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想起了鲁迅、胡适、钱穆（转自：朱学勤）

九船城

想起了鲁迅、胡适、钱穆

朱学勤
　

　
　　我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想起钱穆，不太想得起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
　　
　　对鲁迅，我的认识有过反复，感情上有过起伏。60年代至70年代是信奉，80年代则是怀疑、疏离，甚至有点厌烦。80年代最后一年起，才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
　　　
　　在片面信奉的年代所形成的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无异于一场包办婚姻。除了意识形态读物，你能够读到的另一种读物就是鲁迅，你对20世纪上半叶的了解如果不满于教科书的灌输，那就去读鲁迅全集后面的注解。由此产生的热爱，是盲目的热爱，没有经过选择的热爱，与包办婚姻有什么两样?包办婚姻是不牢靠的，很容易被第三者插足。80年代一来，有多少精神世界的新鲜第三者打将进来?由此产生包办婚姻破裂，出现另一种选择，完全正常。经受了80年代的冲击，还固守在原来的状态，并不令人尊敬，而是一种很可怕的状态。
　　
　　80年代结束，所有搅动起来的东西开始沉淀下来。这时逐渐对鲁迅发生回归，发生亲近。此时回归，可以说是痛彻心肺之后的理解。他那样肃杀的文风，我一度以为是他个性所然，后来方明白是那样的现实环境逼出了那样的文风，甚至可以说，是那样的时代需要那样的文风。他正是以那样的文风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黑暗。反过来，现在读林语堂，读梁实秋，你还想象就在如此隽永轻淡的文字边上，发生过“三．一八”血案，有过“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当然，在那样的心境中，鲁迅也消耗了自己。他是做不出也留不下钱钟书那样的学问了。
　　　
　　我怀念鲁迅，有我对自己的厌恶，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才迫使自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
　　　
　　此外，还有一个私心所为，那就是对文人趣味的厌恶。这可能是我的偏见。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多多少少都会读到那股熟悉的气味，惟独鲁迅没有。而鲁迅，本来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有资格过上那种精巧雅致的文人生活。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通常是文人用以吟花品月的地方，他填上的是几乎老农一般的固执。他是被这块土地咬住不放，还是他咬住这土地不放，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出自中国文人，却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中国的文人传统所腐蚀的人。这是一件很平淡的事，却应该值得惊奇。
　　　
　　我曾经以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苛求过鲁迅。后来才明白，在一个没有宗教资源的世俗国度，鲁迅坚持在那个世俗精神能够支撑的高度上，已经耗尽了他的生命。想想看，中国人成天念叨鲁迅，有无一人敢于继承他的精神、他的风格?仅此一点，就说明了全部。人人都能谈鲁迅，却是把鲁迅高高挂起，把人晾在高处，任其风干。鲁迅的生前并不快乐，鲁迅的死后更为凄惨。
　　　
　　鲁迅是留下了缺憾的。
　　　
　　现在知识界用以平衡鲁迅的是梁实秋，是林语堂，是周作人。
　　　
　　而我以为，真正能够平衡鲁迅，在鲁迅之外树立另一价值坐标，同时也不辱没鲁迅的是胡适。
　　　
　　胡适的一生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一生。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以与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坚持了60年，同时不失坚定。他既未被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又未被逃避那一时代的文人情趣所吸引。他完全有理由走向这两极的某一极，但是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仔细想想，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60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胡适的性格，与这一性格生存的60年环境放在一起，才会使人发现，这也是一件值得惊讶的事。　
　　
　　胡适学术建树一般，但大节不坠，人格上更有魅力。鲁迅生前对他有过苛评，但在鲁迅死后，当后人问及胡适对鲁迅的评价时，胡适却告诉来者，不能抹煞周氏兄弟在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贡献。雷震一案发生，胡适原来对雷震那样的活动方式有保留，用今日某些人合情又合理的标准，胡适完全可以袖手旁观，指责雷震犯了“激进主义”病症。谁也没有想到，当被问及对此事的反应时，胡适竟然那样动了感情。他当场以宋人杨万里诗《桂源铺》作答：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等到前头山脚尽，　
　　　　堂堂小溪出前村。
　　　
　　我曾经与一位学界老人谈论此事。老人当时正病卧沉榻，突然从床上坐起，口诵此诗，热泪盈眶!
　　　
　　我还时时想起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那样的书名，未及开卷，就让人体味到儒家的生命观照，是那样亲切自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精神生命则发育于师友。两种生命皆不偏废。
　　　
　　学者需钱穆的学术专著，一般读者仅钱穆回忆录即可获益匪浅。钱穆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著称，他的回忆录本身就提供了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可信注解。
　　　
　　钱穆没有读过大学。但是他在苏、锡、常度过的小学、中学生涯，同学中有刘半农、陈天华、瞿秋白，教师中有吕思勉等，一时人文之盛，令今天的牛津、剑桥的博士都羡慕不止。
　　
　　1941年夏，他回乡省亲，当时声望已不在吕思勉之下，吕思勉邀其回母校常州第五中学讲演，钱穆恭敬从命。一代国学大师，与当年的师长比肩而立，竟句句以学生自居。他谆谆告戒那些年轻的校友：
　　　
　　此为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讲演。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求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旁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
　　　
　　钱穆在学问上与新文化运动分道扬镳，但是他公正地感谢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提携了他。顾颉刚回苏州探亲，发现了钱穆的才华，推荐他进燕京大学任教。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是中学教师，一步登上了大学讲台。后来，他与胡适失和，但并不影响胡适聘他任北大教授。所有这些回忆，反过来该能纠正一些时令学人对新文化运动及其人物批评过盛?　
　　
　　鲁迅，胡适，钱穆，三人之间，一个与另一个相处不睦。然而他们却构成了30年代知识界的柱梁。我们是喋喋不休地重复梁实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茶、林语堂的菜谱，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的学生，我们曾经有过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三者合一，应该成为我们向学生介绍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主要形象。那是一个已经逝去的铁三角，他们凝视着这个轻佻的当下，沉默不语。
　　

