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古史杂识之  刘邦西进灭秦的战争线路及历史功绩辨析


 

菜九段

秦二世二年后九月,楚怀王心授意刘邦西向入关灭秦。经过十个月的千里转战,刘邦部于秦二世三年七月抵达旧秦之南大门武关(今陕西商县东)之下。与此同时,以项羽为首的反秦联军在赵国(今河北省南部、河南省北部)一带将秦军的野战主力王离部、章邯部彻底制服,使秦王朝的覆灭无可挽回。由于项羽的盖世奇功,致使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刘邦始终处于项羽的光环之下。不容否认,项羽对秦军主力的牵制确实使刘邦部得益,但无视刘邦部对项羽部的支持,也不能公正地估价刘邦部的胜利及历史功绩。考之于《史记》的有关记载,刘邦部的最后胜利是在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后取得,似乎没有太多的幸运可言。再考之于刘邦受命西进后的战争线路,就可以肯定地断言,刘邦部的使命绝非单纯的西进。理清这一线路,有助于判研灭秦的战争过程及重新确认刘邦的历史功绩。刘邦西进灭秦的事迹主要见于《高祖本纪》、《秦楚之际月表》及刘邦的将相功臣之世家、列传中。现以《高祖本纪》之记载为主线,考察一下这次两千年前的长征。
一、 刘邦受命西进时的军事态势
刘邦受命西进时正值反秦起义处于低潮时期,大非陈胜盛期所能比。陈胜发动反秦起义时,一呼百应,天下云从,陈胜武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成为史无前例的军事集团。陈胜部向四面八方进军,势如破竹,仅两三个月时间,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境内)以东除少数据点外,其余大部分地区不复为秦所控。陈胜部将周文率军克函谷关,直逼秦都咸阳;宋留率军克复南阳郡(今河南省西南部及湖北省北部襄河一带)兵临武关之下。但以秦将章邯率秦军反击为转折,战局骤变。周文部败出函谷关,旋即被章邯击溃;陈胜部、吴广部、宋留部也都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秦消灭;周市、魏王咎、齐王田儋均战死。原先光复地区重又失陷,秦军的打击锋芒直逼新立未久的齐国。眼看反秦大业就要毁于一旦,这时项梁崛起于江东并接受陈胜印信,于二世二年二月渡江渡淮而西,给气势正盛的秦军以迎头痛击,抗秦事业复振。项梁部在襄城(今河南襄城)、亢父(今山东济宁一带)、东阿(今山东阳谷)、濮阳(今河南濮阳)、雍丘(今河南杞县)连胜秦军。不久,因连胜而轻敌的项梁又被得到增援的秦军杀败身死。重创楚军的章邯以为楚将一蹶不振,便移师河北;攻下赵都邯郸后,秦军将赵国君臣围困在钜鹿(今河北平乡)城中。反秦诸侯都意识到钜鹿战场的重要性,纷纷向赵国派出援军。楚国也派出了以上将军宋义为首、项羽为副的主力部队北上救赵,并同时安排刘邦率部西进攻秦。此前,刘邦正与项羽合兵攻击陈留(河南杞县西北),因项梁败死,刘项回撤到彭城(今江苏徐州)一带,原先收复的疆土重为秦军占领。刘邦西进的出发地为砀(今安徽砀山)。
受命后的刘邦,其前途与陈胜时期的周文、宋留毫无相同之处。在人数上,刘邦出征时大概只有几千人,即便得到魏将皇欣、武蒲之军,又倂刚武侯之军四千人,其过高阳(杞县)时人数不足万。[1]其部众之少,显然不足以完成灭秦重任。为此,楚怀王给刘邦的权限是“收陈王项梁散卒”。其时,不仅当年周、宋走过的地区被秦军重新占领,守御得到加强,而且早先一呼百应的局面也不复存在。更为棘手的是,刘邦的使命还不仅仅是西进。当时楚都彭城在左近之地都有秦军驻扎,彭城西面的栗(今河南夏邑),北面的成武(今山东成武)、昌邑(今山东金乡)、安阳(今山东曹县)均为秦军掌握。对楚之根基彭城构成严重威胁。如果楚国只考虑援赵及西征,其自身安全就没有保障,这个问题,楚国君臣应有所考虑。从刘邦受命后的战斗历程来看,保卫楚国安全的重任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刘邦部承担的。下文将交代这个问题。
 
