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上）-（2）

读史拍案

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上）-（2）2015-08-02 00:22
来源:新浪博客作者:戚本禹33384次点击:我要评论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
　　就是那次我在上海的时候,中央通知我参加”五一六通知”的文件起草小组。这期间,中央常委会又开会决定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它直接隶属于中央常委领导,实际上是取代了原来的中央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由康生，陈伯达，江青三人提名的，然后到主席那里去商量。主席提出不仅是那些笔杆子要参加中央文革，各大区都要有人参加。于是后来又增加了东北郑季翘,西南刘文珍,西北杨植霖,华北郭影秋。华东张春桥,中南的王任重本来就已经在名单里面了。军队是刘志坚和谢镗忠。吴冷西因为主席说他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没进中央文革。姚文元进中央文革是我最先向江青提出的,我说,文化大革命从评海瑞罢官开始,姚文元不进中央文革怎么行。其实我心里是想,在中央文革小组里就我一个年轻人,姚文元和我年纪差不多,能一起来就好了.江青表示同意。但是陈伯达反对,他说,他的父亲姚蓬子历史上是个变节分子。后来说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老子反动,儿子一样可以革命的。陈独秀背叛了革命,但他的两个儿子不都是革命烈士吗。毛主席一锤定音,姚文元进了中央文革。陈亚丁跟着江青搞样板戏和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搞得不错，但刘志坚他们都排斥他，不让他进中央文革。陈亚丁就去找江青。江青说，不是我们不让你进，我们都赞成你进的。是你们军队里不同意。陈亚丁知道是刘志坚在搞他,恨死了刘志坚。刘志坚后来被打倒，很多材料是陈亚丁提供的，他和造反派一起整刘志坚的材料。但王任重跟刘志坚是好朋友，坚决保他.抗战时他们是一起打游击的。反扫荡的时候,刘志坚被日本鬼子抓了,王任重带着队伍硬是把他从日本鬼子手里救了回来。生死之交啊。王任重在和我们讲起这件事的时候,是眉飞色舞,绘声绘色的.
　　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李达,说李达是武汉的吴晗。李达给主席写信求救，主席明确地说,李达可以批评斗争.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是要保护的.可李达后来还是被王任重斗死了。李达死后,主席在一次会上说,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宣传部长,他解说实践论,矛盾论是解说得最好.在资反路线期间,王任重把斗争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和教师,学生,要在他们中间抓漏网右派。而且抓人抓得厉害。后来这些受打击的人就起来造反。形成了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可王任重是搞过群众运动的,他对组织发动群众是很有一套的,他把党员,干部,积极分子都组织起来,成立了百万雄师。据说百万雄师的名字都是王任重取的。所以武汉的造反派始终是少数。王任重还在背地里积极地支持联动.不过贪腐的事情他倒没有.王任重的后面是陶铸在支持他.
　　在陶铸的眼里，江青是比他小一辈的。说实话，陶铸对共产主义是有兴趣,有研究的，这个人是有理想的。而且他是有理论的，什么事情他都能讲出个道道来的。就是错的东西，他也能讲出一个道理来粉饰。陈伯达,江青拿他没办法。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拥护的，但到具体的，他都反对。谈到那个干部贪污腐败了，陶铸就马上给人家辩护，就要保。其实他也不真知道下面干部的情况，好多人都是两面派，他那些贪污腐败的不好的一面怎么能让你知道啊。更不用说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护的。陶铸死保王任重。尤其是两广,两湖的干部他都保。所以他的态度和中央文革的都不一样。如果都按陶铸那样做，那你文革也不要搞了。按中央文革的想法，干部有问题，应该到群众里面去接受群众对你的批判，也就是所谓“烧一烧”。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你是为人民的，你怎么害怕群众呢。毛主席也说，“烧一烧”可以，但不能“烧焦”了。底下的群众，造反派看到你干部有问题，当然是很愤怒的，其中也确实是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倾向。那陶铸也说要“怀疑一切”，但这只是表面的，他实质上的意思是不能怀疑，不能打倒。谁都不能怀疑，那你还能搞文革吗?陶铸其实是打着“怀疑一切”的旗号来反对“怀疑一切”。他是保一切的。合作化的时候陶铸很积极。可到刮包产到户风的时候,他有点跟刘少奇了。张平化就批评他,张平化是从主席那里得到了真经的。说你不能搞包产到户。你一搞包产到户,那顺坡下驴,社会主义就会垮掉,再要上就很难了。所以陶铸就变过来,反对搞包产到户了。毛主席看他反对”包产到户”,就认可他了。我觉得,毛主席那时看干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他对维护公有制和集体制,包括对包产到户的态度的。陶铸的生活其实也是很讲究的，很会享受的，他家里用的东西那都是高级的，那些东西都不是用钱买来的，用钱也买不来。江青到他广州的家去过，说那是跟帝王家里一样的。我看到过他家中摆设的照片，那些东西都是不得了的。陶铸到中南海，左挑右挑，就挑了以前杨尚昆住的“万字廊”。在这点上,他们两个倒是同气相求的。陶铸是党中央的常务书记，又是中央文革的顾问。所以在他眼里是没什么江青的。而且这些人都是很讲究辈分的，在他的眼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是一辈的，陶铸把总理看成大哥，很谦虚的;而他们这些人包括林彪、陈云、邓小平是一辈;下面的红军是一辈;抗战的又是一辈;完了就是解放战争的一辈。你要让解放战争的去领导抗战的，是很难的。那江青比陶铸小一辈都不止了。所以他常和江青发生矛盾。江青和总理有时也有矛盾，但他们两人的矛盾好解决。江青和陶铸的矛盾就不好解决了。说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他确实是到处保的。陶铸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是很坚决的。陶铸到了中央后就跟刘邓跟得很紧,他说,邓小平是他的老师,他就是要拜邓小平为师。这个,林彪很忌讳。我听江青对叶群说,陶铸原来是林彪四野的政治部主任,是林彪的干将,怎么去拜邓小平为师!?再说邓小平的文化比陶铸低呀,他拜他什么师!?
　　江青和陈伯达提出打倒陶铸,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说你们这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陈伯达受不了,闹着要自杀.江青说他没出息.说主席只相信有材料的东西.你把材料整理出来送给主席看呀.后来一查陶铸在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给中南局批了四,五个文件,叫底下坚决贯彻刘邓批发的”北大九号简报”,要在学生和群众中打右派,抓游鱼。并肯定了王任重在武汉搞的在工人和学生中层层排队,在工人,学生中抓人的所谓经验。按照他的指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统统积极执行了刘邓的资反路线。当时,只有中南局发了那么多的文件。其次是西北局的刘澜涛和西南局的李井泉。
　　尹达原来是历史研究所所长,穆欣是光明日报的,他们两个都因为压制本单位的群众造反,群众对他们的意见很大.虽然我们都做了工作,但是群众还是不肯原谅他们.所以他们也慢慢地就淡出了中央文革.
　　几个大区参加中央文革的,开始列席了几次会议,后来就都不参加了.因为他们大多是与走资派在一起的.
　　到后来,中央文革主要就是八个人了,我们内部称作:三老、三中、两青。
　　三老是康陈江。江青对康生很尊重，有时称他康老。主席一般叫他康生，但有时也开玩笑叫康生“康老”。我们也叫“康老”。江青对陈伯达不大看得上眼。所以三老的排位应是康陈江。尽管陈伯达在中常委的排位在康生前面。
　　三中是张关王。关锋资格比王力老。张春桥是副组长。
　　两个愣头青，戚,姚。主席说我们是南姚北戚。
　　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原来是叫曹轶欧当的,康老说她当主任不合适,所以就叫王力当主任,她当副主任。我也是副主任。穆欣也做过几个月的副主任.办公室的事主要是江青领导的。江青有什么事一般是先找我的，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江青那里去一次，王力、关锋有时也同去。王力很计较这件事,有时叫了关锋,没有叫他,他会有意见.他对保持与江青的联系很主动,很积极,漏了他都不行.因为我还兼着主席的秘书。王关戚三个人中只有我可以经常与主席见面，我可以最早听到主席的指示。所以关锋说，什么王关戚，倒过来,是戚关王。我和王力都是听戚本禹的。
　　为了及时掌握各地的运动的动态,我提议成立了中央文革快报组,记者人手不够,又从部队里抽调了四十几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参加到了快报组,派到各地去。快报组由王力当组长,但实际的工作关锋和我都参与。快报组的大事也是江青决定的.我还办了”文革简报”和”要事汇报”等刊物分别发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有些是只送给主席的.
　　江青和文革中的群众运动
　　1966年6月2日,毛主席指示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高潮。刘少奇开始对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并不怎么反对,他认为那是针对彭真和北京旧市委的。他和彭真也有矛盾。可后来一看,广大学生和群众轰然起来大造各级党委和领导人的反,有些事甚至牵涉到他们自己.就觉得不行了。当时由他和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就决定要向各学校派工作组。还以中央的名义批转了北京大学文革简报(第九号).其主要内容就是要在学生和教师中开展一次抓“右派”运动.一时间很多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学生和群众被打成了“右派”,“反动学生”.有些甚至被逮捕和隔离审查.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资反路线"的。
　　人民日报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陈伯达主持写的，那时他刚受中央的命令去接管人民日报。当时江青不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讨论过这个社论。所以这个社论并不反映中央文革的态度.在中央五一六通知里面已经明确地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头是对着走资派的，而不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的。但是刘邓却要把运动引向斗争学生和教师以及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这实际上就是在转移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而且刘邓搞资反路线,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枪打出头鸟,对那些敢于领头站出来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不管他出身怎么好,平时表现怎么好,一概予以打击,以此来震慑住其他人.再一条,就是故意找一些名人出来斗.也不知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那些名人可能在历史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群众并不清楚的.全部是各级党委或工作组把材料抛给群众的.有些还是在党委或工作组的直接领导或授意下组织人来斗的.在文革中迫害人厉害的恰恰就是刘邓的资反路线,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上所讲的情形,一点都没有夸大其词.
　　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破四旧进而乱抄家的事情，中央文革也不好怎么反对，因为这是群众运动，群众要破四旧，当然要表示支持。但是中央文革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反对走资派。开始是反“彭陆罗杨”，批“三家村”。后来就是反对刘邓的资反路线.当时社会上的乱抄家是怎么弄起来的呢。老实说，我到现在都不是很清楚。但肯定不是中央文革搞起来的.我记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上，总理批发了一个文件，名称叫”红卫兵破四旧的战斗成果”。把当时抄家抄出来的东西,其中很多金银财宝,拍成照片印了出来。我当时看了还问总理说这些东西如果流落到社会上去,被抄家的人私分了怎么办。总理说，你放心，有人管的。后来知道,这些抄家抄出来的东西都是上缴到”首都工作组”的。首都工作组是个很神秘的机构，是由叶剑英负责的,它只向总理汇报工作。而无需向任何部门(包括中央文革)通报情况的。所以我们中央文革连陈伯达和江青都没有人知道它的事。
　　刘少奇搞五十多天资反路线的时候，毛主席叫江青跟我们说，叫中央文革的同志都到各个大学去看大字报。要我负责每天把大家去看了之后的情况集中起来,在电话里向江青汇报。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有时一天要通好几次,向她报告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然后由她报告给毛主席.另一方面陶铸也要把中央开会讨论的情况向主席作出书面报告。那时中央办公厅也归他领导.他总叫我起草报告，因为我是担任会议记录的,又是主席秘书室的主任。所以说,主席对两边的情况都是了如指掌的.
