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真名发过本文第一部分的修改稿，现将未修改的整篇文字贴出，当然原创，也是首发。 不废江河万古流 两天的双休，读了差不多二十万个字，读书并不因为寂寞，乃是一种意趣，然而，阅读的过程伴随的总是一些想法，我不能故弄玄虚地将其称之为“思想”，因为无法担当思想的深邃与沉重，只有期待这些想法在业已轻薄的岁月中还有一点点的份量。 一 在变与不变之间 前几天读完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本流布大陆二十多年的著作却未给我太多的注目，尽管黄仁宇这个名字听了也快有二十年。 与今天一样，万历十五年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年头，社会的一切都按照历史的惯性在漫无目的地运转着，无非在忙碌与休闲之间。但是，如果放眼于那个时代，在一个举轻若重年头的前后，却站立着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以及朱翊钧——也就是我们称为“万历”的皇帝这些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他们逼着我的眼光不得不戴上一副“历史”的眼镜审视他们。不论他们曾经制造过如何的伟业、书写过怎样的正经、担当过如何的朝纲，苦心维系的帝国大厦在短短的几十年后，便被一个叫努尔哈赤的人挥舞着异族的皮鞭抽的粉碎，因此，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往日的对错似乎都显得有点滑稽和可笑——也许，我们今天的正襟危坐的评述、正儿八经的活动、自以为是的劳作，在后人看来也未必不是同样的可笑，谁说我们今天就比前人更加聪明和智慧？ 正是读了这本《万历十五年》，才使我越发不可收拾地读了他的另外一本著作《中国大历史》。 正如书的封底介绍一样，该书是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于是全书充满了技术化的分析，从税赋制度到官制，从市场繁荣到市场背后技术层面的缺失，无非就是说中国的地理、环境、人文缺乏向现代化过渡的必要条件。 不知是黄仁宇负名太盛，他的“大历史”观给我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是我自身就有根深蒂固“环境决定论”的偏见，当我用两天的时间轻轻地走完中国历史整个过程之后，居然觉得两手空空，连同阅读《万历十五年》后的那点收成全部付之阙如。这并不是说黄仁宇先生技术化的分析错在哪里，而是我怎么都不觉得这些技术层面的运作会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中国不仅是因为缺乏技术化的运作才不能进入现代化的，而是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把这些东西割裂开了。 就从万历皇帝说起吧，在他在位的48年中，竟然创造了30年不见朝臣的天朝奇观，但谁要以为中国社会的封建体系会就此自行解散，在我看来就大错特错了。万历的怪象恰恰说明中国社会的专制体系已经被整合到完美无缺的地步，重要的不是谁来做皇帝，而是皇权体系的存在。 通常我们把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制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学术的分歧另当别论，但中央集权制的疯狂与病态在短命的秦王朝身上就毕露无遗，这个自称为“始皇帝”的嬴政，尽管浑身上下充满了霸气，企图建立万古不变的王朝，却无法掩盖他宝贝儿子胡亥的懦弱和愚蠢，赵高指鹿为马的劣迹，只在一个手指之间，就把这个体制的弊端打出了原形，从胡亥荣登傀儡皇帝的宝座开始，到司马衷皇帝“食无粟，何不食肉糜”的名言，再到30年坚决不理朝纲的朱翊钧皇帝，中国历史不知道出现了多少个从后脊梁都能冒出几缕热腾腾傻气的皇帝。