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凯文：真实而沉重的历史回顾—《邱会作回忆录》述评

亚平

邱会作将军去世9年后，他的回忆录终于在今年1月底在香港问世。这部书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上下册，共998页，约80万字，包含前言、正文、照片、附录、生平简历等（下文引用时仅注释页码）。这是自2006年《吴法宪回忆录》出版之后，被毛泽东与中共打倒的所谓“林彪集团”中又一位重量级人物发表的回忆录，有重要的代表性，更具史料之价值。它的出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读该书，感慨良多，现将读后之感想随笔如下。
　　一、史料珍贵
　　《邱会作回忆录》之史料珍贵表现在很多地方。举例来说，该书上册的第十五章，题目为“林彪对我军建设的贡献”。以往官方出版的书籍或文章，在谈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林彪在中共政坛上的作用时，都简单地将林彪提倡的“四个第一”、“突出政治”作为一个重点，意在说明林彪投毛泽东之所好，将个人崇拜等一系列极左的思想灌输进军队的政治工作当中，对中国军队的建设起了负面的作用。读了邱会作的回忆，我们知悉，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只是其建军思想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林彪真正下功夫花心思在中国军队与国防建设上面。
　　1960年1、2月间，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 林彪代表军委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针对中国国防的现实状况，林彪提出了“南顶北放”的战略方针，即“北边以长江为界，对从鸭绿江到象山湾沿海一线的来犯之敌要顶住，要死守，寸土不让。对南方来犯之敌，可以考虑放进来打，因为南方来犯之敌是从海上来，敌人没有后方，放进来切断退路，围而歼之。”关于部队的建设，林彪提出“作战方针是部队建设的总纲，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是部队建设的中心。政治觉悟、军事技术、指挥灵敏、保障能力是部队战斗力的四大要素。我们还必须建设能干的统帅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都是战略指挥部，管战略是重要任务。”针对国防工程，林彪提出“要立即着手搞国防工程，部队自己要担负起这项繁重的任务。要在全国实行坑道化、要塞化、地下化。”与此同时，“要根据作战计划在全国建立战略、战役供应基地，后勤保障实行基地化，像‘开旅馆’一样建立基地。基地工程要上山、靠山、分散，多打洞子，能够经得起敌人空袭。”关于边防的问题，林彪提出了三条原则：一是不逞英雄，二是不打第一枪，三是建立边防“真空”。（页251－253）林彪在讲话中明确了中国国防战略的方针和基本政策，解决了中国军队建设的主要问题，形成了日后中国国防战略的整体思维和体系，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针对中国军队的编制，林彪深入部队基层， 从42军调来一个整编连队，作为研究军队编制的对象，邱会作回忆说：“现场会议在广州军区的广场举行，林总、罗瑞卿和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都同连队指战员一起，席地而坐，展开了细致认真的研究。”“经反复座谈，在最后一次座谈会上对连队的编制就定下来了。连队新的编制是：恢复以连为单位组织伙食的传统，按每十二个人编一个炊事员，除司务长、上士外，每个连队编一个理发员、一个司号员。对连队的编制花了上下午各三小时，最后定下来了，大家对这个新编制十分满意，在元帅们离场的时候，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鼓掌声。林总这么鞠躬尽瘁，令大家十分感动，散会的时候，罗总长亲自去扶他起来。据我所知，元帅们和各级干部、战士一起讨论、决定编制问题，在我军的历史上是没有的。”（页262）连队编制问题解决后，又开始研究军、师、团三级的编制。林彪决定，军长、师长、团长、政委和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等都参加会议。林彪特别指出“师是重点，军和团的机关都要力求精干，师则要充实一点”（页263）正是因为用了上下结合的工作方式，军委拟定的编制草案才较为符合实际，野战部队三级机关的编制方案很快就确定下来。不仅如此，林彪也十分重视军队的后勤装备。在编制装备会议期间解放军后勤学院专门办了一个后勤装备展览，林彪亲赴展览，就后勤装备拍板定案，如战士用品，包括日用品和衣服、鞋袜、被子等；炊事用品，如行军锅、水桶、大小菜盆子等；连队公用品，如马灯、手电筒、担架、理发用具等，还有后勤装备工程车等。林彪事无巨细，事必躬亲。邱会作说：“林总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是经常下部队的，而且常常下到最基层，调查研究，组织连长、指导员开座谈会，取得第一手的材料，指导全军工作。现在不少部队的老同志都公认，从林总一九五九年上台领导军委日常工作，到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是我军的鼎盛时期。只要我们看一看林总的工作作风，他呕心沥血地扑在部队的工作上，就很容易找到答案。”（页266－267）
　　林彪在大讲“突出政治”的同时更强调军事工作，特别是军事训练， 在林彪眼里，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并不对立。邱会作深有体会地说：“林总历来是重视部队的军事训练的，林总多次讲过（大意）：我强调政治挂帅，这是不能动摇的，但是，不要以为讲政治挂帅就不要军事，那也是不对的。部队建设要全面考虑，缺了一样就不行的。现在我们应该这样想，军事和政治比较哪个重要？没有话说，政治第一。可是讲时间安排，那个应该多占一点，那个应该少占一点？政治应该少占一点，学文化也应少占一点，军事应该占多些。我看时间比例，军事应该占60%、70%以至80%。但政治还是主要的，这是我们的基础，什么工作都要政治挂帅。”（页271）
　　林彪如此关注军队的工作，且亲历亲为地参与、指导， 这在官史的记载中是看不到的。官史的记载只能得出一个林彪只搞了“个人崇拜”一件事，对军队事业的发展起了障碍作用。读了邱会作回忆这段珍贵的史料，我们对林彪或许会有新的认识。
　　二、揭示罗瑞卿、“杨余傅”事件的真相
　　读《邱会作回忆录》最大的感受就是，该回忆秉笔直书，揭示了许多仍被当今大陆官方掩盖了的事实真相。军队涉及文革运动的几件大事，一个是文革初起时的罗瑞卿事件，一个是文革当中的“杨余傅事件”。邱会作回忆对此都作了较为具体而详实的揭示。读来令人感慨。
　　1、罗瑞卿事件
　　以往的官史和许多文革史的著述，都将罗瑞卿归结于林彪对罗瑞卿的不满和迫害，毛泽东当年主导的批判罗瑞卿也是受到林彪影响，偏听偏信，错整了罗瑞卿。这个众口一词的说法却掩盖了一个重要史实，即倒罗事件本身就是军队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而这场斗争恰恰被毛泽东所利用，成为文革运动中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前哨战，而真正发挥倒罗作用的人恰恰是那些身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刘志坚等人。
　　自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怀主管军队工作后，林彪推荐已经远离军队工作的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代表林彪主持军队日常工作。林彪在1963年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脱离工作，休养为主，毛泽东遂指定贺龙主持军委工作。这以后，罗瑞卿对林彪的态度逐渐开始有了变化，军委内部两个阵营逐渐形成。这里贺龙、罗瑞卿为一派，背后有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另一派则是林彪、叶剑英、杨成武等人，军委内部的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是支持林彪的。贺龙成为军委内部的孤家寡人。（页370）
