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原总编关志豪回忆“潘晓讨论”出笼的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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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媒体人在回顾“潘晓讨论”时如是说到，新闻媒体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器”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潘晓讨论”（也叫“人生观大讨论”）可以说最典型，它由《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起，《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两大报纸跟进，持续时间近半年。“潘晓”是当时两个青年名字拼合而成的名字，潘晓那封提出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伦理命题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惶惑长信，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5月号上。随后，数千万青年被卷进一场涉及社会伦理和人生观的大讨论，用“波澜壮阔”来形容不为过。应该说，1980年代的大门是“潘晓讨论”开启的。

　　■杂志档案
　　《中国青年》：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在1923年创刊至今的八十多年中，毛泽东曾三次为它题写刊名。《中国青年》曾三度停刊，又三度复刊。该刊曾推出了雷锋、王杰等一系列的人物，最早公开喊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组织的“潘晓讨论”轰动全国，曾被称为“中国最富传奇的杂志”。

　　■人物名片
    关志豪1931年出生，1979年任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总编辑。1983年任《中国法制报》（后来改名为《法制日报》）社长、总编辑。

    潘晓是个“多人组合”
　　回顾二十多年前的那场大讨论，关志豪仍历历在目。
　　他今天还意识到，“‘潘晓讨论’引发的问题至今仍没有解决，而类似的争论再也不会发生了。”
　　1978年六七月份，作为《中国青年》复刊领导小组成员的关志豪，和同事一起组织全社的人，分成七路下去调查了整整一个月，深入到农村的生产队，工厂的车间，学校的老师中间去调查。大家带着的问题是，现在的青年在想什么，他们有什么希望，《中国青年》重新与他们见面，主题应该是什么。调查人员，回来以后还开了个汇报大会。集中归纳起来，当时的青年集中反映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央号召进行新的长征，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青年们的思想离这种观念有很大的距离。不是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吗？怎么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另一个问题是，青年很明显有一种委屈情绪，有些“看破红尘”。我们在农村也好，工厂也好，其他地方也好，都发现了这种情绪比较普遍。十年动乱给青年们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他们的真诚和信仰被雪崩一样冲毁，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
　　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关志豪和他的同事们为1978年9月的复刊号确定的主题是破除现代迷信，当期杂志发行量即达到了270万份。
　　在一次座谈会上，《中国青年》的女编辑马笑冬认识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马笑冬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便向她约稿。另一名女编辑马丽珍4月7日在北京经济学院找到二年级学生潘袆，潘袆向她说了自己的经历和困惑，并同意了马丽珍的约稿。不久，黄晓菊、潘袆的稿子交到了编辑部。潘袆的—些语言和观点可供参考，黄晓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分为“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四部分，之后，编辑部以黄晓菊的稿子为主，融合了潘袆的部分观点，由马笑冬做了最后的修改，文章作者署名为潘晓。
　　由于其他筹备复刊领导小组成员基本都被调走，关志豪在1979年就被任命为《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稿件到他这里以后，他当即表示，“可以，我们就探讨这个问题。”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
　　在1980年5月11日的《中国青年》上，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正式发表。
　　在这封信中，潘晓历数了自己受到的教育与现实相差太远所带来的困惑，理想从建立到幻灭的过程，在工作中因正直遇到的阻碍，寻求友谊和爱情时遭到的背叛，在寻找人生意义时感到的茫然……最后，作者写到：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按说，一个人有了事业，就会感到充实、快乐、有力量。
　　可我却不是这样，好像我在受苦，在挣扎，在自己折磨自己。我处处想表现出自己是强者，可自知内里是脆弱的；我工资很低，还要买大量的书和稿纸，这使我不得不几角钱几分钱地去算计……我有时会突然想到，我干吗非要搞什么事业，苦熬自己呢？
　　我也是一个人，我也应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个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再说，我真能写出什么来吗？就算是写出来了，几张纸片就能搅动生活，影响社会？我根本不相信。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去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
　　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在发表这封信之前，关志豪就预计这封信中潘晓提出的观点“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以及这封信将引发很大争论。但是，从事后的结果来看，无论是社会影响，还是参与人数，以及产生的巨大效应，都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潘晓讨论”开启1980年代大门
　　14日，编辑部就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17日上升到每天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之后一直保持在每天1000件左右。到6月9日，编辑部就收到了两万多件。关志豪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邮局的人开始用的是小邮包送信，不久后就改为背在肩上的大邮袋。许多来信在参与人生的意义发言的同时，还对《中国青年》发起这场讨论本身表示了敬佩和感激。一些读者还给潘晓寄来了钱物。
　　“大部分读者的来信表示支持潘晓的观点，也有一些人打棍子。”关志豪说。
　　由于引起的反响过于热烈，编辑部6月11日出版的第6期《中国青年》就很保守。进入6月中旬后，《人民日报》首先报道了《中国青年》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消息，其后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中称赞这一场讨论“把青年思想深处的东西端了出来，进行真正同志式的讨论，是感人至深的”，“为活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很可贵的新鲜经验”。新华社在报道中也肯定了这场争论。《中国青年报》将“潘晓”的信摘要发表后，也开展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专栏。
　　从第7期开始，编辑部将原来讨论的版面扩大，并让潘晓在杂志上二次出场，第8期还发表了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赵林写的《只有自我是绝对的》一文。这篇文章比潘晓的信更大胆、更直言不讳，发出来之后，使潘晓讨论再度升温。
　　“潘晓”亮相央视讨论结束
　　虽然编辑部从没有隐瞒过那封信的任何事实，并一直坚持认为黄晓菊并不完全就是潘晓，但很多人都想见到潘晓的真面目。于是，在征得潘袆本人和黄晓菊单位领导的同意后，编辑部安排黄晓菊作为潘晓的代表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8月20日，中央电视台播发了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虽然黄晓菊在采访中对那封信作了说明，但是，“潘晓讨论”的命运还是急转直下。
　　某报内刊刊登了两封未经核实的读者来信，说黄晓菊在现实中有种种缺点。
　　12月11日，第12期《中国青年》出版不仅减少了讨论的版面，而且宣布发完本期后，讨论就此结束。在持续8期杂志中，《中国青年》共编发了关于潘晓讨论一百多位读者的多篇稿件，约十七八万字；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封；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325万急剧上涨到398万。
　　在讨论结束三个月之后，1981年第6期《中国青年》发表了编辑部的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作为编辑部的态度。这篇总结文章发表前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首肯，刊出后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中国青年报》全文转载，《人民日报》整版刊登了摘要。于是，引发全国青年普遍参与的“潘晓讨论”就此结束。
　　后来，六万多封信全部被销毁。说到这些，关志豪至今仍觉得很可惜，“这些信如果保存下来，将是研究青年思想史最好的资料。”他到现在仍然坚持认为，“如果那场讨论能继续深入下去，关于青年思想的问题可能会解决得更好。”

