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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7-7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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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手稿解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参与者
编者按：30年前的1978年5月，“真理标准大讨论”如火如荼地进行，改革开放的帷幕亦藉此在中国大地徐徐拉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两文就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最重要篇章。前文的发表激起千层波浪，后文发表时，罗瑞卿大将曾“准备挨四十大板”。这两文的直接参与者是谁，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形成、发表的？日前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远去归来的昨天》一书，就首次披露了签发付印的手稿及其他第一手珍贵资料。
选自陈侃章著《远去归来的昨天》
2008年，为“真理标准大讨论”30周年。开年以来，各种纪念文章纷纷发表，尤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文)一文，包括当事人的回忆，参与者的心路，记者文人的描述，乃至笔下生花之文，亦扑面而来。
上世纪80年代，我无意中获得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不少重要资料，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以下简称《马》文)的一些原始资料，其中有主要参与者给我的一些信函、文献的手稿影印件以及相关文章发表的背景，文章形成的来龙去脉等等。然而，不少事涉此事的文章，甚至一些参与者的回忆亦欠确切，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或本位出发，且从一个截面着手来描述以至演绎此文的发表经过，这与客观事实颇有出入。笔者根据原始资料、相关的信函，并结合已公开发表的文章作一综述，同时略陈自己对此事的所知所见。
一、关于《实》文题目之由来
这篇文章从形成到确定，先后有四个题目。
第一个：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于1977年9月投稿给《光明日报》时所用，其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第二个：1978年4月，《光明日报》将胡福明稿的标题修改成《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同月，《光明日报》将此文送给中央党校吴江参阅时，就是用了这一题目。
第三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1978年2—3月间，时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稍后兼任理论研究室主任及出任第一副教育长等职)，嘱咐理论研究组组长孙长江写“检验真理标准”文稿时所确定的题目。
第四个：孙长江在1978年4月，将所撰稿与《光明日报》所供胡稿综合时，一度将题目改成《实践是检验真理、检验路线的唯一标准》，但吴江认为，仍以原定题目为好，不宜做其他改动。
那么，《实》文的题目是怎么来的呢？实际上，这是吴江1977年9月底在中央党校所作报告中的一句话，听课的对象是中央党校正式复课后第一期几百名高中级干部加上理论班学员共计1000多人，吴江在报告中有关于“实践标准”的一段话，原文如下：“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证明路线的正确与否，即它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不可能完全在理论范围内解决，而要从社会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看它是否对发展生产力有利，是否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群众带来了实际利益。实践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他们把实践标准践踏得一钱不值，自己另立一个标准，就是权力标准。”此报告后来以《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为题，刊载于1978年2月初出版的《哲学研究》第1—2期合刊上。很显然，“实践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语，脱胎于列宁“理论符合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这一名言。这是中央党校第一次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第二次提出是1977年11月。1977年10月，胡耀邦让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准备一个党史讲授提纲，并明确提出要根据两条原则：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二是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但党史研究室提出的提纲，胡耀邦甚不满意。于是胡责成由吴江牵头，另组成一个党史研究小组，重新拟订提纲。吴江根据胡耀邦的意见，特别写出“鉴别路线的正确与否要以实践检验效果为唯一标准”这一原则。其文如下：“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毛主席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用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离开实践或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的正确与否，除了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1977年11月初，吴江将提纲送胡耀邦时，提出两个建议：(1)提纲经校党委讨论后下发；(2)这个提纲先不上报中央，作为草稿印发给省部及地级干部阅读讨论，然后连同学员意见一并上报中央。经胡耀邦同意后，吴江于1978年1月，将这份提纲以讲义的形式下发给党校学员。许多学员看后，反响很大，他们又将提纲寄到本地、本单位，以通达信息。“实践是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提法，又一次悄悄地传播到各地。
