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书可以重印 作者:周立民 前不久,在书店里惊喜地看到重印的三联书店的“读书文丛”,与当年的小白皮本的封面差不多,底衬是作者的手稿,连坐在草地上的读书少女和在她身边翻飞的燕子的标志仍然保留在书的一角。真是久违了,但蓦地就能感觉到这才是三联版图书的模样。可别小瞧这套“读书文丛”和这个装帧,它能够让人迅速地返回上世纪的八十年代,返回读书人与三联与自己的往昔时光甚至与我们国家共同走过的风雨岁月。诗人车前子在谈到这套书的其中一本时说:“白色的封面,黑字,小开本,体态是这般纤弱、瘦长,一尘不染中含有着万种风情。就这么一瞧,我就沉迷了:我像见到了‘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一片月光。”学者葛兆光在一篇文章中也曾提到“这些年来,在国人的读书记忆中”的“读书文丛”及其他三联版本图书。但不知为什么,这套留在人们记忆中、深深地体现三联人文特色和亲和力的小册子有一段时间却销声匿迹了,先是换了封面,让人觉得“文丛”在变味,后来连换了封面的“读书文丛”也不见了,一批什么旅行、图画之类的书打上三联的标志,似乎三联也在变味儿。于是,读者们只好到网上去买以前的老版本,去思念,去感叹。有时我是盐吃多了闲操心:三联怎么不重印这批书?读者不需要了吗?未见得吧?看旧书网上,黄裳的一本《银鱼集》的价钱已经是原价的数十倍了,而且有的书不是移到了别的出版社出了新版吗?比如,韦明铧的《扬州文化谈片》,初版十年了未得重印,只有改换门庭到广陵书社出增订本;吴中杰的《海上学人漫记》也改名《海上学人》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在去年印了增订本。自己出了书,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却拱手让给别人,这个买卖做得好像不大合算吧?(当然这也不是出版社一厢情愿的事情,还要作者配合)而且,对原版的出版社来说这算不算“资产流失”呢?我发现这并非哪个书店的个别情况,除了教材和个别畅销书之外,很多出版社似乎都不太在意图书的重印、重版、修订这类事情,好多出版社只管不断地生“孩子”,却忘了生了孩子还得“养”啊!
而对于出版社来说,文化积累和品牌特色的形成恰恰在于这“养”书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用重版率来衡量一个出版社的真正实力,或者说看一看一个出版社到底有多少“看家书”,它的家底儿也就清楚了。像《傅雷家书》之于三联,点校本的《二十四史》之于中华,《现代汉语词典》之于商务,《辞海》《唐诗鉴赏词典》之于上海辞书……这是一个出版社长盛不衰一代代读者心怀感念的根本。而没有看家书的出版社虽然能靠哪一阵子流行什么狠赚一票,却也逃不脱昙花一现的过客命运。图书的生命长度远远要比几何数量重要得多。话又说回来了,有了看家书,却不知珍惜、不去守住家底儿而大方地送给人家,这不叫败家子,也算公子哥吧?守住家底,把这份家底发扬光大的最好办法就是重印、重版,这既是让以前的成本投入不断产生、扩大效益的良策,又是扩大自己的品牌形象的良机,读者代代更新,好书也代代有需求,而且对于竞争激烈的当今出版业来说,这个市场你不去占领和填补则会迅速被别人占领。还应当看到,许多图书十几年内“游历”众多出版社,除了版权交易中技术因素之外,不能不说跟出版社生出“孩子”冷漠对待寒了许多作者的心才另寻出路有着重要关系,拢不住作者的心当然也拢不住他的书,没有跟出版社合作的看家作者又哪能生出看家的书呢?钱理群还是一位讲师的时候,一家出版社接受了他的稿子,多少年后,他成了出版社“抢购”的名教授时还感念此事,所以在众多竞争者中毫不犹豫地将书稿交给了这家出版社。而如今,我曾听到作家抱怨某某出版社难道有了两个可以卖上百万册的作者就可以不理我们了吗?言语中的愤愤和寒心显而易见,一年卖个百万册或许值得额手称庆,但如果十年重印了百万册,我认为这书才算高枕无忧。 “创新”是个大家津津乐道的好词儿,出版社的老总也不断地雄心勃勃地宣布他们又开发了多少新品种、出了多少原创书。对此,我比较保守,一是我不相信“新”那么轻而易举地拍拍脑瓜就创出来了,尤其在已经有着非常丰厚积累的传统出版领域;二是“新”也不可能动动嘴皮子就能从天上掉下来,创新也需要继承,而且推陈出新也未尝不是创新。比如说重印、重版有时候不一定就是换换封面、改改版式就交给印刷厂的事情,也可以是内容上的更新,也可以是版本的多元化,尤其是那些经典著作,普及本、简易本、纪念本、豪华本、插图本、注释本等等不同版本满足不同的读者需要,这些工作恐怕值得重视。至于,哪本书需要重印、选择什么时机重印也是大有学问的。总而言之,重印(版)决不是出版社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不仅如此,它还是你的立社之本!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当三联、中华、商务和人文社的老总是真牛啊,想一想这样的社里有多少可以重印的书吧,就这一点,他的气就比那些暴发户们不知壮了多少。几年前,中华书局觉醒了,他们开了会,也让读者参与讨论重印书目,大批读者期待已久的重印书上市了;如今,三联的“读书文丛”也归来了,引得我这个外行人也不禁大谈“重印”这种出版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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