二、 刘邦部专力西征前的使命
依《高祖本纪》、《秦楚之际月表》,综合有关传记,刘邦的战争线路大致如下:发于砀——至安阳、成武——至亳南(今河南商丘东南)——至成阳、杠里(均为今山东甄城一带)——至昌邑——至栗——至高阳、陈留、开封——至白马(今河南滑县东)——至曲遇、阳武(今河南省中牟、郑州一带)——至长社、宛陵(今河南新郑一带)——至颍阳、轘辕、缑氏(均为河南偃师一带)——至平阴、河津(今河南孟津)、洛阳——至阳城(今河南登封)——到犨东(今河南鲁山)、宛(今河南南阳)——至丹水(今河南淅川)——至胡阳(今河南唐河)——至析郦(今河南内乡一带)——至武关下,别师西定汉中。
刘邦部自砀出征,首战安阳,[2]联系到日后宋义率领的援赵大军在此地逗留46日,刘邦部的第一出击应视之为替援赵大军取得前进阵地。刘邦的下一步作战为于成武破秦东郡尉,成武的位置又在安阳以东,此举应视为保证楚都及援赵路线侧翼之安全。随后,刘军越安阳而南下击秦军于亳南,[3]此举除护翼援赵之外,当有掩盖楚军行动方向的意图,并威慑楚国左近之敌。亳位于彭城及砀之西,刘邦部抵亳,或可造成楚欲西进之假像,从而牵制秦军。但刘邦在亳只是虚幌一枪,便掉头北上,在成阳、杠里一带攻击秦军王离部。此事为《史记》多处记载,谅不会有误。笔者以为,王离的主力在钜鹿,其偏师完全有可能在濮阳一带,那里离钜鹿不远。王离军遭此打击后,可能就完全转移到钜鹿一带。北向攻击王离军显然不属于西征内容,估计刘邦部此举意在为援赵大军作试探性进军,在消耗秦军有生力量的同时,以向北压迫秦军,为日后在赵地决战奠定基础。此战当在二世三年十月及十一月之交(月表附此于十月,恐有误)。此时,援赵楚军还在安阳逗留,那么,刘邦部的成阳、杠里之战为援赵楚军扫清进军障碍之功当不容置疑。 刘邦部的下一个作战目标是昌邑、栗,其方向是从成阳下东南转正南,时间是二世三年十二月。值得一提的是,由项羽率领的援赵军也就在此月破秦军于钜鹿之下。刘邦部的南下正好填补了项羽部北上的真空,其协同作战的意味十分明显,而刘邦部有拱卫彭城的职责也不言而喻。栗与砀相毗邻,刘邦部作战几度,又回到原来的起点,这是楚国捉襟见肘的处境决定了的。为了完成援赵与西征两大使命,楚军精锐倾巢而出,彭城的安全大为可虞。在缺少万全之策的情况下,怀王有意识地让刘邦部在西进前作一番来来回回的运动战,即可打击周边的秦军,又充分制造了假像。这种战略意图应该说相当高明,但对于行将西征灭秦又人众有限的刘邦部来说,这些任务就显得过于沉重了。尽管如此,刘邦还得继续完成其西进以外的任务。二世三年二月,项羽在河北破章邯军,刘邦部自栗西向出击高阳、陈留,再北上击开封、白马之敌,这一连串的行动即是对河北楚军后方的策应,也是对河北楚军主力与楚都彭城之间地带的廓清。行至白马后,刘邦西进前的全部使命便宣告终结。
如果稍加留意,就可以发现刘邦部于此间未能克复昌邑。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昌邑之敌较顽固,二是刘邦不愿在此作过多纠缠与消耗。从战略上看,在援赵楚军远去之后,近楚之敌基本被肃清,剩余少数之敌如昌邑者又处在齐楚两国的夹缝中难有作为。更何况彭越的万余人马始终游弋在昌邑左近,[4]秦军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在这一作战时期,刘邦部的命运有两处转折,一是攻占陈留,二是战白马。攻占陈留之前,刘邦部众不满万人,待取得陈留之积粟后,刘邦即可招兵买马、扩充实力,这对于西进灭秦是至关重要的。白马是刘邦部西进前到达的最北端,当时隔河的项羽部与秦军的战斗已取得了优势。于此刘邦率领的这支战功卓著的疲惫之师这才开始了专心致志的西征。其时间是二世三年三月,距受怀王之命约半年时间。
