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木匠

　　第二十四章 失去的友谊

　　音乐学院的考试已经结束，我以优异的成绩从众多的学员当中脱颖而出。现在我只剩下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到约翰尼斯萨尔去指挥一场由学校举办的音乐会，对于那些个怯场的表演者和乐队指挥来说，这场惯例性的期末音乐会可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但一切进展得还算顺利。最令我感到兴奋的事情莫过于第二天晚上的演出，因为就在当晚，歌唱家罗西演唱了我创作的三首曲目，另外，我创作的弦乐六重奏曲的其中两章也是头一回被搬上了舞台。这两样作品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麦克斯•耶恩奇教授和我的作曲老师到后台来向我祝贺的时候，阿道夫也在场。指挥学院院长，古斯塔夫•古特海尔也捎来了他的祝贺，尤其是音乐学院的校长还亲自来到后台，同我热情的握手。这真让我有些受宠若惊了，想想看，就在一年前，我还呆在灰尘满天的家具装潢店里干着粗活儿。阿道夫喜形于色，看上去他为他朋友的成功感到无比的自豪。但我完全能够想象出他内心深处的实际想法。当然，他从不曾体会到在维也纳一无是处的辛酸与痛楚，直到他看见我被包围在众人的掌声与祝贺之中，看见我朝着我的最终目标踏实的步步迈进。

　　再过几天这学期就将结束，一想到快要回家，我的心情就无比的激动和喜悦。虽然我在学业上收获良多，但在维也纳，我的思乡之情至始至终都不曾有丝毫的减退。

　　阿道夫没了家，所以他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我们呆在房间里，商量着该如何度过接下来的几个月。查克雷斯夫人也加入到了我们的讨论中，她还颇为踌躇的询问了我们的计划和打算。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在一起。”我立刻宣称道；我不单是指要同阿道夫呆在一起——这似乎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还表示我们两个都会继续在查克雷斯夫人那里租房子，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还处得不错。另外，我的计划也相当之坚决。只要学校一放假，我就会立马赶回林茨去陪我父母，等到秋天的时候，我还得经受为期八周的预备役训练。最迟十一月下旬我就能返回维也纳。我答应查克雷斯夫人，每月我都会按例缴纳房租，以便她能把房间继续留给我们。

　　查克雷斯夫人也想到摩拉维亚去拜访几个亲戚，可能要在当地逗留数日，正苦于空房无人看守。但阿道夫立马就给这位老太太送上一剂定心丸。他说他会看着房子，直到查克雷斯夫人访亲归来。然后他也要去瓦尔德维尔特尔呆上几天，去找他母亲那边的亲戚。

　　查克雷斯夫人对我们的解决办法感到相当满意，还声称我们两个是最令她满意的租客：当然啰，像我们两个这种品行端正的年轻人，既按时交租，又从不带女孩儿回家，你在维也纳打着灯笼都没处找。

　　后来我和阿道夫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告诉他，下学期我会到维也纳交响乐团去应聘中提琴手。到时候我手头会更宽裕，也就能够更好的帮助他。当时已变得十分易怒的阿道夫却没对我的提议做出任何回应。他也没把他以后的打算向我透露半个字，但由于我当时已经沉浸在了自己成功的喜悦中，因而也没把他的表现当回事儿。而令我感到相当意外的是，他竟然没有要求我去探听关于斯蒂芬妮的消息。可不管怎样，我还是决定要好人做到底，把所有我能打听到的，关于斯蒂芬妮的消息，都写信告诉他。阿道夫也承诺会与我经常通信，把我喜欢听的维也纳趣闻统统告诉我。
　　分别，对我们彼此来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1908年7月初，那天的确是个意义特殊的日子。虽说我天性随和，甚至有些逆来顺受，但和阿道夫相处这么久以来，并不一直都是顺心如意，然而我们的友谊却总是能够战胜任何的个人得失。现如今，我们已经相识了近四年，并且都已经适应了彼此的行事作风和生活方式。无论是在林茨体验到的宝贵的艺术经历，还是欢乐的冒险之旅，无疑都使我们在维也纳的友谊得到了发展和升华。在维也纳，阿道夫就像我的一个家人；他分享了我在少年时代最美好的时光，他对我的了解程度胜过其他任何人。我也应该感谢阿道夫，正是因为他，才有了我和音乐学院的缘分。

　　这份感激之情在一段能够产生共鸣的友谊中不断加深，并将我们彼此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从此以后，我甘愿忍受他的怪癖。生活让我慢慢的变得成熟，理智，而我同阿道夫的情谊却在不断加深。尽管我们的住所空间狭小，尽管我们的兴趣爱好有时也迥然不同，但是，在维也纳，我们比以前相处得更加融洽。为了他，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去国会也好，犹太教堂也罢，哪怕再到施皮特尔贝格街去走一遭我也不会有半句怨言。我已经开始期待我们来年的生活了。

　　当然，我在阿道夫心中的位置远不及他在我心中的地位。作为一个跟他来到维也纳的同乡，我的作用也许只是让他极不情愿的回忆起自己艰苦的家庭环境，以及少年时代的绝望与无助，虽说我的出现偶尔也能让他想起斯蒂芬妮。但最重要的是他学会了感激，感激我成为了他的忠实听众。尽管他有着不可战胜的劝导天赋，但他绝对找不到第二个人，能够像我这样，即便内心完全反对他的观点也会在嘴上表示赞同。然而对他个人以及他满脑子的想法而言，我的观点毫无价值。他只需要我听他说话，毕竟，他总不可能一个人坐在美泉宫公园的长椅上，对着自己发表宏篇大论吧。当他灵感顿生，需要一吐为快之时，他才会想起我；就好比一名即兴演奏者需要一样乐器来诠释自己的感情一样。对阿道夫来讲，其实是这段友谊中的“帮助性”（如果此种表达不为过的话）让我变得更有价值，而并非拜我谦逊的本性所赐。

　　于是我们就此作别。阿道夫一再向我重申，说他极不情愿一个人孤零零的过日子。他讲，独自一人呆在我们俩住过的房间里是多么的枯燥乏味；对此我表示充分的理解。当时我还没写信告诉我父母我的返程日期，要不是我思乡心切，或许我会在维也纳多呆两个星期。

　　他陪我来到了火车西站；我安放好行李之后又下车来到月台同他道别。阿道夫讨厌那种伤感的气氛。越是在伤感的时候，他就越表现得冷酷无情。所以当时，他只是握住我的双手——这是他极为罕见的行为——扎实的使了一把劲。然后，他头也不回的，甚至略显草率的转身离去。我沮丧的踏上了火车，好在火车及时发动，防止了我改变主意。

　　我父母见到他们的儿子回家简直高兴极了。晚上，我把自己在期末音乐会上的表现讲给了他们听；我母亲眼神中的幸福光芒这就是对我最好的回馈。当第二天早上，我父亲看见我穿着蓝色围裙，挽起衣袖在作坊里干活的时候，他也同样感到了一阵满足。他二话没说，立刻叫我拿出了一张由政府签署的重要命令。

　　只要我一闲下来，我就开始想念阿道夫。我很愿意写信告诉他斯蒂芬妮的情况，即便他没有要求我这么做。但我那段时间一直都没看到过斯蒂芬妮，我想她可能是跟她母亲度假去了。

　　由于我在维也纳还有些待办事宜，所以我把它们全都交给了阿道夫去处理。他要帮我将一笔会费要交给音乐家俱乐部的财务主管，里德尔。另外我还想麻烦他去帮我领取每一期的会员刊物。

　　阿道夫十分上心的帮我打理好了这一切，1908年7月15号，他给我寄来一张印有“战壕街”的彩色明信片，在明信片上，他向我做了这样的肯定答复：

　　亲爱的库斯特尔：

　　我联系了里德尔三次都没能找到他，直到星期四的晚上，我才把钱交给了他。十分感谢你的来信，尤其是你寄来的明信片。它看起来显得相当乏味，我是指明信片上的喷泉。你走之后，我工作得十分努力，有时候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在我走的时候，我会写信告诉你。如果到时我姐也要去，那我就觉得没什么劲了。这儿的天气已经不再暖和，有时甚至还会下雨。我正准备把你的报纸和期刊全部寄给你。祝愿你们全家幸福。

　　阿道夫•希特勒

　　阿道夫信中描述的那座极其乏味的喷泉修建在人民公园。旁边那座用来装饰喷泉的雕塑出自雕塑家哈纳克之手，名为“美人的喜悦”，在阿道夫看来，用这种命名来描述这么一件迟钝的作品简直就是一种讽刺。

　　他提起他姐姐的时候比较有趣；他指的是安吉拉•拉包尔。阿道夫根本不希望他姐姐也到瓦尔德维尔特尔去，因为自从上次同他姐夫大吵一架之后，他便再也不好意思见她了。

　　没过几天，阿道夫又寄来一张卡片，日期为1908年7月19号，图片上展示的是齐柏林飞艇。上面写道：

　　亲爱的朋友：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现在你没必要再给我寄送黄油和奶酪了。但我还是应该好好的感谢你，你想的十分周到。今晚我准备去观看《罗恩格林》。祝你们全家幸福。

　　阿道夫•希特勒

　　在卡片的边上他还写道：“查克雷斯夫人要我感谢你寄来了钱，并叫我代问你父母好。”

　　我曾告诉过我母亲，说我朋友生活很艰难，有时还要挨饿。我母亲听后十分同情。在没有告诉我的情况下，她于1908年夏天的那段时间里，给阿道夫寄去几个食物包裹。他之所以叫我不要再给他寄送食物，是因为他的瓦尔德维尔特尔之行即将到来。这些都是次要，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观看《罗恩格林》。真是令我羡煞不已。