　　那时我每天都去工厂,学校看大字报。去的时候是悄悄地去的,看了也不表态,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我去轻工学院看大字报的时候,被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认出来了,她就叫了,戚本禹来了。学生们都上来围着我,要我对大字报表态,这个时候,我如果不表态,那我就不叫中央文革了。我看到到处都是围剿造反学生的大字报。我就说，这个大方向不对，大方向是斗走资派，学生不是走资派.他们说，是坏人。我说，哪有那么多坏人啊。那些受压的学生听了就一下子都喊起来了，说毛主席派人来了,说我们不是坏人.我就说，不能说是毛主席派我来的，但我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我说的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因为自己有“八司马”的经历，所以，我知道，一给领导提意见，他们就把人家说成是坏人。这是不对的，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的。我说,你们学生没有罪,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给领导提意见,这是完全对的。即使有些错误,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可以作检讨,但不是坏人.抓游鱼那是把学生当作右派抓了,是错误的。学生马上把我说的话用大字报到处去贴。说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支持我们。这样一来,我就和薄一波发生冲突了。因为轻工学院的运动是薄一波直接领导的，在我去之前,他刚去看过大字报，他一头扎进资反路线那边,是坚决支持轻工学院领导大抓“游鱼”的。我去否定了他。他就在会上不点名的批评我,说有的人在学生面前随便表态,和中央精神不一致。那时主席还没有指示，就叫我们去看大字报，了解运动情况，所以我这样说是冒了一定的风险的。可我的讲话马上就在各个大学里面都传开了。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又都分头去学校支持学生。王力、关锋去清华接见蒯大虎;我去地质学院支持朱成昭，;我还叫林杰去支持师大谭厚兰;北大是曹轶欧去的，我也经常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曹轶欧就和学生讲了，今天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来看了大字报，戚本禹怎么说怎么说的。所以后来造反的学生有什么事就都来找我。知道有这么个渠道支持他们。陈伯达知道了，就跟我说，你少说话。可我跟江青一汇报，江青说我说得还不够,她坚决支持学生和工人起来造反。我就跟她说陈伯达让我少说话，江青说，你别理他。江青明确叫我去支持学生。其实陈伯达也是反对整学生的，但他不愿意中央文革和中央领导发生矛盾和冲突。陈伯达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可他在刘邓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却老是用哀求的口气发言，说你们听听我这个小小老百姓的发言啦，不能这样对待学生，他们还是孩子么。可邓小平根本就理都不理他,看也不看他一眼。刘少奇嫌他啰嗦,做了个往下按的手势,陈伯达就不响了。我们在背后讥笑他这是跪着造反。江青回到北京后，批评了陈伯达，说你这个组长就像是辛亥革命时候的黎元洪，是革命战士把你从床底下拉出来革命的。陈伯达朝我看看，怀疑是我在江青那里说了他什么。因为他并没有正面问我，我也不好说什么。其实那时我还是很尊重陈伯达的，后来事情就多了，和陈伯达分歧也多了，那我也公开说他了。
　　毛主席7月18日回到北京，一下车就接见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后来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刘少奇他们，说现在是中央文革威信高,群众有事都愿意找他们了。你们说话都没用了，人家都不喜欢你们，喜欢中央文革。这就是中央文革支持学生的结果。那时我们中央文革说话已经可以影响到整个的运动了，当然这也就必然引起更多的人对我们的不满。
　　随后毛主席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撤销了刘邓以中央名义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第九号)简报”.紧接着又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通过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还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又登上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这样文化大革命才真正进入高潮。
　　那时我们工作,一方面派出大量的记者到各地去了解掌握运动的动态,报告给主席和中央.一方面通过接见,开会和讲话去支持造反的红卫兵.那时中央文革小组几乎每天都要开会,总理一般都来参加.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支持谁,不支持谁.都是由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他们决定的.我们按照他们做的决定去进行工作.向那些地方派出快报组记者,接见哪些群众组织的代表,这些由王关戚来决定的.
　　红卫兵运动起来了。可那时候，那些受资反路线迫害的红卫兵还都忙于自己学校的运动,批斗走资派,批判工作组。倒是一些高干子弟，他们的消息灵通，手眼通天。一搞就是跨地区，跨单位的组织，什么”西城区纠察队”，“东城区纠察队”，还有”海淀区纠察队”。他们要来”纠察”红卫兵.到后来又搞出个什么“全国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这些联动的头头都是高干子弟出身，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他们都是各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头，是跟着工作组的。现在形势变了，刘邓靠边了，有些人的父母也受到了群众的冲击，甚至被打倒了。他们是作为中央文革的对立面出现的保守组织.而在它的背后都是有”重要人物”在支持着的.江青说他们是打着红卫兵旗号的保皇派.
　　就是这些打着老红卫兵旗号的人,他们一式黄军装,配有新自行车甚至军用吉普,煞是威风.他们为了树立自己组织的威信,打击造他们父母反的造反派.就到处抓人，打人，非法拘禁，私设公堂，甚至打人致死。还公然提出了“红色恐怖万岁”这样的反动口号。一些学校，老师，校长都被他们打死了。而且他们还专对着一些知名人士下手。像老舍的死在当时就震动很大。毛主席很喜欢老舍，主席去看龙须沟时候,我也在场.演出刚结束.主席就站了起来,远远的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经常和老舍谈话.老舍有学问,二十四史他都非常熟悉.主席看到老舍总是很高兴.我看他对老舍的喜欢都超过对郭沫若的.主席跟老舍说,康熙是对中华民族有功的.我们现在的国家版图还是康熙定的.老舍听了非常高兴.说这下好了.原先总觉得,满族人杀了那么多的汉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可以抬起头了.主席说康熙对中华民族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欢老舍的戏，大家都挺喜欢的老舍,怎么竟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我好几次,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怀疑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我们都不相信，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她让我去查.我总怀疑是叶向真搞的.但谢富治他们也查不出证据来.查了半天,人家推到他老婆胡洁青的身上,说他老婆要和他划清界线.老舍外面挨斗,回家挨骂.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文革后审问我的时候，来的人根本就不向我提这件事，他们只提斗争王光美,刘少奇,根本不问老舍的冤案.我反过来质问他们老舍是谁弄死的,他们却不给回答.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李达之死，上官云珠之死、马思聪、傅聪等人的死.江青专门问过我,上官云珠怎么死的,为什么要那样斗她?江青认识她的丈夫姚克,说他是个老实人.姚克是影片清宫秘史的编剧,江青说,关于清宫秘史的争论主要是针对对它的评论来的.这跟姚克有什么关系啊.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把盖叫天斗死啊.江华是怎么搞的.我说,这恐怕连江华也管不了的.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干的。但在文革后,他们却把这些事情统统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头上.他们拿不出一件像样的证据出来,便放任一些无良作家去编造情节,散布谎言.以欺骗中国人民.
　　群众很快就把联动的胡作非为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有的来信还是用鲜血写的。总理，江青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就命令我去调查,处理。我带着解放军战士到他们活动猖獗的地方，像王府井东安市场(那时改名叫东风市场)，当时被称为”十里刑场”,北京第六中学去。去了之后就责令他们把被关押的人都放了，并且收缴了他们使用的凶器。我把收缴的凶器装了几箩筐直接带到了中央文革的会议室给大家看。江青看到这些血淋淋的凶器，头一个反应就说，他们这是想给我们中央文革身上抹黑，栽赃。可陈伯达却在一傍说什么，高尔基,鲁迅都说过，革命总是要伴随着血腥味的。说我有点小资产阶级的味道。为了他这句话，以后我凡是去处理联动的窝点，就都带上他一起去。他看了也觉得看不下去了。后来他反联动比我还积极。北京大兴县发生惨案，开始是我和王力去处理的。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打人,杀人的人听到风声都跑了,找不到人了。还好康生有个孙女,叫张力,在那里当团委书记。张力以前来过钓鱼台,认识王力和我。张力知道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详细地说了乱杀人的过程,那手段是非常残忍的，把被他们指为地富反坏的大人小孩推到坑里就给活埋了。她说这都是联动的人过来布置的，还说有些来的人看上去年纪已经不小了,根本就不像是学生。而且还有警察带他们来的。我马上就给北京市委的马力打电话,要他赶紧出面制止。马力第二天就带人下去。并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发出通告,任何人都不准杀人,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联动的暴行造成了极其严重和恶劣的影响。在一次控诉联动暴行的群众大会上，江青点了周荣鑫,雍文涛,王任重,许明这几个人的名，并当场叫周荣鑫,雍文涛两人在会场上站起来,要他们交代是怎么支持联动的。
　　许明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兼信访办主任，是孔原的夫人，她的儿子孔丹是联动的一个领头人.许明是个能力很强的女同志。因为当时党中央的信访工作是我管的，而国务院的信访工作是许明在管,所以我和许明的工作接触很多，也很谈得来，相互之间都是很信任的。会后，许明非常紧张。她打了个电话给我，说孔丹搞的事，具体情况总理都不知道，孔原也不知道的。因为毛主席支持红卫兵，所以周荣鑫和她就给予了支持，主要是为他们弄了些办公的房子、车子和一些经费。对他们那些无法无天的事她并不清楚，也绝没有在背后指使。她还跟我说,总理批评她了,而且批评得很厉害,叫她停职反省.她觉得压力很大.要我救救她.要我去跟江青说说.她在电话里都哭了.我心里是很同情她的,答应她说一定找个机会跟江青说.当天晚上我见到江青时,我向江青汇报了许明的来电,并说许明是总理身边不可缺少的人,她跟我说她也不知道孔丹做的事.我看就让她检讨一下算了.江青也同意.还说见了总理,再跟总理讲讲.可是，就在与我通了电话的第二天，许明自杀了。
　　我们中央文革开会分析认为，联动的所作所为绝不简单。关锋把联动总结为是资反路线在新形势下的继续，是资反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王力对“联动”也很愤怒，他拍着桌子骂它是“挂羊头卖狗肉”(意思是挂着毛主席的羊头卖的是刘、邓的狗肉)。我当时说，它绝不是一股革命的力量，而是一股“异己”的力量。
　　实际上,联动的主要目的是要掌握领导文革运动的权力。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就是这个意思。工作组的时候,他们是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组也支持他们。工作组走了。那他们就要由他们出来掌权了。谭力夫讲话的核心就是要掌握领导运动的权力。这些话,他们的老子不敢出来讲,就由谭力夫这些人出来讲了。这和文革的宗旨就完全背道而驰了,文革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反对正在形成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特权,你现在倒反而要得到更大的特权。如果由他们来领导文革的话,那就是把文革弄成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了。这点,毛主席是看得很清楚的。谭力夫的讲话当时被有些省市当作”中央文件”一样迅速地印发下去,甚至都印发到了公社的生产队一级。不知情的还以为谭力夫是中央文革的成员,至少是中央委员了。这说明当时他这些观点是受到相当一批干部的支持的。江青提出的”老子革命儿接班”,指的是思想接班。其实也只是个模糊命题。可是连这个他们都不接受。一定的意义上讲,当时对抗中央文革的主力就是这批自称老红卫兵的小群体。他们老子不能出来,就叫儿子出来。制造恐怖,扰乱人心。
　　后来，我们中央文革就直接支持各学校造反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并在中学也成立了红卫兵代表大会(中学红代会)。他们都是听我们中央文革的，我和他们联系的最多，所以被他们叫做“戚大帅”。他们一起来，联动就吃不开了。三司和中学红代会，对付联动很有办法。他们人多，联动在哪里闹事，他们就上去把他们一围，联动说也说不过他们，打也打不过他们。碰到他们就只有赶紧跑。
　　联动冲砸公安部六七次之多,一些人被抓了起来,更多的则都是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门的.后来,陈士榘把他参加联动的儿子捆着送去公安部.董老也为他儿子参加联动的事主动给毛主席写了检查.毛主席下令,叫江青去把他们全都放了.但主席说了,弄得不好,这些高干子弟将来会给革命造成一场灾难.主席跟江青说了触詟说赵太后的典故.随后江青根据主席的指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著名的”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向老干部讲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希望他们劝说自己的子弟继续革命,别做坏事.主席对历史典故的运用,简直是炉火纯青,而且富有远见.