三、 刘邦西进的两路尝试
项梁继陈胜而起之后,楚国就开始谋求西进,有史可稽的最西位置当属项羽攻克的襄城,其次则为刘项部合力斩李由之雍丘。再往前数,则有陈胜时周文、宋留的分兵西进。到刘邦专心西进时,上述几条路线都将一一亲历。
鉴于周文部过去的成功,刘邦最初西进时也属意于函谷关。所以刘邦部离开白马,即击开封以西的曲遇,破杨熊军,再南下至长社、宛陵(疑即今河南鄢陵),转向西北攻击洛阳左近的颍阳、平阴等地。洛阳与曲遇东西平齐,刘邦部南下兜了个大圈子,目的就是要走函谷关。这期间历时一个月。旧韩十余城也当为此间收复。[6]这些赫赫战功,显示了刘邦部能征惯战、疾若飚风的英雄本色。在洛阳附近,刘邦部还阻止了盟军赵军渡河而西的企图,表明其想独享入关之功。尽管刘邦部肃清了洛阳周边之敌,但洛阳固守难下。这时,刘邦面临几种选择,一是弃洛阳不顾,直扑函谷关;一是继续攻打洛阳;一是放弃从函谷关进兵。第一种选择有受阻函谷关下腹背受敌之虞;第二种选择有旷日持久、师老无功之患,陈胜时期的吴广部就是受阻于洛阳、荥阳间无法西进的,可见洛阳之敌相当顽固。或许刘邦已经知道了项羽部已接近最后胜利的情况,于是,在灭秦使命刻不容缓的情况下,刘邦毅然选择了第三条道路,放弃攻洛,退军至阳城,从那里再开始另一个方向的攻击。时间大约为秦二世三年四五月之交。
刘邦的这一选择实质上是改走宋留道路、取道南阳,在这一方向上,刘邦毫无胜算可言。与孤城洛阳相比,南阳郡之敌为完整未遭创伤之属,其主将很可能是秦始皇灭六国时的悍将桓齮。再者,武关未曾失守过,其防御之坚固可想而知。因此,刘邦取道武关大有孤注一掷的冒险意味。但刘邦最终竟获成功。
按刘邦放弃洛阳后首战于阳城郭东的记载,刘邦很可能先退至已收复的旧韩之地,再从那里发起进攻。此役刘邦胜,随即追击秦军至犨东,又胜之,秦军退宛城,刘邦扫荡南阳郡。因宛急切间克复不了,刘邦率部逾宛西行直扑武关。这个行动将产生前后受攻的不利局面,幸亏张良提醒,刘邦才回师再度攻宛。 在刘邦部的强大攻势下,南阳主将齮被迫投降,刘邦封其为殷侯。这一招很灵,西向途中之敌均丧失斗志,纷纷归降刘邦部。于是,通往武关的道路基本疏通。尽管如此,刘邦部从南阳出击西取丹水后,又回师制服淅郦、胡阳之敌。在刘邦的西进过程中,像这样回师作战时有发生,这是因为没有根据地作战而不得不采取的作战方式。此番作反复拉锯式战斗,旨在巩固后方,以便一心攻克武关。在胡阳,刘邦部得到了番君将梅鋗部的加入而实力大增。随后,这支士气高昂的部队兵临武关之下。
攻克武关之前,刘邦派部将郦商率偏师收复汉中,使自己的进攻侧翼获得安定,也为日后的政治命运奠定基础。应该说,这一招很厉害,已为其日后取天下作了铺垫,此是题外话。刘邦的武关之战估计相当艰巨,《秦始皇本纪》提及此事用了“屠武关”这个字眼。大凡屠城都是艰苦攻坚后的自然结果。拿下武关之后,刘邦军就一往直前了。此刻,秦军主力被歼于河北,秦之心腹被掏于关内,秦朝政权已成了一只熟透了的果实,就等刘邦撷取了。