二、关于《实》文形成和署名问题
《光明日报》在1978年4月，准备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在哲学专刊上发表，并署“胡福明”实名。新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闻知中央党校也在撰写同类题目的文章，决定将胡文送中央党校吴江处商议如何处理此文。
前已述，1978年2—3月间，孙长江根据吴江意见，正在撰写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吴江看了胡稿后认为：胡文“写得还是有勇气的，只是理论和逻辑性不足”。即嘱孙将两稿糅合在一起，并尽量吸收胡文好的意见，题目仍用原所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孙对《光明日报》所供胡稿作了较大幅度的改动，孙说，“最后付印排版的文章，实际上文章吸收胡文原稿的文字恐怕已不及三分之一，基本上是重写了”。笔者手头有此文签发付印的完整文稿，共计9个页面，系《人民教育》编辑部20×25，每页计500字的方格稿(孙此前在《人民教育》工作)。其中剪贴铅印小样是《光明日报》提供的胡文部分，字迹秀气清丽的是孙长江重写的部分，字迹遒劲奔放的是吴江修改、补充的部分。仅在本文签发付印稿上，吴江就修改、补充了30多处，其中增加文字23处，删略6处，调整文字结构5处。4月27日，吴江签发定稿，责成孟凡(孟为理论动态组组长)先行排印15份。凭发排稿不难判断，《实》文应该是胡、孙、吴三人的成果(当然还有杨西光等其他人的劳动)，系集体智慧的结晶。
但是，我对照了吴江的签发稿与《理论动态》、《光明日报》的正式发表稿，若干文字还是有些增删，这里有什么原因呢？
现引述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原主编沈宝祥的回忆作为一家之说：此稿“第一次送审后，胡耀邦画了一个圈，改了一个字，改了一些标点。后来，对这个稿又作了一些修改，又送审了一次，是在1978年5月6日下午。这一天是星期六，胡耀邦在他家召集理论动态组的同志开会。出发前，孙长江将修改后的文稿(已排好版)交我，请胡耀邦最后审定。这次去参加会的有冯文彬、吴江、孟凡、陈维仁、王聚武、吴振坤等人。到了他家坐下来以后，我就将这个稿给他。我说：耀邦同志，请你先看一下这个稿。他接过这个稿后，就埋头看稿子了。大家在一旁静坐。过了一会儿，他看完了这个稿说，我以为这个稿可以了。但他还是提出了两条修改意见。他一边说，我一边记。他说完后，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都同意。回来后的第二天，即星期日，我将耀邦提的修改意见，在另一份清样上抄写清楚，星期一交给孙长江。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定稿的情况”(见沈宝祥：《真理标准讨论纪事》，《同舟共进》1995年第9期)。
对于署名，《理论动态》发排稿后面原是这样写的：“《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同志，本刊作了些修改。”照此印出一小部分后，中央党校有人提出意见，认为文章实际上已经重写，整个修改过程胡福明都没有参加，而且文中有些是领导同志的意见，因此作者再署胡福明之名已不恰当，如由孙、胡两人署名也不甚妥。经再三斟酌，终于决定中途改版，删去“作者胡福明”一句，改成“《光明日报》供稿，本刊作了修改”。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第60期《理论动态》大部分照此付印。那么后来为什么要用“特约评论员”名义呢？因为按照当时中央宣传口径审稿规定，如以“本报社论”或以“本报评论员”名义须送中央主管领导审阅，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分量嫌轻，而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出，《理论动态》已有先例，既避开了送审一关，又加重了文章的分量。
三、关于两文“殊途同归”的问题
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都在撰写关于“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这里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因为当时“两个凡是”当道，思想理论界陷入了一片迷茫，历史的发展亟须理论上的拨乱反正。
1977年下半年，中央党校第一期高级干部学习班开学。9月底，吴江经中央党校校党委审定后，作了《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的专题报告，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1977年底，中央党校又提出“实践同样是检验党史问题是非的唯一标准”问题。故而9月至12月，中央党校在哲学课程和党史课程中分别展开了这两个专题的讨论。而党校的学员在讨论中对实践标准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各人的实践不同、经历不同，究竟应根据谁的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又比如，既然“实践”是检验标准，那毛主席的指示是不是标准？为解答这些问题，吴江给孙长江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文章。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杨西光为中央党校第一期学员，他听到了吴江等人相关的报告，同时积极参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他后来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后，就能敏锐地觉察到胡文的价值，并知悉中央党校乃至高层都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深意，所以才会出现将胡稿送至中央党校吴江处商议稿件发表之事。
