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面孔 西装革履，面带微笑，弯曲度数适当的鞠躬，彬彬有礼的社交词语，这样的日本人形象中国人并不陌生。曾任驻日大使的杨振亚先生谈到过，1972年，来中国的日本人一年是9000多人，而2005年的今天，来中国的日本人平均每天万人以上。所以，日本人就在我们身边。这些来到中国、和中国人坐在一起的日本人，从普通百姓到政治家，不乏当着大家的面说道歉的，不乏表达对那场侵略战争深怀愧疚之情的。但是，到了超越个人的其它层面，我们看到的是教科书上对侵华历史的重写，是首相带头参拜供有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是一些政治要人公言“那场战争不是侵略战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同样是日本人，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两张反差强烈的面孔？而这两样两张反差强烈的面孔，哪一张才是真实的？ 笔者曾经在日本生活过10年，在大学又是从事相关教学工作。如果允许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来说，日本的面孔不限于上述两种，还要更为复杂。1991年我到日本富山大学留学，认识了一个名字叫高松尚之的日本人。高松尚之经营一家小小的电镀厂。他知道中国留学生经济上不富裕，发起成立起一个“中国留学生激励会”，每年组织一次旅游，免费招待富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各地观光游览。1996年，听我谈到中国有些贫困生上大学存在经济困难，他又定下来支援计划，每年拿出150万日元支援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在学的贫困大学生。70几岁的老高松做这些活动没向中国要过任何名誉。他说过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希望中国强大，中日友好。因为黄种人中将来能够代表亚洲和欧、美对垒的只有中国。日本物价贵，居之不易。开始时富山大学留学生很少，只有8、9个人，后来有上百人，一次旅行要雇两台大巴，加上食宿，是很大一笔钱。但这项活动他一做就是19年。支援贫困大学生的活动也坚持9年多了。对于我，小个子的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却从心中热爱中国的高松，代表着日本人的另一个面孔。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我考入京都大学博士课程后的一件事。从富山搬家到京都，事先一位日本朋友帮助我联系了一处住所。可是，车子开到门口，当房主知道要住进来的是中国人时，马上改了主意。那一刻，我站在门外心中充满了屈辱感。一年后，我所居住的京都北区若草庄的房主，新年前热情特地邀请很多留学生到他家中做年糕。他准备下来很多啤酒和点心招待大家。谈话中说到我初来京都被人拒绝的事情，他仰起微微泛红的面孔说,那个人心眼太小了，看不到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对于我，前一位房主冰冷拒绝的面孔和若草庄主因喝了啤酒微微泛红的面孔，都是日本人的面孔。 日本人是复杂的。本尼迪克特在她1946年出版的《菊与刀》中就对日本人优雅而尚武，尚礼而好斗，开放而顽固，服从而又不驯服的矛盾性做过描述。日本社会同样是复杂的，充满内部矛盾的。日本这个社会也是复杂的。举一个例子。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是导致今天中日关系紧张的一个直接因素。历史上，中曾根康弘最初以日本首相身份参拜停有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就是这位日本前首相在2005年4月19日《读卖新闻》上批判小泉没有中长期的战略眼光。他回忆起当年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对日本军人和平民加以保护和送还的往事，认为这与数万名日军战俘死于苏联西伯利亚成为对比。表示东亚诸国即便文化和发展阶段达不到欧盟一样的同一性，但至少应当在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中创建东亚经济机构，增强两国政治家、知识人、商界人的对话。他主张中日睦邻友好。日本政界有象石原慎太郎那样骨头里就反对中国的声音。而即便自民党中，同样也有这样寻求和中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声音。 2005年3月底，我们请85岁的加藤周一来北京做了二场演讲。在日本，加藤周一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加藤周一50年代即主张“杂种文化论”，强调吸收外国先进的文化因子来改造日本，推动日本社会进步。这和他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观点一样，贯穿于他的学术生涯之始终。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界和日本社会要求修宪的呼声一天高过一天。为了维护日本的和平宪法，为了维护日本的和平宪法，加藤周一与大江健三郎等人组成了“九条会”。这个九位平均年龄76岁的老人组成的护宪组合，今天在日本已经发展有二万多成员，成为日本社会维护和平宪法的重要力量。更为可贵的是，即便社会氛围变得非常恶化，他也不惮于公开阐释自己的观点。他引用鲁迅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以明志。加藤周一在北京期间，我一直陪着他，我钦敬他这份毅然决然的精神。对于我，他也是代表着日本知识界光明的一面的一张面孔。 