　　我很想知道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我经常想他。也许他此时正利用房间的便利，重新开始了他的大型项目设计。他早就想过要重建维也纳霍夫堡皇宫。当我们在维也纳市中心漫步的时候，他总会联想到这一宏伟的工程，他脑海中已经构建好了所有的细节，只待将它们在图纸上描绘出来。他很见不惯用砖头修建的旧霍夫堡皇宫和宫廷跑马场，砖头，在他看来，根本不适合用来修建纪念性建筑，因为它不够坚固。所以必须要摧毁它们，然后按照相似风格，用石头重建。此外，为了同新皇宫的半环形圆柱保持一致，阿道夫想在它的对面修建一座与之相匹配的建筑，如此一来，整个英雄广场便被环抱其中，使之显得更为壮观。城堡大门得留下。环城大道上将屹立起两座宏伟的凯旋门——问题是它们纪念的是何种“胜利”呢？聪明的阿道夫并没有解答——它们将把广场和霍夫博物馆完美的融为一体。昔日的宫廷跑马场将被拆毁，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能与霍夫堡皇宫相媲美的纪念性建筑，它将由另外两座凯旋门连接，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建筑群。用我朋友的话讲，像这样的英雄广场才配得上维也纳的中心地位。

　　但我把他想错了，阿道夫心里装的并不是维也纳，而是林茨。对他而言，在承受了失去双亲的悲痛以及背井离乡的无助之后，这也许是平息那份怨恨的最好办法。林茨，这个让他饱受命运折磨的地方，如今也该明白，他有多么的爱它。

　　阿道夫寄来一封信，真是稀罕，因为他为了节省邮费，通常都只给我寄明信片。尽管他不知道要给我“提供”什么信息，但他还是觉得有必要跟我聊聊他的隐士生活。信上的日期为1908年7月21日，内容如下：

　　亲爱的朋友：

　　也许你会奇怪我为什么这么久都没跟你写信。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不知道能为你提供什么消息，也不清楚有什么事情能让你特别感兴趣。首先一点，我人还在维也纳，而且也没打算要离开。查克雷斯夫人已经到她兄弟家去了，所以我现在是孤身一人。不过我的隐士生活过得还挺不错。唯独有一件事情我还不习惯。在此之前，查克雷斯夫人总会一大清早就来瞧我的门，把我弄醒，然后我就开始工作，而现在，我只得靠自觉了。林茨有什么新鲜事儿吗？剧院重建协会似乎已经偃旗息鼓。等银行竣工以后，请你给我寄来一张图画明信片。现在我想请你帮我两个忙。第一件事，麻烦你帮我买一份《多瑙河城市——林茨导游地图》,不是沃尔勒版，而是由克哈科维泽出版的正宗的林茨版本。封面印有一张林茨姑娘的图片，背面是一张林茨全貌的特写，有多瑙河，大桥还有城堡。加上邮票一共要花60海勒。请你尽快给我寄来，要么你先替我支付邮费，要么选择上门收费，都行，反正我会还你。但一定要确保汽船公司的时间表和林茨地图都在其中。因为我忘记了一些确切的数字，但是在沃尔勒版中我又找不到。第二件事，当你下次去坐船的时候，麻烦你帮我搞一张今年的导游指南。这笔“任意付费”的花销我也会还给你。那么就麻烦你帮个忙，行不行？我这儿没什么其他新闻，除了今天早上我消灭了一支臭虫大军，因为它们差点就要在我的血液里快活的徜徉了。现在我的牙齿简直“热”得打颤。我估计没有哪个夏天出现过像这么冷的天气。你还是老样子是吧？好了，祝你们全家幸福，再次重申一下我的请求。我依然是你的朋友。

　　阿道夫•希特勒

　　这绝对是阿道夫的典型风格。即便是常规性的称呼“好朋友”都显示出他正处于一种情绪化的状态之中。随之而来的冗长介绍也与他的性格特征相符，以前为了使自己的夜间演讲得以继续，阿道夫总会用到这种“铺陈”手法。

　　“愉快的雨天”这个玩笑是在为他后面洒脱而犀利的文笔做热身准备，类似的一个玩笑也在同年4月20号，他寄来的一封信上出现过。一开始，我们的房东老太太就因其悦耳的乡音，被他说的一无是处。随后阿道夫又将矛头指向音乐家俱乐部。但这些才刚刚拉开战斗的序幕，只是小试牛刀而已，因为之后，他便怀着满腔愤怒，朝着意欲翻修“老垃圾堆”的林茨剧院协会发起了一阵狂轰滥炸。他猛烈的声讨着这群市侩庸人，因为他们玷污了阿道夫最喜爱的工程，一项让他倾注了多年心血的工程。读着这封来信，我仿佛看见阿道夫在房门与钢琴之间的狭小过道上来回踱步，为这些官僚化的市政议员操碎了心。他在信中提到自己将要开始一段旅行，这是事实，8月20号，也就是三天后，他从瓦尔德维尔特尔给我寄来一张印有魏特拉城堡的彩色明信片。好像他并不是很喜欢在他亲戚家住，因为没过多久，我又收到了他从维也纳给我寄来的一张卡片，上面是圣徒节的祝福。

　　一切都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查克雷斯夫人去了摩拉维亚，阿道夫去了瓦尔德维尔特尔。然而斯通帕大街的生活又再次回到了原来的轨迹。而我——苦恼万分的我——不得不到奥匈帝国第二步兵团去报到。至于这八个星期我做了什么——或者更准确的说，在训练期间我完成了什么——我觉得还是不提为妙。这八个星期可以说是我人生中一段最空虚的时光。但最终，在1908年11月20号，我总算熬出了头。我终于可以向身在维也纳的阿道夫宣告我的到来。

　　我写信告诉他，为了节省时间我会乘坐早班车，大约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我就能抵达火车西站。我想，他一定会在老地方，月台栅栏边接我。然后他会帮我分担沉重的行李，里面还装有我母亲捎给他的一些东西。他想我吗？我又回来了，可是我没在栅栏边看见他。我又跑到候车室去找他。结果忙活了半天我连他的人影也没见着；阿道夫不在这儿。可能他生病了。他确实在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上提到过，他仍旧承受着他的老毛病，支气管炎的折磨。我把东西全部放到了行李寄存处，然后急急忙忙的赶到了斯通帕街。查克雷斯夫人见到我后非常高兴，但她马上又告诉我房间已经租出去了。“那阿道夫呢？我的朋友呢？”我惊讶的问道。

　　查克雷斯夫人盯着我，她脸上的皱纹像一道道刻上去的痕，眼睛瞪得老大，“难道你不知道希特勒先生已经搬出去了吗？”

　　“我不知道啊。”

　　“他搬哪儿去了？”我问道。

　　“希特勒先生没有告诉我。”

　　“但他肯定给我留了点东西啊，比如一封信或者一张便条之类的，不然我上哪儿去找他啊？”

　　房东太太摇了摇头：“没有，希特勒先生什么也没留下。”

　　“一句祝福的话都没说吗？”

　　“他什么都没说。”

　　我问查克雷斯夫人房租付清没有。是的，阿道夫已经付清了他的一半。查克雷斯夫人又把我付的那一半退还给了我，因为我已经把房租交到了十一月份。我们两个的离开让她感到非常遗憾，但也于事无补，当晚她给我铺了张临时床铺让我留宿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只好出去另寻住处，在格拉索尔霍夫我找到一个采光不错的小房间，然后还租了一架直立式钢琴。

　　无论如何，我还是十分想念阿道夫，尽管我也经常安慰自己，总有一天他会找到我的住处。为了方便他找到我，我把我的新地址告诉了查克雷斯夫人。现在阿道夫有三种方式能够联系上我——通过查克雷斯夫人，通过音乐学院的办公室，还有就是通过我的父母。如果他想再见到我，他一定会采取以上三种方式的任意一种。我本可以通过警察总署人口注册中心的办公室去找他，只是当时我没有想到。可日复一日，周复一周——阿道夫还是没有出现。他究竟出了什么事儿？难道是我的过错导致了他的离开？

　　我又仔细的回想了一下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星期。确实，我们因为观点不同发生了一场争吵，但跟他一起相处，这简直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他自己也是习以为常嘛。只是我绞尽脑汁也没想出他当时沉默的原因。但毕竟他自己也说过很多次，等到了秋天我回到维也纳的时候，我们又一起合租。在临别之时他也没给过我什么暗示，即便是在他生气的时候他也总是不露声色。在这四年里，我们的关系之铁，以至于很多事情都成了理所当然，就比如我们决定以后要一起在维也纳生活这件事。

　　当我回想起我们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星期时，我反而只会让自己确信，我们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我们的友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厚，都更有意义。是的，在维也纳最后几个星期的美好时光——无论是歌剧院，城堡剧院里的美妙经历，还是拉克斯山的探险之旅——将我们的友谊推向了顶点。

　　难道这就是阿道夫对我不辞而别的原因吗？

　　我越是绞尽脑汁的去想，就越能体会到阿道夫对我的重要性。我感到无助和孤独，我们度过的友谊岁月在我的脑中不断涌现，我简直不知道还能将这份情谊寄放何处。尽管我承认我的学业会因此而进步，但现在，我的整个生活却已变得稀松平常，甚至几乎到了枯燥无味的地步。去音乐厅或者歌剧院欣赏一些美妙的演出无疑能够给我带来些许安慰，但知音难觅，又使我感到沮丧。每次去音乐厅或者歌剧院观看演出的时候，我都希望能看见阿道夫。也许他会在表演结束后，站在出口等我，然后我会再次听到他那熟悉而不耐烦的声音，吼道：“喂，走了，库斯特尔！”

