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奇异的思想合辙
邵 建 一、胡鲁“合辙”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和鲁迅因价值选择不同而分道扬镳，从此再也没有走到一起。但，饶有意味的是，就在20年代中后期，对胡适来说是1926年，对鲁迅来讲是1927年，分道扬镳的他们在各自的思想路线图上却意外地出现了“合辙”，即他们一致表现出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俄式社会主义”的趋同，认肯它的制度和政治试验。尽管这一“合辙’，无助于他们走到一起，但这种不约而同不仅构成他们各自思想历程中的一个区间，而且也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怪异的现象。胡鲁之间，思想背景不同，对现实看法相左，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又南辕北辙，是一只什么样的手，在这个问题上把他们拉到一起?又，他们在苏俄问题上的态度和表现又各自如何、有否不同?最后，他们的思想归属分别是什么、是否出现他样变化?这些都是本文有待展开的问题。
二、莫斯科三日
1926年7月中旬，胡适作为中国代表赴英国参加中英庚款会议。他是从北京到哈尔滨，然后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到苏联，在莫斯科逗留三天，再由波、德继续向西，最后渡英吉利海峡到英国。莫斯科三天，不过是胡适西行中的一个驿站，可正是这短短三天，胡适的思想出轨了，他的“苏俄认知”使他由英美自由主义向苏俄式社会主义左倾。
根据胡适日记，他是7月29日下午两点到达莫斯科、8月1日下午三点离开的。这三天，他先后参观了苏联的“革命博物馆”和莫斯科的“第一监狱”，自认为“很受感动”，也“很满意”。在这三天中，他接触了国民党方面的于右任、共产党方面的蔡和森和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左派教授梅里姆、哈珀斯。从胡适日记，看不出他和于右任谈些什么，但和蔡和森却在于右任的寓所不仅“纵谈甚快”，甚至于右任回来，两人“仍继续辩论”。胡适8月1日离开那天，蔡和森还和刘伯坚特地来谈，希望胡适在俄国多考察一些日子。应该说，和蔡和森的谈话，对胡适形成了一些刺激，他甚至想因此组党。另外，那两位美国教授对胡适在莫斯科时的思想变化，更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胡适对苏俄的判断。
莫斯科的最后一个晚上，和梅里姆长谈后，胡适写信给北大朋友张慰慈，信中说：
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的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的政治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胡适在这里赞同的是苏俄的政治试验。这试验具有乌托邦性，胡适却给予一而再的肯定：
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我们的朋友们，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朋友们，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试验正与我们试作白话诗……有同样的正当。这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
除了对政治试验的赞赏外，胡适不止一次地认同苏俄教育，认为“苏俄的教育政策，确是采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另外，在给徐志摩的信中，针对苏俄教育的有关质疑，再度为其辩护：“我们只看见了他们‘主义教育’的一方面，却忽略了他们的生活教育的方面，苏俄的教育制度……是‘遍地的公民教育，遍地的职业教育’。他的方法完全探用欧、美最新教育学说，如道而顿之类……”
针对自由主义最敏感的问题，即苏俄的“专政”，胡适也表现了很大程度的“容忍”。当然，这直接是受美国教授梅里姆的影响。也是在即将离去的晚上，胡适曾以一连串问题请教此人，比如，请他以一个政治学的专家看苏俄，感想如何；一党专政而不容反对党存在，于自由关系又如何；再，所谓“专政”的时期何时可以终了：不许反对党的存在，那么，训政时期(此乃孙中山语汇，美国人未必懂)岂不是无期的延长吗?这些问题显然出自自由主义，提出它们，既是一种担心，也表现出胡适在这些问题上的疑惑。
那位美国教授是如何回答胡适的呢?
此间作此绝大的。空前的政治试验，自不容没有保障，故摧毁一切所谓“反革命的行为”是可以原谅的。向来作dictator(独裁者)的，总想愚民以自固权力。此间一切设施，尤其是教育的设施，都注意在实地造成一辈新国民……此一辈新国民造成之日，即是Dictatorship(即“专政”，音译“狄克推多”——笔者注)可以终止之时。胡适听了后，评价却是“此论甚公允”，并当晚就把这席话“学舌”给张慰慈：
狄克推多向来是不肯放弃已得之权力的，故其下的政体总是趋向愚民政策。苏俄虽是狄克推多，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
莫斯科三天，是胡适的自由主义被考验的三天，这三天，他其实是顺着美国左派学者的思路走，不仅认同了苏俄的政治试验，正面评价了苏俄的新式“愚民”教育，而且对最为要害的“狄克推多”也做出了他一生中的最大程度的保留。在莫斯科期间和离开莫斯科后，胡适一共给张慰慈写了三封信，这三封信寄回国内就被编为一组发在当时的《晨报·副镌》上，并题名为“一个态度”。胡适的态度早为世人所知，此次用这个题目，意在表示胡适的态度现在发生了变化。
三、“我们不再受骗了”
认真说来，鲁迅的苏俄式社会主义倾向，并非始自1927年，这只是一个约数，根据是鲁迅1932年所做的一篇序。序言中，鲁迅是谈自己对年轻人态度的变化而涉及自己思想变化的：“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
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其时间切点，就是国民党“清党”的1927年，尽管真正的接受，在时间上还要往后。
1927年初，胡适离开欧洲到美国，至5月份，又从美国回到上海。先自东而西，后自西而东，用十个月的时间，胡适整整环球一周。这十个月间，他的思想历程似乎相反，自西而东，然后又自东而西，从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又从社会主义到自由主义，思想的圆周划出了一道意外的弧。和胡适一样，1926～1927年间。鲁迅在国内也行踪游移。1926年夏，胡适离京北上，不久鲁迅亦拔剑出京城，南去厦门了。1927年初，胡适由欧赴美，鲁迅则从厦大辞教到广州。“清党”之后，值胡适归国途中，鲁迅又决辞中大，为船期所误，在广州淹留。十月之初，从水路抵上海，比胡适迟到四个多月。上海，这远东的巴黎，这次成为胡适和鲁迅的共同的栖所。