吹笛在湖北

(2014-04-07 09:06:56)

   【网摘自《新浪博客》，原题《孔丹：王副总救中信泰富　免变中国雷曼兄弟》，上传时间2013-08-27 14:16:14。现题为我转载时所改。同时网摘孔丹照片、《难得本色人天然》的书介，以及孔丹的个人简介。——董蕴琦注  2014-4-7】

    中信集团前董事长孔丹近日在港出版口述史，披露2008年处理中信泰富(00267)  炒汇巨亏事件的心路历程。他坦言当年承受巨大压力，乃至思考能力停转，担忧中信「成为中国的雷曼兄弟」，感慨「不知明年今夕是何人」。他总结，渡过危机是「人努力，天帮忙」，尤其要感谢副总理(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领导和帮助。

    孔丹口述史《难得本色任天然》，由作家米鹤都编撰，回顾这位红色大班的传奇生涯。2008年9月，金融危机已经爆发，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访问美国，见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CEO，两人谈到经营状况忧心忡忡。孔丹还挖苦他们：「我们还比较弱小，没有能力去承受那么多Billion US. Dollar(十亿美元)」，完全没有意识到一场重大危机正在逼近。

    10月20日，中信泰富(中信集团在港上市的联营机构)澳元期货合约危机暴露了，损失154亿港元。连前董事长王军都说，这是中信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挑战。「整个中信泰富，我印象中记得是600亿左右的负债，一旦出现问题，那我们中信集团能不能承受？」

    中信总经理常振明后来跟孔丹说，那段时间是真正的夜不能寐，天天睡不着觉。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孔丹也「弄得晚上思考能力下降，甚至停转。早上五、六点钟突然醒来的时候，还盘算这个帐怎么算，这个仗怎么打。」

    “我当时还发了一个感慨：不知明年今夕是何人。我意思就是，明年这个时候我们中信还活着吗？我们还能喘气儿吗？如果一旦中信因此垮台，成为中国的雷曼兄弟，我对上对下怎么交代啊！”

    在紧急调研之后，孔丹在年底某周末紧急闭门开了一天的会议，制定了一篮子解决方案。把87亿美元的澳元期货交易中的三分二接到中信集团。每澳元在0.7美元以上的损失，由中信泰富自己承担，跌到0.7美元以下的损失，中信集团承担。

    另外，从农业银行(01288)  借了15亿美元，以每股8港元入股中信泰富，持股比例从29%增到57%，变成其绝对控股股东。股东大会表决方案当天，孔丹亲自坐镇香港。「结果引发了香港一些反对派来踩场，就是到开股东会的现场来闹事，说我们不合程序甚么的。」

    方案通过之后，中信泰富恢复了正常运行，次年实现净利润59.5亿港币。中信集团的投资实现了保值增值。

    总结这次成功渡过危机，孔丹认为是「人努力，领导好，天帮忙。」除了管理层12分的努力，主管金融的王岐山副总理以及国务院秘书长马凯等，「都领导和帮助我们解决处理许多难题」；所谓天帮忙，就是澳元走强。

    二O一O年年底，孔丹退休，卸任中信集团董事长。主管党务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亲自找他谈话，肯定他在光大、中信的『工作卓有成效』。

    孔丹在光大工作十六年，中信十年。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年，即二O一O年，中信的净利润是三百三十二亿，人选美国《财富》杂志世界五百强，排名四百一十五位。

    二O一O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身在香港的孔丹接到中组部电话，称中央领导要与他谈话。孔丹出任中信董事长，由中组部部长贺国强找他谈话，他以为退休将由时任中组部部长的李源潮接见，没有料到是习近乎亲自找谈话。

    习近平说：『你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窗口一一中信、光大多年，工作卓有成效。』孔丹感慨：“这个概括令我为之感动和欣慰。也使我想起，近平同志是很念旧的。』

    二OO九年，习近平视察其父习仲勛当年落难的洛阳中信重机公司(原为洛阳矿山机械厂)，孔丹前往接待。一见面，习近平对周围的官员说：孔丹的母亲和我父亲在国务院是同班。孔丹赶忙应答，哪是同事，习仲勋同志是刚总理兼秘书长，我母亲只是副秘书长，是下级。习笑言，那也是同事啊。

习近平那次还专门会见了其父当年的工友，“情辞恳切地感谢那些在习仲勛同志落难时予以关爱帮助过的白发苍苍的老人们，令人感到十分温暖。』

孔丹是『红二代』，父亲孔原曾任中央调查部(国家安全部前身)部长，母亲许明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弟弟孔栋曾任国航集团董事长，人称『兄弟两央企，一门四部级』。孔丹兄弟还是桥牌高手’曾被邓小平请到家中打桥牌。他认为『老爷子的牌感极好』，打牌过程中也能感受到其“不怒自威”。

    大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孔丹孔栋兄弟获邀到邓家打桥牌，一周两次，大约三个月左右，『那真是一种感受特殊的经历』。

    『邓老爷子的搭档通常是丁关根或王汉斌。老爷子的牌感极好，丁关根的算力上乘，两人配合默契。老爷子乎素沉默寡言，我们在叫牌时也低声细语。我们怀着对伟人的崇敬，那样近距离地看老爷子大牌时专注的神态，赢牌时的喜悦，输牌时的懊恼，感觉很奇特。”

    有一次，孔丹和孔栋因对叫牌、出牌意见不合，忘形地吵了起来。忽然听得老爷子一句四川话，『吵啥子嘢!』，音虽不高，却『如雷贯耳』，确有不怒自威之感。顿时，兄弟俩为之乍舌，『噤若寒蝉』之态毕现。

    打牌时，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常坐着轮椅在旁观战。女儿邓楠有时过来支招，有一次支错了招，弄得老爷子把牌叫『冒』了。『惹火了老爷子，我们才看到一次他发脾气的神态。』

    有时孔丹兄弟会被留下吃晚饭，饭后再战。一大桌子人，兄弟俩很拘束，老爷子会体谅地说一句：『来的都是客，不要客气，随便吃吧。』孔丹曾经在香港光大集团工作十六年，担任总经理。在口述史中，他称当年是光大集团纪检组长臧秋涛向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具名举报董事长朱小华、间接否认是由自己举报。他评价朱小华『很聪明』，但『比较激进，急于扩张』。

    孔丹在光大先后辅佐过王光亚、邱晴、朱小华、刘明康。一九九六年，中国人民副行长朱小华由常务副总理朱镕基亲自点将，担任光大集团董事艮，光大系在其手下发扬『光大』，掀起了一场红筹股追逐战。『他比较激进，比较急于扩张。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有一段时间他曾经被香港的报纸称为金手指，点石成真。』孔丹回忆。

    孔丹称当时对此并不乐观，认为应该尽快把已经升值的东西套现，尽快实现利润。战线要收缩一点，不要拉得太臣。『由于朱小华过于自信，过于乐观，我觉得光大从经营的角度错失了良机。』『朱小华很聪明，但不是很有控制自我和节制权力运用的能力。后来抬轿子的人太多了，他就有点乱了方寸。各种朋友簇拥，有些资金的动用，他就回避我，绕过我，虽然我是总经理，也不跟我打招呼。』

    朱小华任期未满三年，便被传召回京，二OO二年被以受贿罪判刑十五年。有报道称，朱小华落马是因卷入中国最高权力核心的政治斗争，以及孔丹的举报。

    孔丹间接否认这种说法。他说：“光大的纪检组长臧秋涛，对朱小华和商场上的一些人来往有意见，就上书反映。臧总这个人很正直，他把自己了解的一些情况对江总书记上书具名实告。此事交办下来之后，中纪委也找我核对了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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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秋涛，男，现任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兼任中国光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

朱小华，1977年考入上海财经学院金融系。1991年至1992年任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访问学者。与人合编有《北大荒风云录》。文革中曾作为上海知青下放北大荒－－黑龙江建设兵团第五十五团，返城后任上海浦东工商银行柜员。81年大学毕业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基建司计划处处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兼上海外汇管理局副局长。1992年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经济部副部长。1993年7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1994年2月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1996年7月被任命为光大集团董事长。因受贿于2002年10月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市场经济时代的血雨腥风》：知道朱小华这个名字是在1993-94年的时候。有一次，要取现钞十五万。如此多的现钞一般是不让一次取的，我们也没有劳动局备案的工资单。于是就到银行找熟人，写说明。后是请大饭。两个银行的人说，从上海调来一个副行长，朱小华。 是朱镕基点名调来的。又说，虽然都同姓，但是并不认识。朱镕基在上海当老大的时候，想从银行找资金，被朱小华给拒绝了，还把国家的相关政策详细地解释了一遍。老朱没拆兑到钱，但对小朱的印象是深深的。到了国家的经济金融被李熊猫总理搞得不可收拾，老朱不得不亲任央行行长，就想起小朱来了。小朱到了北京，人生的悲剧也就开始了。

