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的无间道

南东

近来胡适慢慢走到历史的前台，关于他的话题多了起来，并常常与鲁迅联系起来乃至上升到两条路线的争论。
    很多推崇胡适的人，强调他的自由主义追求以及理性、平和的态度，并以此来批评鲁迅的偏激、刻薄。他们在对比鲁迅与胡适的时候多会提到鲁迅对胡适的批判——用邵建的话是“动物上阵”，与胡适对鲁迅的公允、尊重和帮助，强调胡适对《中国小说史略》的推崇，在出版《鲁迅全集》时的帮忙态度，以及对苏雪林的回应等，这都表示出胡适的学者态度。
    不过在生活中鲁迅与胡适的关系并非如这些推崇胡适的人所描写的那样和谐，鲁迅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中“正人君子”们的冲突后面都有着胡适的影子；1932年11月鲁迅回北京省亲，在一个场合遇到胡适，胡适打趣地说鲁迅是“卷土重来”，这让鲁迅耿耿与怀——那时鲁迅是有着重回北京执教的想法的；在鲁迅死后，胡适也曾批评叶公超对之的评论。
     普实克在《回首当年忆鲁迅》中回忆他1932年来中国为了认识新中国和新文学而走访了胡适，他说“这次访问却叫我上了大当，胡适教授表示他对新文学已经一点也不感兴趣了，言下大有不屑一顾之意。虽然他为我开了一张作家的名单和书单，不过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好象其中没有鲁迅的名字”。胡适也曾批评过鲁迅，他在晚年的演讲中说鲁迅加入左联是“变质”，并认为他在这以后“就没有一篇好文章了”。相对于鲁迅的批评是希望胡适的言论能够起到好的效果，而胡适的言行就有些评价的味道。
    确实鲁迅对胡适的批评，胡适很少正面回应，这并不能说是胡适的大度，或是不关心这个问题，他曾在给苏雪林的回信中说：“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这里胡适显然将鲁迅视为一个对立的存在，另外其中的问号也让人费解。我想面对鲁迅的批评，胡适肯定有他的想法，他不在公开场合回应就有些让人悬疑。或许鲁迅的批评正好击中了他的要害，而这一点也印证了鲁迅对之的批评。
     当然在公开场合的这种沉默更接近胡适的形象，不过从中我更多体会到的是现在一些学者内在的自负与刻薄，他们在文字与形象中却总是保持一副平和乐观之状，当我们内在中有一种态度并在言行中表现出来，却在文字中摆出一种中庸的姿态，这是可笑也是可悲的，因为很多人如此并非是出于观念或对他人的尊重，而是来自于生活中的世故，并从中获得某种优越感。
     另外鲁迅对胡适的批评（当然我们现在所见到鲁迅对胡适批评的文章，不少是瞿秋白写的，）也是重视胡适的表现。我们不仅关注鲁迅对于某个人物的态度，更要注意到他批评那个对象的标准，我们有时会有一种错觉，一看到鲁迅在批判某个对象，就好象他在否定他，其实未必的，鲁迅对胡适的批评包含着很高的期待，同时也是暗含着承认他的社会影响与作用，或者说是将他当作一个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衡量他的言行。
    有些人不辨析鲁迅对胡适的批评，而是排斥批评本身，以为平和的态度就是好。我想批评是正常的，也是必须的，我们在面对任何一个对象时都会有个人的态度与意见，自然也会以某些方式表现出来，我们是去遮掩还是坦诚地表露呢，这应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对个人真实的坚持就包含着差异，这有时就会表现为一种批判的。而鲁迅与胡适，其性情与追求恰恰存在着某种对应的关系，有时我感到鲁迅对传统和知识者的批判多内在着胡适这个影子或是建立在对胡适的感知之中的。比如特殊的知识阶级，正人君子，聪明人，帮忙等等。
    鲁迅与胡适生活的环境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对于现实的感知，他们之间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不同。为什么鲁迅坚持抗争的态度，暴露黑暗；胡适却保持一种乐观的形象，有时想象胡适生活在那么黑暗的现实中，仍能保持一种平和的态度，这不是一种伟大就是一种自然——他不将发生在身边的黑暗当作罪恶，而习以为常的，或者他的行为一直想着让他们呈现出美好，或是这样相信的，自然我觉得胡适可能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他这样做不完全是思想境界的体现，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的“免祸”——这一点我们可以读一读他在得知杨杏佛被暗杀后，在日记中关于杨和这个事件的评论。
    胡适在青年时期曾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男盗女娼”的社会，晚年他也曾对身边的人说：“政治是残酷的，残忍的！”而从《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文中可看出胡适对现实的认识是何等清醒，他的批判又是多么有力，而且他的这种批判要比后来他在体制内帮忙的效果更大，当然胡适这时的批判也是出于一种帮忙的心态。遗憾的是他以后没有再沿着这个思路来改良社会。当然现实中的胡适是成功的，难于体会到鲁迅式的失败感受，也不会做出鲁迅的行为。而他这种成功或者说是对成功的追求也不可能产生鲁迅这种追求恶声的自觉。
    对于社会的黑暗面是批判还是容忍，这无论在个人还是社会层面上都是复杂的，各有其合理性与问题，需要具体的分析。而在现实层面是批判还是包容更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也是需要具体分析，不过两者都是需要的。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批判是容易的，但批判若超越个人的情绪而上升到社会的意义则很难；而坚持一种平和的态度是难的。不过若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里，前者更有意义，也更难，而后者的平和有时不过是容忍，乃至是懦弱、伪善。其实鲁迅早期也是认同于所谓绅士风度的，后来才认为“掷去了这种尊号，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舆论是以为学者只应该拱手讲讲义的），则世风就会日上”。
    有人指责鲁迅的批判是因为悲观，并传播黑暗，可在生活中那些敢于直言的人，才是对生命的一种信任，或是出于大爱，所谓童言无忌，他们往往是一些单纯、莽撞或是理想的人，那些真正认清现实或是把他人想象的很坏的人往往习惯于扮演一种和善的角色，如此才会在现实中如鱼得水。现实而言我们立足于某种真实与理想的言行在生活中总会遭遇到困境，而我们设若将个人的言行建立在对现实悲观的看法之上往往会比较的如意。鲁迅的《立论》就表达的是这种感受。
    而鲁迅作品中所揭露的黑暗并非是他自身具有的，相反这是得自于相反的素质与追求的，正如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人们是不分彼此的，只有一些独特的存在才可能观照到这些事实的存在。同时我们现在理解的鲁迅的偏激其实也不是他存在的真实，而是对应于这种感受的世界。
    胡适平和、容忍的态度一部分是思想认识的体现，另外也是个性使然，这就表现在胡适尊重的是现实和个人的现实性，这也是鲁迅批评他的一个原因，有时就难于坚守自身的真实或认同的理念。而鲁迅的批判——表现在个体层面上是对个人真实的坚持，而从他者的角度看也可能是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自由、宽松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身的真实而生存，现实而言我们的社会缺乏的是鲁迅这样坚持自我的人群，同时在社会上又缺乏的是胡适意义上宽容、平和的状态。
    我想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包容是能够包容事物按照自身的特性而存在的自由与权利，而不是容忍社会中的一些混乱与邪恶的现象，因为这恰恰是使我们不能自由生活的内因。不过鲁迅也是难于包容事物的自然存在。
对于这两种人生态度，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感受。求真的人追求的是真实，他们会更倾向于鲁迅，当一个人在我们面前表演时也就把我们当作一个观众，一个注重精神的人是不会感到被尊重的，相反若人在我们面前坦诚相待，这真是一种厚道，这可能也是鲁迅批评胡适演戏的原因。而现实的人关注的是实际上的利益或是面子，他们可能会认同于胡适多一些。这两种人生态度在社会层面上也是各有其问题与局限。
    而在个人层面上我们强调的是自我的真实，对于知识者我们应该强调的是其存在与理念的某种契合性。在现实中鲁迅相对胡适而言是更加忠实于自我的，鲁迅在超越自身的时候是忠实自己的，忠实于精神的，相反胡适的注重个人却没有能够坚持个人的真实，这就是表现在他的言行与自身的认识和认同的观念之间的某些错位。对于胡适来说这些错位是自然的还是有意识的则成为一个焦点，因为作为一个知识者这种精神、理念与生命之间的错位是一种常态。
    这可能也是我一直质疑胡适的地方。他的很多难于自圆其说的言行到底是一种思想上的不成熟还是内在追求和其观念的冲突所至？乃至是岳不群式的伪善？可以说他的很多行为都是让人悬疑的，而这其实是期待他能够按照自身所宣扬的观念来行事。在《先秦名学史》中他是极力推崇墨子的，但是与墨子的摩顶放踵的人生态度相比，胡适一生走的都是上层路线，是庙堂。鲁迅也是推崇墨子的，并认为墨家是埋头苦干的人，相对而言鲁迅是走流沙的，也是埋头苦干的。
    这或许只是我的感受，我对胡适的质疑有两点，一是他的言行与自身推崇的理念以及其公众形象之间的差异，另一面我感到他的言行与自己的内心或真实的想法之间也是不同的，这就表现在其存在的世俗性上。我总是要求学者们从社会和观念出发的言行，而排斥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化的考虑。若从世俗的角度看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追求个人的成功是无可厚非的，而胡适又没有说自己是一切为公的，为何我潜在的意识里总是这样要求他呢！可能是我认同于梁启超“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思想，并将胡适当作一个知识分子的标准。