　　由于罗瑞卿与其他元帅之间的紧张关系，叶剑英、聂荣臻、 杨成武等人成为倒罗的核心人物。据邱会作回忆：“一九六五年，大约是五、六月间，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前，叶、聂两帅在休息室谈罗的问题。我进去了时他们还在谈。我欲退出，他们却招手让我坐下，我听到叶帅说：‘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帅说：‘坏就坏在手长上！’虽然他们说的那些话未指出人来，我的脑子一转，也就知道是指谁了。叶帅还对我说：‘我们谈的问题，你是懂得的，将来你会知道更多的问题，估计你已经知道我们是说谁了。我们还要给一些同志打招呼。’关于罗瑞卿的问题，叶、聂不仅仅是打招呼的问题，而是教导我们要与罗的错误作斗争。”1965年6月叶剑英还专门把邱会作找去家中谈话说：“对长子的问题，我告诉林总，已按照主席的意图同聂帅、刘帅、陈老总、杨成武都谈过，还要很快同有关同志打招呼，以免他们陷进去，有的会越陷越深。我们共同商定了一个打招呼的名单。第一步有你一个，然后视情况的变化，打招呼的人还要扩大。要尽量多争取一些人，不要陷到长子和他同盟的圈子里去。不过胡子（贺龙）的问题不要对外人提起。”（页377－379）显而易见，叶剑英才是倒罗事件中最积极的人物之一。
　　邱会作说：1965年12月召开的上海会议前，“叶剑英、 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到杭州，向毛主席系统汇报了罗瑞卿的问题。毛主席听了汇报之后说：“霸道，我是可以想得到的，并同林彪同志说过，这个人浑身是刺；但有野心就是新问题了。你们告诉林彪同志注意身体，‘长子’的问题由中央来解决。”邱还说，上海会议期间“叶帅当着我们这些去看他的干部大声说：‘搬掉凶神，解放元帅！’他说；‘你们受压当然不好受，但你们到底还有工作，他对你们还是要客气一点的，否则对工作不利。对我他就不客气了。他根本不把我这样的人放在眼里的！’”（页393－395）1966年3月军委在北京继续开会，会议由叶剑英主持，“会议上冲锋陷阵的还是去杭州给主席汇报的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以及总政的一帮人，如李曼村、唐平铸等人。”会议结束时，叶剑英代表军委作了长篇发言痛批罗瑞卿。罗跳楼自杀未遂，叶剑英在总结中说：“‘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这是我套用稼轩词句，把‘百战’二字改为‘一跳’，为罗瑞卿跳楼所哼的悼语。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死亡了。如果要重新作人，必须真正地在政治上脱胎换骨。”（页409－410）
　　林彪对倒罗时什么态度呢？邱会作说：“毛对罗究竟是什么打算，当时林并不知底。林只知道罗给他丢了人，他提名的总长有那么多人不感冒，因此，林也有尴尬之处。上海会议，林彪没出面，回到北京开会，林既无参加，也无指示，更无主持会议，整个会议没有听到林的任何指示，林连面都没有露。这和开彭德怀的会完全是两个样子。”（页399）
　　罗瑞卿事件的实质何在？邱会作一针见血地指出：“主席六二年开始就想扳倒刘少奇，并在准备条件，等待时机到六五年时，毛倒刘的打算已基本成熟。倒刘要依靠军队，但军队在贺、罗手上，你罗瑞卿把军队搞成这个局面，能依靠得上吗？！再说，老帅的“状”都告到主席那去了，毛主席再重用罗等于他自己也支持纵容了罗，这样会得罪一大批老资格，毛主席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而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拿掉罗，这是主席的决定，这是主席端掉刘、邓司令部的重要战略部署。要端掉刘、邓司令部，首先要把中央书记处中的干将拿掉，拿住军权又是首当其冲的，因而，罗瑞卿的倒台也是首当其冲的，这就是毛主席的底牌。”（页380）
　　以上这些真实而具体的内容，我们从官史中是看不到的， 因而罗瑞卿事件也就成为官方的一家之言，那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也就这样被掩盖起来，一切罪责都归结到林彪一个人身上。
　　2、“杨余傅事件”
　　“杨余傅事件”是文革中期军队发生的又一起重大事件，身为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突然下台，出乎所有人们的意料之外。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将杨成武倒台归结到林彪身上，声称毛本人偏听误信了林彪的馋言云云。杨成武在自己的自述中也将他的倒台归于林彪的迫害。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邱会作的回忆让我们再一次看清了个中之原委。其大致过程如下（页549－566）：
　　（1）杨成武自做主张，提出由吴法宪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协助杨主持军委工作，而吴的空军司令一职由空军政委余立金接任。
　　（2）杨成武的主张并未事先征得军委副主席林彪的同意，而杨却一意孤行。
　　（3）杨成武、吴法宪就杨的女儿婚姻问题产生了矛盾。
　　（4）林彪为了息事宁人，要求军委办事组的其他同仁看望病中的杨成武，并设法做好思想工作。但杨成武却不领情，甚至要求将他的主张交由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小组去讨论，以此作为要挟。
　　（5）杨成武此时与江青关系甚为密切，杨成武提出将空军的问题交由中央碰头会讨论，实际上就是要把军队的事务交予江青干预。林彪对此很反感也十分警惕。
　　（6）杨成武是军队中仅次于林彪的重量级人物，杨当时不仅曾是毛泽东身边的红人，也一直是林彪锐意提拔重用之人。然而，林彪与杨成武之间产生了某种隔阂，林彪却说服不了杨成武，林只好亲自向毛泽东报告。
　　（7）毛曾就杨成武“大树特树”一文表示了不满，尤其不满杨喜好突出其个人，但碍于林彪对杨的宠爱而未有所表示。此时毛适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与会的人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他们决定：对杨成武的问题，事情要说清楚，结论不要做，暂时停止工作。
　　（8）余立金的所谓“叛徒”问题是南京军区从国民党旧档案之中找出来的，由司令员许世友派人送到北京。毛泽东亲自批准对余立金实行逮捕。
　　（9）傅崇碧因所谓“冲击钓鱼台”事件得罪了江青，江青坚决要求就此机会打倒傅崇碧。傅崇碧由此无辜受到牵连。
　　（10）杨成武临行前林彪特意见了杨，林对杨说：“你现在到外地去住一个时期，对自己的错误，要认真反省；还保留你副总参谋长的职务；你现在就走，可以带家属孩子一起走，同你住在一起。”林彪还送杨到门口，与杨握手道别。杨被安置在洛阳附近原蒋介石的一处行宫隐居。杨以后的生活安排均由邱会作负责从优安排。
　　（11）杨成武虽然下台了，但林彪也不是如中央文革碰头会和中央专案组那样把杨成武往死里整，而是让杨在外地闲居，坚持给杨副总参谋长的待遇，并不许专案组搞杨的专案，江青三番五次提出要整杨均被林彪拒绝。所以，杨成武可以安居洛阳，这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是极为少有的特例。
　　杨成武自己说：“整个关押期间，始终没有一个人找我谈过一次话，没有核查过一次问题……”（《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页349）。杨成武自己的回忆与邱回忆相吻合。
　　事实上，林彪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将杨保护起来，不被江青等人抓去手中。杨成武实际上是因祸得福，否则“913事件”后被打倒的就不是黄吴李邱，而是杨吴李邱了。
　　那么林彪为何会“弃杨留吴”呢？邱会作以自己亲身的观察认为，是“杨成武自己把自己搬倒了”。此说何解？
　　（1）杨成武在文革初期跟随毛泽东巡视南方各省，耳闻目睹毛对江青的信任和纵容，看出毛在政治上刻意扶植江青，杨对江青的态度有了重大变化，杨江关系甚为密切，江青的很多事，尤其是私事或见不得人的事都是交代杨成武去办。
　　（2）杨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与林彪关系极为密切，杨认为林彪绝不会改变对杨的信任态度。但是杨出于多种考虑又与江青过从甚密，杨以为可以用江青来影响林彪对军队重大的事务的决策，犯了林的大忌。林彪坚决不许军队有江青的代言人，所以只好忍痛让杨靠边站了。
　　（3）杨成武与吴法宪在林彪与江青的关系当中都扮演了“政治红娘”的角色，但是吴法宪是不折不扣地按照林彪的授意与江青打交道，而杨成武则想自做主张，两边牵线。杨明知林彪厌恶江青，却想借用江青来影响林彪，脚踩两只船。这样一来，杨就无法继续成为林彪的副手了。邱说：“林总对杨成武的处理，完全是无奈的。‘弃杨留吴’也不是简单不要杨的问题，而是杨不能再留了，这是不准江青插手军队完全必要的作法。”（页565）
　　邱会作最后说：“可是‘九一三’之后，毛主席说‘杨余傅’搞错了，是林彪搞的。实事求是地说，‘杨余傅’是毛主席和江青搞的，是文革中毛主席和江青联手搞高级干部，是文革中毛主席和江青联手搞陶铸后又一次联手搞掉自己阵营的重要高级干部。”（页565－566）
　　邱会作的回忆是迄今为止笔者所看到的对“杨余傅事件”最详尽、具体的描述和分析，非亲身经历者是写不出来的。它回答了为什么杨成武这位曾经是毛泽东、林彪身边的红人倒台的前因后果。绝非是杨成武自己所言是林彪拉他上船他拒绝才导致这一事件的发生，更非目前国内党史教材所言林彪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而恶意陷害、打倒杨成武。通读邱会作的回忆，相信人们对这一事件应有较为明确、清晰的了解。
