他甚至想用便宜的钢琴，这样的消息来引诱我，让我赶快过去。也许他曾暗自担心，我那优柔寡断的父亲会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

　　启程的日子到来。早上我同母亲一起去了教堂；尽管我母亲毅然的坚持着自己的决定，但我感到我的离去让她非常的痛苦。我犹记得当我父亲看见我母亲哭泣的时候说过的话，“孩子他妈，我搞不懂你为何如此沮丧，”他说。“又不是我们逼库斯特尔离开家，是他自己要走。”我的母亲带着悲伤，在离别之际，一心要给我物质上的享受，她拿给我一块美味的烤猪肉；还有用来涂在面包上的黄油，被她装在了一个特殊容器里。她给我烤制了一些面包，塞给我一大块奶酪，一瓶果酱，还有一罐咖啡。我的棕色帆布袋里装满了食物。

　　在家里吃过了告别午餐后，我来到火车站，所有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我父母亲目送我离去；我父亲握住我的手说，“永远保持一颗正直的心。”我的母亲两眼含泪，亲吻了我，当火车启动时，他在我额头上做了个画十字的动作。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总能感觉到母亲温柔的手指在我额头上画下十字。

老木匠

第十五章 斯通帕街29号

　　初到维也纳给我的印象是一种熙熙攘攘的感觉。我站在原地，提着沉重的箱子，显得如此的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处处人潮涌动！纷乱嘈杂！这简直太糟了。我差点就转身上车，打道回府。但冷漠而抱怨的人群却将我推搡到了检查口，检查员和警察就守在那里，我又辗转来到候车大厅，四处张望我的朋友。我永远都会记得阿道夫在维也纳对我的初次欢迎。当我站在那儿，依旧被人群的呼喊和拥挤弄得不知所措的时候，我感觉从一英里开外就能辨识出我是个乡下佬，而阿道夫表现得就像是一个已经司空见惯的城市居民。他身穿一件质地上乘的黑色风衣，戴着黑色的圆顶礼帽，手持一根象牙柄手杖，他的现身，几近优雅。看得出来，他见到我非常的高兴，他热情款款的问候我，并按照当时的习俗，轻吻了我的面颊。

　　首先是要解决我行李搬运的问题，还得感谢我老妈的礼物，这些包简直太沉了。我正准备寻找一个搬运工，阿道夫一下抓起一个把手就开走，剩下的包袱就交给了我。我们穿过了玛利亚希尔夫大街——处处车水马龙，行人穿梭往来，各自奔波忙碌，那可怕的喧闹声几乎让人们听不见自己的话音；但弧光灯是如此的令人震撼，以至于把整个站场都照得跟白天一样。

　　很快，阿道夫带我转进一条分支路，斯通帕街。我犹记得当时我有多么高兴，这条街既安静又黑暗。右边有一座看上去相当漂亮的新房子，阿道夫在它跟前停下了脚步——29号。当时在我眼中，那是一座很气派的房子，外观华丽而不同凡响，我甚至觉得，对于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有点好过了。然而阿道夫径直走了进去，然后穿过了一个小庭院。在庭院的尽头有一座粗陋的房子。我们爬上昏暗的楼梯来到二楼。这层楼上有几个房门敞开着——我们的是17号。

　　阿道夫打开房门。一股恶心的煤油味冲我迎面招呼了过来，直到现在，这种气味都还能让我联想起那座公寓。我们仿佛走进了一个厨房，但此事与房东太太无关。阿道夫打开了第二扇门。在这个小小的栖身之所，一盏煤油灯还亮着。我开始环顾四周。

　　第一件让我感到吃惊的事情就是在他桌子上，床上，到处都摆满了他的绘画草稿。阿道夫清理了桌子，在上面铺上了一层报纸，再从窗边拿来一瓶牛奶。然后又拿出了香肠和面包。但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我把这些东西推到一旁，打开了我的背包时，他的脸色立马就严肃得煞白了。我包里有冷烤肉，填馅面包，还有各种美味的食物。他看后只说了一句：“瞧，有妈的孩子像块宝啊！”我们大快朵颐，简直堪比皇帝。每样东西吃起来都有一种家的感觉。

　　待所有的兴奋都散去，我开始整理自己的行李。接下来我将要面对那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斯蒂芬妮。我向他坦白，我已经很久没去兰德大街散步了，阿道夫则表示，就算为了他我也应该去。还没来得及回答，我就听见有人敲门。一个外表看上去相当滑稽的干瘪小老太溜进了屋。

　　阿道夫起身，郑重的介绍了我：“我林茨的朋友，古斯塔夫•库比席克，他是个学音乐的学生。”“幸会啊，幸会啊，”这个老妇人重复了几遍，然后宣布了她自己的名字：玛利亚•查克雷斯。从她单一的声调和特殊的口音中我意识到，查克雷斯夫人不算是真正的维也纳人。确切的说，她是维也纳人，甚至可能是土生土长的维也纳人，但她也许并非出生在赫洛斯或者莱兴费尔德，而是出生在斯坦尼斯劳或者诺维伊钦。我从没问过，也从不了解，毕竟这些都无关紧要。不管怎么说，查克雷斯夫人是在这个数百万人口的城市中，唯一同阿道夫和我有过交情的人。

　　这第一个晚上就弄得我疲惫不堪，我记得阿道夫带我在城里四处观光，一个刚来维也纳的人，岂有不参观歌剧院就上床睡觉之理？于是我就被拽到了歌剧院。那里的表演尚未结束。我崇拜那宏伟的门厅，那庄严的台阶以及那大理石栏杆，那柔软而厚实的地毯还有那镀金装饰的穹顶天花板。一旦离开了斯通帕街的粗陋住宅，我就感觉好像被传送到了另一个星球，而这种感觉是如此的令人难以抗拒。

　　而后我又坚持要去参观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尖塔。我们转而来到卡特纳大街。但傍晚的雾气如此厚重，以至于让人们都难以看到教堂的尖塔。我只能看见大部分黑压压的教堂正殿，在灰蒙蒙的雾气中死沉沉的延伸开来，几乎令人感到毛骨悚然，仿佛这座建筑并非出自人类之手。为了向我展示一些其它不同寻常的事物，阿道夫带我来到河畔玛利亚教堂，与体积庞大的圣•斯蒂芬大教堂相比，它更像是一座精致的哥特式小教堂。

　　当我们到家的时候，我们每人还必须支付1便士给那个看门的怪老头，因为我们叫醒了他来打开大门。查克雷斯夫人已经在阿道夫的房间为我打好了地铺。尽管午夜已过多时，但阿道夫仍旧兴奋的说个不停。然而我已经停止了倾听——这一天的经历对我来说实在太多了。与家人分别；母亲悲伤的面孔；旅途；抵达目的地；喧闹声；熙来攘往的街头；维也纳的斯通帕街；维也纳歌剧院——我困意已浓，合眼入睡。

　　当然，我不可能搬进查克雷斯夫人家。因为她那里的房间太小，无论如何也放不下一架钢琴。所以第二天早上，等阿道夫终于一觉睡醒的时候，我们便一起出门，为我寻找住处。由于我想住在离我朋友尽可能近的地方，因此起初我们沿着附近的街道四处闲逛。我再次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维也纳，这座迷人的城市。阴暗的庭院，窄小的房屋，昏暗的楼道，还有没完没了的楼梯。阿道夫付给查克雷斯夫人10克朗，我本来也是打算在这儿租一间房，但我发现，10克朗一月的房间简直太小了，里面根本放不下一架大钢琴。而当我们找到一个足够大的房间时，那女房东又不愿意接受弹钢琴的住户。

　　我相当郁闷，情绪也很低落，而且充满了思乡之情。这个维也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城市啊？处处皆是冷漠无情之人——在这儿过日子一定特别可怕。我忧心忡忡的同阿道夫漫步在措勒大街。我们又看到一则告示，“房间出租”。我们前去摁响了门铃，一位衣着整洁的女佣打开了门，她向我们展示了一间精心布置过的房间，里面摆着两张华丽的单人床。“夫人马上就来，”女佣说完，行了屈膝礼便转身离去，我们两个立刻明白，这对我们来说太奢华了。随后，“夫人”出现在了门口，她一个非常讲究的女士，不是很年轻，但显得十分优雅。

　　她穿着一件丝绸睡袍和一双毛皮拖鞋。她微笑着向我们打了招呼，然后审视了阿道夫，之后是我，接着她叫我们坐下。我朋友问她哪间房出租。“这间，”她指着那两张床回答道。阿道夫摇了摇头，然后简略的说道：“那么其中一张床得搬出去，因为我朋友得有地方放置钢琴。”那位女士明显有些失望，因为是我租房，而不是阿道夫要租房，于是她问阿道夫是否已经有了住处。当他给予了肯定回答的时候，她建议我把钢琴搬到阿道夫那儿去，然后我们两个一起住进这个房间。正当她绘声绘色的向阿道夫提出建议的时候，突然的一个动作扯掉了她睡袍上的束带。“噢，不好意思先生们。”那女士大声呼喊道。接着立刻合拢了睡袍。但那短短的一秒，足以向我们展示出，在她的丝绸外衣下，除了一条简单的短裤外，她什么也没穿。

　　阿道夫的脸，红得像朵芍药，他抓住我的手臂对我说：“过来，库斯特尔！”

　　我不记得我们是怎样走出的房子。我所记得就是，当我们返回到街上的时候，阿道夫猛然大叫道：“好一个波提乏夫人！”显然，这种经历也是维也纳的一部分。

　　想必阿道夫也意识到，在这座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里，要找到我的一处栖身之所，谈何容易，在我们回去的路上，他建议我们合租一个房间。他会向查克雷斯夫人阐明情况；也许她会在房子里为我做些安排。

　　最后他成功的说服了查克雷斯夫人搬到她的小屋，让我们住进她那个稍大点的屋子。我们同意每月支付她20克朗的房租。她对我弹钢琴这事儿也毫无异议，因此对我来说，这已经是个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次日清晨，当阿道夫还在酣睡的时候，我就只身前往音乐学院的登记处。我出示了林茨音乐学校给我开出的介绍信，很快就进入了考试。首先是一项发声测试，然后是一段即兴演唱，最后是一项谐调测试。一切进展顺利，而后我被叫到行政办公室，面见了凯撒院长——我感觉自己仿佛当真在受到皇帝的接见一样，他跟我谈了一些关于课程的问题。他建议我去注册大学校外生，上音乐历史课。然后他向我介绍了乐队指挥，古斯塔夫•古特海尔，除了要跟他学习其他东西外，还要学习指挥法的实践运用。正因如此，我被招进了音乐学院的交响乐队，担任中提琴手。所有这一切都来得太快，太直接，抛开最初的慌张，我感觉已是胜券在握。我平时常常从音乐中汲取能量，获得慰藉；如今，它甚至已经占据了我的全部生活。我终于逃离了灰尘漫天的家具装潢店，我也终于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我的艺术当中。

　　我在附近的利尼恩大街上发现了一家钢琴店，名叫“菲戈尔”。我察看了一下那里是否提供乐器租赁；当然，出租的钢琴谈不上品质优秀，但最后我还是找到了一架相对较好的三角钢琴，我租下了它，每月需支付10克朗租金。阿道夫晚上归来——我不知道他白天是怎么过的——他看到大钢琴后相当惊讶。因为对于我们那样的小房间而言，放一架竖式钢琴就比较合适了。但是没有一架三角钢琴我怎能成为乐队指挥呢？诚然，事情并不像我以前想象的那么简单。

　　阿道夫马上帮我想办法，将它摆到了一个最好的位置。为了获得充足的光线，他不得不同意把钢琴摆在窗户旁。经过多次尝试后，房间里的所有家具——两张床，一口箱子，一个衣橱，一个脸盆架，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都各自被放到了最佳位置。除了这些，乐器占据了右窗旁的整片空间。桌子被放到了其他窗户旁边。床铺与钢琴的距离，以及床铺与桌子的距离，几乎一样，都不到一步宽。对阿道夫来说，能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弹奏钢琴对我的意义。他马上试了一下。从房门走到钢琴的边缘——三步！那就够了，因为三步一个折回，而且他的三步可以当别人六步。阿道夫不停的来回走动，频繁掉头，几乎是在沿着他自己的中心线移动。

　　从我们房间里向外望去，只能看见被煤烟熏黑的后墙。只有当你紧靠窗户，伸直脖子向上望去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一小片天空，但即使是这么微不足道的一片天空，都经常被烟尘或雾气所笼罩。碰上运气特别好的时候，阳光会穿透下来。当然，阳光根本就照不到我们的房子，更别说我们的房间了。但仍有少许阳光，能够持续几小时的照在对楼的背部，这也算是对我们的一种补偿吧。

　　我告诉阿道夫，我已经出色的通过了音乐学院的入学考试，现在我很高兴我可以潜心修学了。阿道夫直言不讳的说道，“我还不知道我有个这么聪明的朋友。”这话听上去并不那么的讨喜，但我已经习惯了他这种评说。很明显他正处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很容易被激怒，当我开始谈论我的学习时，他粗暴的喝止了我。他最终借助钢琴稳定了自己的情绪，他声称他也懂一点钢琴。我说我愿意教他——但这下我又触及到了他脆弱的神经。他火冒三丈的冲我咆哮道：“收起你这套垃圾，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之后他又冷静下来，用一种安抚的口吻对我说道：“我为什么要当一个音乐家呢，库斯特尔？毕竟我还有你啊！”

　　我们的生活近乎拮据，当然，靠我父亲每月给我的那点钱是干不了什么事儿的。通常在每月月初，阿道夫的监护人就会寄给他一笔钱。我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也许只有25克朗的孤儿抚恤金，而且他还必须立即拿出其中的10克朗付给查克雷斯夫人；如果他的监护人再把他父母的遗产分期拿给他的话，那么可能还不止。也许他还有亲戚的资助，比如，驼背的约翰娜婶婶；但我也不了解。我只知道那时，他经常是忍饥挨饿，尽管他不愿意向我承认。

　　阿道夫每日三餐都吃些什么呢？一瓶牛奶，一个面包，一些黄油。他常常会买一块儿罂粟籽蛋糕或者油煎圈饼加在午餐里。他就是那样勉强撑过去的。每隔两星期我母亲会寄给我一个食物包裹，那时我们就可以饱餐一顿。但在钱这方面，阿道夫的确是精打细算。我从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对此他多半是羞于言说吧。有时候，愤怒会让他释然许多，他会生气的叫喊道，“这难道不是狗过的日子吗？”虽说如此，可当我们又可以上歌剧院看演出，或者去听音乐会，或者读一本有趣的书的时候，他就会感到很高兴，很满足。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他是在哪里吃的午餐。任何有关此事的询问都会被他故意驳回——这些有什么好讨论的。由于我每天下午都有些空闲时间，所以我时常在吃过午餐后就径直回家；但我从未看见过阿道夫呆在家里。也许那时他正坐在尼利恩大街的施舍处，因为我在那里吃过几顿午饭。不，他不在那儿，我又来到“上帝之眼”（政府办的廉价食堂），他也不在那儿。晚上当我问他为何从不去施舍处的时候，他对这些象征着社会阶层划分的可鄙制度发表了鸿篇大论。

　　作为大学里的一名通校生，学校允许我在食堂吃饭——当时还是老食堂，因为当时由德国校园协会建立的新食堂还不存在——我就给阿道夫拿了一些便宜的餐劵，他最终同意和我一起来吃饭。我深知他喜欢吃甜食，所以，除了主餐外，我还拿了一些糕点。我想他肯定会觉得很享受，因为饥饿就写在他的脸上，可当他悻悻的狼吞虎咽过后，他却恶毒的朝我嘟嚷到：“我搞不懂，处在这些人当中你怎么还能如此尽兴！”确实，这里曾聚集了来自整个王国，各个地区的学生，其中还有少数犹太学生。这个因素足以让他望而止步。但说实话，尽管他很有毅力和决心，可他还是熬不过饥饿。他挤到我旁边，背朝其他人，饿狼似地吞下了他最爱的油煎圈饼。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我，多次心怀窃喜的看着他，在反犹主义和对油煎圈饼的热情之前摇摆不定。

　　接下来好些天，他只能靠牛奶,面包和黄油过日子。我当然也不是那种被娇生惯养的孩子,但这样的生活，我确实吃不消。

　　我们没有结交任何朋友。除了他自己以外，阿道夫不允许我将任何时间花在别人身上。我们友谊中的排他性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更明显。在这方面，他曾直言不讳的斥责过我。

　　平易近人是我的性格特点，在林茨尚且如此，到了维也纳，我更是游刃有余。有一天，波斯切蒂教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问我是否愿意在我的专业领域担当一些教练工作。然后他向我推荐了一些学生。她们分别是克罗米尔的一个啤酒商的两个女儿，勒德乌齐的一个地主的女儿，还有斯巴拉多的一个商人的女儿。

　　这些年轻小姐所居住的豪华寓所，与我们那个总是散发着煤油恶臭的贫民窟形成了惊人的反差，这让我感到沮丧之极。通常在课程结束后，她们会邀请我吃些茶点，内容之丰富，对我来说挺得上一顿正餐。后来西里西亚猎人村(列支敦士登)的一个服装制造商的女儿和阿格拉姆(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的旧名)一个治安官的女儿也加入了进来，组成了一个乐队，我的六个学生散布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每个角落。

　　而后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她们中来自西里西亚的那个女生，发觉自己跟不上功课，完成不了我布置的那点家庭作业，于是自己找到斯通帕街来寻求我的帮助。当看到这个漂亮的年轻姑娘时，我们可爱的房东老太太调侃似的扬起了眉毛。她想多了；我所关心的确实只是她还不懂的音乐知识，我向老太太解释道。正当那位姑娘迅速的做着笔记之时，阿道夫进来了。我向我的学生介绍到：“我林茨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阿道夫一言不发。但在他粗暴的冲我发火之前，那女孩已经出去了——因为自从有了和斯蒂芬妮那段不幸的经历之后，他开始变得仇视女人。“本来这架大钢琴，这个怪物，就已经把我们搞得苦不堪言了，难道你还想把我们的房间变成和这帮音乐女子约会的地方吗？”他火冒三丈的质问道。

　　我有责任使他相信，那个可怜的女生并不是在享受爱的喜悦，而是在遭受考试的痛苦。结果，他开始发表长篇大论，向我阐述，女人求学，纯属胡扯。他的言语让我感觉像是遭到了一顿猛击，仿佛我就是那个把自己的女儿送进音乐学院的服装制造商，或者那个啤酒生产商。阿道夫对社会的批判越发猛烈。我安静的畏缩在钢琴凳上，他愤怒的踱着三大步来回走动，将无尽的愤怒转嫁到其他事物上，先是对着门，然后又是对着钢琴发脾气。

　　总的来说，初到维也纳这段日子，阿道夫的心理开始变得不平衡了。他会为了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很多时候，不管我做什么事情，他都觉得我是错的，他把我们的生活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但如今，我认识阿道夫已经有三年多了，不管是他学业上的挫败，还是他母亲的去世，总之所有艰难的日子我都陪着他一起熬了过来。我不知道他产生这种极度消沉的情绪是出于什么原因，但我觉得这种状况迟早会得到改善。

　　他同这个世界是对立的。无论他将目光投向何处，他看到的始终是不公平，仇恨和敌意。没有什么能幸免于他的批判；没有什么能让他看得过眼。只有音乐还能让他稍微振作，比如在每个周末，我们到城堡小教堂去听宗教音乐的时候。在城堡小教堂，人们能够免费欣赏到来自维也纳歌剧院的独唱表演，以及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表演。阿道夫特别的喜欢这支童声合唱团，他无数次的告诉我，以前他在兰巴赫接受的此类训练是多么的令他难忘。但要知道，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的其他童年经历令他尤为痛苦。

　　他成天都在忙个不停。我不知道一个艺术学院的学生应该做些什么。但不管怎么讲，学校开设的课程应该还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他就坐着看书，一看就是数小时，然后又坐着写作，直至凌晨；或者有的时候可以看见，在钢琴上，桌子上，在他的床上，我的床上，甚至在门上，到处都布满了他的设计。而他会站在那里，神情焦灼的凝视着他的作品，蹑手蹑脚的在他的画作之间移动，这儿改动一点，那儿又校正一下，并且总是喃喃自语，用夸张的手势强调着他的急速语言。如果此时我打扰了他，那我就要倒霉。我对这项复杂而具体的工作感到十分敬重，不管我看见什么，我都会说喜欢。

　　当我失去耐心的时候，我会打开钢琴，而他会迅速的将这些纸张乱叠到一起，堆进一个壁橱里，然后抓起一本书，匆匆前往美泉宫。他在草坪与树木之间的一处宁静之地发现了一张长椅，在那儿不会有任何人来打扰他。他在户外学习中取得的所有进步都是在这个座位上完成的。我也喜欢这个安静的地方，置身此地，会让人们完全忘记自己是处在一个大城市的中心。在之后的一些岁月里，我经常都来看望这张孤独的长椅。

　　看来一个学建筑的学生能比一个学音乐的学生，花在户外的时间更多，工作的独立性也更强。有一回，当他再次写作至凌晨之时——丑陋而多烟的小煤油灯几乎快燃尽，而我依然醒着——我直截了当的问他，工作了这么久，到底弄出个啥样的作品。他仓促的递给我两张写有许多潦草文字的纸，作为他对我的回答。我震惊了，上面写道：

　　“后景为神山，神山之前，是被参天橡树所环绕着的献祭巨石；两个强壮的战士擒着一头将要拿去献祭的黑色公牛，他们牢牢的拽住牛角，将这头野兽那强有力的头按在献祭之石的凹槽上。在他们身后，伫立着一位身穿浅色法袍的牧师。他手持一把用来屠宰公牛的长剑。周围全是神情庄重，留着胡须的男人，他们靠在盾牌上，手执长矛待命，专注的观看着整个仪式。”

　　我看不出这种奇怪的描述与建筑学之间有什么关联，于是我就问他，这究竟是何物。

　　“一出戏剧，”阿道夫回答道。

　　然后，他开始饶有兴致的向我描述起各种情节。很不幸，我早已忘记。我只记得那部分故事发生在巴伐利亚山脉，在基督教刚刚兴起的时候。山里的人不愿意接受新的信仰。相反，他们被自己的誓言所束缚,屠杀基督教传教士。这是整个剧本中，戏剧冲突的基础。

　　我真想问问阿道夫，是不是艺术学院的课余时间太多，让他有空去搞戏剧创作，但我知道他对任何与他专业有关的问题都十分敏感。我欣赏他的态度，因为他为了争取自己的学习机会，肯定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我猜想这就是为何他在这方面显得特别敏感的原因。虽说如此，但我还是感觉整件事情有点蹊跷。

　　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他的情绪也变得越来越让我担心。我以前从没见过他用这种方式折腾自己。相反，在我看来，他是太过疯狂，而非缺乏自信。但现在看来，事情似乎发生了转变。他在自我批评中越陷越深。然而，这一切只需要轻微的一触碰——就好比当人们打开电灯开关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明亮清晰了——因为他的自责演变成了对时间的谴责，对整个世界的谴责；带着阻塞在他心中的无限憎恨，他会迁怒于所有的事物，他与那些不理解他，不欣赏他，甚至遭受迫害的普通大众相对立。我看着他在我面前踱来踱去，在这个狭小的空间内，宣泄着他的无尽怒气，然后沉浸其中，难以自拔。我坐在钢琴旁，手指停放在键盘上，默默倾听，被他憎恨的颂歌搞得心烦意乱，然而更多的是为他感到担忧，因为他面朝空墙的吼闹，只有我这么一个听众，或许还要加上在厨房里忙活的查克雷斯夫人，但她可能是在担心，这个已经疯掉的年轻人是否能够交出下个月的房租。但他狂热的言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人们根本听不进去。所以，这些伟大展示又有何用？

　　当这番被憎恨所驾驭的高谈阔论，上升到与整个世纪相对抗的时候，他猛然的一句话才向我揭示出，他的身躯已在万丈深渊旁摇摇欲坠。

　　“我应该放弃斯蒂芬妮。”这是他能讲出的最糟糕的话，因为只有斯蒂芬妮是与普天之下，所有的丑恶人类都有所区别的生物——她，让阿道夫炽热的爱恋得以寄托，给了他饱受折磨的人生以意义和目的。他的父亲死了，母亲也死了，他唯一的妹妹还是个小孩儿，他还剩下什么呢？他没有家庭，没有房子；他只有爱，只有斯蒂芬妮在他遭受所有苦难的时候，坚定的站在他这一边——虽然只是他的想象。直到现在，这种想象还在发挥着足够强大的作用。但很明显，在目前这样的精神抽搐中，即使是这份坚定的信念也支离破碎了。