    自然鲁迅对胡适的批评更内在于他们的差异性的存在和追求之中，在生活中他们都是世事洞明的，而非是书生意气的人，支撑他们言行的都内在于自身的观念、道德价值，而不仅是情绪的，这就体现在他们个性与思想、精神追求上表现出的差异来，鲁迅在运思和写作中都是对于个人的现实性采取一种超越的姿态与追求，排斥知识分子的功利性，多是从理想、公意或者是群体的利益为立足点的；但是胡适则不同，他推崇的实用主义本身就是功利的，正如鲁迅批评他们的“公理”意识，胡适的思想有时也是从个人存在的现实需求出发的。比如在专制的社会中如何争取言论的自由，鲁迅会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而胡适则强调：“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就表现鲁迅的言论与内在的意识是以个人的社会性为导向的，争取是从自我出发而归结到现实，胡适的这句话则更多是个人意义上的，它的社会指向模糊。
    鲁迅的一生以及他的思想与写作的努力都是围绕着改造社会、人性为目标的，这有时就会忽略了个人的现实生活以及生命的自然欲求。我以前对鲁迅的认同也内在着自身的这种倾向，现在则认为不断地肯定和追求个人的真实更有意义，我们建立在自身真实和快乐的基础上的言行与追求会更有意义。
    鲁迅和胡适都是个人主义者。只是在观念上他们对于自我的认识和坚持是不同的，鲁迅的自我是对生命的超越，或者说是执着于精神的，而胡适则是肯定现实的。胡适在思想上认同的是易卜生的“最要紧的是先救出自己。”这种个人主义，他认为“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而鲁迅的个人主义是排斥那种利己性的，他推崇的个人带有“超人”的色彩，是对真实和自然的人的一种超越，更多表现的是一种精神和观念的意义，在他身上也体现出的是一种民族的精神，鲁迅的存在及追求和中华民族的境遇具有某种微妙的同构关系。但是对于鲁迅这样将某种公意与个人的现实存在联系起来也是有问题的，这就是他形成的黑暗闸门的意识。
这有时看来是矛盾的，一个推崇自我的人关注的是道德、价值与理想，关注的是一个国家、民族存在的命运，死后被推崇为民族魂。而一个在思想上追求公共性的人却又是自我的，这种自我就是执着于个人世俗性与现实意义上的存在。胡适不会像鲁迅这样从某个宏大的目标出发来设计、要求自己的人生，而是在生活中实现自己的追求。我在读《胡适口述自传》时就惊异他津津于考证神会和尚，关注自己在禅宗史上的创见，而这与现实是隔膜的，更不会有助于他推崇的自由主义的实现，却是有助于个人的学术声誉的，他晚年考证《水经注》也是如此，这里都表现出他作为学人的纯粹来。
    为人乐道的胡适获得三十多个博士学位，也可见其个性之一点，其实他的第一个博士学位的取得时间乃至是与否就存在着争议，稍后获得的博士学位多是他在美做大使时被授予的，这并非是什么“荣誉”，只是社会的一个黑暗面而已，1949年胡适离开大陆后，寓居美国时也是十分的困顿。周质平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胡适的黯淡岁月》。而鲁迅留学日本就没有获得过学位。
    可以说胡适行为内在的动力可能并非是那些自身宣扬的公理与公义而是自己的某种世俗性的追求或是满足，比如他受骗承诺去竞选总统等。他也曾在文章中比喻自己是“洒水救天下”，他给我的感觉是“君子远庖厨”——也就是鲁迅所批判的不敢直面人生，特别是现实中那些不好的一面。有些君子不处于危墙之下的意味。
    我在读鲁迅《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文时，聪明人的形象我总会感到这是对以胡适为代表的正人君子形象的一种概括，当然一个现实的人在生活中以及思想中体现出个人自利性的一面是正常的，他们未必是伪善的，而是得自于生活中的智慧，聪明人的办法确实更易于在个人层面上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对于奴才也是如此），而且风险也较小。这在胡适的生活中有所体现。
     这尤其体现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事件中，为他辩护的人强调他的法律意识以及程序正义。我以为胡适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思想层面的对立是表面的，而对现实的态度上的冲突才是根本的，他在《民权的保障》一文中说：“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谋虎皮的人，应该准备被虎咬，这是作政治运动的人自身应负的责任”。以前我一直难于理解胡适为何高调批评民权保障同盟会的章程，乃至是推断史沫特莱转来的信是伪造的！后来看到宋庆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的任务》一文才释然，她说：“胡适是同意了同盟所发表的基本原则才加入同盟的。但当国民党与张学良公开反对本同盟时，他害怕起来了，并且开始为他的怯弱寻找借口和辩解”。
    我们在谈鲁迅与胡适时不仅关注他们个性的差异，知识和求学背景的不同，更要注意到在现实中的身份与自我定位的差异，相对于鲁迅在其生活中的边缘处境和追求，胡适应该说是一直处于文化与社会的中心，并以此自负的。可以说他任何表现出来的形象总是内在着这种意识，并是对内在世界的一种美化与超越。我们对胡适与鲁迅的认识是需要把握各种细节的。在这些细节中才可能暴露出胡适内在与真实的想法。有兴趣的读者应该阅读一些关于胡适的回忆文字，特别是杨树人的《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
    叶公超在《新月旧拾》中有一段话谈到胡适，很有意味。“有一天在适之家，胡太太又当着面骂胡适之，……胡太太说：‘你们都会写文章，我不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刚好讲到这话的时候，胡适之从楼上走下来，他说：‘你又乱说了。’胡太太说：‘有人听我乱说我就说。你还不是一天到晚乱说。大家看胡适之怎么样怎么样，我是看你一文不值……。’为了徐志摩和陆小曼的事，胡太太一天到晚骂胡适之，她倒是看事实看得很真实的女人”。
    我们现在对于胡适的认识是不能仅着眼于他留下来的文字，正如鲁迅批评他写日记也是留给后人的，这样我们就会忽略或难于辩明他真实的形象，以及其说话与行为的现实目的与效果。比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可他同在1919年所写的《心气薄弱之中国人》一文中却强调：“任凭他是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主义好”。实际上胡适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不也是一种主义吗！后来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就批评这是一种投降主义，是一种“市侩式的实际主义，是要预防新兴阶级的伟大理想取得思想界的威权”。
    现在我回想阅读胡适的感受，想不起有什么阴暗的东西，留下的胡适是一个很阳光的形象，这在他的生活经历中肯定不会是全部。可见他也是习惯于从积极和建设的意义上来看待事物以及自身的处境，并有意识地在公众中留下这种形象。胡适的笑是很出名的，这种笑很多不会是发自内心的——更多是受动于社会和他人对之的需求上，当然也内在着自身期待的形象。
    对于理解鲁迅也是如此，鲁迅的真实特别是生活中的形象与他在文字中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不同的，鲁迅在文字以及公众中留下的是横眉怒目的形象，但生活中的鲁迅是朴素与随和的，这在很多回忆的文章中都有所体现，比如与鲁迅有一些私交的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写道：“有的人以为鲁迅的为人，一定阴险狠鸷得很，不容易相处的。我当初也这么想，后来才知道他对人真是和易近人情，极容易相处的。我觉得胡适的和气谦恭态，是一种手腕，反而使人不敢亲近；鲁迅倒是可以谈得上君子之交淡如水的。”
    推崇胡适的学者谢泳曾质疑鲁迅与专制的暧昧关系，但是在现实中鲁迅是专制者的敌人，他是将通缉令带到坟墓里去的——我们也可因此说他有专制的倾向与表现，比如胡适认为鲁迅“喜欢人家捧他”。而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却是一个专制者的坐上宾，是自觉的“诤臣”。我认为蒋介石在胡适去世后（相对于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鲁迅是拒绝国民政府的拉拢并不愿与蒋见面的），在挽联中对他的评价是很到位的：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也意识到自己的传统性，他在1929年4月27日的日记中写到：“傅孟真说：……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是完全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孟真此论甚中肯。”（自然这也体现出他思想的肤浅，凡是我们的思想不能表现在自身的言行中，就意味着这种思想尚未成熟。）在他身上也是存在着某种士师的情结，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同那些统治者的行为，这样他不会如那些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视独裁者为敌人的心理，而能够与之合作。
    胡适对自由主义的推崇以及他平和的态度未必来自于思想上的深思熟虑，或是对现实与人生的深刻体悟，他对自由主义的追求应该是出于一个正常人的现实选择，也与他留学美国的关系很大。正如他后期的学生唐德刚认为胡适是一个伟大的儒生，他始终关注的是传统的学问，而没有自觉地探讨自由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在中国实践的途径及可能性。相对于一个自由的社会，胡适更愿意为个人的自由而努力——因此他成为中华民国中的一个特例，在雷震案中他希望蒋介石对他的雅量分一点给雷震而不得。这一点也是鲁迅所具有的，他们都是追求自由的人，鲁迅更多是反抗那些压制自由的事物，胡适则是追求实现那种可以扩大自由的内容。可以说鲁迅的追求更能推动社会的自由，若从自由主义根本就是肯定个人的自由来说，鲁迅不妥协的个人主义更接近一个自由主义者。
