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回应泽雄君异议“钱钟书小心”说

李劼

“钱钟书著书立说，与其当年写作《围城》时尽情尽意的嘻笑怒骂截然相反，小心得不能再小心，就连书名都以《管锥篇》自谦，一句大话都不敢说。”7 @( w; i$ `5 T6 D
——先求个小疵。钱钟书给书命名时的本分低调（倒未必是自谦），是一以贯之的，哪怕他在美国“著书立说”，这份老派学人的自重，也不会轻易改变。我发现，除了年轻时写过一篇《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标题涉嫌托大（主要是戏谑）外，钱氏标题始终不以说“大话”为特色。《谈艺录》《旧文四篇》《七缀集》及最早的《石语》，与《管锥编》相比，风格上一脉相承，根本谈不上“小心得不能再小心”。再则，“管锥编”语出庄子《秋水》篇，“用管窥天，用锥指地”八字里，还是不乏豪迈之气的。若是把它释读成“管窥蠡测”之类，恐有误读。同理，“围城”及那部不幸遗失的小说“百合心”，命名方式上也照例与“大胆”无关。－－周泽雄

泽雄君此番感想，从字面上无可挑剔。只是拙文的着眼处，并不在于对钱氏的学问有所褒贬。所谓小心得不能再小心，有如下二层意思。一层是，钱氏在专制文化的淫威之下，完全丧失招架之力。钱氏说不出陈寅恪坦然道出的那个不字。这除了钱氏的气度不及陈氏，还有在学识上的小家子气。钱氏著述，旁证博引，却很少道出一眼透底的见识。不说别的例子，仅举陈氏有关“东晋王导功业”一文，便是钱氏再博学也无以企及的。这是有思想的学者，和仅止于学问的学者之间的区别。这与”老派学人的自重“，并没有什么关系。真要说自重，得了庄子真谛的施蛰存先生，倒是个自重的范例。能够在一次次政治灾难里，得以自保，那样的功力，很难以自重加誉之。

其次，钱氏在《围城》里的刻薄，是相当放肆的。也可说是汪洋恣肆。相比之下，钱氏做了毛时代的学问家，却是如履薄冰。用小心得不能再小心形容，并不为过。与钱氏有近距离接触的学人，私底下对我讲述过一些细节。那些细节，在钱氏的著述中是不会述及的，也许仅存于钱氏的处世和为人之中。因此，读书与读人就很难分开了。

记得施蛰存先生说过钱氏的《围城》刻薄。与此相应，胡河清曾在论述钱氏时，特意指出钱氏的无锡籍贯。钱氏读了之后，特意给胡河清写了回信，说胡“迫寇入巢”。彼此虽然都是点到为止，但其间的过招，却也是一目了然的。钱氏的回应，在于胡指出籍贯的潜台词：所谓刁无锡，恶常州，苏空头那三句俗话中的刁无锡也。胡河清私底下对我点破过这个意思。施先生说的刻薄，胡河清暗示的那个刁字，多多少少是切中钱氏的世事洞明和人情炼达之钱氏特色的。或许正因如此，钱氏才会那么认真地给胡河清写了回信。这就很难形容说，那是自重的钱氏，给不自重的晚辈，表示友好。至于钱氏之刁，施蛰存的回忆也可提供一个佐证。诗人王辛笛请钱氏和施氏吃晚，晚后送给他们一本王氏的诗集。钱、施二位出门之后，钱指着诗集上所印的一只手，对施说，王辛笛一只手在写诗，另一只手在干什么？此话乃暗示王在银行做事的商人身份。且不说经商在如今已经成为光荣，就算是那个时代，王辛笛一边经商，一面写诗，也总比后来的钱氏一面做学问，一面不得不把那个学术顶戴给托得牢牢的，要强一些。由此也可见，钱氏之刁还有另一面的意思：在黑暗透顶的专制年代里，也正是这样的无锡风格，使其得以在夹缝里求得了生存之地。

以钱氏在学问上的格局和为人处世的无锡风格，即便其“管锥”一词，确实是借用了庄子的意思，但也未必具有庄子的豪气。因为庄子敢于舍弃的，钱氏不敢舍弃。庄子不屑一顾的，钱氏不敢不屑为之。正如钱氏写不出陈寅恪论述东晋王导那么透彻、那么极具洞见力的文章，钱氏也没有庄子的潇洒和庄子的气度。所以，同样的措辞，在不同的人笔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如此论说，并非将钱氏贬得一钱不值。钱氏在学问上还是很”值钱“的。这里想要指出的只是，就学识而言，仅有学问是不够的。知识有时可以成为力量，有时也会成为累赘，假如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作底的话。至于读书，也不能读到字面为止。且不说文字后面的潜台词是如何的丰富，即使是文字无以抵达的不言之意，也是不能不关注到的。再说，钱氏成为学术偶像，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有个知识贫瘠的年代作前提。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学问越来越变成了生存的手段，而不再是存在的需求。所谓的自重，也就只能是各自保重了。

其实，人类迄今为止的知识，有百分之五十是作废的（由此证明了人类是在错误中获得所谓的进步的）。可能有百分之四十是有争议的，只有大概百分之十左右，是有价值的。中国人的悲哀在于，几千年来，总是在百分之五十的作废知识里打转。而百分之四十的争议性知识，又是不许探讨的。至于百分之十的有价值知识，则是从来不去理会的。由此，也可以想见陈寅恪和钱钟书的区别，他们分别存在于哪个百分比里。学人的自重当然是需要的，但问题在于，重心在哪里。

上述观点，欢迎讨论。对于泽雄君的回贴，也在此一并谢过。

金秋

又一场高水平的掐架就要开始了。

老木匠

『散文天下』钱钟书：被神话的“国学大师”


