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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1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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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从鬼才说到批评
本帖最后由 杨林 于 2011-6-4 05:31 编辑
发一篇旧文,刚入不惑之年所作,年龄虽然已是不惑,头脑却是稀里糊涂,圣人之言不可全信,此篇文字便是明证,俺也不去多做修改,权当立此存照。这样说,也不是表示我现在有多清醒,如果是清醒的话,就不会拿这种文字出来现眼了。完全是因为半醉汉老兄近来篆刻情绪高涨之故,想起以前写过篆刻的两篇小文,先拿出一片,目的是介绍一下方寸之地的另一番艺术风情,此一种特殊的艺术手段,唯有吾国形成了荦荦大观,真是不可思议。另有一篇看诸位的兴趣,考虑是否再发。
从“鬼才”说到“批评”
看过《篆刻批评》第十三、十四期对石开先生的几篇批评文章,又读到第十五期石开先生《自我批评后的感想》一文,我也有些感受感想:首先是石开先生第一次公开表示他不愿当“鬼才”,也不愿被人称“鬼才”,并严词拒绝对他的印作有“鬼气”的评价,怒容可掬,使我忍俊不禁;其次是对他行文至最后“印人寂寞,今古皆然”的感慨不以为然。石先生一面正享受着当代最受推崇中年篆刻家榜首(问卷调查支持率与王镛相同)的殊荣,一面又大唱寂寞高调,是否真有点“做秀”之嫌也未可知?如果不是,为何听了几句简直就是“外行”与“幼稚”的评论之后,忽然就近乎愤怒起来?我不大能理解;再次,石开先生对自己的艺术追求所进行的一番阐释,使我增加了一些对当代篆刻创作与批评的疑惑。惑而不求其解,非学习之道,就此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以便质之高明。
以文人画为中心的中国艺术思想大概是需要一些“气”的,千年认同的“气韵生动”便是“气”字当先。具体起来便有了“文气”、“俗气”、“清气”、“浊气”、“大气”、“小气”、“正气”、“邪气”,“浑厚气”、 “恶俗气”、“富贵气”、“穷酸气”等等之分。说到“鬼气”,我想也大可不必为之色变。为艺之道光有“人气”、“神气”是不够的,总得有些不明之气,叫人难以捉摸才好。印章中刻出“鬼魅气”、“妖艳气”未必就比刻出“神圣气”、“仙道气”来得容易,也难说艺术价值孰高孰低,其实这里面本来就神鬼难分,或许这也是所谓艺术魅力的所在。朱京生先生在论及石开篆刻时,写到“为艺万不可有鬼气。凡气有正邪、刚柔、大小、清浊之分,鬼气与‘妖邪’之气近,在不取之列,不可不慎”。俨然一副驱鬼避邪画符仗剑的老道口气,还颇有些领导或权威人士对属下、晚辈进行教训、劝诫的口吻。这种不容置疑就下结论的批评方式似乎已成了书法篆刻界当下的普遍风气,说着不觉惭愧,读来却令人生厌。同时文中写到:“朋友间闲聊,常会提到石开为人处事中的一些‘狡猾’与‘机心’,笔者与其虽素昧平生,但因约稿而仅有的两次通话,也给我同感,他确实有点‘鬼’”。听听,仅仅两次电话就能见“鬼”,不知朱先生是何等“异人”。以往印象中,朱先生一向为文谨慎,此文论人、论艺为何如此轻率?令人无法接受。依我看,这不说是人身攻击,也是明摆着恶语伤人。哪里像是艺术批评?这种话在学术批评中才应是“不取之列,不可不慎”。当然,如果朱先生真的是发现了判别人、鬼、神的不二标准,我或许会感觉言之成理,欣然接受。但文中并没有指出石开为人和为艺的“鬼”具体在哪里,更不用谈这之间有什么联系了,纯是子虚乌有的“活见鬼”,令我十分失望。
连最讨厌牛鬼蛇神的毛泽东都非常欣赏的唐代诗人李贺,其诗作幽深奇谲,想象力丰富,被后世公认为“鬼才”,“东家娇娘求对值,浓笑书空作唐字。眼大心雄知所以,莫忘作歌人姓李。”这是李长吉所做《唐儿歌》的最后四句,随便翻到的,不知所云。黎简语:“论长吉每道是鬼才,而其为仙语,乃李白所不及,九州二句妙有千古。”诗作的怪异超常,李贺似乎可作为一个极端判例,鬼才道出仙语,诗仙亦有所不及。依此参照,我看石开这十年来的印作中根本是完全没有了鬼气,即使翻开十年前的那本《石开印存》,我也感觉连个鬼影也不见了。这不知是不是石开所说的,因了“时间距离”而产生的结果,因为当年看石开的印作确实异乎常人,奇特高深,令人震惊讶异,非常魅人。现在看这本印集,我对里面过去即中意的那些印章,也是依旧钟情,不认为其情致美感稍减,但隐约有些若有所失,或许是没了初见时的意外和神秘?我想石开不愿听“鬼气”二字,是由于鬼容易使人联想到阴森、恐怖的墓穴、地狱,与苦难、灾害、不幸有关。笔者是个唯物主义者,认为在艺术中所谓的“鬼气”是其神秘、诡谲不可名状的一种审美感受,这当然来自于人类精神文明的发端祭祀文化,因此大可用来论篆刻。如说“鬼斧神工”、“神出鬼没”什么的,大概任何为艺之人都不会拒绝吧。艺术作品如真能达到“惊天地,泣鬼神”的程度,那才是艺术家梦寐以求的,有点“鬼气”又有什么可怕。如果艺术中只有“正气”、“刚气”、“大气”或只剩下一片“神圣气”时那才有点不妙,只有一种单一的“气”会令艺术生命窒息的,这是简单辩证法和常识。无论如何,石开印作其独特之处是有目共睹的,以往的秦汉玺印、明清流派都无此手法,别人也很难模仿,他的卓然不俗也正在此。凭此,我们就不能急于简单地下好坏的结论。