　　“我还以为你准备给她写信呢？”我插了一句，意在用这种建议来帮助他。

　　他用一个极不耐烦的手势表达了对我的漠视（直到四十年后我才了解到，他当时真的给她写过信），然后对我说了一席我从未听他讲过的话：

　　“只有疯子才会等她。那个妈妈肯定已经为斯蒂芬妮挑好了她要嫁的人。爱情？她们才不会管有没有爱情。找个条件好的，就这么简单。而我是个条件差的，至少在那个妈妈的眼中是这样。”

　　接着他就对那位“妈妈”进行了一阵猛烈的嘲讽，外带那些上流圈子里的每一个人，还有那些为了继续享受不当的社会权利，而对婚姻做出精明安排的人。

　　这钢琴简直弹不下去了，于是我躺到了床上，不一会，阿道夫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他的书上。我尤记得当时我多么的惊愕。要是阿道夫已不再对斯蒂芬妮有一丝眷恋，那么他会变成什么样。

　　我的感受很矛盾：一方面，我很高兴能看到他从这段毫无希望的恋情中解脱出来，而另一方面，我又知道斯蒂芬妮是他唯一的理想人选，也是唯一能给他带来前进动力和生活目标的人。

　　当这番被憎恨所驾驭的高谈阔论，上升到与整个世纪相对抗的时候，他猛然的一句话才向我揭示出，他的身躯已在万丈深渊旁摇摇欲坠。

　　“我应该放弃斯蒂芬妮。”这是他能讲出的最糟糕的话，因为只有斯蒂芬妮是与普天之下，所有的丑恶人类都有所区别的生物——她，让阿道夫炽热的爱恋得以寄托，给了他饱受折磨的人生以意义和目的。他的父亲死了，母亲也死了，他唯一的妹妹还是个小孩儿，他还剩下什么呢？他没有家庭，没有房子；他只有爱，只有斯蒂芬妮在他遭受所有苦难的时候，坚定的站在他这一边——虽然只是他的想象。直到现在，这种想象还在发挥着足够强大的作用。但很明显，在目前这样的精神抽搐中，即使是这份坚定的信念也支离破碎了。

　　“我还以为你准备给她写信呢？”我插了一句，意在用这种建议来帮助他。

　　他用一个极不耐烦的手势表达了对我的漠视（直到四十年后我才了解到，他当时真的给她写过信），然后对我说了一席我从未听他讲过的话：

　　“只有疯子才会等她。那个妈妈肯定已经为斯蒂芬妮挑好了她要嫁的人。爱情？她们才不会管有没有爱情。找个条件好的，就这么简单。而我是个条件差的，至少在那个妈妈的眼中是这样。”

　　接着他就对那位“妈妈”进行了一阵猛烈的嘲讽，外带那些上流圈子里的每一个人，还有那些为了继续享受不当的社会权利，而对婚姻做出精明安排的人。

　　这钢琴简直弹不下去了，于是我躺到了床上，不一会，阿道夫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他的书上。我尤记得当时我多么的惊愕。要是阿道夫已不再对斯蒂芬妮有一丝眷恋，那么他会变成什么样。

　　我的感受很矛盾：一方面，我很高兴能看到他从这段毫无希望的恋情中解脱出来，而另一方面，我又知道斯蒂芬妮是他唯一的理想人选，也是唯一能给他带来前进动力和生活目标的人。


　　第二天，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我们之间发生了一场尖锐的争吵。我得练习钢琴，而阿道夫却想要朗读。因为外面下着雨，他无法到美泉宫去。

　　“这种无休止的弹奏，”他冲我吼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很简单，”我回答道，然后起身从我的音乐箱里拿出一张时间表，用图钉将其固定在了壁橱的门上。我清楚的知道我什么时候该外出，什么时候不外出，而眼下正好是我练习钢琴的时间。“那么现在，把你的时间表挂在下面，”我补充道。时间表！他才用不着这些东西呢。他的时间表装在他的脑子里。这种做法对我们彼此都有利。我怀疑的耸了耸肩。他涉猎的领域繁多，但都很系统化。他几乎只在晚上工作；到了白天就睡觉。

　　我很快就适应了音乐学院的生活，我的老师们对我的工作也感到满意——他们为我提供了全职教学，从这点就能看得出来，还不是一般的满意。当然，我对此引以为豪，甚至有点骄傲自满。音乐这门艺术看起来似乎与以前的教育关系不大。所以我既愉快又满足，每天早上我都高高兴兴的起身前往音乐学院。但正是这份成竹在胸的感觉，这种志在必得的自信，让阿道夫在苦恼的对比中难以入眠，尽管他从不提及。

　　所以现在，贴在墙上的那张时间表，想必在他眼中就变成了一张我未来保障的官方认定书，而这，引发了一场大爆炸。

　　“这座学校，”他叫喊道，“有太多思想僵化的老公务员，老官僚，有太多愚昧无知的弱智官员。整个学校就应该被炸掉！”他的脸色乌青，嘴巴紧合，嘴唇几近惨白。但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眼神里透露着凶煞之气。仿佛所有的憎恨都贮藏在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

　　我正准备指出，那些在他盛怒之下，被草率定性的人，毕竟都是他的老师和教授，他们多少都给他传授过一些知识。可是他先发制人。

　　“他们拒绝了我，他们排斥了我，他们抛弃了我！”

　　我被震惊了。原来这就是真相。阿道夫根本没有被艺术学院录取。此时，关于阿道夫那些令我困惑的问题得到了充分的解答。

　　我深深的体会到了他的不幸，我问他是否把这件事情告诉过他母亲。

　　“你脑子里在想啥？”他反诘道。“我怎能让处在弥留之际的母亲承受这份担忧呢？”

　　没办法，我只好认同。

　　我们彼此沉默了很久。也许那时候，阿道夫想起了自己的母亲。然后，我试图将对话拉回到现实中。

　　“那现在怎么办？”我问他。

　　“现在怎么办，怎么办，”他暴躁的重复着。“你又来了是不是——还怎么办？”

　　对于这种问题，想必他已经无数次的问过自己，因为他肯定没跟任何人谈论过这件事情。

　　“现在怎么办？”他再次嘲弄着我焦虑的疑问，而不是正面回答。他坐在桌旁，周围全是书。“现在怎么办？”

　　他挑了挑油灯，抽出一本书，开始阅读。我只好去摘下贴在壁橱上的时间表。他抬起头，看见了我的举动，平静的说了一句，“没关系。”

老爺叔

老希一個有藝術天份，有崇高志向的青年，最終怎麼會走上一條魔鬼的道路？
德國一個有理性傳統，有高度文化的國家，最終怎麼會容忍一個精神病領袖？
中國呢？已經來遲的反思，到今天還不能順暢地進行。

ironland

印象里他没被录取是因为画作太冷漠，像建筑效果图。

杨林

印象里他没被录取是因为画作太冷漠，像建筑效果图。
ironland 发表于 2012-3-23 23:56

不知道要是美术学院录取了他，会不会改变他的人生轨迹，从而改变世界的历史。

老爺叔

不知道要是美术学院录取了他，会不会改变他的人生轨迹，从而改变世界的历史。
杨林 发表于 2012-3-24 08:51

要是當年北大教授們不是那麼冷漠對待老毛﹐他也會在圖書館坐下來讀書﹐毛是個很自信自負﹑也有一些天資的人。但是歷史卻把希特勒﹑毛澤東﹑斯大林﹑金正恩送進了魔鬼的城堡。

施国英

骨子里自卑的人，往往会表现得很自负，自卑与自负是其人性的两面。这样的人通常还很有政治上的野心。他们一旦掌握公权力就是人间的灾难。

ironland

71# 杨林
难说。一方面绘画不见得能满足他，另一方面，他的绘画技能也未必能养活他。战后德国人的日子太艰难，恐怕他终究还是会成为大魔头。

ironland

72# 老爺叔

北洋那些军头们笨啊, 想不出来暂住证这种高级货。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uninfo/1/1340366.shtml

老木匠

哈哈，归结上述诸位

不得意的文青+自卑自负的愤青+社会环境+历史机遇=希特勒大魔头

老爺叔

哈哈，归结上述诸位
老木匠 发表于 2012-3-24 13:27

不得意的文青 + 自卑自负的愤青 + 社会环境 + 历史机遇 = 希特勒大魔头

國家社會主義專政 + 民族主義高漲 + GDP高速發展 + 國家意識崛起 + 思想輿論控制 + 帝國主義圍堵 + 國際風雲機遇 = 納粹

ironland

76# 老木匠
那美院里的愤青们……

再介绍个计量单位：希特勒    （汉化：Fall Ark）

老爺叔

殺死 600 萬條人民 = 1 “希特勒”
毛澤東一個人民公社就完成了 6 “希特勒”
到此誰更偉大﹖

老木匠

　第十六章 阿道夫重建维也纳

　　当我们乘坐马车，从美泉宫穿过玛利亚希勒夫大街去向霍夫堡的时候，我们经常看见身着节庆制服的老皇帝。碰上这种情况，阿道夫并不会耽搁许久，而且事后他也不会提及。因为皇帝仅仅是奥匈帝国的一个象征，所以阿道夫对他不感兴趣。

　　反差和对比巩固了我对维也纳生活的记忆，使我一直铭刻于心。在动荡的1908年期间，有两个政治事件激起了民众的不安情绪。

　　一件是皇帝的钻石婚纪念。弗朗茨•约瑟夫于1848年登基，他在位期间，整个国家长期处于和平状态。从1866年开始，奥地利42年都没有卷入过任何一场战争。只有很少一部分老兵才知晓柯尼格拉茨会战，或者库斯图萨战役。因而老百姓将皇帝视作和平的捍卫者，他们热情高涨，着手准备着庆典。

　　另一件是并吞波斯尼亚，这项裁定同钻石婚纪念有关，它激起了民众的愤怒。对外扩张只能表明这个国家内部的虚弱，很快，处处都弥漫着火药味。事实上，1914年的萨拉热窝事件早在六年前就很有可能发生。所以说那场战争（1914——1918）的爆发也绝非偶然。

　　那时候，生活在我们两个无名小卒周围的维也纳人，在对老皇帝的忠诚与对战争的恐惧之间左右为难。

　　我们注意到，每个地方的阶级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社会底层人口数量庞大，他们经常是食不果腹，住在没有阳光的低劣公寓里。鉴于我们自己的居住环境，毋庸置疑，我们也属于这一类人。对我们来说，根本就没有必要跑到外面去体验这座城市诸多的苦难与悲惨——这种不幸就发生在我们自己家里。那潮湿而成块剥落的墙壁，虫洞满布的家具，还有臭气熏天的煤油味，都是生活在我们周围，数以万计老百姓的典型写照。当我们空着肚子来到市中心的时候，我们看见衣着讲究的公务员出入于富丽堂皇的高级公寓，以及维也纳上流社会的奢华酒店——旧贵族，工商界领袖，地主，富豪——极其铺张的举办着各式宴会；一面是饥饿与穷困潦倒，另一面却是不计成本的享乐，纵欲和无度的挥霍。

　　我是因为太过想家，而无暇对这些社会反差发表政见。但阿道夫呢，无家可归，又被学校拒收，社会地位卑微，又根本没有任何逆转的机会，在这一时期，他的反叛情绪达到了高点。这个社会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让他饱受其苦，同时也激起了他对我们周围，那些大肆敛取不义之财的骄横之人的极端憎恨。只有通过对国家事务的猛烈抨击，他才能够容忍自己那“狗一样的生活”。不可否认，导致他现状的原因，大部分应该归结于他的自身的错误；但这一点，他永远不会承认。比饥饿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缺乏个人卫生，因为他的身体对一切事物的敏感几近病态。无论怎样，他都会让自己的床单和衣服保持整洁。要是在街上看见这个穿着讲究的年轻人，你断然不会想到，他每天都忍饥受饿，还住在第六区一处令人绝望而且虫满为患的偏室里。周围的环境卫生极度匮乏，虽然他是被迫居住于此，但这才是激起他反对社会普遍现状的真正原因，而非缺少食物。这座古老的皇城，成了社会舆论和政治观点生长的沃土，那种虚假的城市魅力以及浪漫情调正显示出它内部的腐朽与衰败。希特勒后来所拥有的一切，均得益于这座行将就木的帝国之都——维也纳。尽管他后来这样写道，“以‘吃忘忧树的人’来命名的这座城市，对我而言意味着5年的苦难与窘迫，”此番言论只显示出他这段经历的消极面。而积极的一面是，他在不断反抗现行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而这些观点在后来的岁月里，几乎没怎么发展。

　　尽管他对劳苦大众极富同情心，但他从未直接接触过帝国首都的本地居民。他很不喜欢土生土长的维也纳人。从一开始，他就无法忍受他们那种悦耳却又绵缠的口音，相比而言，他倒更喜欢查克雷斯夫人操的一口笨拙的德语。

　　除此之外，他还讨厌维也纳人的唯唯诺诺和冷言少语，他们似乎永远都是得过且过，放任自流，并且做事不计后果，目光短浅。而阿道夫的性格正好与之相反。我至今还记得，阿道夫总是不苟言笑，仅是因为他不喜欢和人们发生肢体接触；但所有的事情又使他的内心躁动不安，并驱策着他想出一些彻底而全面的解决办法。

　　对于维也纳人嗜酒这一特点，他是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而且对此相当鄙视！我们只去过一次普拉特的“开心花园”，而且还是出于好奇。他不明白人们为何要把自己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些无聊的事情上。当他从观看杂耍表演的人堆里，听到嬉笑吵闹声之时，他会摇头叹息，心中充满了对这些愚蠢行为的愤慨，而且还问我能否理解他们在干什么。他觉得这些人肯定是在嘲笑他们自己，对此他深表理解。

　　另外，他还十分厌恶维也纳人中的混杂人群，捷克人，马扎尔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克罗地亚人，意大利人，鬼知道还有其他什么人混杂在普拉特。对他来说，普拉特简直就是一座维也纳的巴别塔。

　　他有一个奇特的矛盾点一直让我着迷：他所有的想法和抱负都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展开，即怎样帮助众多普通而无辜的社会底层人民——这也是他对自身状况的定义——他们无时无刻不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但事实上，他又总是避免和这些人接触。普拉特人群混杂，让他深感厌恶。

　　另一方面，他同样对统治阶级的傲慢和自负相当抵触，他也明白，在那时候，人们更指望不上那些，因被排挤而变得冷漠和消极的先进知识分子。人们开始意识到,哈布斯堡王朝已是穷途末路，气数将尽。但在那些对传统君主制极力拥护的人群中，他们一度信奉着一种宿命论，对身边发生的所有事情总是逆来顺受，就像维也纳人通常说的，“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又何必强求。”这种苦乐参半而又听天由命式的语气同样也在维也纳的诗歌中盛行。比如诗人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瓦尔德甘斯——这些我们闻所未闻的名字，不是因为我们缺少对诗歌的鉴赏力，而是因为这些诗作的表达手法对我们来说很陌生；我们来自乡下，比镇民还要朴实。此外，我们是与那些逆来顺受之人不同的一代人。当这种令人绝望的社会状况在老一代人中间产生的时候，他们竟然无动于衷，这就迫使年轻的一代陷入到种族批判的狂热之中。

　　同样，阿道夫也意识到了批判与反击的迫切性。他从不知道什么叫做顺从。他认为顺从只能让他丧失生存的权利。但他似乎又让自己脱离了同时期的人群，这些人在当时显得既傲慢又无序，阿道夫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拒绝加入当时存立的任何政党。尽管他总是对周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抱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但他却总是独来独往，坚定的依靠自己去实现他的目标。

　　还有件事情我应该提一下——阿道夫拜访梅德林区的工人阶级。尽管他从没跟我讲过，他为什么要到那里去，但我知道他是想独自去研究工人家庭的住房与生活状况。他对任何单独的个体都不感兴趣；他只是想了解一个阶级的整体情况。因此他在梅德林并没有熟人，他的目的是客观的从一个横面去研究整个社会。

　　尽管他尽量避免与别人进行私下接触，但他却越发的喜欢上了维也纳这座城市；即便其他人都不存在，他照样可以活得高高兴兴，但前提是绝不能离开这座城市。怪不得后来他在维也纳认识的几个人都觉得他是一只孤狼，一个怪癖之人，他们把阿道夫精美的演讲，高贵的举止还有优雅的谈吐，看成是一种为了掩饰自己穷迫状况的矫揉造作或者傲慢自负的表现。实际上，年轻的希特勒在维也纳并没有朋友。

　　他越发的热爱维也纳的建筑，就拿环城大道来讲！当阿道夫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那耸立的高大建筑，让他仿佛觉得自己，那些胆大的艺术梦想竟成为了现实，他花了好长的时间才从这种挥之不去的幻觉中清醒过来。渐渐的，他才从这些摩登建筑展览中找到了自我。我经常陪他去戒指路散步。那时候他会详尽的为我描述这样或那样的建筑，指出确切的细节，或者给我解释它的构造原理。他当真会花上数小时，站在一幢建筑物面前。他忘却了时间，更忘却了周围的一切。我对他这种长时间的驻留和复杂的审视简直无法理解；毕竟，这些东西他之前都看过，而且已经比大多数的本地人都还更了解。当我偶尔失去耐心的时候，他便粗鲁的对我咆哮，还问我到底是不是他真正的朋友；如果是，我就应该分享他的兴趣。然后他又继续沉浸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回到家里，他会给我绘制平面图，剖面图，或者进一步详述某些有趣的细节。他借来许多关于各种建筑兴建始末的书籍，皇家歌剧院，国会大厦，城堡剧院，卡尔斯大教堂，霍夫博物馆，市政大厅；他带回家的书是越来越多，其中还有一本大众建筑手册。他向我展示了不同的建筑风格，而且还特别为我指出，环城大道那些建筑中的某些细节部分，显示出了当地工匠十分高超的技术水平。

　　他对建筑的研究并不止于它们的外观。他对某些建筑的偏门，楼梯，甚至是后门和一些鲜为人知的通道都了如指掌，这一度令我感到相当惊讶。他从任何方向都能进入一栋建筑；他最讨厌那种为了掩饰某些布局的缺陷而把外观修建得金碧辉煌的建筑。美丽的外观永远都靠不住。他认为石膏是一种下等材料，任何一个建筑师都不应该使用这种材料。所有的一切都瞒不过他的法眼，他时常会为我指出一些旨在营造视觉效果，却华而不实的建筑。这样一来，戒指路便成为了他论证自己观点和考量自己建筑学识的一个参照实体。

　　与此同时，他的大型广场重建计划也已经初步成形。我清晰的记得他的阐述；比如，他把霍夫堡皇宫与大众公园之间的英雄广场视为一处群众集会的理想之地，不仅是因为与之毗连的环形建筑包围着集会的群众，形成得天独厚之势，还因为人群中的每一个人无论从哪个方向望去，都会感受到一种如史诗般的震撼效果。我觉得这些言论属于闲着没事儿的异想天开，可尽管如此，我总是不得不参与到此类体验中。施瓦曾伯格广场也深受阿道夫的青睐。有时在皇家歌剧院的演出间隙，我们会来到施瓦曾伯格广场，于暮色之中欣赏那如梦如幻的灯光喷泉。那样的壮观场面，令我们无比满意。布满泡沫的水花不断升起，在各种聚光灯的照射下交替呈现出红黄蓝三色。色彩与水体的运动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效果。为整个广场增添了一分超凡脱俗的感觉。

　　诚然,受到戒指路建筑风格感染的阿道夫，也对维也纳的大型工程颇感兴趣：音乐大厅，剧院，博物馆，宫殿，展览馆。可是渐渐的，他的规划设计风格也在改变。首先，这些雄伟的建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显得如此完美，以至连思维广阔的阿道夫都找不出任何改善的理由。其次，在这方面，林茨与之大不相同。他曾对自己在林茨见过的每样建筑都感到很不满意，比如像老城堡，还有其他一大堆建筑。所以，难怪他要为林茨设计一座更庄严的新市政大厅，因为老市政厅夹在主广场的楼群中间，显得相当狭小，也不那么雄伟；而到最后，当我们的散步结束时，他已经把整个城镇翻修了个遍。维也纳则不同，不仅因为给这么大一个城市构想一个合乎比例的单位对他来说具有难度，而且还因为随着他政治认识的增长，他开始越发的意识到，维护公众健康与建造适宜居所的必要性。在林茨，他从来就没有考虑过，人们会对这些工程有怎样的反应，也没考虑过他的大型工程是否会对民众造成影响。然而到了维也纳，他开始为了人民而建造。他在深夜长谈中为我解释的一切，描绘的一切，计划的一切，都不再像以前那样，为了建造而建造，而是把居住者的需求和愿望放在首位，做出认真而负责的计划。在林茨，那些都是纯粹的理想建筑，而到了维也纳，它们成了社会建筑；这就是他的进步所在。这样的事实基于一个外部因素，那就是阿道夫以前在林茨过得相当安逸，尤其是在乌尔法尔的农舍。而现在恰恰相反，住在维也纳斯通帕街一间晦暗的偏室，直到现在，当他每天早上醒来，一看到那空白的墙壁和这惨淡的景象，他就会感到，建筑的意义并不在于卖弄和炫耀，而是一个关乎大众健康的问题，或者更进一步说，是一个怎样让贫困人群脱离苦海的问题。

　　“戒指路的宫殿旁，徘徊着成千上万的无业游民，旧奥地利的凯旋大道下，无家可归之人蜷缩在泥泞的管道中。”希特勒用这些文字在《我的奋斗》中宣称自己态度的改变。从对皇家建筑的崇拜，到对社会悲剧的沉思。“至今一想到这些悲惨的铁皮棚，拥挤的膳宿公寓，密集的人群，想到这个绝望，污秽，充满愤怒的阴暗画面，我不由得全身颤抖。”

　　阿道夫告诉我，去年冬天，当他还是独自一人在维也纳生活的时候，为了节省燃料，他就经常跑到公共休息室去取暖，因为他那个不争气的火炉总是消耗甚多，散热甚少。而在公共休息室，人们可以免费取暖，还有大量报纸可供阅读。我猜测阿道夫在同那些常客的交谈中，对这座大都市那令人愤慨的住房条件，有了初步的直观了解。

　　在我们找寻住处，也就是我即将入住维也纳的时候，我曾有过一种预感，我感到在前方不远处，等待我们的将是苦难，窘迫与污浊。穿过阴暗而臭气难当的庭院，上上下下的楼梯，污秽肮脏的走廊；经过一家老小挤在一堆，昏黑无光的狭小房间，当地的人们如同周遭的环境一般，显得腐朽而糜烂——此情此景仍然使我无法忘记，同样，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在一所看似合乎我们居住标准的房子里，我们见识到了邪恶的极点，妖媚的“波提乏夫人”，在我们看来她远不如那些穷苦大众。从那以后，阿道夫每日每夜都会在房门与钢琴之间没完没了的来回踱步，用强有力的说辞，为我阐释着这种邋遢的居住环境的成因。

　　他从我们两个的住处开始说起。在一块巴掌大的地方，竟然堆起三座建筑，每个人都不同程度的侵占了别人的电力，空气，还有生活空间。

　　“这是为何？因为买下这块土地的人想要尽可能的获取最大利益。所以他必须将房子修得尽量的紧凑，尽量的高。整座公寓就像是一个被隔开的大盒子，把人们一个一个的向上堆叠，垒得越高，他获利就越大。承租人从他们那里得到房子后，必须使之物有所值，因此会转租一些房间出去，通常都是把最好的房间租给别人；就比如像我们善良的查克雷斯夫人。而为了将可用房间提供给其他租客，次承租人又只好挤在一块住。所以每个人都想从他人身上获取利益，结果是，除了房东以外，所有的人都没有足够的生活空间。把地下室当房子出租，同样是个丑陋的现象，那里没有照明设施，没有阳光，空气也不流通。如果对成年人而言算是难以忍受的话，那么对儿童来讲，将是致命的。”

　　在对房地产投机者和开发商的猛烈声讨中，阿道夫结束了他的演讲。他有句话至今还在我耳畔萦绕，其中有个词我当时还是头一回听道：这些依靠人们糟糕的居住状况为生的“职业房东”。那些可怜的租客在一般情况下是绝对见不到房东的，因为房东不会住在这些公寓中——但愿不要发生这种事——他们住在希青或者格林津郊区的某个奢华别墅里，享受着从别人身上榨取来的财富。