尽管胡鲁两人俱在上海达三年之久(后来胡适又北上)，但彼此不事往来。面对苏俄，他们一度“合辙”，终未“同道”，故无相见和联手之可能。而况，上海时的胡适，在同情苏俄的同时已重返自由主义，鲁迅则正是从上海成为一个苏俄式的社会主义者。往后十年，鲁迅对苏俄的关注、绍介和支持，俱抱以非寻常的热情，并由此形成一种化解不开的“苏俄情结”。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就正我一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引同上)这是一种委婉，鲁迅所读的，非仅文艺方面。比如，1928年2月5日，鲁迅在内山书店购得日文版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年内，他先后又购得《共产党宣言》《论中国革命问题》等一批原著，原著之外，苏俄书籍也尽在视野。这年5月开手翻译俄共(布)中央先后发布的《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和《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6月译文就在《奔流》上发表。
鲁迅对苏俄(包括马列)的接受颇具自己的特点。和其他知识分子不同，他接受社会主义甚晚却甚快。甚晚，当五四期间胡适和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的讨论时，鲁迅是置身事外的。当《新青年》裂变为胡适和陈独秀／李大钊两种势力倾向(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时，鲁迅是两不介入的。同样，更早时的十月革命激动了国内知识分子、包括激动了外在美国的胡适时，鲁迅也是声色不动的。这种主张，那种主张，这个革命，那个革命，鲁迅见多了，因此，在对社会主义的反映上，和其他向左转的知识分子相比，鲁迅保持了一种审慎而又老到的“迟钝”。然而，多年后。面对国民党的屠刀和创造社的逼宫，鲁迅却又甚快地几乎是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这个过程和他自己的笔名倒吻合——“鲁迅”，由“鲁”(迟钝也)而“迅(迅疾也)；但，后来的节奏太快，以至使他出现较明显的思想断裂。比如，临1927年还坚持“改革国民性”的他，几乎看不出过渡就转到普罗主义的“民粹”。
胡适对马克思没有兴趣，但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时却能从学理上对马克思的哲学(并上溯黑格尔)做出剀切的剖析。信奉马克思的鲁迅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他对唯物史观的态度是“信而后用”。因此，他的工作主要是在杂文中宣传和运用。这样的运用比较表面化，这从他和梁实秋关于文学阶级性的论争可以见出。至于苏俄，鲁迅则更趋表面，几乎就是一种宣传运作。这样的宣传文字，和鲁迅惯有的批判风格，简直判若两人。30年代初，在其“苏俄情结”的作用下，鲁迅不但为宣传苏联尽一相情愿的义务，而且对苏俄的赞颂与捍卫也到了不加保留的地步。
比如这样“一幅讽刺画，是英文的，画着用纸版剪成的工厂，学校，育儿院等等，竖在道路的两边，使参观者坐着摩托车，从中间驶过。这是针对着做旅行记述说苏联的好处的作者们而发的，犹言参观的时候，受了他们的欺骗”。该文字说明鲁迅已经正确地读出了这幅画的含义，它的真实性在于，这种做法不仅欺骗了一般的作者，也欺骗过像罗曼·罗兰这样的大作家，同样还欺骗过本国的高尔基。但，鲁迅对这幅画的评价却是五个字：“无耻的欺骗。”(引同上)到底谁欺骗，是当时的苏俄还是这幅画?实际上，当鲁迅在说“无耻的欺骗”时，他已经被“无耻”欺骗了。鲁迅至今被誉为这个民族的最深刻的大脑，但如果这颗脑袋都被欺骗的话，那么，这个民族后来发生的所有，就不难理解。
根据这幅画，鲁迅的总结是：“他们是大骗子，他们说苏联坏，要进攻苏联，就可见苏联是好的了。”(引同上)说话不到一个月，鲁迅再次为之辩护，题目干脆就是“我们不再受骗了”，自然是回击帝国主义攻击苏联的谣言。这回鲁迅面对的不是一幅画，而是一本小册子，上面说苏联人购买物品，必须要排长队。鲁迅先承认这种说法，随后为之辩解：“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同时指出，小册子好像是同情苏联人民，这其实是“恶鬼的眼泪”。据此，鲁迅又总结道：“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从“无耻的欺骗”到“恶鬼的眼泪”，鲁迅拥戴苏俄的这两个姊妹篇，其基调用毛泽东的语言表达：“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四、“莱茵河流进了泰晤士河”
无论胡适的莫斯科三天，还是鲁迅的“我们不再受骗了”，这两位具有世纪性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受骗了。这样的受骗，在某种意义上，是“五四”后中国政治文化发生变局的一个缩影。
追索胡适的变化，其实并不在于他到不到莫斯科。莫斯科三日，他只不过看到了一些自己希望看到的东西。关键在于，胡适到莫斯科前，思想已经发生变化。1926年6月，到莫斯科的前一个多月，胡适写下了《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这篇文章是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角度对比中西文化的不同。可是在这个框架内，胡适却并不适当地偏斜到社会政治问题，他说：“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这是东方民族不曾有过的精神文明。”社会主义问题与精神文明无关，胡适是在淆题。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这时分明已经把“社会主义”视为“自由主义”的一种更高的进化形态。这是胡适以前不曾有过的观点，正是有了这样的理念，才会有后来的莫斯科三日。
在胡适看来，19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弊病日益暴露，资本主义之下的苦痛也渐渐明了。有远见的人知道自由竞争是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了。于是，产生两种救济方法，一是国家利用权力，制裁资本家，保障被压迫阶级；一是被压迫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家的压迫与掠夺。就这两种方法，胡适各有其例，一是英国工党，一是苏俄。在说到苏俄时，胡适这样说：“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它的成绩已很可观了。”(引同上)这两个例子在胡适那里是不分轩轾的，而且他还直接称赞了苏俄所取得的成绩。尤其在说到“专政”时，胡适不仅没有反感，揣其语气，“竟”有惊讶和默认的意思。
胡适和鲁迅不同，鲁迅爱自由，但没有接受过自由主义的教育，胡适因留学之便，年轻时就受到自由主义的濡染；所以，就胡鲁合辙而言，鲁迅不令人奇怪，奇怪的是胡适。他这一步是怎么迈出去的?他的问题出在那里?