老朱退休了，小朱也被双规和判刑了。

小朱这事肯定是个冤案，老朱退休后一提这事还会流泪。媒体说老朱流泪时悔用错人，实际上“心苦无人知”。下面是本人以前博文中的一段：“审问术和反审问术——一个要和被审问者建立联系好折磨他；另一个则要当死猪，不管都不接招，一心只要保存体力。反审问的关键就是不能动怒，一动怒就上当了。在这方面， 有知识的人最不行， 总想讲道理，一辩理就完了。前朱总理的爱将朱小华就是上了这个当。他逐条反驳所谓的“罪证”，口干舌燥，筋疲力尽，最后进人审问者的陷阱。以他的聪明不会不知道审问者诱供的招数，他上当全是因为累了，这点科学常识他自己现在都不知道。朱小华的确是冤，就是因为他自以为是想讲理，才被人陷害。政府目前只有人事斗争，没有路线斗争，不管反党的还是支持党的被整的概率都很高。”最可怜的是朱小华的夫人，在美国跳楼自杀了。朱小华没有贪污钱，没钱贿赂办案的各个方面，就被重判。朱小华的夫人没有海外赃款维持生活，就跳楼了。一目了然的冤案。先帝爷时代的阶级斗争让整个社会血雨腥风，有人说市场经济时代没有了。朱小华就是个好的例子，现在的人事斗争也会有血，有泥，有污浊。政治制度改革不好，整个中国不会持续强大，人民还会成为当政者掌中的玩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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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初夏，在北京四中举办的老三届成功校友聚会上，孔丹指责秦晓是给领导添乱。秦晓质问孔丹，你们“是真的听不到百姓的呼声，还是听到了仍然如此平静，无动于衷？”

孔丹：“你的意思不就是要共产党下台吗？”

秦晓：“同学啊，你怎麽连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的话都听不进去。”

孔丹爆了粗口：“你他妈还是共产党员不是了，你还有信仰没有？”

秦晓：“那你有信仰没有啊，你把你的老婆孩子全放到美国去，那你有信仰吗？”

孔丹脸上挂不住了：“我操你妈的！”跟着就上了拳脚。

按说这两位50年的交情不比一般，本不至于如此。俩人都生于1947年，都有个高干老爹。1963年俩人都在北京男四中上高一。秦晓那时候担任班上的团支书，学生时期就入了党。孔丹是秦晓的好友，比秦晓入党还早几个月。文革伊始，四中领导班子垮台，秦晓和孔丹都进入四中革委会，孔丹任主任，秦晓任副主任。红卫兵运动兴起，四中成立了“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号称“左派中的左派”，孔丹当司令，秦晓当宣传部长。很快，他俩的父亲先后被打倒，两人也先后被捕。1968后，秦晓去了内蒙古当牧民，孔丹去了陕北当农民。文革结束，秦晓和孔丹都攻读了经济学硕士学位。1980年代初，秦晓当了政治局委员宋人穷的秘书，孔丹当了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而后，秦晓脱离政界进入中信集团，孔丹也下海去了光大实业公司。在秦晓成为中信总经理的时候，孔丹是光大总经理。1997年两人同往中央党校学习，又成了同学。在党校期间，秦晓曾在课堂上当众质疑《资本论》，孔丹坐在旁边直拉他的衣角，怕他言多有失。此后，秦晓攻读了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当他被从中信调到国务院下属招商局当董事长的时候，到中信接替他的正是孔丹。两人在各自的那把交椅上一直干到退休。

青少年时期的朋友，几十年相似的遭遇和经历，他们何以有如此大的分歧？你注意到1997年他俩在党校的那一幕了吗？秦晓仍然追求真理，而孔丹已然颇识时务了。那时他们还是朋友，但思想深处的裂痕正在扩大。

其实，早在插队的时候，秦晓就在不断反思，他给朋友写信引用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语句：“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满了各种谎言，他（她）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1971年“9.13”事件使秦晓破除了对老毛的迷信。进入上世纪90年代，诸多事端又引发了秦晓对所谓“中国模式”的思考。如今他说：“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几十年不断求索，秦晓终于放弃乌托邦理想转而宣扬普-世-价-值。

秦晓的转变使我更加相信：出身决定不了人的价值取向。当一个人能够超越个人利益思考问题的时候，他的胸怀就会博大，他的眼光就会高远，他的脚就会站在人民中，他的心就会离真理更近。

走笔至此，我似乎没有必要再说孔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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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老驴
2014-07-31

“本色”之一：关公向我们口述当年起兵大战秦琼的历史

去年，香港出版了原“西纠”孔司令的口述回忆“难得本色任天然”(以下简称“本色”)一书。也许孔司令并不是想借此表白一下自己的“历史功绩”，因为书中说他早已越来越清楚地感到应该远离官场，说明他还有点自知之明。现在把一直秘而不宣的几篇历史文件公布出来，可能他还有一层“难得本色任评说”之意，但这些口述和文件在网上却引起一片哗然！

评述孔司令的“本色”，首先免不了就要涉及文革初期那个叫北京市民人人谈虎色变的“西纠”。

按孔司令所说，当年是“为了那个时候的秩序维持，我们搞了‘西纠’”。

据“本色”称，孔司令曾与1979年应杨尚昆要求写了一篇关于西纠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内参发表。“本色”的附录二公开了这篇文章，标题为“镇压‘西纠’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反对周总理的险恶阴谋”。文章中是如何（向中央领导）交代西纠成立背景的？这里且耐心地、不惜文字把该文的第一部分全文引用如下：

“‘西纠’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的简称，成立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那个时期，正是林彪伙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野心家拉大旗作虎皮，假革命以营私，为篡党夺权而呼风唤雨，行云布阵之时。在他们蛊惑和煽动下，极左思潮氾滥，‘五大领袖’横行，打、砸、抢、抄之风日顺，党政机关处处受冲击，干部、群众人心惶惶，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面对这种以‘革命’、‘造反’面貌出现的狂潮，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砥柱中流，苦心孤诣地多次从正面对广大红卫兵耐心诱导，强调要按照‘十六条’办事，要注意执行党的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正是总理抵制那班国国贼倒行逆施的一种斗争方法。作为初出茅庐的热血青年，为风行一时的‘造反有理’口号所惑，我们也颇有过一阵‘红卫兵’似的狂热。然而出于党和人民教育多年所形成的革命传统观念以及对是非的判别标准，我们许多人本能地厌恶那些横冲乱砸的‘革命行动’，不满于当时混乱、动荡的社会状况。在总理多次循循善诱的讲话精神感召下，出于自发的愿望，以贯彻‘十六条’为宗旨，以维持社会秩序为主要任务，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在西城区五十所中学的红卫兵共同协商下成立了。”

西纠成立时，北京市的混乱状态正如孔司令所说，一点不假，但其原因几乎“路人皆知”。不知道孔司令在这里所说的”五大领袖”指的是那些人？如果说的是宋彬彬、彭小蒙、贺鹏飞、刘刚、卜大华等人，那孔司令在这里说了个大实话；如果指的是通常意义上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五位，直到西纠成立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除“革命老将”聂元梓当时有点名气，但还未被捧成领袖之外，其他四人当时还默默无闻。和孔司令论资排辈的话，他们只能算“晚辈”中的“后起之秀”。后来成为他们麾下的红卫兵成员，甚至包括蒯大富司令，很多人当时因为没有贵族血统，连个“革命”的资格都没有，谈何“五大领袖”横行？孔司令视之为死敌的“五大领袖”的“造反派红卫兵”，不过是后来从孔司令等人的旗帜上接过了“造反”和“红卫兵”两个革命名词，来反孔司令的“红旗”而已。他们与西纠成立时社会上的“打、砸、抢、抄之风日顺”扯得上什么关系？

我不敢说孔司令是有意颠倒、搞政治栽赃，大概是是孔司令的记忆系统出了点问题。不过由此看来，对孔司令的“本色”、其口述的历史，诸位阅读时先得打上几份折扣才是。

“关公战秦琼”只是后人侯宝林先生说的一个相声段子，大家哈哈一笑，谁都明白。可是现在，作为当事人的关公在向我们口述、回忆当年奋起举义、兴兵大战秦琼的光辉业绩，你不信？反正有人信，有权威人物信!

这以后，官方口径中，文革初期，尤其是恐怖的“红八月”，“五大领袖”的“造反派红卫兵”成了打砸抢抄的元凶。孔司令的西纠成了“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臣。

杨尚昆能相信孔司令的这个“段子”情有可原，因为文革还没全面铺开“彭罗陆扬”就已经倒台了。但那几位当时还没来得及“倒台”的领导竟也能相信？竟能如“本色”所载作出相应批示？且代他们作如下解释：

　　“君王城上竖红旗，臣居深宅那得知？十万贵胄齐上阵，更无女子输男儿！”



       “本色”之二：孔司令也喜欢玩“对号入座”？


　　在“本色”的168页有这样一段话：

　　“我说：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你们怎么那么不了解实际情况，怎么就凭着感觉做出这样重大的决定？”

　　如果不交代清楚前后文，可能读者会以为孔司令又在居高临下地训斥他的一群糊涂蛋部下吧？但这是孔司令听他父亲说中央决定“清理三种人”后的第一反应。这里的“你们”应该指的是共产党的中央决策层！

　　“清理‘三种人’，矛头所指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你认为你儿子是三种人吗？”“用‘三种人’这样一种表述，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处理，我觉得会伤及无辜，伤及到不该伤及的人。”

　　冒昧地说一句，假设我是孔原同志，我也得犯晕：“没有那么严重吧”？

　　中央会议所定的三种人，是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除了“帮派思想”严重不严重难以界定外，其他两条表述得很明确。通过前面所引用的“内参”，中央已经了解到不少“实际情况”：在林彪伙同江青一伙，呼风唤雨行云布阵，“五大领袖”横行，打砸抢抄之风日顺，社会秩序一片混乱之时，孔司令追随周总理，揭竿而起成立西纠，迎着狂风恶潮，出面维持社会秩序，制止横冲乱砸，保护危难中的老干部。是与林彪、江青、“五大领袖”、“三种人”作斗争的英雄，“事实”俱在，怎可能反而被当做“三种人”清理呢？共产党的干部再“大公无私”，也不至于糊涂到颠倒黑白把自己的子弟当做罪犯来整。

