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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楼
发表于 2010-9-1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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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三-38
说书人把老哥们儿“换马”这一段续完:
我们看看这个日子:大兴惨案发生于66年8月27日到30日,第二天,8月31日,就是主席的一次大接见。显然是为这次接见作准备。这次接见和第一次(66年8.18)不一样,8、18事先都不知道,这次是事先大家都知道。而且是乘车检阅。和群众的距离很近。为防止 “阶级异己分子”混在其中,各地紧急开展大镇压迅速升级。
大镇压在当时就被叫做“红色恐怖”。一说起红色恐怖,我们就知道这是革命政党一惯采用的策略。而且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后来经马列主义反复论证,认为不经如此的大恐怖行动,就不能建立稳固政权。我们看看苏联初期的红色恐怖:
正如“契卡”的一位负责人所说“你应向被告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他属于那个阶级?他的出身是什么?他受教育的情况如何?他从事什么职业?这几句话的回答,将决定被告的命运。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近现代世界史】,985页。帕尔默、科尔顿著。商务印书馆,1992)
红八月不限于北京。别的地方没有“大接见”的问题,但是都想北京学。北京干什么各省也干什么。
红八月的第二个目的,就是使文革暴力走出学校,扩展到全社会。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上面一直力图促使文革暴力化,以收“高效整肃”之功。
在66年7月到8月,在中学出现了“血统论”之说。这个血统论是它的反对者给它起的名字。这个血统论体现在 “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的所谓“鬼见愁”的对联中。这个“对联”据说出现于66年8月1日。这个对联很幼稚。一般高中生都知道毛泽东出身富农。林彪出身地主。康生出身大地主。周恩来出身官僚家庭。文革之前,李锐先生写的【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广为流传,几乎是中学生的必读书。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本人的出身。这个“对联”等于是骂这些领导人。在大学生没有人支持这个所谓对联。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出,这个对联的意思,却是符合历史上“红色恐怖”的传统。而这一恐怖正是毛江命令谢富治干的。在66年8月,江青曾温和地否定过这个对联,但实际上谢富治干的,却完全就是这一套。所以这个对联与其说是中学生的发明,还不如说是中学生对中央政策的理解。
但是这个对联的背景还不这么简单。它出现在人大、北航等大学里(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说是北航附中的学生去贴的。为什么中学生要到大学去闹事?
那就要说“红8月”的另外一个内容,就是大学造反派揪斗工作组,一直揪斗到派出工作组的中央各部。66年7月25日,中央就指示撤走学校里的全部工作组。第二天,7月26日,江青在北大批判了工作组。工作组马上就撤了,没撤的也在做收尾工作。但是中央文革通过各种渠道,鼓动大学生追击揪斗工作组,一直揪斗到派出工作组的各部。也就是“火往上烧”。揪斗也是暴力,对干部的暴力。 8月23日,地质学院“东方红”1000人到地质部揪斗副部长邹家尤,叫做“一进地质部,炮打何家店。(部长是何长工)”。我们看到,揪斗目标已经是部长。到了10月27日,“地质学院东方红”共4次冲地质部。在8月25日,“北航红旗’在国防部前静坐。揪斗国防科委局长赵如璋。(北航工作组组长)。伟大领袖在9月15日肯定了北航红旗的行为。也就是鼓励他们“往上揪”。
我们看看,江阿姨对大学生和中学生的利用,明显不同。在66年8月份,中学生的任务是把暴力推广到全社会,大学生的任务是把揪斗推向高层。
但是中学和大学发生了冲突。因为大学生“火往上烧”,烧到了中学红卫兵的爹妈身上。实际上在7月底,大学造反派揪斗工作组,就已经开始揪斗老干部。这时中学红卫兵企图阻止。后来有了一些行动。标志性的表现,是在66年9月7日,红卫兵的“西城纠察队”,勒令地院东方红从地质部撤走。双方发生武斗。
大学造反派和中学红卫兵发生冲突,中学生比较简单。他们想制止大学造反派冲击干部,说不出什么理由,按他们所受的教育,只能说造反派是“狗崽子翻天”。这就是那幅“对联”贴在大学里的原因。实际上当时大学生的成分已经非常“红”。大学造反派中几乎没有“黑五类”。所以这个对联对大学造反派没有什么威胁。但是,中学红卫兵,还是和大学造反派,搞了几次辩论会,题目就是这个对联。
如果说在出身上,中学红卫兵和大学造反派的差别,是大学生造反派中,工农子弟比较多。而中学红卫兵中干部子弟比较多。
在大学中,干部子弟多是保守派(保工作组)。红八月有一篇出名的“谭立夫讲话”(66年8月20日)。谭是干部子弟,“大学保守派”。他的讲话有两个内容;内容之一是保工作组长杜某,他是军队干部(防化兵副政委)。内容之二挺老干部和其子弟。可见当时干部子弟和工农子弟已经分裂,干部子弟转向“保皇”(保老干部)。
当时有一些中学生,特别是出身不那么红的中学生,也愿意加入大学的“揪斗干部”的造反派行列。这时候这副对联就有用了。中学红卫兵,可以说这些同学是“狗崽子翻天”,居然敢揪斗老革命,他们的老爹老妈,叔叔阿姨,必须镇压。
按说这些中学红卫兵变成保皇派,在8月份就应该被中央文革抛弃。但是并没有。江阿姨认为他们还有用,于是利用了他们,让他们抄家打人,扩展暴力,手上沾血。在8月18日还接见了他们,和他们在天安门上照像。阿姨知道,中学红卫兵没有能力制止“揪斗干部”。大学造反派的出身都不错。你们的血统论也不能把人家怎么样。
在8.18接见之前,在66年8月6日,江青召集中学红卫兵开了一场“天桥辩论会讲话”。我们看看这一天:8月5日毛泽东在十一中全会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章大字报】,对刘少奇发起了攻击。但是在江青的8月6日讲话中,没有透露出一点消息。说明江青对这些幼稚的中学红卫兵,非常善于有分寸地利用。她根本不指望这些红卫兵有其他的用处,只需要他们进行社会暴力。在会上,江青让红卫兵把对联改成“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在场的红卫兵没有一个人能想到,这个“造反”,指的是造他们父母的反。