胡适对自由主义的接触，从他的日记看，主要来自19世纪的密尔，不独胡适出国前接触的是经由严复翻译的密尔，到美国后，胡适的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大致还是来自密尔。1926年，胡适打算写一本后来并没有写出的“西洋文明”的书，在其列就的提纲中，有一章就是“自由主义”。在这一章的题目后，胡适特意加了一个纲要性的括弧“(Mill&Morley<穆勒和莫利>)”。穆勒即密尔，这里的问题是，在对自由主义做“历史的叙述”时(这是胡适对自己这本书的要求)，可以从密尔开始吗?密尔以前呢?自由主义本不始自密尔，胡适从密尔写起，此则说明，他对自由主义的认知，主要是从密尔开始的，而密尔以前的十七八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在胡适那里至少是暂付阙如的。
密尔是英伦自由主义的“但丁”，他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最后一个人，又是以后格林等新自由主义的先驱。密尔的自由学说深受边沁功利主义的影响，功利主义落实在社会政治理论中有一个著名的“最大化原则”，即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样一个大功利原则使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逐步转向社会化。而胡适留美期间，正值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1914年，胡适在日记中概括了两位美国总统竞选人的不同主张：“威尔逊氏所持以为政府之职在于破除自由之阻力，令国民人人皆得自由生活，此威尔逊所谓‘新自由’也。”罗斯福的看法相反，带有浓厚的政府保守倾向。在这不同主张的角逐中，胡适态度很明确，“吾从威氏”(引同上)；而且认为：“今日西方政治学说之趋向，乃由放任主义而趣干涉主义，由个人主义而趣社会主义。”再加上他后来师从实验主义大师杜威，杜氏其人当时也是一个激进的社会化的新自由主义者。如果说密尔的自由主义边沁化，而胡适的自由主义又密尔、杜威化。那么，就不难看出胡适自由主义的缺陷。他是从自由主义的半道入门，少上了古典自由主义这一课。密尔、杜威的学说固无问题，它体现了自由主义自身的发展：但如果学从自由主义，从密尔开始而没有往前溯，就缺了古典这一课。这一课不能缺。缺了根基不稳。胡适的问题正是从此发生。
这个问题在回国十年间始终存在，只是这一次暴露得更加明显。在上面那篇文章中，胡适说：“自己要争自由，同时便想到别人的自由，所以不但自由须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界限，并且还进一步要要求绝大多数人的自由。自己要享受幸福，同时便想到人的幸福，所以乐利主义的哲学家便提出‘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标准来做人类社会的目的。这都是‘社会化’的趋势。”胡适的表述显然是边沁一密尔式的，这不妨。但他下面接着就说：“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在这里，他把“社会主义”和上面的“社会化”视为一体了。因为下面的论述举证中，两者他是混说的，既有苏俄社会主义的大运动，又有美国累进制所得税的社会化举措。这些例子并不同质，但胡适一言以蔽之：“这是‘社会化’的新宗教与新道德。”
把自由主义的“社会化”与苏俄式的“社会主义”混淆(这个混淆。在上面提及的那本最终未能写就的“西洋文明”一书的提纲中也能见到)，是胡适自由主义不成熟的表现。就像鲁迅热爱自由不等于他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社会化当然也不等于社会主义。由于胡适对古典自由主义缺乏基本把握，因而当自由主义的“社会化”和社会主义在某些现象上趋同时，他就看不出两者的不同(这个毛病非止胡适一人)。1922年胡适发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其中第七部分是委托高一涵写的。高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却把社会主义一分为二。说：“自1880年以后，社会主义已经盛行。激烈的社会主义如马克思一派，极力主张阶级战争：稳健的社会主义如英国的Fabians，又极力的主张改革。这两派的主张虽然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都想把经济生活完全放在国家或社会的支配之下。”可以说，高一涵和胡适都没有看出其中一种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自由主义的“社会化”。它们在高一涵所说的“同”的下面的“不同”原是无可调和的。所谓支配经济生活，在自由主义“社会化”的框架里不会破坏原有的社会制度，而社会主义则欲彻底打破之：另外，自由主义“社会化”不会建构人类乌托邦，而社会主义恰恰以它为最高价值。适逢其会的是，当泰晤士河畔的自由主义走向社会化时，受莱茵河影响的俄国又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不能不承认这个革命带来一些罕见的气象，它撼动了整个世界，当然也撼动了胡适，于是，学理未清的他把这同样也是合辙不同道的两种现象混淆了，“莱茵河流进了泰晤士河”(本指19世纪末英伦自由主义开始受到德国的影响)，因此，当他来到伏尔加河畔时，对苏俄的政治试验予以赞同，也就不奇怪(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则是苏联新气象和北洋政治腐败所形成的对比刺激了胡适)。
更不奇怪的是鲁迅。鲁迅一生都未受过泰晤士河水的浸染，他感兴趣的是莱茵河。早在1906年，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留日赴东京时。朋友托他带两件东西(羊皮背心和紫砂壶)给也在东京留学的另一位朋友，并嘱送一位叫宫崎寅藏的日本人代转。周作人初到日本，地理不熟，语言未通，这事便由鲁迅代办。宫崎寅藏具有社会主义倾向，鲁迅与之相见后，又约了个时间一同到当时日本社会主义领袖之一坍利彦所办的《平民新闻》社晤谈。在那里，鲁迅不仅会见了坍利彦，并购得一套《社会主义研究》，这是日本最早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的杂志。应该说，这是鲁迅第一次受莱茵河水的洗礼，虽未看出它对鲁迅立即产生影响，但不失为鲁迅20年代末倾向苏俄社会主义的远因。另外，鲁迅生来具有抗争性，留日时即对俄罗斯和东欧诸国的反抗文学抱有强烈好感，而莱茵河的社会主义理论首先就强调阶级反抗，以斗争求解放。这套理论经由苏俄社会主义实践获得了国家层面上的成功。因此，如果说胡适1926年的思想变化使人意外也不意外的话：鲁迅晚年的价值取向，有着内在断裂的一面，但从另一面，从莱茵河到伏尔加，却也水到渠成。
五、“新自由主义”
离开莫斯科后，胡适曾写给徐志摩两封较长的信，这两封信同样发表在《晨报·副镌》上，编者也加了个题目，即“新自由主义”。这个题目，其实就是胡适在第二封信中提出的主张。
胡适在苏俄问题上的态度，引起了国内一些朋友的疑惑和不安。他们通过徐志摩向胡适提出几个问题，胡适在第二封信中做了回答。