作者：葛红兵 提交日期：2007-10-17 11:02:00  

　　钱钟书：被神话的“国学大师”
　　——葛红兵、刘川鄂、邓一光三人对话之二
　　
　　
　　
　　葛红兵：钱钟书是一个横贯了现代和当代的学者、文学家。目前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什么“20世纪最伟大的学者”、“文化昆仑”，还有人创立了什么钱学。钱钟书也成了一尊神。他是通过学问而成神的绝少的几个人之一。评论一个文学家要看他在审美创造上对时代有没有独特的贡献，他有没有对一种语言的文学创作贡献出独特的什么图式。评论一个学者，则要看他在思想上对时代有没有做出独特的体系性的解释。从这个角度上讲，不论是对一个文学家还对一个思想家要求都是很高的。我想侧重于从思想角度来谈谈作为一个学者的钱钟书。学者有两类。一类是知识者，就是继承了人类以前的知识，然后传播知识，他自己虽丰富了知识大厦但没有奠定新的大厦。另一类，对世界有独特的解释体系，他们系统性地思考这个世界的始源问题，提出一种独特的、体系性的学说，因而称为建构性的思想家。钱钟书属于前者，他是知识大厦里的梳理人，又是一个传承人，但他没有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样一个人物在中国当代获得了这样高的地位和评价，从正面讲我们可以肯定钱在知识上所达到的成就，但从反面讲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荒芜。20世纪中国思想史没有对世界思想史，甚至中国思想史构成新的冲击，没有可以鼎足独立的人支撑起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大厦。在这种情况下，钱钟书的被高评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悲哀。
　　
　　刘川鄂：有一句老话叫：八十年代出思想，九十年代出学问。钱钟书正是20世纪90年代被发掘出来的。此前他也很有名气，但他真正获得这么高的地位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是启蒙话语年代，像钱钟书这种学者型的人物大家不大注意。20世纪90年代，一是因为电视剧《围城》使作为文学家的钱钟书的知名度提高了，但另一方面主要是知识界、读书界给了钱钟书如此多的高评价。这些高评价表明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思想立场的某种放弃。因为20世纪90年代不光是钱钟书，还有吴宓、陈寅恪这样学者型的文人成了议论中心，兴奋点，这跟20世纪80年代有很大的区别。他们的那种学问跟日常世俗生活相隔得比较远，跟知识分子对社会的直接的批判也相隔较远。所以我觉得有两种文人：一种是思想型的文人，一种是学者型的文人。钱钟书是属于后者的。
　　
　　邓一光：我对钱钟书读得不多，只读过《围城》、《谈艺录》、《管锥编》和少量随笔。我的老师非常推崇《谈艺录》，开过专题课，后来的作业也是它，但我觉得它就是梳理，很精制，没有把它当大师的作品来读。他的《围城》给我带来了阅读的快乐，我甚至觉得它和我后来读到的王小波的作品有相近之处，他对知识分子的形象化写照和理性批判在文学上是一个高度，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政治强权体系、根深蒂固的儒学思想土壤、社会变化动荡不已的国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接受过西方文明思想和生活方式的知识分子，他们与当下时代无法融合，他们难以突破自身的狭隘性，在钱钟书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读这部书的时候很早，是上高中的时候，它让我有一种怀疑，对知识分子的怀疑。
　　
　　刘：作为一个作家钱钟书的东西并不多，一个短篇集一个散文集一个长篇。但他的写作态度我很欣赏。他散文的题目叫《写在人生边上》，甘居一个边缘人的角色。他的作品中没有很多浮躁的东西，没有那些外在的意识强加的东西，纯粹是作为一个写作的爱好者，他并没有意地把文学创作当成自己终身的职业，而是一种乐趣，所以他写起来非常从容，把他自己的智慧全部融入进去。而且他的《围城》在表现知识分子方面很独到。如果说鲁迅表现了中国农民的灵魂，张家玲表现了中国三四十年代都市男女的灵魂；钱钟书则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真相。当然这里的知识分子不是全部知识分子，而是那些比较卑微、自私、小聪明的知识分子。
　　
　　葛：从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讲，他在知识分子题材方面是有开拓，对知识分子的表现他是深刻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知识分子很少反思自身的立场和劣根性，钱钟书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他开始反思知识分子自身。《围城》在艺术上了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成就。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长河来说，钱钟书在文学的领域里可能还不能算一个大师――从量上讲他的创作不多，从质上讲，他毕竟没有创造一种独特的审美图式。今天我们把钱钟书看作一个大师主要是从学者的角度来讲。钱钟书身上附带了一个新人文神话。第一个是埋头读书的神话，他如何“一心只读圣贤书”，如何博闻广记；第二个是反流俗和虚名的神话，他如何“两耳不闻窗外事”，别人请他去开会，政府请他出席国宴，他如何拒绝参加等等。
　　
　　钱钟书自己给自己造了这种神话，把自己搞成了一个埋头读书、同体制、同大众决裂的“学者典范”。这种神话本身我觉得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不会隐瞒他对时代的看法，他不会对这个现实的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不公、不平无动于衷，他不会对这个世界中丑陋的不合人性的东西视而不见，他不可能是鸵鸟，他对时代包含热爱，对不公愤愤不平，对美好的止不住赞美。
　　
　　想一想钱钟书在文革中做了什么？萨特说过：“在黑暗的时代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钱钟书，他反抗了吗？他躲在锅炉边看他的书――这是一种乌龟哲学。许多人在这个哲学里苟活，还以为自己伟大。
　　
　　刘：中国知识分子参予社会无力，同流合污不甘，这就是钱钟书人格上的意义。
　　
　　葛：钱钟书给自己造出来的学者神话对当代学人不媚俗、不媚上，专心学术的精神的培养有一定意义，可能绝大多数人看到的钱钟书也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这个神话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也是一种麻痹。躲在故纸堆里生活，对时代沉默不是“龟缩哲学”吗？《写在人生边上》、《围城》都是很有体悟的，说明他对生活有敏锐的一面，但是解放后他为什么就失去了这些？他不关心这个时代吗?不，他关心这个时代，但他为什么不讲呢?肯定是有某种软弱的方面在主导他，文革吓破了他的胆子，这时他就过分强调他作为学者的一面，故意装作“两耳不闻窗外事”，这是他可悲的一方面。如果我们思考他强调自己埋头读书是想掩饰什么的话，那么钱钟书这个世纪的人文神话不像一开始我们所认识的那么高尚、伟大。在世纪之交人文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是什么，是写一部《管锥编》?是去研究钱学吗?我觉得这不是知识分子真正的出路，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他关注这个时代，但不向这个时代发言，他对这个时代一切都保持沉默，那么他能做什么样的学问？这很可疑。
　　
　　刘：我觉得钱钟书这个神话主要不是他自己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病态的精神所致。20世纪90年代思想界的疲软，知识分子批评立场的放弃，启蒙精神的弱化都使钱钟书成了一个热门人物。“钱钟书热”是我们时代精神病态的一种体现。今天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其实有了更多的话语空间，也有更多亟待讨论的问题。如果把钱钟书神化，会有误导的可能，而这种误导往往是有的人所欢迎的。
　　
　　葛：是的，比之于尼采、萨特、海德格尔，一百个钱钟书又能算什么？
　　
　　刘：回想中国历史上，思想最禁锢的年代往往是“学问”做得最出色的年代。这是知识分子一种放弃，转移的结果。所谓“康乾盛世”，清朝的考据学的兴盛都和知识分子放弃社会参予有关。这也是我们悲哀的一面。知识分子成了听话的、传话的工具，不仅出不了思想家，其实也出不了真正的学问家。这与整个社会政治体制、教育体制都有关。所以“钱钟书热”也是对新中国近50年的教育史、学术史的一个讽刺。
　　
　　邓：就我的阅读范围，特别是到了当代以后，涉及到中国泛知识分子这个领域的文学读本只有贾平凹的《废都》较有意思。当然贾平凹的《废都》涉及的是文化人，不是知识分子。这两者有相通之处，就是他们有相当多的精神生活层面、文化生活层面以及边缘性姿态，承担着现实和精神上的双向压力和突围。《废都》把文化和文化人的终结归结到一个时代的终结上，写出了文化和文化人的无奈、颓废、堕落、消极和变异，面对文学，面对文化，更进一步面对知识阶层，只有妓女把肉体和崇敬一起奉献到祭坛上，这是极具批判意识的。物质化时代是一个新的革命时代，革命的对象之一是传统的文化和文化人，它们和他们必须接受身份和立场的改头换面，文化和文化人成了一个时代演变的标志。而《围城》的解剖在现代，它是对知识分子自身进行解剖，而且解剖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不是大动肝火，是把人物放在抗战的大后方，放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里进行那种聪明、幽默的小表演。我们对这种表演真的是无话可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哈哈镜，不是寓言，而是我们自己，我们能有什么话可说呢？
　　
　　刘：作为知识分子我深感矛盾。一方面深感中国需要优秀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发言，另一方面又痛感知识分子的弱点。像《围城》里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批判读起来很痛快，但从另一方面又感到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正面表现知识分子价值的文学作品是非常少的，我们没有浮士德式的探寻理性精神的原型人物，也没有罗亭式的理想守望者。我们看到的尽是对知识分子的嘲讽，尤其是现在的电视屏幕上，知识分子都是带着眼镜，除了懂一点专业技术外其它方面都是白痴的那种卑琐的形象。
　　
　　邓：这种形象常进入小品。小品是根本不对文化进行理性认识的大众进行娱乐消遣的方式。知识分子在这里面形象都是木讷、可笑、自私、卑微的，从形象到语言都是很糟糕的，这是非常可悲的。
　　
　　刘：由《围城》我产生了一种联想。中国文学里知识分子价值和力量得不到充分的展示，一种理想化的现代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精神风貌，他们对社会的人格影响未得到充分注意。49年以后“启蒙者被启蒙”，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是社会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是一种社会的批判者的角色，可却要么成为一个听话的人，要么成为一个被改造的人，这是知识分子一代又一代的悲哀。
　　
　　葛：钱钟书本身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起到了一个诱导的作用。我希望有人能写一部中国《浮士德》。
　　
　　邓：从泛文化的角度来讲，并不是没有。从屈原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有大量的类似形象出现，一直到10年前的海子，他们始终在做着面对世界和心灵的拷问，与现实保持着一种对抗，可是它们都是以同时终结自己的思考和肉体这种方式来进行对抗的，不行就死掉，并没有人站出来解释这种行为的合理性，行动者和行动的解释者都在放弃，这就是我们没有浮士德的原因。
　　
　　刘：你的这种认识对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杀现象有一种警醒的作用。
　　
　　邓：从个体行为来说，那的确是一种优秀的人才能做出的选择，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思想和肉体立场的坚守永远都会是一个无法摆脱的命题，放弃了就是妥协。
　　
　　