九船城

    朱学勤，复旦大学史学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书斋里的革命》、《被批评与被遗忘的》等。在中国思想界论战中，被视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

九船城

我觉得这才是自由主义的态度。

zoufeng_1234

谢谢九船城转这样的好帖子。朱学勤也是我喜欢的学者和作者。看过他《书斋里的革命》，更因为他在“中国思想界论战中，被视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

我一直在试图读懂鲁迅。闵老师也说了，相比之下，胡适比较通俗易懂，而鲁迅更容易被误读。朱学勤的文章，把鲁迅，胡适，钱穆看成一个铁三角（真善美？）至少是一种新意，因为摆脱了拥谁抑谁的问题， 我觉得朱学勤可以帮我读懂一点鲁迅。

我反复看了文章中对鲁迅和胡适的直接评价，因为我想对比一下朱学勤对两人的评价，发现了一个问题：我发现可以比较容易的找到朱对胡适的直接评价，比如：

“胡适的一生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一生

......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

胡适学术建树一般，但大节不坠，人格上更有魅力.”

如果要我总结，我可以说出胡适的特点是：态度温和从容，批评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富于人格魅力，坚持自由主义，等等....

但是当我试图去根据朱学勤的原文去总结鲁迅的时候，却发现十分困难，就是找不到可以被总结的直接了当的评价，都是游移，飘忽的一些句子：

“......在一个没有宗教资源的世俗国度，鲁迅坚持在那个世俗精神能够支撑的高度上，已经耗尽了他的生命...

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通常是文人用以吟花品月的地方，他填上的是几乎老农一般的固执。他是被这块土地咬住不放，还是他咬住这土地不放，已经无关紧要....