    当然胡适对自由主义的信奉是真诚的，之所以没有完全体现在个人的生活实践与思想之中，我想这除了胡适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是肤浅的，更重要的是他不会为了理念而牺牲个人的，而真正执着于理念的人往往是以牺牲自身的欲求为代价的。这在雷震案中就表现的很突出。
    胡适一直居于文化的中心位置，但对于其推崇的自由主义来说他倒是采用这种边缘的策略——说服那些统治者来容忍自由的存在，这首先表现在他对现实的肯定，与对集权的一种容忍，他甚至认为“容忍就是自由”，这如同一个不肯革命的人却愿意在敌人的内部做奸细一样让人难于理解——这样的行为做得多了就有些无间道的味道。这种从他人的利益出发来达到自身追求的目标大概也是儒家的一个传统，这也是我悬疑胡适行为的内因，比如被鲁迅批判的《日本人应该醒醒了！》一文，其立意当然是好的，可是这种向敌人进言的态度就是鲁迅所难于接受的，面对敌人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强调自身的力量与合理性，并与之对抗的，特别是面对侵略时还如此的代对方立言，这是有一种曲线救国的道理，却不应是正道。
    这让我想到鲁迅对胡适的另一种批评就是“帮忙”，而胡适将《努力》停刊时，在《与一涵等四位的信》中说：“为盗贼上条陈也不是我们爱干的事情”。你看胡适既将对方定义为盗贼，却又去上条陈，真是令人费解。胡适的这种帮忙是出于信念还是个人的世俗考虑也是难于定论的，可能是兼而有之吧。有人推崇这种胡适不分左右，一贯帮忙的态度，事实并非如此，其实倾向是明显的，他承认在道义上支持蒋介石。不过他习惯于站在某种公理的基础上发言，以至于人们认为他是不偏不倚的。
    在思想上胡适是以导师自期的，他曾直言不讳地讲自己想要做“学阀”，并且是“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的学阀”，我感到胡适的这种导师意识就包含有一种为帝王师的心理，在生活中胡适虽不乏名士气派，但“我的朋友胡适之”却成为一个口头禅。而鲁迅在思想上是排斥导师的，可能鲁迅对导师的轻蔑就是针对胡适们的这种表现，但在写作与生活中鲁迅这种导师的身份与意识是明显的，比如“左联”中的“梯子论”，即使在家中许广平仍视之为老师的。他的导师意识还表现在改造国民性的自觉，当然他不愿意为民众的指导者，他所期待的是天才，可以说鲁迅的思想和努力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出现导师的，他呼唤的是独异个人，是先觉者。这一点早被茅盾所捕捉，他在《鲁迅论》中指出：“鲁迅决不肯提出来，呼号于青年之前，或板起了脸教训他们，然而他的著作里有许多是指引青年应当如何生活行动的”。
    相对于胡适从积极的方向来看待事物，而鲁迅对现实的批判，就使有些人认为鲁迅更多是破坏的意义，不具有建设性，这是皮相之谈，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际的层面上破坏也是建设的一种，俗话说不破不立。鲁迅与胡适对现实的态度，除了与各自的性情有关，也与他们对之的认识密不可分，胡适曾对宋子文剖白他们不管对象，只愿做一些救偏补弊的工作，而鲁迅则对现实或者说国民政府不抱希望，而从事对抗的工作，渴望新的社会，我们从另一面讲是具有破坏性的，从正面看这正是一种革命与建设的工作，同时鲁迅的这种破坏的自觉还有一种策略的考虑。而在某些特定的时期这种破坏的建设性更大，在他们生活的时代，不破除旧的东西就无法接纳新的事物，比如在一个废墟中，是修补还是清除更具有建设性是不言而喻。不过现在知识分子的使命更多是胡适意义上的建设，我们不能因此而误读了他们的现实性。
    在鲁迅身上更深藏着各种未来的因素，他批判的本质也是指向未来的，在鲁迅的身上以及思想中能够生发出更具有前瞻性的价值。当然这不是个人意义上的，可以说学鲁迅在现实中注定会成为失败者。仅就其存在的现实性而言即使在一个自由、健康的社会里，鲁迅这样的个体也是需要的——当然在这样的社会里鲁迅会是另一种表现，这就是一个异端的意义。当然在这样的社会中更不能缺失胡适这样的人，自然这样的人不会少的，只是达到胡适的层次则是少数。
    我想我们在认识鲁迅与胡适的关系时，不能用对他们执着的理念及其社会意义的探讨来代替对他们自身的理解，比如胡适是推崇自由主义的，他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们的社会需要这种理论，因此胡适就比鲁迅深刻与高尚。对于鲁迅或胡适来说，无论他们的左倾还是右倾本身并没有高下之分，可能在不同的环境中其重要性的程度有所不同，我们不能以对他们理念或精神认同的程度来认识和评判他们的。因此在本文中我没有对比他们所执着理念的高低，而是关注他们对理念的忠实程度及可能的意义，比如在导师方面，无论是愿做导师还是排斥之都不构成问题，问题是行动，以及这种行动的实际效果，当然其中还是内在着一个标准，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标准，在这方面我更认同于鲁迅。而胡适相对于鲁迅其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其诚实性上，或者说是世俗性。
    我注意到有些人在认识鲁迅与胡适的关系时某种选择性的失明，对于胡适他们注重的是他理论的意义，而他们批评鲁迅时却相反，追问的是效果与内在的动机。显然这里人们在评价鲁迅时运用更高的标准，却又以此来对比两者的高下，这有时让我极为不解，后来我想这大概是源出于生命存在的自我肯定意识，因为这些他们忽视或推崇的东西往往是其自身具有，内在向往或是视为正常的。相对于鲁迅而言胡适在其生活中是一个成功者的形象，而这一点恰是鲁迅所批判之处。这也因此割裂了胡适。
    而在鲁迅与胡适的接受上也有所错位，在现实中应该有更多的人认同于胡适的，鲁迅的曾经一枝独秀是不正常的，对于一般的知识者来说胡适可能更接近他们的生命，更容易在内心里认同，真正意义上的鲁迅是属于少数人，而以前人们对鲁迅的推崇不过是将之作为一个偶像。现在胡适的被关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不过有人认为二十一世纪是属于胡适的，不尽然。从理念与精神存在的意义来看，鲁迅应该更具有历史性，历史上留下来的多是那些超越于个体而成为某种精神、理念载体的人物。不过鲁迅本人是希望速朽的，而胡适对自己的声名与功绩则很自信。若从民众趋利避害的心理倾向上看，人们往往会记住那些美好与阳光的存在，而遗忘黑暗或痛苦的内容，最终我们对鲁迅和胡适的接受都会是有选择的。
    这种错位也体现在很多他们各自推崇者的身上，这也可能反映到他们的影响上。有些推崇胡适的人多会提到鲁迅，并贬低鲁迅——无论是褒贬，现在将他们两个并列本身也算是发扬胡适的一种方法吧。而推崇鲁迅的人并不排斥胡适而希望两者并重。这一点在最近对比两人的书中体现得非常突出，一本是鲁迅研究专家孙郁的《鲁迅与胡适——影响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两位智者》，此书写得典雅稳重；而先是推崇鲁迅后转向胡适的邵建，他的新书《胡适与鲁迅：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文风就有些刻薄，倾向性也很明显，这近似于他所批判的鲁迅。
    而推崇胡适的人在讨论鲁胡的关系时这种非此既彼的态度本身就不符合自由主义的精神，也与他们推崇宽容、平和的态度相去甚远，同时他们往往也采用的是批判，这一点更接近于他们所批评的鲁迅，自然鲁迅的表现并非如他们认识和理解的那样偏激、刻薄。鲁迅在心智上是健全的，这反映在他认识的深刻与客观，我在阅读他的文字时从来没有感到他的偏激，不过他那种认真的态度以及对精神的执着——这在对事物的判断中可能具有不同倾向的人就感受到的是偏激。相反我在很多推崇胡适或批评鲁迅偏激的人身上看到很多偏执的情形，这不是倾向与观念上的，而是心理与认识上的，他们有时达到罔顾事实而不分是非的地步，在对比鲁迅与胡适的关系方面不说，他们为了肯定胡适也会批评在某些方面与之相对的人物，比如宋庆龄、蔡元培等等。
    我对胡适的持续关注在早期就是为了应对人们因此对鲁迅的批评，后来则慢慢转化为对自身倾向的一种质疑与平衡，这也因此更深化了我对鲁迅的认识，确实胡适在现代意义上是一个可以平衡鲁迅的人物。我理解了孙郁在书中平和的态度，我们关注的不再是他们的优劣，而是各自存在的相互镜像的关系，和可能的建设意义。在现实中并非有那种非此既彼的对立关系，更多是混杂的（突然想起柏桦的一句诗：鲁迅也可能是林语堂）。无论是鲁迅还是胡适都是复杂的，我这里对他们的认识与评价是相对的，不是对他们各自独立的认识与判断。
    鲁迅与胡适作为事实性的存在，并没有什么交错的问题，他们之间的这种错位关系本身就是一个认识的问题。作为事实而存在的鲁迅与胡适我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而作为观念而存在的他们也只有在具体的时间或场景中有其价值和问题。从社会的层面上看存在是多样的，有鲁迅也会有胡适，我们只有肯定这种多样性才能保持个体生命的创造性与群体的活力，而不必在他们之间进行互否，同时文化、观念的多样性也是保障一个社会稳定、和谐所需要的。
    在我看来他们两个是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或者说他们在某些方面构成的对立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势不两立的。比如在现实层面上我们要向权势者要求宽容，也要对他们不宽容的行为进行抗争；我们要在制度上约束权势者，但又要给弱势者以自由并保护他们的权利。这看似矛盾但又是内在一致的，是构成一个自由、民主社会所必须的。从这个层面上看，胡适追求的是前者而鲁迅执着的是后者，但鲁迅是力抗强者而同情弱者，胡适这种为强者帮忙的态度并非完全出于尊重弱势者的自由和权利，这反映出他们品性上的差异。当然我们在认识鲁迅和胡适关系上这种对立与互补的关系可以说体现在方方面面，并可深度开发。希望有人写出胡适与鲁迅的无间道来。