有好事者统计，中国含着奶嘴治国的儿皇帝就有好几打，从秦朝开始直到清朝灭亡的二千多年中，中国共出现过243个皇帝，10岁以下的有29个，占十分之一以上。历代的封建王朝中，东汉小皇帝最多。东汉共有13个皇帝，18岁以下的就有8个，最小的是殇帝刘隆，生下来刚一百多天，还在襁褓中啼哭的时候就当上了皇帝，是我国历史上年龄最小的皇帝，他不但即皇帝位时的年龄小，活的时间也短，二岁时便夭折了。那么，儿皇帝与傻皇帝们相比，谁比谁更高一筹？要数落他们的罪过，至多是没有能够维持本朝的苟延残喘，绝不能指望因此就会从专制的机器上卸下一个螺丝钉。刘汉如此、李唐如此、赵宋如此、朱明也如此，那么改姓爱新觉罗会不会如此呢？我的答案是仍将如此。从中国历史的流变中，我实在看不出谁有脱胎换骨地改变历史架构的企图，如果从秦至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期，不改也罢，而从宋至清，眼见中华帝国日薄西山，一天不如一天，也没见谁打算触摸一下这个体系。王安石和张居正的改革，仅仅是在不动摇根本基础上的技术性小修小补，真的算不算“改革”都很难说，更遑论“革命”，但仅此而已，这两人下场就没好到哪里去。清王朝之所以能够很快驾驭全国的局势，与此并非不无关系，只要看看整个清帝国的所作所为，汉人的祖宗和满人的子孙实在是一个鼻孔出气。倘若没有外来文明的冲击，中国极权体制的车轮谁都无法想象会滚到哪一天。 专制的怪象也并非中国独有，在法兰西就曾经有一个叫路易十五的皇帝，高大、巍峨、容颜俊美的他，却经常像怪物一样在满朝大臣面前“张着嘴，说不了几句话”。在他尚且年轻的那阵子突然心血来潮，想起过问政事了，于是引得法国国民的欢欣鼓舞。一次，他出现在巴黎的大街上，巴黎市民因为他的心血来潮就纷纷向他致意，赞美他是个伟大的君主，这一下反而把他弄的不知所措，因为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居然还配称得上使用“伟大”的字眼。 在专制体系中，路易十五的懒惰、虚荣、贪色实在是种常态，他并非没有思想，他明明知道自己如此行径会导致如何后果，只是并不在乎死后的洪水滔天。巴黎街头的尴尬，说明他多少还有点自知之明，纵然如此，在法国人眼里他仍然是个千夫所指的荒淫之君，真不知道巴黎街头民众的赞美有几句是真话，到底是出自习惯还是本能？ 路易十五的颟顸相比中国帝王们的威严、苛刻和严厉简直不可以道里计，类似于《康熙微服私访》这类帝王戏，皇帝们与民同乐的欢腾景象，只是导演、演员、电视台、包括我等观众在内的集体扯淡，把愚弄大众变成娱乐大众，所有人都如斯这般地心安理得了。 中国的专制体系的势力，远远要比欧洲各国雄厚的多，因此，唐代文化的世界性没有使我们现代化，宋、明两朝经济的高度发达同样也没使我们现代化。黄仁宇先生似乎一直在惋惜为什么“现代化”总是几乎与我们擦肩而过？在我看来就像一个太聪明的员工经常叨咕一个不太聪明的老板“为什么不采取这样的方法使公司运行的更好？”其实所谓“这样的方法”从来就不是老板多个选项中一个，而是老板根本不知道这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方法”。也许，在一般人看来，这样的话仿佛是老板对员工说的，但只要想想曾经统治过我们的儿皇帝和傻皇帝们，就知道当今的老板也未必有几多的聪明，想不到“这样的办法”纯属正常，比尔·盖茨式的英雄三十年后能在这里出现也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 带着格物致知的行囊飘洋过海的黄仁宇先生，所带回的一大堆先进的零件却怎么也装不到“中国历史”这架机器上。就拿现在说来吧，我们早已有黄仁宇先生带回零件中的银行啦、保险啦、金融啦、股票啦、服务业啦，包括我们标榜的市场经济，外表的光鲜、华丽，怎么看怎么都不象传统，可扒拉开壮丽的服饰，内中俨然一副传统的躯壳。 一切都在变与不变之间，不论这个历史有多“大”！ 二 上帝助自救者 在《中国大历史》中过于轻松的游荡，使我的大脑信马由缰地在各种文字中驰骋了一阵，尤以《书屋》所载蔡禹僧先生所作《人类文明在危机中的更生》为长，这样累计也差不多有七八万字。