....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才迫使自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

如果我是一个语文课堂上的学生，被老师要求根据朱学勤的文章总结鲁迅的特点，可能我只能交白卷，或者直接把原文抄一遍交给老师。

朱学勤到底读懂鲁迅没有呢？如果他读懂了，作为一个教授，他应该用浅显的方式告诉我们这样的普通读者：鲁迅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在他表示读懂以后写的东西还是这么玄乎呢？

这是我读了主帖遇到的一个真实的问题。

网事情缘

只要读到鲁迅就读不懂、不明白了，这也是个很有趣味的现象。

兮兮

如果我是一个语文课堂上的学生，被老师要求根据朱学勤的文章总结鲁迅的特点，可能我只能交白卷，或者直接把原文抄一遍交给老师。

朱学勤到底读懂鲁迅没有呢？如果他读懂了，作为一个教授，他应该用浅显的方式告诉我们这样的普通读者：鲁迅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在他表示读懂以后写的东西还是这么玄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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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才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

九船城

对于已故先辈，我们能考虑的是，先辈究竟留给我们多少精神上的遗产，或多或少，或大或小。

国人的精神遗产，并不多，但绝不止这三位。

鲁迅的价值是批判精神，对现实的批判，应该是最有现实价值的。

朱先生原文中“他们凝视着这个轻佻的当下，沉默不语。”本人很是喜欢。

边走边唱

再回到那个年代，突然感觉当下时代的贫瘠，莺歌燕舞式的死寂……

童志刚

原帖由 九船城 于 2007-8-9 20:50 发表
我觉得这才是自由主义的态度。

赞同。我觉得这才是一种正常谈论人事的态度。

橙橙

朱学勤：鲁迅的思想短板
70年后谈鲁迅———已经是争议而不是盲信，这一步来之不易。倘若鲁迅活到今天，他首先高兴的应该是争议，而不是磕头作揖。他留给后人的遗产是精神，不是商业或学术利润。满城鲁氏广告，以及为商业利润阻止人们对鲁迅的争论，只能证明鲁迅生前即开始疏离那座城市，确有几分远见。这个人也不会希望围绕一本书、一个人形成一个“学科”，养活那么多文学教授，这从他当时对“红学热”、“红学界”保持距离，大致可以推断。亦可见他如何嘱托后事：第一，后代不可做文学家，尤其不可做空头文学家。所谓“空头文学家”，倘不伤害文学，一个最浅表的解释是，没有文学作品的文学家，以及通过文学评论做成的“思想家”。第二，希望他的文字“速朽”，“死后埋掉”，“拉倒”。大文豪留下如此遗言在文学史上十分罕见，几乎是一份反文学遗嘱，口气之绝决，显然反映他对一生从事的文学事业是如何绝望，此外，也是要堵死身后文学界对他各种方式之利用。前一点周海婴做到了，后一点许广平没有做到，形格势禁，她也做不到。如果鲁迅能看到自己的遗骸，上面爬满“鲁学家”而且是密密麻麻，由此产生与“红学界”紧邻的一个“鲁学界”，这个本身就活得不快乐的人，只会在死后增加一层痛苦，痛苦得抽搐。

　　鲁迅精神不死，能够活到今天的遗产只有一项：对当权势力的不合作。胡适晚年曾回顾五四之后分手的两位同道，说他们倘若活得足够长，一定会殊途同归。说陈独秀的那一句很对，说鲁迅的那一句则靠不住。即使鲁迅与胡适齐寿，能证明“是我们的人吗”？这句话对一半，错一半。对的这一半，对应鲁迅这一份精神遗产。错的那一半，正好与当今“鲁学界”所回避者重合，大多可商可议，甚至是可歌可泣———

　　经济学解释。读鲁迅日记，恰如读鲁迅遗嘱，满篇皆为“阿堵物”，令文学青年添堵。毛泽东对鲁迅赞不绝口，但他肯定不会有耐心读完鲁迅日记。尽管鲁迅和他一样忽视经济自由，尤其是制度层面的经济自由，但是鲁毕竟与他有一点不一样：毛个性张扬，支撑他的是天子特权，鲁迅个性独立，要依靠他自己小心打理财务，并没有“特别会计室”在身后伺候。于是我们看到毛泽东能攒下200万稿费，这在消灭私产的年代，几乎是中国最大一笔私有财产，而鲁迅每天晚上却要在灯下记录钱进钱出，一丝不苟。鲁迅反对当时的经济制度，但那样的制度在形而下层面却支撑他完成写作，他一刻也离不开那样的制度。他不避后人毁誉，认真记录“阿堵”，这一点做得很磊落，至少能证明他生前就没有死后可登祭坛的小九九。这些形而下记录是被一个经济学家揭示的，难以进入文学家的视野，他们还在悲愤地说：鲁迅吃的是“草”，吐出的是“奶”！这部日记却告诉后人，鲁迅吃的不是“草”，而是“奶”，而且是自由经济的“奶”，而不是统制经济的“草”，否则，我们就不会有“鲁迅”，只会有“鲁学界”。