　　■链接
　　潘晓讨论中的一段故事
　　在关志豪家客厅的电视机上面，搁着一个用珍珠编成的熊猫，这是浙江省诸暨市电容器厂董事长周晓东送给他的礼物。潘晓讨论出现的时候，时为木匠的周晓东正在江西，他看到以后非常激动，精神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一边做着木工，一边思考，他手边放着一张纸，有什么想法就马上记下来，然后再整理成篇。之后，他把凝聚着自己心血的文章《让我们用血肉来拥抱世界》寄出，最终，这封信发表于1980年9月的《中国青年》。
　　由于这封信的发表，他走上了自己渴望已久的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
　　在其后中央电视台的一次关于潘晓讨论的电视节目中，关志豪现场阅读了周晓东的这封信。周的一位朋友看到后，立即联系上已经是企业家的周晓东。两人也因此得以见面。周晓东送了一个用珍珠编成的熊猫给关志豪，这件礼物也因此成为了他们之间情缘的见证。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周泽雄

“潘晓讨论”俺记忆颇新，的确，在那个纯洁的年代，该讨论几乎奠定了八十年代中国的理想主义色彩。当时我们都记得潘晓是北京一位女工，好像还看到过她的照片。

读这篇揭秘文，感觉有点怪诞。没想到这竟然是一场策划。虽然策划得很成功，但身为受到感动的读者之一，还是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

逍遥亦南

我记得确实是由两个人组成的潘晓.讨论从来不都是策划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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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来“潘晓”的路是“宽”是“窄”

