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客观道理和主观道理

周泽雄

《论语》里有位曾子，说过一段在中国文化史上颇为著名的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管见所及，无论古人今人，对这段话都是抱着毕恭毕敬的品咂和欣赏态度，也不乏用它来提气励志的，至于质疑其内在合理性，则未之见也。今儿我且斗胆试试，先撂句狠话在前头：我认为曾子是在犯傻。

平时多多反思和内省，懂得“临事以惧”，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对谁都是值得肯定的好习惯，但曾子的说法不在其列。先看前两句：“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我的小见是，对这类问题，在漫长一生中若能对自己问个七回八回，应已够呛，倘若每天都要自问一回乃至三回，则不仅多余，还十足怪诞。显然，一个人若素性诚挚、待人忠厚，在与上司或朋友的交往过程中，当已自然形成“忠”“信”的价值观；忠信既已成习，生活中的他，通常就是个能依靠、够哥们的属下或朋友，因而也就不再有机会在这些领域频频反省。就像一个人若习惯于每天刷牙，他断然不会以“日三省”的方式自问“晨起刷牙乎”。在与上峰或朋友的工作、交往过程中，我们偶尔也会遇到攸关“忠信”的难缠之局，需要反复掂量、权衡，但这类事，即使在社交范围大幅拓展的今天，一年撞上两三回已经够让人烦闷了，倘使每月都要面临一次“忠诚还是背叛”的考验，心理再强悍的家伙也可能抓狂。而曾子，他，竟然每天要自问三回！更要命的是，他还不是开玩笑，他是认真的。——老实说一句：假如我的生活中出现这样一位曾子，我的选择是：要么劝他去看心理大夫，要么离他远点，与他交朋友可万万不敢。一个每天如此自问的家伙，最合理的推论是：这家伙整天担心自己会出卖上级，背叛朋友。正如——恕我唐突——一个每天自问“与女人交而不乱乎”的家伙，予人最自然的联想，就是色情狂了。

再看“传不习乎”，怪诞程度并未稍轻。援照上例，一个人若早已养成手不释卷、温故知新的习惯，就不会有闲功夫忙着反省，有这点时间躬行如仪，还不如多读几页书。更让人纳闷的是，话中情境极度费解，试想：他若不爱读书，决不会有这份反省的自觉；他若深爱读书，如此反省又毫无必要：哪有一边吃肉还一边自问“我吃肉了吗”的道理。人都是有惰性的，再热爱读书的学者，偶尔也可能心生倦怠。被称为英国最博学之士的约翰逊博士当年曾如此告诫后生：“我记得很清楚，我在牛津时，一位老先生曾对我说：‘年轻人，尽量用功读书，多吸收知识，因为当你年龄增大，你会发觉，熟读群书，是一件多么令人厌烦的苦差使’。”所以，当惰性来临，给自己敲敲警钟，哪怕捶捶脑袋，拽拽头发，也合情合理。但再怎么着，也不至于每天来上三回呀。仔细想想，这事甚至比“头悬梁，锥刺骨”还要可怕，前者毕竟偶一为之，若是为了赶考，倦意来袭时用这等狠招刺激一下自己，还算情有可原。“传不习乎”却是天天要问的，还不止一回。

说了半天，本意却非讥讽前贤，而是客串一回醉翁。为避鲁莽，我且退出一箭之地，姑且假设：曾子这么说，有他非此不可的理由，并非存心作秀，只因时光遥遥，古今悬隔，后人如我者，已失去了领略其中真味的机会和能力。若此言成立，则正好说明，这类貌似格言的句子，在破译其原始语境之前，有可能距格言最远，人们不分场合地加以弘扬，乃是昧于道理的两分法，将主观道理误认做客观道理。依我看，这段话充其量只能算一种前贤轶事或人文谈资，别无他用。

人间道理，约有两种，我暂且以客观道理和主观道理概括之。何谓客观道理？该道理的产生，或经由科学的考察而来，或经由理性的逻辑推演产生，道理一经说出，往往具有不容抹煞的客观性、科学性和真理性。何谓主观道理？该道理的产生，来自人的主观感受或个体经验，也可能服务于某种娱乐目的。该道理也许有趣，也许不失某种片面的深刻性，但本质上，它既不代表常识，也不代表真理。我们不妨在轻松的心态下领略它，但不宜把它视为针对大众的指导性意见。