而胡福明认为，在当时，他对“两个凡是”不理解，而要反对“两个凡是”，只有用“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论点去批判它。因而他在1977年9月应《光明日报》哲学组长王强华之约，写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最后杨西光慧眼识珠，将此文送至中央党校，在吴江的统筹下，将两文合而为一。双方文章殊途同归，这既是必然中的偶然，亦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对拨乱反正的强烈呼唤。
四、《实》文反响之大有其偶然性
《实》文的发表，会引起高层如此的责难及巨大的社会反响，实为吴江等人始料不及，因而他们的应对都显得有点仓促，甚至有点被动。
此文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首发，5月11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按照吴江的说法，“于光远同志告诉我，他看这篇文章只把它当作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浏览一下就放下了”。而文章产生广泛影响的真正原因是《人民日报》转载引起的，因为《人民日报》更具权威且影响大。而当时“毛办”的一位成员当晚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指责此文是“砍旗”、“犯了方向性错误”、“政治上问题很大、很坏很坏”。紧接着，当时中央的主管领导和最高领导也责难追查此文，华国锋在胡耀邦面前直接点了吴江、杨西光、胡绩伟的名。一时空气沉重，形势骤然紧张，高压之下，一片鸦雀无声。此时有人已开始作沉痛检查。而作为此事发端者的吴江尤感巨大压力。是沉默还是反驳，吴江考虑再三，决定撰文正面接受挑战。他在孙长江的协助下，迅即写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此文的发表得到《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姚远方的有力支持，姚向总编辑华楠汇报后，两人一致同意刊登。为与前文口径相同，该文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名义，于该报1978年6月24日发表。这也是《解放军报》第一次以这种形式发表文章。文章发表当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转发。
有必要强调一下《马》文的分量。现在的许多文章乃至研究者都重《实》文而忽略《马》文。其实《马》文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与《实》文互为姐妹篇。《马》文发表的当日，中央负责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赶到胡耀邦家里，对胡说：这是有人在主动发起攻击，把事态搞严重了，把内部斗争公开化了。而那位“毛办”成员又一次对胡绩伟说：“我看了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后，更认为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对的。”《马》文长达17000多字，既有顾及现实的作文技巧，又有极其鲜明的理论观点，是一篇富有争论意义的文章。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后任总编辑)李庄撰文说：《马》文“集中剖析若干糊涂思想，批驳各种谬论，令人拍案叫绝”。他说，文章“引起轰动效应，相当彻底地解开了绝大多数怀疑论者和不理解者的思想疙瘩，令‘凡是’论者不能应战”(见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
《马》文的发表，突破了当时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打压与封锁，中央各报及各地省市报纸都予以转载，使得这场大讨论真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起来。此文亦引起了中央其他主要领导的注意，邓小平在这篇文章发表后，找了中宣部领导谈话，其后又提到“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件事，并说“对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1978年7、8、9、10四个月当中，各个地方，包括军队纷纷对这场争论作出反应，并公开表明态度。不久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大讨论”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这场讨论对促进全党、全国思想解放具有深远历史意义。
五、参与者之间的争议
《实》文已是一篇历史文献，在zhonggong党史上享有重要地位。由于该文参与者较多，酝酿时间亦长，所以后来围绕该文的相关问题，当事者或参与者之间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说法，主要是：
第一，题目中“唯一”两字为谁所加问题。
