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有关1957年两次提起“鲁迅活着会怎样”

有关1957年两次提起“鲁迅活着会怎样”

——兼谈毛泽东为何会公开对鲁迅的私见

闵良臣

我们知道，自鲁迅之子周海婴几年前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透露出“鲁迅活着会怎样”的毛罗上海对话之后，作证、考证、质疑的比比皆是，尤其是后者。但虽然闻者不少都感到吃惊，也还是愿意相信当时毛泽东会那样说的。因此，在此后不算短的时间里（约有两年），谈到知识分子，谈到鲁迅，不少作者都会引用毛罗上海对话。

后来随着黄宗英发表了《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还有作为向周海婴提供毛罗对话的贺圣谟先生也出来作证，上海毛罗对话可以说几成铁证。这里需补述一句的是，贺圣谟先生当时是浙江宁波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其实，他早在黄宗英发表文章对周海婴书中所说提出证据之前一年，就在2001年11月2日和6日分别在《宁波教育报》和《宁波晚报·副刊》发表了《“孤证”提供人的发言》；此后不久的2001年11月26日出版的《新民周刊》（2001年第48期）又刊发了记者陆幸生采写的《历史不再是“孤证”——〈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引发当事人回忆》。然而，这些一直都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这样，又过了一年，贺圣谟这篇“补正”的文字才再次与黄宗英那篇《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的文章发表在2002年12月5日同一期《南方周末》。

上海毛罗对话是没有疑问了——如果说还有疑问，那就是这对话为何不见当时报道；当时参加“接见”的36人应该说都听见了毛罗对话，可为何只有罗稷南告诉贺圣谟以及后来黄宗英出来作证？当然，据《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所说，“王元化先生告诉我：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情”，但王元化先生是听谁说的，我们不得而知。依常情来推，如有领袖在场，只要他一说话，恐怕不说在场的所有人都会屏息静气地“聆听”，绝大多数人还是会自动闭上嘴巴甚至要“竖起耳朵”的吧。这一点，我们从发表黄宗英文章时媒体上所配发的其中一幅图片中大家倾听领袖讲话时的神情可得到印证，而况领袖所说的又是如此敏感的话题呢。

证据越少，推论越多。毫不奇怪。

上海毛罗对话之外也还有一个疑问，这就是有证据表明，早在毛罗上海对话之前的1957年3月，毛泽东在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2日）之前至少有两次与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其中3月8日这一次还是与上海新闻出版界的代表谈话，其中还谈到杂文；两天后毛泽东又与整个新闻出版界代表一起座谈。在这后一次谈话中，就已经有人向毛泽东提起过“鲁迅活到现在会怎样”的问题，毛泽东也当即作了回答（尽管从流传的上海毛罗对话来看在用词上有所不同），只是我们至今不知道这次向毛泽东提起这个话题的是谁——不过可以肯定，也是一位知识分子，只是不会还是罗稷南。因为罗稷南先生无论怎样“直率”，都不可能没事找事地两次向毛泽东提出既是相同又有些敏感的话题。

此外，人们还有些想不通的是，像毛泽东这样一位雄才大略者，在回答“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这样的敏感话题时，为何显得那样缺乏机敏，“胸无城府”。按照鲁迅研究专家林贤治先生在他的《人间鲁迅·修订版后记》中所说，那两句话，原本应该是毛泽东的私见，也就是毛泽东心里所想的，可“令人震惊的是，这私见却被毛泽东本人公开了”⑴。毛泽东为何会公开他对鲁迅的私见？弄清这一点，其意义当不在弄清有无毛罗上海对话之下。更重要的是，在1957年，在“打右派”前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总是有人在想着“鲁迅活着会怎样”这样的假设，并且竟还两次直接向领袖提出这样的话题？这是否需要借助那位奥地利精神病医生、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来帮助我们解开。比如，弗洛伊德就认为，潜意识是我们最不愿承认的欲望和要求的源头；换言之，或说一个人的潜意识中往往存在着不愿承认或叫说不出口的欲望和要求，而“这些潜意识的愿望永远是活动的，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会和意识的愿望结成联盟”⑵。

