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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15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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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 有关“时评家”的N个比方
本帖最后由 酱香老范 于 2010-4-15 16:27 编辑
▲围棋界元老华以刚是上海人,后来长年生活在北京。他说过一件事:有一次他家水管坏了,请某师傅来修。在修理中需要旁人拧个螺帽,那师傅说:“老华,往北拧!”华以刚虽在自己家里,一时却找不着北。为此,华老感叹:北京人有关东南西北的方位感特强,而上海人对前后左右的空间感较敏感。由此联想到当下的时评家们在议论某一具体社会现象时,就事论事通常能分得清“前后左右”,但倘若放到更大的思想语境中,就往往“找不着北”了。这是因为他们“只讲小道理,不讲大道理”,而“不明白大道理,就不可能真正明白小道理”(庄周:《齐人物论》)不懂大道理者所讲的小道理,大抵是一些无关痛痒的鸡零狗碎、人云亦云的老生常谈、自欺欺人的忸怩作态。这种“道理”,不讲也罢!
▲不少时评家是倚马可待的“快枪手”。写时评就像参加知识竞赛的选手那样,比的是谁在“抢答”时摁铃快。某一新闻事件刚一披露,就立马“摁”下响铃开关,不管自己是否知道这话题的“正确答案”,都要在“第一时间”作出“抢答”,以赢得镜头(报刊媒体)的关注,且不失一次捞稿费的机会……时评固然需要时效性,但倘若把时评写作当做知识竞赛中的“抢答”,“快”则“快”矣,但无非只是起跑快而已,“途中跑”十有八九腿力不足。
▲中国的时评家大抵好比拳击中的业余选手。业余拳击赛的手套护层较专业的厚,上场时须戴头盔,且比赛回合也比职业的要少。别看他们四处出拳,作“威而刚”(某性用品名)状,其实多精神阳萎。
▲不少时评家自以为是亚里斯多德那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们可胸有成竹地就中国乃至全球发生的任何事情写成时评,不管是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外交,还是教育、科技、卫生、历史、人文,大到民主宪政、“三农”问题”,小到房价药价、学费话费,“抓到篮子里都是菜”。这些家伙是当代中国的“周百通”。相比于柏拉图“我只知道自己的一无所知”,他们是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知,知无不言。所谓“样样通,样样松”是也。
▲古代笑话说某秀才作文难产,其怀孕的妻子说:“难道你写文章比我生孩子还难?”秀才答:“当然比你难。你生孩子是肚子里有货,而我没‘货’……”近人集《兰亭序》之字作一联:“人有不为斯有品,己无所得可无言。”如今的时评家是“己无所得亦能言”,真有能耐。
▲有“故作激烈”之时评,有些是因为作者在观念或方法的局限所致(“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更多的是有意张扬一种哗众取宠、危言耸听的“酷评”作风,以博大众之眼球,逐小我之名利。想起贩卖跌打损伤膏药或“大力丸”的江湖贩子,常在街市上赤膊把自己的胸脯拍得“咚咚”响,口里不停地大声嚷嚷:“来,瞧一瞧,看一看……”“故作激烈”的时评家大抵似之。
▲大多数时评家“不暴露,只针砭”,谨守“从报刊中来,到报刊中去”的创作路线。对于需要针砭之事实的揭露和曝光,则全然和时评家无关,那是各类、各级媒体和记者们的事。你们当记者的给“我”从社会的筐子里找出歪瓜烂梨来,至于“瓜”长“歪”了有什么不好,“梨”为什么会“烂”或“烂梨”不可再食之类的“微言大义”或“直言傥论”,则是时评家的应有之义。
▲如今在报刊上频频亮相的时评家,大多自己掌有一定的媒体资源(某报刊言论版的责编)。他们“利用‘行业’优势而同‘行’相怜,‘权力’互换,你用我的版面发稿,我用你的园地赚钱,或者干脆自种自收。”(《杂文选刊》2000年4月“卷首语”)这样的“时评”,是当编辑的“时评家”们小圈子内的买卖,与读者何干?