　　教育史解释。中国是在1905年废了科举，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科举制废墟上突然矗立起全新教育体系，这是本国教育史的奇迹，也是世界教育史的奇迹。这一现代教育体系，既有民国初年一代“海归”通体合作，也有英美派与日俄派的迅速分裂。分裂从属于更为宽广的世界史背景，但在当时却烙有很local的省籍情绪。鲁迅前半生是这一体系的受益者——脱离教育界多年，还享受教育部300银元的“奶”，但就整体言，他是这一体系的出局者。他后来对大学体系的刻薄嘲讽，未必是文化批判的精品，但从教育史来读，却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史料，可征可信。
社会学解释。上述分裂与社会转型有关，昔日转型今日再次启动，因为有重演，反而能更清晰地看清前一幅画面。邓小平解决香港回归提出“一国两制”，但就大陆本身言，却是“一制三国”：沿海中国、内陆中国和边疆中国。社会转型无论是初次、再次，或者还有第三次，这“三国演义”都是渐次递进，从一个沿海“大外滩”扩及至内陆中国、边疆中国。“大外滩”无论发展快慢，或有无特区、租界，吸收能力总是落后于内陆与边疆失学、失业者的蜂拥而入，两者之落差，当年是革命源泉，今日成网络口水，“愤青”变着脸出现。只不过当年的“愤青”按照“政治正确”，是一定要称为“文学青年”或“进步青年”的，那时尚无“愤青”、“愤老”此雅号，也没有“北漂”、“南漂”之分途。胡适乃五四之父，只能满足“余永泽”，不能吸引“林道静”，跟不上五四之后越演越烈的“丘九”潮流(“丘八”之后有“丘九”)，那是他活该倒霉，命中注定“暴得大名”者，必有社会学困境。鲁迅之不幸，是在上述争逐中出局，鲁迅之精敏，是他始终不离开沿海中国，就在“大外滩里”守一个小孤岛———租界“且介亭”，这就守住或开辟了沿海中国里的内陆中国。试看萧红、萧军之秉性，今日北大、复旦中文系的旁听生中并不乏见。“林道静们”今天是要受大学正途歧视的，于是就到网络上去泄愤，但在当时却有一个“且介亭”可以挤进去取暖。那时在上海发生报刊文人与教授集团之争吵，这一恩怨延伸到“文革”初期才有个了断。1966年是左翼文人从报刊上发难开始，讨伐大学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一幕可解为百年棋枰，内陆中国对沿海中国终于从文学上“收官”，出局者回来收拾残局，确实是“笑”到了“最后”，“笑”得“最好”。那时当然有毛泽东更为深刻的政治谋略，以及1949年以后特有的意识形态话语，但就历史纵深言，“大批判”发端于报刊，教授集团在大学校园里戴高帽敲锣，这两幅画面皆可从1930年代那一个回合中找到遥远伏线。

　　政治学解释。这方面说得最多、评价最高者，非毛泽东莫属。尽管他知道鲁迅生前在他诗词中读出过“山大王气”，但还是不吝笔墨，讴歌鲁迅为“空前的思想家”、“空前的民族英雄”。这么高的评价，今天连鲁迅的后人都不太好意思在70周年纪念中再次引用。但毛泽东也是坦率的，比所有的“鲁学家”都可爱。1957年在上海，他坦言如果鲁迅还活着，要么是保持沉默，要么是呆在监狱里，这句话能给毛泽东与鲁迅的政治关系盖棺定论。鲁学界现在很为难，为维护这两面，尽可能不损害其中一面而大费周章。鲁迅晚年一再声明他是要听“将令”，写“遵命文学”的，如此支持“左联”事业，为什么这一支持只能被利用，而不能贯穿始终？也许可以这样辩护，他们也确实这样辩护了：这能证明鲁迅追求的是民主，故而胜利后才有那样的困境。如此“民主”辩护，不符合鲁迅思想原貌———他生前信仰的“超人意志”而不是“愚民当家”；同时也损害毛泽东形象———既然称人为“空前的民族英雄”，为什么要让这样的“民族英雄”胜利后保持沉默？即使牺牲毛泽东形象，也还是回避不了对鲁迅的诘问：五四那一辈他有很多同道，为什么其他人的民主追求不可能被利用，惟独鲁迅能？这一问题已经出现，毛称鲁迅的骨头最硬，谢泳发问：为什么最硬的骨头会成为打人的棍子？辩护者说，这是鲁迅身后事，与鲁迅无关。若果我是谢泳，一定追着问：胡适未见得“软”，陈独秀则更“硬”，同样也有一个“身后”，为何他们没成为、也不可能成为打人之“棍”？

