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杨林 于 2010-8-4 08:49 编辑
(三十) 开始写字就好,我们的弘一法师一旦决定做什么事情,总会全力以赴,绝不会半途而废。但长时间没有进行专业训练,字写的自己都不太满意,故而在给许幻园的信中说:“倾为仁者作小联,久不学书,腕弱无力,不值方家一哂也。演音拟请仓石、梅庵各书一幅,以补草庵之壁,大小横直不限,能二幅配合相等尤善。仁者有暇,奉访二老人为述贫衲之意。文句另写奉,能以是书,尤所深愿。”仓石就是吴仓石吴昌硕(1844——1927),梅庵就是清道人李瑞清(1867——1920),这两个人是清末民初上海滩上的两大书法重镇,虽然清道人身后学术余波随弟子胡小石、张大千、吕凤子的驾鹤西去逐渐式微,但在那时的社会声誉绝不在吴昌硕之下。吴昌硕在前清仅中过秀才,以后给人做过幕僚,但大部分时间用在了诗词金石书画方面。53岁那年忽发少年狂,买过一个安东县令的缺,可一个月下来就感觉不胜其烦,主动丢官卸印,逃离任所一走了之。因为既没有伸展政治抱负,也没有搜刮到民脂民膏,所以他的朋友任伯年为他画了一幅全身着官服的肖像,题款为《酸寒尉像》,以示嘲讽揶揄。吴昌硕一点也不生气,认为肖像传神极了,是他一个月县令的最大收获。他自己还美滋滋的刻了一方印:“一月安东令”。而李瑞清在前清中过进士,官至二品,任过江宁布政使、提学使,是两江师范学堂(现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的创始人,首任监督,即校长。以“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为校训,倡导“俭朴、勤奋、诚笃”的校风,主张中西融会,古今贯通,“匡时而振俗”。李瑞清的治学之道,开中国近代大学良好操行品风之先。辛亥革命后,李瑞清不侍新政,散尽钱财,两袖清风,在沪宁两地鬻书为生。直到1914年,原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改建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重新开学,李叔同被聘兼任该校图画、音乐教师。李叔同当然知道李瑞清与这所学校的关系,也知道李瑞清在当时书坛的地位。身份有时就是影响力,何况李瑞清本身具备真才实学。
其时中国的晚清遗老多半聚集于沪上,大概有事往租界里跑方便些。他们往来于沪、杭、宁之间,正好与李叔同出家前后的活动轨迹相一致,因此李叔同应该不乏与这些人有些直接或间接交往。其中沈曾植、康有为、曾熙、李瑞清、郑孝胥这些人,除了遗老的身份外,都是书法名家。这些人对于李叔同早期书法风格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出家后的弘一对于雄强的北碑书风依旧情有独钟,但似乎又不太满足于毛笔模仿北碑刻石的那种刀斫斧凿,表现在信札、题款一类的行草书中,开始有靠近另一种碑派写法的迹象,那就是以沈曾植、康有为为代表的去金石模仿痕迹的直书派。同是写碑,以康有为为首的这帮人只保留碑派书法的内在雄浑之气,不做形式笔画的过度修饰,大家从个人的本性出发,利用毛笔固有的书写表现特点直抒胸臆。从艺术的本质出发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在书法这种有着严格规定性的艺术形式上,这种革命性的行为一定会遭到非议,因为这有点非驴非马了。事实上,沈曾植、康有为等人的书法,直到现在也是仅被很有限的一部分专业人士理解的东西。以帖学书法造诣自负的海上名家潘伯鹰先生就对康有为书法一百个不理解,称其“如同乱草绳一路翻滚”,可见其厌恶程度。现在很多人摄于康有为的名气太大,不敢说他不好,明明看不懂,就采用隔山打牛的拳法,拿当年康有为考试卷子写的馆阁体说事,以此证明此人的楷书根基是如何的好。这就像说爱迪生发明留声机与他小时候曾亲自孵过鸡蛋有直接关系一样,可你到底也不知道留声机原理的妙处。
李叔同当时未必就领会到沈曾植、康有为书法的妙处,这不奇怪的,因为这种书写太雷人、太另类、太不合传统的儒雅标准了,何况康夫子写字从来不加思考,放笔挥毫,痛快淋漓,一气呵成,绝没有写坏这一说,谬种流传也实属正常。这种创作态度肯定不太容易为李叔同接受,他那受过西式绘画造型训练的艺术思维,天生又是一种对待任何事物都很严谨的性格,都会使他很难完全接受这种看似非常随意的书写。而沈曾植的那种极富个性的奇崛高古甚至诡异,估计他也是一时难以看懂。两大碑学主流之外的帖学书法,人才似乎已经绝种,全社会根本就找不到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时代而不是任何人没有商量的就为二王父子一千多年的书法生命敲响了丧钟。因此李叔同在决定重操翰墨的时候,可能歧路徘徊费尽踌躇,而后选择了吴昌硕、李瑞清两个人的书法作为参照,这种矛盾的心态促使他要求许幻园将他们的书法最好搞成同样规格的大小,这是上面那封信中的一个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