　　但我渴望见到阿道夫的愿望再次落空，而与此同时，我也明白了一些事实。他不想再回到我身边。他的离开绝非偶然，既不是暂时的闹情绪，也不是因为一连串的小矛盾而产生的不合。要是他想来找我，他早就找到了。

　　我感到很哀伤，因为他想要的是终止这段为我所珍重的友谊，不带丝毫感激，也不留一点后路。所以后来我回到林茨，在迂格街找到了拉包尔夫人，向他询问阿道夫的住址。

　　当时她一个人在家，带着一种可以理解的冷漠接待了我。我问她，阿道夫现在住在维也纳的什么地方，她说不知道，而且回答的有些不悦，她说阿道夫再也没跟她通过信。于是我的尝试再次遭遇失败。然后拉包尔夫人开始责怪我，她说正是因为我自己的艺术野心，致使年满二十的阿道夫至今学无所专，也没有社会地位，我直抒胸臆，为阿道夫做了强力的辩解。毕竟安吉拉也只是在重复他丈夫的观点。但我后面的反驳却比不上阿道夫。由于谈话的气氛变得越来越不愉快，所以我便起身，冒失的离开了他们家。

　　岁末已至，而我还是没有阿道夫的任何消息。四十年后，我才从林茨，一个研究阿道夫•希特勒的档案管理员那里了解到，我朋友搬出斯通帕大街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房租太贵，而且他已经在梅德曼街一个所谓的“男士酒店”里找到了一个更便宜的住处。阿道夫消失在了大都市的暗影深处，开始了他那段不为人知的苦难生活，就这段时期而言，找不到任何一个可靠的见证者，但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那就是，在他人生中这段最困难的时期里，他没再交过一个朋友。现在我能够理解他当时的行为。他不愿意结交朋友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贫穷感到羞耻。他想独自前行在人生的道路上，独自去承受命运的安排。那是一条荒草丛生的道路。在与他分别之后，我突然发现，置身于一座大都市的人群之中，竟会如此的孤独。

　　就这样，我们青年时期的一段美好友谊便走到了尽头，它虽平淡无奇，但却回味无穷。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心态也开始变得平和。我很庆幸当初阿道夫突然终止了我们的友谊，因为，如果是等到以后，我们分歧加剧或者感情淡化，致使这段友谊走向终点，那么它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当然，相比被迫告别而言，阿道夫的结束方式的确更让我难以承受，尽管，这一切尚未真正结束。

老木匠

　　第二十五章 后续与重聚

　　1912年10月，在维也纳音乐学院进行了四年的深造之后，我被马里博尔市立音乐剧院聘为乐队副指挥，并在当地完成了我的首次亮相——指挥洛尔青的《军械工》。我对我的第一份独立工作感到相当满意。尽管这个镇略小于林茨，但当地人十分热爱艺术。我指挥了几部轻歌剧，其中，弗洛托的《玛莎》尤为成功。春季将磬时，我带着我的乐队前往皮耶什佳尼去作夏季演出。到了秋天，我又返回马里博尔继续工作，我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完全融进了这个令人愉快的小镇。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使我信心十足，热情高涨！

　　一天晚上，当《爱娃》的首演结束后，我被舞台导演叫到了他的包厢里，他给我引见了克拉根福市立剧院的老板——他们剧院当时正差一个歌剧指挥。显然，我当晚的表现给那位老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当场就跟我签约了下个季度的演出合同。因此在1914年的初夏，也就是马里博尔的签约季末，我在返回林茨的途中，专程前往克拉根福去探访了一下我未来的工作环境。一支由40人组成的优秀乐队，一座上好的剧院，还有一个现代化舞台，所有这一切尽在凯尔滕州首府，这座因热爱音乐而闻名遐迩的城市。在这里，我能指挥《罗恩格林》，甚至也许《名歌手》，如此条件，夫复何求？我仿佛已经听见了小提琴奏响的神圣弦音。

　　然而，我这些即将实现的美梦，却很快随着对俄战争的爆发而化为灰烬。几个月后，我以奥匈帝国第二步兵团预备役士兵的身份，奔赴加利西亚前线，接受了战火的洗礼。战争与我朝思暮想的音乐形成了天壤之别。尽管我根本不是块扛枪打仗的料，但和我所有的战友一样，我尽我所能的去履行自己的职责。1915年，在喀尔巴阡山脉挺过了一个恐怖的寒冬之后，我被送到了匈牙利，条件恶劣的易普杰斯野战医院。

　　伤员和病号将从这里被运往布达佩斯，这是一段为期七天的颠簸路途；每到一处较大的中转站，就会卸下一批新死的士兵。我万念俱灰，甚至已经开始盘算他们会在哪个站把我丢下。然而神奇的是，我竟然熬过了途中所有的恐惧与磨难，幸存了下来——但我的活力，已经一去不返。

　　经过数月的恢复之后，我回到家中，发现一切都已改变。我父亲的身体已被工作拖垮，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夙愿，不再想让我这根独苗，去接管他苦心建立的生意。1916年，他关闭了作坊，在埃费丁附近的法瀚购置了一块小农场。他本希望通过调养恢复身体健康，但为时已晚，1918年9月，当我再次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已在病痛的折磨下，绝望离世。我多么希望能让他的晚年过得更快活一些。

　　战争结束的时候，我还呆在维也纳的一个运输队，1918年11月8日，我们部队被遣散。现在我该做什么呢？所有的地方剧院全都已经关门歇业。我只好在维也纳东游西逛，看能否找到一个工作。虽然国立剧院依然在营业，但想在那里谋份工作简直难于上青天。多年前，为了维持生计，我曾在一支乐队里当过大提琴手，而现今，它已经解散。除了几家大型咖啡馆里还有几只伴舞乐队以外，其他什么都没有了。不，那种环境不适合我。有一阵，我在一家新开的电影院指挥一支六件乐队，为无声电影配乐。可是我并不满足，我试图找一个大提琴手的工作，但是徒劳无获。也没有人需要聘请家教。

　　在收到我母亲的来信前，我已经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她告诉我，埃费丁的镇议会在公招秘书。母亲知道如何对我进行诱导，她将这份毫无吸引力的工作形容得妙趣横生。他已经向市长介绍了我的音乐才华，另外还补充道，他们希望未来的镇议会书记官重组音乐社——战争导致了老音乐社的解散——并负责具体的安排。

　　回到家里，我仔细考虑了一番；工资少，艺术机遇有限，但与此同时，我已经放弃了成为职业指挥的希望，为了讨好母亲，我填写了申请表。然后我返回维也纳，仍旧一心想要进入乐队。1920年1月，我收到一封来自镇长的通知书，上面写道，地方委员会从38位申请人中，挑选了我来担任书记官一职。于是，我就成为了公务员。

　　我渐渐的熟悉了工作，几年后我又通过了上奥地利州政府雇员考试。虽然我级别低微，但我因此获得很多自由时间去从事我的音乐。我建立了一支不错的乐队，很快，我在镇上的音乐生活就开展的有滋有味。无论是音乐会所的弦乐重奏，或是户外的管乐表演，还是唱诗社的节庆演出，我都在这些工作上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整段时期内，我没有找到哪怕是一丁点与我老朋友相关的消息，他就用这么一种如此怪异的方式抛下了我，而我，最终也放弃了所有的尝试，因为我根本想不出任何同他取得联系的办法。他的姐夫拉包尔老早就去世了，他的姐姐安吉拉也已不在林茨居住。时隔这么久，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在我朋友身上发生。较我而言，他的确是个更优秀的士兵，这点我敢肯定；亦或许，他像我们这一代其他许多的年轻人一样，已战死疆场。

　　我偶尔会听到人们谈及一位德国政治家，名叫阿道夫?希特勒。但我想他们指的肯定是某个与他名字相同的人，毕竟希特勒这个名字也不是那么罕见。想必再次听到我老朋友的消息时，他已经成为了一位举足轻重的建筑师，或者至少是一名艺术家，绝不会是某个尸位素餐的政客，而且还呆在慕尼黑。

　　之后的一个傍晚，当我穿过静谧的市集广场之时，我漫不经心的在一家书店前停下了脚步。书店的展览橱窗内摆放着《慕尼黑画报》。画报的头页印有一张年龄在三十五岁上下，面容消瘦苍白的男子头像——我立马就认出了是他。那正是阿道夫；他几乎没怎么长变。我仔细的算了一下，从我们一起住进斯通帕街到现在，一共过了多少年——整整十五年啊！他的脸看上去显得更严肃，更成熟，更有男人味，但几乎未见衰老。

　　图片下打出的标注是：“著名的国家社会主义演说家，阿道夫?希特勒”。原来我的朋友真的就是众人口中所谈论的那个政客。我非常遗憾他没能像我那样，走上一条艺术家的道路，并且我深知这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葬送自己的所有愿望和梦想。如今，他不得不靠在各种会议上发表演说为生。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尽管他的确是一个颇具说服力的演讲者——像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我当然也能够理解他对政治的兴趣，但政治是一项费力不讨好，甚至几近危险的任务。令我欣慰的是，我的工作职责能够使我置身本地的政治事件之外，因为作为镇上的书记官，我必须对所有镇民一视同仁。而我朋友才是真正的一头扎进了政治，当我从报纸上得知他因过激的行为被关进兰德斯堡监狱的时候，我丝毫没感到惊讶。