蔡文的大意是，人类自从19世纪末打倒了上帝便导致了信仰的失落，爆发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由此，他判断，上帝是精神领域中不可替代的精神支柱，并以德国达累斯顿大教堂的重建为标志，以证明人类又开始重新找回了信仰。 我向来不善于讨论信仰的话题，尽管现代科技已经使我相信不会有任何神圣的存在，但我却无意触摸别人心目中的神明，我是以彻底的世俗主义态度维护着彼岸精神关照的。可我知道，任何被打碎的偶像是不能复原的，世界上最好的黏合剂也避免不了上帝身体的伤痕累累，即便是达累斯顿大教堂的光辉，也掩饰不了上帝为他子民所流过的斑斑血迹。 不论上帝是先验的还是后验的，从被子民感知他存在的那天起，他就已经做好了玉石俱焚的准备，上帝在于世，不为别的，只为救赎。他将担当人类的一切不幸、哀怜、祷告、悲苦。人类对上帝的信奉和背离，反映的不过是人类自身在现世生活中的首鼠两端。人类之所以有宗教，正是出自自身的孱弱，出自对未来世界的不可知，康德的二律背反只是证明了这种不可知，于是，我对康德的信赖超过了对现世所有口号的信赖，在我想起从小背诵过“人定胜天”的口号后，也意识到人类和自然从来就是对立的，不仅不要指望能够“胜天”，包括古以有之“天人合一”的说法，也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胡话。人类反复证明上帝的存在、如何存在，不过是小心翼翼地求证自己的存在和如何存在。 上帝自身所面临的二律背反是，如果上帝是无法被感知的，人类就不能肯定上帝的存在，信仰则无法立足，反之，如果上帝是能被感知的，他就必然要被人类所证实。既然上帝是种实在，他的子民沿着《圣经》的足迹去寻找先知的存在，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须知，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打造出人类的，哪怕他以别的方式向别的事物显形，但他却知，人是唯一有着知性的动物。他在《圣经》的开始就把自己融入到人类世界中，为人类打通了一条走向彼岸的精神之路。上帝是在被他子民求证过程中来到人间的，并且宣告他终将从神坛走下。上帝的法力挡不住人类的好奇心，只要人的欲望大门被打开，潘朵拉的魔盒里必然释放出的是妖怪。可是谁又没有欲望呢？ 由此看来，上帝在人间的塑像之所以被尼采疯话打碎不是一个纯粹的偶然事件，否则，他即便在万般痛苦中也一定会祭出自己的摄魂大法，擒住诸如希特勒、东条英机、墨索里尼这样的乱世魔头，上帝如何忍心让子民与他一同流血、流泪？ 在人类的悲苦面前到底该是如何的出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犹太经典谚语通过米兰·昆德拉之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昆德拉表示，上帝发笑的原因是“因为人们愈思索，真理离他愈远。人们愈思索，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距离就愈远。因为人从来就跟他想象中的自己不一样。”这与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他人即地狱”的命题几乎同出一辙。 人类在上帝眼里似乎永远无法成熟和长大，但是，我们却不能不认识到，人类意识终究会在某一个时刻觉醒，或许，尼采并不是一个觉醒者，也大可把他的口号当作疯话，但他的疯癫却昭告了人类觉醒的不可逆转性。在希腊神话故事里，有一个叫斯芬克斯的狮身人面怪兽，它会向每一个过路人询问这样的谜语：“什么动物早晨用四只脚走路，中午用两只脚走路，傍晚用三只脚走路。”这便是当时最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俄狄浦斯给出的谜底就是“人”。人类的早晨如娇嫩的婴儿，用四肢爬行，到了青壮年时期，他用两只脚走路，到了晚年，他就要借助拐杖的扶持，作为第三只脚。可以想见，人类的知性不能总处于四肢爬行的时代，人可以永远走不到上帝的世界里，但人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什么。