　　三、还原林彪文革中的真实面目
　　邱会作回忆重点谈论了军队与文革，这就无法绕开林彪。邱会作以其亲身的经历，为世人还原了文革中一个更加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林彪。
　　（1）林彪对于军队的文革运动采取了“不介入”的态度。
　　邱会作回忆说：“六六年五月间，叶剑英元帅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林总提出的军队文化革命总方针是：军队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既要搞好革命，又要保持战斗力，加强战备。这是完全正确的方针。从元帅到军委常委及参加会议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院校负责人，都完全拥护这条方针。”（页451）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就传达了林彪的指示“（一）毛主席说，军队的文化革命由军队自行决定，不照地方的办法。军队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会场上热烈鼓掌）。（二）军队高级干部，不要怕别人革自己的命，就怕自己不革命。（三）军队要特别警惕企图搞乱军队的人。对这种人，不论来自何方都必须严肃对待。上面三点就是军队文化革命的方针，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页452－453）当时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心里也很紧张，担心受到冲击。但是林彪一句话点明了关键之处：“不介入就不紧张”，可见林彪如何对待突然而至的运动的高明之处。邱会作说：“六六年六月以前，机关的文化革命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七月到十月开始，在内部出大字报和小字报，机关的业务工作照常进行。”（页454）这说明林彪针对文革运动的对策是有效的、成功的。
　　（2）从“不介入”到“军委八条命令”
　　林彪的“不介入”方针在1966年10月初被打破。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告御状，声称他们的革命行动受到军委总后领导人的打压。林彪在毛泽东的压力下，于10月5日发布了“军委紧急指示”，开放了军队的“四大”。由此军队院校的造反势力蓬勃发展，一发不可收拾。邱说：“这道命令改变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文化革命的总方针，允许院校搞”四大“，成了军队大乱的突破口。这样一来，原来按中央军委的方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各总部、各军兵种的党委领导，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军队领导干部被揪斗得很厉害，军队的工作全面陷入被动，大家怨声载道。叶帅、聂帅、林总很生气又很无奈。”（页455）面对混乱的局面，林彪于1967年1月28日亲自起草了《军委八条命令》，而《军委八条命令》的核心思想就是保持军队的稳定，不许随意冲击、武斗军队干部，军队实行正面教育，而非造反夺权。3月份又召开全军高干会议。这对军队的稳定起了决定性作用。邱说：“虽然《军委八条命令》是毛主席同意签发的，但《军委八条命令》执行后，中央文革又是不满的，生怕压住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也说过说：仗着八条，抓人太多。叶帅听到后气得不能自己。听叶群说，有一次在毛家湾，叶帅坐在会客室不说话也不走，林总一直陪叶帅坐着，谁也不说话。《军委八条命令》出台以后，军队各级党委、各级领导的确当成了法宝，打击了‘造反派’，有的甚至开了枪，如赵永夫。因为元帅们有气，《军委八条命令》的颁布又使他们发火有了本钱，这样‘二月逆流’的发生势在必然，《军委八条命令》本身对毛主席的路线就是最大的‘逆流’。”（页456）
    （3）林彪对军队干部的保护
　　为了保护军队的干部不受冲击，林彪发明了“躲反”。邱回忆说：“在动乱中，林总、叶帅对军队干部是爱护的。军委通知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都到北京京西宾馆来‘躲反’、‘避难’，宣布京西宾馆不许冲击，并由卫戍区严加把守，在形势稳定下来才陆续回去。这和地方干部相比是天壤之别了。”（页459）经林彪、叶剑英批准到军委西山“躲反”的就有赵尔陆、李天焕、王秉璋、杜义德、邱会作等人。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人经不住压力回到原单位“经受群众运动的洗礼”，结果丧命，如赵尔陆。邱回忆说：叶群曾对邱说“很多事我都不敢给首长讲，一讲他就发火。前几年，首长知道赵尔陆死了，气得他不吃饭，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一边走一边骂。叫我把郭子瑞（赵尔陆的夫人）接来好几次。他知道王秉璋经常遭武斗，他骂造反派是法西斯，他非要见王秉璋。我说王秉璋在七机部，是国务院管，你见他不好，他说为什么见不好？你懂个屁，我们是战友，是战友！我负伤从马上掉下来，是他和苏静把我搞回去的。”（页593）邱会作的遭遇也颇有典型性，邱当时奉林彪、叶剑英命令住在西山，实是“躲反”，但是却被时任军委副主席、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直接下令回总后参加群众运动（实则接受群众批判、批斗），惨遭造反派武斗毒打，几乎死在武斗场上。林彪知道此事后大为震怒，甚至提出要立即出面救回邱会作，后在叶剑英、叶群的劝阻下，找来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林彪对陈伯达说：“你是文革组长，对群众有说服力。你立即通知造反派放出邱会作！”后来叶群持林彪、陈伯达手令救出邱会作。（页508－509）
　　（4）搞垮军内造反派的“五一三事件”
　　空政文工团的刘素媛为了庆祝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想联合在京各部队文工团联合演出。此事得到毛的首肯，并嘱咐刘素媛找叶群谈谈。此时的林彪抓住了这一机会，通过支持军队中的“革命派”（保皇派）演出，打压了军队中的造反派。（此事吴法宪回忆录也有较为详尽的描述）。通过“五一三事件”，军内造反派从此一蹶不振，军内的造反势力被清除出军队和北京，从此军队进入较为稳定的时期。邱说：“林总和军委不是通过发指示的方式，而是通过支持谁搞文艺演出的方式表明林总和军委的态度，支持革命派，打击造反派，使北京的各领导机关迅速稳定下来，从而使各大军区及全军部队迅速稳定下来。这是林总的高棋，也是险棋，因为在文革中直接打击造反派还是第一次。事后，叶群跟我们说过：‘林总反复掂量，主席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林总最后说：‘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林总抓住了这个机会，彻底扭转了军队的局势，为党、国家、军队立了大功。这也是‘五一三’能够取胜的主客观条件。”（页527）
　　（5）林彪领导下的军委办事组对江青的抵制
　　邱说：“在林总的支持下，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是坚决反对江青的，也就是反对中央文革的，这是保卫人民解放军决定性的斗争，在文革中保卫解放军不被江青插手就是保卫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林彪在1968年3月25日与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谈话时明确表态说：“去年，全军文革垮了，江青几次提议要恢复全军文革，我都没有表态。要恢复全军文革．就会有人插手军队的文化革命，并在军队内部找他们的代理人。中央军委常委的工作一时也难以恢复起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谁来管事。叶帅管事，军队喜欢，他们（指中央文革）不喜欢；徐帅管事，他们喜欢，军队不喜欢。只好用办事组来管大事，这是最靠得住的办法。”（页577）军委办事组在林彪的领导下，实则起到了文革初期叶剑英、聂荣臻所起的作用，延续了林彪和老帅们稳定军队的方针和政策，功不可没。邱回忆说：“林彪对江青一伙的基本态度之一，就是不许他们插手军队。林彪说：‘如果他们在军队有市场，是亡党亡国的开始。’九大之后，防止上海帮插手军队真如同防止盗贼一样的严格。军队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也同总理商量好了，凡是重要的事都先送周总理，由他转送主席之后，再在政治局传阅。看起来这是小事情，其实是大事，这样可以减少江青一伙的干扰。”（页610）中共九大之后，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们都成为政治局委员，更成为军队抵制江青等文革极左派的坚实力量。事实上，江青等希望渗透进军队并掌握军权一直不甚成功，这与林彪在一开始就予以防范和抵制有直接的关系，军队更成为日后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力量。