　　然而他又东山再起，舆论界向他投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他的政治理念也正在逐渐被许多奥地利人所接受，对此我更是不以为奇，因为这些人基本上都像阿道夫当年在维也纳跟我形容的那样，困惑而盲从。当我读到他的演讲时，我脑中闪烁的记忆画面又真实再现：斯通帕街29号那间昏暗的陋室；侃侃而谈的阿道夫在钢琴与房门之间来回的踱着步子。那时候，我是他唯一倾听者；而现如今，他的听众数以万计。他的名字已传遍街头巷尾，很快人们就会问道，“这个希特勒究竟是何方神圣？”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我比大多数人都更有资格回答。我不是还有他寄来的信件和画作吗？我几乎都快把这茬给忘了，于是我来到我父母亲位于法瀚的房子，我爬上阁楼，还好，那个老旧的木柜依然静静的摆放在那里，当初，我母亲卖掉了小农场之后，这个柜子就跟着我们一起搬到了这里。我找到了钥匙，打开了柜子，里面放着一个蓝色的大封袋，上面有我亲手写下的几个字：阿道夫?希特勒。对于这个封袋，我已回想不起，在对战争的恐惧和随之而来的痛苦折磨之下，我已完全将它遗忘。就像我的朋友一样，要不是他以一名政客的身份又重新出现在我的视线前，想必我也会渐渐的将他忘记。

　　我打开了封袋；里面装着我朋友寄来的明信片，信件和图画。尽管我承认，这袋子里保存下来的东西，只是我从他那里收到的一部分，但其中大多数都是比较重要的物件；我把这些卡片和信件又重新浏览了一遍。怎么处理呢？我该不该把这些函件又给他寄去？但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他肯定正忙着处理其他的事情，哪会有这么多的闲功夫来怀旧。说不定他早已忘记了那个在剧院认识的，痴迷音乐的瘦子木匠。那我该不该给他写信呢？也不行，这样做在我看来更是毫无意义，因为当初他就一直在鄙视我，说我对政治缺乏兴趣，而现如今，我只会让他感到更加失望。

　　所以，能通过报纸来了解他，关注他，我就已经相当满足了。现在他的支持者大概有上百万之多。凭借激进的构想与理念，他足不出户就能给我们畏缩的奥地利带来兴奋与动荡，这更是让我选择沉默的直接原因。

　　在阿道夫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政治家的名衔以后，我却没有立马设法与他取得联系，也许这看上去似乎有些难以理解。其实不然，回想过去，我们青年时期的友谊建立在一样我们共同的爱好之上，那就是艺术；而政治对我根本没有吸引力，因此阿道夫在我眼里也失去了他的魅力，同样的，我也不能期望他对我再抱有任何的兴趣。

　　后来，在1933年1月30号那天，我听新闻上说，阿道夫?希特勒成为了德国的总理。我立刻回想起那晚在弗莱堡的山上，阿道夫对我说过的话，他说有朝一日，他将成为像黎恩济那样的人民领袖。这番在他十六岁时看到的幻景如今真的变为了现实。于是我伏案写下一篇短信，寄给了身在柏林的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

　　我并没有期望能够收到任何回复。毕竟，身为一个总理，处理国家大事肯定要比给小半个世纪前结识的老朋友写回信重要得多。然而在我看来，抛开政治因素不谈，向一个久违老友获得的成就和地位致以祝贺，总该不是件错事吧。

　　但令我倍感惊讶的是，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来信，信上写着：

　　上奥地利州，埃费丁，镇书记官，奥古斯特?库比席克先生（收）

　　阿道夫?希特勒

　　1933年8月4日，慕尼黑，“棕宫”

　　我亲爱的库比席克：

　　直到今天我才看到你于二月二日给我的来信。自从今年一月份以来，我已收到了成千上万封信件，因此请你不要见怪。我很高兴能在分别多年之后得知你的消息和住址。我十分愿意——以前我那段艰苦的奋斗经历已成往事——与你一起，重温我人生中那段最美妙的岁月。有机会你可以来见我。愿你和你的母亲诸事顺心，我记忆中仍然珍藏着我们过去的友谊。

　　你的，阿道夫?希特勒





　　看来他并没有将我忘记。在百忙之中他还能想起我，让我感到非常高兴。他将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称作是他人生中“最美妙的岁月”。说明他已经忘却那些痛苦的经历，留下的都是些愉快的回忆。但信的结尾处让我感到有点局促不安。他写道：“有机会你可以来见我。”说来容易做来难。我总不可能就这么直愣愣的跑到他在上萨尔茨堡的别墅，然后笑着对他说：“我来了。”这样的重逢只会让他感到厌恶。再说我又能跟他谈点啥呢？同他相比，我的人生经历显得既无意义又无趣；要是跟他谈论埃费丁，只会让整个气氛变得更加沉闷。而与我们相关的话题也就仅限于此，再无其他可言。因此我打消了去拜访他的念头，并劝慰自己，这样的善意邀请就像信尾的常规祝愿一样，不过是出于一种礼节上的考虑而已；25年前，这份祝愿是带给我的双亲，如今只对我的母亲。

　　当然，如果一个朋友能够像这样，始终如一的对待自己，那的确是件好事，但我认为，这段再续的友谊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平等性，因为很明显，命运已让我们产生了天壤之别。

　　然而，1938年3月12日，就在因河畔布劳瑙，这片他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土地上，阿道夫?希特勒命令德军开过边境，进驻奥地利。当天傍晚，阿道夫?希特勒在林茨市政大厅的阳台上（还是跟以前一样破旧），向聚集的民众发表了演讲。我本来也打算去听他的演讲，但我当时正忙着给德国军队安排住宿，根本无法从埃费丁抽身。但同年4月8号，当希特勒再次来到林茨的时候，我曾试图拜会他。当天，他在克劳斯火车制造厂的车间里参加完一场政治集会之后，下榻于维辛格尔酒店。酒店门前的广场上人群簇拥，难以靠近，我绕到了冲锋队设置的警界线，并告诉他们我想面见元首。起初他们用怀疑的眼光对我上下打量，可能以为我已经疯了。只有在我把希特勒的亲笔书信拿给他们看过之后，他们对我才变得肃然起敬。这些冲锋队员随即叫来一名军官，当他也亲自看过信件之后，我便立马得到了放行的许可。在他的指引下，我来到酒店的大厅，这里简直就像一个蜂巢；有三五成群，站在一起热议国事的将帅，有在报纸的插图上见到过的各部部长，还有纳粹党内的高层领导和一些身着制服高级军官。许多忙碌的副官在大厅内各方奔走，闪亮的肩章清晰可辨。所有这一切，都在围绕着那个我想要见到的男人而进行。被弄得头晕目眩的我，一下子意识到了这次冒然来访的愚蠢。我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的老朋友已成为了德意志帝国元首，而他那位高权重的身份却在我们的友谊之间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昔日那段肝胆相照的岁月，那段亲密无间的时光，定然已为过往。

　　因此我所能做的就是悄悄的离去，免得搅扰了这些正在执行重要任务的达官显贵。

　　负责呈递我信件的是一名高级副官，名叫阿尔伯特?鲍曼，很快他找到了我，并告诉我说，总理今天状态不佳，恐怕不能接见任何人了；问我是否愿意于次日中午再来。之后鲍曼邀我小坐了一会儿，因为他还想问我点别的事情。元首年轻时总是很晚才睡觉吗？他哀怨的问道；不过午夜他是绝不会睡觉的，但是陪他熬夜的随从人员又不得不在第二天早起。鲍曼继续抱怨说，希特勒脾气暴躁，没人能与他相处得来，还有他古怪的饮食习惯，每餐只吃些素食，布丁和果汁。元首一向就吃这些东西吗？

　　我说是的，然后补充道，他年轻时还是喜欢吃肉的。而后我便告辞。这个阿尔伯特?鲍曼是众所周知的马丁?鲍曼的弟弟。

　　第二天我又来到林茨，整个城市的居民都活动在大街上。越往维辛格尔酒店靠近，就越是感到拥挤。最终，我好不容易才从人堆中拼杀出一条路，来到了酒店大厅。兴奋与躁动似乎比昨晚更甚，因为今天是奥地利全民投票的前夕。

　　可以想象，所有的重大决定都必须由希特勒亲自作出。我简直找不出比这都更倒霉的重逢时刻。我回想了一下，当初我们在火车西站相互告别的时候是在1908年的7月初；今天是1938年3月9日。也就是说从我们突然的分离到今天的重聚，中间过了将近三十年。三十年啊，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这三十年给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

　　我无法想象要是希特勒看见我会有什么反应。也许他会跟我简单的握个手，或者友好的拍拍我的肩；把我领出门之前再说上几句温暖人心的客套话——这已足以让我满足。我呢，虽说是准备了一些比较得体的发言，但我对称呼形式还是感到有点担心。我总不可能还用“阿道夫”来称呼帝国元首吧，况且我也知道他是个爱讲究形式的人。所以还是用正常形式的称呼为好。但我甚至都不清楚到时候有没有那个发言的机会。

　　现实中发生的一切，自然也受到了我内心情感的影响。

　　当希特勒从酒店里的一个房间突然走出来的时候，他一眼便认出了我，高兴的他冲我喊道：“库斯特尔！”他撇下身边的随从人员，走过来抓住了我的手臂。我依然记得他用双手紧紧的握住我伸出的右手，他凝视着我的眼睛，明亮的目光仍旧显得那么的犀利。我能从他的声音中听出，他明显也跟我一样，已被此情此景所深深打动。

　　大厅内的众位名绅面面相觑，没有人知道这个被元首热情接待的奇怪公务员究竟是谁。

　　我尽量让自己保持镇静，然后发表了一通事先准备好的讲话。他专心的聆听着我的发言，脸上还挂着一丝微笑。在我讲完之后他朝我轻轻的点了点头，似乎在对我说，不错啊，库斯特尔！亦或在想，如今就连我少时的朋友说起话来都与其他人无异了。但在我看来，任何亲密的言行举止在这个地方都会显得不合时宜。