　　有时候阿道夫会站在承租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对这些可怜的穷鬼来说，一个像样住所的最低要求是什么？光线——每个房屋必须有独立的窗户。必须有为儿童修建的花园和运动场。空气——必须要看得见天空；还要有一些绿化，一小片自然景色。可是，看看我们住的这栋楼，他说道。阳光只能够照在房顶上。通风——简直可以不用说了。水源——一个简单的水龙头支在外面，八户人家只能提着桶拿着罐子到这儿接水。整个一层楼共用一个极其肮脏的厕所，连解手都要排队。最要命的是，臭虫满天飞！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这时候我已经知晓阿道夫被学校拒绝了——我不时会问他，白天去了哪里，他回答道：“我正致力于解决维也纳的住房问题，为此我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所以我常常得四处走访。”

　　那些日子，他经常整夜的凝视着他的设计和画作，但从不对此发表任何言论，而我也没有过多追问。可是，大概到了三月底的时候，他突然宣布：“我要离开三天。”

　　第四天，他疲惫不堪的回来了。至于他去了哪里，在哪儿睡的，饿到了啥程度，恐怕只有老天爷知道！从他轻描淡写的叙述中，我推断他去了维也纳几个较偏远的地方，也许他到过施托克劳或者马希费尔德，去考察当地是否有可用的土地来帮助缓解城市的人口拥挤。接着他又挑灯夜战，直至天明。最终，他向我展示了他的成果。首先，是一些简易的平面图——带有最低设施配备的工人公寓：厨房，客厅，父母和小孩的单独卧室，厨房的自来水，卫生间，并且还有一样在当时闻所未闻的新设施，浴室。然后阿道夫又向我展示了他用印度墨水，工笔绘制的各种房屋户型的草图。这些草图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为一连好几个星期它们都挂在我们家的墙上，而且阿道夫还乐此不疲的为我反复讲解这些工程。从我们吹不着风，见不到光的生存现状中，我意识到我们周边的环境与阿道夫想象中，那种光照通风条件极好的房子形成了越发强烈的反差。因为，只要我的眼神从这些漂亮的草图上稍微一游离，我就会看见那堵胡乱刷成，并已开始剥落的墙壁，而且上面还残留着我们在夜间扑杀臭虫后留下的痕迹。这种鲜明的反差使我朋友的宏伟计划，不可磨灭的刻在了我的记忆中。

　　“廉租公寓将被摧毁。”带着简单的声明，阿道夫开始了他的工作。要是他用别的办法我反倒会感到惊讶，因为他在拟定每个计划的时候都会倾尽全力，把事情做到极致，他最憎恶的就是那种权宜之计或者折中的办法——生活导致了这种无奈。但他的任务是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去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个人投机倒把行为将被禁止。随着工人区的拆除，多瑙河沿岸一带将增加一片开放式的休闲区域，宽阔的道路将贯穿其中。大型建筑区域将由铁道网络连接。分散在城区内的各个与之匹配的站点，将取代大型的火车站，与城镇中心相连接的是一些当地的小型车站，这些小型车站为固定的区域服务，为人们上下班提供舒适而迅捷的交通。汽车在当时还难以被设想成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维也纳的街道仍然是出租马车的天下。而骑自行车只是慢慢成为了一种廉价而实用的旅行方式。在那时候，唯有火车才能够提供大批量的运输。

　　在阿道夫的设计中，他的关注点绝非片面而单一。但像今天修建的那种家庭型住宅，或者业主私有型住宅，也并不是他中意的“解决办法”。他的构想仍然基于老式的经济公寓住宅，一栋多户型。这样就衍生出了他那种最小容纳四户人家的房子，两层楼，结构均匀，底楼和二楼各两套住房。这种基本单位是比较普遍的类型。要是情况需要，还可以将四到八个这种基本单元，结合成一座能容纳八户或者十六户家庭的公寓大楼，但是这种公寓大楼也得保持“与地面接近”，也就是说，它们仍然是两层楼，只不过横向组成。周围布置的是花园，操场，还有成片的树木。十六户人家的楼房就是极限了。

　　设计完用来缓解城镇人口拥挤的必要住宅之后，现在我的朋友就能够将注意力转向问题的本身了。阿道夫拿出了一副大型城市地图，这幅地图大得在桌上都铺陈不开，因此只得将它在钢琴上展开，他在地图上设置了铁路网和公路。工业中心被标注了出来，住宅区也被合理的划分了出来。在他专注于这些浩大工程的时候，我都一直陪伴在他左右。的确，为了这项任务，他将房间内的每一平米都利用了起来。若不是见阿道夫在此事上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我会把整件事情看成是一种有趣而又愚蠢的消遣。事实上，我是对我们糟糕的居住条件太过失望，以至于几乎变得和我朋友一样的狂热，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细节仍然保留在我记忆中的确切原因。

　　阿道夫以他自己的方式思考着一切。我仍旧记得一度纠结于这样一个问题：在他的新维也纳里，还有没有必要让酒馆存在？如同对尼古丁的看法一样，阿道夫对酒精也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如果人们既不抽烟也不喝酒，那为何还要到酒馆去呢？总之，他为这个新维也纳找了一种解决办法，这个彻底而大胆的办法就是：用一种新式饮料代替酒！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到林茨弗兰克公司的办公大楼去翻修几个房间，那家公司专门生产一种咖啡替代饮料。阿道夫到那里来看我。公司为每个工人提供一种极为可口的冰镇饮料，一杯只要1赫勒（奥地利青铜币）。阿道夫对这种饮料非常满意，以至于数次反复提及。他说，如果能向每个家庭供应这种廉价而有益健康的饮料，或者类似的不含酒精的饮料，那么人们就能告别酒馆。当我告诫他道，据我对维也纳人的了解，他们是不大可能戒酒的，这时候他便粗鲁的回答道，“没人会要你参与！”似乎言下之意就是，维也纳人也不会让我参与。

　　阿道夫尤其反对那些建立了烟草垄断的国家，而奥地利便是其中之一。他义正言辞的讲道，照此下去，这个国家的生命与健康将葬送在自己手上；因此必须要关闭烟草制造厂，并且禁止进口烟草，雪茄以及香烟。但是，与他的“人民的饮料”情况不同，他并没有找到一种烟草的替代品。

　　总而言之，阿道夫越是将自己的想象掺入到对这项工程的认识中，他的整个事业就越发的接近乌托邦。只要不违背他计划的基本原则，一切事务都合乎情理；可是，当他想出了计划实施的细节之后，阿道夫又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因而弄得我完全是一头雾水。在用我父亲挣来的血汗钱，为这个臭虫满天的屋子付清了我应承担的10克朗房租之后，我变得越来越同情阿道夫的想法——在他的新维也纳里，将不再有地主、房东和租客的存在。土地将收归国有。房屋住宅将不再成为私有财产，而是由某种房屋合作社管理。人们将不再缴纳房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房屋土建成本的供款，或者是一种房屋税。到目前为止我姑且还能与之为伍。可当我胆怯的问道，“是不错，但照这样做的话，你是无法承担如此昂贵的建筑成本的。谁来为这些工程买单呢？”此语一出，立即招致了他最猛烈的反击。已陷入狂怒的阿道夫粗暴的回应着我，而我也只好似懂非懂的招架着。但他的解释我几乎已不记得，反正大多都是些十分抽象的概念。倒是他惯用的感情表达方式还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它们越无实际意义就越让我印象深刻。

　　整个工程的核心问题尚待解决，正如阿道夫自己的形容：“处在革命风暴之中”。这种呆板的措辞，首次出现的场合是在我们破旧不堪的住所中。我不知道阿道夫这些语句是不是从他大量的阅读中捡取的。尽管他从未刻意的停下来解释，可不管怎样，每当他奔逸的思维将要陷入停滞的时候，这句豪迈的“革命风暴”总会给他的思想注入新的活力。我发现这句话要么“囊括一切”，要么就“毫无意义”。对阿道夫而言，它的意义“囊括一切”，而对我来说，它就是“毫无意义”。直到阿道夫用他那具有催眠效果的口才，对我进行了一番引导和劝诫之后，我才最终相信，仅仅需要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便可打破那个陈腐的旧世界，而后，在他心中酝酿已久的宏伟计划便可得以实现。就好比一场夏末的和风细雨让遍地的蘑菇破土而出。

　　另外一个总是反复出现的表达是“德意志理想国”，这与“帝国”一词均出自一个概念，同为他思想的主旨。这个“理想国”从基本原则上说是国家与社会的统一，而社会主要是就工人阶层的劳苦大众而言。阿道夫越发认真的想要在我们这个时代打造一个按需分配的国度。但是，这仍然是个十分朦胧的构想，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所读之书的影响和约束。如此一来，他便选择了这样的措辞，“理想国”——好像是从他诸多书籍中的一本上读到的——理想国的细部将留给后世去发展和建立，而他只是暂且勾勒出一个大概的轮廓，当然，“帝国”才是他的终极目标。

　　阿道夫首次采用的第三种措辞也与他大胆的建筑工程有关，并且已经成了当时的一种不成文的准则：“社会改革”。这种措辞也包含了他头脑中，许多尚未成形的思想和认识。但通过对政治文献的殷切学习以及对国会大厦的数次造访（我也被拽了去），他渐渐为“社会改革”这个词增添了一种具体而切实的意义。

　　有朝一日，当革命风暴袭来，理想之国诞生，被迟迟延误的社会改革就将成为现实。这一刻的到来，意味着“职业房东”们的廉租公寓将被拆毁，而全新的现代住宅将在努斯多夫后面那片美丽的草地上拔地而起。

　　我一直以来老想着我朋友的计划，因为我把它们看成是阿道夫在维也纳旅居期间，性格与思想发展的典型写照。诚然，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我的朋友是不会对劳苦大众坐视不理的，因为我知道他断然不会对任何事情置若罔闻，况且，无视重要现象的做法也有悖于他的天性。然而我从不曾想到，在维也纳郊区的经历会如此强烈的唤起他的整个人格。因为我一直认为，我的朋友从本质上说是一名艺术家，在面对绝望无助的劳苦大众时，如果他感到愤怒，那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他却依旧对此摆出一副冷漠之态，就好像自己还没被这座城市给拖下深渊。我思忖着他的敏感，他的唯美主义，还有他一直以来，对跟陌生人发生肢体接触的恐惧——那时他很少跟别人握手，次数屈指可数——我认为这种做法足以使他与民众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仅限于他在个人交际上的态度。然而在他情感丰富的内心深处，他永远的与下层人民站在了一道。这并不是同情，出于直观判断，他感到自己被剥夺了人身权利。这些还不止。他不仅与民众一起承受着苦难的折磨，而且他还殚精竭虑的想要把这些人民从贫困和不幸中解救出来，他正是为了这些劳苦大众而活。毫无疑问，这种想要重塑新生活的强烈愿望，是他肩负的责任和使命，而这也导致了他一步一步的陷入困窘之境。只有通过“为民着想，造福于民”的崇高事业，他才能重新找回心理平衡。持续数周的惨淡景象和极度的消沉已经过去；他再次充满了希望与勇气。

　　但是眼下，只有善良的老妪，玛利亚•查克雷斯委身于这些计划。确切的说，她并未真正的参与其中，因为她已经不再帮阿道夫整理这些杂乱堆放的设计草图了，只要这两个从林茨来的学生能够按时交租，她就谢天谢地了。

　　就林茨而言，阿道夫无非是想把它变成一座精致而极具魅力的城镇，用卓越的建筑来抬升它低微的省城地位。但对于维也纳来说，阿道夫则想将其打造成一座适宜人居的现代城市，而其名声与威望则次之——这是他对皇家维也纳的冀望：最为重要的是那些居无定所的老百姓，他们已经与自己的热土和同胞变得疏远，定要让他们重新在这片坚实的土地上站稳脚跟，安居乐业。

　　一个住在玛利亚希勒夫城郊，一处阴暗偏室里的十九岁青年，将这座古老的皇城在他的画板上变成了一个由四户、八户、十六户住宅组成的，宽阔，阳光且充满活力的都市。

老木匠

第十七章 阅读与自学

　　毋庸置疑，阿道夫在那时候确信自己命中注定会成为一名建筑师。他究竟如何才能打开通往实践的大门呢，即便是通过彻底的自学，他也无法获得任何推荐信和学历证书——这从未让他感到过丝毫担忧。而对此我们几乎闭口不谈，因为我的朋友十分确信，待他学成之日，社会状况将会发生改变（既非平静，也非动荡不安，这是由于他的革命风暴所导致的结果），到那时，传统意义上的学历将显得不再重要，而真才实学才是人们唯一的衡量标准。

　　“那时，建筑为我所爱，我对它的狂热也在情理之中。除开音乐，建筑在我眼中，可以位列艺术之首。在这样的情形下忙碌，我感受到的不是工作的压力，而是莫大的满足。直至深夜，我还能够阅读或者绘图。我从不知疲倦。这加深了我对未来的信念。尽管要实现我的美梦，尚需经年累月的磨练，但我几乎敢肯定，有一天，我会在建筑圈内享有盛名。”

　　以上文字引自他的《我的奋斗》。

　　就这样，阿道夫清楚的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回想在林茨的岁月，他曾将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全部贯注在了自己选择的学习上，通过这种方式，他成功的战胜了学校对他所谓的偏见，不公平，以及愚蠢的待遇，因此，当他在维也纳处理起相同问题的时候，便显得得心应手。他诅咒艺术学院保守而僵化的官僚主义作风，称他们完全不懂，何谓真正的艺术。我还记得他言辞极端的讲道，学校狡猾的设置这些绊网，唯一目的就是要毁掉他的前程。但他会向这些无能的老棺材证明，没有他们，他照样能够一往无前，逆流直上！从他对学院猛烈的抨击中，我获得了这样的印象：将这个年轻人拒之门外的老师们，无意间激发了阿道夫更多的热情和能量，这是他们的教学所无法达到的效果。

　　但我的朋友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在学习期间，他靠什么维持生计？要想成为一名建筑师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我不知道我的朋友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而自学。但不可否认，他确实是带着勤奋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在学习，人们断难想象，从他那虚弱的身躯里，竟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能量。但他的工作并没有围绕着任何实际目标而展开。相反，他不时的还会迷失在大量的计划和思索当中。相较我的音乐学习而言，我的进度完全是按照计划来进行的，我只能说阿道夫的网撒得太宽，涉及的知识面太广，对于任何事情，即便是与建筑学联系甚微的事情，他都一并囊括；而且对待每一件事他都务必做到仔细，精确。照此一来，如何确保所有事情都能善始善终——更不要说他层出不穷的奇思怪想会扰乱他的专业训练。

　　他那种遍地撒网式的的辛勤付出，与我在音乐学院的系统学习形成了一种反差，这丝毫无益于我们的友谊，但愿我们之间那不可避免的冲突只是因为各自的工作而造成的。除此之外，还有在波斯切蒂教授分配给我一些私人学生之后，我们的分歧变得越发的明显。他说，如今是个人都能看出他霉运缠身；他最大的一个难言之隐就是他目前还挣不了一分钱。

　　一天晚上——我记得是在我给一个学生上完课之后——我找准时机，试图劝说他去寻找一些有报酬的工作。他说，当然，要是一个人走运，他就能够给这些年轻的小姐们上课。我告诉他说，这并不是我主动要求的，而是波斯切蒂教授自己将这些学生分配给我的——很遗憾，她们要学习的是和声学而不是建筑学。顺便说一句，我这人性格过于保守，要是我像阿道夫这么有天赋的话，我早就去寻找一些兼职工作了。

　　他饶有兴致的聆听着，就好像整件事情与他毫无关联一样。我让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比如说绘画，这是他真正能做的事情，就连他的老师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在报社或者出版社找一份工作怎么样？也许他可以给书籍绘制插图，或者给报纸画漫画。他推脱道，他很高兴我对他的绘画技艺如此的信任，但不管怎么说，最好还是将这类书报插图绘制的工作留给摄影师，因为就算是最好的画家，他的创作速度也没有摄影师快。

　　那么我接着说道，从事戏剧评论工作如何？

　　这项工作他完全能够胜任，因为每次在剧院看罢演出之后，他都会向我发表一番严谨，具体却又不失趣味的综合性评述。偌大个维也纳，凭什么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在倾听他的观点，他应该试着去联系一家有影响力的报社。但又必须要求他小心谨慎，不要过分的暴露出他的偏见。他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回答道，无论是意大利歌剧，俄国歌剧还是法国歌剧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人们同样也应该接受外国的作曲家，正所谓艺术没有国界。为此我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然而无论何时，只要一讨论起音乐，我总会坚守自己的立场；因为我觉得我并不是在替自己作辩解，而是作为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在代表学院说话。虽然我十分乐意分享阿道夫对理查德•瓦格纳的巨大热忱，但我也不能够排斥其余的作曲家。然而阿道夫却固执己见，毫不妥协。我依旧清晰的记得，在我对阿道夫饱含激情的说辞中，我引用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最后一段唱词，“亿万生灵，信仰吧！全世界的爱正把你包围！”艺术家的作品必定是属于全世界的。因此，在他还未接受戏剧评论这份工作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不可化解的矛盾，阿道夫如是说。于是乎，这个计划也同样泡汤了。

　　阿道夫在这个时期里搞了大量的文字创作。实际上，我发现其中主要是剧本和戏剧。这些创作大都取材于德国神话，或者德国历史中的故事情节。但这些作品，几乎没有一部是真正完成了的。可不管怎么说，要靠这门手艺挣些钱，倒没什么大问题。阿道夫向我展示了一些草稿，那壮观的舞台设计让我为之惊讶。然而除了关于基督教诞生的那个剧本以外，其余的我都记不清了，但它们共有的特点就是制作成本不菲。我们已经习惯了瓦格纳那些自命不凡的制作构想，但是阿道夫的设计构思，会让所有大师的作品都相形见绌。我对歌剧制作还算精通，因此不假思索的便道出了我的疑惑。我对他解释道，像他这样的舞台布景，不是寒冰就是烈火，不是天堂就是地狱，任何一个制作人都不会接受。他应该选择那种比较适中，比较柔和的舞台布景。总而言之，他最好别去碰歌剧，就去搞纯粹的戏剧创作，或者喜剧——这在老百姓当中是很受欢迎的。最有利可图的事情莫过于撰写几部平庸的喜剧。平庸？单是这个词就足以将他激怒。因而这次尝试也以失败告终。

　　我渐渐意识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即便我说服了阿道夫，让他将自己的画作或者文学作品递交给了某个报社编辑或者某个出版商，那样还是不行，他很快就会跟老板吵起来，因为他决不能容忍别人对他的工作指手划脚，给不给他钱都一样。他只是不甘忍受别人对他发号施令，因为阿道夫只听命于他自己。

　　所以我只好采取另一种办法。有了我父母的慷慨资助，加上我教授私人课程挣得的报酬，使得我在经济上优于阿道夫，因此，我总是尽我所能的去帮助他，并且最好要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因为在这些事情上他显得极其敏感，只有在我们去散步或者远足的时候他才会同意让我请客。

　　后来，在我们彼此分别以后，阿道夫想到了一个独特的解决办法，使他既能够维持基本生计，又能够继续主宰自己的命运。由于他的绘画天赋更多的体现在建筑上而非人物肖像上，因此他就以最工整最细腻的画笔将维也纳的著名建筑（比如卡尔斯大教堂，国会大厦以及类似建筑）勾画出来，并加以着色，绘制成图，然后等他一有空，就拿出去卖掉。

　　在《我的奋斗》中，他这样描述：“当时（他指1909年到1910年）我靠创作素描和水彩画为生。日子虽然过得艰难，但这样做符合我的职业选择。”换句话说，他宁可忍受饥饿，也不愿放弃自主。

　　由于我并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当时，我也无法对阿道夫开展的特殊学习给出任何建议。再说我都自顾不暇，哪还有闲情去为他操心。然而我所留意到的是，他泡在书堆里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我尤其记得他有一本又大又厚的《建筑史》，因为他最喜欢任意从书中选出一幅图片，蒙住标题，然后告诉我图上所示为何建筑，比如沙特尔大教堂，或者佛罗伦萨的碧提宫。他记忆力惊人，总是过目不忘，这当然也是他工作中的一大优势。

　　他不知疲倦地从事着他的绘画工作。我记得他在林茨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制图术的基本要领，尽管这些知识仅仅是从书本上得来的。我不知道阿道夫究竟有没有将他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上，我也记不得他到底上没上过建筑制图课。

　　他从不愿意跟那些有相同专业兴趣的人混在一起，或者与他们就一些共同话题展开讨论。他宁可独自一人坐在美泉宫花园的长椅上，就书上的事物与一个虚构的自己展开对话，而不是去会见一些专业人士。他那种令人称奇的学习方式能够敏锐的洞悉事物的本质，但与此同时，他又焦急的避免着同任何的实际应用发生联系，这种怪异的精神自足让我想起了阿道夫和斯蒂芬妮之间的关系。他对建筑学的无穷热爱以及对建筑物的强烈兴趣，在我看来基本上只能算作一种精神上的消遣。就如同以前的惯例一样，当他需要为自己的感觉找些实际依据的时候，他就会跑到兰德大街去看看斯蒂芬妮。所以他会不时的从那些枯燥乏味的理论学习中逃离出来，转而前往环城大道，好让他内心的平衡在那片光辉景象的感召下得以恢复。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明白了阿道夫为何如此偏爱环城大道，在我看来，像圣•斯蒂芬大教堂或者美景宫这类建筑的样式虽然更古旧，但它们却更具影响力和说服力。可阿道夫就是不喜欢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因为他觉得这类建筑在装饰上过于华丽，不符合他的口味。环城大道的建筑是在城市防御工事被拆毁后才兴建而成的；如此说来，它们的建造时间应为上世纪下半叶，并且建筑风格都是统一的。然而恰恰相反，几乎每种建筑风格都呈现于其中。像古典风格的国会大厦（准确的说是伪希腊风格），新哥特式风格的市政大厅，还有文艺复兴晚期风格的城堡剧院——这是一项令阿道夫尤为赞赏的工程。然而它们都有个共同点，让我朋友特别着迷——它们的排场。但是他之所以全神贯注于那些建筑物，并且把环城大道当做自己的专业训练平台，其真正原因是因为他能从上辈人留下的这些建筑中，轻松的了解到它们的建造历史，复制他们的设计，通过他自身的努力，让每个建筑重新竖立起来；缅怀那个时代成就非凡的建筑大师们——西奥菲尔•汉森，森珀，哈斯瑙尔还有冯•德•努尔。

　　我忧心忡忡的发现，那些新构思，新体验和新计划总是一再将我朋友的专业学习的步骤和安排给打乱。只要这些新鲜事物与建筑有一点关系，他就会将其纳入他的普及教育中，但在他的职业规划中，存在着许多客观的矛盾因素，此外，他对政治动向把握得越来越紧。我不时会问起阿道夫，拜访国会大厦与他的职业准备这两个相去甚远的事情之间有什么联系。他会回答，“只有在政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建造。”而有的时候他的回答是相当粗鲁的。我记得有一次，在回答我如何去解决某个问题的时候，他讲道，“即便我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也不会告诉你，因为你根本就不懂。”尽管他总是粗鲁莽撞，喜怒无常，不可信赖并且死不悔改，但我从来都不会生他的气，因为他高贵的灵魂所发出的纯洁光芒已经掩盖了他性格中某些令人讨厌的部分。

　　我就此打住了对其职业的追问。我最好还是安静的做自己的事情，然后用我的行动告诉他，一个人要怎样去达到自己的目标。毕竟，我连实科中学的门槛都没跨进过，我只读过一所公立学校，但如今我照样成为了一名音乐学院的学生，不比任何一个大学生差。然而我朋友的学习进程与我正好相反。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专业训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深入和具体，而阿道夫的学习却变得越发的笼统，越发的冗杂，越发的抽象，并且还脱离了实践。“我想成为一名建筑师。”他越是顽强的重复这句口号，他离目标的实现就越是变得遥遥无期。这是一个年轻人的典型倾向：在找到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职业之前，他们总是被自己的一些豪言壮语所累。而我的朋友一直都处在这种情况。

