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在此书第25页读到这样一段文字，令人费解也耐人寻味。 “比如当年写信求见一时出任了领导职务的某文化人，见完面了，给帮助自己联系求见事宜的友人——也是被求见者的老相识——写下了感激涕零的感受，这样一位名门人士，等到追随潮流揭出了点玩艺，吐了吐苦水，从而颇有响动以后，立即用另一种傲然青松的口气讲自己求见的故事了，而且换一个腔调嘲讽起自己当年巴不得一见的人，一见便感激涕零起来的人来了。这样的人士是硬骨头还是信口雌黄的小贩呢？” 在“自传”里突然冒出这样一段与上下文毫不搭界的含义暧昧的文字，真让读者莫名其妙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笔者恰好是章诒和的“粉丝”，恰好知道章诒和在某篇文章里曾对某“文化部长”出言不逊，如此，王蒙笔下这位“名门人士”到底是谁，笔者也就一清二楚了。 俗话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要想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下面，我们看看章诒和是怎样谈论这件事的。 “我的公开信也递交到文化部。一天我忽然接到通知，说文化部部长要接见我。我紧张得连觉也没睡好。脑子里反复琢磨自己当如何回应部长的垂询，细细编排自己该怎样简明扼要地介绍单位评职称的情况。 记得那是一个周六下午，我穿着白衣黑裙，手提包里装着材料，跨进了部长办公室。 部长随便又平易，倒了一杯茶。上级和下级对面而坐。接着，他问我的出身，问了我的学历，问了我的家庭，问了我的父母情况，还问了我为什么坐牢……我是有问必答，且心生感动。瞧，咱部长多好，那么关心‘普通一兵’。谈话的时间不短，记得在此期间，部长还接了胡绳同志打来的电话。好像对方有件什么事要办。部长说：‘我是晚辈，自然是我该上您那儿办事啦。’ 部长对我的询问结束，我们的谈话也跟着结束。 我被礼貌地请出了办公室。 ‘那我们单位评职称的事儿呢？’出了门的我，扭脸儿叫了起来。 ‘哦，有关部门会办理的。’部长如是说。 几天后，部长对他的一个新疆朋友说：‘我见到章伯钧的女儿了，她好像有点儿神经质。’ 我听了这个新疆朋友的转述，霎时胸口憋闷，监狱养出的老毛病犯了——不禁破口大骂：‘王ⅹ蛋！’ 新疆朋友很害怕，劝我别骂，说：人家是部长。 我高喊：‘本不该骂人，可现在我都神经质啦！还不该骂？’ 新疆朋友走后，我的眼泪簌簌而下。我不禁想起了张庚，想起了他召集的座谈会，想起了他那专注的目光，想起了他说自己‘高高在上’。”（章诒和《人生不朽是文章——怀想戏剧家张庚》） 把王、章两人的文字对照看一下，相信不需我多嘴，聪明的读者就能对此事做出正确的判断。 王蒙在自传里说，“这样一位名门人士”，为了求见“一时出任了领导职务的某文化人”，事前大找关系，事后“感激涕零”。但作为同样是“小人物”的笔者，对“这样一位名门人士”实在讨厌不起来，而是理解、同情甚至感同身受。事实上，中国广大的“小人物”恐怕都做过同样的事。也许应该反问一句，为什么“小人物”“老百姓”要做出这些有失尊严的举动呢？为什么“小人物”“老百姓”不做出这些有失尊严的举动就无法晋见自己的领导呢？ 对某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来说，“小人物”的这些有失尊严的举动就是所谓的“犯贱”，但我想说的是，“小人物”“老百姓”并非天生“下贱”，如果他们不得不做出一些有失尊严的举动，那是“逼良为娼”的缘故。至于到底是谁是什么逼得“小人物”“老百姓”做出“犯贱”的举动，这一问题正是王蒙这样的大家所应该探讨的。 在《半生多事》第81页，还有如下一段文字： “团校毕业时我们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同时被接见的还有一个海军会议的参加者与另一些开财经方面的会议的与会人员，是联合接见。毛主席从台侧走了出来，各个聚光灯打开，照耀着主席的面孔，说好了，毛主席不准备讲话，他只是在照耀下站了站，略略做一点手势，有时背起手，有时摇一下手，有时往远处看，有时微笑一下。毛主席的形象相当雄伟，沉着，庄重，每个姿势与动作都有风度，有雕塑感。我想，做一个领袖人物真难呀，置身于聚光灯下，展现自己，定格造型，这是一种艺术，更是一个考验，普通人，那么一站，多么紧张，多么尴尬，而主席好像已经惯了，他举止自信而且有‘派’ 我们组的学员鲍训吾同志代表团校毕业生向主席朗读并献上了致敬信，毛主席与他握了手，我们都感到了光荣，并纷纷与鲍同学握手。” 显然，当年的王蒙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楞头青”，朴实、憨厚、可爱。虽没享受到和伟人握手的殊荣，但却能聊以自慰握一下被伟人握过的手。在我看来，这个在伟人面前显得激动、慌乱的王蒙和若干年后他笔下的“这样一位名门人士”多么相似！ 既然王蒙对昔日的自己充满怜爱，他自然也应该对同样是“小人物”的“这样一位名门人士”予以足够的理解、同情和宽容。然而，问题的复杂在于，当昔日的无缘和伟人握手的“小人物”一旦变成“小人物”不托关系就无法和其握手的“大人物”，其心态、举止会发生巨大变化或根本逆转——从前作为“小人物”时的种种苦恼、屈辱、尴尬要么被抛诸脑后要么变成笔下可供讽刺的材料。这也难怪，鲁迅先生不是早就说过嘛，“一阔脸就变”，“美国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的身受的酸辛” 。 