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徐景贤老婆谈徐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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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贤最后回忆》后记

    葛蕴芳

    景贤：在清明节即将来临之际，继登载朱永嘉先生为你所写的“代序——怀念”之后，今把你《最后回忆》一书中我写的“后记”也放纪念网上让你看看，以此表示我们对你深切地怀念之情。同时让你了解一些在你离去后发生的情况及我的所思所想……。尊重和理解出版社对文章中敏感话题的删改，留下多处省略号，回避了一些真实事件的人物话语。

    就以出书内容为版本吧。

    后 记

    遭受到景贤意外发病突然去世的打击之后，家人们忙于丧事并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沉浸在极度悲伤中难以自拔。后来逐渐接受现实、缓过神来。当发现景贤留下的一些遗物后，我决定要为景贤做些什么，便强打起精神，开始了搜集、整理遗稿《十年一梦》续集的工作。在这段日子里仿佛依然与景贤相聚在一起——我们一起经历风风雨雨，一起品尝生活艰辛与苦涩。因为是在一起，自然也是温馨的。直到校阅完了书稿的最后一页，摘下老花眼镜，揉揉发酸的眉间，这才像是突然一下回到了现实，回到了这个空荡荡的家，剩了一个孤寂的我。

    我抬头望了望景贤那幅挂在墙上的遗像，泪水又止不住流了下来。

    2007年10月31日下午四时许，因突发急性大面积心梗，导致循环、呼吸系统衰竭，经120急救中心抢救无效，景贤在家中溘然长逝，没有留下只字片言。

    当时的我，心如刀绞，脑子里却是一片迷茫。一直下意识地不断呼唤着他的名字，仿佛他只不过是睡着了，我要把他叫醒。我要对他说，我俩生离的苦涩刚刚退去，好日子还没有过够，就此死别了吗？！心有不甘！我要对他说，作为外公、外婆、父亲、母亲，我们还有许多希冀和祝福的话要对儿女们叙说。我还要对他说，作为刚刚过去的那个难忘的世纪的见证人，我们总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做。更何况，执子之手，与之谐老，这是他从提蓝桥监狱回家时亲口答应过我的。他怎么能独自一人、悄无声息地就这么走了呢？！

    我不停地抚摸着他那凉凉的面颊，梳理着他那依然显得黑黑的头发，我要叫醒他。因为我和孩子们都不能没有他。

    女儿、女婿们闻讯赶回来了。泣不成声，流着眼泪，替爸爸擦洗身子，换上他平时最喜欢穿的衣服。

    亲友们闻讯赶过来了。致哀、告别，带着无尽的哀思和惋惜，下楼而去。

    这一夜，我就靠在他身边，凝视着他安详而显得消瘦的脸庞，往事历历在眼前浮现……

    我和景贤相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1951年8月，刚刚高中毕业的他，因为市政工作建设的需要，被分配到我当时所在的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志同道合、意气相投，使我们彼此由好感而相恋，五年以后，我们结婚了。

    这一时期的景贤，由于各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倍受领导上的重用和培养。工作之余，他喜爱写作，曾先后写出了报告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散文集《生命似火》等文艺作品和许多评论文章，颇受领导的赞赏和读者的好评。他与陈耘、章力挥合作完成的话剧《年青的一代》剧本，还获得过国家文化部颁发的优秀话剧奖。

    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开始了。先是，一向被市委领导倚重的他，不知怎么的竟成了领导们逃避群众批判的挡箭牌和灭火机。常有这样的揪心事发生：市委书记、市长们东躲西藏，却要他出面去东推西挡。群众自然不答应，指责他是走资派的铁杆老保。后来，在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和写作班同事们的促进下，他终于醒悟，放下了正在替曹荻秋写的检查，造反了。