世间道理有限，笔下说法无穷。对文人墨客来说，他们出于舞文弄墨的天性，性喜招摇观点，涂抹见解，将一些思而未周之论、说而不圆之见，借助种种华丽的文字魔术，修饰成酷似真理的语言，供人琢磨、欣赏。他们这么做，未必含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何况，这些伪装成真知灼见的花言巧语，即使无助于我们认识世界，至少也会丰富人间趣味。比如，随笔家兰姆曾煞有介事地论证烤乳猪乃是天下美味之最，还曾为了发点小牢骚，一本正经地论证乞丐的存在对于伦敦的重要性。又如，钱钟书曾在小说中说过句俏皮话“男人是女人的职业”（大意），把它视为主观道理，莞尔一笑之余，我们或许还能觑见几分现实针对性。毕竟，在相当长历史时期，此言依旧有效。但把它提携为客观道理，惹恼了女权主义者还是小事，关键是，我们的文化观念将变得愚昧落伍。再如，陆游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源于诗人外出游玩时的即兴心得，理与境合，妙造无间，后人若从中收获启迪，致使主观看法具有了若干客观道理（即所谓哲理），自是美事一桩。但一旦我们对其中理趣作扩大化理解，把它提携成一种类似“船到桥头自然直”的规律，日后撞上死胡同，就有点活该了。对这类妙句，我们即使把它视为精神良药，也得留神其适用范围。“是药三分毒”的告诫，照样可能生效。

对主观道理，我可以把它抽成一口雪茄，品成一杯新茶，抿成一碟小酒，瞧成一弯月牙，但是，只要我还想有所长进，我就无权把它供奉成一种原则、一个规矩，一条律法，一道方针。一旦我想这么做，我此前所有关于雪茄、茶、酒及月牙的联想都必须被清除脑后，我必须用最苛刻的态度对它进行审视，再做取舍。这道理其实很简单，你想买辆车的话，你肯定会先行确认，这辆车的性能是可靠的，并已通过一系列苛刻的安全测试。而听从一个道理，追随一种思想，较之买车，无论如何不该是次一等的事。

我们曾经有过的若干灾难，窃以为就是错把主观道理当成客观道理来尊奉，比如，当我们坚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坚信“抓革命”可以“促生产”、坚信“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时，我们未曾想过，这些话只是某些大人物的主观念头，它们在作为最高指示向全国人民发布之前，并没有经过审慎的理性检验——好比一辆没有经过防撞试验就隆重推向市场的汽车。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整个民族一头撞了上去。

丙辰龙

丙辰龙

喜欢文章的后半部分，不太认同前面的。
不是说“三”是虚指吗？看前面的，感觉周先生过于较真儿。 也许换另外一个“主观道理”的例子比较好，跟虚指的词过不去显得出力不讨好。
我瞎掰的，也许还没领会主帖的意思，门外汉了。

周泽雄

谢谢龙MM批评。
“不是说“三”是虚指吗？”——这倒不见得。我初上论坛时，也遇到这个问题，当时曾回复一网友如下：
几乎每一本以初民或土著为描述对象的文化人类学著作，都会提到他们数字方面的不开化，所以喜用约数或以“三”之类代指多数，可以说是早期人类的一种共通现象。在中国早期典籍中（后期也进步不大），将“三”作多数解，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但古人总还有确实需要用到“三”的时候，所以一概而论，恐也不确。即以《论语》而论，诚然，其中绝大多数的“三”都非确指，但以夫子对饮食之道的挑剔，当他说“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时，说的应该就是确数。在“子路、曾晢、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一节里，“点”的答复“异乎三子者之撰”，此三子，当也非夫子口中常说的“二三子”之意。又“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这里的“三”，按承上理解的通例，当也是确数。另夫子关于“三十而立”以下那一大节文字，恐也并非泛指。至于夫子言之再三的“三年丧期”，则更无泛指多数之意了，否则，民何以堪。

栏杆拍碎

古人的话，也爱说的邪乎，也算修辞一种。

菜农

这个问题估计不是黑白两分的对立问题，也不是非常道德的问题，我想讲两句，如果网友有争论，希望就观点本身磋商，不要直接攻击本人、家人以及职业和单位。

这个三省吾身是可以的，孔子当时收学徒，这个学习形式和现在的是不同的，有较多的礼仪活动，类似宗教。日本把孔子的这套东西发展后，形成了一个教派，也搞这种一日反省三次的活动，看起来很搞笑的，不过长期坚持，人的精神面貌确实不一样。身体也健康一些。