回答之前，胡适首先说“我很高兴，你们至少都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苏俄的政治试验是胡适到苏联后最感兴趣的事，几封信中他一再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一点符合杜威也符合他自己在国内鼓吹的实验主义。可是问题偏偏出在这里。杜威的实验主义主张应该说是一种美国经验，这个经验依托于美国民主制度下个人(或社群)自由选择的价值框架。所谓试验不是也不可能是国家行为，相反，国家对各种只要不是侵犯他者利益的试验取中立态度。可是，在苏俄，进行试验的不是这个国家中的公民个人，而是国家本身。国家不是动用它的“权利”(它根本就没有权利)而是“权力”来强制推行它所要进行的试验。如果任何一个国家中的公民个人或社群都是一个“差序格局”，那么，以国家权力“强制”推行的试验即使可以满足和迎合一部分个人或社群的要求。同时也必然伤害另一部分个人或社群的需要。试问，就这另一部分受伤害的个人或社群而言，在国家这个庞大的暴力机构面前，他们的自由选择在哪里?因此，在真正的自由主义看来，苏俄是没有权力以国家身份做这种(即带有乌托邦性质的)政治试验的。胡适的意见，如果出自道德理想主义之口则不难理解，因为政治试验必然诉诸某种道德高调以期获众：如果它出于自由主义，却不可思议。自由主义不是道德哲学而是政治哲学，它所看护的是且仅是个人的权利底线。在这个问题上，胡适推衍杜威的实验主义而罔顾实验的制度框架和“谁的实验”，结果使他的自由主义一不小心就闪了腰。
徐志摩们向胡适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苏俄的乌托邦‘在学理上有无充分的根据，在事实上有无实现的可能’。”(引同上)这是一种怀疑的态度，但胡适的回答不免强词夺理：“什么叫做‘学理上的充分根据’?……这个世界上有几个制度是‘在学理上有充分的根据’……资本主义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国家主义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政党政治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咄咄的语气殊不似胡适。他的回答恰恰暴露了他本人在自由主义学理上的不足。自由主义制度分明有自己学理上的根据，这在洛克、亚当·斯密时代就形成了，它正是胡适所不熟悉的古典主义那一块。而苏俄“乌托邦”预设的是鲁迅笔下所谓的“黄金世界”，这世界在事实上没有实现的可能，但它却有它自己的一套“学理”。只是这学理依凭的不是人类的经验理性，而是盛行于欧陆的建构主义理性。它是按照某种预设的逻辑做一厢情愿的推演，然后建构出一个纸上的“黄金世界”，从而使人为之无谓奋斗。那时的胡适显然缺乏这样的穿透力，他非但不能从学理上予以详析，反而以“反学理”的态度为它辩护。
这辩护的要点正是财产所有权。胡适批评了人们对苏俄大试验的“最大的一个成见”，“就是：‘私有财产废止之后，人类努力进步的动机就没有了”’(引同上)。胡适认为情况本非如此，因为无论在共产制或私产制之下。有天才的人总是要努力向上。而大多数凡民也是从来都不努力的。胡适的辩护相当无力，在原典自由主义那里，财产作为人类生产的动力写得清清楚楚。其实问题还不在于“人类努力进步的动机”。而在于财产是一种权利，它是属于个人所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在原典自由主义那里，这种权利价值优先。作为自由主义的无条件的保护对象。财产与人类进步与否无关。胡适的答辩(包括这问题本身)烙上了19世纪功利主义的印记，他试图使人明白，即使产权取消，人类照样可以进步。他不知道。问题的要害不是进步不进步，而是权利不权利。谁也没有权力为了进步就剥夺个人的(财产)权利。
到了这一步，问题明白了，胡适在苏俄看中的所谓试验和为这个试验所辩护的。正是苏俄共产制。当朋友们问“苏俄的制度是否有普遍性”时，胡适的回答是：“什么制度都有普遍性，都没有普遍性……我们如果肯‘干’，如果能‘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因此。“你们以为‘赞成中国行共产制’是‘赤化’，这是根本大错了……共产制实在不成什么问题。”这是胡适欲把苏俄经验中国化最清楚不过的表述。至此，胡适的“新自由主义”也就不言而喻了，他说：“……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步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这自由主义新在何处，也就是像苏俄那样把私产共有，这种举动，胡适称之为“社会化”。为了落实自己的“新自由主义”主张。胡适甚至想改变自己以往松懒的状况，像苏联人那样积极行动起来，去组党。“我想，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这是胡适刚离开莫斯科时所写的日记，他好像跃跃欲试了。
胡适的主张是“新自由主义”吗?否。他的“社会化”已经不是英伦自由主义的社会化，而是苏俄社会主义的“国家化”。他把他的“新自由主义”又称作“自由的社会主义”。在这里。自由主义的自由仅仅成了社会主义的定语。这不是咬文嚼字。胡适不仅一而再地混淆“社会主义”和“社会化”的不同内涵，而且当他一则认同苏俄的乌托邦试验，继而肯定苏俄的私产国有，试问，这样的自由主义和苏俄社会主义又有什么区别?不难理解胡适的莫斯科困境，当他和蔡和森激辩时，当蔡和森声称自由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时，深知自由主义也在社会化的胡适，从主观上很想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调和起来。事实上，他也一直在这两个主义的边际中行走，胡适固然生性热爱自由，但社会主义的旗帜对作为知识分子的他毕竟也有感召力。只是。终因未能从学理上弄清古典自由主义的底蕴，比如它对财产权利的恪守，这是自由主义包括新自由主义的不可逾越的边线；因此，胡适调和未成，反而在不自觉中破界了。可以这样比较，胡适去苏联后三年，欧美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虽然力主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但也不曾以国家名义去触动私人产权；而胡适到苏俄仅三天，就在价值理念上跨出了凯恩斯无以跨出的这一步。那么，是凯恩斯这种“社会化”的自由主义“新”还是胡适这“新”的主义是自由主义呢?
准确地说，莫斯科三日对胡适来说是一次“越界旅行”，这时的他俨然是一个“半苏俄”化的社会主义者。
六、在“红白两个帝国”之间
鲁迅眼中的苏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大众的“麦加”，它的存在是全人类的光明和希望。鲁迅一边大量翻译苏联文学艺术，一边介绍苏联建设的伟大成绩，同时更力斥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各种谰言。这些工作，鲁迅是自觉的。在“苏俄情结”的作用下，鲁迅以“金不换”之笔拥戴苏联和捍卫苏联，成为30年代他自身写作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上海的小市民真是十之九是昏聩糊涂，他们好像以为俄国要吃他似的。文人多是狗，一批一批的匿了名向普罗文学进攻”。这是鲁迅给友人信中的话，表现了他对厌恶苏俄的人的厌恶。也许被鲁迅所不屑的上海小市民们并不糊涂，中国这个北邻对它的南邻，“要吃”之心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早在上个世纪初，旧俄和日本，就在东北为各自利益打了一仗。新俄成立，祸心未止。早在20年代。“用病榻上的孙中山谆谆告诫年轻的张学良的话说，就是：你们东北身处‘红白两个帝国，中间。孙中山不管两个强邻更换什么样的国体外衣，挂什么图案的国旗，他一眼就看穿苏联与日本的共同本质”。
那么，鲁迅面对“红白两个帝国”，又是什么态度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当时左联的《文艺新闻》向上海著名文化人士发问“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这个发问在措词上就令人不解，“意义”往往用于积极方面的评价，侵略者打进了自家大门，还有什么“意义’，可言?鲁迅的回答是：“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一一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鲁迅这句话有点让人看不懂。尽管我们知道，鲁迅好用反语，也尽管这里的“膺惩”都打上了引号，但，整个句子还是让人感到难解。以鲁迅对中国军阀的痛恶，“膺惩”一词是能够传达出“活该”的意思。如此，倒也正应了发问中的“意义”。可是，第二个“膺惩”呢，它的所指是中国民众，鲁迅用了同样的词。打了同样的引号，而且是同样的口吻。不知是否可以做同样的理解。只是，如果不同样，那么，这个“膺惩”又是什么呢?在这里，不两立的军阀和民众，是无以共一个词的。