童志刚

似乎是发表在《天涯》今年第六期上？

彼亦一是非

鲁迅与胡适生活的环境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对于现实的感知，他们之间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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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断。而这种武断，是许多鲁迷立论的基础。

李大苗

对于这两种人生态度，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感受。求真的人追求的是真实，他们会更倾向于鲁迅，当一个人在我们面前表演时也就把我们当作一个观众，一个注重精神的人是不会感到被尊重的，相反若人在我们面前坦诚相待，这真是一种厚道，这可能也是鲁迅批评胡适演戏的原因。而现实的人关注的是实际上的利益或是面子，他们可能会认同于胡适多一些。这两种人生态度在社会层面上也是各有其问题与局限。
南东 发表于 2010-11-2 20:04

这样的判断，不仅在于缺乏逻辑的武断，而是对第三者，也就是读者的审判了。意思是说，但凡虚伪的人，他们会更倾向于胡适。

绝非行文的方式，而是作者思维的逻辑式。潜台词下，倘若非议作者，当然也就非议鲁迅，那显然就不是”求真的人“。这是非常糟糕的。

南东

多谢童版的加精。

南东

回彼亦一是非：在我看来，你更加武断啊！

南东

回李大苗：鲁迅不是一直有人在非议吗？

tian295

体认得深，有入骨之感！
如此好文，献花！

南东

楼上过誉了，不敢当！
此文从浏览燕谈中获得过不少启发，贴在这里希望得到批评，或是引发深入的讨论。

李大苗

这样的判断，不仅在于缺乏逻辑的武断，而是对第三者，也就是读者的审判了。意思是说，但凡虚伪的人，他们会更倾向于胡适。

绝非行文的方式，而是作者思维的逻辑式。潜台词下，倘若非议作者，当然也就非议鲁迅，那显然就不是”求真的人“。这是非常糟糕的。
李大苗 发表于 2010-11-3 00:33

回李大苗：鲁迅不是一直有人在非议吗？
南东 发表于 2010-11-3 08:48 [url=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62018&ptid=101239][/url]

这就是你的答复么？这算是什么逻辑呢？

这是你说的原话：”求真的人追求的是真实，他们会更倾向于鲁迅，“。这哪是表扬鲁迅呢，极其露骨地在吹捧自己吧。

可是，为着只此一嘴，何必裁缝出那么大的口罩呐！

wolfzhang

这就是你的答复么？这算是什么逻辑呢？

这是你说的原话：”求真的人追求的是真实，他们会更倾向于鲁迅，“。这哪是表扬鲁迅呢，极其露骨地在吹捧自己吧。

可是，为着只此一嘴，何必裁缝出那么大的口罩呐 ...
李大苗 发表于 2010-11-3 16:19

我感觉，这句断言太没根据了。

那我还不如说，求真的人追求的是真实，他们会更倾向于范跑跑呢。

楼主文章很长，有点地方颇受教益，但有些地方也甚为武断。大苗先生说的并不是没道理的。

童志刚

“对于这两种人生态度，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感受。求真的人追求的是真实，他们会更倾向于鲁迅，当一个人在我们面前表演时也就把我们当作一个观众，一个注重精神的人是不会感到被尊重的，相反若人在我们面前坦诚相待，这真是一种厚道，这可能也是鲁迅批评胡适演戏的原因。而现实的人关注的是实际上的利益或是面子，他们可能会认同于胡适多一些。这两种人生态度在社会层面上也是各有其问题与局限。”

——这是作者的一个看法，也许有表达不严谨的地方，但说不上“武断”。胡鲁比较，一般会认为胡较理性，而鲁较感性，理性的人比感性的人更会权衡利益，而感性的人则更多率性而为，前者言行多周密思考的结果，后者言行多直抒胸臆的表达，因此归结到“真实”二字并无不妥。谈利益谈面子并不直接就等于“虚伪”，如此推论倒真不免“武断”了。