　　他想了几秒之后对我说道：“您跟我来。”用的是很正式的称呼“您”，不像他在1933年写给我的信中，用的是“你”这个寻常称呼，也许是因为我的讲话中也全都是用“您”来称呼他的缘故吧。但说句实话，听到他在众人面前对我用“您”这个敬称，反倒让我感觉相当欣慰。

　　元首走在前面把我领至电梯处。我们登上二楼，来到了他的房间门前。他的副官为我们打开房门后便自动离开，留下我们两人单独相处。希特勒再次握住了我的手，久久的注视着我，然后他开口说道：“你还是那个以前的你，库斯特尔，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一眼就能把你辨认出来，你简直一点都没变，只不过老了一些。”

　　随后他领我来到桌前，邀我就坐。他向我一再强调他与我久别重逢的喜悦之情。对我的祝贺他更是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他今日的成功是多么的来之不易。而目前并不是个推心置腹的好时机，但他希望将来会有这么个机会。到时候他会通知我；他建议我最好不要直接给他写信，因为这些信件很有可能永远到不了他手上，所有的人都在想方设法的为他节约时间。

　　“我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的私生活了，我根本无法像其他人一样，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讲完这番话后，他起身走到窗前，望向窗外的多瑙河。那座以前经常惹他莫名生气的老铁桥依旧静静地伫立在那里。果不其然，他又立马开始抱怨道：“那个丑陋的东西居然还在！不过它也剩不下多少日子了，你等着瞧吧，库比席克。”

　　然后他又转过身微笑着对我说：“我真想和你再到那座桥上去走走，就跟以前一样。可是这已经不大现实了，我所到之处，身边必定围满了人。但相信我，库比席克，我已为林茨规划了一幅宏伟蓝图。”

　　对此我的确是深信不疑。他曾穿遍了林茨的大街小巷，就只为发现有待改变的地方。如今他又开始跟我从每一个计划慢慢谈起。新的多瑙河大桥被称作尼伯龙根大桥，是现代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座典范。他向我详细描述了这座大桥的两个桥头堡的形状。之后是剧院——其实所谈之物的顺序我早已谙熟——所有设备都必须更新，要打造出一个现代化的舞台。当新歌剧院在火车站的旧址建立起之后，剧院将专门被用来演出戏剧和轻歌剧。此外，要想让林茨成为名副其实的“布鲁克纳之城”，还必须为这座城市建造一座现代音乐厅。“我要把林茨打造成一个文化中心，并且我要亲眼目睹所有的一切变为现实。”

　　我本以为这次会面即将结束，但希特勒接着又开始设想要在林茨组建一支大型交响乐团，这时，我们的谈话便突然切入到了一个私人话题。

　　“告诉我，库比席克，你现在从事的什么职业？”

　　我告诉他，自从1920年成为一名政府雇员之后，我一直在从事书记官这个工作。

　　“书记官？”他问道，“书记官是干什么的？”

　　我有些尴尬，这个问题叫我一时半会儿如何解释得清呢？当我还在苦苦思索合适的回答时，他又打断道，“这么说来你成为了一个公务员，一个文书！这不适合你干啊，你的音乐呢？”

　　我诚实的回答说，那场我们输掉的战争毁了我的前程，要是不换别的工作我就只能挨饿。

　　他冷酷的点了点头，说道：“是啊，我们输掉的战争。”然后看着我对我说：“你不会一辈子都当一个文书的，库比席克。”此外，他还想再到我提起的埃费丁去看一看。

　　我问他是否当真。

　　“当然，我会来看你的，库比席克。”他声称道，“但我只会专程为你而来，然后我们可以沿着多瑙河散步。在这里，我简直连想都不敢想——他们从不让我一个人出去。”

　　他想知道我是否还热衷于音乐。

　　这下终于谈到了我喜欢的话题。可最后我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我在镇上参加的一些音乐活动。因为同他平日里处理的那些重大国际事务相比，我的小型音乐会表演简直显得微不足道，所以我担心讲多了反而会让他感到厌烦；但我想错了。为了节约时间，像这种事情我只好一笔带过，然而他却不依不饶的打断道：

　　“什么，库比席克，你竟然会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埃费丁演奏交响！简直不可思议。你演奏过哪些曲目？”

　　我重新数了一遍，有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有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还有莫扎特的《朱庇特交响曲》。

　　接着他又询问我那支乐队的实力如何，以及什么编制；他对我的回答充满了惊奇，同时也对我的成功表示了祝贺。

　　“这正是我必须要帮你的地方，库比席克，”他大声说道。“给我列份清单，告诉我你需要什么。还有，你的个人状况如何；日子过得不算拮据吧？”

　　我回答道，虽然我的收入只能算凑合，但对我而言，够用就行，因此我没有什么个人要求。

　　他侧过头看着我，表情有些惊讶；显然，他还没见过像我这样无欲无求的人。

　　“你有子女吗，库比席克？”

　　“有，我有三个儿子。”

　　“三个儿子！”他钦佩的叫道。他表情郑重的重复叨念了几次。“你都有三个儿子了，库比席克，而我还没成家，我现在是孤身一人。但我愿意照顾你的儿子。”

　　于是我又跟他谈起了我们家那几个小子——希特勒想要了解他们成长的每一个细节。我跟他讲，我这三个儿子都颇具音乐天赋，而且其中两个还是优秀的制图员，他听后相当高兴。

　　“库比席克，我应该承担起这三个孩子的教育义务，”他对我说。“我不想让这几个颇具才华的年轻人重蹈我们的覆辙，你最清楚我们在维也纳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但在我们分别之后，我还体验过更糟糕的日子。不能让年轻人的聪慧天资遭到贫穷与苦难的扼杀。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一定尽心竭力，尤其是对你的孩子们，库比席克！”

　　我忙不迭地要补充几句，元首后来确实在林茨的布鲁克纳音乐学院为我的三个儿子安排了音乐学习，学费均由他办公室支付，另外，在元首的嘱咐下，一名来自慕尼黑艺术学院的教授还给我儿子鲁道夫指点了一些绘画技巧。

　　我期望在最后还能跟他短暂的握个手，为这次愉快的交谈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希特勒起身站立，我以为这次会面到此结束，于是我也站了起来。但他只是叫来了他的副官，然后将我儿子的事情跟他做了些吩咐和交代；那位副官趁机提醒他我手里还保留着一些他年轻时写的信。

　　于是我便把他的信件，明信片还有一些画作摊放在了桌子上。看着我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的纪念品，他感到相当惊讶，还问我是如何将这些纸质物件保存至今的。我告诉他，我把这些东西全都装在一个写着“阿道夫?希特勒”的封袋里，然后把这个封袋放进了我们家阁楼上的一个黑漆衣箱里。他对那幅珀斯特灵堡风景水彩格外感兴趣。他给我解释说，有些特别聪明的画家能够临摹他的水彩，其技术之精湛，甚至可以使人难辨真假。这些人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总不乏那么些愚蠢的买主任其宰割；最保险的办法就是绝不要将原作出手。

　　由于已经有人向我索要过这些资料，所以我只得询问元首的意见。“这些史料是你的私人财产，库比席克，”他回答道，“没人敢向你索取。”

　　由此他又谈到了拉比齐的书。拉比齐也曾就读于林茨实科中学，入学时间比希特勒晚两年，出于讨好的目的，他写了一本关于希特勒学生时代的书。但希特勒却感到非常生气，因为他同拉比齐根本不曾有过任何私交。“库比席克你瞧，我对这本书从头到尾就没有一点好感；只有那些真正了解我的人才有资格写我。如果说非要指定一个人，那么就是你，库比席克，”说着他转身对旁边的副官补充道，“马上记下来。”

　　然后他再次握住了我的手，“你瞧，库比席克，我们真是应该经常见面啊。以后只要一有机会我便会派人来请你。”

　　会面结束了，还处于一种茫然状态的我，离开了酒店。在接下来的数日里，躁动与不安闯进了我那平静而清闲的生活，我突然发现，要当这么一位名人的少时伙伴也不尽然是件美事。尽管此事我以前从没跟任何人说起，而且后来也很少在别人面前提及，但我很快就看到了这段青年友谊的阴暗面。其实，早在1938年3月以前，我就已经对之后将要应付的一切做好了心理准备。那时候，奥地利还没有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有一天，一辆汽车停在了我埃费丁的家门前。车里走出三名穿着党卫军制服的人，他们从柏林一路而来就是为了找我，并自称是受元首委派前来收集所有与希特勒年轻时期相关的文件资料，然后将它们带到元首官邸，以便妥善保存。幸好我当时并没犯傻。因为很明显，希特勒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材料的存在，他又怎会派人前来索取呢？这必定是某些党务办公室的单方面行动，因为他们已经得知，有我这么一个人的存在。总之，我拒绝把这些资料交给那三个党卫军人员，我声称自己对此毫不知情。我猜想他们可能都以为奥地利人很好骗，以为自己穿上这么一身警察般的装束就能够解决问题，但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粗鲁的举止根本不是那种渴望获得材料的表现。更糟糕的是，这几个难缠的老百姓甚至连党员都不是！在他们铩羽而归之时，必定也会作此想：元首年轻的时候怎么会找这种老顽固当朋友啊。