我想，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在实际力量对比没有出现根本变化的前提下，我们今后可能长期面对的，将一直是二种甚至是多种日本人的面孔，这正是现实复杂的一面。理解了这一点，当听到个别的日本人于某种私人场合道歉，不要以为就是日本在道歉。即或今天小泉不参加靖国神社的春祭活动，也要清楚，很难期待他明天不去或不会有另一个小泉会去参拜，很难期待日本在教科书问题上会完全“自肃”如仪。但即便存在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历史问题等等，也并不等于日本明天就会军国主义化。200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年。60年间，日本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曾经是强行加给日本社会的西方民主和法制，已经成了日本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社会中，有一部分人放开嗓门呼喊着过去的那场战争不是侵略战争，也有一部分人站出来自费帮助中国劳工和细菌战受害者和日本政府打官司。当代的日本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多层面的有各种变量的存在。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力量推动它向哪一个方向发展。 那么，我们能够推动中日关系向良性方向发展的力量何在？ 根本的答案是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回顾历史，日本的外交一直是寻求与最强者结盟以寻求最大利益的事大外交。一战前后英国最强，所以日本人最为重视日英同盟。二战期间判断德国最强，所以追随德国。战后美国强大，加上被占领，日美同盟被放在最为核心的位置。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出现的是美国超强独大的局面，日本外交更把日美关系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最有代表性的一点是冷战结束后，做为日美共同假设敌的苏联已经解体，来自北方的危胁已不存在。但90年代以来，以苏联为假设敌的日美安保条约不仅没有废弃，相反却得到补强。这就是“有事法案”。与此相对，日本的亚洲政策一直是从属性的，第二位的。虽然伴随20世纪后半亚洲经济迅猛的发展，日本国内也出现过重视亚洲，回到亚洲的声音，但借美国的力量与大陆抗衡，一直是日本外交的主线。这是因为一个日渐强大的中国开始拥有越来越大影响力。事实上，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有大量低佣金人力资源，日本有丰富的资金和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两者的经济是互补的，和则两利。但从美国的立场看，却是中日对抗于自己更为有利，而一个合作与和平的东亚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力量。讨论中日关系背后美国因素的作用，多少离开了本文主旨，这里不展开，但这却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重要的问题。记得90年代初我刚到日本，在日本的大百货只有最低档的货柜才能看到中国的服装或工业制品，并且价格都便宜得很。但今年去看，中高级的货档上已经不乏中国制品，价格也非常可观。不仅服装，百货店、大大小小的家用电器，彩电，微波炉、照相机，林林总总，拿一件看一看，大多后面印着“中国制造”。这里原本摆着的都是日本或其它先进国家的商品啊。现在在我们的国家里，几个游行者、爱国者当众砸掉了一台日本相机，所砸的其实是中国人自己的财产，砸了一千台，对日本也构不成任何影响。但是，我们只要做出一台高质量的足以和日本制品相匹敌的数码相机，那效果就大不相同。在四月份的《青年参考》上我读到了一个令我很开心的消息：一个荷兰的小伙子开始在荷兰卖中国的汽车，而且已经销出了500辆。这消息令我兴奋了好几天。我在想，尽管我们的汽车工业刚刚起步，刚刚走出外销的第一步，但再有二、三十年的成长，质优价好的中国汽车，开向全世界的日子一定会到来。那将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另一个台阶。说到底，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强大起来。 前边说到日本律师自费帮助中国劳工打官司，让我想到旻子《尊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纪实》中写过的一件往事。1945年6月，被抓到日本秋田县花冈矿区的中国战俘和劳工不堪忍受非人的虐待举行了暴动，这就是有名的“花冈事件”。暴动直接的导火索是日本监工用“牛阳鞭”抽打劳工，这种不把人当人的举动超过了中国劳工忍耐的极限。但是，当暴动的领导人确定暴动时间时，他们考虑到石川忠助和越后古义勇比较友好，没有打骂过劳工，特地把暴动的日期推后到他们休息的6月30日。我想，在那样残酷与敌对的环境里，中国劳工仍有的这份坚持，应该说是极为可贵的。 2005年5月刊于《中国青年报》 | 
发表于 2006-8-18 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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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20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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