王强华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所以产生很大的历史作用，因为它凝聚了很多人的智慧，光标题就修改过2次，文章前后修改更达10次之多……(1978)4月23日，杨西光、王强华和马沛文三人经过反复讨论，在该文标题中加入‘唯一’两字，变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升了主题。”(《王强华回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编辑经过》，见《钱江晚报》2008年1月30日)
孙长江说：“1978年3月间，吴江同志根据耀邦同志意见，并向马文瑞同志(当时中央党校副校长)汇报后，指定我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孙长江1984年10月《给光明日报社、杜导正同志的信》，作者手头有此信的完整原始稿)
吴江说：“我与孙长江同志谈起实践标准问题，让他写篇文章，题目就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将《光明日报》所送胡文交给孙长江一并处理，请他与他正在起草的文章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吴江：《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见《炎黄春秋》2001年第9期)
胡福明说：“我回南京后，中央党校的同志又对文章作了修改，增加了联系实际的内容，并在标题里面加上了‘唯一’两个字，画龙点睛，加得很好。”(胡福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现实意义》，见《钱江晚报》2008年4月15日)但胡福明在另外文章中又有不同说法，胡说：“(一)‘唯一’二字，据我所知，是杨西光加的。文章题目，经过几次变动。我最初定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来，我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以后我又把‘一切’二字去掉。最后，杨西光加上‘唯一’二字，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童青林：《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第250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转引自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从孙、吴、胡三位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及《实》文的手迹付印稿看，题目系吴江确定。王说题目中“唯一”二字为杨西光、王强华、马沛文反复讨论后加入，当不是事实。此种说法，如果不是王的记忆有误，有可能是该报记者或编辑的嫁接之笔。
《实》文的精髓和针对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唯一标准”四个字上；特别是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主流宣传口径，说“唯一”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因而搞清“唯一”二字的“发端者”，对理解此文的意义也有裨益。
第二，拒收奖金和信函的歧见。
1984年10月12日，光明日报社给吴江和孙长江写了一封信，同时寄给吴江和孙长江300元奖金。光明日报社信的全文如下：“吴江、孙长江同志：本报最近举行了优秀理论文章评奖活动，并于本月十日举行了授奖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荣获特别奖，奖金一千元，其中七百元奖给作者胡福明，三百元奖给参加文章修改的你们二位。现送上奖金，请查收，希今后继续给我们工作以支持。”署名为光明日报社，时为1984年10月12日。显然，光明日报社将《实》文“作者”定为胡福明，而吴江与孙长江是“修改者”。
吴、孙接此信后极度不快，认为光明日报社这种做法是严重歪曲历史事实。于是由孙长江出面，并由吴江阅定，在1984年10月23日，给光明日报社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部分如下：“光明日报社、杜导正同志：蒙赐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部分奖金三百元。我和吴江同志说了，我们两人都认为这份奖金我们不能收。今寄还，希鉴谅。看来你们还不大清楚这篇文章的处理经过和它的性质。这篇文章主要由我们经手处理(光明日报社直接参加处理此文的是前总编辑杨西光同志)。我们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在事先和我们(包括杨西光同志)共同商量一下。这篇文章本来不在你们规定的评选范围内，你们是评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文章，而这篇文章发表在这之前。可见你们是把它作为特殊的例外处理的。”这封信件及相关影印件同时送胡耀邦、马文瑞、冯文彬、杨西光、胡绩伟、陈维仁、龚育之，并送薄一波、陆定一及人民日报社。
第三，《实》文成文及发表渠道的争议。
王强华的说法：《光明日报》胡福明文是他在任该报哲学组长时约来的稿件，并于1977年12月初步决定录用此文，后作了多次修改，原拟发在《光明日报》1978年4月第77期《哲学》专刊上。新任总编辑杨西光审阅后，认为此文不宜做一般处理，又经修改后送中央党校吴江处，商量如何处理此文。王回忆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从组稿、发排到修改，主要是由《光明日报》的同志完成的，决定发表的是总编辑杨西光。社会上有人说这篇文章组织来以后杨西光不敢发表，所以找了中央党校的同志来修改，并最后送请胡耀邦审查同意后才发表。这不是事实。据我所知，杨西光是横下一条心要发表这篇文章的。之所以请中央党校的同志来修改，是他听说中央党校也在(准备)写类似的文章，为了集思广益，把胡福明的文章改得更好，才这么做的。送请胡耀邦审阅最主要的原因是杨西光在‘串连’中央主要新闻媒体转载、转发时，有的同志提出最好能请某个‘权威’看看。为了争取更多的媒体转载、转播，杨西光同意此文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送请胡耀邦审看。”