周泽雄

先谢过学兄。
我原来只是就事论事，读李劼兄大帖，蓦然发现，我得重新面对一个如何全面评价钱钟书学问人品的庞大话题了。这话题，我既不堪其重，平心而论，在原来的真名也曾码过数十来帖，自忖已经说不出别的新意来了。——好在，几天前听大兴兄提到，李劼兄手头正好有别的事要做，为避免耽误学兄时间（顺便也让自己轻松一下），我不妨借机偷懒，有多少感，说多少话。
这会儿，先聊聊“刻薄”。“刁无锡，恶常州”云云，钱钟书先生是否在乎，且存而不论，且说我个人历来有个小见：对文人而言，刻薄是才华的显著标志。在世俗的标签里，刻薄总是带有贬义的，但在大文人一行里，一个人的刻薄能力，往往与他的实际成就成正比，而非反比。在我看来，李劼兄的大作，也不乏“刻薄”之处。当我这么说的时候，苍天在上，心里没有一丝讽嘲之意，只有尊重。
刻薄不能成就一位文人，如果他只有刻薄的话，但刻薄作为一门嫉恶如仇的艺术，则非常值得学习和赏鉴。刻薄与深刻，经常被人视为对立物，比如指责某人“具有鲁迅的刻薄而无鲁迅的深刻”，一望就是一句安全系数很高的俏皮话。虽然在我看来，这话非常不通，因为，一个人如果当真具备鲁迅的刻薄，他多半也就具备了鲁迅的深刻。刻薄与深刻，在鲁迅那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所以，说某位作家在作品里刻薄，我是不会视为贬低的，就像说一个拳击手出拳凶狠，我同样不会视为批评。相反，我视为本色当行。
先说这些，争取明天接着聊下一个话题：我心目中的钱氏，乃何许人也。