　　在《我的奋斗》中他写道：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试图利用我的记忆和理解力，找到一种正确的阅读方法。回首当年，我在维也纳获益良多，这是一段宝贵的岁月……我不断的阅读，为我的知识打下基础。工作之余的时间我全部用在了学习上。我至今相信，我的创造力大致始于我的青年时期……”

　　我的朋友脑子里全是书，我无法想象，要是阿道夫离开了书籍他该怎么活。每当他工作的时候，他就会把书一叠一叠的堆放在旁边。任何时候他的身边都不能没有书，即便不读，也必须把它们摆在周围。无论何时出门，他胳膊下总要夹本书。虽说这是个麻烦，但他宁可抛弃户外的天空也不愿落下自己的书。

　　书籍就是他的一切。在林茨，他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书，分别在三个图书馆申请了会员。在维也纳，他去霍夫图书馆的次数相当频繁，有一次我十分郑重的问他，是不是打算把图书馆内的所有书籍全部看完，结果我却得到了一些粗鲁的回复。有一天他带我来到图书馆，向我展示了庞大的阅览室。我简直被这些数不清的书籍给震撼住了，我问阿道夫他如何找到自己想要的书。于是他便开始向我解释怎样使用图书馆里的目录和分类表，这让我感到更加困惑。

　　在他专心阅读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干扰他。但有时候是他自己干扰自己，因为他一翻书就开始滔滔不绝的讲，并且不管我对他讲的事物感不感兴趣，我都必须耐着性子听完。有时候他会将一本书塞到我手上，然后要求道，作为他的朋友，我应该看看这本书。在林茨的时候，这种情况发生得更为频繁。他倒不是为了让我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他的目的是想找一个能和他一块儿讨论这本书的人，即便这人只是个听众。

　　针对人们的读书方式，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

　　“我知道有些人不停的读书，一本接一本，但我并不会赞美他们学识渊博。诚然，他们从书中获取了大量的“知识”，但他们的大脑根本没有将各种素材归类，区分。”

　　在这方面，我的朋友无疑心得颇多，他走在了多数读者的前面。从选定书籍的那一刻起，他的阅读就已开始。阿道夫很会抓住作者向他传递的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而且他对诗歌也很有感觉。他不把读书当成一件打发时间的事情；他在读书的时候，始终全神贯注。如果我不把他的阅读当回事，而且还在他学习的时候弹钢琴，他定会暴怒。

　　阿道夫选书的方式很有意思。最重要的是目录。然后才开始通读全文，他不是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而是挑重点读。一旦读完，他就在自己的记忆中整理归类。我经常好奇，他的脑袋如何装得下这么多东西，但他吸收的越多，他就记得越清楚。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他书中所记载的多是德国英雄的传奇故事。不管他的情绪如何，亦或外部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他总会一头扎进书堆，把这些书再读一遍，尽管书中的所有故事情节，他早已谙熟于心。我记得他在维也纳读过一本书，名字叫《众神与英雄之传说》：日耳曼神话之珍藏本。

　　早在林茨的时候，阿道夫就已经开始接触古典文学。他曾评说道，在歌德的《浮士德》中，蕴含了太多常人无法理解的哲理。有一回，他有幸在城堡剧院里欣赏到了由约瑟夫•凯恩茨担当主角的歌剧，《浮士德》的第二部分。阿道夫看过之后颇受感动，而且还在我面前反复提过好多次。诚然，谈及席勒的作品，《威廉•退尔》对他影响最深。但说来也奇怪，他非常不喜欢《强盗》。他对但丁的《神曲》极为钦佩，尽管我觉得他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还过于年轻。我知道他对赫尔德感兴趣，我们还一起欣赏了莱辛的《明娜•冯•巴尔赫姆》。他喜欢施蒂夫特尔，也许是因为阿道夫在他的书中，见到了几幅与他家乡风景相似的图片，然而罗塞格尔却将他深深的打动，正如他以前的形容，“太受欢迎了”。

　　有时候他会挑选一些时下流行的书籍来看，但他只是为了把握一下当前读者的心理，让自己对他们形成一种看法，而并不是冲着那些书本身去的。冈霍弗尔在他眼中不值一文，但阿道夫对他所熟悉的奥托•恩斯特的作品却是赞赏有加。在现代戏剧方面，我们看过弗兰克•韦德金德的《青春的觉醒》，还有维尔布兰特的《巴尔米拉的工匠》。阿道夫在维也纳还读过易卜生的剧本，但感触不是很大。

　　至于哲学方面，他一直都推崇叔本华的著作，后来还加上尼采。然而我对此了解甚少，因为他将这些哲学家，可以这么说，据为己有——这是他不愿与任何人分享的私有财产。这种形式的保留也许还有另一层意思，毕竟音乐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它给我们带来的共同话题要远甚于哲学，因为哲学对我而言是个相当遥远的事物。

　　最后，我要强调一下之前提到的，关于我对阿道夫的专业学习的看法和观点：他的阅读量惊人，凭借着超凡的记忆力，他获取了大量的知识，其程度远远超出了一个二十岁年轻人的标准。但是，他回避任何实质性的讨论。

　　在敦促我阅读某本书的时候，他大概已经预感到，不管讨论任何问题，我都绝对不是他的对手，甚至可能在为我选书的时候，他就已经萌生了这种想法。实际上他对“其他观点”毫无兴趣，对阅后讨论亦是如此。

　　他对书籍的态度基本上等同于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他激情满怀的对他能够发现的一切事物全单照收，但他极其小心的同任何可能使其经受考验的事物，保持一段安全距离。

　　他是一个探索者，当然，即便是在他的书里，他也只去寻找适合他的东西。有一天，我问他是不是打算光靠这些书籍来完成他的学业，他惊讶的看着我，然后冲我吼道：“你依靠老师，这我完全能够理解，但对我来说，老师简直就是多余的。”在这次对话之后，他便给我安了一个“知识乞讨者”和一个“智力寄生虫”的名号。我们一起在维也纳生活的这些日子里，我从没发现他从那一大堆书中找出个什么明确的东西，比如他行为的准则和意图；相反，他只是在为自己已有的原则和意图寻找证据。照此推断，他读书的作用（也许除了德国神话）并不是一种思想熏陶，而是一种自我校验。

　　我记得在维也纳的时候，他经常引用一些书上的话来解决他的诸多疑惑，“你看，这人阐述的观点同我完全一样。”

老木匠

第十八章 歌剧院之夜

我们曾经一起去过皇家歌剧院，这段往事是我们友谊中的一个亮点，我朋友的记忆也同这些美妙的经历紧密相连。林茨的剧院见证了我们青年友谊的开始，无论何时，只要我们一踏入这座全欧洲最富盛名的歌剧院，那份昔日的感觉又会被我们重新拾起。随着我们不断的成长，我们彼此形成的反差也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志向，以及对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不同态度，都使我们之间的隔阂变得越来越大。然而，我们对于一切美丽和高尚的事物都抱有强烈的热忱，所以作为这种美好品质的最高艺术表达形式，维也纳歌剧院的演出，将我们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在林茨，我们的关系既稳定又和谐。可是到了维也纳，冲突和紧张日益加剧，我想这主要归因于我们狭小的生活空间。幸好我们共同的艺术体验巩固了我们的友谊。

作为两个身份卑微的穷学生，要想获得观赏演出的机会，我们不得不煞费苦心，这是不争的事实。按道理说，维也纳的剧院也应该有那种“人行道”上的廉价站票，就像过去在林茨的情况一样；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买到过这种票，即便是通过音乐学院也买不到。所以我们只好买全票——两克朗——可以想象，每个月，当阿道夫缴清房租后，他总共就只剩下15克朗的生活费，因此两克朗对他而言已经是笔很大的数目了。并且，即使是买全票，我们都不得不下大力去争取，因为门票只在演出前一小时开售。

在演出门票最终到手后，我们就要准备开始抢占“人行道”的空位了，好在“人行道”离售票处还比较近。它就位于皇家包厢的正下方，而且此处的音质效果极佳。女人是不准来“人行道”的，这无疑让阿道夫感到莫大的喜悦，但另一方面，这个位置也有他的缺点，因为它被一道铜栏杆分隔成了两个区域，一半是公务员区，一半是军人区。正如我朋友所言，这些年轻的军官到歌剧院来更多是出于社交目的，而不是来欣赏音乐的，他们买一张票只需要支付10赫勒，但我们这些穷学生却要花上他们20倍的数目才能获得相同的资格。这种现象总是让阿道夫愤怒不已。瞧瞧这些优雅的中尉，他们不停的打着哈欠，急不可耐的等待着演出间隙的到来，以便能够让他们去大厅显摆，就如同自己刚从包厢里走出来一般。他说在“人行道”上，观众们的艺术理解力和他们的票价是成反比的。此外，“人行道”的军人区从来就没占满过，但在公务员那一边，半数的学生，年轻职员和技工们几乎都是脚踩脚的并肩而立。

“人行道”的另一个缺点就是，那里通常都会被用来安插个别雇来的喝彩者，而这种情况的发生又常常会搅扰我们的兴致。其操作手法非常简单：一个想在演出的某段时间获得掌声的演唱者，会在当晚雇佣几名喝彩者，雇主会给他们购买当场演出的门票，另外还会给他们一笔报酬。这些专业的喝彩者被按照一定比例，安插在观众中间，因此，经常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某个最不恰当的时刻，一阵响亮的掌声从我们身边爆发出来。搞得我们相当恼怒。我记得有一回，在《汤豪舍》上演之时，我们还用嘘声示意那群喝彩者安静。那时候连管弦乐队都停下了，但其中一个仍旧不断的大声叫好，于是阿道夫一拳就招呼了过去，打在了他的身上。散场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喝彩者的头儿带了个警察在外面守人，阿道夫被当场盘问，由于阿道夫做出了聪明的自我辩护，因此警察就放过了他，但后来他立马在街上追到了那个告状的喝彩者，然后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由于在“人行道”上不允许穿戴外衣和帽子，所以当我们准备去歌剧院的时候，就把它们放在屋里，这样就省去了衣帽间的费用。诚然，晚上从过热的剧院里出来常常使我们感到寒冷刺骨。但是在欣赏完《罗恩格林》或者《崔斯坦》后，再冷的天气又算得了什么呢？

最令我们讨厌的是，如果想省掉开锁费（给看门人的小费），那么在10点钟前我们就不得不赶回家。根据阿道夫的精确计算，从歌剧院走到我们家至少要花15分钟，因此到了9点45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离开。结果，阿道夫从没能完完整整的听罢一出歌剧，然而他错过的最后一段就只好叫我用钢琴弹给他听。

理查德·瓦格纳，那梦幻般的音乐依然是我们最为钟爱的事物。对阿道夫而言，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与这位大师给我们营造出的音乐世界相提并论。比如说，当我想去皇家歌剧院欣赏一些威尔第的巨著之时，他会威逼我，直到我放弃我的威尔第，陪他来到韦灵的人民剧院，观赏瓦格纳的歌剧。他觉得就算是瓦格纳的一部平庸之作也要比威尔第的一部上乘作品优秀百倍。我虽然不是这么想的，但又有何用？同往常一样，我只得屈服。因为阿道夫绝不会允许任何人对瓦格纳的作品提出反对之词。毫无疑问，他已经在皇家歌剧院观赏过了一场更好的演出——我已不记得是《罗恩格林》还是《崔斯坦》。但这并不是重点。聆听瓦格纳对他而言，并不仅仅意味着上趟歌剧院那么简单，重要的是，他将有机会被传送到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世界中，而这就是瓦格纳的音乐对他产生的效果。他需要那种入迷的状态和感觉，他需要逃离现实，在音乐的梦幻世界中徜徉，如此一来，他才能忍受自己天性中那难以控制的紧张情绪。

无论是人民剧院的演员还是管弦乐队，其演出水准都相当高超，远远领先于我们以前在林茨所习惯的任何表演。在林茨的剧院观看演出的一个好处是，人们无需在售票处排队就能买到一个便宜的座位。然而那冷冰冰的现代建筑风格以及剧院内部毫无新意的压抑氛围却总是让我们感到有一些不愉快，而这种不愉快的感觉倒是与它那里缺少魅力的演出比较匹配。以前阿道夫经常戏称这些剧院为“布施处”。

我们在维也纳欣赏这位大师的不朽之作的时候，获得了绝对的享受，不可否认，正是林茨的剧院为此做了奠基。我们对他的歌剧早已谙熟于心，因此在我们看来，上至皇家歌剧院，下到韦灵最小的剧院，全都好像是为我们新建而成的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世界。

当然，我深知《罗恩格林》（我相信我们在维也纳居住的这段时间里，他看了不下十遍）还有《纽伦堡的名歌手》都是阿道夫的最爱。正如其他那些喜欢言引歌德或席勒的人一样，我们也会引用瓦格纳的名言，尤其是《名歌手》里的语句。众所周知，瓦格纳试图在剧中用汉斯·萨克斯这个人物将他朋友佛朗兹·李斯特给高大化，然后用丑化剧中人物贝希梅森这种方式来攻击他的宿敌汉斯利克。阿道夫经常引用剧中第二幕的第三个场景：

　　“成功，至今与我无缘。
　　虽然我感觉得到，但是我理解不了。
　　我不能将它留住，也无法将它忘掉。
　　即便我将它抓住，又无法将它衡量。”

就这样，我朋友参透了这条永恒不变的准则，而理查德·瓦格纳还曾严责他的同代人缺少这样的理解力，可以说，这条准则也适用于阿道夫自己；尽管看在上帝的份上，他的父亲，家庭以及他的老师们肯定也曾“感觉”到他有一些过人之处，但他们对此却无法理解。就算人们最终了解了他的目的也仍然无法“衡量”他的意志。这几句话是他的一种日常自勉，也是总能在他情绪低落时，起到帮助作用的一份慰藉。

我们参照着剧本和乐谱去学习那些，我们在林茨未曾见过的瓦格纳的作品。所以我们丝毫不逊色于维也纳的瓦格纳迷，自然，我们很快就加入到了瓦格纳崇拜者的行列中，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一见到这位拜罗伊特的大师的作品，我们都会毫不吝惜的发出赞美和感叹。

当我们在维也纳的皇家歌剧院，欣赏了由古斯塔夫·马勒指挥的经典瓦格纳歌剧之后，我们就把以前在林茨的最高艺术体验归纳成了用心良苦却又水平低劣的地方性表演。然而阿道夫不会满足于以前那段遗憾的回忆，如果真是那样，他就不是阿道夫·希特勒了。他热爱林茨，他把林茨当做自己的故乡，虽说他的双亲已经去世，但那里还留着一个令他朝思暮想的人，斯蒂芬妮。有谁知道她对这个面色苍白的年轻人有多么的重要，而又是什么让他日复一日的站在施密托尔街口为她守候。林茨的文化生活必须要达到与维也纳旗鼓相当的水平：带着这份野心，阿道夫开始了认真的工作。

在即将离开林茨的时候，他曾对剧院建设协会寄予了厚望，并且还成为了他们当中的一个积极分子。为林茨修建一座更好的新剧院本是个很不错的想法，但这件事情却没有任何明显的进展。于是当此事石沉大海的同时，阿道夫也渐渐失去了耐心。因此他开始独立工作。他努力要为自己的家乡设计一座不朽的建筑，就像他在皇家维也纳所熟悉的那些建筑一样，而在此过程当中，他也获得了快乐和满足。

他已经把城里的火车站从市中心迁到了郊区，这其中包括丑陋的车间，被煤烟熏黑的厂棚还有老旧而笨重的火车。这使得他能够将公园的面积扩大，并且还可以添建一座动物园，一个温室，当然，还有一处灯光喷泉。在这座精心设计的公园中心，将会矗立起一座全新的林茨歌剧院，其规模略小于维也纳的皇家歌剧院，但在艺术水平和硬件设施上与其不相上下。老剧院将被改造成一座表演大厅，其标准均参照歌剧院的建造规格。

就这样，我的朋友改变了家乡的可悲环境，最重要的是，他的这些灵感都源于维也纳的艺术吸引力。

我们几乎看过理查德·瓦格纳的所有作品。像《漂泊的荷兰人》、《罗恩格林》、《汤豪舍》、《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名歌手》甚至还有《尼伯龙根的指环》和《帕西法尔》，这些经典都让我们难以忘怀。

当然，阿道夫偶尔也会观赏一下其他歌剧，但它们绝非像瓦格纳的歌剧那样，对他意义重大。我们曾在林茨看过一场难得出色的《费加罗》，这让阿道夫喜出望外。我依旧记得在我们回家的路上他讲到，将来林茨剧院应该致力于歌剧表演，像这出《费加罗》就是他们实力的体现。而另一方面，《魔笛》这出歌剧则是个完全失败的例子。韦伯的《自由射手》也相当的糟糕，以至于让阿道夫都不想再看第二遍。但到了维也纳，一切都有所不同。在我们观看过的完美演出中，不仅有莫扎特的歌剧，还有贝多芬的《费德里奥》。阿道夫从不喜欢意大利歌剧，虽说像多尼采蒂，罗西尼，贝里尼，尤其还有威尔第和普契尼这些意大利作曲家在当时都非常的时髦，并且在维也纳极具知名度，其作品的上座率也极高。

我们一起看过的威尔第的歌剧有《假面舞会》、《游吟诗人》、《弄臣》和《茶花女》，但他唯一喜爱的是《阿依达》。在他看来，意大利歌剧的故事情节太过戏剧化。他反对用骗局，诡计和无赖行为作为一幕戏剧性场景的基本元素。有一次他对我说，“要是没有匕首，这些意大利人该怎么办？”他又觉得威尔第的音乐过于朴素，太过依赖于旋律。相比之下，瓦格纳的音乐显得多么的大气磅礴而富于变化！有一天当我们听到有个手风琴手在弹奏《善变的女人》时，阿道夫对我说道，“那儿，你的威尔第！”正当我回答道，没有哪位作曲家的作品能够幸免于这样的亵渎之时，他生气的冲我吼道，“你可以用手风琴来演奏《罗恩格林》的旁白吗？”

古诺不行，阿道夫评价他的《浮士德》太过庸俗，甚至连柴可夫斯基，斯美塔那都难入他的法眼。毫无疑问，他对德国神话的痴迷，势必在此对他构成了阻碍。我认为音乐应该是属于全世界的，它不受到地域和种族的限制，而阿道夫驳回了我的观点。在他脑子里满是德国人的行事作风，德国人的情感表达，德国人的思考方式，其余的一概无视。除了德国的大师以外，他不接受任何的外国音乐家。他经常告诉我，能与这些大师们同属一国之公民，让他深感荣幸。

当听到瓦格纳的音乐时，他就如同变成了另一个人；暴戾之气离他而去，他变得安静，温顺而又易于相处。他的目光中不再透露出那种坐立不安的神情；他生命中那份难以承受之重已变得无关紧要。他不再感到孤单，他不再继续反叛，也不会再抱怨社会对他的误解。他陶醉而入迷。他情愿让自己沉浸在那音乐的广阔天地里，因为这对他而言这要比枯燥乏味的现实世界更为真实。瓦格纳的音乐将他从我们的偏室，这处腐朽的禁锢之所，传送到了古代德国的极乐之地，而那个理想世界就是阿道夫所有付出和努力的终极目标。

三十年后，当他在林茨与我重逢之时，他大概还以为我已经成为了一名颇具影响力的乐队指挥，因为他最后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还是维也纳音乐学院的一名学生。但是当我以一个卑微的政府雇员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希特勒，当时的帝国元首，对我讲道，“这么说你成了一名文书？但是你是个艺术家啊。看来我们得好好谈谈。”他这番话是在暗示我想不想去指挥一支交响乐队。

我心存感激的婉言拒绝了。因为我感到自己已经不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了。当他意识到我无法接受他这份慷慨的帮助之后，他便转而回忆起我们在林茨剧院和维也纳皇家歌剧院的共同经历，这些经历将我们普通的友谊上升到了一个崇高的境界。而后他还邀请我去拜罗伊特。

我从不曾想到会有其他事物能够超越我学生时代在维也纳的完美艺术体验。然而在拜罗伊特，这种事情就发生了。作为我老朋友的客人，我应邀来到拜罗伊特，在那里，我对理查德·瓦格纳的体验，达到了我人生中的最高点。

自觉的梦游人

老木匠

第十九章 阿道夫的歌剧

　　因为我和阿道夫在维也纳所学的专业不同，所以很快我们这段友谊就显现出了它的脆弱之处。每天早上，当我准备去音乐学院上课的时候，我的朋友还在床上酣睡；而到了下午，当他想工作的时候，我的乐器练习又打扰了他。这种情况经常引发我们之间的冲突。

　　“什么音乐学院，简直是胡说八道！他们有什么可教的东西？”他想要向我证明，即便是像他这种没有上过音乐学院的人，也同样能够达到我在音乐方面的成就。他说这依靠的并不是那些教授的智慧，而是个人的天赋。

　　抱着这份野心他开始了一项令人惊奇的实验。我至今也说不清，他这项实验到底价值何在。阿道夫回想起了他以前接触过的一些基本乐理知识。语言似乎很难达到他的目的，于是他摸索着看能否将单独的声音与音符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他想让这种音乐语言被赋予情感。对于一部最终将要呈现在舞台上的歌剧来说，声音与感情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然而我，一直对自己在音乐学院所了解到的真谛表示深信不疑，并且还或多或少的带着些藐视情绪在看待他的实验，因此这让阿道夫感到非常的生气。他独自在这些抽象的实验上忙活了好长一段时间，或许是因为他想从根本上颠覆我的学院派知识吧。当几年过后，一名俄国作曲家在维也纳以相似的实验引起了一阵轰动之时，我才回想起我朋友的那次创作尝试。

　　那段时间，阿道夫搞了大量的创作，其中有一些个原创故事，但主要的还是戏剧。他在屋子里通宵达旦的伏案工作，至于具体做了些什么，他却对我言之甚少。他只是偶尔朝我床上扔来几张他的近作，或者自鸣得意的从他风格古怪的作品中挑几页读给我听。

　　我知道，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植根于理查德•瓦格纳的世界；也就是说，故事背景通常都是古代德国。有一天我无意间对他说道，据我在音乐历史课上学到的知识，世人在瓦格纳死后出版的作品中发现了一部名为《铁匠维兰德》的音乐戏剧的创作提纲。事实上，这只是篇简短而仓促的文字，连一个上演本的草稿都算不上，并且也没有对任何素材进行过音乐处理。

　　阿道夫听罢便立马从他那本《众神与英雄》中翻到了维兰德传奇。说来也奇怪，虽然在维兰德传奇中，尼杜尔国王的行为动机完全是出于自身的野心和贪婪,但我的朋友对此却并不是特别反感。对黄金的渴求，是德国神话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而这既没有给阿道夫带来一点消极影响也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积极影响。尽管故事中还描述说，维兰德为了复仇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强暴了自己的女儿，并用他儿子的颅骨做成了饮酒用的高脚杯，但这些似乎都未能让阿道夫有所触动。当晚他便开始了创作。我确信他在第二天早上就会得意的向我展示出他的戏剧新作，《铁匠维兰德》。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早上什么也没发生。但是当我中午回来吃午饭的时候，我十分惊讶的发现阿道夫正坐端在钢琴上。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永远的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没有过多的解释，他直接对我招呼道，“听好了，库斯特尔！我将要把维兰德写进一出歌剧。”

　　我当时被震惊得哑口无言。

　　阿道夫一边享受着我的惊诧反应给他带来的快感，一边继续弹奏着钢琴，或者对他而言，应该叫做继续“玩”着钢琴。老普鲁拉斯基在世的时候，曾经教过他几手，但毫无疑问，他这样的水平离我所理解的“弹奏钢琴”尚有一段距离。

　　当我回过神之后，我便问阿道夫，他是怎么想出来的，又是如何下手的。

　　“很简单——我来创作音乐，你，把它记下来。”

　　阿道夫的计划或构思几乎总是超出常人的理解范围，而我对此也早已习以为常。但如今就连论及音乐——这片我的特殊领域——我都实在无法跟上他的步伐。对他在音乐方面的天赋，我毫不质疑，但恕我直言，他毕竟不是个音乐家；他甚至连一样乐器都不会。他一点音乐方面的理论知识都不具备。他怎么能够凭空想象出一部歌剧？

　　我只记得当时我作为一个音乐人的自尊被伤害了。于是我一言不发的出了门，走到附近的一个小咖啡馆坐下写作业。

　　然而，我的朋友对我的行为一点也不感到生气，当我晚上回到家里以后，他却显得越发的平静，“好了，序幕完成了，听着！”