    直到今天，相信仍有许多人保存著《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因为八十年代初无数中国青年参与的“潘晓讨论”正始于此。弹指20年，“潘晓”的路是“宽”还是“窄”？
    《中国青年》刊登彭明榜的文章，介绍了“潘晓讨论”对“潘晓讨论”的始末。文章指出，对于“潘晓讨论”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有人说它掀开了八十年代中国的扉页，有人说它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真正的思想启蒙。它曾一度被作为思想教育工作的成功范例广为宣传；也曾险些被当作“精神污染”的糟糕典型进行清算。
    “潘晓”有一个著名论断：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时光倒转20年，这种观点以及刊登这种观点的勇气确实令人震惊甚至感到战栗。
    文章称，当时的《中国青年》女编辑、现任中国妇女报社副社长的马丽珍是最初倡导开展“人生观讨论”的人之一。而另一位受命与马丽珍共同进行调研的是马笑冬，她于1988年出国，1998年在美国波士顿的东北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1999年回国，现在复旦大学人口所任教。
    在一次座谈会上，马笑冬认识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她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就请黄毫不隐瞒地写出来供青年讨论。后北京经济学院团委书记又向“二马”推荐了刚自杀被抢救过来的潘祎，并由马丽珍去和他单独交谈。
    文章写道，或许是因为这次谈话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吧，潘祎对这一天的准确日期记得特别清楚。现已年过不惑、应邀在“中华英才网”上主持“老潘信箱”栏目的他回忆道，“那天是1980年4月7日！”他当时和马丽珍从下午两点多一直谈到六点多。
    黄晓菊、潘祎的稿子分别交到了《中国青年》编辑部。两相比较，潘祎的不能用，但其中一些语言和观点可供参考，而黄晓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分为“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四部分，基本可用。编辑部将这两篇稿子交给了马笑冬，由她执笔作最后的修改。由潘祎、黄晓菊姓名中各取一字便成了“潘晓”。
    “潘晓来信”发表后，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和中宣部长王任重都表示赞同。胡乔木还与胡启立亲自到《中国青年》编辑部，胡乔木对如何进行“人生观讨论”提出了许多指示和建议。
    文章披露，由于无数读者想见“潘晓”，并且胡乔木说过要让潘晓“出场”，《中国青年》编辑部在征得潘祎本人和黄晓菊单位领导的同意后，安排黄晓菊作为潘晓的代表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当年8月20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播发了采访黄晓菊的新闻。本来是作为一个思想典型人物的“潘晓”这一下被具体化了，被具体化为实实在在的黄晓菊了。虽然黄晓菊在亿万观众面前对那封信作了说明，最后的表态很“正面”也很富于哲理，甚至也成为名言被许多人传诵：“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著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著！”
    后来由于工人日报的有关报道，胡耀邦批示认为“报刊、电台有猎奇的思想。”而《中国青年》在给胡耀邦、王任重、朱穆之等的报告中否认各种指控，并引用了胡乔木有关支持“潘晓讨论”的讲话，同时总编辑关志豪还写下几句话批评胡耀邦“不要轻易地就一些未经核实的材料作带有实质性的批示，以免和实际情况脱节”。当然，胡乔木后来对《中国青年》的做法非常不满。
    彭名榜的文章说，尽管关志豪直到今天还表示：耀邦是个好人，关键时候他保护了我们！但”潘晓讨论“的命运已经不言而喻。群众性的笔谈讨论实际上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11期就戛然而止了。但直到1981年第6期才由郭楠柠与丈夫陈汉涛“开夫妻店”般地撰写了总结性文章。文章初稿充分肯定了青年们在讨论中提出的“社会应重视‘人的价值’，集体应重视‘个人价值’，个人应自觉地按照社会需要提高‘自我价值’”的观点。在关于如何对待“公”与“私”的问题上，文章认为，“公”与“私”的基本关系是既统一又对立，首先是统一的，其次才是在一定条件下是分裂的甚至是对立的。通常情况下，“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是可能的，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只有在“公”与“私”出现分裂、对立时，“主观为自我”才难以同时实现“客观为别人。”
    总结文章写好后，中宣部长王任重批复说稿件阅过，但要求请中宣部理论局再组织几位专家帮助看看。于是，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理论局局长洪禹约请了邢贲思、汝信等五位专家与郭楠柠、陈汉涛夫妇一起座谈讨论了三天。郭楠柠、陈汉涛修改后再次送给王惠德审阅。