　　（6）林彪对造反派的厌恶和痛恨
　　一件小事反映出林彪对文革造反派的厌恶和痛恨。邱会作长子邱路光与原煤炭部部长张霖之的女儿是大学同学，也是一对恋人。但是由于张霖之是被毛泽东、江青点名打倒的干部，并死于造反派的毒刑拷打之下，两个人的恋情此时也遇到险阻。邱会作请自己的夫人胡敏出面找周恩来求情，周恩来说：“你去找叶群，叶群同意了，我就批准他们结婚。这是好事情。”（页593）周恩来明说叶群同意即可，实是暗喻叶群背后的林彪。在叶群的支持下，周恩来在国务院给张霖之作了内部结论，并批准了两个人的婚姻。林彪还在家里接待张霖之的夫人李蕴华，说“张霖之是好同志，他为什么被打死了？他被打死都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林彪向在场的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人说“军队的干部能解放的尽快解放，能解脱的尽快解脱。”当时已经解放的和解脱的干部有张震、王必成、林维先、谢胜坤、江文、张宗逊……已经安排走上日程的有杨勇、梁必业、吴克华、张贤约、李雪三等人。更令人叫绝的是，林彪与李蕴华合影时，坚持请李坐在中间，林彪和黄永胜坐在两边。（页594－596）林彪这个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竟然与被毛泽东、江青点名打倒的走资派张霖之的夫人合影，并称张霖之为“好同志”，林彪以自己的行为表示出对造反派的厌恶和痛恨，和对张霖之一家的关怀和支持。
　　四、披露文革中老干部医疗待遇问题的真相
　　文革期间，一批老干部受到冲击和迫害，医疗待遇问题上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引发了众怒。文革之后官方将这些责任统统归结到林彪和江青的头上。那么事实到底如何？邱会作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事实的真相。
　　关于老帅们的医疗问题，邱说：“老帅的治病问题，都是由总理专管，我没管，我也没资格、没权力管。在贺龙、罗瑞卿等人治病的问题上都是中央专案组报总理直接管，总后是不能管的，甚至是不能打听的。三○一的领导也不向我汇报，这是党的工作纪律。”（页877）1967年5月，周恩来召集邱会作、汪东兴、吴阶平等人开会，规定了几条。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对中央原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以上的领导干部，正在受审查的人员，涉外事项的医疗保健工作，一律归周总理批准，由三○一总医院，北京医院、首都医院、公安医院，按照总理批示执行任务。对上述人员的医疗保健．没有总理的批示各医院不得自行办理。”（页878）三Ｏ一医院上至院领导，下至普通工作人员都严格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行事，对送进医院的病人全心全意地予以治疗。邱会作说：“贺老总的治病问题，及罗瑞卿，陈老总，陶铸的治病问题，三○一医院都尽了全力，他们的不幸是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政治情况造成的，不是三○一的医疗造成的。”（页879）
　　关于罗瑞卿的腿伤问题，邱说：“罗瑞卿自己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做截肢手术。同时三○一医院非常负责地组织专家会诊后，给中央写了报告，周总理看了三○一医院的报告，看了Ｘ光片和特别画的手术示意图，周总理批准了这个手术报告。六九年初，给罗瑞卿做了手术，手术前三○一医院又给周总理打了报告，总理批示要保证治疗的效果和安全。主管医疗保健的曹根慧副院长主持手术，由骨科副主任党广博和主治医生王一德主刀，主治医生宋运琴负责麻醉，著名专家外科主任陆惟善在手术室指导，虽然罗瑞卿患有心脏病，由于组织周密，认真负责，手术很成功。若干年后他到世界上最先进的西德去做手术，却死在那里。”（页880－881）
　　关于贺龙的抢救问题，邱回忆说：“贺老总的专案问题我是一点不知道的，中央专案组是极其严格和保密的。在杨成武的军委办事组时期，我只听到杨成武说过一句话，‘总理叫把胡子放到象鼻子沟去了’。象鼻子沟和西山是一个山坡之隔，是国务院系统的战时指挥部所在地。在黄永胜的军委办事组时期，我也只听到黄永胜说过一句‘彭德怀和贺龙的案子杨成武的时候就基本定下来了’。六九年六月九日凌晨，三○一医院副院长曹根慧接到中央二办打来的电话说：‘贺龙得了重病，以前他看病都在卫戍区的医院，这次黄总长因你们条件好，技术力量强，指示你们立即派医生出诊治疗’。曹副院长立即进行了安排，他找到了曾给贺老总看过病的主治医生黄秀琴和南楼（高干病房）护士姜辉永带着抢救器械和药品赶到了贺龙的住处。黄秀琴诊病时，薛明和专案人员都在场。黄医生经过诊断立即向曹副院长汇报，因为曹副院长根本不知道贺老总的住处，他说：‘如路途近，道路平坦就速回医院抢救；如路途远，道路颠簸就增派医护人员去现场抢救。’黄医生认为贺老总的住处不具备抢救条件，这里去三○一的路途不远路况又好，请示送三○一抢救，曹副院长立即决定‘把病人接回来，路上不间断地抢救治疗，注意安全，防止意外。’曹副院长又立即向靳来川院长汇报，靳说：‘关键是确诊，然后进行抢救！’贺老总到三○一时，楼里楼外已经是戒备森严，显然是中央布置的。南楼（高干病房）主任李晋率医生进行抢救，确诊贺老总是糖尿病酸中毒。曹副院长立即组织专家会诊，大内科曾诚富主任，放射科高育？主任，心肾科黄大显主任等赶到病房，当时比较先进的移动式光机也由肖志达医生推来给贺老总拍片，发现贺老总肺部感染。再经过验血后，决定输液。输液的药剂是5%的葡萄糖和胰岛素，胰岛素适用糖尿病酸中毒和伴有并发症的病人；对昏迷的糖尿病患者要打一定剂量葡萄糖，直到醒过来为止。这个用药方案是可以经得起检验的。三○一从领导到医护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贺老总没有抢救过来，于六月九日下午三点去世。”（页885－886）
　　关于傅连璋问题，邱回忆说：“一次，总理、杨成武、吴法宪和我在场，江青对叶群说：‘傅连璋在五十年代初，不是害过林副主席吗？现在，为什么不报仇！’叶群笑了笑回答说：‘傅连璋还好，就是教林副主席养生之道，现在他（林）自己都会查药典了。’江青认为叶群不识抬举，立即说：‘把傅连璋抓起来，待后再处理。’大家都不吭声，江青就火了，这时总理说这件事我来办。也就过了一天卫戍区来了几个人，给我看了总理的条子：“把傅连璋交给来人，周恩来。”我看了条子之后知道总理并不是指名叫我办的，我就给总后副参谋长陈庞打了电话，陈庞带着他们到了香山傅的住处，翻墙进去把傅连璋带走了，并关进了秦城。“（页580）”过了几天（那时我不在碰头会，不是天天见总理）我见到总理，问为什么抓傅连璋？总理只说了一句话：‘和你们没关系。’不久傅连璋就死在秦城。“日后的中纪委审查小组对邱说：傅连璋之死与你无关，你对傅连璋在文革中说过的一些批评的话，不能和专案混为一谈。（页888－889）
　　从以上几件事情来看，中央专案直接掌握在周恩来的手上，具体的医疗事务也都由周恩来负责，别人不得插手。可以说，解放军三○一医院对于罗瑞卿、贺龙的治疗是认真负责的，不存在人为的故意疏忽和官方所称的“医疗上限制、拖延和反治疗”这个问题，当时的三○一医院从上至下都尽到了医务工作者的职责。至于傅连璋惨死于秦城监狱也与林彪没有直接的关系。
　　五、深刻反思“九一三事件”
　　林彪事件迄今为止仍被官方定位于“篡党夺权、阴谋政变”，但是官方却列不出林彪“阴谋政变”的证据。邱会作直接了当地写出了自己的看法：“林彪真正搞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我认为是毫无根据的。
　　第一，武装政变是特殊战斗，古今中外都一样，这种战斗来不得半点差错。我们所看到林彪搞武装政变的“证据”，就是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小舰队”，这根本不能说明林彪有什么问题，这些材料不仅不能说明问题，更不能证明任何问题。我们不要忘记林彪是大军事家，也是最有实战经验的，林彪要真的搞了什么武装政变，就没有不成功的。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七一年九月十二日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还在返京路上，林彪在北戴河，北京只有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要搞武装政变，还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水到渠成吗？因此，假的东西要说成真的不可能的。