　　于是他便凭着记忆为我弹奏了他自己创作的歌剧序幕。

　　当然，对于这段音乐，我一个音符都想不起来了。但有一样东西还保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段由自然音乐元素构成的咏叹调，他打算用传统的乐器来进行表演，可是由于这种演奏听上去还不是很优美，所以我的朋友决定采用一种现代交响乐器，那便是瓦格纳大号。至少这样的音乐能够让人们接受。他的每一个独立的音乐主题都是合情合理的，如果说整段序幕让人们感觉水平低下的话，那可能只是因为阿道夫还演奏得不够好；也就是说，他无法更清楚的表达出自己的思想。

　　当然，他的作品完全是受到了理查德•瓦格纳的影响。整个序幕由一系列单个的主题构成，尽管他选择的每个主题路线都有着很好的发展空间，但不得不承认这已经超出了阿道夫的能力范围。毕竟，他也没有接受过相关的专业培训，他又能够从哪儿获取这些必要的专业知识呢？

　　在他演奏结束后，阿道夫想听听我对他作品的评价。我知道他对自己这份作品的期望很高，而且我也知道，在音乐这方面，我的赞赏对他来说有多么的重要。但是，这事儿可没那么简单。

　　我对他讲道，基本主题还是不错的，但他必须得知道，单靠这些主题是不可能构成一部歌剧的，并且我还声称自己十分乐意教给他一些必要的理论知识。

　　此话一出，便立马激起了他的愤怒。

　　“你以为我疯啦？”他冲我吼道。“你有什么资格教我？废话少说，把我刚才在钢琴上弹的东西丝毫不差的记下来。”

　　当我的朋友用这种方式跟我讲话的时候，他的心情我是非常了解的，并且我也意识到，与他争锋相对是落不到好下场的。所以我只好老老实实的把他弹奏的东西记录了下来。但没过一会儿，查克雷斯夫人就敲响了门，示意我们时间已晚，于是阿道夫只好打住。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去了学校，当我中午回来吃饭的时候，阿道夫就责备我居然“在他歌剧创作的关键时刻”一走了之。他已经为我备好了乐谱纸，准备马上开工。由于阿道夫的演奏总是随心所欲，不同我保持一致，并且也没有统一的音调，所以我很难跟上他的节奏。我试图让他明白，为了更有效的配合，他在弹奏钢琴的时候必须得保持一种统一的音调。

　　他大言不惭道，“谁是作曲人，是你还是我？”

　　我所能够做的就是记录下他的音乐思想和理念。

　　我只好叫他重弹一次，以便能让我记下，他也照做了，这么一来我们才有了点进展；然而对于阿道夫来说，这种进度实在太慢。我告诉他我想亲自把刚才记下的通弹一遍。他表示同意，于是我便坐上了钢琴，而他则变成了我的听众。

　　说来也奇怪，我倒是更喜欢我自己弹奏出来的效果，也许是因为这部作品本身在他的头脑中就有着一个精确的构思，所以无论是他的拙劣技艺还是我的记谱法和演奏，都无法与之相符。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歌剧的序幕上耗费了几天，或者更准确的说，几夜的心血。阿道夫要求我将整个作品用一种合适的公制形式表达出来，但不管我怎么做，阿道夫都觉得不满意。因此很多时间我们就耗在了这件事情上面。最后我成功的使他相信，这么做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可一旦我试图一次性演奏完整个章节的时候，他又开始极力反对。

　　时至今日我才明白，在那些费心劳神的夜晚，是什么让我朋友陷入到了绝望的边缘，又是什么让我们的友谊经受着严峻的考验。这段歌剧序幕就像是一部已经完成好的作品一样储存在他的大脑中，正如他从前那样，在还未动笔之前，心里就已经有了一座大桥或者是一座音乐厅的设计方案。然而，虽说他是铅笔素描方面的专家，并且他能够通过绘画，勾勒出他的想法，但是这样的手法运用到音乐领域可就不那么灵验了。而他想利用我来助他完成歌剧的企图，却让整件事情变得更加的复杂，因为我的理论知识只会对他的直觉构成阻碍。他脑海中这个大胆而重要的构想，在还未付诸行动之时，就已经将他带到了彻底绝望的边缘。尽管他看上去依然显得不可一世，但有那么一瞬间，他却对自己的使命感产生了怀疑。

　　很快，在满怀激情的壮志与实力不济的现实之间进行了一番痛苦的挣扎后，他找到了一个摆脱这种窘境的办法。这是个独特而又新颖的办法：他坚定的宣称，他将使用一种与那个时期（也就是说古代德国）相符合的音乐表达形式来为他的歌剧谱曲。我本欲反驳道，照他这么想，是不是观众也该换成古代条顿人，方能显得尽善尽美。可还没等我把这话讲出口，他就已经开始满怀热忱的着手研究他的新方案了。在我看来，这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不管我怎样苦口婆心的对其进行劝说，他都不肯善罢甘休。非但如此，他反而还要让我相信他的解决办法是可行的，因为他坚持声称，本世纪的人必须要学会欣赏歌剧的内涵。

　　他想知道在古代德国的音乐中有哪些东西被保留了下来。

　　“几乎没有”，我简短的回答道，“除了一些乐器以外。”

　　“那有些什么呢？”

　　我告诉他，这其中有些鼓类乐器，比如拨浪鼓；另外在瑞典和丹麦的一些地方还出土了一种骨制长笛。考古专家们成功的复原了这种长笛，但它发出的声音并不那么悦耳。但最有价值的当属“卢埃”（Luren），一种将近两米长的铜管乐器，其状弯曲如兽角。这种乐器可能只是在农庄被当做喇叭来吹奏，它们发出的声响根本算不上是音乐。

　　他专心致志的聆听着我的讲解，而我也以为这么一来便足以让他打消自己的念头，因为他总不可能用拨浪鼓，手敲鼓，骨制长笛还有“卢埃”来演绎一出歌剧吧。但是我错了。他开始谈起那些用弦乐器来伴奏的吟唱诗人；我怎么把这茬儿给忘了。

　　他继续道，从这些曾被诸多日耳曼部落使用过的乐器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他们的音乐是什么样。

　　这时我的书本知识终于派上了用场。“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我向他陈述道，“研究表明，条顿人有一套自己的音乐纵向体系，并且他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类似于和声的技法；有迹象显示，他们的音乐中甚至还有大调和小调的区别。但不可否认，这都只是些科学假设，也就是所谓的臆设......”

　　这足以催生我朋友那夜以继日的创作动力。他那层出不穷的新构思着实让我为之惊讶，但我很难记录下他这些超出了提纲的突发奇想。根据阿道夫武断的理解延伸，维兰德传奇中存在着许多戏剧化的场景，因此必须将其中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转化成音乐语言。为了使整个作品能够被人们的耳朵所“忍受”，我最终还是说服了阿道夫，让他放弃使用那些从日耳曼古坟里挖出来的原始乐器的想法，用一些类型相似的现代乐器来代替它们。经过几夜的努力，在歌剧的各个主旋律被最终确立之后，我感到了一阵满足。

　　后来我们一致认为，目前在这部歌剧中，除了英雄维兰德以外，其他的角色都还缺少一些必要的实质内容。于是阿道夫将整个演出划分为了两个部分：表演和背景介绍。与此同时，他还用炭笔在纸上为这个长着翅膀的英雄设计了舞台布景和服装。

　　由于我的朋友在本该用诗文创作的剧本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此我建议他先完成歌剧的序幕，他同意了,不过是在经过了几场激烈的争吵以后。基于我对这项工作提供的大量帮助，最后的结果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我还建议他把这些曲子编成管弦乐，在机会来临的时候，就可以请一支交响乐队来演奏，但这项建议立马遭到了他的否决。因为他既不想让这段序幕被归为标题音乐，也不愿意去迎合任何一个“观众”，毕竟，众口难调。他近乎狂热的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上，就仿佛有一位急不可耐的歌剧制作人，正期盼着能在第一时间从他手中夺取底稿一般。

　　他马不停蹄的写呀写，而我则忙于音乐创作。当我体力不支，闭眼睡去的时候，阿道夫却将我粗暴的唤醒。我的眼睛几乎都快睁不开了，而他还在我跟前念着他的底稿，在激动之下，他的言语显得羁羁绊绊。此时已过午夜，所以他不得不轻声讲话。而这种举动与他用韵文所描述的火爆场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致使他那饱含激情的声音听上去显得有些奇怪和失真。我对他这种行为举止早已了如指掌，当他全身心的贯注于一件自愿接受的任务之时，他就会强迫自己毫不停歇的活动下去，就好像有个魔鬼在控制着他的身躯。在那种忘我的情形下，他从不会感到疲倦，也不会想要睡觉，他甚至可以连饭都不吃，最多也就是偶尔抓起牛奶瓶仓促的朝嘴里猛倒一口，他对这些事情必定是毫无察觉的，因为他已经完全的沉浸在了自己的工作中。但我以前从未如此直接的被他这种令人钦佩的专注态度给打动过。这种精神将牵引他走向何处？他将精力和天赋都花在了一些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事物上。他那虚弱的身躯到底还能支撑多久？

　　我强迫自己保持清醒，继续倾听。我也不再去追问那些会令我感到郁愤满怀的问题。其实我完全能够轻松的在我们当时任何的一场争吵中，找到退出的借口。而且我在音乐学院的熟人也会很乐意帮我另寻住处。可为什么我没有这样做？毕竟我也时常告诫自己，这段奇怪的友谊将会对我的学业造成不良影响。而且又有谁知道我在我朋友这些夜间活动上耗费了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可为何，当时我没有选择离开？是的，我承认我想家，而阿道夫在某种程度上又有点让我联想起家乡。但毕竟思乡之情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能够克服的东西啊。那除此之外又是什么原因呢？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我呢？

　　说实话，其原因正是我们一同度过的这些时光，这些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密的时光。我知道我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通常都有着怎样的兴趣爱好：调情，肤浅的肉体享受，闲荡，还有思考许多无关紧要并且毫无意义的问题。而阿道夫则与他们完全相反。在他身上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认真劲，一种追求完美的态度，一种对周遭所有事物产生的强烈兴趣，最重要的是，他还有一种对艺术乃至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无穷的奉献精神。正是他这些特殊的品质将我深深吸引，让我的身心在数小时的疲劳工作后，恢复了平衡。所有这些都值得我去付出那几个无眠之夜，值得去承受我们之间发生的那些近乎激烈的争吵——我已经习惯了用一种平静而理智的方式来处理。

　　我仍然记得，这部歌剧中的一些戏剧化情景连续在我梦里浮现了好几个星期。但如今我只记住阿道夫设计的某些图片。阿道夫觉得用钢笔和铅笔并不能够很快的表达出他的思想，因此他常常用木炭来作画。他会以寥寥数笔迅速的勾画出剧中的场景，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表演部分：首先，维兰德从舞台的右边出场，然后他的兄弟埃吉尔从舞台的左边出场，最后，他的第二个兄弟斯拉格希德从舞台的后面出场。

　我感到歌剧的第一幕场景,狼湖,依旧历历在目。《古冰岛诗集》是一本在阿道夫眼里显得十分神圣的书籍，通过这本书，他了解了冰岛，这座崎岖不平的北方岛屿，以及在创造天地之时组成当今世界的几种重要元素：猛烈的暴风，裸露的黑色岩石，灰白的冰川，火山的烈焰。这就是他为自己的歌剧所做的背景设置，在那天地混沌初开之时，在众神与人类的灵性被激发的伊始。一天上午，维兰德和他的兄弟们正在狼湖岸边钓鱼，三片薄云随风而至，飘到了他们的眼前。那是三位披着闪亮盔甲的瓦尔基里。她们穿着白色的长袍和魔法衣，以便能让她们在天空中飞翔。我记得当时由于阿道夫明确表示剧中不能删掉她们，所以这些飞翔的瓦尔基里曾一度搞得我们头痛不已。总之在我们歌剧中要“飞”的场面还有很多。在最后一幕，维兰德还得为自己锻成一双翅膀，他照样要用一双金属翅膀飞行，而且在视觉效果上还必须营造出一种轻松自然的感觉，以免让观众对他的手工技艺产生质疑。这对我们两个创作者来说又是一个技术难题。但阿道夫对此却特别的着迷，也许是因为之前正赶上利连索尔，莱特兄弟，法曼和布莱里奥第一次将“重于空气”的东西送上天空的缘故吧。“飞翔的瓦尔基里们”最后分别嫁给了维兰德，埃吉尔，斯拉格希德这三兄弟。周围的居民在号角声的召唤下纷纷来到狼湖，参加他们的盛大婚礼。

　　要想听我把这些老套故事的各个情节讲完，那不知要到什么时候了；再说我也不可能将我们的作品一字一句的记得清清楚楚。但是，那些用饱含激情的韵文表述出的戏剧事件，以及那些用过于朴实的旋律组成的基本音乐都鲜活的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我不知道我们的歌剧最后变成了什么样。我只记得有一天，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降临到了我朋友头上，而且要求他必须马上想出解决办法；尽管阿道夫有着出众的能力，但他也没有三头六臂，因此他只好将那部歌剧半成品放置一边。后来他对这件事情谈论得越来越少，到了最后他甚至对此绝口不提。也许，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能力不足。而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这种创作歌剧的努力尝试是绝对不会成功的。我尽量小心翼翼的不去提起这件事情。

　　然而，《铁匠维兰德》，这部阿道夫的歌剧，只剩下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

老木匠

第二十章 “帝国移动交响乐团”

　　令人可喜的是，我朋友的音乐兴趣在维也纳得到了拓展。先前他仅仅是对歌剧感兴趣，而现在他还越发的喜欢上了音乐会。虽然以前在林茨的时候，他经常去听林茨音乐社组织的交响音乐会，那几年他听过的音乐会少说也有六七场。但那时候他并不是冲着音乐会本身，而是冲着我来的。因为当时我在乐队里表演，这是他前来捧场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并不认为像我这种性格温和而内向的人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所以每一回他都热切的期盼着我的演出结果。至少我记得在每场表演结束后，他对我的评论，要远多于音乐会本身。

　　而维也纳改变了这一切，显然，音乐学院每星期发给我的两三张音乐会门票对此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每次我总会拿一张门票给阿道夫，有时候甚至全部都给他（当我碍于声乐练习去不了的时候）。由于这些赠票通常都对应着较好的座位，因此我们并不用像去皇家歌剧院那么紧张。

　　在同他讨论到这些音乐会的时候，我惊讶的发现阿道夫对交响乐的品味正在逐步提升。这让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共同爱好。

　　古斯塔夫?古特海尔是音乐学院，指挥学院的院长，同时他还是维也纳音乐会协会的乐队指挥。但令我们尤为喜爱的还是音乐学院的院长，费迪南德?洛伊，他偶尔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担任乐队指挥，他还是一个布鲁克纳的忠实崇拜者。尽管勃拉姆斯与布鲁克纳这两位大师都已经去世了十多年，但在当时的维也纳音乐界，仍然充斥着关于他们两位的高下之争。令人敬畏的音乐评论家爱多尔德?汉斯利克（我们总是称他为“书记官贝克梅瑟”）也已去世，但他造成的恶性影响依然存在。汉斯利克曾坚定的支持勃拉姆斯而对安东?布鲁克纳展开猛烈的攻击。他是我们俩公开的敌人，就因为他也曾有失客观的抨击过理查德?瓦格纳。另一方面，费迪南德?洛伊是布鲁克纳的铁杆拥护者；还有维也纳歌剧院后来的负责人弗朗兹?沙尔克，他也是布鲁克纳的支持者。

　　对我们来说，要想在这场争论中选择一个立场并不困难。我和阿道夫都喜欢布鲁克纳，他创作的交响乐能够将我们打动，能够使我们为之振奋。此外，布鲁克纳还是从我们那儿走出的名人，称颂他的作品就等于是称颂我们的家乡。然而，我们并不能把这些当做排斥勃拉姆斯的理由。在这场争论中，我们把自己视为年轻人的代表，将赞美送给两位大师，对老一代人的狂热置之一笑，因为这在我们看来，完全是多余的。至于阿道夫，他想得更远。他说，林茨应该成为安东?布鲁克纳的圣地，就像拜罗伊特成为理查德?瓦格纳经典作品的汇集地一样。还要让林茨音乐大厅（他刚完成不久的设计）成为人们缅怀布鲁克纳的圣堂。

　　除了这些古典音乐大师们的伟大交响作品之外，阿道夫还尤其喜欢浪漫主义作曲家的音乐，像卡尔?玛利亚?冯?韦伯，弗朗兹?舒伯特，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还有罗伯特?舒曼。他很遗憾理查德?瓦格纳的创作事业仅致力于舞台而非音乐厅，因而在音乐方面，人们只能从他的一些序曲创作和一些歌剧桥段中去领略他的风采。

　　另外我还必须提一下爱德华?格尔格，他是阿道夫非常喜欢的音乐家，他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总能给阿道夫带来欣喜和愉悦。

　　总的来说，阿道夫对名家作品的独奏演绎并不是特别的钟爱。但某些演出他也绝对不会错过，比如莫扎特或贝多芬的钢琴和小提琴协奏曲，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尤其还有舒曼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

　　但在频繁的接触这些音乐会的同时，阿道夫还产生了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长久以来，我一直不明其因。要是换做其他年轻人能有机会欣赏这些演出，他们必定会满意得无可挑剔；然而这并不是阿道夫的表现。

　　他分文没出的坐在音乐大厅的好位子上，幸福地享受着贝多芬那辉煌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多么愉快，多么满足。然而，环顾整个大厅，他只能够数出四五百人的听众。与千千万万无缘到场的的音乐爱好者相比，这个数字显得如此的微不足道。毫无疑问，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光是学生，还有那些工匠和普通工人，他们本来也应该像阿道夫一样，不用出钱或者支付一笔他们能够承受得起的费用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前来聆听这些不朽的音乐作品。对于这种状况，维也纳还不算是典型，因为在维也纳，音乐爱好者们要想搞到音乐会的门票还算相对容易。但在维也纳之外的一些小地方，比如一个镇上，哦对，阿道夫也在林茨亲眼目睹过，在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上，这些小地方做得多么的欠缺！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改变。享受音乐会不该再继续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免费门票的制度尚不健全（尽管阿道夫自己已从中获益良多），需要一个彻底的改进措施。

　　这是阿道夫典型的思考方式。他对身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进行一番概括总结。即便是听音乐会，这样纯粹的艺术体验，其他人往往都是被动的接受，事过便作罢，而到了他那儿，整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全球性问题，因为在他梦中的“理想国度”里，没有任何事情是无关紧要的。想必他的“革命的风暴”已经刮开了艺术的大门，甚至锁定在了许多艺术娱乐领域的“改革”上。

　　毫无疑问，当年的许多年轻人都曾有过同他一样的想法。他们都极力反对某些阶层在艺术领域继续享有特权，因此阿道夫的抗议并非孤立无援。但事实上已经有无数的社团，组织和机构为这个目标做出了努力的尝试，而到最后都是无果而终，更不要说这些狂热的青年先锋了。然而我朋友对这个悲伤之地的挽救方式可谓独一无二。虽然其他人总是满足于用适度的方式来逐步达到他们的目标，但阿道夫鄙视折中的办法，他一向是致力于那种一劳永逸的总体性解决方案，不管它何时才能够实现。对他而言，当一个基本构思从他脑海中浮现出的那一刻起，它就已经成为了现实。

　　他的另外一个特点是：绝不仅仅满足于简单的阐释，而是立刻着手将解决办法的所有细节详尽的制定出来，就如同接到了“上级单位”的命令一样。可以说他这些细致的计划几乎都好得同现实没有什么区别。一旦他脑子里有了一个具体化的构思，那么将其变为现实就只待一声令下。然而，在我们交往的岁月中，这个命令却从未被下达过，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内心深处，我总把阿道夫看成是一个空想家的缘故，尽管，我一直都对他那些看似合乎情理的言语深信不疑。而当时的他，更是绝对相信，有一天，他将以个人的名义，下达这个指令，到那时，成千上万个由他经手的计划和工程便会被付诸实现。当然，这些罕见的言语他也只能跟我讲，因为他知道，我相信他。我时常倾听他的构想，但想必任何一个人，在了解了他的项目发展规模后都会忍不住要问，“谁会为此买单呢？”以前在林茨的时候，我的确经常小心翼翼的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这是再明显，再重要不过的事情了。而到了维也纳，我学会了克制自己，学会了在表达投资质疑的时候不要那么直接。阿道夫一直认为这种问题是多余的，而且他的回答也在发生改变。在林茨，他的标准回答是“帝国”，我觉得这就跟没回答一样。到了维也纳，他的回答又变得稍微清晰了一点：“这是财政专家考虑的事。”但用态度粗鲁的回答来封住我嘴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你将成为最后一个问我这种问题的人，看在你对此一无所知的份上。”或者是更简短的回答，“请你留给我来操心好不好。”

　　他总是在他的谩骂与抨击中，亦或在我们的激烈讨论中，突然使用一些措辞（他以前从未用过的特殊表达）来表明他正在着手构建的某一项方案。只要他的构想还不具备明确的目标，他的措辞就会不断的改变。如此一来，在连续数星期频繁的出入于音乐厅之后，他首先提出了“在各省展开巡演的管弦乐队”。我当时以为在维也纳真的有这样的管弦乐队，我以为阿道夫是在陈述一件事实。然而后来我才发现，他提到的这支“可移动的管弦乐队”（因为“巡演”这个词让他联想起了太多的二流演出团体）实际上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之中。由于他从不满足于折中的办法，因此很快他就将其名称改为了“帝国移动交响乐团”。我仍然记得阿道夫为自己的发明感到十分欢喜，在我们为这个机构制定好计划之后，他决定要建立十支这种乐队，并且要将他们派往我国的各个地区，这样一来，即便是身在这个帝国最远角落的人们，也能够享受到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一天晚上，正当他对这种管弦乐队表发宏篇大论之时，我问道，在这世上，他为何只对音乐方面的事物倾注如此之多的关注。我心想，难道他希望自己成为一名艺术家？而他的回答却简明扼要，“因为目前有你在我身边。”这句话的意思是，他把我看做是一个未来的乐队指挥，只要有我在他身边，他就一直能够利用我的建议和我的专业知识来完善他的事业。当然，我听着这些话心里还是相当舒服的。但是，当我鼓起勇气，满怀希望的问他会把乐队交由谁来负责的时候，他却立马朝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嘲笑着宣称道，“肯定轮不到你呀！”不过之后他又一脸严肃的补充道，也许他会考虑让我担当帝国移动交响乐团的指挥。然而我却有意冒犯的回答道，我可承受不起这项殊荣，因为我只想指挥一支现实中存在的管弦乐队，而对于那种幻想出来的乐队我并无兴趣。此话已足以使他勃然大怒，因为他无法忍受别人对他的计划产生质疑。“要是我把这样的重任委托给你，只怕你会笑得合不拢嘴！”他冲我叫嚷道。

　　对于帝国移动交响乐团的一些细节，我记得比阿道夫的许多其他计划都还要清楚，因为首先它涉及到我的专业领域；其次，在这件事情上，他给了我比平时更多的发言权，其程度甚至超过了之前，我在参与他的歌剧创作《铁匠维兰德》之时的情形。我们当时对待这项任务的态度是极其认真的，有天晚上，就为了一个双踏板竖琴的问题，我们吵了一架。当然，堂堂“帝国移动交响乐团”，双踏板竖琴肯定是要用的。但是，阿道夫却坚持声称需要给乐队配备三台这种极其昂贵的乐器，昂贵且不说，关键它们还很难运输。于是我对他说道，“你这么搞目的何在？即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家也只能驾驭一台双踏板竖琴。”阿道夫听后愤怒的冲我吼道：“荒唐，只用一台双踏板竖琴，那乐队如何演奏‘魔火’？” “到时候‘魔火’这段是不会包含在演出节目里的。”我回答道。“一定会。”阿道夫坚持道。于是我做了最后的努力，“不要忘了，一台双踏板竖琴要花费18000弗罗令。”我以为这样一讲会让他改变主意。“噢，让该死的钱去见鬼”他叫喊道。问题就是这么被解决的。帝国移动交响乐团将配备三台双踏板竖琴。