　　我免不了也会像孔原同志那样回答一句：“荒谬”！把孔司令当成三种人是荒谬，孔司令提出这个问题也是荒谬！

作为革命老前辈，应该对小孔同志进行一番党的优良传统和组织观念教育：“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刘少奇的问题都解决了，谁会再整你？”“你是不是自我感觉还在文化大革命里？”（以上两句话借用自革命老前辈刘达教训罗征启的一番话。“本色”所载相关批示中提到一个名为陈楚三的人，企图把“清理三种人”的水搅浑。站在陈身后的就是罗征启。（参见杨继绳：罗征启访谈录“陈元出国”，　　http://blog.163.com/niuhongyin@1 ... 482014117102229370/ ”）

　　孔司令应该相信党，相信组织。干嘛要急急忙忙自己去“对号入座”呢？！

　　可是，“果不其然”，“像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贺鹏飞、乔宗淮等，像当年的西纠、联动的头头，很多人因此受到审查，在各个地方，不同岗位的很多人都开始出现问题了。”

　　这个世界真没有天理良心了。现在，网上经常有报道说：某地一个老人倒地，好心去扶助他的年轻人反而被诬为肇事者而被敲诈。文革中保了多少倒台老干部的孔司令早就警觉到了中国人的道德沦丧。

　　2014年2月，孔司令在“本色”的读书会上说：“那时要把我们这些人划成三种人，三种人是什么人？我们能跟他们一样吗？但不说话就是束手就擒啊！”孔司令没有说是谁、依据什么要把他们划成三种人，更没有在这里解释他和三种人有什么不一样之处。总之，当时已到了生死关头，只能背水一战、死里求生了。

　　这次，在对问题的估计上，有几十年革命经验的老干部组成的中共中央群体竟然“输”给了一个初出茅舍的毛头小伙。其原因恰如孔司令所说：你们太“不了解实际情况”，而孔司令是太了解“实际情况”了！你们固然站得高看得远，但孔司令站得低，看得细。

　　究竟是些什么“实际情况”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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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隔空上书”还是按剧本排戏？

孔司令认为自己不是三种人，却为何又精准地判断出“清理三种人”就是矛头冲他而来？这里有一个看似逻辑的断裂。

关于三种人中的第一种“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孔司令等老红卫兵虽然造过反，但还没“起家”就被灰溜溜地撵下台去了。两个原因：一是过于胡闹，名声太臭；二是当文革革到自己爹妈头上时就“反戈一击”了。人们普遍公认：在文革开始时追随江青、追随中央文革，但后来反对江青、反对中央文革，他们都是最早、最坚决的一批人。所以这顶帽子很容易甩掉。

三种人中的第二种“帮派思想严重的人”，谁能把谁的“帮派思想”拿出来称一称，看重不重？老一辈们决不会对自己的子弟以这种词语欲加之罪。

要命的是第三种“打砸抢分子”的帽子。几个老头子好哄，当然信自家子弟说的话。但是那样一个内参怎能堵住上千万北京市民和中下层干部的嘴？在前面引述的内参对西纠成立时社会背景的描述中，只要把孔司令由于“记忆错乱”而写下的“‘五大领袖’横行”几个字一去掉，1966年8月的打砸抢抄之风严重到了什么程度，谁是打砸抢分子，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作为孔司令等人的“晚辈”的“五大领袖”，在1969年之后已经反复多次受到清算，在1983年均被正式逮捕判刑。“五大领袖”冲击的“走资派”和武斗打死的对立面终究是人口比例中的少数。而“红八月”冲击的，除了最早揪出来的黑帮老干部外，还有广大的无辜百姓。一些人只因为他们出生就是“贱民”而惨遭活活打死。“红八月”的闹事者在全国范围内开了打砸抢抄的先河，影响恶劣，民愤极大，一直没有受到清算，势必将成为1984年开始的“清理”运动的靶子。对此，孔司令是太“了解实际情况”了！

于是按孔司令所说，他决心“上书言事”了，所以给XX写了一封信。“本色”头一次公开了信的内容和相关批示。上书日期是1984年2月23日，星期四。XX作出批示是2月27日，星期一，可以说是见信后不假思索，不需做任何调研就作出了批示。如果我们国家的领导都有这么高的办事效率，中国就不会有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访民”群体了，每年将能节省多少“维稳”费用？

但请注意，“本色”中说：“1984年，我在劲夫秘书任上时，按XX同志的要求在他办公室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成员有朱家木、许永跃、陈元、任晓斌和我。”“XX同志让我们读书，做笔记，一周搞一次讨论，大家都很认真投入。”既然每周至少一次可以出入XX办公室，这能算是“隔空上书”吗？另外，按“本色”中的说法推断，这封信的另一个署名者董志雄不过是临时拉来跑了个龙套而已，甚至连信的内容可能都没看。听说陈家的子女在家从不敢随便“干政”，如果没有事前的充分沟通，对这么重大的政策问题“上书言事”应该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大慈大悲的孔司令即使有舍身炸碉堡的决心，也不会忍心“拉人下水”呀！他应该知道：这只是请人按剧本演戏呢。

信中还有一个不容易引起注意的细节:“而那些紧跟林彪、‘四人帮’，自觉充当中央文革得力工具的造反派（无论是极左派还是‘策略派’），却始终把矛头对准党的各级老干部，对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当年，“造反派”中的“极左派”提出“砸烂联动”的口号，抄了孔司令父亲的家，老红卫兵被追砸的无处藏身。孔司令因此与之结下深仇大恨可以理解。孔司令一直自命为“保守派”中的“策略派”，而且早已“退出运动”，不知道为何对造反派中后来出现的“策略派”也如此了解，如此反感？中央领导作出的批示中，着重指出：“像陈楚三（陈楚三，父亲陈潭秋是1921年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2名代表之一，后在中共党内历任要职。1943年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陈楚三1960年-1967年在清华大学上学，文革期间是温和持重的造反派，1968年被分到贵州当工人，1985年到北京联合大学当教师，1995年到一家民营企业工作直到退休。）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并将孔司令的信和陈楚三的相关材料同时印发政治局，是否就是对此的肯定性表态？据炎黄春秋编者注：“陈楚三1960年-1967年在清华大学上学，文革期间是温和持重的造反派”。陈应该属于孔司令指出的造反派中的“策略派”，据陈自己的说法，他曾向团中央写材料推荐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罗征启，而罗征启直到文革之后还把矛头“对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陈元在一起参加学习小组，孔司令多少应该知道点内情才把它写到信中的吧？
　　
“本色”出版六个月后，2013年12月蒯司令出版了他的文革回忆《清华文革“五十天”》。在表示对红卫兵运动的失败承担直接责任、对不起毛主席的培养和信用、向无辜受到伤害的人致歉后，正文最后一部分写到：

“我也赞成一位同乡的观点：当年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包括造反派头头，也包括那些高干子弟，包括中央领导人，包括年满18岁的中学生和社会青年，参加者都应当对自己当年的言行承担历史责任和法律责任。不要昧着良心躲起来，往另一部分人身上推责任，甚至利用权势，达到打击报复目的，更不应该把自己干坏事造成的后果往毛泽东主席身上推。”

蒯司令这段话明显是有所指，文革时孔司令已年满18岁。一个是三种人的典型、“刑释分子”蒯司令，一个是中央领导肯定过的、可以作为第三梯队选拔对象的孔司令，“三种人”的蒯司令和“三梯队”的孔司令，谁的话更可信，谁能判断出来？



     评西纠孔丹司令的口述回忆“难得本色任天然”（之四）

　　西纠通令：打砸抢抄必须在孔司令统一领导下规范进行

“本色”一书收集了西纠成立宣言和连续发布的十个通令，孔司令是不是想以此来证明他成立西纠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抵制以“‘革命’、‘造反’面貌出现的狂潮”？那就让我们首先好好地看一下当年他写下的“白纸黑字”吧！恐怕直到今天，北京的老人们看到这些杀气腾腾的通令时还免不了会有一种战战兢兢之感。

应该稍微做个交代：1966年8月初，几乎同时传出“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和“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两个“最高指示”。整个8月份，在前一个“最高指示”的支持下，北京城区中学的有着红色贵族血统的红卫兵，即后来所谓“老红卫兵”，大批涌向社会“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以至于如孔司令所说：“打、砸、抢、抄之风日盛”，“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北京的高校面向全国招生，血统比较“混杂”。在后一个“最高指示”的鼓舞下，高校的“造反派”红卫兵正就“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和“保守派”红卫兵纠缠不休。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对中学红卫兵的做派不肖一顾，认为这是有人故意转移大方向。这段时间里，五大领袖还没来得及“蛋生”，所谓“五大领袖横行”纯属嫁祸于人！

8月25日，在这种背景下孔司令的西纠成立了，并随即发布了一系列通令。西纠的宣言、通令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打砸抢抄必须在孔司令的统一领导下规范进行!

孔司令是如何规范的呢？

在西纠的成立宣言中，公开亮明：“纠察队是革命的造反队”。将“坚决地协助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或者明确地说：将坚决地“协助”当时的贵族红卫兵的打砸抢抄活动。同时，还自己赋予自己一个特权：“有权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组织”，“有权扣押假红卫兵和流氓”。因为在红色贵族内部还是要划分等级的，北京西城区中学集中了全国最高贵的血统，“天然”地有权检查、鉴别真假红卫兵，扣押那些没有贵族血统的“假红卫兵”。

这里，孔司令是要维持通常人们理解的社会秩序，还是要维护老红卫兵打砸抢抄的特权？

我们不能要求孔司令在当年就认识到，是“林彪伙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野心家拉大旗作虎皮，假革命以营私”。不能要求孔司令在给林彪、江青献上西纠袖章时一拳把他们打翻在地。但是，既然孔司令“本能地厌恶那些横冲乱砸的‘革命行动’”成立西纠是为了抵制以“‘革命’、‘造反’面貌出现的狂潮”，所有的西纠宣言和通令中，有一句谴责打砸抢抄的话语吗？相反，它们说的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前一阶段，广大革命群众，广大红卫兵行动的大方向始终是革命的。他们对于许多问题的处理，如：抄家、驱逐四类分子、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处理不当的极少。”

之后，孔司令谆谆教导他的部下：“查抄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家”，“要力争做到查得准，不错查一家，也不漏查一家”。“要以文斗为主，后发制人”，“但如果谁不老实，胆敢动武，进行阶级报复，那就立即镇压，绝不留情！这就叫后发制人”。“对于阶级敌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乘机行凶者，一定要严加惩办，坚决镇压！”，“我们每一个纠察队员完全有权力、有义务协助革命群众，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