    谁知当“老保”不得安生，“造反”了还是不得安生。1967年1月29日清晨，我单位里的同事电话告诉我，徐景贤于1月28日凌晨被一起造反的红卫兵小将们抓起来了。还说好像关在复旦大学校园内。我赶忙去机关联络站找勤务组成员询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头头都不在，有个工作人员告诉我，人是被复旦红革会抓走的，是不是关在复旦，却说不准。当时机关联络站有人去复旦设法营救徐景贤，我即随之同去探望，终于在一学生宿舍二楼见到了他，看到他还算安全，问了些情况，我就回家听候消息。1月30日我听说中央文革特急电报已到，其中第二条：必须立即释放无理绑架的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负责人。景贤也打电话回家，说他已经回到机关联络站了。这时，我才放心下来。岂知，我这一生中，常人难以想象、难以坚持的苦难历程，却由此开始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慢慢地发现已经当上市委书记的他过得并不快乐。别看他在场面上笑容可掬、从容不迫，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回到家里却时常心事重重，仿佛有天大的难事无法排解。后来才知道，他之所以不开心，全都是为了市委领导间的同而不和。表面上叫亲密战友，实际上争权夺利、倾轧不断。他看不惯从原工总司提拔上来的一些新干部搞特殊化，想向在北京的张春桥反映情况，张春桥却不予理睬。真所谓官场风云诡谲，冷暖自知。景贤毕竟是一介书生，虽有做好官的心，却实在不是能做官的料。正因为如此，他这市委书记当得也实在辛苦。可惜，这辛苦多半不是为了工作，而是用在政治“内耗”上面了。

    一晃十年。

    1976年毛泽东去世还不满一月，一场大祸，突然降临到我们全家头上。时任市委书记的景贤，一夜之间被说成是上海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组织者！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后来，景贤被判十八年监禁的主要法律依据，竟然就是组织反革命武装叛乱这一条！

    回想当时的情景，至今依然迷惑不解。那年的10月8日，多个渠道传来消息，说中央出事了，作为上海第一、第二书记的张、姚又迟迟联系不上。又过了两天，中央王、张、江、姚四个人被抓的消息，逐渐传播开来。而市委领导们至此仍没有收到党中央下达的任何正式文件和通知，因此，大家既紧张又疑惑，搞不明白中央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景贤为此到处打听消息，并召开一系列的会议商量，召集民兵待命，准备应付突发事件。10日下午，也是在没有任何明确交代的情况下，市委接到中央通知，要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立即去北京开会。景贤到北京后，当晚打回上海的第一只电话，就是通知上海市委，立即停止一切应变活动，稳定上海，一切等他和王秀珍回到上海后再说。……

    当我还在疑惑不解的时候，景贤却大包大揽的把这一切都承担下来了！这又是为什么？是为个人未来的命运考虑而患得患失？还是屈服于各种压力？还是因为在中央专案组宣布的上海第一批逮捕法办的十个人中没有他的名字而心存幻想？

    惊魂未定，还没有来得及与他商量、与他沟通，他便被专案组的人从家里带走了。没有任何手续，不知带往何处，也不允许家属探视。接下来，就是抄家、搬家……当我独自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横祸，这破碎了的家庭时，一度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但，看到尚未成年的两个女儿，年迈的公公、婆婆，咬紧牙关，承受命中注定的这一切！我想，我是解放前夕参加革命的党员，应该相信党、相信人民政府，早晚会有还景贤清白的一天！

    惴惴不安中，到了1981年。就在王、张、江、姚案由北京特别法庭审结后不久。有一天，有关方面突然通知我去监狱医院探视徐景贤。来人简单地告诉我，徐景贤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都不大好，要我去向他宣传党的政策，做做他的思想工作。我怀着异常焦急的心情，赶紧收拾了一些必要的东西，跟着他们就走。因为我们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要珍惜这次见面的机会。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许久不见，眼前的景贤，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人瘦得脱了形，神情呆滞，看到我来，像陌生人一般，没有丝毫愉悦的表情。见他这个样子，我心疼得眼泪夺眶而出。我感到，我曾经有过的一些疑虑，终于得到了证实。那就是，特别法庭对王、张、江、姚一案的重判，彻底毁灭了他有可能因为态度好而受到从轻发落的幻想。他终于明白了，在对待王、张、江、姚一案的态度上，无论他怎样积极表现，无论他怎样竭尽全力配合乃至迎合专案组的调查，无论他怎样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其结果，都是一个样，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他因此而失去了继续往前走的信心，对于自己的未来，对于他本想争取的较好结果，彻底的失望了。