　　还好，我顽强而出色的抵住了第一轮进攻。之后的类似事件我更是应对自如，因为我有希特勒对我的保证，这些材料属于我的私人财产。

老木匠

　　在接下来的数月里，党内各个办公室都争先恐后的想要把我争取到手。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每当希特勒同他的亲信谈及他的童年生活时，他就会经常提起我的名字。人们只要一问起他年轻时的经历，就总会得到一个恒定的答复，
“去问库斯特尔吧。”因此，他那些内部圈子的人，在收获甚少的情况下便开始意识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有这么一个奥地利人，他对青年时期的希特勒相当了解。而恰令他们感到幸运的是，自从1938年3月奥地利被合并以后，这个看似难以触及的“库斯特尔”突然就成为了德国公民，如今，已处于所有政府部门掌控之下的他，显得唾手可得。

　　帝国部长戈培尔派了一名非常可爱的人来见我，我已记不清他的军衔和职位，只记得他名叫卡尔?瑟夫。瑟夫为我讲解道，他们正准备出版一部关于元首的大型传记，其中1904年到1908年这一段，他们想交予我来撰写。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会把我接到柏林，以便让这方面的权威专家配合我展开工作。与此同时，他们还想让我现在就开始把当年的每个事件再仔细的回忆和整理一遍。我跟这个年轻人解释说，恐怕到时候我腾不出任何的时间来接手这项任务，因为自打德奥合并以后，我们这种地方政府雇员每天都被浸泡在工作里。他可能也意识到我是在找借口回避，只不过没想到我的表述方式如此滑稽。但他还是奉劝我不要低估了“我对历史那份独有的责任”，这是他的原话。他讲如果我有兴趣同他们合作，他能够轻易的帮我摆脱现状。但我明确的回绝了他。在离开的时候，他向我承诺，说他会再择“一个更好的时机”登门造访。由于越往后面，“时机只会变得越糟”，所以我再也没见到过卡尔?瑟夫。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说，他用大度而得体的方式为宣传部完成了一项棘手的任务。

　　然而同马丁?鲍曼打交道就不是那么的惬意了。他显然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整个事件的唯一负责人。他把我看得很紧，决不允许任何人抢在他之前拿走我的资料。他的来信和便笺读起来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他是《希特勒传》的总编纂一样，任何人在未经他检验和许可的情况下，都不得与我进行只言片语的交流。他的目的是将我保存下来的材料移交到中央党务办公室——所谓的原本归属地。当他的企图遭受挫败之后，我接到了他的一条严格指令，他命令我不准将这些资料转手，更不准在未经他授权的情况下拿给别人看。就这一点，马丁?鲍曼根本犯不着用这么严峻的方式来对我进行告诫，因为我一直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但后来我又接到了他的另一条指令，他要我立刻着手，把我和阿道夫?希特勒年轻时的友谊和经历写成一本回忆录，然后把初稿呈递给他过目。当时我回复他说，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先跟希特勒本人商量之后再做决定。这一招着实相当管用。至此以后，但凡遇到某些咄咄逼人的权势人物对我施加压力，我就只好这样说，“很抱歉，我必须先将您的建议同元首进行私下商量以后才能给您答复，敢问阁下尊姓大名？”此法一用，立竿见影，收效甚奇。从而我也会受到他们的温和对待。

　　相反，与鲁道夫?赫斯的会面则是一段美妙而令人愉快的回忆。他造访林茨的时候邀我前去做客。他派了辆汽车把我接到了珀斯特灵堡的贝格邦酒店。帝国部长赫斯在那里热情的接待了我。“您就是库比席克吧！”他面带喜色的招呼道。“元首跟我谈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啊。”我立马就感受到了一种真诚的友好。

　　也正是通过与赫斯的这次会面，才使我确信了自己以前的一种想法：越是跟希特勒关系密切的人，就越了解我的故事。鲁道夫?赫斯和温妮弗雷德?瓦格纳夫人是对希特勒的青年时期了解得最多的人，因此他们知道我也不足为奇。

　　部长还邀请我到酒店的一处露天平台上同他一起用餐。之后他让我详细的讲述了我以前所有的生活经历，而且他还不时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屡屡向我提问。就人性的角度来讲，我个人觉得鲁道夫?赫斯比其他人都更近似希特勒，而我对此也感到十分高兴。就连在座的其他来宾也积极的参与到了我们的谈话中，整个气氛显得相当的活跃，明显比跟中央党务办公室那些官员谈事情要有趣得多。

　　尤其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处在这么一个能够俯览整个林茨城的至高点，我可以把我谈到的所有地点，指给这位帝国部长看。在矗立着兵工厂的那座山后面就是莱翁丁的城郊，希特勒读实科中学的时候每天都要从那里经过；洪堡大街，自从克拉拉夫人的丈夫去世后，她就一直住在那里；在我们下方不远处是乌尔法尔的布吕腾大街；反正还有好多与我朋友相关的重要地点。

　　鲁道夫?赫斯以其朴素和率直的作风给我留下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印象，他与那些次要政治人物的处事方式截然不同。唯一让我感到有点遗憾的是，他当时可能是抱恙在身，气色有点反常。

　　与此同时，我也开始渐渐地被奥地利人所熟悉。而在此之前，人们根本就不知道阿道夫?希特勒在上奥地利州还有一个朋友，在这种幸运的状况持续了数年之后，我最终还是被人们给挖掘了出来。当然，我并不是一名纳粹党员。这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无法理解，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希特勒的少时伙伴必定是党内的二号人物。但即便当年，我在政治上都一直是他的一个摇摆不定的支持者。这倒不是因为我们之间存在着什么政治分歧，而是因为我对政治根本就不感兴趣；或者更确切的说，我根本就不懂政治。

　　当然，我很快就被淹没在了人们的各种请求之中，他们不是想得到我的支持就是想让我在元首面前为他们美言几句，更有身陷是非者希望我出面去帮他们调解，反正各怀目的，理由不一。虽然我对将要担负的重大责任完全没有任何概念，但我还是很乐意的答应了他们。直到我的尝试失败之后，我才恍然意识到，成为“阿道夫?希特勒青年时期的朋友”并不意味着我就有干涉政事的权利。人家礼貌而坚决的给我指明到，这些事情不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

　　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希特勒视察埃费丁的计划并没有实现。突然有一天，我十分意外的收到了一封来自帝国总理府的挂号信，它的到来，打破了我那墨守陈规的无聊生活。拆开信封的一刹那，我的心仿佛就快要从嗓子眼儿里蹦出。那些印在犊皮纸上的内容成了我这辈子最欣喜的回忆。根据帝国元首的指示，我受邀出席今年在拜罗伊特举办的瓦格纳音乐节：我须于1939年7月25日，星期二，前往万弗雷德庄园，届时，希特勒的管家卡伦贝格先生会为我打理一切。

　　我长久以来的人生梦想即将变为现实。我的喜悦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自打我记事以来，游访拜罗伊特就成为了我心中的最大愿望，我一直期盼着自己能够在那片神圣的土地上，倾听大师的不朽杰作。但我一直苦于囊中羞涩，无法展开这段奇妙的旅程。而如今突然之间，我便获得了这个宝贵的机会。

　　火车经过帕绍，累根斯堡，纽伦堡并最终抵达拜罗伊特，当我走出车厢，第一眼看到建在山上的歌剧院时，我兴奋得差点昏死过去。卡伦贝格先生非常热情的迎接了我，还为我引见了住在林茨大街10号的莫申巴赫一家——当地一处环境优美的寓所——并请我在他们家入住。

　　我来得正是时候；1939年的音乐节随着《漂泊的荷兰人》的上演而正式拉开序幕，一支由132人组成的交响乐团震撼登场，让我醉心不已。

　　次日上演的是《崔斯坦和伊索德》，一场令人难以忘怀的表演。7月27号，星期四，《帕西法尔》上演。为了欣赏这出歌剧，我在家里特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不仅钻研了钢琴乐谱，而且还读遍了与之相关的各种文学资料。随着柔美的旋律奏出“圣餐”的主题，我周围的世界也开始发生转移。在我平庸的一生中，我从未感到自己如此享受，如此痴迷。

　　8月2号，星期三，在最后一部歌剧，《诸神的黄昏》拉下帷幕的同时，我的拜罗伊特之旅也宣告结束。我收拾完行李之后，便准备去向卡伦贝格先生辞行，并感谢他这么些天来对我的细心关照。“你非得直接回家吗？”他微笑着问道，“如果你肯多呆一天那将会是个明智的选择。”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暗示，于是我就采纳了他的建议。

　　8月3日下午两点钟左右的时候，一名党卫军军官来到我的房间，并把我接到了万弗雷德庄园。在庄园的入口处，我见到了等候我的朱利叶斯?肖布上将，他把我带到了一个大厅，我发现之前我在林茨见到过的好多名人都聚集于此。温妮弗雷德?瓦格纳夫人同帝国部长赫斯谈笑风生，布鲁克纳上将等军中高层与冯?诺伊拉特男爵站在一起相互交流。我突然发现在场人员半数以上都是军人，而令我更为惊讶的是，这些将军一个个表情冷峻，他们热议的话题多与波兰有关，大致内容是一场即将到来的武装较量。在这种紧张压抑的气氛之下，我颇显有些格格不入，一种类似“怯场”的下沉感油然而生，就跟之前我在维辛格尔酒店的感受一样。

　　也许希特勒是想在返回柏林之前跟我做个友好的告别。我忐忑不安的准备了一些感激之词，盼望着能派上用场。大厅的深处有一扇双开的折叠大门。

　　忽然，大门洞开，一名副官立于门侧，示意肖布上将带我入内，于是我们便穿过大门来到了里厅。“我的元首，库比席克先生已到！”报告完之后，肖布上将转身退出并合上了大门，留下我跟元首独处。