　　时至今日，每当我想起以前我们为了那些仅存于想象中的事情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我都忍不住莞尔一笑，但那些时光的确是相当美好的，尤其是当我们发现那朦胧的梦境比现实的生活更加令人激动的时候。我对我朋友那超乎寻常的想象力感到十分惊讶，通过这种想象力，阿道夫就能找到通往他梦想世界的道路。然而，那些在我看来毫无意义的幻想，对阿道夫而言却显得至关重要。

　　帝国移动交响乐团的基本构思还是颇具说服力的，我自己也曾时常考虑这个问题。而阿道夫的解决办法是既聪明又简单：乐队将由一位才华横溢的指挥组建起来，能够胜任古典，浪漫和现代交响音乐的演出，而且根据之前确立的计划，这支乐队将被派往乡下。阿道夫问我，在我看来，组建一支什么样规模的乐队比较合适。单凭他这句询问，而不是自己去翻书，就足以使我感到自豪。直到现在，我们当初一起“构建”乐队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诸如什么弦乐器，木管乐器，还有什么铜管乐器，打击乐器等等，并且我还记得阿道夫是如何将他的布置做得细致入微，又是如何针对乐曲的编排问题向我质疑发难的。这样他便不会忽略掉任何一个小细节，而且能够把乐队的各个方面都考虑得十分周全。这就是他性格中，一个令人难以琢磨的特点，也是连我自己都无法解释的一个悖论：他想要建造的可能是一座“空中花园”，但与此同时，他又会将这些工程设计得无可挑剔。越是显得天马行空的构想，他就越要将其做到尽善尽美。

　　午夜已至，而我们的工作仍在继续。这支由上百名演奏者以及一支数目可观的合唱团组成的管弦乐团，能够与任何一支大型管弦乐团相媲美。接下来就是硬件设备问题。当我把那些苛刻的要求列举出来之后，阿道夫感到相当的震惊。不仅仅是那些一流乐器的运输安全需要得到保证，还有数量庞大的音乐资料，唱片，桌子，椅子等等，这些都需要得到细致妥善的处理。总不能让一个一流的大提琴手每天都坐在不同的椅子上吧，这些他还是清楚的。后来，他让我去和管弦乐协会的干事接触一下，以便了解更多的关于乐器购买的问题，然后又让我到音乐家俱乐部去打听了聘请音乐人的相关事宜，最后，他叫我做了个预算。阿道夫对我的调查结果感到非常满意。他用一个轻蔑的手势驳回了我的高额预算；但我们在乐队的服装制定上产生了分歧，而且为此我们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因为整个乐队首先要让观众看上去顺眼，这是件基本而又重要的事情。我向阿道夫建议了一套很合适的制服，但他却不认可。所以到最后我们综合了一下意见，决定采用一套看上去显得既高贵又低调的黑色礼服。

　　对于我们的乐队来说，最致命的莫过于交通运输问题，因为这个国家有些地区还没有覆盖铁路。而这些地区恰恰又是关乎整个计划的重要之处。但当时还很时髦的汽车可以在街道上行驶。在那个年代，人们还会驻足停留，盯着这些发出噪声和臭气的交通工具以每小时10英里的“危险”速度，在戒指路上来来往往。那用这种交通工具来运载我们的帝国管弦乐团如何？这将毫无疑问的提高乐队的机动性，因此也就能够扩大演出范围。我忘记了我们把这个想法扩展到了什么程度，因为我个人对此是比较反感的；我无法想象，当我们的乐队在伴随着这种“鬼叫声”到达目的地后，人们还有何心情去接受其他的悦耳之音。

　　好吧，先抛开恼人的运输问题。乐团抵达目的地之后将会受到当地市长的隆重接见，乐团所到之处皆盛装彩扮，载歌载舞。第一个问题来了：乐团该在哪里演出？只有很少一部分城镇才拥有那种能够容纳得下上百名演奏者和数百名观众的音乐大厅。“那我们就在户外演出。”阿道夫说。“在繁星闪烁的天空之下举办音乐会肯定会使人们永生难忘，”我补充道，“但只有在天气情况允许的条件下，这种美好的气氛才能贯穿始终。”此外，这类音乐会能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恐怕就只有天上的星星，因为那种音响环境实在不敢恭维。整个计划几乎就是建立在如此艰难的事实基础上。阿道夫沉思了片刻，然后说道，“不是到处都有教堂吗，我们为何不在教堂里演出？”从纯音乐的角度来看，我对这种想法找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阿道夫建议我去询问一下教会的权威们，看他们对于帝国移动管弦乐团在教堂里办音乐会持什么态度。就我的观点而言，这件事情似乎已经渐行渐远。但我对此保持了沉默，后来阿道夫也忘了追问我的调查结果。

　　我们在项目规划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阿道夫想了解一支乐队排练一出交响乐需要多少时间，并且他也为乐队缺少固定的规章制度而感到苦恼不已。我曾对阿道夫说，没有比巴赫，格卢克，汉德尔还有海因里希?许茨更早的作曲家，而他直接拒绝接受我这种观点（其实也没有哪一位德国作曲家是他坚决拥护的）。“在那之前呢？”他询问道。“之前的就不适合用来乐队演奏了。”我回答道。“你听谁讲的。”他冲我吼道。我平心静气的告诉他，就此事而言，我的回答绝对是可信的，如果不信他可以自己去学习音乐历史。“我正有此意。”他气愤的说道。如此一争，我们的讨论便陷入了僵局。

　　其实我当时根本没有拿他的话当真，因为我明白，要学习音乐历史并不容易，况且这种事情还在他的专业兴趣范围之外。再者，他也了解，这是我比较在行的领域，我在大学里专门学习过这些课程。然而第二天，当我发现他正抱着一本厚厚的《音乐发展史》苦心钻研的时候，我简直大吃一惊。接下来有好几天他都一心苦读，无暇旁顾，但这并不能让他感到满足。他又向我询问有关音乐历史的其他著作，然后把我介绍给他的书一一通读。

　　“中国人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创造出了许多优美的音乐。”他评论道；“我们为什么没有做出同样的成就呢？毕竟有一样乐器在哪儿都是现成的——人的声音。因为那些睿智的先辈们还在音乐起源的一片黑暗中摸索前行。所以说，对一件事情无知并不意味着这件事情就不存在。”

　　我对阿道夫那种做事情认真彻底的精神一直都很敬重。但有时候他对每件事情都要刨根问底的做法又搞得我相当的绝望。对于任何事情，只要没有陷入那种无可挽回的僵局，他就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即便已经证明了他是错的，他也不会当场承认，而是会将其归为有争议的话题。我完全能够想象得出，他这种性格和态度会让艺术学院的老教授们抓狂到什么程度。

　　不管怎么说，现在乐团就算是建立起来了吧，帝国移动交响乐团将开始执行它的演出计划，先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接着是格卢克和汉德尔，再到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然后才是浪漫派的代表，安东?布鲁克纳，他的交响作品将把整台演出推向高潮。另外，考虑到年轻观众的需求，阿道夫自己将作为现代派的代表独领风骚。他并不打算去迎合维也纳音乐界的评论人士，而且平常一有机会他便会对他们展开攻击，称他们为“纯专家”或者“业内行家”。

　　从我们建立帝国移动交响乐团的一开始，阿道夫就为自己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笔记本，这件事情我记得相当清楚。那是个简单便携的小册子，在参加完每一场音乐会后，他就会把作品名称，作曲家和乐队指挥的姓名全部记在那个小册子上，有如他对这些事物的个人评价。如果他说，“这个将囊括在我们的演出计划中。”那么这就算是对一部作品最高的赞誉了。

　　在以后的很长一段岁月里，我都在思考着这支“帝国移动交响乐团”。的确，留声机已经问世多年，虽说它的样子看上去像个发出咝咝声响的可怜怪物，但是它的问世，却打开了“机电化音乐”的大门。无线电报尚处于初级阶段。与此同时，虽说唱片和无线广播已经发展到了占有绝对优势的程度，以至于“表演性音乐”的存在仿佛都成了“机电化音乐”的补充。但我朋友试图通过帝国移动交响乐团来解决的基本问题，仍旧在所有的天才艺术爱好者中保持着共鸣：怎样将完美的表演直接呈现给那些热爱音乐的人们——即不用任何机械辅助设备——无论他们身在何方。

老爺叔

第十九章 阿道夫的歌剧
老木匠 发表于 2012-4-8 15:44

偏愛某門藝術，也有一些基本知識，非常熱心狂熱，極度自信自傲，沉浸在自己編織的白日夢中，這一切，都可以在我們的“文化旗手”江青身上找到。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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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第二十章止，似乎还只在一个“愤青”的范围之内。
    时势造英雄、时势造袅雄、时势也造狗雄！
    还有五章！

老木匠

　　第二十一章 逃兵役插曲

　　这一天是个天气晴和的日子——应该是在三月初的时候——我收到一封信。由于阿道夫从来就没有收到过任何信件，所以我过去一直都很谨慎，生怕在这方面伤害到他的感情，但他当时立马就察觉到，此信必定非同寻常。“库斯特尔，出了什么事儿？”他饶有同情心的问道。

　　我只是简单的回答道，“这儿，拿去看吧。”

　　读罢此信，阿道夫脸色骤变，他的眼神中闪烁着一种不祥的光芒，根据我以往的经验，这种光芒必定预示着他将要大发雷霆。果不其然，他发飙了。

　　“库斯特尔，你无论如何也不准去注册，”他咆哮道。“你要是去了，那你就是个蠢货。最好的做法就是把这张混账玩意儿撕成粉碎。”

　　趁他还未在盛怒之下将我的征召令撕成碎片之前，我纵身跃起，将其一把夺了过来。

　　当时我被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弄得简直是心烦意乱，而阿道夫很快便稳住了情绪。他颇为郁闷的在钢琴与房门之间的狭窄空地上踱来踱去，随后他马上拟定了一个计划，试图帮我摆脱这种窘境。

　　“还不确定你能否通过体检。”他越发镇定的说道。“毕竟从你上回肺炎发作被治好到现在，才刚过一年，要是你的体检不合格，那就等于是白激动一场。”

　　阿道夫建议我应该赶在医疗机构抵达之前先回到林茨等待体检。如果体检结果为健康，那我就一刻也不能耽误，直接秘密的穿过奥地利边境，逃到德国的帕绍。绝不要为奥匈军队效力。他声称道，这个气数已尽的哈布斯堡王朝不值得让任何一个士兵为它去卖命。由于我的朋友比我小九个月，所以他根本没指望能收到他的征召令，除非等来年，也就是1909年。但很显然，他目前已经打定主意，坚决不加入奥地利军队。亦或许，他是颇为得意的把我当做他的实验品，想用我来检验他的办法在实践中是否真的能够奏效。

　　第二天，我就此事专门咨询了音乐学院的院长，在看完了我的征召令后，他向我解释道，作为音乐学院的一名学员，我可以只服役一年，但他又建议我可以去注册预备役，理由是，我父亲是一名商人，而我是家中的独子。在预备役里我只需要进行八周的训练，然后再呆上几个月就算完事。我问他，跑到德国逃避兵役这个办法如何。他听了这一非同寻常的建议之后感到相当震惊，并极力的奉劝我不要采取这种做法。

　　对于阿道夫而言，即使是在预备役服役都算是一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极大妥协，他不厌其烦的对我展开游说，试图让我赞成他的计划，并收拾行李，赶紧动身。

　　回到林茨后，我把阿道夫的建议告诉了我父亲，因为说实话，我对这个想法的着迷程度还真不是一星半点。对于服兵役这种事情，我真的是没有一点点激情，即使是八个星期的预备役生活，在我看来都是一种煎熬。

　　我父亲听了我的想法后简直比我院长都还要惊慌。“我的天，你脑子里究竟在想些啥？”他摇着头冲我大声的质问道。如果我秘密的越过边境，或者直言不讳的说，进入无人区，那么依照法律我就会受到起诉，他声称道。最要命的是，如果事实成立，我将再无机会踏进家门半步，而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父母亲也将永远的失去他们唯一的儿子。

　　我父亲的这番话，再加上我母亲的泪水，唤醒了我的理智。就在当天，我父亲去拜访了一位和他关系不错的政府官员，看能不能将我列为预备役人员，他即刻草拟了一份申请表，并建议我在通过服役体检之后上交给他。

　　我写信告诉阿道夫我已经采纳了音乐学院院长的建议，并准备于几天之后进行体检。在那之后我会和我父亲一同前往维也纳。这个时候，阿道夫大概也想通了，他可能已经意识到，他的计划并不适用于我，因为在他的回信中，他压根就没有提及此事。当然，也有可能是表示他还不愿放弃这个计划，因为我们毕竟只能从理论上去讨论这个计划的危险性。而另一方面，在得知我父亲将同我一起来维也纳之后，他感到非常的高兴（事实上我父亲后来并没有去成）。我还写信告诉阿道夫，说我来的时候会带上我的中提琴，万一碰上乐队招人，我还能挣点外快。在维也纳学习期间，我染上了结膜炎，是林茨的一位眼科医生治好了我的病，所以我提醒阿道夫，要是在火车站看见我戴着眼镜可别感到意外。

　　幸运的是，我至今还保留着他当时的回信，收信人为“斯塔德?穆斯?古斯塔夫?库比席克”：

　　亲爱的库斯特尔：

　　感谢你的来信，你可知道，当得知你父亲当真要来维也纳的时候，我有多么的高兴，我恨不得马上向你表达我心中的喜悦。要是你和你父亲不介意的话，我将在星期二上午的11点钟到火车站来接你们。你在信中提到，林茨那边的天气很好，这几乎让我有点嫉妒，要是不下雨，我们这边照样也是好天气。听说到时候你还要把你的中提琴带来，我很乐意，到了星期二，我就会去买两克朗的棉花和浆糊来堵住我的耳朵。还有，我知道你快要瞎了，这让我颇为伤感；因为你会比平时弹错更多的音符。等你完全瞎了之后，我也就被你逼疯了。噢，天啊！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祝你们全家复活节快乐，并请你向令尊令堂转达我最诚挚的祝愿。

　　你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

　　信上的日期为4月20号，也就是说，这封信是阿道夫在他生日那天写给我的。就阿道夫当时的生活状况来看，他没提及自己的生日，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他可能甚至根本没有想起那天是他的生日。

　　信中但凡是提到我父亲的地方，都显得毕恭毕敬。甚至连接站这种事情他都要向我询问。但一说到天气，他又开始调侃讽刺了，“要是不下雨，我们这边照样也是好天气。”后面当他把矛头指向我的中提琴时，他的冷幽默也发挥到了极致。他甚至还拿我的眼疾来调侃，直到他大呼过瘾似的讲出了那句“噢，我的天。”，整篇书信才以一种非常老套的形式收尾。阿道夫的拼写还是一如既往的糟糕，从信中的一些初级德文的拼写上就能够看出这一点。若是叫他以前的德语老师，休谟教授来给这封信做个评价，那他肯定连个“中等”都不会给阿道夫，还有像标点符号的使用这些，就更不要提了。

　　在约定的时间到来那天，我去参加了体检。体检结果上显示我身体健康，符合规定要求，于是后来，我便提交了参加预备役的申请。

　　当我回到维也纳的时候——没带眼镜——阿道夫热情的迎接了我，因为尽管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但我现在还是能够继续和他一起生活，这让他感到非常的高兴。当然，他对我这个“预备役军人”也是极尽调侃之能事。他说，他想象不出军队里那些人究竟能用什么手段来把我变成一个士兵。是啊，就连我自己也无法想象。但好在我还能够继续完成我的学业。到家后，阿道夫为我画了一张肖像素描，还在头上给我画了顶竖起的帽子，帽子上还插着根羽毛。“瞧，这就是你，库斯特尔，”他开玩笑道，“你还没入伍，看起来就已经像个老兵了。”

　　在度过了这个漫长而萧条的寒冬之后，我们又迎来了一个春天。自从之前我重温了一遍家乡林茨那片亲切的热土以后，我顿时感到我们在斯通帕街居住的这间偏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黯淡。想起以前我们在林茨无数次的乡间漫步，我不由得想说服阿道夫和我到维也纳的乡下做几次徒步旅行。因为如今我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我的学生们在顺利的通过了考试后，都各自回了家，而且她们在临行之前还赠给我一个精致的小礼物，让我惊喜不已；所以在我们的共同资金中又多了一笔小钱（总之，我当时是这么考虑的）。当戒指路上的花坛开满鲜花，当我们为春日里那和煦的阳光所诱惑，我便再也无法忍受这座城市那令人窒息的高墙了。而阿道夫也和我一样，期盼着前往郊外，逃离这座城市的喧嚣。

　　我知道他很喜欢乡下的自然风光，他喜欢那些葱郁的树林，还有远处连绵起伏的淡蓝色山峰。早在查克雷斯夫人那散发着煤油恶臭的房间变得令人无法忍受之前，阿道夫就已经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跑去美泉宫公园，但这仅仅是他自己的处理方式，对我来说还不够，此时的我想看到更多维也纳的乡间景色。阿道夫何尝又不想，但他解释道，首先，他无法承担“如此高昂”的费用，这个不要紧，因为我已经决定，这次旅行费用由我一人支付，为表诚意，我已于头一天把我们两个人旅行所需的物品都准备齐全了。其次——这事儿更难处理一点——如果说我们想要做个全天旅行，那他就必须得早起。早起对他而言是件最痛苦的事，他宁愿做任何事情，只要不叫他早起。

　　要知道在早上把他叫醒是件相当危险的任务——他完全有可能会变得六亲不认。“你一大清早把我弄醒干什么？”他会冲我吼道。即使我告诉他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他也绝不会相信我。我会斜身探出窗外，仰着脑袋望向上方的一小片天空。“晴空万里啊；阳光明媚啊”，我会自叹道，但不会转过身去看他，而很快阿道夫又死死睡去。

　　如果我还算顺利的将他叫醒并且踏上了旅途，那我必须对前几个小时的尴尬行程要有心理准备。因为一旦被我“这么早”叫醒之后，他就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言不发，而且闷闷不乐，你问他什么问题，他也只是勉强的哼几声。只有当我们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郊外的开阔绿地之时，他才会变得豁然开朗。当然，那个时候他就会显得很高兴，很满足，甚至还会感谢我当时坚持把他叫醒。

　　我们的第一站是维也纳森林的黑曼斯科格尔山，当日的天气简直好极了。我们伫立在山顶，发誓要游遍这里的山山水水。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又去了趟维也纳森林。尽管我们穿的衣服和便鞋看上去不怎么提劲儿，但其它的事情我们还是准备得很充分。那天我们做了一次长途旅行，根据我们的标准，从图尔纳费尔德开始，途经里德和普克斯多夫，最后再返回到市区。那乡间的景色让阿道夫醉心不已，他说这让他联想起了米尔地区的某个美丽之处。毫无疑问，他内心的思乡之情此时正在蔓延，尽管那里已再无任何一人值得他留恋，但那片土地却承载着他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美好回忆。

　　为了到瓦豪去旅行，我特意向音乐学院请了一天的假。我们必须很早就乘火车到梅尔克，直到亲眼目睹了那不可思议的修道院之后，阿道夫才充分的感受到了早起的价值。可他一旦沉迷其中，那谁也拉不走。他不会遵从旅游指示牌的引导，而是东窜西游，到处寻找秘密通道和通往地下室的楼梯；他想考察这些建筑到底是怎样用石头建造而成的。的确，很难想象这些庞大的建筑居然是用石头堆砌而成的。过后，我们又花了很多时间去参观图书馆。

　　然后我们坐上大汽船，在河中游览了美丽的瓦豪。虽然这次游历只是与他心爱的多瑙河的一次重逢，但阿道夫就如同变了一个人。因为维也纳这座城市离多瑙河并不算很近，不像在林茨，他可以站在横跨多瑙河的大桥上，等候一位与众不同的金发美女从乌尔法尔一路走来。他对多瑙河的思念几乎能赶上对斯蒂芬妮的痴迷。此时，那些城堡，村庄，还有山坡上的葡萄园都分别缓缓的移入我们的视线，然后又缓缓的离我们而去。我们感觉自己好像并不是在前行，倒像这美丽的风景伴随着平静的节奏在我们的眼前浮动。这是一个多么浪漫的世界，如此景致，就像魔法一般的神奇。阿道夫置身船头，全身心的贯注到了这片景色当中。直到汽船驶过克雷姆斯，沿着树木成行，单调乏味的河岸继续前行，阿道夫仍是不发一言。谁也不知道他的思绪飘到了哪里。

　　就好像是上天执意要为我们的奇幻旅程做些平衡，所以我们下一站来到了菲施门德。我相当失望。难道这还是刚才那条令我们满心愉悦的河流吗，难道这还是为我们所熟悉的那条亲爱的多瑙河吗？码头，仓库，炼油厂，还有坐落于其间的渔棚，贫民窟，甚至还有真正的吉普赛营地。我们究竟是到了哪儿？这简直就是另外一条“多瑙河”，它不再属于我们祖国那幅美丽的画卷，而是属于一个奇怪的东方国度。回到家后，阿道夫显得忧心忡忡，而我也感到大失所望。

　　然而在我脑海中最鲜活的一段记忆，要属之前那个夏天，我们做的一次登山旅行。前往塞默灵这段旅途比较遥远，远到足以让阿道夫从早起的恍惚中回过神来。火车驶过维也纳新城之后，立马就是一片多山地带。铁路只得修成弧线才能绕上塞默灵的最高点，为了攀升至980米的高度，许多弯道，隧道还有高架桥都是必不可少的。阿道夫对这些轨道的大胆设计感到相当兴奋，惊喜也是接连而至。要是能够对其进行细致考察，他甚至愿意下车，顺着铁轨走完全程。我已经做好准备，在下个机会到来的时候，听他对高山铁轨的修建发表一通重要演讲。因为他肯定已经想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设计，比如更高的架桥和更长的隧道。

　　塞默灵到了！我们下了车。多么美好的一天，那里的空气是多么的纯净，天空如此湛蓝！在阳光的照耀下，绿草上的水珠晶莹透亮，茂密的树林挺拔有力，放眼望去一片墨绿，在高山的顶峰，依然覆盖着皑皑白雪，有如白塔，直入云霄。

　　返回维也纳的火车要到傍晚才离开；我们拥有充裕的时间，这一整天都是我们的。

　　阿道夫很快想出了我们的目标。哪座山是这里最高的山呢？据我们所知是拉克斯山。于是，我们就去攀登拉克斯山。

　　阿道夫和我对登山这项运动都毫无概念。我们平生征服过的最高“山峰”不过就是米尔地区的一座缓和的山丘。以前我们也仅仅是在远处望着阿尔卑斯山。但是现在，我们置身于阿尔卑斯山的环抱之中，并为其两千多米的海拔感到震撼不已。

　　对于阿道夫来说，他的意志力总是可以弥补任何缺失。我们根本没有带口粮，因为我们原本就只是打算从塞默灵高地下来，一路走到格洛格尼茨。我们甚至连个包都没背，而且身上的衣服都是我们在城里散步时穿的那种。我们的鞋子过于轻便，鞋底单薄，而且不带鞋钉。我们穿了长裤和外套，但一点都不保暖。然而，阳光明媚，我们又是年轻体壮，所以——出发吧。

　　登顶前的豪情壮志已经完全被下山时的狼狈不堪给掩盖，以至于我都记不清我们是选的哪条路线了。如今我只记得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才登上山顶的一处平台。当时我们好像是登上了顶峰，但可能并不是拉克斯山的顶峰。我还从来没有登上过一座大山的顶峰；我有种无拘无束的感觉，仿佛我已不再属于地球，而是来到了天庭的门口。

　　阿道夫显得颇为感动，他站在山顶的平台山，一言不发。

　　我们极目远眺，宽广的大陆尽收眼底。草地与森林犹如一张巨型彩色地毯，教堂或村庄点缀其间。人类的事业显得如此的微不足道。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或许也是我和阿道夫一起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

　　情绪高涨的我们早将疲惫抛到了脑后。我们在兜里找到点干面包，于是就靠它充饥。沉浸在快乐气氛中的我们根本没有去留意天气的变化。刚才不是还晴空万里吗？转瞬之间，乌云就已浮现，雾气也笼罩而来；其变化之迅速，就像是舞台剧的场景切换一样。