    他木然呆立在病房的铁窗前，嘴里说着看到大树开花啦这样的胡话。猛然间，我想到了疯疯癫癫的马天水。我害怕极了，我的心抽搐着。此时此刻，去对他说党的政策是怎样怎样的还有什么意义吗？我只能克制着自己，尽量平静地对他说，会开花的大树当然有了，那是广玉兰呀。我猜，你是想女儿了吧？家里的人，爹爹、孃孃（指继母）和两个女儿都平平安安的，就是非常想念你，盼望着你能早日回家。那天，我特意给他带了一些有很多风景画的画报，想让他放松放松心情。我一边翻动着画报，一边对他说，我俩结婚后，忙东忙西，总也没有机会一起出去走走。将来，等你回家后，我们一定要把全国的名山大川游它个遍。我嘱咐他，身体是最最重要的，有了好的身体，什么都可以从头再来。我会等着他回家，不管等多久，直到再相聚首的那一天，谁也不许失约。

    自从我去探视过以后，景贤的病情有所好转。也许是亲情在起作用？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在乎亲情的人，也许是他终于从彻底失望的牛角尖里钻出来了？因为，我还知道，他对人生道路的坎坷、曲折，不是毫无思想准备的，只是需要假以时日。记得我们还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曾互相激励，要时刻准备着去经受人生之路上风霜雨雪和荆棘丛生的考验。……可能还有许多的也许，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无疑，他毕竟还年轻，经受的打击虽然沉重，还不至于走上马天水那条路。这是不幸中之万幸。虽然团聚还在遥远的将来，人在就好！

    又过了一段时间，景贤从医院转至监狱服刑。他的刑期长达十八年。从他入监的那一天算起，监狱方规定，家属可每月探一次监，会见时间只有一刻钟。监狱的所在地离家很远，路上来回得花三、四个小时。但是，为了能够见上一面，为了能带给他一些精神食粮（书报等）和物质营养品，就算路程再远，就算天上落铁，我也绝不放弃。因为，相见虽然短暂，却是我们彼此能够在艰难岁月里坚持下去、坚持到底的精神支柱。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长期来独自挑起一副家庭重担，时常会产生再也撑不下去的感觉。这种精神状态，在探监的时候，难免有所流露。景贤就会拿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来劝慰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诗中“君问归期未有期”，是最触动我心境的一句，只要这句话一出他口，我便抑止不住满腔的辛酸，泪如泉涌。这时，景贤想用他的手替我抹去眼泪，但冷酷的铁栅栏生生地将我们隔开。在默默注视着对方的眼神中，我们都无可奈何的读到了这样的五个字：“但愿人长久”，是啊，我和他，除了还有这一点点的愿望外，确实是什么都没有了。

    愿望总归只是愿望而已。到了1992年，十五年的牢狱生活，使景贤原本就有的胃病、高血压未见好转，又加上长期蹲监狱睡地铺而得的关节炎、腰椎间盘滑脱，真是雪上加霜。我也是心力交瘁，实在感觉支撑不下去了。万般无奈之下，我给邓颖超同志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当年，景贤任上海市委书记一职，是周恩来总理提的名。邓颖超同志对景贤也是有所了解的。在信中，我向她反映了景贤被判十八年刑期以及入狱后身体状况一直不好的情况，请求有关方面网开一面，允许他保外就医。没想到，邓颖超同志的批示意见很快下达到了上海，这一年的六月下旬，监狱方同意景贤保外就医的申请，但提出，在刑期未满的三年里，一是他的生活费、医药费由家人自理，二是不允许参加任何社会政治活动。在我签字同意后，景贤才获假释回家养病。

    景贤在监狱里待了整整十五个年头。在这十五年中，家庭的变故可想而知。老父亲久病在床，他没能陪伴侍侯，更无法尽到作为儿子养老送终的义务。两个女儿结婚成家，他也未能到场祝贺……好在这一切的一切都已过去，我俩终于坚持到了再相聚的这一天。他离家的时候，一家还只四口；他回家的那天，已是全家八口围在一桌吃的团圆饭了。两位女婿，婚前婚后都曾陪着我去探过监，两个外孙，虽然名字都是他起的，而且也偶然带去见过外公，但终究小孩太小，印象不深。这时，八口人，三个家庭，团聚在一套三室的小居室中，大人们，甜酸苦辣的滋味涌上心头，悲喜交加；孙辈们，用陌生的眼光偷窥着还满头黑发、他们却要叫他外公的人。此时的景贤已是年届花甲之人了。养好身体，含饴弄孙，是我们全家交给他的两大任务。尽管我们的家居相当拥挤，经济也不宽裕，但有他乐融融地陪伴在我们身边，我感到安全、放心，感到心情无比愉悦，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1999年，景贤被判十八年刑期后，剥夺政治权利四年期满。按照宪法规定，他应该是享有出版、言论自由等政治权利的公民了。同时，他在保外就医后，经过全家人的悉心调养，身体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他喜爱写作的愿望重新燃起。他对我说，他要以他的亲身经历反思“文革”，把这段历史史实公之于世，为当政者鉴，也对后人有个交代。我对此表示积极赞同。他在经历了这么大的起落之后，意志未消，斗志尚存，我更是高兴。