　　第二，武装政变要有最有力的指挥。林彪搞武装政变怎么好象是小孩做游戏一样的？
　　林彪要搞武装政变，他没有动用统帅部的任何指挥机构，没有动用各军种各大军区，也没有动用任何作战部队。这样象搞武装政变吗？林彪搞政变都不依靠我们，“林彪死党”的帽子白给我们戴上了！同样不要忘记，当时林彪不仅可以通过指挥系统指挥全军部队，而且也可以指挥任何作战部队。林彪没有动用任何部队，这也是搞武装政变吗？
　　第三，全国平静。事实证明，“九一三”之后，党内、军内秩序良好，社会平静稳定。没有发现一个排、连、营、团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更不要说一个师、一个军了；同样没有发现一辆坦克、一架战斗机、轰炸机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林彪，黄吴李邱是军人，他们政变不利用军队，不利用枪炮，不利用飞机、坦克，这算搞什么名堂！？难道林彪只和自己的儿子及几个空军的小干部搞政变吗？！这根本不是林彪。政变是为了活，而不是为了死，可是按照官方的说法，好像林彪政变就是自己在搞一场为了死的儿戏。那么，为什么都说林彪是搞武装政变失败而外逃的？这是借用“九一三”事件来处理“林彪问题”的手段，只有把林彪先定为反革命集团搞政变的头目，才有处理的根据。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六日晚八时， 当确悉林彪出走的飞机在外蒙温都尔汗机场机毁人亡，机上九人全部丧生。接着，汪东兴自己回中南海，同毛主席和工作人员举行了庆祝会，毛主席的心情很好，并要汪东兴向政治局传达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林彪成了死反革命，对‘林彪问题’可以随心所欲放手处理了。说‘九一三’是林彪搞政变，对毛主席是饮鸩止渴，并为邓小平否定毛主席准备了炮弹。”（页787－788）
　　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人，邱会作以自己独到的视角审视这个所谓的“林彪政变”事宜，邱的见解可谓真知灼见。事实证明，官方版本的“林彪阴谋政变”一说不过就是一个天方夜潭、欲加之罪而已。
　　六、披露“两案审判”的内幕
　　1980年的“两案审判”长期以来一直是官方津津乐道的内容，声称这是中国走向法制的开始，身为两案审理指导委员会主任的彭真甚至说，要把两案办成铁案，传到子孙后代也推翻不了。一些御用文人们也不遗余力地为这场审判涂脂抹粉，如图们、肖思科的《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王文正、沈国凡《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等。那么事实真相如何？邱会作回忆为人们重新认识这场审判提供了新的视角。
　　1、官方利用当年的造反派充当审案者
　　1980年9月官方成立了最高人民检察院预审组，在秦城监狱开始对两案相关人员进行了连续十多天的预审。负责邱会作的预审组组长竟然是原来总后的造反派王瀑声。邱会作回忆说：“预审组由三个组员、一个记录，共四个人组成。我一见到组长王瀑声，即大吃一惊。王瀑声原是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王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几易其主的人，文革开始的时候曾经多次表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远学林副主席，近学邱部长，坚决跟着邱部长一起闹革命。但后勤学院造反派‘星火燎原’成立之后，他又投降了造反派，当毛主席、林总、周总理派叶群把我从武斗场上抢救出去之后，王瀑声又痛哭流涕地要求回到革命派中来。‘九一三’之后，王瀑声又转回造反派一边去了，这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预审组组长王瀑声的本来面目。”（页901）总后当年的造反派在江青的支持下一度非常得势，把总后搅得天下大乱，他们在总后机关大抓“保皇派”，一共抓了四百多人，将总后的办公楼变成了临时监狱。（页492）后来又对邱会作实行惨无人道的武斗，几乎置邱于死地。邱会作在林彪、周恩来的支持下重回总后工作后，曾经处理过一批这样的造反派。现在官方为了搞好审理工作，竟然起用这些当年被打压下去的造反派充当审案者，如此审理毫无公正、客观可言。
　　2、背离历史事实，强加罪名
　　两案预审小组先定罪名，然后再寻找证据。在预审之时，先将邱会作划入林彪反革命集团。将邱定位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其理由是“你是林彪的亲信，当然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这还有什么疑问吗？”“亲信就是结帮、重用、安插位置。林彪不正是这样对你的吗！”“你是政治局委员就决定了你的问题的性质！这点你总不能否定吧！”（页902）预审组对此却提不出任何像样的“证据”，他们罗织出来的罪行主要有三条：一是指责黄吴李邱等人与林彪搞了政变，二是在党的会议上攻击了老帅，主要是指邱会作对徐向前的批评，还有用医疗手段整老帅的问题，三是邱在台上时总后迫害了一些干部群众，乃至一些人不幸死亡。第一个问题，不仅黄吴李邱没有涉入所谓的“政变”事宜，连林彪本人的涉入的证据都没有，唯一的一个叶群、吴法宪、邱会作于1971年8月8日在毛家湾策划过政变的证据也被当事人吴法宪所否认。第二个问题则是邱等人在党委会上传达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的部署批评一些老帅，如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判徐向前。如果这可以当成罪行的话，那么首先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至于涉及老帅们的医疗治病问题，都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中央专案组一手操办，根本不经过总后，与邱本人无关。第三个问题较为复杂，文革运动在毛泽东的号召下自上而下，全国人民都被卷入，无数的人受到迫害，而作为发动运动的首要人物的毛泽东却不在两案审查小组的追究之列，而将罪责推给几个被打倒的人身上，毫无公正可言。邱会作说：“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革命，一直是在左的思想下进行的。全党、全国都乱了，幸亏军队相对保持了稳定，为了部队的稳定，必须清理整治反对党委，搞造反夺权，搞打砸抢的造反派，和后来清理三种人是一样的。当然，在这么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整过的、整错的肯定会有的，如果我们仍在工作，我们也会在运动后期进行甄别。在这里我也坦率地说，我是部长、党委第一书记，这个帐记在我头上，我承担责任，我向整错的人道歉。”（页908）
　　3、邱会作的自我辩护和对“两案”审判的认识
　　关于林彪与江青的关系，邱会作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林彪反党集团”。邱说：“根据历史事实，林彪、江青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维护毛主席，有过工作的关系，但主要是斗争。这里，我不讲林彪同江青斗争的全部问题，只简要说四点。
　　“第一点，不准造反派夺权。林彪对六七年一月上海‘一月革命’是没有表过态的。正是因为如此，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还有人指责林彪是后台，这点你们可能不清楚。
    “第二点，不准中央文革插手军队。林彪防止中央文革插手军队是像防贼一样的。不准他们进来；也不准军队有中央文革的代理人。李德生当总政治部主任，就是为了挡住中央文革的张春桥进军队的。
　　“第三点，不准军队搞四大。六六年五月间，中央发表‘五一六通知’之后，中央军委立即决定，军队不搞‘四大’，只搞正面教育。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中央军委发布了八条命令，三月间，中央军委又召开了全军军级干部以上的高级干部会议，对稳定军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四点，不准江青一伙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 江青一伙没有夺去军队更多的权力和军队没有乱，林彪是有功的，军委办事组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九一三’之后，江青一伙大发横财的主要‘资本’就是他们抓住了‘林彪反党集团’反江青一伙的事实。”（页902）