　　大风骤起，将云雾吹至我们眼前，宛如一张摇摆不定的长罩子。一声闷雷从远处传来；闪电不时的在我们头顶上交织，其状神圣而令人敬畏。

　　穿着“戒指路散步装”的我们开始感到有点发冷了。于是我们便匆忙的往山下的村庄赶去，单薄的裤子贴在我们腿上飘得哗哗作响。但山路崎岖，布满了坚石，我们穿的鞋子根本就不适宜爬山，此外，由于当时风暴正在向我们逼近，所以我们只得全速前行。起初只是能听见雨点打落在树叶上的声音，而后来，雨越下越大，与其说是雨，倒不如说是挂在树梢上的水柱，直愣愣的浇打在我们身上。我们只顾拼命的跑呀跑，能有多快就跑多快，根本不指望能够采取点什么有效地保护措施。不多时，我们全身上下就找不到一处干地了，简直被淋成了落汤鸡。

　　不管我们绕到什么地方，始终都找不到一处避雨之所。阿道夫并没被这场暴风骤雨给吓到。令我惊讶的是，虽然雨水已经浸透了他的全身，但他的心情却显得十分愉悦，雨下得越大，他就越显得从容。

　　我们沿着石块路蹦跳着跑步前行，就在这时，我发现了一个小棚屋。我想，继续像这样在大雨里奔跑也不是个办法，再说，天色已渐晚，于是我建议阿道夫到那个小屋里去过一夜。他立马就答应了——在他看来，这段探险之旅的确是没法再继续了。

　　我查看了一下那所小木屋，屋子里的左侧堆放了一些干草，容我们两个休息一晚上是不成问题的。阿道夫脱下鞋子，外套和裤子，然后开始拧衣服。“你也饿坏了是吧？”他问道。当我告诉他我的确是饿了的时候，他反倒感觉好受了一些。一份痛苦，两个人分担，便成了半份痛苦；明显这句话也适用于饥饿。

　　与此同时，我在小木屋的右内侧发现了几大匹粗帆布，那是农民们下山时用来包裹干草的。阿道夫穿着已经湿透的内衣站在门口，一边拧着衣服袖子，一边瑟瑟发抖，看着这一幕我心里真的感到相当愧疚。因为他的体质相当虚弱，稍微受点冷就要得肺炎。所以我拿起一匹帆布铺在了干草上，我叫他把打湿的衬衣和内裤脱掉，然后用布裹住身体。他也照做了。

　　他光着身子躺在铺好的布料上，我扯起布料的一端严严实实的将他裹了起来，然后我又抓过第二块布料给他盖上。给他盖好之后，我又拧干了我们所有的衣物，然后将它们全部晾了起来，最后我也找了块布将自己裹住，躺下休息。如此一来，我们晚上便不会受冷了。我又额外抓起几块布分别搭在了阿道夫和我的身上。

　　我们两个都没戴表，所以不知道时间。我们只知道外面一片漆黑，而且雨水还在不停的敲打着木屋的屋顶。远处传来阵阵犬吠声；可想当时我们离住家户还不算很远，这点让我感到很欣慰。然而，当我给阿道夫讲明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却显得漠不关心。他似乎觉得，就当前环境而言，其他的人都是多余的。他尽情的享受着这次冒险之旅，尤其是这种浪漫的结局对他最具有吸引力。渐渐地我们就暖和了起来，要不是我们还忍受着饥饿，这间小屋子就能称得上是舒适了。

　　我又想起了我的父母，而后我就睡着了。

　　当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时，稀疏的阳光已经透过木板照射了进来。我们的衣服都差不多全晾干了。

　　我依然记得，叫阿道夫起床是件多么费神的差事。当他最终醒来之后，只见他双脚蹬出裹盖，把帆布往身上一缠就走到门口观望天气。他那苗条的身材配上搭在身上的白色帆布，看上去就像个印度苦行僧。

　　这是我们两个最后一次愉快的远足旅行。

　　正是因为我去医疗队体检这件事情中断了我们在维也纳的生活，所以这些旅行和冒险才变得如此的美妙，同时也为我们在斯通帕街，那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增添了几分慰藉。

老木匠

　　第二十二章 阿道夫对女人的看法

　　每场歌剧演出的间歇时间，我们都会到休息大厅去活动一下筋骨，在那里，女生们对我们的关注让我感到受宠若惊。起初，我常常好奇的想知道，我们俩到底谁才是她们关注的对象，私下我一直以为是自己，想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后来，通过进距离的观察，我才发现，这种直白的好感并不是投给我的，而是冲着我朋友来的。阿道夫对每一位擦身而过的女士都有着一种吸引力，虽然他穿着朴素，举止矜持，但偶尔还是有一两位女士朝他回望，要知道，根据严格的歌剧院礼仪，这种举止是相当不得体的。

　　令我更加不解的是，阿道夫竟然对她们的举止无动于衷；相反，他很少理会那些女子向他传送的秋波，或者顶多是气愤的在我面前对她们评说几句。虽然这些评论确实显示出我朋友对异性的强烈兴趣，但他从来没有利用这种好感去占别人的便宜，这点让我感到相当诧异。他究竟是不解风情还是对这种事情完全不屑一顾？我推断是后一种因素，因为阿道夫是个敏锐而挑剔的观察者，以至于他时常忽略掉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尤其是跟他自己相关的事情。可是他为何又不抓住这些机会呢？

　　试想一下，一位美丽聪慧的姑娘将会给我们在玛利亚希尔夫那处偏室的无聊生活（阿道夫将其称作“狗过的日子”）带来怎样的乐趣！维也纳不是一座公认的美女之都吗？这话着实不假，我们也用不着去怀疑。那当时又是什么原因让他望而却步呢？对于其他的年轻人来说，这都是些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一个事实：我是在他的建议下和他住到一块儿的。当时他根本没有想过我对这种生活的感受。就他的行事作风而言，他总是想当然的认为，凡是他觉得是正确的事，我就应该照做。说到同女生交往这个话题，他无疑对我表现出的羞怯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使得我只能把更多的空闲时间消磨在他身上。

　　有这么一段小插曲至今还保留在我的记忆中。有天晚上，我们从歌剧院的休息大厅返回到“散步走廊”，一个身穿制服的服务生朝我们走来，他拽了一下阿道夫的袖子，递给他一张便条。阿道夫一点也没感到惊讶，如同司空见惯一般，他接过条子，对服务生道了声谢，然后匆忙的打开便条过目。当时我还以为自己卷入了一个巨大的秘密之中，或者至少说见证了一段风流轶事的开始。但阿道夫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句“又是一个”，然后就把条子递给了我，他用近乎嘲弄的眼神瞟了我一眼，还问我想不想去赴这个约。“这是你的事情，与我无关。”我略显恼羞成怒的回答道，“我可不想让这位女士失望。”

　　每次只要是和女性有关的事情，不管是哪个层次的女性，都“与我无关”。即便是在大街上，我的朋友也是受人倾慕的对象。每当夜晚我们从皇家歌剧院或者城堡歌剧院看完演出回家的时候，偶尔就会遇到个别路人走过来跟我们搭讪，她们不仅不在乎我们寒酸的外表，而且还邀请我们到她们家去过夜。但是，同之前一样，只有阿道夫受到邀请

　　我十分清楚的记得，那时候我常常不解自问，这些女孩儿到底看上了阿道夫哪一点。虽说他的身材在年轻人当中还算不错，但是他相貌平平，根本谈不上人们通常所形容的那种“帅气”。要说帅哥，我在舞台上见得多了去了，我了解女人心中的帅哥是啥样的。也许她们是被阿道夫那双明亮有神的眼睛给迷住了，或者难道是他那禁欲主义者一般的冷峻面孔？再不然就是他对异性明显的不屑，招致她们禁不住想去测试他的定力。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女人们好像总是能够嗅到我朋友的与众不同之处——男性则相反，比如他的老师们。

　　那时候，对哈布斯堡王朝衰败的预见，使得整个维也纳沉浸在一片浮华与逍遥的气氛当中，维也纳人闻名的魅力之下，掩盖着沦丧殆尽的道德。当时有这么一段流行的口号，“砸锅卖铁，奔赴天堂。”，这句口号渐渐地让中产阶级陷入到了“上流社会圈子”那种肤浅而病态的精神状态之中。那种对肉欲享受的炽热追求，大量的反映在了亚瑟?施尼茨勒的戏剧作品中，为整个社会的风气定下了基调。当时有句很有名的话是这样讲的，“奥地利将毁在女人的手上，”，从维也纳人的社会看来，这还真不是句假话。在这种脆弱的环境中，处处都萦绕着人们缠绵而情色的低吟，而我的朋友却心甘情愿的过着他的禁欲生活，在对那些年轻的姑娘、小姐们示以怜悯的同时，他还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绝对算不上是人生攻击，而对于那些和他年龄相仿的男青年，阿道夫则将他们的个人体验当成争议之谈搁置起来。他会在我们夜间谈话的时候，将这些想法表露出来，而且语气总是显得格外的冷漠和客观，就好像这种事情离他十分遥远一样。

　　这个部分与本书其他章节的叙事手法相同，若要了解在我们的友谊岁月中，阿道夫对女人持何态度，我就必须将我的个人经历完整的与之相结合。从1904年的秋天到1908年的夏天，也就是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我都与阿道夫形影不离。他从一个15岁的男孩变成了一个成熟的男子汉，在此期间，他向我吐露过许多不为人知的心声，其中有些事情甚至连他母亲都不知道。回想在林茨的时候，我们的关系特别要好，如果说当时他和某个女生有了交往，那我自然也会知晓。要真是那样，他每天就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和我处在一起，而且他的兴趣爱好也会产生变化，反正总会显现出许多类似的迹象。所以说，除了他的梦女郎斯蒂芬妮之外，他心里就再也没装过其他的女生。然而，1906年的五六月份还有1907年的秋天，这两段时间，我给不出他的任何信息，因为当时阿道夫是独自一人在维也纳生活。但试想一下，若阿道夫真是邂逅了一段爱情，难道在我们重逢之后这段关系就终止了吗，难道就不会留下任何一点蛛丝马迹吗？所以我敢肯定的讲，无论是在林茨还是在维也纳，阿道夫都从没和任何一个女子发生过关系。

　　自从跟他生活在一起之后，我和阿道夫就时常针对两性关系展开深入的讨论，而我在这方面的个人经验也几乎全都基于这些明显无意义的道听途说。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阿道夫的确是做到了言行一致。支配着他道德品行的并不是他的欲望或情感，而是他的知识和判断力。在这方面，他表现出了极端的自制力。他无法忍受维也纳某些圈子的肤浅氛围，而且我也没见过他在对异性的态度上做出过任何的自我妥协。但我必须要声明的是，阿道夫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在性取向上，都绝对正常。只不过他的非凡之处体现在别的地方，而非声色领域。

　　他过去经常绘声绘色的向我阐述早婚的必要性，他说这种做法能够为人类的延续提供有效的保障；他认为国家应该鼓励每个家庭多生育子女（后来这一想法得到了实施）；他还给我详细的阐述了良好的居住环境，同健康的家庭生活之间的关系，并向我描述了在他的理想国中，爱情和两性关系的问题，婚姻问题，家庭问题以及子女问题将会得到怎样的解决。每当他谈论起这些话题，我就会联想到斯蒂芬妮，因为这些颇具说服力的设想，毕竟大都源自于阿道夫心中所憧憬的那种，同斯蒂芬妮厮守一世的理想生活方式，只不过他将这些想法转而上升到了政治和社会层面。他曾想过要让斯蒂芬妮成为他的妻子，在阿道夫眼中，斯蒂芬妮就是他理想中的典型德国女性。因为她，阿道夫有了结婚生子的冲动，也是为了她，阿道夫才设计了那座漂亮的乡村别墅，从而为他理想中的家庭公寓确立了标准。

　　但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些美好的愿景。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再见到斯蒂芬妮，而且提及她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即便是在我回林茨去处理服兵役的相关事宜的时候，他也没有叫我去打听过斯蒂芬妮的消息。难道斯蒂芬妮对阿道夫而言已经不再重要？还是因为这被逼无奈的分离让阿道夫强烈的意识到，最现实可行的做法就是将她彻底的忘掉？而每当我几乎要被自己的推论给说服的时候，就总会突然冒出一些明显的迹象，强力的向我证明着，他依然全心全意的爱着斯蒂芬妮。

　　其实我很清楚，阿道夫心中的斯蒂芬妮已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失真，她甚至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理想。他也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冲到兰德大街去证实他挚爱的客观存在。他再也没收到过她的任何消息。显然，他对斯蒂芬妮的感情已经脱离了事实基础。难道说当初那段充满希望的恋情就这么草草收场了吗？

　　我的回答是，既对又不对！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也该有个了结。阿道夫再也不像从前那个多愁善感的少年，带着青春期的放纵，有恃无恐的追逐着自己那份渺小的希望。然而另一方面我却无法理解，如今的阿道夫，虽然已是一个怀揣有具体理想和目标的成熟青年，但他为何又要如此顽固的去坚守一段毫无希望的爱情；这等境界的确能够让他对这座大城市的各种诱惑产生免疫。

　　我很了解我的朋友在男女关系上持有的严格观念，并且我时常对阿道夫所恪守的道德观感到惊讶。他的爱情观和婚姻观肯定不是受到了他父亲的影响，而他的母亲总是将他视如珍宝，所以她也肯定没有给阿道夫带来这方面的影响；再说他母亲也用不着给他这种影响，因为他会认为阿道夫在女生面前的行为举止相当得体。阿道夫出生于一个中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奥地利公务员，这便是他的背景。所以说，针对他这方面的许多保守观点（我以前也曾或多或少的跟他谈起过），我只能果断的给出这样一个解释，那就是他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激情导致了他这种态度和观点的产生。他对道德的理解并不基于他的个人经验，而是抽象的逻辑推论。

　　另外，他依然很尊敬斯蒂芬妮，尽管对阿道夫而言她已变得遥不可及，但作为德国女性的一个理想标准，她超越了阿道夫在维也纳见过的任何一样事物。我时常注意到，当一个女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他立马就会谈到斯蒂芬妮，然后开始拿她们作比较，但比来比去总是斯蒂芬妮更好。

　　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那位“遥远的她”根本不知道这个男青年的名字，她甚至都没有对阿道夫的深情爱意做出丝毫的回应。然而她带来的强烈影响，不仅使得阿道夫萌生了个人的道德观，而且还极力的驱使着他去奉行这些道德准则，就如同一个将毕生都奉献给上帝的修道士。在维也纳，这座连卖淫都值得让艺术家去称颂的罪恶之巢，他这种作风无疑是个例外。

　　事实上，阿道夫曾在那段时期给斯蒂芬妮写过一次信。我已无法确定他寄出这封信的时间究竟是在我来到维也纳之前还是之后。如今此信已不复存在，我也是通过一种特殊途经了解了此事。我曾将阿道夫对斯蒂芬妮的爱恋告诉了我的一位朋友，他给阿道夫?希特勒写过传记，是一位尊重科学而又客观公正的学者。他查到了一个老妇人的住址，这个老妇人是一位上校的遗孀，现今居住在维也纳。我的学者朋友前去拜访了她，并当面对她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请求，就是告诉我朋友一些关于她年轻时候的事情，他让这个老妇人回忆以前是否认识一个住在洪堡大街，后来搬到乌尔法尔，布吕滕大街的年轻学生。他还提示性的补充道，每天傍晚，这个学生都会在他一个朋友的陪伴下，到施密托尔街口去等她。这时候，那个老妇人便开始讲述她以前跟那些年轻军官们的娱乐，比如什么打球，远足，火车旅行等等。尽管她很愿意配合，但她就是怎么也记不起还有这么个奇怪的男青年；在获悉了他的名字之后，除了无比惊讶以外，她仍然回忆不起任何线索。但突然之间，一段回忆在她脑海中浮现出来，多年以前她收到过一封来信，信的内容含混不清，大意是乞求她要保持信念，等他学成归来，有了社会地位再跟她联系。信上并未署名，从此信的风格上看大致可推断是阿道夫写的。那位老妇人所知道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了。

　　当阿道夫心中的思念开始蔓延的时候，他再也没有直接的提起过斯蒂芬妮，而是一味的将自己的感情倾注到他的专题研究上，比如由国家提倡的早婚，以及女性工作者通过贷款购置嫁妆的可能性，还有为育有多名子女的年轻家庭提供带有花园的住房。我记得当时我们还针对其中一项特殊的提议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阿道夫提议创办一座国家家具生产厂，以便能够减少年轻夫妇的家庭装修成本。而我对这种家具工业化生产的想法表示强烈反对。毕竟在这件事情上，我还是有资格发表意见的。质地上乘的家具必定为手工制造，而不是机器生产。只要我们用其他办法削减成本，那这些年轻的新婚夫妇就可以把上好的家具带回家，柔软的羽毛床垫，布艺的椅子，有品位的长椅，如此一来，人们就会领略到装潢大师的精湛技艺。

　　在无数次的深夜长谈中，阿道夫跟我谈论过许许多多的事情，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浓缩成了一句特殊的短语留在了我的记忆当中，这句经常穿插在我们激烈讨论中的陈词滥调叫做：“生命之火”。一旦碰上爱情，婚姻或者两性方面问题，这个神奇的公式就会立马呈现。维持“生命之火”的纯洁性是构建理想之国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也是我朋友在孤独时刻的精神支柱。出于我思想上固有的严谨，我并不太理解阿道夫这句“生命之火”，因为这个短语的意思还会偶尔产生变化。但到了后来，我自认为我还是能够正确的理解它的意思。所谓生命之火就是神圣爱情的一种象征，它的激发或产生必须要求男女双方在肉体和精神上保持高度的纯洁，这样一来，就能使每段婚姻变得更有价值，从而也能为国家培育出健康的后代。

　　像这种短语或者说措辞，总是一遍又一遍的出现在他的言论中——阿道夫还有一大堆类似的表述——对我产生了一种古怪而又深刻的影响。头一回听到这些庄重的措辞之时，我还感到相当可悲，我暗自嘲笑着这些夸夸其谈的公式法则，因为我觉得它们根本不具有任何的现实意义。尽管我对此嗤之以鼻，但这些话还是留在了我的脑子里，就如同长着无数倒刺的薊花粘住了人们的衣袖，总是挥之不去。因此，如果我碰上这类情况，哪怕是最不着调的情况——假设有一天傍晚，我在玛利亚希勒夫大街独自散步的时候遇到一个女孩，一个长的十分标致的女孩，或许她还有点轻浮，因为她公然的转过身来看着我。至少这一回我敢肯定她感兴趣的人是我！事实上她必定相当轻浮，因为她竟挑逗般的向我挥手！但突然之间，“生命之火”这几个字就会出现在我的脑子里——稍微考虑欠妥，我那团神圣的火焰就将永远的熄灭。虽然我很讨厌这种教化方式，但在那种时刻，它们还真的挺管用。这些短语之间都存在着联系。起初是“革命的风暴”，接着是为“德意志神圣帝国”设立的无数个政治口号。也许有一些短语是阿道夫在书上翻到的，但其余的都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

　　渐渐地，这些简单的语句演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由于阿道夫喜欢关注周围发生的所有事情，因而每个新的现象都能用来检验他的政治哲学是否完备。

　　有时候一些回忆会奇怪的并列出现在我脑海中；所以在讲述了神圣而无与伦比的“生命之火”后，我马上又要谈到罪恶之巢，在我朋友的理想世界中，“罪恶之巢”这几个字是种低级的表达。当然，在他的理想国度中是绝对没有罪恶之巢的。阿道夫用这几个字来描述维也纳当时诸多的卖淫场所。由于道德的沦丧在那些年成了普遍的社会现象，各种形式的声色场所随处可见，既可以是在市中心的优雅街道上，也可以是在郊区的贫民窟中。阿道夫对这一切感到无比的愤怒。但针对这股淫乱之风，他所谴责的不仅是大多数“身体力行”，参与其中的市民，还有那些理应为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承担责任的人。阿道夫把这种性交易称作“我们这个时代的耻辱纪念”。他一次又一次的找出问题的症结，然后想出解决的办法，以便能使这种“爱情交易”在今后不复存在。

　　有天晚上的经历让我永生难忘。我们当时去剧院观看演出，剧目是韦德金德的《青春觉醒》，按照惯例，直到落幕我们才离开。然后我们穿过戒指路，朝着回家的方向，往锡本施滕大街走去。这时候，阿道夫出人意料的抓住我的手臂对我说：“库斯特尔，跟我来！我们必须亲眼见识一下罪恶之巢。”我没明白他怎么会突然产生这种想法，可还没等我缓过神，他已经拐进了昏暗狭小的施皮特尔贝格街。

　　于是我也就这么跟着去了。我们缓缓走过一排低矮的房屋，灯光照亮了落地橱窗，从外面一看，里面的房间一览无余。房间里坐着一些女子，有的靠在玻璃窗后，有的倚在敞开的玻璃窗前；她们中有几个还相当年轻，而其余的则提早上了年纪，显得形容憔悴。她们衣衫不整的坐在那里，或是化妆，或是梳头，或是照镜子，然而却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从街上走过的男人。偶尔会见到一名男子停下脚步，斜靠在玻璃窗旁，打量着被他相中的小姐；紧接着一段仓促的讨价还价就将悄无声息的展开，而后，作为交易达成的一种迹象，玻璃橱窗里的灯将被关掉。这种行业惯例让我倍感惊讶，因为人们竟能通过橱窗的明暗变化来了解交易的进展情况。作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惯例，嫖客们从不会在那些未亮的橱窗前逗留。

　　而我们甚至都没敢靠近那种亮着灯的玻璃橱窗，只是在对面的伯格街若无其事的迈着步子。就在我们走到了街道的尽头之时，阿道夫突然来了个大转身，然后我们把这个罪恶之巢又逛了一遍。我本来觉得有这么一次体验就已经足够，可没想到阿道夫竟然还把我拽到了对街，我只好硬着头皮跟他沿着那排明晃晃的橱窗一路往下走。

　　或许这些小姐们也看出了阿道夫的“特别之处”，亦或许她们已经意识到，她们将要应付的是个具有道德约束的人，比如说，一个偶尔光顾这座不洁之城的乡村宗教信徒；无论如何，她们大概已经想好，定要加倍施展自己的魅力。当我们经过其中一个小姐的橱窗时，他趁机脱掉了内衣，假装是在更换，而与此同时，另一个小姐也赶忙脱下丝袜，展示出她那裸露的长腿。当这段刺激的体验结束后，我感觉自己心潮澎湃。我们最终到达了韦斯特班大街，一路上我什么也没说，然而阿道夫却对这些妓女们使出的勾引花招感到相当的愤怒。

　　回到家后，阿道夫便根据自己的体会发表了一通演说，其态度之冷漠，立场之客观，就好像是要他在消灭肺结核病或者是尸体火化的问题上表态一样。令我惊讶的是，在论及此事的时候，他竟能不带有丝毫的内在感情。现在他已经了解了性交易市场的惯例和规则，他声称道，所以他的考察目的已经达到。这一社会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男人想要得到性满足，而女人只是为了挣钱；女人挣钱又是为了能够和她们的爱人长相厮守，所以他总是假定这些女人是有爱的。而实际上，这些可怜之人的生命之火早已熄灭。

　　在此我还要讲述另一桩事件。有天晚上，在玛利亚希勒夫大街和诺伊包大街的拐角处，一个长相俊秀，穿着时髦的男人走过来和我们搭讪，还询问了我们的情况。当得知我们都是学生的时候（‘我朋友是学音乐的’阿道夫解释道，‘我是学建筑的’），他便邀请我们到库默酒店共进晚餐。他招呼我们爱吃什么就点什么，这是阿道夫头一回在维也纳把甜点和馅饼吃了个够。他还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来自弗克拉布鲁克的制造商，他说他对女人一点都不感兴趣，因为她们都是些拜金主义者。随后他又谈论了他最喜爱的室内音乐，这倒是令我兴趣倍增。吃完饭后我们向他道了谢，他陪同我们出了餐厅，然后我们就回家去了。

　　回到家后，阿道夫问我觉得那个人怎么样，“很不错啊”我回答道，“一个很有内涵，很有艺术鉴赏力的人。”

　　“其他呢？”阿道夫追问道，脸上还挂着一丝神秘的表情。

　　“其他指的是什么？”我疑惑的问道。

　　“库斯特尔，很显然你还被蒙在鼓里，看看这张小卡片你就全都明白了。”

　　“什么卡片？”

　　原来，那个男人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塞给阿道夫一张卡片，上面草草地写着让阿道夫到库默酒店去找他的邀请。