    在克服了资料缺失、行动上受到相当限制等种种困难，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于2000年完稿。完稿后费尽周折，几易出版社，终于于2003年底在香港出版，成为香港十大政治畅销书，且名列前茅。读者反响热烈，有褒也有贬。有的说，他违避了一些不该违避的事情；有的说，他承担了一些不该承担的责任。但多数读者的意见，认为这本书写得比较真实可信，在众多反映“文革”的书籍中，可算是一部信史。而且对他的可读性也十分赞赏。这使景贤大受鼓舞、大为振奋。他在认真的思考了朋友们的批评意见之后，对我说，他要接着再写，这次，他要把自己摆进去，写得更真些，想得更深些。……

    天不佑我！在《十年一梦》出版后的2004年、2005年两年里，景贤因右耳前庭疾患引起眩晕，连续两次住院开刀，手术不算大，但都是全身麻醉，这对一个时年已过七十岁的老人的身体伤害很大。两次手术以后，眩晕却仍未解决，加上他原有的腰椎、关节等多种疾病，从此，眼看着他日见消瘦，背更驼了，再也不能方便的独自站立行走了，非得依赖拐杖和旁人扶持。然而，即使是在病痛不断折磨他的情况下，他只要能够坐起来，就会趴在电脑桌前，用电子笔，笔耕不止。经常是，深夜我一觉醒来，他还在伏案写作。我劝他，还是保重身体要紧，他却说，他要对历史负责、对党史负责，尽量把当时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让后人在研究中国文革史时有所参考。却万万没有想到景贤的第二部书稿还没有最后完成，心愿还未实现，他却急匆匆地突然离我们而去。

    2007年11月6日，在景贤去世六天后，我们全家与部分亲友们在复旦大学医学院提供的遗体捐献告别场所，举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五十多年来相依相偎、相濡以沫的亲人，从此永诀！

    回顾半个多世纪来，我们的一生是担忧多于平安，患难多于欢乐，离散多于聚合。徐家的族人想为景贤编辑一本生平经历的纪念册，以志纪念。亲友们的眷眷之情，让我们母女刻骨铭心。……

    景贤去世时虽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但，我又怎能忘得了他深夜伏案写作的情景？！又怎能忘得了他曾对我说过的那些话语？！又怎能不去想他要对后人有所交代的心愿了了没有？！于是定下心来，把景贤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大略整理一遍。终于，陆陆续续的发现了他保存在电脑里的一些文稿，但愿景贤的这部遗作，能为 “文革”提供更多真实的思考。

    葛蕴芳

    2009年10月31日

    补充：

    前数月在朋友叙谈中偶尔听到“当年党中央确实是下达过对徐景贤决定不予刑事处理的红头文件，是陈丕显对曾来接管上海市委的领导彭冲拍桌子、发脾气，要求对徐景贤判以重刑，彭冲等领导向中央回报，……”。又据另一位知情朋友说：“陈丕显拍了桌子之后，上海方面向中央汇报，上海是执行中央的决定，中央文件中没有作出对徐景贤给予刑事处分的决定，上海不好处理。……”但最终还是一律从严惩处。这也就是我们所遭遇和演绎了几十年的一场大悲剧的来龙去脉！

    葛蕴芳

    2012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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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徐景贤最后回忆》

2014年1月12日

作者：丁学良


本文原来以「徐景贤是个好教师」为题。这里的「徐景贤」并非香港或内地某所大学的教授，而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皆知名、上海皆听命的「毛主席的好学生」，外号「徐老三」，即在上海权力系统中仅次于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二者绝大多数时间在北京直接为毛泽东和江青效命）、官至中共中央委员和上海市委书记。这里称徐为「好教师」，也不是基于华人世界教育界的选举加冕，而是基于他生命之末的一部手稿，刚刚由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发行的《徐景贤最后回忆》。