西凤酒

我不大认同李先生的说法。作再好文章的文人，在生活里也是个人。我们不是他的邻居，他做人再怎么糟糕，也与我无涉。我看的是他的文章，文章写得好，我就喜欢。你觉得他的文章并不好，比如没深刻的个人思想，所以你不喜欢，我同意。但文人之间不用比较，钱的文章是好是坏，同陈或施无关。另外，那种特殊政治环境下，苟且一下，也应当可以理解。
再说刻薄，你最后那一段：“中国人的悲哀在于，几千年来，总是在百分之五十的作废知识里打转。而百分之四十的争议性知识，又是不许探讨的。至于百分之十的有价值知识，则是从来不去理会的。”也够刻薄的。你的文章里大段叙述钱生活中的事，不算刻薄吗？

西凤酒

周先生说的刻薄，跟李先生说的刻薄，我觉得是两回事。李指做人，周为作文。
我以前翻过《管锥编》（所谓“翻”，其实是想认真读一下，但说实话，好多文字没读明白，效果就跟翻一下没区别，希望不要认为我大言不惭。），印象里默存公专门有一段谈文人的刻薄。（第四册吧？全梁文？）
钱的意思恰恰是，做人不可刻薄，作文必须刻薄。还记得他举的一个例子，有人揶揄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他在剧本里恨死了女人，在床上还不是恩爱得要死要活？

李大兴

我曾在《“性情中人”是绝种动物吗?》一文中谈及钱先生如下：

“钱钟书先生的大才是上个世纪后半叶在中国鲜有其匹的。且不说他那其实没多少人读得懂和读完过的《管锥编》，即使平常与朋友在南沙沟家中聊天时，钱先生也是才气纵横，放情随意，倾倒众生的人物，古今中外，上天入地，亦庄亦谐，刻薄有趣。然而，钱先生好象又是一个警醒甚至谨慎的人，表达思想极其曲折，或根本就不说或不想让人读明白。留在新时代的旧知识分子，大多极关注现实政治而又噤声无语。钱先生在社科院几十年，总是温和超然，谈笑风生，要到九十年代中，才出版《槐聚诗存》隐约流露心曲，如“何时榾柮炉边坐，共拨寒灰话劫灰”。（《王辛笛寄茶》，1974年）又如“魂即真销能几剩？血难久热故应寒。独醒徒负甘同梦，长恨还缘觅短欢”。（《代拟无题七首》之七，1991年）最著名的当属那一阙沉痛的《阅世》：

阅世迁流两鬓催，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 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 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 留命桑田又一回。

秀木易摧，在世变频仍的年代，生存本能，社会本能压倒一切也是不得已的”

我以为，需以“同情之了解”看钱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处世方式，不必苛求。另外，钱先生是才子型文人，并不想当思想家、社会批判者，也无太多忧患意识，他的兴趣始终未离文学，没有其他雄心。至于身后被神化，只说明如今学人的学问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周泽雄

原帖由 西凤酒 于 2007-10-18 01:55 发表
周先生说的刻薄，跟李先生说的刻薄，我觉得是两回事。李指做人，周为作文。
我以前翻过《管锥编》（所谓“翻”，其实是想认真读一下，但说实话，好多文字没读明白，效果就跟翻一下没区别，希望不要认为我大言不惭。 ...

酒兄所言，似在《管锥编》“一九五，全梁文卷一一”里，钱钟书开篇即引简文帝《诫当阳公大心书》中的话：“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类似话头还有“机心仅可文章用，邪说毋从释老求”，“为人不可狠鸷深刻，为文不可不狠鸷深刻”。西人异曲同工之调亦有不少，如“古罗马诗家自道，或曰：‘诗人必端洁而诗句不须如此’；或曰：‘作诗与为人殊辙，吾品行庄谨而篇章佻狎’；或曰：‘吾诗邪佚而吾行方重’”等等。
李劼兄提到钱钟书“刻薄”，由《围城》入手，似有从为文批捣为人之意。而钱钟书先生还依据西人妙语，概括出两种为人，“即所谓‘作者修词成章之为人’（persona poetica）与‘作者营生处世之为人’（persona pratica）”，认为两者“未宜混为一谈”。