“文斗为主”，等于公开宣称还有武斗为辅。谁想要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就可界定为“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既然孔司令自称认识到存在一股以“‘革命’、‘造反’面貌出现的狂潮”才成立西纠，这说明你作为年满18岁的成年人，和那些天真而又狂热的未成年娃娃是不一样的。但你又赋予你的“每一个纠察队员”以“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的“权力”，而且是不需请示，现场“立即镇压，绝不留情！”。请孔司令解释清楚：你这不是有意识地火上加油、有意识地鼓动武斗那是什么？！这和一年后江阿姨“文攻武卫”的那句名言有什么差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

到8月底，局面严重失控。有的地区对“黑六类”个体的打杀已经发展为批量的残酷屠杀了。高层领导不得不出面制止这种疯狂行为，人民日报9月5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孔司令在9月3日之后的西纠5号、6号和8号通令也有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不提为主为辅了，“在今后的文化革命运动中”，无条件的“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但对于过去的打人行为呢？

“这里，我们要严厉警告那些妄图反攻倒算，变天翻案的混蛋们：以前，我们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出于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抄了你们的家，打了你们的人，给你们戴了高帽子，牵你们去游街示众，赶你们回原籍劳动改造。我们认为：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戴了就戴了，游了就游了，赶了就赶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直到今天，没有反思！没有忏悔！你们能说出对孔司令“有什么了不起的”吗？！

吹笛在湖北

垄断了话语权的“政治交代”——墨写的谎言与血写的历史

2014年2月23日下午，举行了一个孔丹《难得本色任天然》读书会，题目叫“一代人的政治交代”。孔司令在会上说：“我们这一代人有资格说政治交代吗？如果说有，无非是把我们这一代人所承担的问题提出来，为历史留下存照，为思考提供素材。这也是我搞口述史的原因。”

让我们看看孔司令如何向历史作出“政治交代”、如何为1966年的“红八月”那段历史存照的吧！

谈到1966年8月的形势，“本色”提供的、孔司令应杨尚昆要求写的内参中是这样描写的：

“那个时期，正是林彪伙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野心家拉大旗作虎皮，假革命以营私，为篡党夺权而呼风唤雨，行云布阵之时。在他们蛊惑和煽动下，极左思潮氾滥，‘五大领袖’横行，打、砸、抢、抄之风日盛，党政机关处处受冲击，干部、群众人心惶惶，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孔司令在这里说的是：由于“五大领袖”领导的“造反派”红卫兵横行，才造成1966年8月“打、砸、抢、抄之风日盛”,“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而孔司令的西纠呢？“说我们‘打人、杀人、无恶不作’（这曾蒙蔽了不少人，使他们对‘西纠’不满），则更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林彪、‘四人帮’玩弄移花接木的手法，把个别学校的个别红卫兵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的过火行为，强加在‘西纠’身上。众所周知，正是‘西纠’，无论在起至今有文章可查的通令中，还是在其维持社会秩序的大量活动中，都与打、砸、抢、抄之风以及违反政策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西纠的全部文章和通令中，除了“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孔司令能举出一句谴责打砸抢抄的话语来吗？把“红八月”的“打、砸、抢、抄之风日盛”归之于当时还不存在的“五大领袖”横行，这是谁在搞移花接木？！当然，孔司令深知：这种话语蒙不了北京的三岁小孩，几十年来没有公开。但写给中央领导，蒙蒙几个老头子还是可以的。

自称“本能地厌恶那些横冲乱砸的‘革命行动’”、并与“个别学校的个别红卫兵”的“过火行为”坚决“斗争”过的孔司令，在1984年写给XX的信中，不需要别人来“移花接木”，自己完完全全地站到了“个别学校的个别红卫兵”立场，极力为他们的“过火行为”粉饰和辩护：

“‘老红卫兵’...中间的一部分人(主要是一些未成年的中学生)在“破四旧”运动中有过过火行为，有的动手打了老师，有的抄了‘地富反坏右’的家，极个别的甚至打死了人。”“在‘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一些人也有打、砸、抄行为，如打了当时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如‘地富反坏’、流氓等)，抄了那些人的家，砸了当时被认为是‘四旧’的东西(如一些寺庙、某些商标等)。这是在当时‘破四旧’的号召下发生的，时间很短暂(个把月左右)”。

在孔司令的笔下，只有“极个别的”打死了“地富反坏右”，没有打死老师一说。

不仅是辩护，孔司令在这封信中还提出：“谁对聂元梓、蒯大富手下的第二、第三、第四把手清楚？老同志不清楚。只有那个时候也是‘红卫兵’、后来成为‘保守派’、‘逍遥派’的人才清楚，他们知道是谁整老干部的”。因此，还应该由老红卫兵来代替老同志，垄断关于文革的话语权，指认谁是“三种人”。

“本色”附录三还提到1980年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80)77号]附件12《谢富治指示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引用了孔司令的揭发材料，具体未详述。但可以想象：孔司令的话语权有几何了。

XX批示认为：“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并据此制定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1984]2号。到此，关于西纠、联动和“红八月”，孔司令完全垄断了话语权。

“红八月”成为文革史的禁区。有文章称1984年：

“当时市委成立了‘清理三种人’小组，组员分赴北京各区县调查文革时期发生的暴力事件，尤其是文革之初红卫兵私设公堂，打人抄家，以及在学校内外打死人的情况。正在大伙干得带劲儿的时候，中央下了文件，红卫兵的事不准再查下去，并且要求大家上交调查笔记，由上面统一销毁。”
　　
但是，另一位与孔司令同时代的人物王友琴，自称经过几十年亲自调查写出的报告《恐怖的红八月》是如何描述1966年“红八月”的呢？以下摘自她2014-01-21在共识网发布的最新版本（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 ... _2010101321773.html）：

“1966年9月5日，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说，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从简报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当作红卫兵的‘战果’受到赞扬。”“现在的人们会觉得不可置信：在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北京城，由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杀害了如此众多的北京居民。”

孔司令笔下“极个别的人”竟能在北京打死上千人？

文章称红卫兵打人先“从打老师开始”，所描述的是红卫兵群体对老师残酷的非人折磨，而不是“有的动手打了老师”。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红卫兵的盛大集会。”“红卫兵领导人则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从照片上看，这些红卫兵领导人几乎全是高级干部子弟。
“8月18日大会前，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有二人。8月18日会后，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急剧增长。红卫兵暴力在规模上和程度上全面升级，以致到了8月底，有上千北京和平居民被红卫兵打死了。
“1966年8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当时大量尸体积压，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 一名军人目击者说，那里的气味和情景恐怖至极。一名在9月13日去火葬场的女教师说，那时候那里还是满目尸体，草地上摆得横七竖八，排队火葬。
“北京还有一大批中学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

据笔者统计：文章给出了有名有姓有单位的近60名受害者的受难经过，有的是被那些具有高贵血统的红卫兵活活打死，有的是难忍屈辱和非人的折磨，选择了较体面、较少痛苦的自杀，文中涉及的红卫兵组织中，有十多个先后都成为了西纠成员。

　　“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实验中学）（该校红卫兵日后成为西纠发起者——引用者注）的副校长卞仲耘。时间是1966年8月5日午后。同时被毒打的还有该校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一共五人。校级领导人中，只有一名农民出身平日不管教学只管总务的副校长没有被打。在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带钉子的木棒打和用开水烫等残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还有几十处血窟窿。另外四人也受到了骨折等重伤。
“在北京第二个被打死的，是北京101中学（该校红卫兵是后来联动的主要发起者——引用者注）的美术教员陈葆昆。时间是8月17日。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员及领导干部。他们被强迫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用四肢爬行，双手和膝盖鲜血淋漓。一名目击者说，爬行过程中，有一红卫兵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踩碾一名女教师的手指。
　　“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红卫兵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特别介绍了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广为张贴的‘宣战书’。红卫兵 开始到处烧书，烧画，破坏文物，以及开始大规模的抄家行动。红卫兵强迫市民交出他们存有的所有黄金和白银，还在抄家过程中打死了很多所谓‘阶级敌人’。
　　“8月25日（即西纠成立的当天，——引用者注），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红卫兵查抄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李文波家。”“红卫兵说，在抄家过程中李文波打了她们。（文革后她们中有人私下承认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李文波被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判处死刑，在 9月13日被处决。文革后他们得到‘平反’。
　　“李文波之死成为红卫兵加强暴力程度的借口。当天晚上，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红卫兵打死了该校负责人梁光琪（女）。”“梁光琪的一个儿子那时曾是北京第四中学的红卫兵（孔司令的红卫兵，西纠主要发起者——引用者注），参加过抄家打人，后来自己的妈妈也被打死，他说，他为此‘后悔一辈子’。
　　“第二天上午，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校中声称‘目前，有些红卫兵和红五类子弟被反革命杀害了，对此，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我们一定要为自己的阶级兄弟报仇’”，“用这种谎言煽动和刺激起更残酷的迫害”。“化学老师刘澍华跪在教室地上被毒打了一个下午和整个夜晚之后，半夜从清华大学的高烟囱上跳下身亡。团委书记顾涵芬（女）那天下午和刘澍华一起跪着被打，她的左眼被打坏失明。”
“8月28日，红卫兵查抄西城区大红罗厂南巷20号。三小时中红卫兵打死了五口人：北京玻璃陶瓷水泥设计院技术员黄瑞五，他的姐姐黄瑞班，他们的母亲陈玉润，外婆李秀蓉，还有一个年老佣人。除了一岁的小孩子被机警的保姆抱出，其他在家的人都被打死。”

关于黄家的惨剧的发生，2000年中国新闻网的文章《北京大红罗厂南巷２０号骇人一幕──五人死于红卫兵之手》是这样写的[http://www.chinanews.com/2000-4-4/26/24994.html]：

　　“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的红卫兵“破四旧”进入了疯狂阶段，死人的事不断发生，‘红色恐怖’笼罩京城，但黄家还未感到威胁的来临”。“家里有党员有军人，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与‘地富反坏右’不沾边，内心坦然地认为红卫兵造反还不至于造到自己头上。”
　　不幸的是，黄家的儿媳被怀疑有转移财产行为，租住他家的“姜老头这个街道积极分子把所谓她‘转移财产’的情况报告给了辖区派出所的片警罗××。罗×× 第二天（２７日）即通知他在三十八中就读的弟弟率红卫兵（三十八中红卫兵系西纠组织成员——引用者注）来抄黄家。”
　　?
8月27日西纠发布第三号通令称：

“查抄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家，一定要通过本单位的红卫兵总部，一定要与当地派出所和各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联系”。

8月28日黄家的灭门惨剧就是这个通令的“成功示范”了。惨剧的第二天8月29日，西纠第四号通令更指出：

“可以搞‘红卫兵’、‘派出所’、‘居民委员会’三结合，通过组织系统去调查。”

看来孔司令更是要将此总结为“三结合”的成功经验加以推广了？

该文还谈到：四人帮倒台后，西城公安分局“一位负责人针对追究凶手和指使人的责任说：‘这是当时依照谢富治的指示精神，所以才出现这种事。’”