　　这是两个老朋友的一次愉快重逢。他双目放光，神色喜悦的走到我跟前，丝毫没让我察觉到他肩负的重任与承受的巨大压力；此时此刻，他仅是瓦格纳夫人请来的一位座上宾，也同其他人一样，感受着拜罗伊特的美妙氛围。他双手握住我的右手向我表示欢迎。我呆站在这一神圣的场所，聆听着他的问候，竟感动得语塞。只有当我听见他说，“我们坐下谈，好吗？”，我才从一片茫然的情绪中回过神来。

　　我向他讲述了我这些天在拜罗伊特的各种体验，告诉了他我探访过哪些与瓦格纳相关的地方，当然，还有我对节日演出的具体看法和评价。一讲到这些话题我便恢复了自控力，现在我们谈话的方式就跟年轻时一模一样。希特勒似乎也想起了当年我们在林茨观看瓦格纳歌剧时的情景，于是他向我透露道，他准备让尽可能多的德国人去感受瓦格纳的作品。呵，我对这些计划简直太了解了！早在我们35年前的谈话中，这些计划的初步设想就已经被确立。但如今，这不再只是一个幻想。他告诉我说，今年有6000名付不起钱的老百姓，在官方的精心组织下，同其他客人一道，参加了本次拜罗伊特音乐节。我说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啊。他听完笑着讲到——这番话我记得很清楚——“库比席克，现在你终于见证了我在拜罗伊特的成就，因为曾经，当穷困潦倒又名不见经传的我，第一次发表这些想法的时候，你是在场的唯一听众。那时你总爱问我，怎么把这些计划付诸实现。而如今你看，它们就出色的摆在你面前。”然后他开始跟我介绍他对拜罗伊特做过的贡献，以及会在将来实施的计划，就好像非得要给我列出个清单似的。

　　但此时我还肩负着一项具体的任务。我的口袋里揣着一大包印有希特勒肖像的明信片。要知道在埃费丁和林茨，许多人不惜一切代价，就为了能获得一张由元首亲笔签名的明信片。我在拿出卡片之前犹豫了好一会儿，因为我这种请求看上去似乎显得相当庸俗，然而此时的希特勒又正好坐在桌子旁，如果我错失了这次机会，恐怕我允诺别人的事情就得黄了。一想到家乡那帮虔诚的老百姓，我便鼓起勇气拿出了明信片。

　　他接过了所有的卡片，不紧不慢的掏出了眼镜，这时我递给他一支自来水笔。他一边签名，我一边用吸墨纸将墨痕拭干。签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抬起头，看着站在一旁手托吸墨纸的我，微笑着说道：“看得出来你确实是个文书，库比席克。但我只是没搞懂你是如何坚持下来的。换做是我的话，早就走人了。对了，你早之前为何不来找我？”

　　我被问得相当尴尬，于是马上找了一个合适的理由。

　　“我看见你在1933年8月4号给我的回信上说，只有等你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期，我们才有机会一起叙旧，所以我就想等你忙完了我再来找你。况且在1938年之前我还是奥地利人，想去德国就必须要申请护照，如果我挑明了我的真实意图，他们肯定不会把护照发给我。”

　　希特勒开怀大笑。“是啊，在政治上你永远都是个小孩儿。”我听完也乐了，因为我还以为他会用另一个词来形容我。当年斯通帕街的“白痴”被换成了“小孩儿”。

　　元首将捆好的卡片全部递给我，然后起身站立。我对他感谢再三并小心的把卡片放进了我的外套口袋。我本以为会面到此结束，可他马上又严肃的说道，“过来！”

　　他打开了通向庭院的落地长窗，我跟着他走下青石台阶，一条幽雅的小径将我们引向了一道高大的雕花铁门，他缓缓推开铁门，一座静谧的花园呈现在我们面前。鲜花与灌木生长得异常茂盛，参天大树在我们头上织成了一座穹顶，让整个花园处在半明半暗之中。又走了几小步，我们便来到了瓦格纳的墓前。

　　希特勒双手握住了我的手，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激动。

　　葱郁的常青藤覆盖在这位大师的花岗岩墓板四周，一切寂静无声，没人来搅扰这份神圣的宁静。

　　希特勒打破了沉默，“我很高兴能与你在此重聚，因为这里一直都是我们两人最崇敬的圣地。”

　　命运总像谜一样令人琢磨不透。

　　对我们过去在维也纳的生活比较了解的人，肯定都清楚，当时我的未来俨然已成定局。在完成音乐学院的学业之后，我就准备展开我的歌剧指挥生涯——毕竟以前我还是获得过一些成就。同样，阿道夫的未来看似也毫无悬念，漫无目的的学习加上对专业训练的鄙夷，最终只能换来失败的结局。如今，命运已作出了裁定。此时此刻，当年那两个从斯通帕街的陋室里走出的穷学生，又携手站在了理查德•瓦格纳的坟前。如今他们分别成为了什么样的人呢？那个至今依然涉足音乐的“定局者”在奥地利的一个小镇上当文书，而另一个所谓未来堪忧的自负青年成了德意志帝国的元首。他们各自又将面对怎样的未来呢？只有一点可以清晰预见：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前者会一直默默无闻，而后者将被载入史册。

　　瞻仰完瓦格纳的坟墓之后，我们一起返回了别墅。温妮弗雷德夫人的儿子，即大师的孙子，维兰德•瓦格纳，在花园的入口处等候我们。他为我们打开了别墅里的所有房间，因为元首准备带我参观瓦格纳的所有遗产。于是我们的旅程便围绕着这幢古老的建筑而展开。其实我早已在图片上领略过瓦格纳故居的风采，只不过一直无缘拜临。

　　在音乐室里陈列着一架大师用过的三角钢琴。琴盖依然敞开着，令我为之动容。另外我还参观了宏大的图书馆。维兰德离开后，希特勒把我引见给了瓦格纳夫人，她明显很乐意与我相识。当我们谈到对大师作品的崇拜之情时，我突然便想起了以前在林茨观赏的那场颇具纪念意义的演出，《黎恩济》。这时，希特勒也开始向瓦格纳夫人描述起他那晚的独特感受，其中还包括那句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感叹：“脱变就从那一刻开始。”

　　分别之际，希特勒给了我一些建议。他建议我回去的时候可以在慕尼黑逗留几日，感受一下帝国交响乐团（想当年我们为这事可没少费心）的演奏水平，还可以参观一下气势恢宏的德国艺术展览馆。他觉得要是我们以后在上萨尔茨堡的伯格霍夫别墅见面肯定会不太方便，所以他特别叮嘱，只要他人在拜罗伊特，我就可以随时来找他。“我真想让你永远都留在我身边。”他握着我的手说道。我离开的时候他站在花园门口向我挥手告别。不久，我在理查德•瓦格纳大街便听到了人群的高声敬呼——元首正搭乘专机从拜罗伊特飞往柏林。

　　1940年7月8日，元首办公室给我寄来了一份瓦格纳音乐节的首轮邀请函，我顿时陷入了左右两难的窘境。战争的到来也改变了我们的工作职能和义务；丢下繁重的任务而跑到拜罗伊特去偷闲会不会显得很不负责任？虽说元首也曾表达过希望与我再次见面的想法，但现如今，一场战争正在进行，全国最忙碌的人莫过于希特勒自己。因此他能否出席还是一个问题。为了减轻我的负罪感，也为了使这次出行显得合情合理，我只好告诉自己，这是元首的叮嘱。

　　与1939年不同的是，今年除去《漂泊的荷兰人》以外，就只上演了一部《尼伯龙根的指环》。瓦格纳夫人邀我共享一个包厢，她告诉我说，她已经跟元首通了电话，元首说他会赶在《诸神的黄昏》上演之前，从总部乘飞机过来，但演出一结束就必须立即返回。“库比席克先生，元首还问我你来了没有，”她补充道。“他想在幕间休息时见你一面。”

　　7月23日，星期二，下午三点整，小号手——当时由国防军担任——吹响了齐格弗里德的主题曲，宣示歌剧正式开演。我刚坐下不久，希特勒就进入了他的包厢。庄严而嘹亮的声音凸显出觉醒的主题。我忘乎所以的沉醉在了这部惊世杰作里。

　　在第一次幕间休息的时候，瓦格纳夫人的二儿子，沃尔夫冈•瓦格纳，匆匆的跑来叫我跟他走，说是元首想见我。于是我们来到了休息厅，有二十来人聚集在此相互交流，他们言语之间显得甚是激动。我差点没认出希特勒，因为他穿的是一件田野灰的制服，而不是39年那身便服。但他的私人副官已经向他通报了我的到来；跟以前一样，他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向我致以亲切的问候。他看上去气色相当不错，心情似乎也更加爽朗，甚至比前几次见到我都还要高兴。也许这场战争已让他的心情变得越发的沉重，因而看到我这个少时朋友便倍感亲切。

　　他把我拉到一边同我单独相处，其他客人则继续进行他们的私人交流。

　　“这是我今年唯一能够观看的演出。”他说，“但是没法啊，我们正在打仗。”然后他又略显愤懑的补充到，“这场战争会导致我们的重建计划推迟数年，真是耻辱，我当大德意志帝国的元首又不是为了天天打仗。”

　　在波兰和法国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的元首，居然会用这种口吻跟我讲话，让我感到相当震惊。也许我的出现提醒了他这样一个事实：光阴似箭催人老；毕竟我们相识之初，恰值风华正茂。尽管他现在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壮，但当他发现我这个少时伙伴已年华垂暮之时，他必定也意识到，无情的岁月同样在他身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

　　“这场战争夺去了我的大好时光，”他继续道，“你是了解我的，库比席克，你知道我一直都想建设好这个国家，这才是我一辈子的愿望，你懂我意思吗？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年轻时做过多少的设计和构想。到目前为止，才仅仅实现了几样，仍有大量的计划有待完成。但还有谁能担此重任？现在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战争夺走我的大好时光。耻辱，悲哀！时间不等人啊，库比席克，我们只会越来越老。再过几年，想做都来不及了。”