　　思想史解释。作为“空前思想家”的鲁迅，短板恰在思想，而不在其他，他的杂文艺术确实是最好的。鲁迅之坦率不亚于毛泽东，曾坦言他的思想支撑是“个人的无治主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思想史上很严肃的一个学派，19世纪曾与马克思主义同床共眠，虽同床异梦，却为后者争取到数不清的激进青年，尤其是文学青年。无政府主义席卷五四一代，是重演19世纪欧洲思想史的老版本，也是为马克思本人深恶痛绝的一幕。那时是马克思主义第二次进中国，并不是第一次，为什么能突破辛亥前第一进中国之困境？这就要感谢而不是憎恶无政府主义。这是落后国家转型期屡见不鲜的社会学现象，并不仅限于中国。无政府主义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同床异梦，也与这一类地区的民主追求同床异梦，甚至是以更决绝，因而也更具审美价值的方式，与后者貌合神离。这一块思想短板，存在于鲁迅，也存在于鲁迅生前身后诸多信徒和欣赏者。终其一生，鲁迅不屑于代议制民主，自然要与胡适决裂，也自然会被毛泽东激赏。至于毛泽东的浪漫无政府主义怎么会与气象森严的列宁主义相结合，则是思想史上比鲁迅较为烦杂的另一问题。但在这里可以先提一笔：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思想上的貌合神离，与列宁主义则是政治天敌，能把无政府主义者送入监狱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鲁迅信徒前期如萧军、后期如胡风皆遭整肃，秘密潜伏在这里；鲁迅本人活到1957年也只能进监狱，秘密也预设在这里。毛泽东进城前激赏鲁迅，缘于他们的共同气质———“个人的无治主义”，进城之后突然坦言鲁迅继续写，只能进监狱，那是出于他的列宁主义。鲁迅毕竟是文学家，弄不懂“个人的无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貌合神离，也因为他去世太早，看不到他与列宁主义只有1957式的政治关系。惟毛泽东一拍两响，既能激赏鲁迅，也不妨碍他坦言无忌，把心爱的鲁迅如何如何。马克思主义也好，列宁主义也罢，再加一个“个人的无治主义”，这三者亲密碰撞，会发生惨痛迸溢的光芒，具有强烈的美学效果，正是这种悲剧性美学效果，被各国“林道静们”误认为是民主悲剧，其实是哪里归哪里，俱不相干。
这个“主义”不仅能解释鲁迅的思想结构，也能解释“鲁学界”新提出的一些观点：其一，鲁迅身前已经感觉此类革命一旦成功会对他不利，留有一些要“出走”的警告。其二，鲁迅晚年加入“左联”，是要在“左派内部造反，以激活左派政治”。要解释前一点并不难：这不正是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心理起点？革命尚未结束，革命人已不耐烦，毛泽东恰恰是在“文革”前夜感到孤独，生平第二次达到怀念鲁迅的高潮，抄录迅翁诗曰：“万家墨面没藁莱，于无声处听惊雷”。后一点也不神秘：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性格就是如此，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这样干，可以说一贯使然，19世纪欧洲思想史不断上演这一版本，普鲁东在法国左翼中这么干，巴枯宁在俄国左翼中也曾这么干，都是在“左派政治中造反，以激活左派政治”。无政府主义是比“左”，比左还要左，要不然马克思面对这些思想盟友就不会那样烦躁不安。此外，这一“主义”还能部分解释“鲁迅的骨头硬”，这是因为他与民主不相干，聚焦于意图伦理，而不是责任伦理。民主与责任伦理相伴，顿失滔滔，与美学效果无缘，不可能让文学青年称心如意。一旦与鲁迅相比，胡适确实暗淡，这是他除了上述社会学困境外还要有第二宿命：美学宿命。此外，无政府主义调动的是反专制情绪，反专制未必是反过来的民主，很可能是专制之候补。专制者之来源，首推世袭，可惜血缘稀少，但它可以从对立面吸取候补，这就大大增加“造血细胞”，能突破数量限制。无政府主义在思想史上很长寿，通常是情绪偏强思维偏弱，因为是“闹情绪”，故而容易入门，生生不息。19世纪曾让马克思烦躁的东西，21世纪却绕到了他视野背后，成为他身后殿军，很可能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无论是把格瓦拉、鲁迅搬进“剧场”恶搞，还是在书房里作“理论长考”，最底下一层还是当年的情绪。故而今天中国的左翼文人，对外拥抱后现代主义，对内拥有鲁迅后裔的悲痛神色，这两者在逻辑上恰好内洽，用不着羞羞答答。只是他们不敢像鲁迅当年那样坦率，坦言自己是“个人的无治主义”，在这方面又突然软了下去。