周泽雄

除小说外，钱钟书先生的一应文字，实质都可用他一部书名来概括：谈艺录。他早年即自称“雅喜谈艺”，这个爱好持续了一生。所谈之艺，亦有侧重，主要是诗文。钱先生学识淹博，但他对于别种艺术（如造型艺术、影视）所知有限，故行文时习惯藏拙不言。钱先生曾撰长文评论莱辛的《拉奥孔》，其中对雕塑艺术几乎未著一字；钱先生亦爱引用达·芬奇，但钱先生笔下的达·芬奇，主要是一位作者，而不是画家。对于中国书画，钱先生偶有评论赏析，但大多浅尝辄止，并不敢恋战。
一定要为《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的作者寻找一个合适的参照系，我觉得，只要我们忽视掉个性上的差异，那么，英国最伟大的批评家约翰逊博士，庶几近之。李劼兄提到的那位美国大批评家，耶鲁的布鲁姆，也差堪论之。
如果认同这一点，那么，国人对钱钟书的大量批评（包括木匠师傅转贴中那个可笑的葛博士），就不得要领了。
国人真可怜，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民族天才的时代，这导致我们经常会以急火攻心的态度，要么盲目拔高某人，要么盲目贬低某人。钱钟书作为一个文艺鉴赏家，是不可多得的，放眼当今大批评家之林，亦难找到旗鼓相当者。但是，针对钱钟书的批评，我很少看到具体的就事论事，比如推敲他的某个观点，质疑他的某个创见（最近台湾有位学者准备这么干，值得喝彩），相反，最方便的做法，就是站在某个与钱钟书毫不相干的恐怖高度，对钱钟书来一次貌似高屋建瓴的总体否定。所用语言甭管看上去何等凌厉，性质上都相当于拿乒乓球技术来否定（比如说）乔丹的篮球技术。
我很难想像，美国人会用马丁·路德·金的标准来质疑布鲁姆或海明威，法国人会因为左拉的《我控诉》，就把左拉的文学地位置诸普鲁斯特之上，德国人会拿海德格尔的哲学高度，来嘲笑托马斯·曼，或反过来，拿曼对待纳粹的态度，来寒碜海氏？——而类似的做法，我们这里却有人乐此不疲。这不，葛博士的傻话又试图响遏行云了：“比之于尼采、萨特、海德格尔，一百个钱钟书又能算什么？”他说大话时，根本不考虑起码的可比性，只是话头是否够大为标准。
异类不比，这难道不是学者的入门功夫？
大约十年前，在一篇发表在《读书》上的小文里，我曾如此感叹：“反观国内，我们不时听到的对钱钟书的一种指责居然是：他在文革期间过于韬光养晦，只满足于经营自己的《管锥编》，而没有像张志新、遇罗克那样成为思想烈士。——当然，这拨先生若生活在汉代，大概也会要求司马迁“引刀成一快”，根本不必写什么《史记》。”
再抄一段小文《批钱须知》里的话：“我发现一些批钱者最拿手的招法便是：先用完人标准罩住对方，再去批评对方没有达到这个完人——其实是非人——标准。由于不存在抽象的完人标准，一些批钱者的具体套路便成了这样：分别拿不同领域的杰出之士去一一拷问钱钟书，时而鲁迅，时而顾准、张志新，时而王国维，时而又捅冷拳头般地亮出莎士比亚来。他们一个个说得振振有词，激烈无比，尤其在举到顾准、张志新、遇罗克之类名字时，更是习惯性地露出血脉贲张的脖子，好像自己的人头刚在菜市口上滚落了一回。我只想说一句：如果你真那么慷慨高尚的话，就该先知道那句老话：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烈士’不是一个用来指责他人的标准，如果一定要用，就请自己享用。此外，鲁迅先生的格言也不该被利用为行凶的凶器，想找谁的茬就引用几句。如果你不想亵渎先生的话，诸如‘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之类格言，还是独自默诵、自警自励为妥。”

童志刚

“同情之了解”！

九船城

对于国人心目中的大师总以为是“矮个中的将军”。不知李劼先生对钱锺书大师的评价，是个士兵的议论，还是元帅的总结，亦或同辈的戏言。
在我一个平头百姓看来，李先生是“求全责备”。

李大苗

关于钱钟书，我以为，按照斯密对道德情操的判断就足可以清明了。在斯密那里，善和正义是不同的，前者以不伤害他人为本分，后者则以讨伐恶为天职。即使这样，斯密依然相信，善比正义来的更有效也更普遍。若以后人进一步认识为视点，我们则可以看到，善是自由主义的源泉和基本守则，而正义则未必。同样，善，在斯密那里，符合人的本性，而正义则不是。

如果钱钟书没有如此才华，人们似乎也就不会要求他有所正义。麻烦的是，钱钟书恰恰有着这般才华。而且，这才华并非社会赋予，也许，他也就不觉得为着这个才华向社会担当更多的责任与义务，事实上，我所见到的责难，没有一个能对此给出充分的理由。其实，一个人为着自己的才华活着，这已经很不得了了。比较而言，舍身成仁的正义，成就不过在磨刀的时光，而才华不仅是稀有的天赋，也是几十年沉淀的做就。以杜甫的忧国忧民做价值判断，李白的恣情纵逸岂不比钱钟书更懦弱、苟且或者别的什么什么么？

我以为，断不可对善做指责。善，正是缺乏刚烈，所以不能成为正义。而万分乖谬的是，所有的恶都是以正义为自己旗帜的。说的就是文革，那个时代缺乏正义么？不！缺乏的不是正义，缺乏的是善。在这个意义上，钱钟书给出的姿态，更人性也更本质，没有造作也没有雕琢。善，不是懦弱，也不是顺从，是内在的特立独行，是对恶的蔑视。

老实和尚

李大苗说得明白。

[ 本帖最后由 老实和尚 于 2007-10-18 11:43 编辑 ]

周泽雄

确实，大苗说得醒豁。
再来说说钱钟书的人品。
钱钟书去世已有十年，对他人品的质疑，他还健在时就已经出现了。考虑到钱钟书也是有组织、有单位的人，并没有置身世外桃园，他干过什么脏事丑事，应该逃不过罗织者的眼睛。但截至目前，我们看到了什么呢？钱钟书陷害过谁吗？哪怕不是主事者，而是“举手同意”这种羽量级的？我没见到。钱钟书说过一句歌颂当局者的话吗？我没见到。在那个极端恐怖的年代，除陈寅恪外，我不知道还有哪位学术界厉害人物，曾经做得像钱钟书一样牛气。假设一下葛红兵博士，他若生活在那个年代，一定会比钱钟书更加傲骨峥嵘吗？太笑话了。
关于钱钟书佚事的资料，不少我都读过，包括李劼兄可敬的亡友胡河清的文字。我发现，他们都遗漏了一个重要渠道，即在钱钟书的文字里捕捉信息。在那个毛氏印记无所不在的极权时代，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一个人的文字里，见到对毛氏的肯定乃至敬爱（更别提胡风先生的《时间开始了》），印象中还包括顾准。但试读《宋诗选注》和《管锥编》，再训练有素的文字刺客，都找不到一丝钱钟书对当道者的肯定。钱钟书给人的感觉，他仿佛完全置身于毛氏专制之外。对此，你可以视为逃避，也未尝不能视为蔑视。如果视为逃避，其实也不通得很：凭此就能逃避，为什么别人（比如我们的巴金先生）不做此选择？在那个连沉默、退场的权利都不存在的年代，钱钟书式的“逃避”，难道不是一个书生所能选择的最大抗争？我们的思维方式真是奇特，对于当年犯过浑的巴金先生，只要他后来写了《随想录》，我们不仅既往不咎，还会对他大唱赞歌（声明一下，我对此并没意见），而对于那个根本无悔可忏的人，我们却要决意追杀，把犬儒、懦夫之类骇人名字朝他扣上，浑然不觉自己持论之苛酷怪诞，这还真够让人纳闷的。
我们的民族性，偏爱那些擅长扮演正义秀的造型艺术家，而对于真正的智者，总是瞧着不顺眼。我喜欢钱钟书，和我偏爱约翰逊博士等人，并无二致，我从不把他视为“文化昆仑”，就像钱钟书本人也从来懒得搭理此类谀词。在钱钟书从事的行当里，他鹤立鸡群。而在他原本志不在此的领域里（比如是否扮演烈士，是否炮制一个西式思想体系），无论肯定他还是贬低他，都实足外行。
在那个恐怖年代，钱钟书唯一没有做到的，就是“以死抗争”。问题是，他为什么非要“以死抗争”？以不曾“以死抗争”相要挟，凭什么是一个正义的要求，而不是相反？