李大苗

老童这糨糊捣得很黏膏。

童志刚

老大这评价俺视为表扬。呵呵。

去意无边

生活中、社会里应该有鲁迅、也有胡适，这才是和谐社会。

wolfzhang

一个用春秋笔法写作的人，说话拐弯抹角的，用心机待人的，死也不宽恕的，称之为“真实”，一个朴朴实实写作的人，说话言简意赅的，倒不称之为“真实”，却说成是“虚伪”，要面子。

怪不得我看胡同台妹写的《从台北到北京》，说台湾人很难与大陆的人沟通。因为为了这种真实，沟通的成本太高。就像这次的潇湘晨报事件，谁都知道他用的是春秋笔法，鲁迅笔法，就这样“真实”，也不一样遭致封杀么？

说明了要什么，为了所要的，希望你付出什么。就像合同双方的约定，清楚明了。难道这不叫真实?《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我们的政治主张》《自由中国》。。这些才是真实。才是现代社会最亟需的真实。
--
好，删掉“你们，我们”，反正也是多余。

春雨弯刀

一个用春秋笔法写作的人，说话拐弯抹角的，用心机待人的，死也不宽恕的，你们称之为“真实”，一个朴朴实实写作的人，说话言简意赅的，你们倒不称之为“真实”，却说成是“虚伪”，要面子。

怪不得我看胡同台妹写 ...
wolfzhang 发表于 2010-11-3 22:30

“一个用春秋笔法写作的人，说话拐弯抹角的，用心机待人的”这些跟鲁迅完全无关，照我看来死不宽恕就代表他的真，带有恶的真。

童志刚

什么“你们”“我们”的，你是谁们？为什么不宽恕和为什么要宽恕你知道？你又有什么权利不允许别人不宽恕？真正难沟通的是你（我还真就不信你不是大陆人），虽然这个你也不能说不真实。

wolfzhang

云儿:容忍与不容忍 -- 陈独秀、胡适、鲁迅交往的几件事(ZT)
　　
　　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三个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三颗光辉灿烂的巨星。论政治观念，陈独秀、鲁迅二人比较接近，都倾向于比较左倾激进的革命立场，都比较多地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观，两人都反对胡适的自由主义，反对他的温和路线，反对他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渐进改良观。
　　
　　然而在个人交往上，胡适与陈独秀相知相交二十余年，两人保持了终身的友谊，陈独秀始终信任胡适，他的遗稿最后也是由胡适来整理的。而鲁迅呢，陈独秀被中共开除以后，深受共产国际影响的左派团体视之为仇敌，1929年后成为左联精神领袖的鲁迅，也对陈独秀视同陌路，不再交往，甚至还一度令得陈独秀深受伤害。
　　
　　三人交往开始于五四时期。就个人性格言，鲁迅不怎么喜欢陈独秀和胡适。他曾经写过一段很有趣的文字，比较陈、胡二人的性格：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
　　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
　　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
　　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
　　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
　　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
　　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
　　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在这个地方，鲁迅有点多疑。胡适后来看到这段文字，觉得莫名其妙。1949年胡适离开大陆时，走的匆忙，书信文稿多未带走。研究胡适数十年的耿云志先生，在看过这些大多没有发表也不准备发表的文稿书信后说，胡适真是表里如一，从未用机心待人。鲁迅怀疑人家背后有些什么，却是过虑了。　　
　　在同别人交往时，陈独秀为人剑拔弩张，胡适待人温厚平和。但是这两人私下交往时，有时候情形恰恰倒了过来，倒是胡适主动与他争吵，批评得很严厉，陈独秀则象忠厚长者，微微地笑，静静地听。
　　
　　两人吵得最凶的时候，是在陈独秀成为中共领袖叱诧风云的那几年。焦点是在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和群众运动上面。陈独秀宣称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根源于帝国主义压迫，胡适根本不承认中国的问题有什么简单的根本解决方案，反对“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洋鬼子头上”，更反对群众反帝游行中焚烧报馆等暴力行为。两人在这些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有次辩论到激烈时，平时富有绅士风度，举止温文尔雅的胡适，竟然拂袖而去。
　　
　　胡适后来写信给陈独秀，说：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
　　负责的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我很感怪
　　诧的态度。……《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绝没
　　有被自命为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
　　
　　　　争自由的唯一理由，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
　　不肯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不配谈自由。
　　
　　对于胡适这样严重的批评，陈独秀倒是很有容人的雅量，很少反击。他对胡适，犹如兄长之于小弟，很爱惜胡适之才，尽量避免与他正面冲突，只是设法在文章中从侧面点拨。
　　
　　胡适呢，一生极重友情。他有一句名言：“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当年，胡适还是默默无闻的留学生的时候，就是陈独秀鼓励他发表那篇《文学改良诌议》，并且他自己也发表一篇《文学革命论》与之呼应，大加推崇，可以说对胡适有知遇之恩。最重要的是，胡适知道，他们二人两人头脑中仍然保留着相互容忍的共同底线。正象他1925年给陈独秀信中所言：
　　
　　　　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
　　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我们脑子背后多少还有点容忍异己的态
　　度。……如果连这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
　　友，反而要成仇敌了。
　　
　　1927年以后，陈独秀倒霉了，被共产党开除，被国民党通缉，后来又于1932年10月被捕。胡适对于陈独秀的被捕，向来尽力搭救。当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法捕房逮捕时，胡适气得直骂“法国人真不是东西！”这一回，他协同一批自由派朋友们，尽全力营救，最后也只能做到使陈独秀免于军法审判，交由普通法庭审理。审判当月，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刊出《陈独秀案》一文，公开为陈独秀辩护，称他为“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慧星”，“共产党的异数”，要求当局予以无罪开释。　　

　　这年12月12日，陈独秀从狱中写信给胡适，感谢他和一班朋友奔走营救，再要胡适给他寄一批书，供狱中阅读。还要胡适催促商务出版社早日出版他的书稿《拼音文字》。然而商务出版社碍于政治原因不能出版，胡适乃与赵元任私下里筹集到1000元，当稿费送给陈，供其生活之需。
　　
　　恰巧就在陈独秀被捕后不久，鲁迅参加了宋庆龄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但是左派中向来最讲组织原则。陈独秀既被开除出党，又是托派领袖，自然被共产视若仇敌。在此情形下，民权保障同盟中只有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人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要求释放陈独秀。鲁迅等左翼人士，对陈的被捕，都是不置一词。　　