中学红卫兵确实歧视“黑五类”子弟,这是上面的阶级政策煽动阶级仇恨的结果。也是谢富治推行的“红色恐怖”的结果。但是过不了多久,他们中的很多人,自己就要变成“狗崽子”了。他们当时的敌人,揪斗老干部的首领,清华造反派领袖蒯大富于1987年10月31日刑满(17年)获释后,回顾当年往事:
“坦诚而又痛心”地说:“22年前,我们那一代热血青年,天真而狂热,幼稚而残忍,昏然盲从而怀疑一切,激昂慷慨而又随波逐流。极端的行动变为人性的扭曲。于是,起初成为混战的工具,之后沦为浩劫的牺牲品。似乎也是在劫难逃。”(穆欣回忆录)
这些话对红卫兵也同样有效。好在毛泽东对中学生和大学生的处理方式不同。中学生——不管是黑五类还是红五类,基本上没有因运动中的行为被逮捕判刑。
34.AA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到了66年10月,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大接见基本结束,暴力行为扩展到了全国。揪斗之火烧到了各部委和个省市政府。文革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什么事要想“轰轰烈烈”,就一定有暴力,没有暴力不能轰轰烈烈。红八月的暴力为下一个阶段作了准备,这个阶段就是夺权。
毛泽东在66年10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是大夺权的开始。会上做了以下5件大事:
1,确立中央文革的权威:整个大会完全受中央文革操纵。会议中途把造反派领袖从各地接来,在大会上宣讲中央文革的英明伟大,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
2,正式提出刘少奇在6月和7月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简称资反线)。由陈伯达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林彪讲话,说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反线)的代表。这是刘少奇第一个罪名,这个罪名很很严重,因为这是“反动路线”,不是错误路线,变成了敌我矛盾。以前中共党内斗争使用的语言,只有“错误路线”,比如王明,李立三,陈独秀,都是错误路线。如今有了“反动路线”一说,既然反动就是敌我矛盾。这个“反动路线”不知道是康生的发明,还是毛泽东的发明。这比两个月前,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有了质的改变。对整肃刘少奇来说,这个罪名是突破口——仅仅两个月的“路线”(从66年6月到8月),刘少奇就变成了“敌我矛盾”。到了67年3月,康生声称发现了刘少奇叛变的“确凿证据”,刘少奇才有了其他的罪名。
3,中央文革发动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正式说明这次运动不在党政机构的领导之下,而是在中央文革(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
戚本禹说“党的领导就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领导渠道是通过文件、报纸(主要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文汇报和红旗杂志),以及这些报刊的记者、中央文革特派人员,直接向下层传达指示。其实各大学早已经是这样,在这次会议上把这事用文件确定下来。后来大学造反组织(比如北京“五大领袖”),也一度成为中央文革的外围机构。凡是阻碍这件事情的行为,统称“资反线”。
4,是中央文革换马。放弃红五类——从6月到10月,靠红五类发起造反,使学校和基层党政组织失去权力,暴力行为弥漫于社会。但是,在10月之后,夺权目标向上伸展到高层。造反派的成员,也从大学生扩大到社会各色人等。这些人的成分比大学生更“复杂”一些。而干部子弟众多的红卫兵,绝大部分成为保守派。为了打击这些红卫兵,在批判“资反线”的同时,也批判“血统论”。并发动和利用“出身”不那么红的,对党政领导有不满心理和反抗意识的青年,作为造反派的主干。从此出身“不好”的造反派,成为造反新贵,“血统论”成为资反线的一部分。
5,开始在军内造反。首先是发动军校学生造反。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份文件宣布:“取消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院校串联的规定”,军校也 “踢开党委闹革命”和搞“四大”。还允许地方大学的造反派介入军校的文革。于是由十万军校学生组成的造反夺权大军,浩浩荡荡地进驻北京各军队总部,占领了食堂礼堂办公室,揪斗各总部领导。到了11月14日,各总部机关干部也开展“四大”。
以上5件事情,实际上都为一事件服务:树立江青的领导地位:不管是地方还是军队,都踢开党委,服从中央文革,江成为运动的实际领导。
应该说整个文革就是树立她的地位。66年北大7.26大会,她第一次公开出面,同时实施中央文革的权力,就地撤销北大工作组。8月18日毛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第二天《人民日报》登载的“新华社十八日讯”,写道“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并且在一起照了相”。按这一报道,江青的地位已经是中共第四。这次接见大会由中央文革的组长陈伯达主持。66年8月31日的第二次接见,即由江青主持大会。也是在前一天(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通知有关方面,陈伯达因病暂停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由江青代理。以后在陈外出或生病期间,也由江代理该职务。这个文件公开了江青的地位——中央文革的最高领导。好像这个文件就是为了让江青在第二天主持接见。实际上,陈伯达的地位一直远在江青之下。陈伯达本来住在中南海,江阿姨一声令下,就把他轰了出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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