自称和江青、谢富治做了坚决斗争的孔司令，原来他的西纠三号、四号通令就是为了紧密配合江青、谢富治，规范指导打砸抢抄而发出的？

　　王友琴发表过两张红八月的统计图表，一张是北京每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的数字，另一张是北京各行政区打死人的数字（略）。

“从上图可以看到：李文波被打死后第二天（也就是西纠成立的第二天——引用者注），8月26日，被打死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从不到一百人变为超过一百人。从8月25日到8月26 日，被打死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8月26日到8月27日，被打死人数又再次加倍。在9月1日，被打死人数达到了最高峰，一天内有228人被打死。在此之前的8月31日被打死人数出现了一个小低谷，是因为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有红卫兵的第二次盛大集会，红卫兵停下抄家打人集会去了。”

“9月1日以后数字骤降，因为9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文件，指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一个口气并不严厉的书面指示，就立即发生了效果。”

如果孔司令成立西纠真是为了制止打砸抢抄，就凭他那高贵的血统和通天的人脉，真有那么难吗？据王友琴的图表，西纠所在的西城区打死人的数字远高于北京其他地区的两倍。有文章指出：

“在血淋淋的‘红八月’中，杀戮暴行的高峰和‘西纠’的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高度重合。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与这些红卫兵折磨受难者的手段相比，纳粹分子屠杀犹太人的毒气室显得“人道”多了！八月底，个别农村已经开始批量屠杀“地富反坏”，如果不是高层不得不下决心制止，有我国丰富的人口资源和历来划定的百分之一、二、三的比例，恐怕屠杀的规模也将让纳粹望尘莫及了。

　　自称要作为“一代人的政治交代”，孔司令首先应该对“红八月”的历史和王友琴提出的报告，还有他过去的“西纠战友”宋彬彬、陈小鲁最近作出的道歉，做一个认真的“政治交代”，不要再当“鸵鸟”了。如果孔司令上书XX信中的“正确”意见被王友琴等人颠覆，据此制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1984]2号还能有它的合法性吗？（未完待续）

吹笛在湖北

炎黄春秋
陈楚三2014-08-26 07:41

[摘要]反对把红卫兵视为“洪水猛兽”，主张对红卫兵也要一分为二。

1983年，在中组部青干局任处长的李志民找到我，说中央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多年关监狱、住牛棚，与世隔绝，对文革中的红卫兵怎么回事不太清楚；他希望我写个东西，介绍红卫兵的起源和发展。我推脱不过答应了，但提出：各行各业都有红卫兵，很乱，我只写学校的红卫兵；红卫兵起源于中学，我对中学红卫兵不了解，只能写大学的红卫兵；其他大学的红卫兵我也不了解，只能写我就读的清华大学的。李志民同意了。此后，我花了大约半个月时间，用稿纸写了一万字左右，以私人信件寄给李志民。

当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公布。我在信中认为，毛主席确应对左倾错误负主要责任，但中央其他负责人也有左倾错误，例如，清华校长蒋南翔就是被刘少奇打倒的；红卫兵正是左倾错误的产物。

信中简述了中学红卫兵（即“老红卫兵”，1966年8月“红色恐怖”的制造者）产生的背景是左倾错误的影响：“遥想当年送苹果，江青阿姨多爱我”（老红卫兵的一句口号），以及他们后来成立“联动”反中央文革被打成反革命。简述了大学红卫兵部分人因反中央文革也被打成反革命，举了地质学院朱成昭以及报纸上报道的韩爱民等例子。信中着重叙述了清华大学414派和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派的斗争情况，指出414派“全体是反谢（谢富治）的，骨干是反陈（陈伯达）的，核心是反林（林彪）的”。

基本观点是，反对把红卫兵视为“洪水猛兽”，主张对红卫兵也要一分为二。

信中对红卫兵是跟着林彪四人帮“受骗上当”的说法提出异议。我指出，我是共产党员，应当听党的话。叶帅在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说过，林彪同志只有五十九岁，身体非常健康，这是我们革命事业胜利的重要保证，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周总理则不止一次说过，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不听林彪的、江青的，那么总理的话、叶帅的话我们听不听？信不信？要是都不听，还能当党员吗？如果一定要说我们受骗上当，那就是受党中央的骗，上党中央的当了。我还提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只有六十多年，而文革长达十年，占了六分之一；对长达六分之一的一段历史，不应当简单地“彻底否定”，而应当认真总结，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我在信中特别提出“八旗子弟”问题。我说，许多干部子弟运动初期敢于造反，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但当自己的父母受到冲击、被打倒，就患得患失，不那么“紧跟”了，有些人逍遥了，有的还因此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产生怀疑。比较起来，大批工人、贫下中农和普通干部子弟反而无私无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此相联系，我在信中向李志民所在的中组部青干局推荐了三个人：沈如槐（清华“414”派头头）、罗征启（清华党委副书记）和任彦申（清华学生，2000年后任江苏省委副书记）。

我给李志民的信既没有草稿，也没有留底，就直接寄出了；李志民告诉我，当时的青干局长李锐看过这封信并批给几位处长副处长传阅，他所在处的副处长刘泽彭也看了。

由于我的信当时未留底，上述我信的内容只能是大意。

据说，后来刘泽彭将我给李志民写的这封私人信件通过某种渠道送到陈云处，陈云对我的信做出极其严厉的批示。陈云对孔丹信的批示中提到的“陈楚三的材料”，应当就是我的这封信和他的批示。据了解，关于我的信及相关批示，以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有人说是《参阅文件》）下发。

我曾在2011年7月给有关部门写信，请求“把有关此信的中央《参阅文件》副本，或者写有中央领导人批示的我的信的副本，给我一份。一方面，此信我没留底，又有老一辈革命家的批示，给我一份对我而言是弥足珍贵的纪念。”但一直无回音。

我所期待的事终于有了结果，由米鹤都采访，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正式出版，其中有陈云的批示。现转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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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1984]2号

孔丹、董志雄同志给陈云同志的信

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办。先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阅批。然后请乔石同志将所有批语及材料印成政治局文件，发各同志。

胡耀邦二月二十八日

————————

耀邦、（剑英暂不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我建议将此信和陈楚三的材料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并加发整党指导委员会和中组部。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但也要给出路。

陈云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

李先念同志批示：

完全同意。

三月一日

（小平、紫阳、乔石同志已阅）

——————————

陈云批示中说的“此信”，是孔丹和董志雄二人给陈云的信，全文如下：

陈云同志：

我们曾是“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的成员，现在想向您反映在整党中应当如何正确对待“老红卫兵”的一些想法.

所谓“老红卫兵”，是指一九六六年夏季一些出身于干部、工农家庭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受当时“左”的路线影响而自发组织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又于同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陆续退出运动，在“文革”的中、后期一直受压抑的红卫兵。

当前整党中，有人散布一种舆论，说什么“老红卫兵”也是“造反派”；有的地方和单位竟把“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发生的问题当作“三种人”问题来清查；还有的人仅仅因为担任过“老红卫兵”组织的负责职务或参加过“西纠”、“联动”这类在“老红卫兵”中名声比较大的组织，就被视为“文革”中有严重问题，而影响到对他们的使用和提拔。

凡此种种，我们觉得同中央有关文件、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指示的精神都是相违反的，需要澄清和纠正。否则将不利于整党，不利于清理“三种人”和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

“老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其大多数人在“文革”各个重要阶段，表现是好的，是经住了考验的。他们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深厚的感情，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较早不满和抵制，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

“老红卫兵”有没有缺点错误？有。首先，他们一般是学校中最早起来批判校领导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这个大方向就错了。其次，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主要是一些未成年的中学生）在“破四旧”运动中有过过火行为，有的动手打了老师，有的抄了“地富反坏右”的家，极个别的甚至打死了人。但是，“老红卫兵”的这些错误与那些造各级党委反、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的造反派组织的错误，具有本质的区别，与“三种人”更是水火不容的两码事。

整个“文革”期间，贯穿着党的各级老干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林彪、“四人帮”之间的殊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老红卫兵”是站在前者一边，而为后者所忌恨的。如北京中学生中的“西纠”“东纠”，大学生中的“一司”等，都是周总理和党政军老干部极力支持、引导，用以控制局势、保护老干部、维持社会秩序（如保卫国家机关、保护档案、反对过火行为等）的组织。“联动”更是为了反对中央文革而成立的。他们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前后都被中央文革压垮或镇压，打成“保守组织”或“反动组织”，其中一些受到程度不同的打击和迫害，林彪、“四人帮”还通过追查他们的“后台”来整老干部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那时起，“老红卫兵”作为组织不复存在了，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长期受着压抑，在诸如反“十二月黑风”、“一月夺权”，反“二月逆流”、“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邓”、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文革”的关键时刻，从思想感情到政治态度都是与林彪、“四人帮”对立的。而那些紧跟林彪、“四人帮”，自觉充当中央文革得力工具的造反派（无论是极左派还是“策略派”），却始终把矛头对准党的各级老干部，对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积极参与各地、各部门的夺权斗争，砸机关、抢档案，打派仗，制造武斗，揪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对老干部搞“专案”和进行所谓“群众专政”，围困中南海，组织批斗中央领导同志的各种联络站和大会，窃取、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等等（当然，对这些造反派组织的成员，应根据党的政策和他们在各个时期的具体表现区别对待）。两相比较，“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活动、组织及骨干，与他们这些造反派的活动、组织及其骨干，在性质上都是根本不同的。把“老红卫兵”说成是“造反派”，势必把水搅浑，转移人们对“三种人”的视线。

在“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一些人也有打、砸、抄行为，如打了当时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如“地富反坏”，流氓等），抄了那些人的家，砸了当时被认为是“四旧”的东西（如一些寺庙，某些商标等）。这是在当时“破四旧”的号召下发生的，时间很短暂（个把月左右），我们认为大多属于一般性错误。当然，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如个别打死人的，如果过去没处理过，也必须区别情况，认真处理。但这不能与“三种人”的打、砸、抢混为一谈。我们理解，所谓“三种人”，无论其中哪一种（包括打、砸、抢分子），都是以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为目的，都首先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而“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少数人由于年幼无知，搞了一些打、砸、抄的事情，并不是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问题。如果把这类问题列入“三种人”问题，实际上就模糊了“三种人”的政治性。