可与之相参的是鲁迅次年在北平辅仁大学的一个讲演。鲁迅说：东北事变后，上海兴起许多抗日团体，并都有自己的徽章。“一-二八”事变中，凡有这种徽章被日本人发现，就难免一死。有些人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徽章放在口袋里。还有些人，穿军服拍照，照片还在，军服也挂在家里，自己却忘了，但日军一经查出，又格杀勿论。于是鲁迅总结：“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以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杀人是“残酷”还是“认真”，问题不难分辨。按鲁迅的思路，“膺惩”正可用在这里，认真的“膺惩”不认真的，所以，后者“倒霉”。
然而，以上只是日本占领东三省意义的一面，更值得注意的倒是另一面。鲁迅说：“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白”帝国主义打进来了。操得却是“红”帝国主义的心。日本人分明占领的是中国领土，问题的严重性却在它是攻打苏联的第一步。“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本土的利害竟不在计较之中。面对国难，鲁迅一步就跨到苏俄那边去，好像这事和中国无关(有关的也只是两个“膺惩”)。应该说，鲁迅的判断不是没有根据。占领中国东北后，下一步怎么办?日本军事上层的确发生过分歧，海军的意见是“北上”，攻打苏俄；陆军的意见是“南下”，征服中国。双方争执得很激烈。这些情况，鲁迅当然不知道。可是，既然不知道，为什么首先考虑的，偏偏是苏俄?尽管在鲁迅那里，苏俄是劳动群众的希望。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日本侵略，对世界的劳苦群众是“苦楚”，为什么对中国民众却是“膺惩”，难道中国民众不在这“世界的劳苦群众”之中?短短的一问一答，问的奇怪，答的蹊跷。面对民族危机，鲁迅原是以苏俄为中心来考虑问题、发布态度的。
1929年夏，中国和苏俄这个红色帝国因“中东路事件”发生短暂的战争，战场就在中国本土，是苏军打进了满洲里。可是。斯大林却指示共产国际发出“保护苏联”的号召，于是，上海的街头就出现了“武装保护苏联”的标语。次年，上海文坛发生“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它主张文学艺术应以唤起民族意识为中心。因为它的国民党背景，也因为它的反普罗文学，鲁迅对它进行了专门的批判。但是，这样的批判却和“捍苏”联系在一起。《黄人之血》是“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它是一部历史题材的诗剧，按照鲁迅概括，它叙述的“是黄色人种的西征，主将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元帅，真正的黄色种。所征的是欧洲，其实专在斡罗斯(俄罗斯——引者注)——这是作者的目标；联军的构成是汉，鞑靼，女真，契丹人——这是作者的计划”。概括了作品的内容后，鲁迅揭露其用心：“这一张‘亚细亚勇士们张大’的‘吃人的血口’。我们的诗人却是对着‘斡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引同上)本文对《黄人之血》没有评价兴趣，只是指出它的出现和“中东路事件”这一背景有关。作品或许很差，也没有什么不可批判。但需注意，批判者是站在他方立论的，意即在两国利益发生直接冲突时，坚持阶级论的鲁迅是站在苏俄一方来揭穿“民族主义文学”的“险恶用心”。其实，民族主义文学并不重要，哪怕它有攻打苏俄的喧嚣，那也是被“中东路事件”激出来的，不但没有实现的可能，而且实情正相反，苏俄打了进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鲁迅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实际上和“武装保护苏联”同调，是在用文章捍卫苏联。
“中东路事件”两年后，又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红白帝国轮番给中国带来灾难。鲁迅如何看待这之间的关系?如其上，鲁迅的判断是“……‘东征’即‘西征’的第一步”“现在日本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民族主义文学是否有这样的“理想”，鲁迅有自己解读的权利，确与否，是另外一码事。但。“东征”的实质是“西征”，实际上是鲁迅自己的看法。这看法又有了新的进展，即，被占领东三省的中国人，要跟着日本进攻苏俄了。这是鲁迅的话：“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的了。”原来《黄人之血》写的是当年蒙古人征服汉人后，又纠集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去打俄罗斯，因此，在鲁迅看来，日本人就是当年的蒙古人，中国人就是当年的汉人，他们合伙要向苏俄进攻。鲁迅不仅是解读作品，更是在判断现实。但这种判断是离奇的，它离事实相去太远。不过，离奇的判断，却不离奇地表露了鲁迅的心迹，苏联，是他心中无以放下的挂碍。于是，紧接而来的句子就看出了鲁迅的很不以为然：“但一般的民众却以为目前的失去东三省，比将来的毁坏苏联还紧要，他们激昂了起来。”(引同上)看来，正是这一般的民众，没有丧失基本的判断力，自己失去了东三省，难道不比毁坏苏联还紧要吗?是自己紧要，还是别人紧要，在民族危机逼近之时，作为阶级论者的鲁迅以阶级为取舍。即使自己失地，却更关注苏俄这一无产阶级大本营的安危。只是，不公平的是，鲁迅的苏俄情结是单向的，在中国抗战中，斯大林的苏俄从来就把中国当作自己的东方屏障，去抵挡日本人。
60年代，一本研究鲁迅的书《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其中一章论及鲁迅对苏俄的态度和表现，题目称鲁迅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战士”。这“国际主义”一词如果对照以上鲁迅的对苏言论，恰如其分。具而言，鲁迅身上体现的。是70年代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中叫做“龙江精神”的国际主义。
七、面对“狄克推多”
在以上胡鲁对苏俄的各自表情中，或者说，在胡鲁这不约而同的“合辙”中，是否可以追索一下相同中的“不同”?事情很显然，不同道的胡鲁虽然一度“合辙”，但考其辙迹，分明又不一样。
不一样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两点其实共一个理路。不同在于，如果说阶级斗争是获得政权以前的方式，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政权获得后的阶级斗争形式。