那么，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潜意识中有说不出口的什么欲望和要求呢？想来还是自由民主，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想批评执政党，是想说“共产党要为人民，如果共产党不为人民，那人们也可以打共产党，杀共产党。”⑶。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即如陈独秀近一个世纪前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这篇文章的结尾处所说：“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⑷但话虽这么说，可那些知识分子口头上又不愿承认，没有“底气”，很惊慌，就像韦君宜在《思痛录》中所说：“那两年的实际情况是一面牢骚满腹，一面继续做‘驯服工具’，还在努力说服自己。只要气候上稍微转暖一点点，马上就欢欣鼓舞，全原谅了。”⑸于是，这些人也就想出一“招”，通过探一探领袖对鲁迅这个最有独立、反叛意识的知识分子的口气，推测出领袖内心对他们现在这些活着的知识分子到底是如何想的。你说这些知识分子中有哪一个是傻子，他们明白，领袖对待鲁迅的态度，其实也就是对待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对待那些会反抗权力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只是那些知识分子万万没有想到，领袖的内心就这么轻易地还真让他们给探了出来。现在想来，当时肯定有不少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将来的命运，意识到了什么“百花齐放”，什么“百家争鸣”，都是要在“一竿大旗”招展下才行。可意识到了这些，又有何用，他们的命运已经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这一点，林贤治先生有清醒的认识：“所谓‘团结、利用、改造’，毛泽东对鲁迅的态度，与他对待广大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⑹因此，如果允许笔者在这里作一大胆推测，这就是，有些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典型的如罗隆基如储安平，他们如果得知了毛泽东对“假如鲁迅活着”会是那样一种态度，就不难想象他们今后的日子。而既然在1957年3月就已经明白自己将“在劫难逃”，那么，他们是否在想：何不就借所谓的“大鸣大放”、借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顺势拼死也要说出一些自己想说的话呢？不然，在那样一种形势下，身为《光明日报》主编的储安平，并且屁股在主编的位置上尚未暖热（只“坐”了两个月多一点），何敢借用罗隆基在“解放前”指责蒋介石国民党的“党天下”来批评如日东升的执政党呢？

再则，毛泽东为何会公开他对鲁迅的这个私见，也就是说，依常情，作为领袖，尤其又是在谈鲁迅，在公共场合不应该说那样的话，否则，至少有损中共在世人面前尤其是在民主党派面前的光辉形象。可毛泽东毕竟还是说了。难道他就不怕当时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其实可以统称知识分子。因为民主党派可以说都是知识分子。不是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不要。今日想来，这是否也应算是一些民主党派的一个“特征”呢——尽管我知道各民主党派其实都有自己的理想乃至纲领）起逆反心理？就不怕他这样一说，影响作为领袖在知识分子心中的光辉形象？会不会是毛泽东借这样的机会有意传达他的什么思想信息？林贤治先生所说的“其实，在毛泽东那里，鲁迅的精神遗产以其固有的价值，已然被转化为一种资本”，而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是“团结，利用，改造”，因此毛泽东对鲁迅的态度，与“他对待广大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这样说，是否合乎史实？

首先，毛泽东不怕。当然，在延安他不会这样说，在西柏坡他也不会这样说。但在政权刚刚巩固后的1951年底，他就迫不及待在全国开展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并直言不讳地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⑺。而况此时已到了1957年，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3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后凡引此书，只注页码）可以说，毛泽东此后的一些举动，包括头脑发热搞“大跃进”要“超英赶美”、包括庐山会议上将如实反映民情的彭德怀踢下去，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都是这“不怕”作的怪。一个人只有“不怕”，才有可能胡作非为，而作为原本就缺乏民主传统这样一个社会中的领袖人物，一旦“不怕”起来，那社会是要遭殃的。这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记着数不清的例子，而在华夏尤甚。难怪邓小平后来曾这样说道：“文革这样的事在英国、法国、美国这些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它在中国发生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

此时，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他已经坐稳江山，除了极少数内心顽固分子外，包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几乎全都归顺了这个新生的政权，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打心眼里拥护。当然，毛泽东的这种感觉已经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数年前就有了。这在梁漱溟先生的一篇回忆中应该可以得到证实：“一九五O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我看见当时无数无党派人士联名向毛主席献旗，旗上写着‘我们永远跟着你走’。”只有梁漱溟先生是个异数，他才紧接着说：“我那时心里想，从我口里是说不出这话的。”（参见《梁漱溟全集》卷七，320页）尽管事实证明，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地变化、发展、探索，因此，没有什么人什么组织什么派别可以让一群人乃至一个民族永远跟着走，可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永远跟着毛泽东走”却是天经地义的。

而毛泽东，也更是有这样的自信。

这无论是在进入1957年3月之前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演讲，还是4月上旬连续三天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汇报时的谈话，都可以得到印证。当然，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就像一位美国人说的一样，毛泽东“他本能地懂得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对必然性和权威的怀念”⑻。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演讲了被称作“光辉哲学著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演讲，后经毛泽东多次修订，发表在1957年6月19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这次演讲的之“五”中，毛泽东专门谈到了“知识分子问题”。知识分子有什么“问题”呢？概括地说，就是“适应”和“改造”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那些知识分子，在要他们为新社会服务时，这些人就会存在着“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第384页）。毛泽东虽然承认“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同上）。然而，就是这样一篇其中要求知识分子要“适应”和“改造”，也就是扼杀知识分子自由精神的文章，恐怕连毛泽东本人也没有想到，居然还是令不少知识分子高兴得手舞足蹈。这在下面提到的杭州汇报和谈话的具体细节中我们将会看到。这里先按下不说。