　　带着年轻时那种激动而急不可耐的颤音，他开始向我描述他对国家未来的规划：高速公路的扩建延伸，商业运河的现代化以及铁路网建设等等。简直令我应接不暇。我再次产生了这样的感受，他是想让我这个少时伙伴见证他所有计划的实现。也许在别人眼里，我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公务员，但对他而言，我是他青年时期唯一的朋友。因而他可能会觉得，把这些想法向一个连党员都不是的同胞倾吐，总比讲给成天围在他身旁的军人或政客听要好得多。

　　当我试着将谈话转向我们的往事之时，他立马接住我的话茬继续讲道：“两个穷学生，这就是我们过去的身份。没人知道我们还挨过饿。爬山时兜里就揣一块面包。而如今世道不同了。去年，一群青年坐着我们的船抵达了马德拉岛。瞧，那边就是雷博士，还有他年轻的妻子。他就是这个组织的建立者。”接着他又开始谈起了国家的文化建设项目。节日剧院门口聚集的民众正在热切的期盼着元首的出现，但此时的他，话匣子已打开，想收也收不住了。就像过去他在查克雷斯夫人的房子里发表长篇大论时的状态，而且他也知道，只要他谈及的问题与艺术有关，我就会特别来劲。

　　“这场战争已经把我拉下了水。但我希望这种局面不会持续太久，等仗一打完，我就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国内建设上来，然后开始实施我余下的所有计划。库比席克，到那时我会派人来请你，我要让你永远留在我的身边。”

　　剧场内的国防军乐队奏响小号，表示演出继续进行。我感谢元首对我以诚相待，并祝愿他诸事顺利，马到成功。他陪我走到门口，然后驻足目送我离开。

　　《诸神的黄昏》落下帷幕；这的确是一场感人肺腑的表演。我缓缓的走出剧院，发现阿道夫•希特勒大街已被隔离管制。于是我站在元首将要路过的地方，希望能再看他一眼。几分钟后，元首的车队抵达剧院门前。希特勒站在他的座驾上接受民众的夹道欢迎。他的护卫队贴靠着警戒线，分驶于街道两侧。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我永生难忘。音乐总指挥埃尔门多夫，兰格女士，苏希妹妹还有一位老夫人——她的名字我已经忘了，只记得她住在万弗雷德庄园——他们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我一直没搞懂是什么原因。但现在，车队朝着我们的方向缓缓驶来，我站在绳子拉成的警戒线旁抬臂行礼。就在那时，元首认出了我，他示意司机让整个车队停止前行，而他的座驾却向我这边靠了过来。他探出身子拉住我的手，冲我微笑着说道：“再见。”

　　元首的座驾又回到了护卫队中间，他调正身姿，与众人挥手作别。然后车队便径直向机场驶去。

　　突然之间，我成了在场舆论的焦点。所有的旁观者都想知道，我这个奇怪的老百姓凭什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获得元首的青睐。我自己有口难言。叫喊声与人群的拥挤已变得越来越可怕。在此之前，元首同我的会面一直都是私下进行，最多也就当着一小群人的面，因此我们之间的友谊始终保持着一种私密性。但如今，随着我们的关系被公诸于众，我才真正的体会到了这段青年友谊的重要性。所有人都争着跟我握手。我那几个朋友还想帮我解释几句——完全是徒劳！激动的民众根本听不进去。我被人群推来撞去，每个人都想看我到底长什么样。鬼才知道他们究竟把我想成了什么人。也许以为我是一个别国派来讲和的外交官——若是如此，被推两下也算值了。最后，我好不容易才钻到了一个可以顺畅呼吸的地方。“女士们先生们，”我喊道，“让我走——我只是他的一个少时朋友。”

　　1940年7月23号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阿道夫•希特勒的日子。战争局势正在剧烈扩大，根本说不清到何时才能到头。

　　我废寝忘食的投入到了地方机关的工作中。战争导致人口锐减，因而我的任务变得更加繁重，几乎都快压得我喘不过气了。除此之外我的生活里还增添了另一份担忧：我的几个儿子全都应征到了军队。

　　1942年我加入了纳粹党。并不是因为我对政治的基本看法产生了改变，而是因为我向我的上司们做出了妥协，他们认为这场艰苦的斗争关系着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每个人都必须明确的表明自己的立场。当然，我的确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一名追随者，但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拥护者，我还有一个更深更广的名义——少时伙伴。我本可以很轻易的拒绝入党，只要我用平时那套话来搪塞他们：“这件事情我想先跟希特勒私下谈谈。”可是国家正在打仗，我不想搞特殊化。

　　我们镇长曾经问我：“元首从没要求过你入党吗？”当然没有——我是他的朋友，仅此而已。希特勒不是也清楚的表明过我是他朋友吗，他不是还觉得我在政治上是个“小孩儿”吗？所以我告诉镇长说，希特勒从没问过我为何不入党的事。

　　但我记得有一回，好像希特勒就此事给我做了一点暗示。1939年我去拜会他的时候，他把我介绍给了温妮弗雷德•瓦格纳夫人，他还笑着指出我身上没有佩戴任何党徽或勋章，当得知我此行的身份是“理查德•瓦格纳”德国妇女联合会，林茨分会的代表时，他对瓦格纳夫人说道：“这就是库比席克先生。他是你那个德国妇女联合会的一名成员，简直是太好了！”他言下之意是：我朋友加入的唯一组织竟然是一个妇女组织，这下你知道他是哪类人了吧。

　　旷日持久的战争投射出一道长长的阴影。使身处灾难中的每个人又增添了一份失望和一份痛苦。在此局势之下，我尤其想到了布洛赫医生。这位在林茨被称作“穷人的医生”的老好人，通过希特勒以前的年级主任，休谟教授，给我捎来一封信，他在信中恳请我帮他在元首面前求情，希望希特勒念在他给克拉拉夫人看过病的份上，不要派人来骚扰他。我认为这种要求显然毫不过分。回想当初在维也纳的时候，我和阿道夫就经常针对犹太人问题发生争执，因为在这件事情上，我不敢苟同他的一些基本观点。我记得有一次，我很无辜的给他引见了一名犹太记者，他当时就跟我翻了脸。然而我相信对于布洛赫医生，希特勒还是会讲点情面的。虽然我与这位老先生素未谋面，但我还是立马给帝国总理府写了一封陈情书，其中还附上了布洛赫医生给我的来信。几星期后，我从马丁•鲍曼那里收到了答复，他严令禁止我以后再与他人求情；至于布洛赫，他同样会按照对待其他犹太人的方法去处理；他还声称这是元首的明确指示。我并不知道希特勒究竟有没有亲自看到我的请求，至少布洛赫医生还是继续过上了相安无事的生活。然而我的担忧并未因此而减轻。令我最受打击的是，我已然失去了和希特勒面对面沟通的机会，并且随着战争的持续，这种可能性只会变得越来越渺茫。

　　一切尘埃落定；我们输掉了战争。1945年5月，在那段令人惶恐不安的日子里，我惊愕的听见收音机里传出的消息，德意志帝国战败，一场烧遍整个欧洲大陆的战火终于被扑灭。《黎恩济》的结束场景立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护民官葬身于宫殿的大火中。

　　……人民还是抛弃了我，
　　尽管他们成就了我的美名，
　　每一个朋友都抛弃了我，
　　虽然他们曾带给了我幸运。

　　即使在1945年战争结束以后，我也一直没有参与任何政治事务，因为从本质上说，我只能算一个非政治人士。但无论面对多大的外界压力，我都从来没否认过我与阿道夫•希特勒的朋友关系。

　　我在这方面的最大担忧是以前我保存的那些关于希特勒的纸质物件。我无论如何也要把他们保存起来，留给子孙后代。几年前，我就已经将这些信件，明信片，还有素描用玻璃纸封装了起来。现在我又把它们装进了一个坚固的小皮箱里；我把箱子提到埃费丁住所的拱形地下室，然后撬开了地上的几匹砖头，挖了个深坑把它埋了进去。整件事情我做得极其谨慎，生怕留下任何痕迹。幸好我的行动采取得及时，因为第二天我就被美国人逮捕，随后在臭名昭著的格拉森巴赫拘留营吃了十六个月的牢饭。当然，在我离开这段时间，他们在我家里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但始终徒劳无获。最后，我于1947年4月8日被释放。

　　起初我经常被他们叫去审问，先是在埃费丁，之后又是在格蒙登。其审问内容都几乎无异；比如：

　　“你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一个朋友，是吧？”
　　“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1904年。”
　　“你这是什么意思？当时他还只是个无名小卒。”
　　“是啊，但我的确是他朋友。”
　　“他还什么都不是，你怎么会跟他交朋友？”
　　一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曾经这样问我：“你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朋友，你从他那儿捞到了什么好处？”
　　“什么也没有。”
　　“但你自己承认过你是他的朋友啊，他给过你钱吗？”
　　“没有。”
　　“食物呢？”
　　“没有。”
　　“他给你介绍过美女吗？”
　　“也没有。”
　　“他后来接见过你吗？”
　　“接见过。”
　　“你经常见他吗？”
　　“只是偶尔。”
　　“你用什么办法见到他的？”
　　“我就是直接去找他。”
　　“这么说当时你跟他隔得很近，是吗？”
　　“是，很近。”
　　“单独的吗？”
　　“是。”
　　“没有任何警卫在场吗？”
　　“没有。”
　　“那你本来可以杀了他，是吧？”
　　“确实。”
　　“那你为什么没有杀他？”
　　“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