　　“他是个同性恋。”阿道夫用一种实事求是的语气解释道。

　　我震惊了。以前我还从没听说过这个词，对于这个词的实际意思我简直一点概念都没有。于是阿道夫就为我解释了这种现象。当然，这也是他长久以来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他希望看到这种变态行为受到严厉的打击，而且他自己也总是尽量小心的不去与这种人接触。那个弗克拉布鲁克制造商留下的卡片则被我们扔进了火炉。

　　阿道夫憎恶这座大城市里的所有性倒错者，对于他这种强烈的反应，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总是在克制自己的欲望，即便像自慰，这种普遍存在于年轻人当中的行为，他都完全无法接受。但凡涉及到性方面的事情，阿道夫都会严格遵守他为国家的将来设立的道德准则。尽管他总是对世间人事充满了兴趣，可那时候，他为什么不去交几个聪明而有上进心的朋友，一起寻找刺激，从而逃离孤独呢？他为什么总是避免与人接触，甘愿成为一个独行客呢？凭借他的过人天赋，他能够轻易的在维也纳的社会圈子中获得一个位置，一个能让他从总体的颓废中摆脱出来的显要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他不仅能够得到新的见识和启发，还能使他的孤独生活发生一次彻底的改变。在维也纳，除了那种低俗之人以外，仍然还有许多低调的正派人士。因此在道德层面上，他完全没有理由去避免和其他人接触。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傲慢导致了这种情况的产生。因为他相当贫穷，所以他变得极其敏感，这也是导致他在生活中显得孤僻的主要原因。此外，他还认为，参加任何形式的娱乐聚会都是一种有失身份的表现。自许甚高的阿道夫将调情或者同某个陌生女子发生性关系，看成是一种肤浅而堕落的表现。正因如此，他从不允许我涉足这种事情。任何形式的越界，都将无可挽回的导致我们友谊的终止。抛开这层令阿道夫讨厌的关系不谈，他绝对不会容忍我对其他人产生任何一点兴趣。同往常一样，我们的友谊必须完全凌驾于各种事物之上。

　　尽管我知道阿道夫对所有的社会活动都相当的反感，但有一回我还是尝试着为他安排了一些活动。在我看来，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有时候，音乐爱好者们会跑到音乐学院的办公室，向学校要一些学生，到他们那儿去参加设在晚上的音乐表演。这不仅意味着我们能够赚取一笔亟需的酬劳——我们通常会得到5克朗的报酬，相当于一顿晚饭钱——而且还为我们枯燥的学习生活增添了一些亮点。作为一名优秀的中提琴手，我往往都是很吃香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认识了海利根施泰特大街的一个富商，加霍达博士。他们家族的人对艺术和文化品位都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作为维也纳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团体，他们强化了这座城市的传统艺术生活。当一个机会出现的时候，我提到了我的朋友，于是他们便请我下次将他一起带过来。这正是我的目的所在，这下我就满意了。

　　后来，阿道夫的确也跟我去参加了聚会，而且他还觉得很享受。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家的藏书馆，这是阿道夫衡量这个家族的真正标准。然而令他稍感美中不足的是，整个晚上他都只能当一个沉默的倾听者。不过，这是他自己选定的角色。在回家的路上他对我说，他本可以和这些人相处得很融洽，但由于他本身不是一个音乐人，所以他便没有加入他们的谈话。像这类音乐晚会，他还跟我去过两回，除了不大得体的着装让阿道夫显得有些难为情以外，在其它方面，他并没感到有任何不适。

　　在这座堕落的城市中，我的朋友用那些不可撼动的原则在他周围筑起了一堵堵高墙，使他能够阻断一切来自外部的危险，构建起属于他个人的自由天地。正如他经常所说的，他害怕被传染。现在我终于明白，这句话不仅是指性病传染，更多的是指代那种大众的传染，即最终被当前的趋势拉进腐败漩涡的危险，没有人能够真正的了解他，因为他们都把阿道夫看成是一个怪人，后来有些和他接触过的人甚至还叫他冒失鬼，自大狂。

　　但是，他坚定的奉行着自己的原则，在抵御一切诱惑的同时，他也错过了一段美好而炽热的爱情。他依旧独身一人，像个苦行僧一样的守护着他那神圣的生命之火。

老木匠

第二十三章 政治觉醒

　　到目前为止，我所刻画的阿道夫的形象并不算完整，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叙述他对政治的热忱。之所以稍显唐突的把这章安排在本书的结尾部分，并不是因为我对此缺乏了解，而是因为我的兴趣爱好更多的体现在艺术方面，然而对于政治，我几乎从不关心。

　　到了维也纳音乐学院以后，我感觉自己简直就是一名初露头角艺术家，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跟政治扯上任何关系。虽说以前在林茨的时候，阿道夫对艺术的兴趣要远远大于政治，但是到了后来，我朋友的发展方向却恰恰与之相反。在维也纳，这个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生活中心，政治，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囊括任何兴趣爱好的程度。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他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几乎都要从政治领域中去寻根究底，哪怕这个问题本身与政治并没有多大联系。他原本是透过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在看待周围发生的现象，然而渐渐地，他就习惯了站在一个政治家的立场去审视所有的问题。

　　他对人类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以至于他开始将自己的专业设计调整为政治考虑。因为，如果他真的想实现自己的计划，无论是那些仅存于他头脑中的工程，还是某些已经在图纸上详细规划好的工程——一座由诸多大型建筑组成的崭新林茨，比如像横跨多瑙河的大桥，新市政大厅等等，维也纳的贫民窟也将被一大片住宅区所替代。一场革命的风暴必须首先改变目前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政治状况，只有这样，阿道夫才有机会去实现他那些野心勃勃的计划。

　　政治，逐渐在他的个人价值体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只要上升到某个政治层面，任何困难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对待所有的现象，他务必都会寻根究底，弄它个水落石出，也正是这份一如既往的坚持，让他在这座大都市那嘈杂的政治生活中找到了所有政治事件的聚焦点：国会大厦。


维也纳国会大厦

　　“库斯特尔，跟我来，”某天他冲我喊道。我问他想带我去哪里——我要到大学里去听课，还要为我的钢琴考试做准备。然而我的反对在他看来根本无效。他说我那点小事儿简直无法跟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相提并论；他已为我买好了门票。

　　我当时猜他可能是想带我去看一场管风琴音乐会，或者到霍夫博物馆去看场图片展览。可我的课程和我的考试怎么办？要是通不过考试那我可就惨了。

　　“走吧，别磨蹭了！”他不耐烦的催促道。我很熟悉他脸上这种表情，一副容不下任何反对的样子。此外，我平时也很少看到阿道夫在早上8点半以前起床，因此我感觉这件事情必定非同小可。

　　于是我便做出了妥协，随他一同来到了戒指路。九点整，我们准时进入体育场大街，在一处小侧门前停了下来，这时候门口已经聚集了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很明显，都是些无业游民。到最后我才弄清了事实的真相。

　　“这是去国会？”我紧张的问道，“你叫我来这儿做什么？”

　　我记得阿道夫曾偶尔跟我谈起他造访国会的经历——我个人认为这纯粹是在浪费时间。但还没等我讲出一个字，他就已经把入场券塞到了我手中，门开了，在专人的指引下，我们来到旁听席就坐。

　　坐在旁听席上，朝下面一打望，人们能够很直观的看见庄重的半圆形议会大厅。它的古典之美适合为任何形式的艺术表演提供舞台布景——音乐会，唱诗班合唱，如果稍微调整一下，连歌剧演出都行。


国会大厦内景

　　阿道夫试图给我讲解现场发生的事情。“那个坐在正上方，看起来很无助，还不时的摇动手中铃铛的人是议长。他后面坐那排人是各个部长；在他们前面站着的是速记员，他们是这幢房子里真正干事的人。这就是我为什么更喜欢他们的原因，但我也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这些努力工作的人始终都只是扮演着无关紧要的角色。所有奥地利议会的议员以及各省代表本应该坐在相对的席位上。但他们大多数都在大厅内穿行游走。”

　　我的朋友又继续向我介绍议会的流程。一名议员提交了一份议案，目前正在呼吁议会的支持。几乎所有对此项议案不感兴趣的议员都纷纷离席退场。但很快议会主席会发起一场辩论，于是整个会场气氛就变得活跃起来。

　　阿道夫对议会的流程的确相当谙熟；就好像手里拿着议程表似的，所有情况的发生都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

　　在音乐表演中，只要即兴演奏一结束，整个交响乐队就会齐奏乐曲；而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议会中，只要议员发言完毕，整个会场就会立即喧哗起来。在这一环节，他们又全都涌回议会大厅，开始扯着嗓门互相声讨。议长摇响了手中的铃，示意众人保持安静。作为回应，议员们掀起桌上的盖子，然后又将其拍下。有的还吹起口哨，各种各样的语言在空中回响，有德语，捷克语，意大利语，波兰语，鬼才晓得还有些什么其他的语言。

　　我看着阿道夫，心想，这难道不是开溜的最佳时机吗？但你猜我朋友如何反应？他一跃而起，双手紧握，激动的满脸通红。若是这样，我倒宁愿老老实实的呆在自己的座位上，虽说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吵嚷些什么。

　　我的朋友在国会里呆得越来越过瘾，而我却在想着如何溜之大吉。记得另一回，阿道夫又逼我同他去国会——如果我拒绝，那将有可能成为我们友谊的终结——一名捷克议员正在席上做 “反对陈述”。阿道夫向我解释道，这是一种限时演讲，在该议员发言期间，其他议员不得打断。这个捷克人说的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决不可停下，哪怕他只是不停地重复一句话。我当真觉得这个人似乎从头到尾都在重复一句话。当然，阿道夫和我一样，一句捷克语都听不懂，我心里很是窝火，因为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

　　“我现在有点想走了。”我对阿道夫说。

　　他气愤的回答道：“什么？现在就走？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你居然跟我说你要走？”

　　“主要是我听不懂那个男的在说什么。”

　　“你没必要听懂他说的是什么，这是‘反对陈述’，我不是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吗？”

　　“那他讲完之后我可以走了吗。”

　　“不行！”他一面愤怒的驳回我的请求，一面拉住我燕尾服的后摆把我拖回了原位。

　　因此我只好留下，任由这位即将筋疲力尽的捷克强人做着不知所云的陈述。在那一刻，我对阿道夫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迷惑。阿道夫有着出众的智力，而且他所有的感官都很正常，但我就搞不懂他怎么能够在一句话都听不懂的情况下，还依然稳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专注的聆听着演讲。但我转念一想，也许是我错了，我大概还没有领悟政治的要义。

　　那时候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阿道夫非要逼我跟他一起去国会。我总是无法解开这个谜团，直到有一天我才意识到，阿道夫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想找个伴儿来倾诉自己的观后体会。那时候他会耐心的等着我晚上回家。不等我打开家门他就会问道：“这老半天你跑哪儿去了？”等我还没吃下几口晚饭他又会问道：“你什么时候睡觉？”

　　他这些问题都有着特殊的含义。由于我们的房间非常狭小，所以只要我不蜷缩在钢琴的长凳上或是睡在床上，他就能够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因此他这么问我的原因就是想为他接下来的发言做好准备。

　　只要我爬上床铺给他腾出了空间，他就开始来回踱步。单从他激动的声音中我就能听出，他早已按耐不住要发表自己的想法。他只想通过一种宣泄来舒缓他极度紧张的情绪。

　　于是，我躺在床上，而阿道夫亦如往常一样，在我跟前激动地走来走去，仿佛我并不只是一个学音乐的穷学生，而是一股能够决定德国人民存亡的政治力量。

　　另一次夜间谈话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次谈话中，他近乎歇斯底里的谈到了那群人的不幸遭遇，他们的命运受到了威胁，他们的未来充满了危机。说着说着，泪水竟打湿了他的眼眶。

　　但在做完这番沉痛的描述的之后，他又回到了积极乐观的想法中。他又开始重新构建他的“大德意志帝国”，它包含了其他所有的“宾客国”——这是他对帝国其他民族的称呼。

　　在我无法再忍受他那冗长的抨击与谩骂之时，我就会睡着。只要他注意到我合上了眼，他就会把我摇醒，然后大声质问我是不是已经对他的发言没了兴趣；如果是，我便可以像那些没有社会良知和民族精神的人一样，昏昏睡去。所以我又不得不咬着牙，强迫自己不要合眼。

　　后来，阿道夫在处理起这种事情的时候就变得比较和气了。他会提出几个他自认为是我感兴趣的话题来同我讨论，而不是独自沉浸在他的乌托邦幻想之中。就比如有一回，他猛烈地抨击了储蓄团体，它通常由一些工人自发组成，在许多的小客栈都能见到这种现象。成员每星期存入一笔钱，到了圣诞节再将他们这一年的储蓄全部领走。管钱的人通常就是客栈或酒馆的老板。阿道夫之所以批评这些团体是因为这些工人在所谓的“储蓄之夜”的花销要远大于他们储蓄的数目，那么实际上受益的就只有酒店老板。还有一回，他向我绘声绘色的描述了在他的理想国中，学生宿舍将会是什么样。采光充分的卧室，用来学习，玩音乐，还有画画的公共书房，简单却有营养的食物，免费的音乐会或歌剧院的门票，免费的旅游，还有到大学的免费交通运输。

　　有天夜里，他谈到了莱特兄弟的飞机。他引用一份报纸上的新闻说道，这些著名的飞行家在他们的飞机上安装了一支相对轻型的重机枪，并对其效果进行了数次试验，在不久的将来有望实现空中射击。这让当时以和平主义者自居的阿道夫感到相当的愤怒。他批评道，但凡人们发明出一样东西，它就会立即被运用到战争当中。有谁想要战争？他诘问道。肯定不是那些“小人物”——绝不可能。战争是掌控在那些无冕之王的手中，他们执掌着军工厂，在利益的驱使下轮流的发动战争。这些有头有脸的绅士远离战火的硝烟，在后方挣着大把的票子，而那些不明真相的“小人物”却在前线为他们卖命。

　　总的说来，“小人物”与“被出卖的劳苦大众”在他的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有一天，我们见到许多工人在戒指路上游行示威。我们夹在国会大厦旁的观望人群中，清楚的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我担忧的朝阿道夫问道，这种场面是你说的“革命风暴”吗？一些人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高举着标语牌，牌子上只写着两个字：“饥渴”。没有什么口号比这两个字更能打动我的朋友了，因为他自己就经常饱受饥饿的折磨。

　　当时的他就站在我身旁，热切的用他的眼睛捕捉着现场的每一幅画面。尽管他受到了这些人的强烈感染，但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冷漠，他冷静的审视着整个事件的每一个细节，仿佛他的兴趣只在于学习游行示威的方法。虽然他觉得这些“小人物”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休戚相关，但他决不会想要作为一份子参与到游行之中。更何况，这实际上是一次反对啤酒涨价的游行。

　　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这里，戒指路上挤满了亢奋的市民。他们还带来了红旗。但是，游行者们那一张张苦大仇深的面孔远比旗子和标语更能展现出局势的严重性。

　　游行队伍来到了国会大厦，试图冲进去抗议。这时，一路跟随他们的骑警突然拔出长刀向人群乱打。作为回应，人群向骑警掷去一阵雹子样的石块。整个局势已是剑拔弩张。但最后警察的增援赶到，设法驱散了游行示威者。

　　这出壮观的场面让阿道夫震撼到了极点。但是在我们回到家以前他是不会表达任何感受的。是的，他站在了底层人民这一边。但他同时也反对组织这种游行的人。谁是真正的操纵者？谁在幕后肆意的诱导着这些劳苦大众？他们中没有一个走上了前台。为何？因为他们更想在混乱中处理自己的事情——他们根本不想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谁是这些劳苦大众的领导者？他们并不是有着同样不幸遭遇的“小人物”，而是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他们渴望获得权力，他们想利用人民的贫穷来为自己谋取利益。最终，在对这些政治压榨者的强烈声讨中，我的朋友结束了他那激昂愤慨的演说。这就是他个人的示威。

　　在经历了这次事件以后，有个问题就一直搞得他相当痛苦，尽管他从不曾对我提起：他自己到底属于哪一方？从他身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的个人情况来看，毫无疑问，他属于“饥饿标语”下的那个群体。他悲惨的生活在一个臭虫满天的偏室；很多时候，他的午饭仅仅由一点干面包和牛奶组成。也许有些游行者的生活都比他过得好。那么他为什么不加入到这些人的行列中？又是什么让他望而却步？

　　也许是他觉得自己属于另一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吧。他是一个奥地利国家公务员的儿子，他父亲的级别相当于一个上尉。作为一个颇受尊敬的海关官员，人们向他的父亲脱帽致敬，在朋友当中，他父亲讲的话总是掷地有声。而街上那些人与他父亲绝对扯不上任何干系。

　　他觉得，比受到政治道德沦丧的统治阶级的影响更可怕的是变成无产阶级。他无疑活得像无产阶级，但他却不想变为无产阶级。也许促使他进行深入学习的是他的一种直觉，即只有通过彻底的学习才不致使他沦为劳苦大众。

　　最关键的是，任何党派或者任何社团运动都不能使阿道夫产生兴趣。诚然，他经常对我讲，他是舍勒的忠实追随者，但也只是在我们房间里私下对我谈起的。像他这种一文不名的学生是很难在乔治•里滕•冯•舍讷的队伍中崭露头角的。舍勒运动要有更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才能足够引起阿道夫的关注。舍勒为戒指路上的游行队伍提供了什么？然而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对奥地利的日耳曼民族主义缺乏理解。在当时的政治领导中，阿道夫最钦佩维也纳的市长，卡尔•卢埃格。但与教会的联系阻碍了他党派的发展，使其内部政治问题丛生。所以，那时候阿道夫的政治理想找不到精神归宿。

　　虽然他不愿意加入任何党派或组织——有个例外我将在后面提到——但有个人还是得陪着他走上街头，看他如何对其他人的命运产生强烈的兴趣。在这方面，维也纳市为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考察实体。比如，当下班回家的工人经过我们身旁的时候，阿道夫会抓住我的胳膊对我说，“库斯特尔，你听见他们说话没？他们是捷克人！”还有一次，我们碰到几个一边大声说着意大利语，一边比划着手势的制砖工人。“看吧，这就是你的德国维也纳。”他愤怒的调侃道。

　　“德国维也纳”也是他经常重复的短语之一，但阿道夫总是用一种讽刺的低沉腔调把它念出来。这个融入了捷克人，马扎尔人，克罗地亚人，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洛伐克人，罗塞尼亚人，还有加利西亚犹太人的维也纳，难道还是座地地道道的德国城市吗？我的朋友发现，维也纳的现状是德国人在哈布斯堡王朝努力奋斗的象征。他讨厌维也纳嘈杂的街道，他后来将其称作“近亲结合的产物”。他痛恨这个毁掉了德意志精神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支柱：王朝，教堂，贵族，资本家，还有犹太人。

　　他觉得这个哈布斯堡王朝必须灭亡，越快越好，因为它存在的每一刻都是对德国人的荣誉，财产，乃至生命的一种损耗。他看到了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斗争与厮杀，那是这个国家即将衰落的决定性征兆。他造访国会去感受这个“病人”的脉搏，它的早亡已在众人的预料之中。他耐心的期盼着那一刻的到来，因为只有哈布斯堡王朝的崩塌才能够开辟出通往他理想世界的大道。

　　他将所有的仇恨都集中投放到了犹太人身上，他认为这些在维也纳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犹太人威胁到了德国人的生存。我很快便注意到了这一点，另外，一件看似琐碎的小事情也浮现在了我的记忆中。

　　我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朋友的艰苦生活已经无法再过下去了。我想，帮助他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他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利用起来。我有个音乐学院的学生在维纳日报当记者，我把阿道夫的情况告诉了他。这个年轻人对阿道夫的落魄处境感到相当同情，他建议我叫阿道夫带些作品到他办公室，以便商量具体事宜。那天晚上阿道夫创作了一篇短故事，内容我已记不清楚，我只记得题目叫“次日清晨”。真是相当晦气，因为第二天早上我们去找那个记者的时候发生了一次不愉快的争吵。阿道夫刚一见到那个人，甚至连脚都还没踏进办公室，他就转身要走，下楼的时候他冲我吼道：“你个白痴！你没看见他是个犹太人吗？”说实话，我还真没看出来。但后来我就小心谨慎，再不做这种引火烧身的事儿了。

　　事情变得越来越糟。有一天，正当我在家为考试做准备的时候，阿道夫满脸兴奋的闯了进来。他说他刚从警察局回来；玛利亚希勒夫大街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当然，同犹太人有关。盖恩格罗斯商店的门口来了一个“汉德礼”。“汉德礼”这个称呼过去常用来代指东方犹太人，他们穿着长衣和靴子，站在大街上贩卖鞋带，纽扣，背带，还有其他一些小物件。与那些被同化的犹太人相比，“汉德礼”的社会地位最低，而前者在奥地利的经济生活中往往占据着重要地位。按照当时的规定，“汉德礼”是不能够乞讨的，但这个男人居然哀求着伸手向路人乞讨，而且已经讨到了不少的钱。一个警察要求他出示证明，他连忙摆手，说自己只是个靠贩卖小东西为生的可怜病汉，并坚称自己不曾乞讨。那个警察要把他带到警察局，于是想请某个旁观者自愿做证人协助调查。尽管阿道夫从不喜欢参与公共事务，但他还是自告奋勇的充当了证人，他说他亲眼看见这个“汉德礼”身上揣了3000克朗，证据确凿，根据阿道夫的说法，这笔钱是靠帮助东方犹太人移民到维也纳而得来的。

　　在《我的奋斗》中他这样写道：

　　“有天当我经过市中心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穿着长衣，披头散发的男子。我的第一反应是：难道这是个犹太人？在林茨他们可不像这个样子。我朝他斜瞟了几眼，但我越是盯着他那张陌生的脸庞仔细打量，我的第一个问题就越是呈现出另外一方面的考虑：难道这是个德国人？由于我总是碰上这种情况，所以我现在开始靠书籍来解决我的困惑。”

　　我清楚的记得，在对犹太人问题的研究上，阿道夫表现得多么的热切，尽管我对此毫无兴趣，但他还是一遍又一遍的对我细心阐述。在音乐学院里，既有犹太老师，又有犹太学生，我从没和他们产生过什么过节，实际上，我还在他们当中结识了几个朋友。阿道夫自己不是也对古斯塔夫·马勒抱有极大热忱吗？他不是也对门德尔松·巴托尔迪的作品着迷吗？人们不该因为“汉德礼”造成的不良影响，就对整个犹太人问题做出武断定论。我试图小心谨慎的扭转阿道夫的偏见。然而他的反应却十分怪异。

　　“跟我来，库斯特尔，”他对我说道。为了再次节省车费，我只得同他走路前往布里吉特瑙。当阿道夫领着我来到犹太教堂的时候，我简直惊讶极了。我们走进教堂。“别摘帽子，”阿道夫冲我耳语道。确实，里面所有人的头上都盖着帽子。此时阿道夫还发现，一场婚礼正在教堂中进行。婚礼现场的景象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仪式开始的时候，人们轮流吟唱，我挺喜欢这种感觉。之后犹太教士用希伯来语布道，最后将经文护符置于这对新人的额前。

　　从我们这次奇怪的造访中我推测出，阿道夫的确是想对犹太人问题进行系统完整的研究，从而能使他相信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仍然存在。我也希望这能够或多或少的化解他的一些偏见。

　　但是我错了，因为有一天阿道夫回到家后对我明确的宣称到，“今天我加入了反犹联合会，而且我也把你的名字报了上去。”

　　尽管我已经习惯了他在我们政治生活中的独断专行，但这一次他真的是把事情做绝了。令我更加惊讶的是，平日里总是避免加入任何社团或组织的他，这回居然加入了反犹联合会。我虽对此保持沉默，但却已经暗下决心，今后我自己的事情还是得自己做主。

　　回望我们在维也纳生活的那段日子，以及我们无数次的夜间长谈，我敢断言，当时的阿道夫已经悟出了一套指引他未来道路的人生哲学。它集合了阿道夫在走街串巷之时的见闻和经历，并通过他的阅读和学习使其得到了扩展和深化。然而我从他那里接收到的一切，仅仅是他人生哲学的一种初级表现形式，虽说听上去总是显得混乱与不成熟，但却更富有激情。

　　可那时候，我其实并没有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因为我觉得我朋友根本就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人，除了我之外，他再没交过第二个朋友，所以他那些详细的计划和政治抱负自然也就付诸东流了。然而到后来，它们竟然都变成了现实，这简直是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