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 7958
- 帖子
- 12391
- 精华
- 28
- 性别
- 男
- 注册时间
- 2006-7-5
访问个人博客
|
楼主
发表于 2006-11-13 09:44
| 只看该作者
[转帖]当代文坛水越来越浑:中国作家死了?
南都周刊记者彭晓芸、陈坚盈/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今日召开,而中国作家刚刚经历一个多事之秋,在“国家一级诗人”赵丽华被恶搞、湖南省作协两位副主席发生肢体冲突之后,曾经的先锋小说家洪峰走上沈阳街头,挂牌“实名”乞讨。诗人叶匡政直言:中国作家死了!(chinesenewsnet.com)
10月26日,昔日与马原、苏童、余华、格非并称文坛“射雕五虎将”的吉林籍着名作家洪峰,因工作单位沈阳市文化局剧目创作室暂停了他的每月2000元工资,而身患癌症的未婚妻治病又急需钱,一气之下上街公开乞讨。整个过程持续了3个小时,讨得近26元人民币。(chinesenewsnet.com)
事件经网友曝光之后,迅速引起大众媒体的报道和众多人士的关注。支持者有之,但更多的声音则表达了强烈的指责。80后作家韩寒将洪峰直斥为“二奶”,指其“乞讨绝对是做出来给人看的,企图达到某种目的,是想继续依附于旧体制,这种文人算个屁”。11月2日,沈阳市委领导找洪峰谈话,表示会妥善解决纠纷,所拖欠的工资也在11月3日上午10点准时转入了洪峰的工资卡。(chinesenewsnet.com)
11月10日,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之前的30天里,对中国的作家们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10月12日,湖南省作协两位副主席何立伟与王开林,发生肢体冲突。10月24日,为了抗议其工作单位沈阳市文化局停发工资,曾经的先锋小说家洪峰走上沈阳街头,挂牌“实名”乞讨,不到三个小时,讨得近26元人民币。(chinesenewsnet.com)
10月28日,诗人叶匡政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3000字长文《揭露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四种死状》,矛头直指中国当代文学的各个相关行业,诸如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文学出版、文学组织……(chinesenewsnet.com)
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处于风口浪尖之上。中国作家怎么了?中国文学怎么了?中国作家们的生存状况如何?中国文学的现状如何?成为最近一段时间的网络和媒体关注的焦点,各种观点旁逸斜出,或者针锋相对,或者王顾左右──水越来越浑。(chinesenewsnet.com)
水越来越浑,说明两个问题:一、还不是一潭“死水”。公众还在关注中国作家的生存状况和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尽管他们距离真相越来越远。二、一些概念需要厘清。由于历史和现实的错位,公众关于中国作家、中国文学的诸多认识,大多模糊而有歧义,讨论中屡屡发生鸡同鸭讲的情况,影响了公众的认识。(chinesenewsnet.com)
在中国,大致存在着两类作家,一般称他们为“体制内作家”和“体制外作家”。两类作家的分野,在于其收入来源的不同。体制内作家,需要加入各级作家协会,并从现有各类相关机构领取工资,这类机构包括各级作协、文联、文化局及附属单位。上面提到的何立伟、王开林和洪峰都属于这类作家;(chinesenewsnet.com)
而前段时间被称为“国家一级诗人”的赵丽华女士,其正式称谓应该是“国家一级作家”,正高职称。这类作家,其身份的获得,和他们写不写作、写作质量如何没有关系。体制外作家,加不加入作协无关紧要,但作家身份的获得来源于写作,经济来源则五花八门,或者依赖稿费、版税,比如韩寒、郭敬明;或者从事某种职业,比如诗人叶匡政从事出版业,作家海岩从事商业,先锋作家格非在大学教书。(chinesenewsnet.com)
“洪峰乞讨风波”中,上述两类作家严重地对立。在洪峰看来,乞讨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尊严”;而在韩寒看来:“对于洪峰,首先,他不是一个作家,不是说进了作协就叫作家。是否独立,是否爱国,才是标准,不依附于哪个部门吃大锅饭,有生存能力能自己养活自己,才是标准。”其次需要厘清的概念,则是中国文学与中国作家的关系。(chinesenewsnet.com)