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路径比较简单、直接。当年“进化论”思路的轰毁。是因为看到“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此阵营，正阶级阵营也。甚至早在进化论之前，或者，在接受进化论的同时，鲁迅就深受阶级意识和阶级压迫的影响。鲁迅在谈及自己早年读俄罗斯文学时说：“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鲁迅充分评估了这个发现的意义，“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的，不足道的，但在那时，却是一个大发见，正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的可以照夜，煮东西”(引同上)。事实上，这话用来阐释马克思，方才更合适。鲁迅也正是接受了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理论后，才能对俄罗斯文学做出这样的判断。他所以反“民族主义文学”，是因为在他看来，“民族主义文学”鼓吹“黄色的无产阶级，不该和黄色的有产阶级斗争，却该和白色的无产阶级斗”国。这依然是鲁迅自己的读解，但鲁迅的意思其实也就可以反了过来，即黄色的无产阶级应该和白色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和黄色的、白色的资产阶级斗。他所以赞颂苏联，也正因为苏联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样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里涌现而出”。从鲁迅这段话来看，鲁迅眼中的阶级斗争是非常决绝的，它几乎是把历史全部割断，一切从现在开始。
尽管胡适的苏俄之行使他成了个“半苏俄式的社会主义者”，但，非苏俄的那一半首先就在于他不赞成苏俄式的阶级斗争。胡适并非不承认阶级，但他反对“阶级战争说指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并立的理由”，他批评这种学说“无形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在胡适看来，“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胡鲁两人都承认阶级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现象，但鲁迅的选择是“阶级斗争”，胡适的选择是“阶级互助”。20世纪的中国显然选择了鲁迅而没有选择胡适，即使在当时，鲁迅的声音也比胡适更具吸引力。但，胡适不改初衷，即使面对苏俄的巨变，他依然在自己的列车日记中表示，可以“充分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同样，在那封给徐志摩的信中，当徐志摩们问，有没有“那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方法，胡适也坚持表示：要“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的倾向……”
有意思的是，胡适反对阶级斗争，一个重要的缘由，却是进化论。进化论本是胡鲁共享的价值资源，但，鲁迅从进化论走向阶级论以求更大的进步时，胡适却用进化论批判阶级斗争。在胡适看来：“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据此，尽管说这话时的胡适还在倾向苏俄，但也指出：“所以武断的虚悬一个共产共有的理想境界，以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后又可以用一阶级专政方法把持不变。这样的化复杂为简单，这样的根本否定演变的继续便是十足的达尔文以前的武断思想，比那顽固的海格尔更顽固了。”
进化论的核心是进步，但如何进步，是渐进还是激进，这也是胡鲁的不同。鲁迅放弃进化论而强调阶级斗争的“火与剑”，某种意义上，就是因为鲁迅认为它“改革最快”。不独最快，而且能够根本解决问题。然而，在胡适这里，鲁迅的激进不解决任何问题，因为进化总是在过去的基础上进化，像鲁迅盛赞苏俄那样以革命割断传统，像粪一样彻底抛掉，然后一切从头来起，既不必要，也无可能。胡适指出：“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与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胡适抓住的，就是这一点一滴，这样的进步，只能是渐进。“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这是胡适经常讲的话，意思是急不得。因此，真正的进步，不需要阶级斗争，更无论彻底摧毁传统。
从阶级斗争到“狄克推多”，在鲁迅那里，两者是相通的，因此，他认同阶级斗争则必然认同专政。胡适不然，他虽然反对阶级斗争，但对专政，却显出一定的犹疑和暧昧。
《解放了的堂•吉诃德》是苏联作家卢那察尔斯基的剧作，由瞿秋白翻译，出版时鲁迅以“后记”的方式对这个剧本做了解读。在鲁迅看来，这个剧本好就好在它“极明白的指出了吉诃德主义的缺点，甚至于毒害”。那么，这个缺点和毒害是什么呢?第一场，吉诃德救出了挨打的革命者，但“革命终于起来，专制者人了牢狱；可是这位人道主义者，这时忽又认国公为被压迫者了”。他说，“新的正义也不过是旧的正义的同胞姊妹”，转而“指革命者为魔王，和先前的专制者同等”。吉诃德的话，尤其是那句“新的正义也不过是旧的正义的同胞姊妹”，如同警句，值得思量，但在剧本作者和鲁迅那里，这正是“毒害”；因此，剧中革命者形象的德里戈针对这种毒害说：“是的，我们是专制魔王，我们是专政的。你看这把剑——看见罢?——它和贵族的剑一样，杀起人来是很准的；不过他们的剑是为着奴隶制度去杀人，我们的剑是为着自由去杀人……现在。我们在这个短期间是压迫者……因为我们的压迫，是为着要叫这个世界上很快就没有人能够压迫。”同样是杀人，同样是压迫，只是理由不一样。此人一席话，不啻于苏俄的“专政宣言”。对此，鲁迅不仅称赞其人“是有正确的战法，坚强的意志的战士”，而且也称赞这话本身“是解剖得十分明白的”，并由此叹息吉诃德“没有觉悟”(引同上)。当然，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是充分觉悟的，他的觉悟在于，他自己就有类似德里戈的认知。1932年，据鲁迅文章记载，一位记者对他说：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智识阶级就要饿死。鲁迅反驳：“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
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这里的“为了”和上面德里戈的“为着要”是一个逻辑。本着这样的专政认同，鲁迅不但批评作为人道主义者的吉诃德，而且还指向曾经有过类似吉诃德救难行为的高尔基：“吉诃德即由许多非议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学家所合成的。其中自然有梅垒什珂夫斯基，有托尔斯泰派：也有罗曼•罗兰，爱因斯坦因。我还疑心连高尔基也在内，那时他正为种种人奔走，使他们出国，帮他们安身，听说还至于因此和当局者冲突。”最后一句，显然是出于专政的考量，鲁迅对当年高尔基援救知识分子的人道之举，甚不以为然。
面对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较之鲁迅的一面倒，胡适的表现则颇为复杂。出于自由主义的本能，胡适是不能接受专制的，他向梅里姆提出的那一连串问题，已可见这一点。但那位美国人的一番谬论，竟然让他看不出破绽，这委实让人感到自由主义的脆弱。至于他反转过来向张尉慈做说客，说苏俄虽然狄克推多，但却认真办教育。岂不知这教育(即他所说的“主义教育”)正是狄克推多的组成部分。因此，希望通过这种教育塑造新国民(因为胡适认为新国民造成之日，就是狄克推多终止之时)，这只能说胡适是在天方夜谭，他因为没有生活在极权时代，显然还不懂什么叫“洗脑”。
离开苏联的第二天，胡适在车上和苏联的一位外交官员谈话，话题的内容还是狄克推多。针对胡适的困惑。那位官员这样开导：“你不必对于我们的Dictatorship(专政)怀疑，英美等国名为尊崇自由，实是戴假面具，到了微嗅得一点危险时即将假面具撕去了……他们也是一种Dictatorship，只是不肯老实承认。苏俄却是言行一致，自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分明是比那美国教授更荒谬的言论，胡适认为“此言甚是有理”(引同上)。胡适不察，英美国家对罢工的“镇压”，还说明它有罢工的自由；可是在斯大林的苏俄，却不需要镇压，因为它根本就没有罢工的可能。