[ 本帖最后由 周泽雄 于 2007-10-18 13:50 编辑 ]

zoufeng_1234

高水平的对掐, 只能旁观和学习.
看到周泽雄老师提到犬儒, 因为我刚刚大致学了犬儒的来龙去脉. 忍不住要说上两句:

我认为"犬儒"在不同的环境下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能够做到犬儒已经是意义非凡了. 意味着既不做哈巴狗, 也避免了落水狗, 更没有做痛打落水狗的打手.
犬儒只是学习了犬的生存方式. 在人人苟且的世界, 还是保持了做人的尊严, 最重要的是：避免了"以死抗争"这种极端的方式。

所以我认为周泽雄老师大可不必为了钱钟书身上这顶犬儒的帽子而不快.

钱钟书给人的感觉，他仿佛完全置身于毛氏专制之外－－－－严重同感
善，不是懦弱，也不是顺从，是内在的特立独行，是对恶的蔑视－－－－大苗语录，郑重收藏。

[ 本帖最后由 zoufeng_1234 于 2007-10-18 13:19 编辑 ]

李大兴

李劼兄这些天在旅途中，刚收到他的一封电邮，从现在起大约一个多星期可能上不了网，因不能及时回复大家，让我代他略表歉意。他还简单写了几句，嘱我转贴在这里：

“我已看到了后面的跟贴，不管怎么说，弄个话题，大家聊聊，也是件趣事。至于观点如何，那自然是见仁见智。就性情而言，我可能更喜欢夏志清式的，要是他没有被宠坏的话。我是个天性不喜世故的人。之所以喜欢施蛰存，也是因为他的拒绝世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跟导师的最后分道，也是由于在世故和拒绝世故上的分岐所致。为人世故，自我保护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因为世故具有这样的功能，而将此作为生存的圭臬。”

南东

认识总是双向的，我们对一个事物的态度与认识总反映的是我们这个主体的内在欲求与形象，个人的知识素养与性情决定了我们会关注对象的哪一个方面并如何将它们表现出来。可以说认识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反思与塑造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意识到只有我们达到某种状态之后才可能接近对象的真实并将之呈现出来。

猪头猪智慧

狡猾地掺乎一下，我要是在美国，赞同李劼先生对钱钟书的评论，在国内，我认同大苗和泽雄的说法。
     除了葛红兵外，骂钱钟书最凶还的有余杰。

猪头猪智慧

余杰：漫画钱钟书──读宗璞《东藏记》   



    宗璞《东藏记》取“东躲西藏”之意，以抗战期间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人民的大爱、对日本侵略者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在这部小说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宗璞有著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修养，文字淡雅，笔墨委婉，如同一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腊梅，含情脉脉而芳香袭人。她的文字有点像刚刚去世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古雅而不失灵动，婉约而不失自然，清新而不失深厚。这样的文字在青年一代作家中已经很难看到了。

   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它在九年间培养的杰出人才甚至超过了此后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半个世纪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的总和。为什么在警报和烽火中、在饥饿和寒冷中，西南联大能够创造一个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宗璞写的是自己少女时代的一段亲身经历，她的父亲冯友兰那时正在联大任教。小说中诸多人物多可以找到生活中的原型，几乎都是学界名满天下的大师。《东藏记》以其特有的方式揭开了这个谜底：西南联大其实是抗战的第二战场，每一个教授、每一个学生都是战场上的战士。他们保存、传播和发扬著我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的命脉。只要这一命脉不断，中华就不会消亡。

   宗璞的文字里饱含了那个遥远时代的温热，然而在某些特别的片断里却暗藏著闪闪的机锋。总体风格的温婉与某些片断的锐利，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对立，让人感觉到某种“不协调”的味道。小说中有一对留洋归来的青年教授尤甲仁、姚秋尔夫妇，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他们刚刚登场的时候，“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有教授想试他们一试，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还没有说完，尤甲仁便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这时，其妻姚秋尔面有得色。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写到这里，宗璞忍不住借书中另一个人物之口发表议论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

   小说中好几处提及这对年轻的教授夫妇。本来是“春江花月夜”，突然转成了“高祖还乡”，缺乏必要的“起承转合”，总是有点突兀。杂文的笔法隐约可见──“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作者对这对夫妇的讽刺意味非常明显。小说中还写到，中文系安排尤甲仁演讲，他讲“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大段背诵莎剧和《牡丹亭》的片断。虽然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么差别。同学们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

   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略有了解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物是在影射钱钟书、杨绛夫妇。我一向不喜欢钱钟书夫妇。虽然他们学识渊博，但他们何尝对现实中的苦难和罪恶发过言？《东藏记》中说：尤甲仁素来不发表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自私。他却攻击一位批评国民政府压制舆论自由的教授说：“现在民主人权很时髦了，无怪乎以前有人说某某教授善于投机。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段话模仿钱钟书的口吻，真是惟妙惟肖。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的能够超越黑暗的现实政治吗？真的能够躲避暴虐的专制权力吗？