▲把时评文体当作证明时评家自身“高尚”的“身份证”,其误也甚。报刊上虽不乏看上去正气凛然、激浊扬清、革故鼎新的大小时评,但我并不以为目前中国时评界真有那么多既“正”且“清”又“新”的“真的猛士”。当读到有些鞭笞某些坏人坏事的时评时,我偶尔会这样想,倘这作者身居彼位,其所作所为未必会比鞭笞对象好一口气。比如“陆德明嫖娼”事件发生后,很有一批时评家口诛笔伐。其实,他们中不乏籍此弄几个稿费,以补自己昨晚“春资”之费者。
▲上海文人周泽雄有《我为什么反感当今杂文》之文,明确宣布“我的确不愿‘与杂文家为伍’”。更有甚者,他还有“说我是杂文家,就如同说我是尼泊尔人”之辩辞。设想,倘若有人说周泽雄是“时评家”,他可能会急言:这如同说“我”是爱摩斯基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此段新加)
▲有关时评的功用不妨借中西典故喻之。《西游记》第83回沙僧劝八戒“助助大哥,打倒妖精”时说了一句妙语:“虽说不济,却也放屁添风。”钱锺书由此联想到一句英国谚语,原文为:“‘Every little helps’,as the old lady said, when she pisssed in the sea。”钱先生译为:“老妪小遗于大海中,自语曰:‘不无小补!”好一个“不无小补”。此理老妪识得,时评家最好也识得。(《杂文选刊》2005,8)
转贴一文,以示后援。源自天涯博客:寂静的子弹
时评家的嘴脸
作者:十步一血溅 提交日期:2008-7-6 2
前两天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写时评。出于一种自信,我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一天写十篇,假以时日,和大家都混个脸熟之后,我一定可以成为“千字八百元”的那种“时评家”。但是我对那位提问者说,我不写时评,并且,我非常鄙视时评家,因为99%的“写时评卖钱”的行为,在我看来都是不道德的。
如何理解这个“不道德”?我们先看一个案例,关于1889年美国纽约州法院Riggs v. Palmer的案例。故事很简单,某人是他祖父遗嘱上的财产继承人,但是他等不及了,谋杀了祖父。请问,谋杀犯是否应按照遗嘱上的内容而获得该遗产?仅从道德的角度,一种观点认为他不应该获得该遗产,因为这里有一个命题:“人不应该从自己的错误中获利”。
我非常支持这一观点:人不应该从自己的错误中获利。换言之,如果一个人故意从自己的错误中获利,且一再重复这一行为以至于让自己变得非常著名,我认为这事情也许是合法的,但一定是不道德的。而所谓的“写时评卖钱”,恰恰正是这样的不道德的行为。
下面我必须说明,为何“写时评卖钱”中隐含着一个“错误”。在这里我要加以特别说明,本文讨论的“时评家”是指那种以写时事评论为职业或半职业的人,你偶尔写一个,或者有时候作为“专业证人”被人约个稿,再或者你经常写但你不用这个获利,这些人均不在我所指的“时评家”之列。
我们为什么进行评论?或者说我们依据什么来评论?毫无疑问,无论那依据是内心的道德法则、永恒的艺术真理、颠扑不破的哲学观点、逻辑严谨的法理理论,或者仅仅是你对头顶无比璀璨星空的感动,总之,你一定是根据你所信仰的、相信的或支持的某个东西来进行判断。这样的评论,和你这个“人”是统一的,它反映出了你在这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位置,你对这世界的真实看法,对一切价值体系的态度,当然也表明了你希望影响他人成为什么样的人。
但是写时评不是这样的。时评的依据只有一个:怎么样好卖钱。很多人误以为时评代表了时评家们的观点,其实不是的,时评仅代表那个报纸或杂志的最大读者群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可能非常愚蠢。这带来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果:时评家们没有立场——在知识体系中没有立场。他们既是可知论者又是不可知论者,他们既主张康德的古典主义道德观又支持边沁的功利主义道德观,他们既是自由主义者又是保守主义者,他们既崇拜自由民主但又向往社会主义,他们既支持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又支持韦伯的社会学解释,他们既喜欢市场经济又会支持计划经济的政策,他们热爱言论自由但又喜欢让别人禁声,他们认为人权高于一切又认为主权高于人权,他们既支持自然法又支持实在法,他们既认为法律不该管教道德又希望法律惩罚不道德……所以,如果说这些时评家真的是有立场的,那么他们唯一的立场就是“相机而动”。