　　国民性改造。最后，应该谈谈文学家的最爱———“国民性改造”问题了。

　　“国民性改造”在本国思想史上确有渊源，上承梁启超推卸戊戌变法失败之责，四亿同胞人人有份，故而提出”新民“说，今天上海《新民晚报》的报头，还能看到这块思想化石。下启毛泽东改造旧人的“文革”理想———”红雨随心翻作浪“，”六亿神州尽舜尧“。但就鲁迅当年留学日本言，那个岛国急于脱亚入欧，又不想彻底改造制度，才会将改造热情转移至人脑：在文化改造、人性改造上狠下功夫。当年与日本同享一个家族谱系的德意志则更早，落后于西欧，不服于西欧，故而提出德意志“文化”优越于西欧“文明”这一说。从费希特到尼采，从尼采到海德格尔，“文化决定论”开出的单子很长，中国士人接上去的单子则更长。希特勒之所以能上台，是得益于这一条思想脉络的，文化革命之所以能发生，也是得益于这一思想谱系。国家社会主义(简称纳粹)推行种族清洗，是有文化“理由“的：为净化国民性，不得不然！只不过德意志傲慢，日本人自卑，前者是净化，后者是改造，两家人在上下两端共同推进“国民性基因工程”。鲁迅留学国为日本，“国民性改造”流入他血脉，无须苛责。此前此后还曾多次表述对尼采哲学的向往，“个人的无治主义”是他的政治思想，若问哲学倾向，他肯定会坦承是尼采超人意志说，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经过反法西斯血浴，文明世界里若有提“国民性改造”，会把人吓个半死。经过1950年代“改造”高潮，中国的幸存者也会有类似感受。听者先会问：“谁来改造，谁有权力改造？凭什么改造？”

　　鲁迅当年是没有见到“改造”后果的，应该为他庆幸。毛泽东说“鲁迅的心是与我相通的”，一点没说错，不仅“个人的无治主义”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息息相通，“国民性改造”也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脉相承。历史上有机会实践此类主张者，也不仅仅是法西斯这一翼。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乃至红色高棉改造金边的“四一七新人”，代代有其人。另一方面，二战后出现同一块“国民性”版图分裂：东、西德，南、北韩，南、北越。民主的养成在民主本身，宪政的训练也只能在宪政，这一点倒是胡适1930年代说得对。大陆同一块土地，没有“版图分裂”，但也有两个社会阶段可举例：“文革”与改革，还原为人性论差异，前者是摁着手坚持“改造”，后者手一松，社会大还俗，国民性立刻还原，还只是政策变异，就引起多么相反的社会后果，究竟是哪一面好，那一面劣？人不是神，也没有“超人”，“人改人”只能吓死人、改死人，如今还能迷惑人，只说明中国仅有“文革”之难还不够；灾难虽然在政治层面被否定，但在思想上还没有被反思，或者干脆说：连个像样的反思都还没有。