(王强华：《我所了解的“真理标准”一文的发表经过》，见《炎黄春秋》2004年第8期)胡福明的说法：“1978年4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王强华把我请到了报社，当时在场的还有《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理论部主任马沛文，我的哲学老师孙长江等……当时中央党校也在写同一个主题的文章，所以请来有关人员一起谈……我白天参加哲学讨论，晚上就改文章……这期间，杨西光告诉我发表计划，先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公开发表，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我回南京后，中央党校的同志又对文章作了修改，增加了联系实际的内容，并在标题里面加上了‘唯一’两个字，画龙点睛，加得很好。”(胡福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现实意义》，见《钱江晚报》2008年4月15日)吴光祥的说法：“1978年5月8日、9日，沈宝祥接到《光明日报》杨西光秘书陶铠打来的电话，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理论动态》哪一天能用？沈宝祥肯定地说，5月10日。陶铠就说，那我们在5月11日见报。沈宝祥回答说，你们为什么这么急？11日我们《理论动态》还没有发行出去呢。对方说，杨西光同志讲了，这篇文章《理论动态》登了，我们马上就见报。”(吴光祥《胡耀邦与“特约评论员”署名》，见上海《报刊文摘》2008年4月18日)
孙长江的说法：“吴江同志指定我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这时候，《光明日报》也想搞这个问题。杨西光同志是参加党校高干班的讨论的，当他得知上述情况后，请人告诉我，他们有篇同类文章希望帮着搞。4月中旬，西光同志派人接我到报社，讨论那篇稿子。胡福明同志在场。4月21日，《光明日报》王强华同志把胡福明根据大家意见修改后的文章小样送到我家，同时送吴江同志，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吴江同志看完小样后，认为文章写得有勇气，但理论和逻辑性较差，叫我尽量把两个稿子捏在一起，吸收胡文的好意见，题目还是用我们原来的。西光同志在这个过程中，曾两次找我到报社，两次来党校和吴江同志和我讨论这篇文章。我搞出一个稿子，由吴江同志修改、补充，然后送耀邦同志审阅定稿。”《光明日报》提供的胡文经他们修改后，“吸收胡文的文字恐怕已不及三分之一，基本上是重写了”(见孙长江1984年10月《给光明日报社、杜导正同志的信》)。
吴江的说法：他让孙长江对“真理标准”问题写篇文章，“题目就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大概是1978年2、3月间的事。起草过程中，曾在中央党校第一期学习过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送给我一篇他亲自组织来的谈实践标准的稿件，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教师胡福明。《光明日报》重视这篇文章，在杨西光主持下精心修改多次。杨送来这篇稿件的原因，意在得到《理论动态》的支持，首先在《理论动态》刊载，然后再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我看了来稿，觉得文章写得还是有勇气的，只是理论和逻辑性不足。我将来稿交给孙长江一并处理，请他与他正在起草的文章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文章最后由我修改定稿后于4月27日送胡耀邦和有关同志审阅。因为这篇文章的处理既未经过《理论动态》组，事前亦未向胡耀邦报告，所以我特地在电话上向胡耀邦说明这篇文稿的来历及意图。如前所述，在党校，这已不是一件新鲜事。胡画圈表示同意并退回，未作修改。文章就在1978年5月1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上发表了。第二天即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人民日报》转载。”(吴江：《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见《炎黄春秋》2001年第9期)
吴江1988年9月4日给我的信中又说：“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写作和发表经过，请参阅孙长江同志致光明日报社杜导正的信，此信经我看过(附信)。此文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并将我最后修改定稿批发的稿件复印件，寄上一份。”1989年4月19日，他给我的信中又提及：“《走出现代迷信》那篇报道，初发表于杂志时，是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写作经过一段的，出书时删掉，我想也合理，因为该书主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经过(此书作者系《光明日报》几位年轻同志)，上文他们要写也是写不清的。这场讨论还有其他重要内容，例如党校的讨论，后来小平同志发动的‘补课’，该书均未涉及。”在来信和电话中，吴江先生一再叮嘱我，你要从一个旁观者角度记述此事，要根据资料客观公正地写，重在事实过程，放到当时的环境中，秉笔直书此事，少加评语。
不难看出，上述四位参与者之说，吴、孙说法一致，胡的说法与吴、孙所说亦大体相似，而王的说法与上述三人有些差异，王还认为“听说中央党校也在(准备)写类似的文章”，即对中央党校是否写过这类文章也提出疑问。至于吴光祥之文，也许他没有全面地掌握或鉴别过这方面的原始资料，以这样的口吻、这样轻松的笔调来描述、演绎《实》文的发表经过，似有些轻率。
六、我对此事之所见
《实》文载入了史册，作为后来者已把此事当作一段重要历史在研究。现根据我所掌握的一些原始资料以及所能见到的文章，提出自己的看法：
1.关于《实》文的题目。
前已述，此题目由吴江最早完整提出，文章最终以此题目发表，而签发付印稿的手迹和文章及各当事人之说又作了证明，这是没有疑问的。其他说法可能系各种原因导致有误。