那么，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俄狄浦斯？谁来给我们答案？ 或许，我们的一切关于上帝的认识，乃是来自异邦的胡乱猜度，更由于我们身处信仰世界的另一端，每一个自小接受中国文化熏陶的人都是自觉的无神论者，与上帝之间有着难以言传的深深隔膜。 在中国，明清两朝都有西方传教士前来传教的事件，从利玛窦到汤若望再到南怀仁，尽管教士们给王朝留下的印象并不坏，可在传教上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上帝在中国没有得到预期的关照，甚至还遭到了围攻。可是，连上帝都没想到的是，他在一夜之间又突然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崇敬，有人一手把他推上中国式的圣坛，这个人叫洪秀全。 洪秀全拉上帝做虎皮，自立“拜上帝会”，到处散布一本被歪曲和篡改的《圣经》，他以上帝次子自居，经常神经质地突然昏厥，去聆听他外国神仙爸爸的教诲。上帝在中国何时得到过如此这般的尊崇？他也没有做好这样的精神准备。 可是，被尊崇的上帝并未给中国带来好运。据确信资料记载，太平军运动期间，中国人口急剧锐减，直接死于战争的人口达7000余万，大大超出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口的总和！而连同间接死亡人口，保守估计超过了一个亿！蔡禹僧先生将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归咎于信仰的失落，可我们能够把太平军运动造成的空前灾难认定为是对信仰追求和探索的结果吗？ 阿尔贝·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里有这样的一段心灵独白：“一个可以用哪怕是不充分的理由来解释的世界是大家熟悉的世界；但在另一方面，在一个突然失去了幻想和光亮的世界中，一个人就会感到自己是异乡人，是陌生客。他的流放无可补救，因为他被剥夺而失去了故园的记忆和对乐土的希望。”对此，我们不能不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精神恍惚与沉重。这大可用来作为对我们的人性在充满世俗的利欲蠢动和智慧的希望之光日渐暗灭的人世间一种飘浮性状的刻画。 然而，上帝助自救者。 几个月前，正是春天即将来临的时候，我的一位小网友因罹患白血病不幸故去，在纪念她的帖子里我读到了这句话。小网友的聪慧、善良、美丽使我感到深深的哀伤，我无意期待时光的倒流会逆转逝去的生命，但“上帝助自救者”却成了我经常回味的一句话，因为历史的不可逆如同生命的不可逆一样，我们只能将痛苦、哀伤、思考转化为对未竟世界的探索，既然我们无法回避历史发生的一切，唯有承担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义。 也许我们需要上帝、需要信仰，也许我们将永远保持着与上帝之间的深深隔膜、永远踩不到上帝留下的脚印，但我却寄托人类在可知的世界里觉醒，并期待我们能找到智慧的钥匙，共同打开理性之门，让上帝为我们感到宽慰。深陷二律背反泥淖的上帝毕竟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自救的出路，我们不妨就按照圣贤的指引，组织起人类理性的义勇军。或许这才是上帝的目的。 尽管我不信仰，但我尊重。 三 破碎的历史 下面提到的文章与信仰无关，但与信念有关，在各不相关的两篇文章里，我却看到了内在的某种关联性。 一个是有关汉奸文人胡兰成的。 历史的风云诡谲、上帝的痛苦流连，并没有使我们的眼光变得深邃，也没有使我们的头脑变得智慧，甚至断送了我们精神中曾经有过的一点正义，我看不透今天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价值构成，却看见一个小汉奸的笔撂倒一个当代诗人。 从朵渔的《大人德与小儿戏》一文中我找到了柏桦的《从胡兰成到杨键：汉语之美的两极》，此文如何，朵渔的批判可谓入木。 我对胡兰成的注意多半是因为张爱玲，据说女人如果疯狂地爱上男人是可以不顾一切的，哪怕他是个汉奸。