　　鲁迅就没有任何精神可以继承了吗？当然不是。前面说过，他对当权势力的怀疑，以及由此发生的不合作，是可以继承的。但要用到左派一句老掉牙的话，应该“批判地继承”，这一精神是从他那块思想短板———“个人的无治主义”开始的。虽然，思想史上的歪打正着，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此文略有删节)

　　来源：南方报业集团　

[ 本帖最后由 橙橙 于 2007-10-16 20:09 编辑 ]

橙橙

主贴大约是朱学勤十年前的文章,本人转的可是去年他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

橙橙

我估计老童、兮兮看不懂１０楼的帖子，什么后现代，什么无政府主义啊等等。我觉得某些人在取得权力前是无政府主义，而一旦有权则是专制主义了。

橙橙

自由主义不是和稀泥，自由主义是明辩是非的。
几乎可以肯定鲁迅绝对不是什么自由主义，你可以说鲁迅是这是那，但肯定与自由主义无关。任何把鲁迅列为自由主义者就不配研究自由主义。

[ 本帖最后由 橙橙 于 2007-10-16 20:22 编辑 ]

九船城

欢迎橙橙。

童志刚

原帖由 橙橙 于 2007-10-16 20:15 发表
我估计老童、兮兮看不懂１０楼的帖子，什么后现代，什么无政府主义啊等等。我觉得某些人在取得权力前是无政府主义，而一旦有权则是专制主义了。

先生你的“估计”我见得太多，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呵呵

周熙

原帖由 橙橙 于 2007-10-16 20:15 发表
我估计老童、兮兮看不懂１０楼的帖子，什么后现代，什么无政府主义啊等等。我觉得某些人在取得权力前是无政府主义，而一旦有权则是专制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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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兴趣的事情太多了，而你只对反鲁感兴趣，恕不奉陪了 。

橙橙

原帖由 周熙 于 2007-10-16 21:3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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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兴趣的事情太多了，而你只对反鲁感兴趣，恕不奉陪了 。

你感兴趣的事情的确很多,但只要稍微深入一考量,就会发现你离谱的东西太多.可笑到为某某献诗（我再傻也不至于跪着），为张承志这种独裁极左者张目。哈哈。

橙橙

对了你还说过为了打倒儒家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孔子，甚至认为是否考查历史的真实也无所谓，用孔子曾经杀过少正卯这一例子驳倒对方。——典型的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
哈哈，我都给你记着呢？

周熙

橙不鲁：
你给我的帽子太多了，我眼花缭乱~

林泉

这篇《短板》转贴似乎比我以前看到的内容多一些。谢谢！
也还是回避不了对鲁迅的诘问：五四那一辈他有很多同道，为什么其他人的民主追求不可能被利用，惟独鲁迅能？这一问题已经出现，毛称鲁迅的骨头最硬，谢泳发问：为什么最硬的骨头会成为打人的棍子？辩护者说，这是鲁迅身后事，与鲁迅无关。若果我是谢泳，一定追着问：胡适未见得“软”，陈独秀则更“硬”，同样也有一个“身后”，为何他们没成为、也不可能成为打人之“棍”？————深刻，赞同。
此前此后还曾多次表述对尼采哲学的向往，“个人的无治主义”是他的政治思想，若问哲学倾向，他肯定会坦承是尼采超人意志说，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经过反法西斯血浴，文明世界里若有提“国民性改造”，会把人吓个半死。经过1950年代“改造”高潮，中国的幸存者也会有类似感受。听者先会问：“谁来改造，谁有权力改造？凭什么改造？”————不赞同。同意鲁迅本质上是“个人的无治主义” 的看法。但是，以我有限的理解，鲁迅“国民性改造”的内核更倾向于“公民教育”，与毛主席的“思想改造”相关性不大，否则毛主席会拿鲁迅来做“思想改造”的理论支持。“国民性改造”后续发展的脉络是《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国民性改造”在现代性上、在实质精神上有时代性缺憾，也怪不得鲁迅。一直挺喜欢朱先生的文章，但这个观点，似有牵强之处。
当然，我所识有限，以上求教于大家。

乌龙茶

"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才迫使自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 "
      这句写得太棒了！