2.关于文章的形成、修改和发表经过。
《光明日报》和中央党校几乎在同一时间都在写关于“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杨西光对胡福明文稿处理有全局眼光，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他是中央党校第一期高级干部学习班学员，知道当时理论界的动态，所以将胡文送请中央党校，商议发表渠道；而中央党校吴江充分肯定了胡文的价值，并嘱孙将所撰写的文稿与胡文合而为一，最后又经吴江修改定稿。从此文签发付印稿的底稿看，文章变动确实很大，大体吸收了《光明日报》所供胡稿三分之一多一些。但不管怎样，胡福明有开篇之功，王强华有初步录用胡文之功，杨西光又上升了高度，送至中央党校作了精心修改。然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发的《实》一文，就不仅仅是《光明日报》所供胡福明原稿了。整个过程是由吴江在作统筹安排，包括二文合而为一的问题，包括稿件修改定稿的问题，包括向胡耀邦说明意图，并最终将稿件送胡耀邦审定发表的问题等等。
而王强华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从组稿、发排到修改，主要是由《光明日报》的同志完成的，决定发表的是总编辑杨西光”。如果将“此文”说成是中央党校1978年5月10日那期《理论动态》上发表的《实》文，则未免有夸饰之嫌，坦率地说，此时此稿件的“性质”已变。王当时组织来的胡稿，原拟刊发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属于理论学术层面；杨西光意识到其蕴藏的价值，而经中央党校吴江、孙长江等合成的文章，已经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升华到政治高度。至于此后引起的一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恐怕是参与者也不曾料及的。所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之文，显然非《光明日报》所供胡文，亦非杨所能定夺，并已超出杨职权范围。如果仅杨能“决定”发表此文，则最终所发稿子何必要以中央党校的修改稿(包括题目)为准？王又说“送请胡耀邦审阅最主要的原因是杨西光在‘串连’中央主要新闻媒体转载、转发时，有的同志提出最好能请某个‘权威’看看。为了争取更多的媒体转载、转播，杨西光同意此文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送请胡耀邦审看”。这种说法似不符合当时的组织程序，杨当然有威信、有水平，但其时他刚从上海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否有这种“串连”中央权威媒体的能量？单从政治界、理论界的常识亦可知，其时的中央党校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重要思想理论阵地，许多当时“非主流”的提法是从中央党校发端的，在理论先导方面，中央党校起着冲锋陷阵的作用，中央党校才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大本营。故而由中央党校送请胡耀邦审稿是合情合规的，似不能说出谁同意中央党校怎么做、怎么做的话语。
吴江是这么说的：对胡福明的稿件，“《光明日报》重视这篇文章，在杨西光主持下精心修改了多次。杨送来这篇稿件的原因，意在得到《理论动态》的支持，首先在《理论动态》刊载，然后再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3.关于吴江勇于承担此文发表的政治责任问题。
《实》文发表后，来自高层的责难，使政治、理论界颇感凝重。按照吴江的说法，此时有些人已开始作检讨了。而胡耀邦同志从大局和组织原则考虑，让秘书打电话给吴江说：写文章反驳之事“等三个月以后再说”。但吴江是心急刚直之人，他认为此事不能沉默，于是他让孙长江协助，自己动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撰写出《马》一文，并在《解放军报》的大力支持下发表此文。时任《解放军报》总编辑的华楠将军对此回忆道：“中央党校吴江同志撰写了一篇长文，这篇文章是针对当时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股逆流而写的，发表也有一定风险。罗瑞卿同志特意嘱咐我们同作者商量，建议在文中多引用毛主席和小平同志的论述，做到‘立论更稳，无懈可击’。文章做了修改后，罗瑞卿同志再次审读，并同耀邦同志通了六次电话，给我们打了五次电话。他还给《人民日报》打电话，部署同时转载此文，《光明日报》也同时转载……这篇文章最后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军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傅颐：《围绕“两个凡是”的交锋和“纲”的转移———访华楠同志》，见《百年潮》2001年第1期)即使是罗瑞卿这样德高望重的将军，堂堂的中央军委秘书长，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的发表，做好了“准备挨四十大板”的思想准备，由此可见当时政治气候之严峻。
对于《实》文的政治责任担当问题，事实和历史已经作出很好的说明，最直接者是中央党校《理论动态》，而具体落实到人的身上，吴江则敢于担当，敢于正视。在当时湍急的政治漩涡中，在“文化大革命”余音回荡不绝之时，他依然能直面高层责难，不顾自身安危，奋起捍卫、追求真理，决然地反击当时所谓“主流”的浪潮，这样的敢作敢当，这样的勇气魄力和政治责任感，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附记：此文是我在2008年4月汇编本书时撰写的。近年不少文章和回忆记述此事，同事实有些出入。我手中有不少原始资料和第一手资料，所以觉得有责任把历史真相告知社会。此文个别地方与我在1989年5月下旬写成的《实践之树常青》或有重复，请读者见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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