石开近些年的印章确实如其所言,是在追求“一种自在的懒散”,我想称之为“闲适”更为恰当。“闲适之气”是晚唐以来中国传统文人画所共有的气息,即便愤世嫉俗如徐渭、八大的作品也是如此。这股气还影响到西方的现代艺术,毕加索、马蒂斯、米罗、莫兰迪乃至凡高的很多画中都有这种气息。我从石开近年印作中类似于大狐狸尾巴的篆刻线条中,既看到了野性摇曳的风情,也找到了些与闲适飘逸相关的消息,但总的来说他是不断地走向平实、精致、典雅的印风。他在配篆选字、印面经营上有意创造着个人的风格模式,同时又不断在古代的经典印玺中汲取养料,还多少有点正经的庄肃。我个人对他放弃了造险作怪以及在白文印中过分弱化线条刚性的做法是不赞成的。他所言的“调皮”及“恶作剧”多体现在印文的俚词俗语内,而在印面处理上则少见了调侃与机智。但这也并不能构成对其求全责备的理由,毕竟艺术家可以偏执一端,而批评则要全面着眼。不过我想,悠闲的情调在相对窄小纯化的篆刻语言中,也当不只是一种节拍。
美与“病态”虽不能说有着必然的联系,但可以肯定不是对立的。且不用说我们文学作品中的西施、林黛玉,西方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的雕塑、绘画作品,即使我们已经看得习惯成自然的传统中国文人画,在很多西方人眼中竟全然是“病态”的山和“病态”的树,可是没有人说不美。傅其伦先生把石开“或龟或鹤”一方印中两个“或”字说成是一对软兮兮的双胞胎,意即怪胎。说者存贬意,受者不高兴。这似乎就有点失了学术批评的起码水准,虽说比喻永远不是事实,可也不能忘了要贴切。这如果换在当代美术评论的语境中,不管是“软兮兮”还是“硬梆梆”的双胞胎、三胞胎都很正常,不存褒贬。问题出在这里论者是用来指责、贬低创作者的,这就在艺术商数上大打了折扣。“健壮的”与“病态的”并不能作为评判艺术品好坏的标准,我们告别那个红光满面的虚胖时代才多久?我们的评论者还存在这种理性误区,这实在是篆刻批评的真正悲哀。
回头再说说我对石开先生近几年在篆刻上新探索的看法。说心里话,我并不认为他近几年所努力打造的篆刻新语言有多么完美。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已找到了一座小岛,正用心地进行着耕耘,但最佳的语言领地看来还需继续开垦。是的,他正在努力超越以往,他甚至抛弃了一些极为成熟的表现方式和手段,选择了一条并不太宽的路向前开掘。这既有难度,并且要冒风险,特别是对作为吃这碗饭的职业篆刻家的他来说,有明显自讨苦吃的倾向,常人难以理解。但也正因如此,使我增加了对他的钦佩。当代印坛常有人拿韩天衡、王镛、石开三人做比较,三人的共同之处是都有深厚的古典印学修养,并且兼擅书法、绘画。在篆刻界,韩天衡是新时期印风最早扯起的一面旗帜,从者如云。王镛则是靠厚积薄发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古典主义开拓者和成功的实践者。石开先生在印坛甫一出现,就给人一种异端的另类感觉,但现在这种感觉已在人们的熟视中渐渐淡化,这自然是缺少了更新鲜的变化和更强烈刺激的结果。我不同意陈兆育先生所言的与年龄有关的观点,我更相信是石开的无为——有意舍弃。本来石开是三人中最敢走向边缘的印家,但在边缘探索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职业篆刻家的慎重当可理解。虽然石开现在仍对现代形式感兴趣,但这是一种 “伪现代”的传统转化模式,古典美学思想始终主宰着他的创作走向。这一点上,一直保持先锋取向并深谙传统的陈国斌可与之作相互参照。这次石开先生能够在媒体上坦诚亮相,接受批评检验,说明他自信勇敢。这本来应该对推动篆刻批评健康发展是件好事,只可惜碰到的批评多属江湖郎中乱开药方,胡点穴位,便给作者平添了一些“无端的烦恼”。我想,对于艺术家来说,化解烦恼与承受寂寞同样重要。至于如何化解,学习白石老人好榜样, “人骂我,我亦骂人。” 大概是个不错的选择;“逢人耻听说荆关,宗派夸能却汗颜。”亦不妨借鉴借鉴。
2001年2月26日于觉远楼 杨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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