    应该说，这篇总结文章是得到中宣部首肯的，但其观点和态度主要代表了《中国青年》编辑部的立场，在当时形势下已算一份难得的对“潘晓讨论”的公正答卷。这从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中国青年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总结；人民日报也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摘要。至此，搅动了中国青年人心的“潘晓讨论”正式结束。
    文章说，时间到了1983年12月，在距“潘晓讨论”结束近三年以后，华中工学院党委分别向胡耀邦等和有关部门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建议在“清理精神污染中，必须对两青年报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这次在青年中影响很大的所谓‘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认真进行清理。”幸好胡耀邦于12月12日批示说，“...这件事用不著再大肆翻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才压下了一场可能的文字狱。
    不过，逃过了被作为“精神污染”典型的“清理”，但在内部“提高认识”的检查却不得不作。1984年第1期《中国青年》发表了《“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的专文。实际上把那篇经过中宣部把关的总结文章推翻了。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在这篇专文前，编辑部加了一个“编者按”公开向社会作了检讨：“...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社会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现发表《‘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这篇文章，作为我们对讨论引导不够的一个弥补。”
    这个“编者按”就这样对“潘晓讨论”作了类似于盖棺的定性。彭明榜的文章表示，和这个定性一样同为历史遗憾的还有那代表了千百万社会各界人士的六万多封信，堪称为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思想宝库的六万多封信，没有经过任何社会学方法的处理，就被当成“废纸”让造纸厂的汽车拉去化为纸浆了。在中国思想史上，以前没有过、以后也很难再有如此壮观的大规模的全国讨论了，尤其不会有如此丰富如此袒露的思想作为供人们研究的样本了。
    “潘晓”之一黄晓菊，20年前因严重的关节炎住在北京小汤山疗养院时，接受了马笑冬的约稿：把自己对人生的思考与困惑真实地袒露。
    黄晓菊的思想源于其人生经历。她是50年代初一名赴内蒙支边的女青年和当地一名解放军连长的大女儿。营养不良使她患上小儿佝偻病，被母亲送回外祖父家抚养。在感情和心理上她始终没有“家”。所以，似乎天生就没有大多数人所谓的“正常”，天生就有无以宣泄、无以倾注的情感缺憾，天生就有一种“叛逆”的性格和无以名状的“愤怒”。而作为《中国青年》“潘晓讨论”的主角之一，她倾吐了长期抑郁的心声。
    那场持续了大约10个月的讨论，收到寄给“潘晓”的信件6万多封。尽管黄晓菊本人能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但很多时候读信读得她泪流满面。赞同或反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颗颗心恳切而真诚。都说知音难觅，而她在“潘晓讨论”这个特殊的机遇里，觅到了很多很多！
    但“潘晓”带给她更多的是尴尬、郁闷，她换过几份工作，其中一家甚至怀疑她“贪污”。“饭碗”被打碎了。她把三岁的儿子送进了全托幼儿园，然后悄悄出走海南去谋母子的生路。在北京开往广州的火车上，她满脑子都是儿子那双期盼的眼睛和挥动著的小手。至此，那种跟“学问人”在一起能提升自己生命品质的谬想已荡然无存。
    黄晓菊成了《海南特区报》的“记者”，做广告虽只挣了700元钱，对她却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黄晓菊开始“体制外人生”后淘到的“第一桶金”。
    第二次出走，她选择了深圳。梦幻被打破，她谋到的差事是帮助日本厂长“搞家”。后来，经人推荐，又在深圳广播电台“月亮湾”热线节目客串过一段主持人。时间长一点后，她自己的心理发生了障碍：除了通过听筒讲些无关痛痒的话，并不能真正为听众们做些什么。终于有一天，她对自己说：“该闭嘴了！”然后回到北京照看儿子。她终于决定自己干！因为有八年羊毛衫厂的工作经历，她和搭档就先从羊毛衫开始干。苦尽甘来，现在，黄晓菊的人生之路似乎已经“宽”多了。她的愿望是想办一个“单亲母亲协会”，让所有无助的母亲，有一个可伸手求助的地方。她还想开一个“雕刻时艺”那样的书吧，请朋友们常来坐坐。
    黄晓菊认为，“‘潘晓’的话题也许可以结束了。但‘潘晓’似的思考却永远不会停止。只要有青年，只要有生命，人生的路无论是‘宽’是‘窄’，都要哭著、笑著、骂著、唱著走下去！”