　　邱会作总结说：“在将近十年时间里，我经过了江青一伙在位时的中央专案组的审查，中纪委审查小组的审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审查。这三种审查，出现了两种鲜明的对照。中纪委审查小组（包括侦察预审）的审查基本上是执行党的政策的，真正把我的问题搞清楚了。江青一伙在位时期的中央专案组和高检预审组的审查，是一样的，其目的都是要把我审成反革命。高检预审组的审查手段，搞的是讹诈，并且是挂着中央牌子和穿着法律外衣的讹诈。”“对邓小平来说，反对他们的人是‘三种人’，的确也是‘三种人’。可邓小平却借着公审的牌子，利用反对我们的‘三种人’为自己服务。他们为了打击我们，说我们跟着林彪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们为了打击毛主席，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又说我们跟着毛主席干文化大革命。”（页908－909）邱会作的见解可谓一针见血，将“两案”审判的实质一语道破。
　　七、回忆录存在的部分瑕疵
　　书中说：“陈伯达到毛家湾后，林对陈说：‘你是文革组长，对群众有说服力。你立即通知造反派放出邱会作！’陈可能是第一次见到林彪下命令的样子，有些紧张，马上用红蓝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下：‘立即放出邱会作，陈伯达。’叶群拿着陈伯达的手令，火速赶往总后大院的武斗现场。”（页509）下命令救邱会作的是林彪还是陈伯达？根据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晚上九点前后，叶群来到秘书办公室，一进门就拿出一张白纸条放在办公桌子上。‘首长决心要保邱会作。’叶群情绪激昂地说。她指了指那张纸条：“这是首长和老夫子亲笔写的。老夫子今晚来见首长，我把他也抓住了。你们都来看看。几个秘书都上前看那张纸条，只见上面写着几个鸡蛋般大的草体字：‘立即放出邱会作　林彪　陈伯达’。前面几个字都是林彪的字体，在林彪签字后面，是陈伯达的亲笔签名。”（张云生《毛家湾纪实》　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　页69）笔者认为，陈伯达本人并非强势之人，以其性格恐怕不会写如此直接了当的“命令”，林彪对军队的干部尤其是自己的老部下极有感情，为邱的遭难而愤怒，由此而写下这样一道命令，事实上也只有林彪有此魄力敢下这个命令。
　　书中说：“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文化革命的大风浪之后召开的，江青、康生把持的中央文革想要独霸对大会的领导。为此以林彪、周恩来为首，以军委办事组为骨干，以及当时在前台工作的同志们和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斗争的中心问题，就转为在九大为保卫党的领导权和江青一伙夺取党的领导权的斗争了。”（页613）此一说法似有不确。笔者认为，中共九大的召开，实为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集团后，要在理论上予以论证并在组织上予以完成必要的手续，也就是要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合理化、理论化。那个时候军队与文人两派都在毛泽东的大旗下行动，都要听从毛泽东的指示，双方还谈不上“保卫”或“夺取”党的领导权的问题，双方的权力都来自毛泽东。可以说林彪等军队领导人对江青极左派有抵制，如“二月逆流”，但在毛的强势压力下一触即溃，江青势力如日中天。但是九大前，毛泽东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刘少奇已被打倒，毛泽东另有考虑如何将剩余的老干部势力与造反派势力结合起来，即将九大开成“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所以，无论是林彪还是江青都在毛的旨意下活动，党的领导权就在毛泽东的手中，毛想让谁上台谁就上台，毛想让谁下台谁就下台，林、江都处于从属地位，说林彪保卫了党的领导权实在拔高了林的作用，林最多也就是保存了军队干部的实力，在党内有一席之地，是制约江青的一支力量。
　　书中说：“在九大，林总同江青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斗争的结果是林总胜利了，江青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页658）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似乎并不成立。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是，理论上，江青、张春桥为代表的毛泽东极左路线占了上风，九大通过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通篇论述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左理论，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林彪支持的陈伯达撰写的稿子《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被毛泽东所否定，因为陈伯达要讲的是发展生产力，搞好生产等，不符毛泽东的口味。毛对陈伯达起草报告的否定说明林彪主张的政治路线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林彪居于下风。然而在组织上，江青等人并未得到实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虽然进入了政治局，但是中央文革却寿终正寝，对于江青来说这不啻是一个重大损失。但是不让中央文革继续存在还是出自毛泽东的政治盘算，难以说明就是林彪抵制的结果。毛泽东如果让中央文革继续存在，无论是林彪还是周恩来都只有恭敬从命，不敢稍有违逆。毛泽东是要在新的历史时期让江青等人发挥新的作用，它并不代表毛打算改弦更张。所以不宜说林彪在九大上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只能说林彪为首的老干部在政治局内保存了相当的实力，是当初军队代表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离开政治舞台后的继续。
　　笔者还认为《回忆录》的第三篇的题目似有不妥，该题目是“人民军队忠于党”。笔者认为这个题目的含义应该是说解放军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听从党中央的命令，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听毛泽东的命令。可是，这一篇的主要内容都是林彪、叶剑英、军委办事组抵制江青、造反派，遏制军内造反派的行为，而这恰恰是毛泽东所不喜的。毛泽东要求军队支左，支持造反派夺权，军队内部虽然也有一些极左分子积极响应，但是后来都被林彪打压了下去，特别是军委八条命令之后，各地军人镇压造反派，如“青海二二三事件”等，大开杀戒。林彪还利用“五一三事件”打垮了军内的造反势力。武汉发生的“720事件”也是军人起来反毛的倒行逆施，等等。这显然不能说军队完完全全听了毛泽东的。换句话说，解放军的行为在文革之中并非“忠于党、忠于毛”，而是根据各地的情况而有所不同，有些干脆就是抵制造反派，乃至毛一度认为军队75%不支持造反派，毛甚至提出要武装左派，发枪给他们等等。连林彪本人都厌恶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在庐山上出手打击张春桥，最后林彪还以出走的方式与毛泽东和平分手。这怎么都不能说“人民军队忠于党”。事实上，正是军队的主导力量在毛泽东死后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充分证明军队并非忠于毛泽东，而是与毛泽东分道扬镳，最终唾弃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笔者相信如果林彪学会邓小平那般隐忍，也许就不会发生“九一三事件”，那么在毛泽东死后也一定能够采取措施搞掉江青等文革极左派，从而改弦更张，至少不会再走毛泽东的文革老路。
　　总而言之，《邱会作回忆录》的出版是当前中共党史研究、 军史研究和文革史研究的一件大事，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这段历史，特别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重要的历史人物以及重新认识文革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全书内容丰富，观点鲜明，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都有独到的见解，有些问题的看法现在看来虽然未必正确，但是仍能启迪人们的思考。笔者认为，邱会作回忆录最难能可贵之处就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示了官方掩盖了历史，秉笔直书，还原了那段峥嵘岁月的本来面目。在此，笔者愿向邱会作将军表达由衷的敬意，愿邱将军英灵永生。