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假定这些时评家至少有一部分算是知识分子——最可耻的就是“相机而动”了,你不能没有立场的。这并不是说时评家“不存在”立场,他们有自己的哲学观,只是他们写时评的时候不用。因为卖钱是最重要的,“好卖”是唯一的标准。
知识分子有什么用?最高度抽象地说,知识分子就是利用其批判性来影响世界的进程。他们在各个领域的知识谱系中有自己的信仰,他们相信是这部分而不是那部分知识,将对人类产生更大的福利,因此他们必须坚定地去阐发他们的思想、影响人们的观点、改变人们的行为,从而让世界趋于他们的理想国。当然,知识分子之间会有分歧,但他们依然有义务坚持自己的哲学观,他们的工作就是呈现人类发展的不同可能性。
不过这些对于时评家没用,时评家不来这套,他们出于利益的需要,可以随时和任何人站在一起。这太可鄙了。这是关于“(时评家)写时评是一种不道德行为”方面的解释。
另一方面,由于所有的、毫无例外的、当然也是“必然”的,时评家们总是要和“人民”站在一起,因此他们的利润点就是取悦“人民”,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所谓时评,极为良好地起到了帮助人民发泄的作用。但是,很多属于学术领域内的观点,是“人民”所不能理解的,因为“人民”并不具备判断那一观点所需的知识储备,“人民”的常识源于对生活细节的体验,而不是逻辑和理性。
举例来说,比较著名的有譬如国有企业留着不如卖掉的“冰棍理论”、穷人上不起学是学费太低的观点。在学理上,这些观点有充分的合理性,我们当然可以反对它,但这种反对应当是用知识来反对,而不是时评家站在报纸上用毫无知识含量的内容、以满足“人民”的发泄欲来反对。
还有一些不重要的细节。必须承认,绝大部分时评其实都是废话,他们看到一件不好的事情,就凑够一千字,放在报纸上说“这事不好”。我不知道这事情“不好”么?有人不知道这事情“不好”么?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懂,你写了干什么?如果这事情有争论,时评才有意义。
总结一下,时评家的不道德主要在如下几点:
1、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出于利益的考虑,可以站在任何立场。
2、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出于利益的考虑,不顾知识本身的合理性。
3、作为一个有写作能力的人,长期用毫无信息量的东西骗钱。
因此我鄙视时评家。他们不如去写点实实在在的笑话来赚钱,这符合我们这一时代的娱乐精神。
好的评论总是很少,但我并不总是鄙视写评论的人,因为根据他的生活经验,他只能拥有如此程度的意见,他陈述属于自己的观点,这事很好的事情。但是时评家不一样,“当你犯错的时候,你是有选择的”。
当然,从更高的层次来说,这是我们这一时代对于劳动者的异化,是“资本”对于意识形态从另一角度的改造。虽然我鄙视时评家,但是时评家的问题,依然具有深刻的合理性。
想一想这是很有趣的:几乎所有有能力成为时评家的人,都会觉得《人民日报》上的“评论”大多数情况只是一个笑话(不是笑话的那部分,是因为它含有隐秘的政治信号);而在另一部分人看来,这些时评家的“评论”,也是另一个层次上的笑话。前者是非民主的政治在意识形态上强力塑造所致,后者则是资本对信息传播内容的改造、对思想意识的物化所致。
最后补充一下,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我是谁,所以我可以肆无忌惮地说,我鄙视时评家,所以我不写时评;但是当我果然面对他们的时候,出于礼仪,我会说,写时评真的太辛苦,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殚精竭虑,做久了难免精尽人亡,死无全尸,所以我做不来。这算是我对这些随时等着背叛和被收买的流氓无产者的怜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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