“老红卫兵”和“三种人”基本是同一代人，现在大多三、四十岁。正如陈云同志指出的：谁对聂元梓、蒯大富手下的第二、第三、第四把手清楚？老同志不清楚。只有那个时候也是“红卫兵”、后来成为“保守派”、“逍遥派”的人才清楚，他们知道是谁整老干部的（大意）。因此，我们认为在这次整党中，“老红卫兵”虽然也需要结合自己的经历，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觉悟，但对他们在“文革”初期的缺点或一般性错误，绝不应当再予追究，对中央文革曾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罪名，更不应该再拿来做为追究他们的依据。相反，倒是应当充分肯定他们在“文革”中的主流并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依靠他们和广大的中青年和“三种人”进行斗争。

以上是我们个人的一些想法，不知当否，恳请指示。

此致
敬礼

国家经委干部、共产党员孔丹
冶金部干部、共产党员董志雄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本刊编者注：

陈楚三，父亲陈潭秋是1921年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2名代表之一，后在中共党内历任要职。1943年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陈楚三1960年-1967年在清华大学上学，文革期间是温和持重的造反派，1968年被分到贵州当工人，1985年到北京联合大学当教师，1995年到一家民营企业工作直到退休。

孔丹，父亲孔原（1925年入党，1949年后历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国务院外事办主任，总参二部政委等职），孔丹在北京四中上高三时赶上文革，是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负责人之一。文革后直接上吴敬琏的研究生。1981年任张劲夫的秘书，以后任光大集团总经理、中信集团总经理、董事长等职。

吹笛在湖北

沈如槐（清华“414”派头头）（1945年1月6日出生，江苏省兴化市城东镇人。北京东方通科技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应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IBM微机协会副理事长，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UNIX协会（CCUG）常务理事。1964年毕业于江苏省兴化中学，1970年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毕业，分配至辽宁锦西渤海造船厂工作，1975年调电子工业部第六所，历任技术员、工程师、软件研究室副主任、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科研办公室主任、副总工程师兼科技部主任、研究所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工程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1985年任中国康华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1989年任科苑（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1993年任北京天合电子技术公司总经理，1996年任现职。

罗征启（清华党委副书记）（罗征启，1934年出生，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清华大学党委原副书记。1983年任深圳大学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1985至1989年任深圳大学第二任校长。现为深圳市清华苑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关于《四一四思潮必胜》。杨：文革期间，您和您的家人遭受了严重的迫害。您文革前的职务仅仅是清华党委宣传部的副部长，而您受迫害的严重程度远超过校一级领导，这其中有什么特殊情况？罗：原因很多，但主要可能与１９６７年周泉缨的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有关。当时学校分为两派：井冈山兵团总部（因其核心的战斗组以林彪指挥的“２８团”命名，故自称“团派”、“老团儿”）和井冈山四一四总部（因成立于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４日，故简称“四一四”、“老四”）。“团派”以蒯大富为首，因有是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撑腰支持，是掌权的；“四一四”是比较温和的一派，是在野的。大部分党员干部和许多教师是倾向或支持“四一四”的。我也是支持“四一四”的。１９６７年７月中旬，两位支持“四一四”的政治课教师范德清、魏宏森告诉我“四一四”“云水怒”战斗组的周泉缨（汽六班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有新意，但比较粗糙，需要加工，让我帮助修改。参加修改这篇文章的有万润南（土木系给０班学生）、李兆汉（建筑系教师，当时在校刊《新清华》任编辑）。我们详细研究了这篇文章，认为的确是有新意，主要是第一，用河南的“河造总”和“二七”的分歧、清华的“团派”和“四一四”的分歧说明大学和社会上的争论及分歧，是与中央内部有分歧、争论密切相关的。虽然有些话并没有道出，但周泉缨在私下里却明确指出，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中央文革把持的一个大杂烩，社会上，大学里这样混乱，中央是不可能平静的。第二，全国各地、各大专院校里虽然各种思潮争论很激烈，百家争鸣，但究其实质无非是两种，一种是以蒯大富即“团派”为代表的极左思潮，主张解放后到文革前的十七年，是黑线主导的，是要彻底砸烂的。这一派当时的势力是比较强大的，因为有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撑腰支持。而另一种是以“四一四派”为代表的比较温和，也比较实际的思潮，这一派没有后台，因此处境很困难。这就把清华以至于全国的看似混乱的“派性”争论，上升到思潮乃至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方向、前途等原则的、理论的分歧上了。第三，“团派”思潮因其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而且有中央文革甚至最高领袖的强有力的支持，所以很可能一时取得胜利，能掌权。但掌权以后必然要乱，是不可能长久稳定地掌权的，这也就是毛泽东和中央所批判的：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所谓“四一四思潮必胜”的“要害”。其实，经过和周泉缨多次讨论，我们认为，“必胜”还有一组潜台辞，就是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思潮的。所以，是引起混乱，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周泉缨的稿子改动得很多，但主要是在逻辑和文字方面改动，其主要论点都保留了，尽管我们的意见并不十分一致。稿子改定后，由几位文工团的同学抄成大字报贴了出去。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反响极大。周泉缨召集所有参加修改、抄写的人开会，他说：“这篇东西由我来承担责任，也确实是我写的，是我的思想，我的专利。我是红卫兵小将，不怕。今后不要说你们参加了，至死也不要说。”他当场把我们修改的底稿及所有文件资料全部烧了。不久，就有很多传说，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对《四一四思潮必胜》有看法。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不喜欢“四一四”，他们是支持、甚至是偏袒蒯大富的。直至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蒯大富下令开枪镇压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毛泽东于７月２８日凌晨接见蒯大富等五大领袖的记录稿公开之后，我们才看到记录稿中毛泽东批评说：“《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我仔细读过了。它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必胜的。”“四一四是右的，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蒯大富的“团派”一直想抓出“四一四”后面的“黑手”，也一直怀疑我和一些人就是“黑手”，他们甚至怀疑我们背后还有更大的“黑手”，不然，怎能这么大胆，把矛头直指中央文革甚至更高层。但他们没有证据，而且虽然毛泽东多次批评了“四一四”，但并没有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和反动思潮。除了《四一四思潮必胜》以外，还有就是干部问题，因为多数党员和干部支持“四一四”，“团派”十分恼火，一直想搞点事件出来，用以吓唬和压制多数党员和干部。于是就把六名敢于公开亮明自己观点，支持“四一四”的中层干部打成了“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罗是我，文是文学宓（统战部副部长），李是李康（教务处副处长），饶是饶慰慈（党办副主任）。“团派”得知毛主席批评《四一四思潮必胜》后，很高兴，一方面在学校组织人大张旗鼓地批判这张大字报，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是反革命宣言；同时，他们的专案组开始抓人，首先是抓我，１９６８年１月３０日（春节除夕）专案组把我抓走了。后来陆续也抓了文、李、饶、刘（刘承娴，统战部副部长）、徐（徐一新，科学处副处长，１９６８年我从三堡疗养院逃跑以后，徐躲进四一四的据点科学馆，幸免于难）。）和任彦申（清华学生，2000年后任江苏省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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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1998）安徽人，早期红卫兵领袖。

1960年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曾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计算机研究所工作，一度担任课题组组长。1962年作为调干生考入北京地质学院。进校后被两次派出参加“四清”。

1966年因给以邹家尤为首的地院工作队提了一些意见，被划为“第三类学生”；在工作组整的黑材料中已经定下“送去劳改”。朱和蒋良朴、田春林、梅建明等同学一起被逼上梁山7月份揭竿而起“造反”，8月8日成立了地院“东方红公社”。因为在组织路线上不搞“血统论”，很快成为地院多数派。1966年9月6日，朱领衔在北京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注1]），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有层层警卫，连中央文革组织批斗彭真都要向其借用。曾受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托付，派地院东方红战斗队去清华帮助蒯大富组织队伍。后请蒯大富担任三司副手（这便是蒯是三司“蒯司令”的流传的由来）。

1966年9－10月间，叶剑英女儿叶向真作为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头头到地院求援，认识了朱。两人在不少政治观点上非常一致，不久即双双坠入情网。这时文革把许多老干部、包括朱的父亲（文革前的上海建工局副局级老干部）都打成了“黑帮”，使他对文革有了新的思考。[注2]。1966年11月—12月地院东方红公社受命把彭德怀从四川抓回北京。彭随身携带的小箱子里有一套“三年灾害”绝密材料（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逐条反驳，以及对大跃进的保留看法等等），朱看过这些材料，受到震动。这部分地促使他及其伙伴转变了对中共历史和文革的看法。

1967年2月4日，他在地院召开的首都三司会上作公开检查（共有3万人参加），借以陈述其自己观点：（1）大串联搞乱了全国；（2）整风军训实无必要；（3）中央文革运动群众；（4）中央文革抓人太多，比如联动；（5）中央文革对老干部打击面太大；（6）中央文革太左；（7）在军委和中央文革之间，站在军委一边；（8）大联合大夺权早了。2月8日，阎长贵到地院宣布这是“炮打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朱被勒令“闭门思过”。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由此换成了王大宾。

7月他因与叶向真南下广州串联，被戚本禹诬蔑为“偷了地质部国家机密，企图偷越国境”。被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抓回北京。8月20日左右被公安部正式拘留，与叶一起被打成“叶朱反革命集团”。1975年被送到湖北某劳改农场作为反革命分子劳动改造。

    1985年被分配到苏州江苏省第四地质水文大队工作。1990年代初他在上海下海经商，组织过私人建筑公司，负责地基打桩。被“三角债”活活拖垮。曾准备潜心研究文革。接受过晓涵、米雅和宋永毅的采访。1998年9月因心脏病溘然辞世，年仅57岁。

    [注1]北京近50所高校约60多个红卫兵组织如北大“新北大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北师大“井冈山兵团”、“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北航红旗战斗队”等的联合体。
    [注2]毛泽东说：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

    （参考资料：宋永毅《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中国斑竹网”http://muge.banzhu.com/prog/showDetail.asp?id=971；万润南《清华岁月》，“二闲堂” http://www.edubridge.com/letter/qinghuasuiyue_2.htm；聂树人《抓彭德怀指令”来自何人？》，“360DOC”http://www.360doc.com/showWeb/0/0/11161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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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丹（中央发布《十六条》后，西纠成立，全名为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目的是在政府机构濒于瘫痪的情况下，约束红卫兵的过激行为，纠察维持社会秩序。西纠先后发布了十个通令，试图引导约束红卫兵要文斗不要武斗。中央文革认为西纠的后台是周恩来，西纠成为周恩来的一个罪状。文革结束后，孔丹向陈云去信，希望对红卫兵区别情况，认真处理，不要把一些好人也列入清理对象。陈云同志1984年2月27日批示孔丹的信，大意是：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应被清理的）“三种人”。并批转政治局常委，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等同志批示同意。2013年初夏，低调的孔丹却因为同学会上的一句国骂而引来广大网友的侧目。“秦晓质问孔丹：百姓的呼声你们就听不见，你有没有信仰啊？你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国，你信仰啥？孔丹恼羞成怒：我肏你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