　　不置一词也还罢了，许多跟这共产国际指挥棒跳舞的左翼文人，还对陈独秀和他的托派大肆攻击。鲁迅不以为然，却也不便公开为陈辩护，只是在陈独秀被捕五个月后，写了一篇《我怎么作起小说来》，文中有如下的话：
　　
　　　　这里，我必须感谢陈独秀先生以及其他几个人，出了很多的力量
　　鼓励我去写小说。
　　
　　虽然只是一句话，但在派系森严而有着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传统的左派阵营里，鲁迅敢于这样说，也是冒着被人戴上托派帽子的风险，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了。要知道，在左派中，托派这顶大帽实在太压人了，虽然鲁迅以前曾经很欣赏托洛茨基，但是从1929年以后，他就绝口不提此人了。
　　
　　鲁迅再与陈独秀发生瓜葛，是在1936年。当时鲁迅与周扬等人就“国防文学”口号发生政治，一个名叫陈其昌的托派分子，觉得鲁迅的立场与他们托派很接近，就给他一向敬重的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批判斯大林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政策，同时寄去他们办的一些刊物，希望得到鲁迅的批评指教，将鲁迅拉到自己一方来。
　　
　　此举招来了鲁迅一篇大大有名的文章《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这篇文章，一面用斯大林的成功，对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后的穷困潦倒大加嘲讽挖苦，一面说指控他们的理论是为日本人所欢迎的：
　　
　　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
　　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
　　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
　　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
　　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
　　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
　　
　　这封信公开发表后，叫陈其昌极为震惊。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是极为坚定的抗日派，最受不了关于他拿日本人钱办刊物的影射。他们这些人，没有经济来源，全靠大家节衣缩食，在狭小的过街楼中办报刊。抗战爆发之后，陈其昌本人从事抗日活动，被日宪兵逮捕，在监狱中受尽拷打，始终不吐一字，最后被塞入麻袋用刺刀戮死，从吴淞口扔进大海。
　　
　　鲁迅此文，在中共和左翼人士之中引发了一场诬陷陈独秀和托派为汉奸的运动。1936年10月5日中共机关报《救国时报》发表长篇报道《我们要严防日寇奸细破坏我国人民团结救国运动---请看托陈派甘作日寇奸细的真面目》，同时在头版头条配发了社论《甘作日寇奸细的托洛茨基派》，诬陷托派和陈独秀为汉奸，其根据就是鲁迅这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从此《救国时报》上出现了全国民众一致声讨托陈派甘当日本汉奸的“消息报道”，遍及全国各地如上海、青岛、天津、北平、广西直到延安抗日根据地。还把报道触角伸向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美国、巴西等地区和国家。诬陷陈独秀为汉奸的运动，就象苏联诬陷托洛茨基为德国特务的运动一样，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狱中的陈独秀得迅，勃然大怒，怨怼地说起鲁迅这位“五四”当年的战友：
　　
　　　　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　　
　　他不知道，这只是个开头。抗战爆发后，共产党竟然要求国民政府用枪决韩复矩的毅然手段，以汉奸罪名枪毙陈独秀！他也不知道，在中共统治下，他的汉奸罪名竟然一背半个世纪！
　　
　　不过陈独秀毕竟是大度之人。他的埋怨，仅仅是一时激愤之词。鲁迅逝世后，陈独秀、胡适对他的评价都挺高。胡适劝阻苏雪林发表文章批判胡适，要大家多多注意鲁迅对中国文学的大贡献。陈独秀写下《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一文，对鲁迅作了中肯的评说：
　　
　　　　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
　　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
　　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
　　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
　　这是我个人的私见。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
　　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
　　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
　　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
　　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
　　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最后，有几个诚实的入，告诉我一点关于鲁迅先生大约可信的消
　　息：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
　　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终。
　　在现时全国军人血战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济敌人以食粮和秘密推
　　销大批日货来认购救国公债的怪现象，由此看来，鲁迅先生的意见，
　　未必全无理由吧！在这一点，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
　　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十二年以后，在共产党解放军横扫大陆的枪炮声中，胡适孤独地在太平洋上一艘客轮中，埋头整理着陈独秀的遗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陈独秀，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位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慧星，经过一段迷惘之后，认定苏联式社会主义必然走向专制，从而重新肯定了自由民主容忍的价值。他在遗稿多次声明“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我要为中国人民说话”。读到这些议论，虽然是在这个山河变色的不幸时刻，胡适仍然为他有这样的老朋友感到欣慰和自豪。

wolfzhang

转:关于梁实秋对鲁迅评价的评价


　　读梁实秋于鲁迅去世几十年后对鲁迅的评价，总的感觉还是一如梁实秋别的文章，平和，宽厚。梁实秋写这篇文章时，大概正值台湾国民党信任危机，凡被国民党所禁的作家，都为时人所好，鲁迅大概也是其中一个（梁实秋说“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并且因为禁得最烈，为台湾青年喜好的程度也最烈。这一点有些象八九十年代，因为鲁迅被神化的久了，物极必反的缘故，所以凡与鲁迅论战过的这时都风靡一时，梁实秋，林语堂，都在其中。梁实秋呢也因此写了这篇文章，因为这种种现实的原因，所以梁实秋写这篇文章必定有这样几个影响因素：一是梁实秋曾经是鲁迅的论敌，故而可能不能改变从前的偏见我，他自已也说，“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二是梁实秋是个宽和的人，所以他会尽量克制一些偏见；三是当时的台湾是国民党统治，作为台湾的文化名人，他不可能有过多的赞同鲁迅的言语，他不是李敖；四是他要照顾到台湾青年的情绪，所以他也不可能有过多的反对鲁迅的言语；五是鲁迅已然故去，对于已经故去的论敌，也比较容易宽容些，倘鲁迅还活着，说的话可能也会不一样些。
　　
　　
　　 梁实秋对鲁迅评价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对个人成就而言。梁实秋认为鲁迅的白话文功底不错，《阿Q正传》太短，但仍不失为很好的作品，“他最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在短篇小说和很少的几本学术著作方面的优秀，大概便是他的论敌，也不反对，他们所说的，只是鲁迅有短制，却无长篇，学术著作也太少。鲁迅当年也就说过，很多人希望我去写长篇小说，作托尔斯泰，但是鲁迅并没有那么做，自然有他的原因，这原因怕也还不止是个人的情绪，个人情绪在小说里也是并非不能渲泄的。与别的世界级大作家相比，鲁迅的创作嫌少了些，但与鲁迅不到二十年的文字生涯相比，并不算轻，甚至与中国同期的其他作家，甚至梁实秋本人相比，都是不轻的。梁实秋似乎也认为鲁迅因为遭际，因为写杂感而不能创作，但是另一方面，又说，“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的鲁迅”，可见倒底不能忘仇。
　　
　　
　　 对于鲁迅的杂感，梁实秋一方面说“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另一方面还是不太以为然，说，“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梁实秋对鲁迅杂感的批评主要有三：
　　
　　一是宅心欠仁厚，其实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论及晚清遣责小说时，已说遣责小说欠仁厚，不及《儒林外史》能以公心讽世，可见鲁迅也是以“公心讽世”为好讽刺的标准的，只是论战之时，开始或者还能客气一下，到后来，双方失去分寸，也是有的事。实际上，当年梁实秋陈西滢写鲁迅的文章，也差不多是极尽刻毒之能事，当年陈西滢曾说，“看了之后也就送进它应该去的地方，说句休已话，我认为它根本就不该从那地方出来”。况且，梁实秋的宽厚，不仅对于同僚朋友，也对于重庆的雅舍对面夜夜笙歌的孔公馆，刻薄是鲁迅之长，也是鲁迅之短，此刻薄让鲁迅伤人，也伤已，才过天命便已逝去，梁实秋的宽容是其长，也是其短，宽容有时何尝不会“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比如对于北洋执政府面前的惨案，梁实秋就比较地宽容些。
　　
　　二是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鲁迅的杂感多个人攻讦。鲁迅的杂感其实尽多“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比如《流氓的变迁》之类，但因为是有感而发，而鲁迅作文时，往往把这因何而感也写出来，常给人以为影射。并且若杂文攻击“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往往放空，倒不如攻击具体的人和事来得有力。我看过现在的一些杂文，总觉得少了什么东西，细细看去，才发现正是这些杂文攻击的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所以也没有人真当成一回事了，就象对张三说，人么，就是那么个东西，说过也就说过了，若说，男人么，没一个好东西，张三是男人，可能略有不快，辨别两句，若说张三不是好东西，他就会大怒了，你再说出一二三条来，他的原形毕露，更会老羞成怒。有一个写反腐杂文的在写了几年之后，就决定封刀，因为腐败不仅因为他的文字而略减，并且还无视他的文字而日增。梁实秋倒底不长于杂感，所以未必明白其间奥妙。
　　
　　三是鲁迅杂感无章法。在这一件上，梁实秋以为短的，我却以为长。鲁迅写的叫杂感，旁人写的有章法的叫杂文，一字之差，却道出了很多堂奥。杂感因为是有感而发，言于所当言，止于所不得不止，因病处方，辨证发药，药都是因为具体的病而发，当然也更容易一针见血。而杂文则要全面考虑，说一个人坏的时候，先要说他的好，说胃部有病，先要说肺部正常，难免因为考虑过多，反在主要的方面精力不济。杂文好比有招式的武功，练习起来比较方便，作为教学范例当然不错，但也因为有招式，作战时反倒可能成为桎梏，因为招式必有破绽，若能为敌人所破，损失也更重。而杂感就好比独孤九剑，全无招式，所有的招式都是因敌而生，学至佳处，无人能敌，自然，非其人也是学不到也学不好的，这种法子也是一种心剑合一的法子，招式便是人，人便是招式。鲁迅就是最文如其人的一个，因为文便是人，所以论争起来，也最有力，但也因为文便是人，伤人的同时，也伤了自己。
　　
　　
　　 二是对鲁迅的人格。梁实秋说，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这是不错的，又说，鲁迅只是一个旧公务员，这句话也有些相近。鲁迅孝顺母亲，但母亲却给他“误进的毒药”，他原指望能在北京的大宅子里尽一个长子的责任，他这时还在做着大家庭的期望，结果却是兄弟反目，很多人还因此嘲笑他，他寄希望于革命，但革命的现实却叫人绝望，《呐喊》了之后还要《彷徨》，他寄希望于青年，但青年最后却常常“在吃了我的奶和血后，反来嘲笑我的瘦弱”，鲁迅死之前曾说，“一个也不宽恕”，可见其绝望与决绝。但鲁迅的绝望并非仅仅因个人的遭际，怨愤也并非仅仅因个人恩怨，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读到的就不是今日的鲁迅了。鲁迅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的悲喜是并不相通的，对面的船上有人唱歌，楼下的病人在哀号，隔壁的妇人在哄婴儿入睡，而我只觉得吵闹”，鲁迅若与他人的悲喜有相通之处，也可能有兔死狐悲的成分，因为童年屡受冷眼，品尝着生命被漠视的滋味，所以对于别的生命的被漠视也格外敏感和悲愤。梁实秋看他的文章，家境是不错的，亲友间不管真假，柔情脉脉的面纱总是戴着的，所以对于下层社会的苦痛，也多半认识不足，以至于说，“一个人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总可以获得相当的财产”，那些卖儿卖女的，在包身工生涯中过着猪一样的生活的人，只是因为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
　　
　　
　　 梁实秋说鲁迅只有一腔怨气，没有正面的主张。鲁迅的弟弟周作人说过一句话，“好思想都写在书上，一点儿未曾实现过，坏事情在人间全已作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这句话大概可算作一种解释。鲁迅没有正面的主张，一是因为找不到，二是因为找到了也一定不能实现。儒的法子不可谓不好，马克思的学说也不可谓不精采，但总是落到给人误解给人扭曲给人利用的下场。当然鲁迅到最终也并没有放弃，他说的“中国的脊梁”，一方面是他也会如这些人一样“死而后已”，别一方面也是隐隐约约地给出了一种主张。虽然他没有找到一种可以实现的主张，但却批判了更多荒唐的无谓的胡涂的主张，便是对共产主义，也是有所保留，总是能让那些被“理想”迷惑的人一些警醒罢。从政府角度来说，缺少正面宣传，缺少积极意义，并不是什么好事情，但从国民性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东西。中国人一向太乐天了，太善于瞒和骗，太善于在残酷的现实中做着明天会更好的梦了，太善于忘却痛苦以至于痛苦一再重演了，所以对于鲁迅，很多人看不下去，也有一些人爱不释手。
　　
　　
　　三是与共产党的关系，梁实秋所论基本不错。“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与苏俄的冲突，我没有认真看过这段历史，不太清楚。但鲁迅毕竟不同于郭沫若，他没有批评共产党未必是因为后路，而是因为对苏俄和中国共产党还抱着带保留的期望。鲁迅一直没有到过苏俄或根据地，若去过未必不会发生冲突，若活到一九五七年之后，更未必不会成为一个比胡风吴晗等人更大的右派。
　　
　　
　　 四是鲁迅没有一种文艺理论，没有健全的思想，感情用事，“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其实只能说，鲁迅没有大块的文艺理论，鲁迅倒象古人的诗话，零零星星，散落在《中国小说史略》、《呐喊自序》等和杂文之中。其中最多的还是杂文，比如论及魏晋文章的那篇，“尚通脱”就是他的一个主张，他自己的文章也的确是很通脱的，有什么便说什么，嬉怒笑骂，皆成文章。鲁迅的思想也是这样，只是没有大部头，也是散落在各处，我们自然也可以从他的杂文中找到，不仅不肤浅，反倒似看透了人生社会的一切人和事。鲁迅的态度未尝没有偏激之处，但却不是“只是一个偏激”，很多时候，只是爱之太深，则责之太切。其实用鲁迅自己写过的一篇散文来说他可能更合适些，他是冰山下的火焰，或者如一句流行歌词，“外表冷漠，内心狂热”，他的热情都在冷静之中，他的希望都在绝望之中。
　　
　　
　　 让一个人去评价另一个人，另一个称得上丰富的人，是很难的，如果这个人又是他的论敌，那就更难了。正如梁实秋自已所说，“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但是又有这样一句话，最了解你的人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敌人。梁实秋虽然“可能不公道”，他的话却比别有用心的利用者头脑简单的崇拜者更有用些。他指出的几点，比如创作太少，比如缺少正面的主张，的确是一件憾事。若没有这样的有“费厄泼赖”精神的论敌，我们非但不能超出鲁迅，并且也永不能真正认识鲁迅，只能跟在鲁迅的身后。比起王朔对鲁迅的攻击，比起网上到处可见的对骂，梁实秋的文字是相当的难得，相当的叫人敬仰。