燕尾服

重要史实
大陆不许出版

老木匠

这种翻案回忆录，难说“真实”，最多只是事实的一个解说角度。

吹捧林彪到无微不至，就和批判林彪到体无完肤一样可笑。邱如此写，不过是为了表示自己对于林的报恩情感，作为史实就难说了。

亚平

鲍朴介绍《邱会作回忆录》等历史新书


肖曼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成立时间不长，但已经出版了多部有关中国政治和历史的重要文献著作，其中包括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和《刘晓波文集》等等。最近这家出版社又推出有关黄永胜的传记和邱会作回忆录，黄永胜和邱会作是中共建政历史中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和中国文革时期所谓“林彪反党集团”的成员，这两本书为现代人了解中国现代史，特别是文革的历史，提供了与官方版本不同的视角。在今天的节目中，就采访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创始人鲍朴先生。
    法广：请先介绍一下黄永胜的传记和邱会作回忆录这两部书的成书过程。
    鲍朴：这两本书是回忆录性质的，邱会作回忆录是他本人写的，黄永胜的传记是他的儿子写的，当然也是根据黄永胜本人的材料完成的。我们出版社拿到书稿的过程并不复杂，就是按照正常出版社初次和作者和材料拥有者接触、最后达成协议、签约、拿到书稿，这都属于技术性的操作。
    我们这个出版社在考虑出版方向时，非常注重去选一些历史素材，就是说在现在中共档案没有开放的情况下，把一些历史素材通过出版的方式流传下来，使其能够有历史价值。我认为：目前来讲，就是在中共档案没有开放的情况下，当事人的回忆和记录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材料。
    有了这些材料，还不能说有了信史，所谓信史就是大家公认的，和历史事实比较接近的历史。这些材料还不是完全的信史，但是有了这些材料，我们就进了一步。
    法广：除了这两本回忆录和传记以外，你们出版社还出版了其它的历史性著作，请介绍一下。
    鲍朴：去年2010年，我们出了一本《一九五九年拉萨》，这是由在美国的一位学者李江琳女士写的，这本书对一九五九年在拉萨、在西藏和在西藏外围藏区发生的事件作了一个非常非常详细的研究。一九五九年就是达赖喇嘛出走到了印度的那一年，我觉得：这本书研究一九五九年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件，这是研究西藏问题的一个关键。以前没有中文的专著专门研究一九五九年这一年的历史，李江琳的研究是非常细致的，书写的也通俗易懂，和一般的学术著作不一样，既有非常翔实的材料来源的印证，又像写故事一样的，是可读性很好的著作。
    去年我们还出版了一本对中国历史作了比较全面研究、而且有新颖概括的书，它是湖南作者肖建生写的《中国文明的反思》，它是以通史形式，在一本45万字的书里，对中国历史各个朝代作了评价和重新分析。他的一个不太常见的结论就是认为从秦朝开始的“大一统”是不可取的。注意这里的“大一统”和“大统一”是不同的概念。“统一”指的是领土的统一，“一统”指的是中央集权。作者肖建生的结论是：中央集权是一定要否定掉的，它对人民的幸福，一个时代文化的发展都没有起过什么好的作用。这也一本非常值得注意的书。
    法广：我想又回到邱会作的回忆录，在这本书里，他有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想法、别人不知道的历史？
    鲍朴：你提的问题很好，邱会作的这本书有76万字，分上下两册，他提出了一些非常新颖的观点，提供的视角是我们平时看不到的。林彪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为林彪案定案时，有个“两谋”问题的说法，一是“企图谋害毛泽东，搞武装政变”，还有一个就是“难逃广州，另立中央”，这两条成为林彪案的铁定事实。作为林彪案的当事人，邱会作在书中写了：“两谋”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想都没想，完全是子虚乌有。在中共档案还没有公布的情况下，中共官方的版本是不是就是事实呢？当事人通过回忆录作了一个回答，这就需要历史学家根据已经发表的材料，作他们自己的研究和结论。
    另外，在“世纪大审判”里，把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集团说成是一伙的。作为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邱会作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说：江青“四人帮”是忠实执行毛泽东路线的，而林彪这个集团实际上是反对“四人帮”的。把这两个“集团”绑在一起，说他们是一伙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现在40岁以下的人都不太记得文革了，但是文革对现在中国始终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文革的研究现在还是一项空白，文革书籍在大陆现在很难出版。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可以在香港出版这些材料，最终可以起到对材料保留的作用。我觉得意义是很大的。
    法广：能不能介绍一下购买这些书的方式？
    鲍朴：包括《邱会作回忆录》在内的这些书，是在香港的田园书屋发行的，田园书屋也有它的书店，电话是：852 23 85 80 31，他们会介绍在香港的哪家书店可以买到这些书，也可以邮购。

feilian

赞成木匠的观点！党内反毛的宗派不等于是代表真理，不说谎

xsc1536

老林匠先生提出怀疑的逻辑是成立的，但没有对邱作的怀疑提出具体的事实，因此，如果不就邱作中的具体事件提出怀疑的证据，此种虚设的正确逻辑不作为评论在此说可能更好些。

老木匠

老林匠先生提出怀疑的逻辑是成立的，但没有对邱作的怀疑提出具体的事实，因此，如果不就邱作中的具体事件提出怀疑的证据，此种虚设的正确逻辑不作为评论在此说可能更好些。
xsc1536 发表于 2011-3-15 16:45

你当这是在法庭辩论啊？你当自己是神马法官有权采纳什么证据证言？你也把自己抬得太高了吧！

老木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47da480100ortw.html

第三章红色瑞金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江西宁都举行暴动反对国民党，参加了红军，被编为第五军团。这是红军另一种方式发展起来的力量，必须很好地改造建设才能真正成为共产党的军队。这时，正逢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政治建军”的方针，即在各个部队加强政治机关的建立和建设。中革军委从其他红军老部队调给五军团一大批的政治工作干部，从上到下建立了政治工作系统，我作为骨干也在其中，此前我们在瑞金附近进行了短期训练，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弼廷是我们的主要政治教官。不久就在部队中开展了“三大运动”，即提倡官兵政治平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要团结共事。“三大运动”以反对军阀主义为中心。

    军团的领导人董振堂、赵博生等人革命态度坚定，加上他们在部队里有极大的影响力，使红五军团很快成了共产党领导下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一九三二年初，红三军团和五军团在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指挥下攻打赣州，攻城打开突破口之后，三军团冲进城内。由于没有经验，突击进城的部队遭到敌人的反突击，这时五军团发挥了他们城市巷战近战的特点，进行肉博战，用大刀杀开了一条血路，救出三军团。这是红五军团暴动后编为红军的首次大战斗，打得非常英勇，在红军中树立了威信。从此，五军团不仅和红军其他部队团结了，五军团内部也更加团结了。

    一九三二年秋冬之际，我由红五军团选送到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五期学习。瑞金是在中央苏区里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是中央苏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上工农红军学校满足了我学习的愿望，红军学校的校长是刘伯承，他是我军军事教育的开拓者，后来许多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不少都出自这所学校。

    我进红军学校之后先在政治团学习，后来上级要求由政治团调部分个人政治条件好的学员到特科营军械班学习，我被调到军械班。不久军械班与供给队合并了，我在供给队学习，一直到毕业。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我在红军学校学习只有八个月，学习非常努力。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学习了战术战斗条例，和粗浅的天文、地理知识，还学算数和简单财务原理。这些全新的文化，对我又是一次启蒙教育。学习中，我不仅“文”的好，“武”的也行，我是从士兵一步一步上来的，在红军战斗部队受过基础军事训练，到了红军学校里，我对队列、射击、投弹、田径等样样在行。在校期间，我曾是瑞金红军学校评选的模范班的班长，一百米赛跑还得过一等奖。一九三三年春，我以优异的成绩从红军学校毕业。

    由于我学习成绩突出，家庭成份好，是党员（我已于三二年由团员转为党员），毕业时就和另一个叫刘吉仁的学员被留在瑞金红军总部机关，分配到总供给部。我们两人都到财政处工作，他任出纳，我任会计。不久，我兼任总供给部的机要统计员，管理全军与总供给部有关的军务实力统计，这是一项绝对机密的工作。

    总供给部机要统计员的业务范围为：进行红军人员、兵力、枪支、马匹、军械、弹药、粮秣的全部实力统计工作，各部队实力都分别定有秘密的代号，总供给部除杨至诚部长、叶季壮政委外，只有我一个工作人员知道全军的这些数字。我担任这项工作之前，经过了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审查并由周恩来副主席批准，因此周恩来早就知道了我。我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殊工作证，我要是去中革军委办理这方面的业务，纪律规定我不能个人行动，至少有两个保卫人员（特工）与我同行。