这是胡适的转折，9月18号，人在巴黎的胡适和即将回国的傅斯年聊天，话题自然是政治。当傅斯年面对国内政治的凋敝，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有能力的独裁者来整饬社会秩序时，胡适指傅的想法：“与唐明宗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贵人以安中国，有何区别?况Dictator(独裁者)如Mussolini(墨索里尼)之流，势不能不靠流氓与暴民作事，亦正非吾辈所能堪。”胡适这一看法在是年10月给徐志摩的信中得到了加固：“我个人的主张……第一。我是不信‘狄克推多’制的……况且‘狄克推多，制之下，只有顺逆，没有是非——今日之猪仔(不限于议员)，正是将来‘狄克推多’制下的得意人物。这种制度之下没有我们独立思想的人的生活余地。”
然而，不到半个月，刚才还声称自己是“独立思想的人”的胡适，思想又不独立了。这次他受的是罗素的影响。从巴黎返伦敦后，胡适按约定时间拜访了罗素。在谈到狄克推多时，两人有过对话，据胡适10月17日的当天日记：“奇怪的很，他说苏俄的Dictatorship(专政)办法是最适用于俄国和中国的。他说，这样的农业国家之中，若采用民治，必闹的稀糟，远不如Dictatorship的法子。我说，那我们爱自由的人却有点受不了。他说，那只好我们自己牺牲一点了。”记完后，胡适又追补一句：“此言也有道理，未可全认为不忠恕。”(引同上)
统观胡适这次莫斯科之旅，除了认同苏俄政治试验外，最挂心的事，与人交谈最多的事，就是这个“狄克推多”了。短短的时间，胡适如同患上了“狄克推多”综合症，思想走了个起伏的“之”字，还没有走出它的难局。可以看到的是，胡适在这个问题上独立思考不多，更多是为那些欧美左翼所左右。在那些左翼名牌的似是而非面前，胡适因缺乏明辨的能力而唯唯、而诺诺、而左右摇摆。
所幸，胡适的西行之旅，到此还没有结束。
八，胡适“胡适”
就胡鲁思想而言，鲁迅倾向苏俄这一节，就是他的思想晚节，历史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完成新的变化，更准确地说，即使天假以年，信奉普罗的鲁迅也看不出有新变的可能。鲁迅的思想和生平被自己晚年的言文定格了。胡适比鲁迅小10岁，早逝的鲁迅进入思想晚境时，胡适适逢中年。人生的路正长，思想蜕变还在发生。不过，就1926年底的胡适来说，他的思想和他的名字一样，正面临一个“胡适”即“向何处去”的问题。
胡适这次出行，显示出一个特点：人往何处去，思想就跟到哪。到了苏俄，思想为之一变。但，苏俄仅三天，蔡和森未能留住，就到英国去了。英国也非此行终点，胡适还要再“往西去”。结果，人西去，思想也随之而西。当时，不独蔡和森要留胡适，就在胡适到了英伦后，国内的李大钊还想拉住胡适再西去的行程。据胡适日记记载：“我的老朋友李大钊先生在他被捕之前一两月曾对北京朋友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但他说这话时，我早已到了美国了。”
这样的情况如果是真的，倒很有意思。李大钊为什么担心胡适去美国，为什么要让他依然取道俄国回来。胡适1926年发表那篇《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其中对苏俄的态度，李大钊应当是知道的，同样，胡适在苏联时和离苏后，先后给张慰慈和徐志摩的5封信都发在《晨报》上，李大钊也应当知道。尽管胡李之间发生过“问题与主义”的纷争，但私下两人依然是朋友，李大钊何尝不想把老朋友拉入自己信仰的阵营。难得胡适有了这样的转变，更何况苏俄三日又有了近距离的感同身受，即使不能趁热打铁，但如果让胡适只身西向，那胡适身上已经发生的变化，恐怕又将成为新的变数。
这一段文字类同“诛心”，果如没有什么差池，李大钊的担心还真变成了现实。胡适有着很深的“美国缘”，欧游道中的书信，他可以对英国有深深的不满，认为“英国不足学”。可是，转眼到了美国，美国的一切，都让他赞不绝口。也正是在美国，苏俄三天的“向左转”又右转了回来。
前说，胡适是反对阶级斗争的，尽管他可以对苏俄以这一手段所达至的目标保留认同。在美国，亲眼所见的一系列的变化。使胡适更坚定了原有的看法：“我可以武断地说：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天天有进步，故天天是革命。”@胡适指的是什么呢?就他所看到的而言，一是税制的变革，富豪纳税的税额因累进制俱在50％以上，国家将其用为社会福利；二是生产所有制的变局。他针对马克思资本集中因而所有权也必然集中的理论，指出美国资本集中但所有权却可以分散。比如，一个公司可以有一亿资本，而股票可由雇员与工人购买，所以，这一亿元的资本不妨可以有一万人做股东。如果工人可以购买股票，也就成了小资本家，如果“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故阶级战争的煽动不发生效力”(引同上)。在胡适眼中，这都是不用阶级斗争而达至的社会主义。
其次，关于“狄克推多”，如果胡适在欧洲时的表现还颇为动摇，那么，是美国重新坚定了他的反专制的信念。这一点，在他回国后的30年代表现得尤为明显。30年代初至抗战爆发的1937年。可以说是胡适的《独立评论》时代，这一时代的胡适和他的自由主义盟友曾就建国问题发生过著名的“民主与独裁”的讨论。赞成策略意义上的独裁并以苏俄、意大利为例的是他的朋友钱端升、丁文江、蒋廷黻们，而拥戴民主并以英美为例的则是胡适。在这次论战中，胡适毋宁说是孤立的，但也是坚定的。他力主议会政治，反对政治专制。对后者，他批判道：“现代的专制魔王想出一个好法子来，叫一小部分的阿斗来挂一个专政的招牌，他们却在那招牌之下来独裁。”胡适这里所指的，正是苏俄和意大利。和以上鲁迅一边歌颂苏俄一边批判法西斯不同，胡适已然洞悉这两者间的一致性，他不是一扬一抑，而是把极左专制和极右专制当作一个对象来批。然后，在比较专制和民主的根本不同时，胡适进而指出：“民治国家的阿斗不用天天干政。然而逢时逢节他们干政的时候，可以画‘诺’，也可以画‘No’。独裁政治之下的阿斗，天天自以为专政，然而他们只能画‘诺’而不能画‘No’。”(引同上)不能说“N0”，乃是专制批判的画龙点睛之笔，其到位、其精彩至今无人能右出。胡适这篇文章写于1934年12月，而以上鲁迅批判吉诃德而力挺苏俄政制的文章写于1933年10月，两文间隔不过一年，然，彼此识见之隔，又何止能以时间计。
以上，经过美国的再度洗礼，回国后的胡适。从“半苏俄”重返英美自由主义。但，这种确认如果没有问题，也不等于最后问题的解决。对于胡适来说，他和鲁迅，“辙”未同完，彻底作别苏俄，还有一节路要走。
九、归程
可以比较的是，胡鲁“合辙”不仅都经历了一个十年之久的长时段，而且细算起来，胡适的时间比鲁迅还要长。在鲁迅尚未转向苏俄的1926年，胡适已经很明确地发表自己对苏俄的臆见，那时他显然是把苏俄和整个西方文明视为一体，看不出它和英美在制度上的差异。第二次赴美，这个问题解决了，但，归国后的胡适对苏俄的看法尽管有很大的不同，却没有根本的转变。可以看到的是，到1936年鲁迅去世，鲁迅的思想划上了休止符，胡适的态度依然延伸着对苏俄的保留。
胡适保留的是什么呢?从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胡适对苏俄的态度是一道减法。20年代，他很自然地减去了他所反对而鲁迅认同的苏俄式阶级斗争。30年代，又减去了他曾动摇过而鲁迅却不曾动摇的苏俄式专政。然而，减到这里，胡适就停步了，他止于他自己称颂过的苏俄政治试验。胡适不仅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杜威意义上的实验主义者。他一直认为苏俄所做的一切是试验，而且有权进行这种试验。在这一点上，他无法不对苏俄抱“同情之理解”。30年代，在他主政的《独立评论》上，不但时有认同和肯定苏俄建国的文章；他本人甚至还想在杂志上建议，划东北为特区，在那里进行苏俄式的试验。当然这个主张终因怕犯忌而没有公开发表。这就说明，从30年代前期到中期，甚至以后，胡适在“苏俄认知”上的问题并没有全部解决。