综上所述,根据当时的特定形势,楚国当朝对援赵及西征两支部队的战略目标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从效果上看,这些预先设想都得以实现,这种结局应归功于刘项的领导有方及将士的用命。特别是刘邦部,其任务之繁多与其出发时部众之寡少极不相称。刘邦的成功除了其部属的英勇顽强、善于攻坚之外,还在于他尽其所能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或以力胜之、或攻心瓦解,才能每每做到以少胜多、以弱克强,创下一个接一个辉煌的战绩、排除一个又一个大小障碍,最终圆满完成怀王之命。如果不受项羽胜利的耀眼光环所眩,就应该看到,刘邦部西进任务之繁重,线路之曲折迂远,对手之强悍,战事之频繁及其胜利之辉煌当得起前无古人之誉。也只有认识到这一切,才能够正确估价刘邦的领导才能及其历史功绩。

附注
[1]参见《高祖本纪》、《郦食其陆贾列传》。另《刘敬叔孙通列传》刘敬称:“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而卷蜀汉,定三秦……”表明刘邦出兵时的人手确实非常有限
[2]参见《傅靳蒯成列传》
[3][5]参见《樊郦滕灌列传》
[4]参见《魏豹彭越列传》
[6]参见《留侯世家》

(原载《淮海文汇》1996年10期)

补注
刘邦在楚怀王心的彭城整编中受封为砀郡长,此砀并非完全在刘邦的控制下。但刘邦既然有此名份,故西进前对此地有安定行动。《张丞相列传》称任敖“守丰二岁”,此守丰,当在汉元年前。丰于秦二世二年四月后才为刘邦掌握,至项羽分封后,其地当归楚所有,任敖也没有必要守此。汉败彭城后,直至战略反攻,丰一直在楚的势力范围内。故任敖守丰事应在秦时,也包括刘邦西进后,表明刘邦在攻秦时为自己的后方做了安排。
刘邦部战白马为其北上的最远程,但刘邦的盟军吕泽部似有渡河作战的可能。可参见《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
南阳守齮的结局似乎不确。《高祖本纪》及《秦楚之际月表》皆称守齮降而封,但《曹相国世家》称“虏齮”,则表明此守齮非降而是战败被擒。从以后对齮没有任何交代来看,被俘的可能也是大的。但如何解释南阳守齮降后,西进一路顺利之事,不能排除刘邦部的虚假宣传。