   钱钟书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超凡脱俗，但在“文革”时代，他还不是拼命讨好清华同学胡乔木，靠著这个以“理论权威”自居的文化弄臣的关系，讨得了一个翻译红宝书的差使，这才得以躲过浩劫。正如论者所云：“钱的淡泊名利是做给社会看的，同时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对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沉默似乎成了一种美德，一种良知。其实，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无论多大的学问家，一旦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将丧失自己的良知。”在各种学者之中，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种冷血的人物。我认为，再大的学问也提升不了他们的人格魅力。

   小说中还有一处写夫妇两人的互相吹捧，有些晚清小说的风味。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而尤甲仁说：“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著看。”钱钟书可曾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自己在《围城》里刻薄地嘲讽别人，也有人在小说中以同样的刻薄来对待他？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对夫妻看上去好像神仙眷属，夫唱妇和，好不让人羡慕。但是，我却感到疑惑：两个刻薄的人生活在一起，能够真的相爱吗？我不相信钱钟书夫妇那矫揉造作的“爱情”。刻薄是人类最恶劣的品质之一，刻薄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不去爱他人，也得不到爱。后来，在“文革”之中，钱钟书夫妇与林非一家为著邻里纠纷大打出手，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此次争斗，后来双方均写文章大肆攻击对方，而在我看来，他们并无好坏是非之分。人必自辱，然后他人辱之。与其他许许多多深陷于苦难之中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都值得怜悯和同情。而于广大“钱迷”来说，听到这个事件，简直就如同经历了一个神话破灭的过程。其实，知识的渊博与人品的崇高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必迷信那些学问家的神话了。

    钱钟书去世之后，媒体广为报道，若干位高权重的人物还亲自打电话给杨绛表示慰问。由此可见，钱氏在当政者心目中乃是“国师”的地位。联想起最近李慎之先生的逝世，却是另外一番情景。李慎之先生是一位终身关怀民族前途命运、毕生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家，他从来不忌讳对现实进行尖锐的批判。李老去世之后将近一个月，新华社才发表了一个廖廖几行、不冷不热的消息。正像我的朋友徐晋如所说的那样：“李先生逝世后，当然不会有人给他夫人打电话嘱其保重身体，就像当年钱钟书逝世时有人给杨绛打电话那样。然而，我却以为，李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定在钱钟书之上。”李慎之对风雨苍黄的五十年有切肤之痛并在晚年全盘推倒自我，因此我尊重他；而钱钟书一直以《蜀山剑侠传》中“凡人打仗，事不关己”的姿态冷眼看人，因此我不会尊重他。李慎之对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不遗余力的批判，对作为“先进文化”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本土化”的努力，无不烛照后人且薪火相传；而钱钟书一味刻薄人间的小说《围城》和一味炫耀博学的专著《管锥篇》，并不能构成当代文化的有机资源进而促进中国人生存状态的“自由化”。我一向对所谓的“钱学”不敢苟同，而杨绛则在为《钱钟书集》所写的序言《钱钟书对<钱钟书集>的态度》一文中写道：“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欢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前面几句话看上去无比谦虚，其实都是为最后半句打伏笔。最后半句显然是皮里春秋、微言大义──虽然钱钟书不主张、不号召别人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研究，但依然有那么多人自愿将研究“钱学”作为毕生的“志业”；既然“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那么如今蔚为大观的“钱学”显然就是“严肃认真的研究”。这种吹捧方法当然又比小说中的人物更高明，简直就快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地步了。

    什么时候我们不再盲目崇拜钱钟书之类的“知道分子”了，什么时候我们完成了对李慎之、吴祖光这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普及工作”了，我们文化启蒙就有希望了。

自觉的梦游人

如果一定用所谓的正义标准去要求中国的知识分子，那么，只能要求他们去做“死士”了。对于钱钟书先生，我以为他做到了刚直不阿。在极端的专制之下，他用不阿表现了他的刚直，而不是用刚直来证明不阿。在那个时代，选择生存，不愿做死士的人很多，但是要做到如钱钟书先生那样，不阿于表，刚直在心，只能说是一个极端专制之下幸存下来的“人生奇迹”了。对于这样的“人生奇迹”，要看到它的被迫造成，如果不是专制，一个人如此选择面对当局的态度绝对是构不成奇迹的，也不会让我想到幸存。而另一方面，以不阿的刚直来选择生存，又是体现了钱钟书先生对于生命的有尊严的追求。这种追求，不是一定要解释成为抗争的，虽然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追求很可能被解释成为抗争。事实上，那个年代，一个人想有尊严地活着，就可以算在抵制那场革命。可以算是反革命。但是，我以为钱钟书先生是不会认为自己的不阿是在抗争的，相反，我以为钱钟书先生就是以这样的不阿来展示他的人生追求的：带着尊严活着。
这样的人生态度可以见之于专制之下，也可以学来谋生于人权社会，只不过其在专制社会是一种难能可贵，而在我辈学来过异邦的小日子时，就显得稀疏平常了。

猪头猪智慧

“而在我辈学来过异邦的小日子时，就显得平常了。”——哈哈，怪不得老从异邦梦游到俺们天朝捏，原来是异邦的日子稀疏平常，还是天朝好啊，这不，又要深入学习体会领会16+1大精髓了。

[ 本帖最后由 猪头猪智慧 于 2007-10-18 14:24 编辑 ]

天马行空

相比于落井下石  为虎做伥  沉默不语还不失为一种高尚的态度

林泉

好贴！受教!  （字够了。）

李大苗

钱钟书与李慎之掌握的话语资源大为不同，将两人相比，其实也就是将各自的背景摒弃掉了。置身于官场中的李慎之，不可能对政治事件不表态，不表态是不可能的，因为不表态就是默认。而钱钟书则不同，他以拒绝高尚来表态，以远离政治来表示对政治的厌恶。比照那些旗帜性的知识分子，钱钟书从未以政治姿态暴得大名，可见守成之固。我不明白知道分子和知识分子差别何在，但以自己的知识为人所尊重，以自己的知识为个人精神的符号，这似乎没有什么罪错。