张对胡的爱大抵是儿女私情，国难当头，也不能不恋爱、不结婚，因此张胡恋与爱国、与胡的身份并无干系，时间的久远，我们也只当是故事听听。读者宽宏于张爱玲委身胡兰成，并不等于连同胡兰成的汉奸行径可以一并得到原宥。同为事伪，周作人颇有令人扼腕的地方，姑且不说他是如何的身不由己，他终究面临的是民族情感的破碎。并不因他是周作人就可以有事伪之举，大义的失措使周作人尴尬终身。而胡兰成不仅文章不与知堂同，他可真是一心一意地卖国，当胡兰成活泼泼地转过身来的时候，转过来的却是个“活泼泼”的汉奸。说他颇具才情倒也几近客观，说他“人文双修”简直是一派胡言，他的德行令人痛恨，配合他的才情更叫人牙痒。 几十年后却有人架不住胡兰成光滑无骨的文字，忘记了胡兰成的本来就没什么骨头，真的怀疑歌唱者的骨头也是粉脂堆砌而成，里里外外透着一股滑腻。胡氏的文章尽在读与不读之间。 再一个要说的是《读书》杂志所载孙歌先生的《从那霸到上海》。 屈指算来，读《读书》已经十多年的时光了，这个当年被奉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殿堂刊物，现在的模样已实在令我难以恭维，貌似前沿的花言巧语，闪烁着一些自命不凡知识分子洋洋自得的嘴脸，左岸笔记的书写，把自己打入意识形态的冷宫，仿佛背负着昊天之命，有意无意间忽略了，没有思想的自由，大众的命运就永远是飘零的浮萍，哪怕住在巍峨的大厦里，也要提防它时时可能的倾覆。 于是，就有了孙歌在《从那霸到上海》里对日本和美国的民主的担心。 飞机在那霸海面一段低低的飞行，使孙歌联想起2001年4月1日发生在中国海南岛上空的撞机事件，美国大兵的张扬和招摇深深打动了孙歌的恻隐之心，冲绳的美军空军基地干扰了那霸居民生活，企图搬迁到边野古又引起了当地市民的抗议，冲绳人自觉有被边缘化的感觉，并为自身的前途而担忧。 当然可以责备美军的自大和日本中央政府对冲绳的漠视，但我们大可放心的是，冲绳人或许正在遭受美国的干扰，或许也正遭受着小泉的漠视，冲绳人却正在民主地抗议着他们的行径，而一个“本土的日本人”在冲绳也可以大着胆子说“这里不是日本”。 不论美日在冲绳是如何的作为，美军却不可不在冲绳。他们当初的到来，有着正当的历史意义，倘若没有冲绳岛的登陆、没有那两颗原子弹，中国的抗战的时间可能就会更长，此乃历史的理由。更需要我们反思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肩作战中美两国，并且同时作为二战的战胜国，本来应该自然地成为盟友，然而时光的变幻，对手成了朋友，朋友却早已反目；而对日本认同度并不高的冲绳人，现在却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人；美军驻扎日本的目的原本是为捍卫二战的正义，现在的任务是共同防卫；我们正处于艰难的民主建设中，却担心民主国家的自由是不是比我们更脆弱。 世故之变幻，历史以及当今国际格局都受到了极大改变，本来如此这般的理由得到的根本不是如此这般的结果，胡兰成在柏桦的笔下成了一个好美的汉奸，孙歌把冲绳人的遭遇也简约成美国大兵毫无地根据调戏的结果。历史和现实总是在不停被打碎，不停地被重新复制和组装，谁都不知道被如此这般地重新描述之后，还是不是原来的那个样，于是如此这般地一直流传到今天。 拉拉杂杂，写下这许多废话，白云苍狗，真的叫不知该如何评说。 饭后看了半小时电视，得知今天是第11个世界读书日，又想起今天是民国政府逃离南京57年的日子。书本和文字将这些看似无关的东西连缀在一起，使人感觉到历史的变幻实在不由分说。真是一笔糊涂帐。 突然想起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的句子：“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江河未改，历史却被一次次地重新书写，每一次都被写出了不同的样子。 2006年4月23日 | 
发表于 2006-11-6 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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