彼亦一是非

回彼亦一是非：在我看来，你更加武断啊！
南东 发表于 2010-11-3 08:48

根据阁下说的从燕谈关于胡鲁的争论中得到了启发，我认为阁下应该看过我那篇《易碎的情感》。在拙作中，我已清楚点出胡适对时局究竟作何观感、如何判断，很明显，和鲁迅是迥异的。所以阁下说我武断是没道理的，而阁下文中所言恰恰被我于无意间反驳了。

我之前还说过，把鲁迅所感受到的黑暗、阴郁作为证据，倒推出那个时代很黑暗、阴郁，属循环论证，逻辑上就站不住脚。何况，鲁迅在这方面的证词可信度极差。就以他离开北京去厦门为例，明明是为了和许广平的事，却说成是受了现代评论派的迫害。隐瞒私事本是他的权利，但以抹黑别人隐瞒真实目的，这算什么行径呢？我们还可以看看在三一八惨案中、人权论战中、陈独秀被捕案中、民权保障同盟案中，鲁迅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最后我还真想武断一下，不惮以最恶劣的心思猜一下：自从鲁迷们发现胡适斗不臭、斗不倒之后，就改变策略，宣称鲁迅能和胡适“互补”，两者并肩，缺一不可。而在我看来，这就是贬低胡适、歪曲鲁迅。至少你们所尊崇的教主本人，是不会答应的。