此前徐也有一本回忆录在香港发行，《十年一梦》（二○○○年完稿，二○○三年出版），外界反应不差。但其时徐并不知道上帝还允许他在人间逗留几许，所以很多事不敢揭露，很多话不敢直言。临终前不久的文稿却很不一样，直率得多，智慧得多。此乃常人之常情──生命越靠近尾段，反思越是深沉，落笔越少顾忌。你已经把一生的路走得所剩无几，干吗还要吞吞吐吐？

徐在文革前就已经是左派阵营的一员干将，乃是令全国文化界畏惧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丁学雷」之首笔。好在他文革末被清洗，判刑十八年，否则我们也无缘读到他深刻的反思。个人之不幸，往往是大众之福气，不然的话，所有以前的中国高层政治真相，大概永远出不来。你见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回忆录了？当然没有，但我们都能读到张国焘、龚澎、陈伯达、邱会作、李作鹏、赵紫阳等人的回忆录。在自封「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政治传统里，只有倒霉下台的领导人才会真诚反思出版接近事实的回忆录，在台上的只会讲官话套话假话。

徐在《最后回忆》里有几处特别值得关注。一是他首次公布了一份珍贵的文革史料──一九六八年徐组织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对毛泽东夫妇为甚么选定上海作为发动文革的基地、该基地是如何不负毛望、文革最狂乱的头两年上海发生的重大事件，作了详细的考证和纪录。这份资料一交给张春桥，就被当作密件封存起来，因为它透露了在那个权力斗争你死我活的时期，文革得益派绝对不想见阳光的诸多内幕。这份资料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是理解和撰写文革关键环节的基础性依据。

这本书更吸引我的，是徐对几个文革要人的近距离观察和描绘。徐早年是个文学青年，写过小说和电影剧本，会看人也会写人。他笔下的张春桥之城府深黑、谋算精细、害人整人专业老到、揣摩毛泽东意图十拿九稳，都写得有板有眼。他笔下的姚文元之「棍心勃勃」（即自觉担当毛泽东夫妇横扫中国文化界的「革命大批判棍子」、指向哪里打向哪里）、待己待友都寒酸克扣、对敌人对家人都不讲温情，也写得有分有寸。

然而从政治反思的角度看，徐写得最好的人物，乃是王少庸。王的资格颇老，一九四九年后高就青岛市长，不久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被卷入「向明反党集团」案，坐牢几年。后被左派中的大明星柯庆施（毛泽东尊称他为「柯老」，想以他替换周恩来作总理）搭救，安排在上海市委里主管工交系统。文革一开始王被打倒，颓唐之极。徐受上面的委托去劝王通过深刻反省、猛力揭发别人，争取被早日解放进新的领导班子。张春桥随后指派王掌管上海的政法和项目这个权中之权，在张本人太忙缺席期间，一度让王主持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的会议。

徐描述：「王每天抽两包中华牌烟，脸色灰暗。他喜欢讲一些尖酸刻薄的话，谈到别人的历史问题时，经常眼睛一鼓，嘴巴一撇，拿起笔来在书面报告上哗哗地写上批语：『隔离审查』」（页一六五）。被王坑害的人不计其数，其中有一位就是王的同事的丈夫叫张六吉，仅被怀疑跟一起群众对王提意见的冲突有关，王就指示手下立项目伪造证据，严刑拷打张六吉，逼他供认解放前认识国民党特务。张六吉走投无路，自杀了结。

徐评论道：「像王少庸这样一九三○年代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历经长期的党内斗争，挨过自己人的整，因冤案被关押多年。……可是他一旦重新掌握大权，很快故态复萌，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党内斗争，（对一大批人）设立项目，长期关押，下手又狠又辣。」全上海的死刑案也是王审批，「肯定错杀了一些人。我反覆思索，觉得这种『王少庸现象』不是个别的，而是阶级斗争学说从思想上长期统治共产党造成的一种特殊现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王少庸是从这个国家里消失了（病故），但是，王少庸现象和项目遗风是否从此绝迹了呢？」（页一七九至一八○）