当时古代文明开放刚刚有萌芽，人在洪荒环境中事情不多，知识也不多，自然这种反省习惯更容易实施，现代人不必要搞这种学习模式，不过不等于这种模式毫无道理，有人还是做的，只是反省的题目不会是为臣不忠之类的东西了。

菜农

说成主观道理也对，不过这个一日三省的修炼模式在现代也是存在的，也有客观道理的一面。

李大兴

泽雄兄文章，往往于不疑处疑之，指陈习传的荒诞。

“坐怀不乱”、“三省吾身”等等，叙述了一个史实：吾民之矫情做作，古已有之。

文正公一路，似也是继承这位先祖。

九船城

如果我说“我每天三顿饭，早上泡饭，中午食堂，晚间炒两个小菜”，很可能意思是，我的条件比不上别人，别人有下午茶、夜宵。更有可能的是，向没条件的人炫耀，我的生活很有规律，很正常。
想那曾子也和我一样，不是为了说自己怎样，而是说别人做得不足，或者，指导别人应该怎么做。

周泽雄

谢谢诸位。
我已经假定，曾子的说法属于“主观道理”，且出于慎重起见，对他言论的真实意思并未敢做决然的判断。与其说是给曾子面子，不如说是给自己留台阶。大贤曾子当然无需我来给他留面子。
至于“三”这个数，在这里无论确指还是泛指，都不影响小文题意。实际上，说成泛指，只会显得曾子更加过分。因为作为泛指的“三”，通常多于三，而不会少于三。假如曾子的“三省吾身”有可能指的是“八省吾身”，他只能更加荒谬。

九船城

如果日是泛指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传不习乎”和爱读书也没有什么关系。我百度了一下，好像有另外的意思。

LS640604

可否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呢？
既然周兄明知曾子之说属“主观道理”，只能在“莞尔一笑之余”，“收获启迪”；但却用对付“客观道理”的办法，“用最苛刻的态度对它进行审视”，“一头撞了上去”，将其撞得粉碎！

我是乌搞，不讲“道理”！

周泽雄

回LS兄：
对主观道理，我不怎么计较，小文的微意在于：谨防主观道理客观化。对后者，才是应该“用最苛刻的态度对它进行审视”的。

亦工亦农

有个感觉，周先生的文章中提到的人物最多的是钱钟书，这一篇好像是除了齐人物论谈《魔鬼拜访钱钟书先生》（搞不清那篇到底是你执笔还是张远山）外，极其罕见没有用膜拜的口气谈老钱。

还想说，对你文章的喜欢，超过了老钱。

周泽雄

谢谢新网友亦工亦农兄，俺惭愧之余，耳边恍惚响起了电影《决裂》里的共大之歌。
是的，《齐人物论》里那百来字是我写的。

[ 本帖最后由 周泽雄 于 2008-7-3 23:09 编辑 ]

showcraft

原帖由 亦工亦农 于 2008-7-3 20:49 发表
有个感觉，周先生的文章中提到的人物最多的是钱钟书，这一篇好像是除了齐人物论谈《魔鬼拜访钱钟书先生》（搞不清那篇到底是你执笔还是张远山）外，极其罕见没有用膜拜的口气谈老钱。

还想说，对你文章的喜欢，超 ...

呵呵，默存先生的学究气有余，有趣活泼不足。当然，学者本色，偶尔率真幽默便更为可贵，如围城，人兽鬼等，如都是管锥编，只怕想说爱你不容易了。
当然，钱先生与泽雄老师均是偶像。但是论起学识渊博，钱先生一时无两，一般没谁会自负到与其长相争，呵呵。另外，对于泽雄老师的佩服与称道，我也不赘述了，呵呵。

[ 本帖最后由 showcraft 于 2008-7-8 09:02 编辑 ]

周泽雄

谢谢SHOWCRAFT兄。在我看来，把我与钱钟书先生排在一起，都是罪过。乍见此语，我都不敢回帖了，客套几句，都是僭妄。这也是我之前对亦工亦农兄瞠然莫对的原因。
在我看来，写《管锥编》的钱钟书，是无可替代的，《管锥编》这种文体，也是最适合钱钟书施展钱家绝艺的。
涉猎别种文体的钱钟书，作为钱氏文苑的丰富，固然也相当了得，毕竟还谈不上“跃居最高层”。这也很正常，同时在两种乃至三种文体里取得伟大成就者，极为罕见。比方说，我们很难想像康德还会写抒情诗，叔本华还能写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