另外，我觉得王蒙这段“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文字也不够客观因而也就有失公允了。 王蒙说“这样一位名门人士”，昔日为求见“一时出任了领导职务的某文化人”事前大托关系事后“感激涕零”，而“等到追随潮流揭出了点玩艺，吐了吐苦水，从而颇有响动以后，立即用另一种傲然青松的口气讲自己求见的故事了，而且换一个腔调嘲讽起自己当年巴不得一见的人，一见便感激涕零起来的人来了”，但王蒙没告诉我们，“这样一位名门人士”何以要如此前恭而后倨？只有读了章诒和的相关文字，我们才能找到答案；而对于没读过章诒和文字的读者，只能别无选择被王蒙这段话误导了。 既然要讽刺对方，当然应该把事情的原委交代清楚，而这样“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恐怕就很不妥当了吧。 在自传的第363-364页，王蒙写道： “而在此段时间的与故人的会面，最令我难忘是韦君宜。一九七五或一九七六年，我国一些文学刊物与出版社已经恢复工作。忽然听说韦君宜同志来了，她仍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得知情况后我兴奋了一回，颇有经历了一个轮回一番生死劫难，终于得到了老朋友老师长的信息的心情。想起在一九六七年‘文革’初期，我听到过韦君宜自杀的谎信，这次知道老太太官复原职，更有几分庆幸感。故人别来无恙乎？我读《史记》最感慨的就是《范雎蔡泽列传》中关于赠绨袍一节的描写，没有比大难之后的故人之情更动人的了，哪怕两个人是仇敌，像《史记》里的范雎与须贾那样。 我在迎宾馆找到了君宜，还好，依然硬朗，我感到庆幸。但是…… 但是我必须说实话，但是她对于我的到访没有任何反应。我的所有的问安所有的惦记所有的心情她都没有任何回应。我与她说话的比例大约是二十至五十比一，就是我说二十到五十句话，她回答一句半句。…… 然后我只能告辞。 直到我走了，她没有任何话。 …… 一两年后，已是‘四人帮’垮台后，芳（王蒙妻子——笔者注）我仍要她去看望一次韦君宜。韦对芳也是一句话也没有，直到芳干干地告辞，说是她说了一句：‘代问好。’整个拜访，得到的就这三个字。芳说，一辈子她这样的经历只有两次，一次是反右后有人自杀后她去机关领我的工资时，一次是在此时与韦君宜的见面。她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污辱。 君宜是个大好人，她一有机会就想起我帮助我，下面我还会写到。她的真诚举世少见，她真诚地革命，真诚地反思，真诚地写作（请想一想她后来写的《露莎的路》与《思痛录》），真诚地助人，真诚地服从，真诚地检讨也真诚地贯彻政策，极端真诚地划清运动要求的界线，真诚地绝对地不讲一丝一毫私人感情和面子直到起码的待人接物的礼貌。她的真诚令我感动也令我恐怖，对不起，她贯彻起那个时候的‘政策’来也真诚到了百分之百，毫无余地。太可怖了。愿君宜的在天之灵安息并且原谅我这个后辈。我对她与杨述充满感激之情，她们的女儿杨团也是我的好友，他们一家子都是我的恩师，恩人，恩友。但是我以上说的都是事实，用刘震云的话来说，叫做‘冷冰冰的真实’。” 尽管王蒙在叙述这件往事时显得格外认真分外动情，但作为读者的我却严肃不起来，直想笑。你想，既然某“文化部长”能十分潦草地打发走一个费尽周折才好不容易见他一面的“一位名门人士”，那么，身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官复原职”的“老太太”韦君宜对一个找上门来的“妾身未分明”的文化人冷若冰霜，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值得大发感慨大费笔墨呢？这不是人之常情，“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之事嘛！看来，王蒙在写这段话时，古人所说的两句至理名言：“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暂时被他抛在了脑后。 不过，人就这么健忘，身为“大人物”时，觉得那些巴不得想和自己见上一面的“小人物”的种种举动十分可笑亦可怜；而一旦沦为“小人物”又开始抱怨起“大人物”的倨傲、冷淡、不近人情，甚至认为“大人物”的冷淡就是对自己的“污辱”。 读了王蒙以上这段文字，我突发其想，假如韦君宜还活着，并且还看到了这段文字，那么，她的反应是什么呢？会不会也拿起笔像王蒙讽刺“一位名门人士”那样讽刺一下昔日的王蒙？ 王蒙是大师，读他的书，没有收获是不可能的。而我读完此书最大的收获是懂得了一个道理： 一个人发现别人的缺点并不难，发现自己身上有着同样的缺点就很难了。 一个人挑别人的错并不难，找自己的碴就很难了。 或许，这就是人的局限也是人的悲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一个人的自我审视自我剖析自我忏悔是十分难得因而也是十分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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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9-6 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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