单就“体制内作家”来说,相当一部分作家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不大。对他们而言,“作家”仅仅是一种职称,一种行政职务。固然,有相当一部分“体制内作家”曾经创作出和正在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比如贾平凹、王安忆等人,但这类作家,相对于庞大的“体制内作家”群体而言,则凤毛麟角,不成比例。中国文学的创作,很大部分由“体制外作家”承担。(chinesenewsnet.com)
需要认识到,洪峰有乞讨的权利,正如同作协副主席也有打架的权利,作家也是人。这一权利,并不来源于他们的作家身份,而是来源于他们的工作职务。洪峰供职于沈阳市文化局,在完成沈阳市文化局下发的工作任务的时候,他有权利获得工资与报酬。这一权利,与他的创作水准无关,当然也与他是否发表、创作文学作品无关。“洪峰乞讨”,类似于“民工讨薪”,只不过由于他的作家身份而被放大。(chinesenewsnet.com)
这是一个现实。相比于民工,作家在中国社会的等级结构中处于上层地位,如今依旧享有荣耀的光环,属于公众人物,天然地能够占有更多社会资源,稍有风吹草动,也会立刻获得舆论的关注甚至同情。洪峰乞讨,并不能说明中国作家的生存状况堪忧,相比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和其他辛苦劳作的社会阶层,他们活得优哉游哉。(chinesenewsnet.com)
同时,这也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由中国现有“作家体制”所决定。部分人,仅仅因为供职于作协、文联、文化局等单位,在单位考评体系内获得相应职称与等级。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或者得不到公众的认同,或者附属于系统内部无缘与公众见面,或者根本与公众所认同的“作家”身份没有多大关联。但是,作为食利群体,他们获得了作家的光环与资源。当公众对中国文学的现状不满的时候,责难的对象,也落到了他们身上。比如网民们对“洪峰乞讨”的不同看法、对赵丽华的戏仿。在这一点上,网民们错了,因为中国文学的现状原本就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只对单位负责,不对文学负责。(chinesenewsnet.com)
中国作家死了,或者说,中国文学死了,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传达的是公众和部分作家对中国文学现状的不满。在公众的眼里,中国的作家们实际上活得越来越好,既继续享有旧有的体制荣誉,也享有新兴的市场利益,既领着工资,也拿着版税。然而,中国文学的现状却是越来越糟,作家和批评家的独立性受到质疑,文学作品难以获得公众认可,文学评判体系屡受诟病,文学市场充斥着假冒伪劣……所谓“文学死了”,既指称虚拟的“文学精神”在当下社会的湮灭,也指称实在的一整套“文学生产体系”的崩盘。这是现实,也是无物之阵──在当下的中国,相当一部分作家和文学无关,那么,谁该对中国文学的虚弱现状负责?(chinesenewsnet.com)
一切书卖得好的作家,都可以叫做畅销书作家。畅销书作家的作品得到了市场的追捧,同时也收获了财富。畅销书作家们的生活状态已经趋于明星化,他们跻身富人阶层,他们备受媒体关注。以今年年初韩寒的《一座城池》版税200万元为底线,陆续有几位当红作家的版税都跨过了200万元的门槛,如安妮宝贝的长篇小说《莲花》,王蒙的自传体回忆录《半生多事》,也是在今年,易中天“品三国”书稿的竞标引起了中国出版界的剧烈震荡,这不单单是中国出版史上首次图书版权招标会,还创造了中国绝大多数知名作家都难以企及的“版税神话”。(chinesenewsnet.com) 此前,曾有人为国内几位“炙手可热”的作家算过一笔版税收入账,认为他们是中国作家中的“千万富翁”,如二月河、王朔、海岩、余秋雨、叶永烈等人。叶永烈称他的着作属严肃性着作,但是也成了畅销书。人们往往把严肃性着作和“曲高和寡”画上等号,叶永烈说,收入《叶永烈文集》第一卷的《西安斗智》,《人民文学》杂志1993年以头条位置刊出,“《人民文学》杂志是纯文学刊物之‘王’。这表明,我的作品属于严肃性、纯文学作品。但是我的书的印数,常在十万册以上。所以,我乐于接受‘畅销书作家’的称号。”(chinesenewsnet.com)