那么，鲁迅算不算“旧知识分子”，当然算。可以说，以毛泽东的观点，所有来自1949年前的知识分子都是旧知识分子，甚至包括后来已经跑到解放区的那些知识分子（只是不知毛是否也会把自己算作旧知识分子）。这样，鲁迅作为旧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如果活到毛泽东领导下的“新社会”，自然也在“适应”尤其是“改造”之列。当然，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也讲了许多鼓舞知识分子人心的话。这里可以作个比较。毛泽东谈“知识分子问题”这一章，不过1500字，而在后面之“八”的“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章中，讲了足足有4500字。尤其是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促使文化繁荣的方针，并且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388页）可以去想，当时的五百多万知识分子，当他们听到和看到“伟大领袖”提出的这八个大字时，该是怎样地激动，是何等地欢欣鼓舞，说不准这些人就认定那两千多年前出现的诸子百家争鸣的场面就要在新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再度出现哩！

要命的是，知识分子的这种兴奋劲很快就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给他增添了底气，壮了胆子，甚至可以推测，极有可能为毛泽东后来的所作所为鼓了信心。如果再认真一点，说不准后来大陆能那样一次次搞起残酷对待知识分子的运动，与知识分子自身的这种“兴奋劲”有极大的关系。说到这里，不免想起二十世纪那位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他在1930年曾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我的信仰》，其中有这么两句话：“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政体，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被崇拜的偶像。”大约爱因斯坦的这篇文章当时并未广为流传，至少尚未流传到中国，或说没有在知识分子的心中扎下根来，因而不幸的是，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从旧中国走到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硬是让毛泽东“成为（了）被崇拜的偶像”。可以说，随后的一切大的政治灾难皆是由此而生。

我们从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1949～1976年的《毛泽东传》中可以看到，在杭州谈话中毛主席很快得知，他作于二月下旬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传达后，虽然也有少数人说这是“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汇报），但毕竟“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吕志先的汇报）。毛泽东听了吕志先的这句汇报，问了一句：“党外兴奋，党内呢？”除此之外，可以说是甚至还有兴奋得忘了形的身为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比如，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刘子见向毛主席汇报说：“民主党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很满意，认为这样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只是觉得共产党对他们提意见少，成了单方面的监督了。”⑽我们知道，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哪怕是到了1957年，大多数“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还是“党外人士”，而吕志先这里说的“党外人士”和刘子见说的“民主党派”，其实可说都是知识分子的代名词。现在既然包括民主党派的党外人士，对他毛泽东的讲话都很兴奋，说明他毛泽东是受到知识分子或叫包括民主党派的一切党外人士拥护的，甚至毛泽东对这种党外人士也即知识分子对他拥护的信心超过了党内，且已经感觉到：“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厉害”⑾。所以说，毛泽东当时肯定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可怕的。甚至可以说，这次四省一市的汇报，只是更加增强了毛泽东不怕中国知识分子的信心，又多一次证明他毛泽东的伟大。英国已故著名哲学家罗素曾在他的《自传》篇里说过这么一句话：“如假定了A先生一向是错的，就像假定他一向是对的，是同样的糟”⑿。反之亦然。

曾几何时，几年前在那次与梁漱溟的“交锋”中，毛泽东就已经体会到了民心完全是向着他一边的，即使梁漱溟是在为中国苦难的农民说话，却没有人相信梁而只相信领袖相信“大救星”。这里插一句，在这一点上，若是认真起来，讲毛泽东愧对中国农民，我想不会有太大的分歧。且不说中共第一块较大的红色根据地就是他自己建立在属于乡下的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也是以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所取得的，更不说1949年前我们的“子弟兵”大都来自农村穷苦人家，就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三大战役，没有根据地（而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全是在农村）人民的支持，也不可想象。难怪陈毅元帅曾经这样说过，淮海战役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然而，伟大领袖当时太想建设城市太想发展城市的工业了，于是不顾一切地采取“剪刀差”形式，不仅长期、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广大农民的物质利益，还由于城乡户籍的二元结构，给他们几代人的精神带来了极大创伤。