重庆和许许多多地方近年来的受害者们大声回答：没有绝迹！当然没有！因为我们这儿有大大小小的王少庸！薄书记不也是一个超级王少庸吗？

关在秦城监狱里的薄书记大声回答：那能怪我吗？我现在不也是被项目了吗？

诸君，我称徐景贤为「好教师」理由便是：他书中有多处这类依据实例的反思，使得他《最后回忆》一书，可以用作当代中国政治课的生动教材。

徐书中另一个亮点（页二九六至三○七），是从多方信息来源，证实了最早由高文谦《晚年周恩来》详细披露的一九七三年底批判周的重大事件。综合徐高二书提供的新旧细节，毛泽东去世前对资格最老的同事发动的这一政治攻击，可圈可点之处有：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毛决定由周恩来自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周。主题是批周在对外事务中「严重右倾、修正主义」，「目无中央、欺骗主席」，「屈膝投降、丧权辱国」。

──毛对江青、王海容、唐闻生三女人交了底，说周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苏联打进来，周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江奉旨批周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刘少奇是第九次，林彪是第十次）的头子，是「贼船」的老板；唐传达毛对周的批评长达八个小时。

──在十几天的批判会期间，每天深夜要用铅笔把原始会议记录一字不漏地抄写成大字（为保密不交印刷），送视力差的毛阅读，毛全程牢牢掌控会议进度和细节。

──毛尤其重视刚复出的邓小平对批周的表态，指定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列席政治局批周扩大会议。老练的邓发言提醒周：「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毛极为高兴，动了找邓作彻夜长谈的念头。十多天后，毛任命邓进政治局，兼任总参谋长。

──周这时已经癌症尿血，要求面见毛，毛不见。江青不许别人帮周写检讨，还当面斥周：「你这个人就是囉嗦！要谈实质性问题！」

──周只好尽量狠批自己，并表态把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权力交给别人。

──毛至此方罢手，会见外宾时对周说：「总理呀，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毛还指着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这几个娘们后来发牢骚：「他（毛）做脸，我们做屁股。」

──一九八○年代初，中共中央同意周遗孀邓颖超的申请，当她的面销毁了上述批周会议的全部记录。周逝世前最担心的两个材料，一是毛江于文革中曾尝试用过的「伍豪壠事」（伪造的，说周早年背叛革命），另一个便是该次批周会议记录。因为在中共体系里，要彻底毁灭一个高层领导人，「叛党」、「卖国」是致命武器。毛江摧毁刘少奇和林彪，是切近的实例。

读了徐景贤《最后回忆》，你能加深理解，为甚么有些人那么看重毛的遗产──对于努力奋斗、在当今和未来的中国政治浪潮里图生存谋发达的人，还有甚么诸子兵法比得上毛的战略战术，更能教你致对手于死命的绝招，对敌人绝，对同志更绝？

吹笛在湖北

好看。看了，高处不胜寒，都只看到自己的痛苦，泪眼巴萨的。吴思有句话：“官吏代理集团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菜农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想当年他去揪斗老的市委书记，把别人赶下台自己当书记，听起来很赤露露的，人家出来后当然不放过他了，怪谁呢？
施害者和受害者转换只有一瞬间，里面的名字，换一个被老干部，情景是一样的。

菜农

想想现在和薄熙来和周永康也很有意思，难道他们就不喜欢那种竞选失败下台后可以钓鱼养花的生活？偏偏喜欢成则王败则寇的规则？看来，要他们自己觉悟不可能了，只能是受害者全体觉悟才行。