    1979年5月31日晚，北京经济学院组织的第一届“红五月歌咏比赛”正进行得热闹时，潘祎在操场上喝下了浓缩的来苏水。然而系里已派人远远地盯著。看到他倒下，几个人飞奔过来抬起他就往校门口跑。那天也非常凑巧，朝阳医院外科、口腔科、职业病科都是主任值班。据说如果有一个人当晚不在，他也就没了；而且，如果不是一个在当时还较为稀缺的大学生，也可能就不救了---因为他已停止呼吸。
    当《中国青年》的马丽珍约潘祎谈话时，他说得口干舌燥。不久，“潘晓”出世了。学校得知他参加了“潘晓讨论”，便带他去医院“检查”，最后诊断“重型精神病，精神分裂征”，令其休学。他便回到了青海家长身边。因为无所事事，平时只与黄晓菊、黄帅等写些书信联系。后来，迫于校方的压力，家长瞒著潘祎同意“自动退学”，还因他执著地回北京要求复学而同他断绝了关系。
    潘祎只身回到北京。他住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室，一次发高烧连续三天滴水未进。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在立交桥下坐等天明，或是在前三门高层建筑里的楼梯拐角处蜷缩著，听到有人来便赶紧开溜，以免被当成什么人扭送到执法部门不明不白挨顿臭揍。有时饿得不行，他就到餐馆里去，等人家吃完了，赶紧吃点剩饭剩菜。
    潘祎的户口还是万幸地落到了亲戚家，但所在街道办事处很明确地说他不能享受待业青年的待遇，只能与那些劳改释放人员同等对待。他只好在某建筑工地偷偷当小工，搬砖和泥，赚取点劳务费。最后还是团中央、马丽珍与当时身为中国青联委员的北京第一家卖大碗茶起家的张占英联系，为潘祎在前门联社安排了当装卸工的工作，住在仓库里。
    1983年“严打”时，潘祎因“盗窃”嫌疑被抓进看守所。实际上是和他一起提货的司机干的，但司机事后告诉了他，并提出分一半钱给他买打字机。严打开始，司机请求潘祎保密，并称如果事发俩人一起承担比一个人要轻。讲义气的法盲潘祎便答应了他。1984年2月，即走进看守所八个月后，潘祎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北京法制报的一位记者还采访了他，并写下题为《潘祎是怎样走进“死胡同”的》的报道。将他写成一贯自私的人，说其系狱完全是“自我膨胀”的必然。到劳改场后，因为个高，潘祎被任命为小组长，干活要比别人更多些。后来，因为劳改态度尚可，又算个知识分子，他被调到劳改场教研组，给犯人教初中和高中数学。
    潘祎在狱中请家人为他向北京人文函授大学报名学习该校法律系的学习，并在1987年取得了结业证书。1987年4月，潘祎迈出了监狱。其父母在他出来之前很久就著手联系他的就业，但只为他找到了些抄写信封的活在家里干，每个信封1到2分钱。
    潘祎的第一份外出工作的机会又是马丽珍给找的。是给实验室刷瓶子的活，1个1分钱。1988年，他结识了校友贾湛，贾正与一群人在搞《20世纪文库》等学术译著。潘祎加入其中。后来，贾自己搞了个企业管理研究所，主要出版《企业家丛书》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潘祎被指定为编委，虽然报酬很可怜，但毕竟是兴趣所在。这样，经过一年的努力，他从抄信封度日涉足进了文化圈。
    1991年后的几年，潘祎先后在原《中国青年》总编辑关志豪退休后办的《科技经济纵横》、人民日报文艺部办的《大地》、新华社办的《中国名牌》等杂志社做过发行负责人，但由于种种原因，皆非顺心如意。离开发行这一行后，他开始在各种官办的、民办的、合资的公司间频繁跳槽，管过人事招聘，当过广告经理，做过副总、总裁助理等等，学到了些现代公司运作的知识。1998年，潘祎结识了北京做人力资源的一些编辑记者。不知不觉中，他很不情愿地成了一个自由撰稿人。过去不经意间从事的招聘面试工作的经验以及四面八方去求职的经历倒为他在这一行说三道四提供了很感性的素材，他摇身一变又成了个人力资源专家。今年，潘祎因为朋友的关系去了中华英才网，应邀在那上面开了个“老潘信箱”，回答求职者和职场中人的各种问题。
    潘祎认为，“20年前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自己人生之旅的方向和归宿。如今，我利用互联网又在与那些据调查主体年龄在18到24岁之间的年轻人们继续著同样的话题。或许这是我无法打破的一种宿命吧。”
    2000年6月8日

周泽雄

以下是引用逍遥亦南在2006-12-15 12:05:00的发言：
我记得确实是由两个人组成的潘晓.讨论从来不都是策划的吗?

是呀，现在想想是这么回事，哪有不策划的道理。都怪自己当初太幼稚了，竟然信以为真。

也许我的观念太陈旧了，我总觉得，搞新闻的人，还是少来点策划为好。策划的事，留给娱乐圈的人去做。新闻一旦策划，会让人觉得再也没有值得相信的事了。——尽管，我还得再次重申，当初那个策划，真地不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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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兄当年正在高校读书，有参与这场讨论吗？

周泽雄

回土豆：我记得没有。对于社会公共热点，我一直缺乏足够的热情，读大学时即是如此。

朦胧记得，那个月，我们那拨刚进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好像热衷于讨论聂赫留朵夫的道德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