其次，会不会是毛泽东借这样的机会有意隐约地要传达他的什么思想信息呢？现在无论从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以及不久四省一市宣传部门的官员在杭州向他老人家作汇报时的谈话来看，都让人看不出紧随其后他会有那样“惊天地，泣鬼神”的动作，夸张点说，几乎是一夜之间将几十万知识分子都划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自然，也划到了他毛泽东的对立面。还拿他在杭州这个被称作“毛泽东在反右前夕的一次谈话”来说，我们从谈话中看不出毛泽东有想“引蛇出洞”的前兆。就是把其中最含有“巧言”或说是“欺诈”的话找出来，也不能说这就是毛泽东已经想“打右派”的证明。当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向毛泽东汇报，说“少数人说，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要看看市委的态度”时，毛泽东是这样回答的：“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去分析。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厉害，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还是要看的。……总之，共产党的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而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在说了“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之后，紧接着就承认，“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385页）可事实上呢，不是不生气，而是一批评，就生气，而且连一年半载都没让知识分子“看”，就把人家划归了另类。更没有避免伤人，而是伤得更狠。尤其解释不通的是，一边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发表经过他毛泽东多次修订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哲学著作”，一边在此前后却又连续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组织力量反击右倾分子的猖狂进攻（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等文章，开始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组织力量”，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现在公认半个世纪前的1957年是个“阳谋”年。但就我所看到的文字，这个“阳谋”也很有意思，如果不是从“后果”来看，恐怕谁都不能说是早就预设的，而是要看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表现”，看他们的“适应”和“改造”。后来，根据下面送上来的汇报，一天“反动”一天，领袖这才醒悟到：这些人还是并没有“适应”，也没有“改造”过来，因此，是不能给他们以自由、民主的权利的，否则，就有可能坏大事。自然，这所坏的“大事”大到什么地步，恐怕连他毛泽东当时也难以估计，或说也不愿意去估计，不屑去估计。秀才造反，三年难成，他毛泽东岂能不知！

这样说，自然只是我的一个推断。可当我十月中旬出门去北京并得到一本上面已经提到的美国人写的《毛泽东》之后，发现我的推断与那位美国人的说法颇有些相近。据说当1956年出现匈牙利事件及苏联批评斯大林之后，毛泽东就想避免此类事在中国发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当时并未把匈牙利事件归咎于“反革命分子”，而只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利用了群众的不满情绪”，因而导致了“一部分人民”反叛人民政府。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毛泽东才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了这样几句话：“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368页）可他没有想到，“广大人民群众”懂得的，知识分子未必认可。《毛泽东》的作者说：1957年春，当“百花”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毛泽东全部政策的基础就在于他相信中国的人民群众（自然也包括那些知识分子）懂得他给他们自由的限度。“确切地说，毛的想法是，马克思主义既是唯一正确的思想形式，那么如果在一定范围内鼓励持有各种不同观点的学派进行辩论，最终定会使马克思主义战胜其它一切思想。从长期来看，这种做法有助于教育非党知识分子、作家和干部，并把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最近的将来，非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即使部分是错误的，也会有利于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考虑他们自己的立场。”⒀而况毛泽东说过：“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391页）

然而，“毛的希望落空了，评论者并没有满足于批评个别的弊病，而是对整个制度的基本原则——共产党对权力的独占——提出了疑问。毛于是强调他公式的另外一半，用以避免在中国出现匈牙利那样的暴乱，与其说他强调自由，不如说他强调纪律，与其说他强调用消灭当局弊病的方法来‘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还不如说他强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⒁这样，“1957年初开始进行的‘整风运动’，原来是针对党和国家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倾向的，后来就转为反对‘右派分子’的激烈运动了。”⒂而这种作风，在毛的身上也不只一次地体现出来，后来“文化大革命”就又一次地证明了：“毛本人一开始很可能认为，靠1965年下半年开始的传统式整风运动就能强制推行他的意志，但当事实证明，反对派远比他想象的要广泛和强大时，他就只好诉诸于更激烈的措施了。”⒃

当然，也还有一个似乎是更合理的解释，这就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在他的名篇《君主论》中所说的几句话：“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必要在遵守信义不但于己不利，而且那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已不存在的情况下还去遵守信义。……而且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的理由来掩饰其背信弃义。”⒄又说，“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要安全得多。……而且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似乎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更少顾虑，因为爱戴是靠恩惠这条纽带维系，而人性的恶劣，可以使他在任何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将它一刀两断；畏惧则不同，人们会因为惧怕遭到惩罚而不得不对你有所顾忌。”⒅而毛泽东却显然是既要知识分子爱戴他又要知识分子畏惧他，并且两者兼顾，还真的都做到了。

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创造的又一个奇迹，完全可与他领导一群人推翻蒋家王朝相媲美。

注释：

⑴⑹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969页。

⑵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第460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5月版。

⑶⑸分别引自韦君宜《思痛录》第55、第4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版。

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⑺见1951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⑻⒀⒁⒂⒃【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毛泽东》，第236、第254、第254～255、第255、第29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