老程

这两本书都没看过，以后一定要想办法看看。

老程

怀念——代序
朱永嘉
　　编者按：
　　爸爸，您的遗稿——《最后回忆》，在您离世六年多之后的如今，历经数年曲折坎坷，终于得以面世。今天网上登载给您看的是老朱伯伯为您遗稿争取出版而写于三年前的“代序”。当年您的突然离去，让我们家人和您的老朋友们都深感震惊和悲伤，大家无不惋惜与您的分别，回忆起种种与您相处的日子，您的音容笑貌、您的豁达乐观，此情此景都深深印刻在大家的心里。我们都无限怀念您，碰到一起总会谈起关于您的往事，大家都为您的遗稿终究得以出版发行而感到宽慰之极。您在天有灵，一定能感受得到这种永恒的亲情和友情……
　　
　　
　　
　　怀念
　　——代序
　　朱永嘉
　　
　　我记得我们与景贤最后一次相聚是在二〇〇七年的十月二十七日，景贤夫妇、萧木夫妇、冀德夫妇，我与夫人张惠娟及她弟媳小陆和我儿女一起在我家门口，以宿舍的大门作背景，留下了帧合影，景贤坐在那张藤椅上，我夫人坐在轮椅上，那时景贤精神尚好。合影以后，我们一起驱车去了浦东外高桥的湿地公园，在那里景贤夫妇与我及萧木还留下一张合影。那次我们计划上午去浦东的湿地公园，远眺长江；下午去吴淞口湿地公园，与外高桥的湿地公园夹着黄浦江的吴淞口看长江之滚滚东流。我还记得上一次去吴淞口湿地公园，在江边栈道上，我与萧木二人即长江之景试着背诵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我念上片，他接下片：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为什么会想着背诵这首《念奴娇》？因为它讲的景和情，与我们当时在江边的情景太贴切了，不禁引发出那份古今之情怀。这次想重游吴淞口湿地公园，无非想再体验一次大江东去的情景。
　　结果却因有某首长在园，闲人免进。我们只能转而去一旁的临江公园。路上景贤还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们现在是‘脚长’，当然没有‘首长’大了。”接着他还在车上与我讲起他辗转找到了当年他在市委机关联络站成立大会上的那个发言稿。当时，大会出了特刊，是马天水批准印了几万份，现在要再找到这张特刊确是很不容易了。我知道他那次发言，在写作班讨论时被炮轰，推翻了二次，第三次才定稿的，实际上也是一次集体创作，不能完全由他个人负责。
　　我们从临江公园大门进入园内，走向沿长江的堤岸，这条路有一点坡度，开始景贤踌躇不前，看到我们都下到了堤岸边，向他招手，他奋力前行，终于与我们汇合在了一起，靠着堤岸，遥望大江东去。往回走的时候，他似乎有些累，一路走，一路紧靠在我身上，我觉得他身上有一些微热，我让他在江边的椅子上坐一会儿，让我儿子设法把车子开到近江边的出口送他回家。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给他送行竟然成了永别！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他就突然离去。待我赶到他的寓所，他已静静地悄无声息地躺在自己床上，安详自然。此时此刻，南齐江淹《别赋》中：“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的诗句涌上心头。更何况三天前的暂离，竟然成为永诀，此景此情，怎不使人黯然销魂。
　　景贤的夫人葛蕴芳告诉我，景贤发病是在那天下午二点三刻左右。他曾张大着嘴，直睁着眼，似在呼喊着什么。蕴芳在一旁拼命地叫唤景贤、景贤；他张着口，却发不出一点声响。等我看到他在床上安详地静卧，已是她们母女轻轻抚摸他眼口以安的状态。这又使我想起同是江淹的另一首赋，《恨赋》中的最后的两句：“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景贤临终的那个状态，也许正反映了他抱恨而发不出声的那种痛苦的内心。饮何恨？吞何声？我可以感觉得到，“饮恨”、“吞声”也许会有种种其它，但其中最主要的，恐怕就是这部尚未最后定稿的回忆录续集。因为他还有许多材料需要补充，还有许多话要说，而生命却在瞬间嘎然而止！焉能无憾？！所幸，经过蕴芳母女二年多的整理和补充，这部遗稿终于得以较为完整的付梓，该是可以告慰景贤的。
　　我之所以见到景贤临终之状就记起江淹的《别赋》与《恨赋》；是因为这二篇赋是一九七四年五月十日毛泽东通过姚文元下达要我找人设法标点注释，在五月下旬即上送老人家读的。他老人家这时候找江淹这二篇赋，正反映了为即将降临于自己与这个国家和人民之永诀而黯然销魂。我当时的心情是沮丧、无奈，又不能有任何声张，对未来茫茫然不知所终的哀伤，预感到来日不多了，对自己而言只能抓紧仅有的时间和机会，为老人家，为平民百姓多做一点有益的事以冲淡自己的感伤。我与景贤相交数十年，工作上磕磕碰碰的事，时而有之，但在为老人家，为平民百姓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一点上，互相引为知己。往事历历。今痛失良伴，亦平生之一大憾事。