LZ,态势图呢? 看不明白啊.没有图读战争史好痛苦啊.[em06]
大树就是个广济寺旁穷扫地的.
<><BR>千古谁识楚怀王<BR>古史杂识之,附&nbsp; 寻找楚怀王<BR>菜九段</P>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在骤然降临的厄运面前,时常作深刻的反思。如白起和蒙恬,前者认为自己杀降卒,后者认为自己绝地脉。于是稍觉坦然地接受命运的安排。李广到老仍不得封侯,亦自省到曾经杀过降卒。这些或表明,为命运寻求解答已成了人的一种本能行为。所以,司马迁自己因李陵事遭宫刑之辱,也同样椎心泣血,反思不已。其所得结论是:祸莫大于欲利、为明主不晓、以为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一句话,基本上没有他自己的过失。如参之以白、蒙等人的思过状,司马迁的反思或者还没到位。司马迁固然不可能如白、李、蒙等以兵器遗患,但其文字一样能杀人于无形。至少,楚怀王心的情况就属此类。<BR>在秦汉之交,楚怀王心是个昙花一现的人物,但他的历史作用却不能一概抹杀。司马迁没有为他专门立传一事,在后世颇受非议。清人赵翼的论说最具代表性,他说:“《史记》不立楚怀王心传,殊为缺笔。陈涉已世家矣,项羽已本纪矣,心虽起牧羊,然汉高、项羽尝北而事之;汉高之入关,实奉其命……”从赵氏的着眼点去看《史记》,秦楚之际,无足称道而占籍史册者,确大有人在。傅、靳、蒯成姑且不论,即使韩王信、卢绾亦不见得有什么重要性。那么,司马迁不设怀王心专传,确实说不过去。之所以司马迁给后世留下如此话柄,或许与他上了项羽的当有关。项羽在汉元年分封前声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这就把怀王心的历史作用一笔勾销了,但却不是事实。<BR>的确,怀王心早先只是作为幌子被供养在远离战火处。楚地的政治军事权力集中于项梁一身。项梁败死,怀王心迅即挺身而出,承担了楚地的军事政治重任。司马迁在评论怀王心这一举动时的措词是“楚怀王见项梁军破,恐,徙盱台都彭城”。事实上,比起盱台(今江苏盱眙),彭城(今江苏徐州)太靠近前线。怀王心迁都一事,似无论如何也与“恐”字拉不上关系。倒是刘邦、项羽知道项梁败死,“恐”而从前线撤退到后方。而正因为怀王心的出掌大权,才使得反秦大业真正走上胜利之途。经过项梁大败,怀王心接手的楚地势力大不如前。就在这种颓势面前,怀王心果断地安排了两路人马,一为援赵,一为攻秦。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怀王心为这两路人马安排了最合适的人选:坚韧不拔的刘邦率弱旅攻秦,刚猛无俦的项羽随主力救赵,并且坚决地制止了项羽愿随刘邦攻秦的妄动。这种安排至关重要。假如把两个角色颠倒一下,恐怕两路俱不得奏功。那么,中国历史恐怕就要重写。所以,楚怀王心的历史功绩至少有相互关联的两点。其一为避免楚地因权力真空而产生内閧的危机;其二为部署了攻秦大计。后人将功劳挂到刘、项名下,只字不愿提及怀王心。这等于说,与路线的执行者相比,路线的制定者毫无功劳可言。照此推论,一幢宏伟的建筑杰出,功劳只属于施工队长,与设计师无缘。这种逻辑显然不能为人接受。但司马迁无意中让人接受了这个观念。<BR>实际上述功劳外,怀王心还特能主持公道。在天下之权已集于项羽一手的时候,他还明确晓喻,分封要按早先的约定,即先入关中者王之,意即将王关中的荣耀归于刘邦。最终,他也因此而触动了项羽的杀机,于是先被项羽虚尊为义帝,后惨死在迁徙南国的途中。由于怀王心的悲惨结局,不难想见,在项氏势力极度膨胀的当时,做出上述决定需要何等的勇气啊。最善于抓人性闪光点的司马迁,恰恰对怀王心这点可以大书特书的凛然不畏强暴的特质没有做足文章,对他本人而言,亦是不小的损失。<BR>日后,刘邦击项羽时,首先以讨弑逆怀王心为出师之名;历数项羽十大罪状中,有六条与怀王心有关。讨平天下后,又立即下诏曰:“楚地已定,义帝亡后,欲存恤楚众,以定其主。齐王信习楚风俗,更立为楚王。”比之刘邦日后为陈胜等无后先贤定守冢人户,他早年的旧主楚怀王心的地位要高出众人甚多。这或许与楚怀王心的历史功绩是相称的。《通志·氏族略六》曰:“楚怀王孙心,都郴,其后遂为郴氏。”《史记》明言怀王心无后,这种由无后而有后的结局,或也是朝廷的安排。据《史记集解》引汉人文颖说:“郴县有义帝冢,岁时常祠不绝。”文颖为汉末人,果如其言,则对楚怀王心的祀祭持续了两汉的全过程。由此看来,刘汉皇室对怀王心的盖世奇功是相当尊崇的。而就是这样一位改变历史的传奇人物,居然没能得到司马迁如椽巨笔的专章摹写,千古之下,令人叹息——不仅为楚怀王心失去的历史地位,也为司马迁失去了一个可以驰骋其文思的重大题材,更为后世读者无缘看到前二者的神奇结合。能不痛哉!<BR></P>
菜先生的文章能不能编辑一下段落,这样密密麻麻真是不好读啊。
粥稀后坐,床窄先卧,耳聩爱高声,眼昏宜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