九船城

鲁迅有个称号“革命的导师”，这是太祖册封的。实质上太祖认为自己把鲁迅奉为精神上的导师，鲁迅自然就成了革命的导师。

再看问题的角度、方法上，是有师承关系。解决问题的手段、目的却有着很大的不同的。

太祖即使信奉孔夫子，孔夫子也会成为棍子的。太祖就有这个本事，不服不行！

嘻嘻，外行之见。

林泉

《想起了鲁迅、胡适、钱穆》、《鲁迅的思想短板》这两篇在精神上是有承传的，却不是递进，而是分了岔。

城骁

有些奇怪，我搞不懂朱学勤先生为何把鲁迅、胡适、钱穆作为一组，加以肯定，而把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作为一组加以否定。前一组是思想家或学者，后一组是作家或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梁实秋和林语堂，能看出什么名堂？为什么不把鲁迅散文和梁实秋散文比比？梁实秋散文大家，当之无愧吧？

周泽雄

城骁兄质疑得有理，我也纳闷着呢。按这类习惯，是否英国人也得整天拿罗素、卡尔·波普等人，来贬低一把伍尔芙或康拉德？真是没道理，好像思想家天然属于第一世界，而文艺家属于第三世界似的。

老泥伯

这三人刚好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三种道路：激情批判、理性建设、潜心学问。
作如是想，便不觉有疑了。

周泽雄

回泥伯兄：
我是根据这段话犯疑的：“鲁迅，胡适，钱穆，三人之间，一个与另一个相处不睦。然而他们却构成了30年代知识界的柱梁。我们是喋喋不休地重复梁实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茶、林语堂的菜谱，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的学生，我们曾经有过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
——这段比较，立场（偏见？）先行，对不可比的东西强行判别高下。并且，作者用词上也不乏情绪化，谈论雅舍、苦茶则叫“喋喋不休”，谈论鲁迅、胡适则叫“老老实实”，身为学者，在这类用词上逞弄花哨，殊为不智。
尊重多元，对于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而言，是一道不可侵犯的死命令。你要强调鲁迅、胡适、钱穆等人的意义价值，尽情强调就是了，非要拉出一个无关的文士群体来垫背，暗示两者间意义的大小、境界的悬殊，实质是一种冒犯。作者试图传递的认知是：对于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欣赏，是会妨碍学生认识到鲁迅、胡适及钱穆的伟大。这种认知，在我看来，其实是反自由主义的。
作者表示：“现在知识界用以平衡鲁迅的是梁实秋，是林语堂，是周作人。”我虽然不太了解所谓“知识界”的舆情或风向标，但从认知的角度，我并不认可。
另外，说到大学教师的道德，我一直欣赏马克斯·韦伯的看法，大意是，教师无权露骨地向学生单方面传授自己认可的价值观，他甚至有义务向学生介绍反方的观点立场，以便学生独立思考后做出自己的判断。看朱学勤的意思，他对此持抵触态度。

九船城

单从文学成就角度考虑，鲁迅、胡适、钱穆，特别是后两位是无法和“无关文士群体”比较。
文中提到的鲁迅如果只强调其文学价值，而忽略其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对其评价是不充分的。胡适的成功是作为社会活动家的形象。三人共同的身份特点都是学者，作为学者，钱穆的学术成就要更高点。
鲁迅可以文学成就压胡适，胡适可以自由思想家身份贬低鲁迅。可作为学者，他哥俩学术成就都不及钱穆。

现代的学人，谈论鲁迅和胡适，多忘了他们学者的身份。能想到钱穆，可能为了表现作者的本分。

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周先生为无关文士群体抱不平，更显本分。

[ 本帖最后由 九船城 于 2007-10-24 13:29 编辑 ]

九船城

私下猜测
朱学勤朱先生写文章想强调：作为知识分子，既要具备社会责任感，也要学术有所成就。

是我天真了，还是朱先生天真了。

嘻嘻，胡言乱语，不知所云，笑。

南东

周先生以为朱的对比是一种冒犯，这对于朱来说也构成一种冒犯的，或许他内心就是有这种高下之分，设若我们内心有并表现在言语中，自己却偏摆着中庸的姿态就有些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