80后作家中,韩寒是不可多得的畅销书作家,以长篇小说《水仙已乘鲤鱼去》为人瞩目的80后作家张悦然拿的版税虽不及韩寒,但她的收入在80后作家中也是佼佼者了。居住在北京的张悦然,靠自己的能力买了房子,目前安心写作,她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比较满意,表示很享受这样一种自由,“可以不和人打交道,自由自在地写作,这是我一直梦想的事情”,但身边的人、父母朋友也一直希望她找个固定的工作,他们希望她稳定,张悦然对此很是理解,但目前她又不愿意也不可能去找任何一个写作之外的工作,“那样肯定会影响写作,工作了要对公司、企业负责,要有责任感的,我想,长期的写作,也许已经让我们丧失了协作的能力。”(chinesenewsnet.com)
张悦然表现了很谨慎的谦虚,她担心自己也许有一天无法依靠写作为生,那样她会去找一个“还是和文字有关系的工作”。对于有些作家领取作协等机构的工资,张悦然说:“我的书算好卖的了,但的确有部分作家的作品虽然好,却不好卖,他们需要扶植,而且,写作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已经让很多作家丧失了其他的工作能力,如果要求他们去找别的工作,实在是为难他们。”(chinesenewsnet.com)
而韩寒的态度显然要激烈得多,他在博客上撰文认为拿工资的作家都是被包养的“二奶”。韩寒今年出版的《一座城池》,首印50万册,成为中国版税最高的作家。但韩寒的兴趣和收入显然不仅仅止于写作,2003年起,韩寒作为职业赛车手多次参加全国汽车拉力、场地锦标赛,成绩不俗。他2004年获得亚洲宝马方程式资格赛冠军,获得宝马参赛奖学金5万美金。(chinesenewsnet.com)
在影视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作家参与了影视创作,他们或者一边写小说,一边写剧本,或者做起了职业编剧。在大多数人看来,从事影视创作的作家,生活状况好,而作为影视行业的获利者,他们都表示了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普遍对目前的生活满意。(chinesenewsnet.com)
《中国式离婚》的作者王海翎说,我主要经济来源是稿酬,它保证我自己认为的有质量的生活。“我感觉自己还过得挺好的,生活主动权在我手上。一个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有力没处使,没地方赚钱。”(chinesenewsnet.com)
张艺谋电影《十面埋伏》、《英雄》的编剧李冯表示他主要收入靠写剧本,对自己的经济收入满意。《周渔的火车》的编剧、广东女作家张梅表示,首先应该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一个写作者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能太高,如果一边想着写作一边想开奔驰那就有点矛盾了。(chinesenewsnet.com)
据了解,大部分影视作家一开始都是搞小说创作,他们转向影视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的纯文学市场低迷。王海翎说,不写影视的话,就得写畅销书,纯文学很难生存。(chinesenewsnet.com)
李冯认为纯小说的收入总不多,靠这个生活很难维持下去。生活上有问题,就得赶快赚钱去,文学并不是如很多人所说的崇高的,不能以此为借口当作不去劳动赚钱的理由。生活困难就应该把生活的问题解决掉再说,不能由此怨天尤人。“我赞成福克纳说道,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太穷和太富,都是不好的。”(chinesenewsnet.com)
1988年儿子的出生,让王海翎意识到了钱的重要性,“我别无选择,只有用写作的方式来赚钱。”她说,从事电视剧创作的确带来丰厚的物质回报。“我还是觉得有才华的作家应该介入到电视剧这个行业来,电视剧这个产业是巨大的。我比较排斥写不了电视剧本就说自己不想写的人,很多人说我从来不屑写电视剧本,并以此为荣,我想说的是个人的方式是可以选择的,但不要妄自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作出带有个人色彩的判断,那是很愚蠢的。”(chinesenewsnet.com)
李冯谈起当初介入影视的情况时很坦然,“张艺谋当时在拍片子,让我去顶替一下,我很想去,就过去试一下,还有报酬,何乐而不为呢?”他认为,编剧算是一个收入来源,就像人们上班一样,是一种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