胡适的“苏俄认知”，包括鲁迅的“苏俄情结”，当然都有国际背景的大原因。30年代，是全球向“左”转的时代，尤其是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发生和苏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前者，资本主义的毛病充分暴露，尽管它其实可以通过自身调节而救治；后者，计划经济获得成功，也尽管它自身无以救治的毛病被表面的成功所遮蔽。胡适和鲁迅，虽然很难不为这股世界风潮所动，但，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面苏”毕竟更有他们的各自的理念。《新青年》之后，胡适和鲁迅在很多问题上往往形同泾渭，这一次在苏联问题上的“合辙”，不是偶然的，而是出于一个共同的价值理念：无产阶级的自由与解放。
鲁迅的“苏俄情结”很大程度上是“解放”情结，他朴素地认为，苏俄方式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方式。而胡适在离开苏联的路上，对自由主义做了一个“三部曲”的阐发：“历史上的自由主义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有贵族阶级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争自由，今则为无产阶级争自由。”因此，为了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这样一种“意图伦理”，像一只暗中的手，使胡鲁两人出现了罕有的一致。不过，在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上，鲁迅方式是社会主义的，胡适方式是自由主义的。鲁迅由于没有英美自由主义的底子接受苏俄很方便，不方便的是胡适，他的自由主义应该和他所保留的苏俄政治试验互相抵牾。但，胡适为什么迟迟发现不了这其中的矛盾呢?
检讨起来，问题还在于，胡适虽然认同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但从学理角度追究，他又是“含混”的。1934年底，胡适在概括20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大势时说：“这个新发展的最可注意之点在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的骤增，与民主政治的社会化的大倾向。”“前者的表现实例，有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有英国的劳工党的两度执政。”后者呢，欧美国家“一切‘社会’的立法，都是民主政治社会化的表现”。
胡适的话蕴含着多重问题：
(1)他重复了自己在20年代所犯的错误，不知道苏俄的专政和英国工党执政是本质不同的两回事，一个是枪杆子上台，一个是选票上台，无法相提并论。
(2)苏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政治权力的骤增?鲁迅可以这么认为，胡适却不可以，否则又如何理解他自己所说的苏俄专政只能说“诺”不能说“No”。这两句话前后相隔不到十天，却一矛一盾，让人难以思议。
(3)更重要的是下面，他把苏俄的政治试验和西方民主政治纳入一个谱系，把前者看作是后者的逻辑的发展。“大战之后，这个趋势继续发展，就使许多民治国家呈现社会主义化的现象。至于苏俄的以纯粹社会主义立国，更不用说了”。必须要说的是，民治国家社会化，质异于“苏俄的以纯粹社会主义立国”，两者不能齐观。而所谓“凡能放大眼光观察世变的人，都可以明白十八九世纪的民主革命，和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两个相反的潮流，乃是一个大运动的两个相连贯又相补充的阶段：乃是那个民治运动的两个连续的大阶段’’(引同上)。大运动，大阶段，实际上是胡适自己在“大混淆”。
就第三点而言，这是胡适20年代老毛病在30年代的重演或变形。明明是相反的潮流，却说成是一致的、递进的。那么，试问胡适自己，此刻力批苏俄专制又所为若何?同一时期的两种作为却矛盾如此而不自知。其实，早在1926年，胡适发表对苏俄的认同时，他的朋友任鸿隽就写信提醒他：“依我的观察，迷信‘底克推多’是由不信‘德谟克拉西’来的，而现时俄国式的劳农专制，正与美国式的‘德谟克拉西’决胜于世界的政治舞台。”任鸿隽的话如果是说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堪为至当；但，这句话的时间提前量是20年，不能不说任鸿隽独具只眼。然而，他的话胡适不但没有听进去，反而在十来年后要把这“决胜于世界的政治舞台”的两种反对力量并为一途。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正如普罗主义者的鲁迅，思想归程是苏俄，其路径是直的；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他的归程是英美，但其路线图却是曲的。也正如前面已经指出，有着很深“美国缘”的胡适在苏俄发生的问题，到了美国就解决了一半；剩下这一半，他在中国是解决不了的，还须等到他再次赴美，去感受自由主义的“禅房花木”。1937年中国抗战爆发，胡适因而有了再度赴美的机缘，之前，在即将停刊的《独立评论》上，胡适就一篇有关苏联的文章做“编辑后记”，道：“这几天苏俄国内清党清军的惊人消息又占据了世界报纸的首页地位，又使我们心里不能不重新估计这个新国家的巨大试验究竟有多大的稳固性。”消息是“惊人”的，口气是平静的；国家是“新”的，试验还是“巨大”的：好一个态度含混。但，毕竟。对这种政治试验一直抱有认同感的胡适终于要对它“重新估计”了。
待胡适真正能做出价值重估时，人已在美国若干年，其明确的时间标志恐怕是1941年。这年夏天，胡适应邀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做了一次讲演，题为“民主与极权的冲突”。这个讲演于胡适，等于是对自己以往的“苏俄认知”做了彻底的清算。自此，胡适仿佛变了个人，一系列的讲演和政论，都是在批判斯大林式的苏俄极权。1954年，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社的一次讲演中对自己早年的苏俄倾向做了“公开忏悔”，这时的他，不仅早已彻底回向自由主义，而且逐渐从自由主义转到它的右边。特别是50年代在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格局中，胡适因为自己曾有过的越轨，使他对自由主义应有的“社会化”心有惕厉。50年代寓居美国时，当年和他论战的蒋廷黻曾建议发起一个“社会党”，胡适的态度是：“我不赞成。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其主要信条乃是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不能接受各种社会主义信条。”蒋氏要组的党，分明是自由主义性质的，但，胡适杯弓蛇影了，他似乎还是没弄清自由主义社会化和苏俄社会主义的区别。苏俄式的社会主义要不得，但并不能不要自由主义的社会化。
在自由主义的道路上，看来有两个胡适，早年的胡适越界过“左”，晚年的胡适呈保守而又趑趄不前。
《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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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1-27 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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