李慎之之痛，全在于他自己曾经之爱。钱钟书没有此爱，当然也就没有此痛。政治的生老病死或者悲欢离合，与钱钟书有何干系？但绝对够李慎之刻骨铭心了。这就是他们二人的差别吧，至少有关系。

[ 本帖最后由 李大苗 于 2007-10-18 17:30 编辑 ]

周熙

读李劼兄此文，可以增加些钱钟书本人的趣闻，但并不构成他的品行劣迹，一句刁无锡，几个类似转手的私生活趣闻，无伤大雅，倒见出钱种书是个生动无碍的读书人，也就是说，他绝不僵硬刻板。但说老实话，逻辑上虽然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不过，生活中如果遇到那种比钱先生更血性点的学术人物，倒是更佩服和喜爱些。
泽雄兄的观点一以贯之，为文与文人分论，以钱先生大名而不屑阿谀奉上，已经是足够狂狷了 。
大苗高屋建瓴，我读了 ，有拨云见日之感。

周泽雄

“李慎之先生是一位终身关怀民族前途命运、毕生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家，他从来不忌讳对现实进行尖锐的批判。李老去世之后将近一个月，新华社才发表了一个廖廖几行、不冷不热的消息。……”
——拿李慎之先生的高大来比照钱钟书的渺小，不知若起慎之先生于地下，先生会不会勃然大怒，一个巴掌搧将过去。
看看李慎之先生是如何评论钱钟书的——
……想写一副挽联，临时想不出词儿来，凑了两句“万流失倚依，百代仰宗师”，可能是陈三立诗里的句子，虽然文字拙直，但是钱先生是当得起的。
……我不知怎么忽然对昨天的告别有一种凄凉的感觉（指钱钟书遗体告别仪式），但是马上又觉得我的想法实在有点亵渎钱先生。钱先生一生寂寞，现在“质本洁来还洁去”，最后连骨灰都不留，任凭火葬场去处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他自己的选择是他一生逻辑发展的自然结论。更何况钱先生本来就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的人。
（提到钱钟书写《管锥编》）如此一部百万言的巨著，开始写的时候，钱先生夫妇虽然已经从干校回来了，但是还没有住处，只有住在学部的办公室里，白天写作的桌子，晚上打开铺盖就是床。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写这样博学的著作，可能在世界上是孤例。但是更难得的是，这书是在仍然险恶的政治空气下写的。当时，“文革”还未结束，钱先生就敢写那些与“三忠于，四无限”毫无关系，只有“封建余孽”才写得出来的书。不但胆识惊人，而且远见洞察实非常人可及。
（关于钱钟书的气度）汝信同志屡次告诉我，有一次，学部猛斗牛鬼蛇神，别的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惟独钱先生胸前挂着黑帮的牌子还昂首阔步，从贡院西街走回干面胡同的宿舍里，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即不畏缩，也不惶悚。这只有“有恃于内，无待于外”的人才能做到。我在那时也有过被斗的经验，然而却绝没有这样的气度。
……

周熙

以不断发掘出的资料来看，钱钟书看来有成为道德勇士的潜力～～～

金丝铁线

而万分乖谬的是，所有的恶都是以正义为自己旗帜的。说的就是文革，那个时代缺乏正义么？不！缺乏的不是正义，缺乏的是善。在这个意义上，钱钟书给出的姿态，更人性也更本质，没有造作也没有雕琢。善，不是懦弱，也不是顺从，是内在的特立独行，是对恶的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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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理有道理

心中有刀

读罢主帖，楼主李劼兄的以下说法俺是不认同的：

（1）认为钱锺书的“气度”和“学识”不及陈寅恪，同为学者，钱先生“仅止于学问”而陈先生才是“有思想者”。这里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对一个学者而言什么叫作“有思想”（除了公开对抗专制的道德勇气），实际上，陈寅恪人格固然长期独立，但他本质上只是个自尊感过于强烈的老封建而已，其晚年所面对的政治压力跟文革相比，近乎吹面不寒杨柳风。至于对当代中国人的思想进步，不客气地讲，陈寅恪的影响几乎为零，拿他作参照去贬抑钱锺书，怎么说都是个笑话！

（2）把钱先生看作“毛时代的学问家”恐易滋歧义，虽然他是个学问家，也生活在“毛时代”，但他却怎么也不是为那个时代的主流政治服务的学问家。巴金、韦君宜等人都附和过时代潮流，但钱先生却没有害人的记录。与此相关的是，李劼先生说钱先生以其“无锡风格”“得以在夹缝里求得了生存之地”，不知何指。5 z% j6 _" r" G& ~5 y: F

（3）说钱先生不具有“庄子的豪气”，这话兴许正确——我们有理由相信，论助人为乐，钱先生也一定及不上雷锋。问题是，但又有哪位当代学者具有庄子的豪气呢？陈寅恪、施蛰存？

（4）说“钱氏成为学术偶像，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有个知识贫瘠的年代作前提”，明显地与史实不符。客观地讲，在知识贫瘠的年代里，钱先生默默无闻，而他的声名鹊起，恰好是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正因为有知识、爱学问的人多了，钱锺书的不平凡才越来越让人敬佩。如今我们拥有谷歌和百度，但却没法复制哪怕一个钱锺书。他是不世出的异人。

谈9 |' A& v-

施国英

我以为，需以“同情之了解”看钱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处世方式，不必苛求。另外，钱先生是才子型文人，并不想当思想家、社会批判者，也无太多忧患意识，他的兴趣始终未离文学，没有其他雄心。至于身后被神化，只说明如今学人的学问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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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强顶大兴的这段话，尤其最后一句。
另，看到这么多的钱粉，我更坚定了中国为何不缺学问家---虽然学问有大小，但出不了思想家的一贯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