春雨弯刀

转：读胡风《鲁迅先生》长文有感

郑超麟

　　不记得是哪一位西方哲人的名言：著作家有二重生命，他死后，他的著作还能在社会上发生作用。历史上不乏先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在社会上发生了巨大的作用，死后，他们的著作又能指导一九一七年的俄国走上了世界革命的道路，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相比，胡风自然是小而又小的著作家。我被国民党逮捕以前还不知道胡风（张光人）的姓名，出狱后才知道他是鲁迅的一个学生，同鲁迅关系密切；但我在解放后被捕以前从未读过胡风的一篇文章。就是这样一个著作家也能证验上引的「名言」：他死前，一九八四年，写的这篇《鲁迅先生》长文，在他死后若干年，一九九三年，初次公开发表时（见＜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三年第一期）也能在中国社会上发生了重要的作用，即解决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政治斗争史上一件公案——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公案。
　　一九三六年，鲁迅去世前不久，我的老朋友陈其昌，化名陈仲山，写信给鲁迅，并寄了一批托派出版物给鲁迅。鲁迅回答了这封信。信中暗指中国托派为日本特务机关收买的汉奸。
　　当时我关押在国民党的监狱中。那里看不到日报，但书和杂志是可以送来的。我在一位「难友」家属送来的一本杂志中看见鲁迅这封答信。
　　我当然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当然不赞成陈仲山写信并寄出版物给鲁迅，但对于鲁迅这封答信特别反感。鲁迅不是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话么？他不是一向反对国民党御用报刊上常常出现的「卢布说」么？他为甚么自己用「日圆说」来辱骂人呢？他有甚么证据呢？信中唯一的证据就是说：托派寄给他的是「很整齐的刊物」。一个地下活动的党派，难道非接受外国间谍机关收买就不能出版印刷「很整齐的」宣传品么？（何况当时寄给鲁迅的刊物都不「整齐」。我有当时主持印刷工作的林华同志死前写的一篇专讲印刷工作的回忆文章，必要时可以发表。）
　　鲁迅这封答信贬低了他在我心目中以前的地位。我想，中国文人对于更强大的敌人用的是一种论调，对于更弱小的敌人用的又是另一种论调，由此不必过于苛求鲁迅。
　　我出狱后，知道陈其昌同志写这封致鲁迅信时，别的同志都不赞成。我又知道有些同志对于鲁迅特别反感，我曾劝告这些同志不必如此。
　　解放后，鲁讯这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被编入高中语文教科书了。因此全国凡受过高中教育的人都把「托派汉奸」深刻在心灵中。
　　我的老朋友楼子春，本是文学青年，崇拜鲁迅的。他解放后定居香港，出版了一本论鲁迅的书，又发表了多篇有关鲁迅的文章。他特别注意鲁迅这封信后附注的「O.V.笔写」，他又从知情人那里知道O.V.就是冯雪峰，又知道「笔写」二字并非常人所理解的「鲁迅口述，雪峰笔录」之意，而简直就是雪峰代替鲁迅拟的这封信，在病榻前念给已经不能执笔的鲁迅听，鲁迅点头，就作为鲁迅的信发表了。
　　我并不重视这个细节上的区别。这封信，即使不是鲁迅亲笔写的，即使冯雪峰以自己的意思代拟的，但鲁迅听了，点了头，对于此信，鲁迅就应当负全责。
　　孙文一九二五年在病榻上，自己不能执笔，汪精卫以己意替他代拟遗嘱，念给他听，他点了头，于是就成为「总理遗嘱」。国民党统治下，不是每次开会以前都念「总理遗嘱」么？即使汪精卫做了汉奸，「总理遗嘱」仍照念不误。
　　可是，胡风这篇长文也有一节专写鲁迅这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怎样出台的。
　　原来，鲁迅听了冯雪峰事先替他代拟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他虽然点了头，但只表示基本同意而已。
　　试看胡风是怎样说的：

　　口号问题发后，国防文学派集全力进攻。冯雪峰有些着慌了，想把攻势压一压。当时鲁迅在重病中，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谣言，竟以为这是可乘之机，就给鲁迅写了一封「拉拢」的信。鲁迅看了很生气，冯雪峰拿去看了后就拟了这封回信。「国防文学」派放出流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托派的口号。冯雪峰拟的回信就是为了解消这一栽诬的。他约我一道拿着拟稿去看鲁迅，把拟稿念给他听了。鲁迅闭着眼睛听了，没有说甚么，只简单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
　　冯雪峰回去后，觉得对口号问题本身也得提出点理论根据来。于是又拟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约我一道去念给鲁迅听了。鲁迅显得比昨晚更衰弱一些，更没有力气说甚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
　　由此可见，这一封信和这一篇文章，说的是同一个问题，是分不开的。这信和文章，据胡风这里所说，不仅不是鲁迅的口述、雪峰笔录；也不是鲁迅起意写的，而是雪峰自己要写，写好再用鲁迅名义发表的。
　　冯雪峰念那封信给鲁迅听后，鲁迅没有说甚么，只简单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雪峰念那文章给鲁迅听后，鲁迅照样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但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
　　最可注意的，是胡风接下去说的话：

　　一道出来后，雪峰马上对我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　　
　　他的声音惊醒了我，觉得有点意外。
　　现在我们知道这封有名的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怎样出台的了。原来，一九三六年，鲁迅在病榻上已经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值此时陈仲山的信寄来了，鲁迅看了生气，冯雪峰便拿去看，并不是鲁迅授意之下，代拟这封信，同时又代拟了一篇与此相关的文章，念给鲁迅听。鲁迅听了都不说话，只点了点头，还略略现出不耐烦的神色。随后就以鲁迅口述，O.V.笔录的形式发表了。
　　鲁迅点了点头，是否表示同意呢？他基本上是表示同意的，但并不全部表示同意。
　　鲁迅此时需要同托派划清界限。他正在被人戴上「托派」帽子，而他并非托派，他有必要同托派划清界限。为了表示自己也反对托派，是否非「以辱骂当战斗」不可呢？是否非采用「日圆说」为武器不可呢？
　　胡风说：「鲁迅在思想问题上是非常严正的，要他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这时候绝不可能深思熟虑）的思想观点担负责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
　　由此可见，在冯雪峰代拟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用辱骂代替战斗，用「日圆说」代替「卢布说」，这二方面，鲁迅本人实在不能负责。
　　可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冯雪峰代拟的这封信，被人利用来作反托的宣传，其着重点恰好不是放在鲁迅必须同托派划清界限上面，而是在「辱骂」和「日圆说」上面。
　　冯雪峰代拟了那封信和那篇文章之后，鲁迅的病情渐渐好转了，能够说话，也能够同别人商量问题。在这个时候，胡风就问他：「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的笑了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原来，鲁迅所谓「语气」是包含文字形式和思想内容说的。
　　陈仲山的「愚蠢」就在于文学上崇拜鲁迅，而不理解鲁迅的政治思想。鲁迅不会明白中国大革命的争论是非，以及国际共产主义战略思想争论的是非。这样的人是无法「拉拢」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有几位历史家着文辨明陈独秀井未领取日本间谍机关的每月三百元津贴了。于是冯雪峰代拟的鲁迅这封信便失去了根据。此时有一部分人为了保卫鲁迅，便提出一种说法，即说：鲁迅此信并未实指托派是汉奸，不过在信中警告托派：你们这样滑下去总有一天会堕落为汉奸的。
　　这样「保卫」鲁迅，是无济于事的。难道鲁迅这封信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宣传，以至于编入高中语文教科书中，只为的「警告」托派不做汉奸么？何况毛泽东本人曾经明白说：鲁迅先生说过了中国托派是汉奸（见解放初年胡风在湖北办的一个刊物上转载的一篇毛泽东文章）。
　　今天，不仅大家都知道陈独秀领取日本间谍机关的津贴，是谎言；而且从《毛选》第二版第二卷第五一六页的一条新注知道，所谓「托派汉奸」只是出于共产国际的一个「错误论断」了。但鲁迅集中这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为甚么会暗指托派是汉奸呢？如果说是警告，托派并没有理会鲁迅警告，而按照自己的方向走去，结果并没有成为汉奸呢？大家还无法解决；幸亏胡风死后若干年初次发表的这篇著作，才替我们解决了这个疑问。胡风死后还能以他的著作解决了五十多以来的历史公案。原来，暗示托派为汉奸的话，并非鲁迅自己的意思。鲁迅如经过深思熟虑的话，是否可以同意冯雪峰代拟的那些违反鲁迅自己原则的暗示的话呢？我们还没有证据。
　　读了胡风这篇《鲁迅先生》长文，顿使鲁迅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高大起来，回到了我在国民党监狱中看到这封有名的信以前的地位。
　　冯雪峰告诉胡风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胡风说，他听后感到「有点意外」。我则认为冯雪峰这些话不是贬低鲁迅，而是在我心目中提高了鲁迅的地位，知道了我们中国的高尔基毕竟高出于俄国的高尔基。我的残余的爱国主义将会引此以自豪的。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南东

回李大苗：你这么介意我个人的一个看法，让我有些惭愧；不过你对我那一段话的理解比较个人化。

南东

回彼亦一是非：我们可以理性讨论这个问题，不必情绪化的。

舒雨湖

最近几个文章显示：走出个人崇拜，不以一己好恶定论，这现象满健康。如果拥某派和拥某某派一直掐下去，实在没什么增益。

李大苗

回李大苗：你这么介意我个人的一个看法，让我有些惭愧；不过你对我那一段话的理解比较个人化。
南东 发表于 2010-11-4 08:44

倒不是那么介意你个人的一个看法，而是介意你个人的这么一个写法。

倘若文题是《鲁迷与胡迷的无间道》，倒是抖擞几分阅读的谐趣。

可是呢，你这样的文题，读着读着才发现，原来挂着山羊，卖地羊。

南东

我想李大苗先生若写这样的文章，我会有兴趣看的。

南东

我希望看到有利于胡适的材料，或是指出此文文献上的不足，而不是态度之争，我对胡适和推崇胡适的人都无恶感。
另楼上的一些燕友我就不再一一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