　　景贤去世以后，有不少人，带有各不相同的目的，关心景贤是否留有遗稿的事。据我所知，初时，家人们忙于丧事，沉湎于伤痛，根本无暇顾及。痛定思痛之后，蕴芳在整理景贤遗物时，才陆续发现一些未曾公开发表过的文稿。于是，起心集稿，誓必完成景贤之遗愿。有人看到由蕴芳母女集编而成的景贤的遗著《十年一梦续》之后，邀我为之作序。从何说起呢？记得景贤于2003年出版的回忆录《十年一梦》，出版前前后后几经周折。蕴芳母女对此续集的出版，谈之色变。我则以毛泽东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通过姚文元要我们标点注释《后汉书》中的《李固传》的故事相告。
　　李固是因皇位继承问题得罪了梁冀而被杀的，《李固传》末讲到：“固所著章、表、奏、议、教令、对策、记、铭凡十一篇，弟子赵承等悲叹不已，乃共论固言迹，以为《德行》一篇。”当时李固的弟子还是能为他收集作品，编成文集，故《隋书?经籍志》的集部，著录有《后汉司空李固集》十二卷。在东汉那个时代，为当时遭遇不幸的士大夫编文集是一时的风气，而且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魏晋，如《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后汉中郎将《蔡邕集》十二卷，少府《孔融集》九卷，后汉丞相主簿《杨修集》一卷，魏中山大夫《嵇康集》十三卷等等，可以列举的相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早在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就曾将《李固传》（还有《黄琼传》）批示中央诸领导：“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并在李固给黄琼的信上批注说：“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可读。”可见，这些文集的出版，对后人评述历史是非常有益的。
　　东汉魏晋那个时代的士大夫都还比较崇尚名节，所以在那个时候，国家有缓急之难，还有人敢于冒难挺身而出，搘柱倾危。如果为人连这点气节都不让讲，只许有奶便是娘，那么这个王朝也就离衰亡不太远了。从这一点讲，景贤家人为这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艰辛努力，那种执着的精神还是可钦而又有益的，这也是促使我冒昧受邀为此书作序的一个原因。
　　最后，我还想到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八日要我们标点注释宋人张元幹所写的词《贺新郎》一首，这是张元幹为胡铨送别的词，为这首词，还挨了秦桧的整。其上阕的末尾两句为：“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是说高层的意思从来很难问清楚，人老了，容易动感情，那种悲伤也难以向他人诉说。“更南浦，送君去”的典故出于江淹《别赋》的“送君南浦，伤之如何？”借以表达为胡铨送别的意思。其下阕的最后几句云：“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 举大白， 听金缕。”意思是想起当年我们共聚一屋，对床夜语，如今你去的地方，大雁不到，再没有办法传书与你了，只能眼望青天，心怀今古，怎么还有什么必要去与小儿辈纠缠和谈论过去那些恩恩怨怨呢？大白，指酒杯；《金缕》是《贺新郎》词调的别名。意思是告别时我们还是碰杯干了眼前这杯酒，听我唱响《贺新郎》这首词吧。后来，毛泽东听蔡瑶仙录制的这首词的时候，正是董必武去世的日子。在那一天，毛对这首词反反复复地听了许多遍，将最后“举大白，听《金缕》”改为“君且去，休回顾”，借此为董必武送别。
　　景贤，你若地下有灵，我在你去世快三年的时候写这篇序，也只是为了给你送别，“君且去，休回顾。”书出版后，你的遗愿也就完成了。至于那些往事的是是非非，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述吧，又何必与小字辈去议论过去那些恩恩怨怨呢！
　　

浦右淞左

徐景贤是一个极聪明的人，文革后期当时上海主要由他与马天水掌控，经济、教育方面基本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和影响，与其他地方相比，似乎就是天堂了。

可是，权力欲太旺盛，爬得高必然就跌得深，何况当时出了那么多极不自然，极不正常的事情，总归会有报应的。说到底还是没有大智慧，太相信老毛的权威了。

作曲家徐景新就是他的兄弟吧？

吹笛在湖北

文革渣滓，字里行间的炫耀和叹息...

老程

陈丕显不肯放过徐景贤是有原因的，徐和王洪文这类造反派不同，徐是上海市委自己培养重用的人，老干部最看不得这样内贼。

邱晓云

毛泽东大革文化命，彻底打断了中华文脉，老来可怜，想看个童蒙读物，也只好去找这帮半吊子文胆。这帮人也好意思，一共几句话，倒错了好几处，还“送君南浦，伤之如何”呢，干嘛不干脆说：杀之如何？通不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