    我担任总供给部的机要统计工作不久，我在行政职务上又担任了供给部政治指导员，主要是在总供给部部长杨至诚、政委叶季壮直接领导下工作，我就好似总供给部的机要秘书一样，成为部长和政委的直接工作助手，可以这样说，杨至诚、叶季壮，尤其是叶季壮是我“革命的引路人”。杨至诚比我大十二岁，是出身于黄埔军校和参加过南昌暴动的老资格，但他把我当作忘年交，我俩不仅是上下级，也是最好的朋友。那时供给部没有秘书，杨至诚就把我当秘书使用，叫我为他办理不少文书工作。他出差办事一般都带我出去，我随着杨至诚到过福建长汀、江西宁都、兴国等地检查工作，这让我开阔了不少眼界。我到供给部后不久，已经来中央苏区一年多的原上海党中央的一些人推行“左”倾路线更厉害了，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把“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推向了顶点，在组织上大量肃清和他们意见不一致或无辜的人。杨至诚因为供给部工作人员有贪污银元行为被抓住不放，受到执行王明路线的人的迫害，被打了下去。之后叶季壮出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

    叶季壮上任后，我已担任了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一段时间了。当时总供给部机构非常精干，政治工作范围内的具体事都是我一个人在管，因此我这个政治指导员就是总供给部政治委员的直接助手，其实我早已同政委叶季壮的关系甚为密切了。叶季壮参加过广州暴动、百色暴动，参加革命前曾做过新闻记者，社会知识丰富。他对一般人不爱多说话，但和我则时常聊天，从不把我当外人，使我感到非常可敬可亲。杨至诚、叶季壮是我的老领导，他们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是铭记在心的。一九六七年六月叶季壮去世，在他的追悼会上，总理拉着我的手说：“以后军队的后勤工作就靠你了。”总理的话多么意味深长，虽然我已当了多年总后勤部长，但是我军的后勤工作是叶季壮、杨至诚他们开创的。

    我由红军学校分配到供给部后，当时的总政治部组织部指定我为总供给部机关党支部书记，长征开始之前，又任命我为军委军事工业局的党总支书记。军事工业局是中革军委独立的部门，但由总供给部指导工作。此外我还是一九三四年初在瑞金召开的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人民检察院工农检察委员。总之，我从红军学校出来后，组织上就把我列为政治上特别可靠的人来加以重用了。

    我到中革军委总供给部工作，是我从事军队统帅机关后勤工作的开始。那时人民军队后勤工作正处在创建时期，我们那一批人是人民军队最早的后勤工作者了。这些人在长征途中大部分牺牲了。后来又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活下来的人已经很少，而其中曾在红军总供给部工作并先后担任过领导的只有杨至诚、叶季壮和我。

长征前的准备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王明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控制了党中央领导工作，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王明没有什么实际斗争经验又爱瞎指挥，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很快，他们就全面推行“进攻路线”，批判毛泽东“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清除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影响。毛主席实际上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在中央苏区占了统治地位。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王明路线达到了极点。

    一九三三年九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不久就有红军失利的消息传来。一九三四年四月广昌战役中，红军和白军打阵地战硬拼遭到重大失败，人们就不那么乐观了。我哥哥邱会佳就是在广昌战役中牺牲的。

    一九三四年六月开始，我参加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领导下的红军退出苏区的准备工作。红军可能要进行战略转移的决策在当时极为秘密，直到红军长征前夕，我才知道我做的大量工作是为什么。

    一九三四年六月初的一天早上，叶季壮通知我，他带我到总司令部（当时都习惯地称中革军委为总司令部），去接受一项特殊任务。我因为工作关系每月都要去那里几次，报抄统计数字，我每次去都要如同“大官”出门一样带两个佩带短枪的保卫人员。保卫员并非保护我，而是保护红军实力统计资料这样绝对保密的文件。国家政治保卫局规定：如果发现机要人员有离队或投敌行为，有当场枪毙的权力。

    那天叶季壮亲自和我去，我就知道有很大事了，直到快进总司令部的门口，叶季壮才说了一句：“今天是周副主席亲自向我们交待重要工作。”听了叶季壮的话，我立即紧张起来。在王明路线的肃反后，红军机关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恐怖气氛，越是机要的人，如果发生了问题越是要死，我怀疑自己是否出了什么事要倒霉了。这次周恩来这样的“大官”为什么亲自找我？我心里一连串疑问。

    我们到了周恩来住处，门口有背长枪的卫兵站岗，院子里还有背短枪的内卫兵。进了屋子就是周恩来的办公室，中间是两张方桌拼成的会议桌，四周墙上挂的全是军用地图。周恩来听到来人就从内间出来了。他身材中等，络腮胡子又密又长，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叶部长把我介绍后，周恩来客气地边说边摆手势，叫我坐下，我却不知所措。周满脸笑容地再次叫我坐下，我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松弛了下来，看来不会有“那种事”发生。

    周恩来第一句话说：“啊，你就是邱会作，名字我早知道了。”他知道我全家都参加了苏维埃革命，我虽然只有十九岁，已参加革命快五年了，打过不少仗，当过基层干部，一年多以前又毕业于红军学校。周恩来对我非常满意，他说：“在我们家乡，不满二十岁的人还叫小孩。你现在就参加处理红军战略上的大事，这叫‘小人办大事呀’！”周恩来的话我似懂非懂，“小人办大事”是说我年纪轻，至于说处理“战略上的大事”，我就不明白了。

    周恩来问了我个人情况后向叶季壮点点头说：“人就这么定了，任务你和邱会作谈过吗？”叶答：“没有。”这时周恩来向我介绍了他身边的一个人，叫马纪元，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个副队长。周恩来向我交代任务说：“我们可能同国民党军队在苏区的中心打仗，事先得有必要的准备。”周恩来的话只局限在准备打仗上，对准备撤出中央苏区没有明说。其实他也是说不明的，因为当时中央并没有明确的打算，不仅没有长征到陕北的计划，连是否立即退出中央苏区也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周恩来对我交待：你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毁。另外，要把大量的浮财埋掉。几个仓库里的东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就毁了。东西要处理得干干净净。你们要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不能让当地人和厂里的工人察觉我们的意图。要是知道了，传出去了，就会对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引起动摇，于当前的斗争十分不利。你们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难，最好采取夜间行动。这是一项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马纪元同志参加这次任务，带保卫局一个警卫班去协助邱会作。邱主要负责，马保证邱执行任务和安全。

    周恩来说完就带着我们到了地图跟前，问我：“会看地图吗？”我答：“在红军学校里学过。”周指着地图上画的一个园圈里箭头的标记问：“这是什么？”

    “它代表指北针。”“要是没有指北针标记的地图，你怎样区别方向？”“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周听了我的回答后放心地说：“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立即提出来。今后还有什么问题，叶部长还可以和邱会作谈。”从这次谈话中，我知道了周恩来的工作风格，他虽然是红军最高领导，但布置工作却喜欢事无巨细，凡事都要一一关照到。

    从那天开始，我就放下了总供给部的工作，专心执行周恩来交办的任务。马纪元带了一个警卫班，班长是李青山。他们穿中央保卫局保卫团的制服，佩带特别样式的蓝色领章，每人都带着短枪和一把大刀。我从总供给部带了一个传令兵、一个饲养员，一共十六人组成了一支分队。

    我们按照计划沿着兵站线每天行军大约六十里，都是早出发、晚宿营。我同马纪元都不愿骑马，跟大家一起步行，我当时年纪轻，一点也不觉得苦，只要肚子吃饱就行了。我和马纪元熟悉了，曾开玩笑问：“你除了周副主席交代的事情外，还有监视我的任务吧？”他只是一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按平日的规矩，这次最高军事机密行动中，马纪元监视我，随行的人里肯定还有监视他、有权处置他的人。在我们执行任务回来后，我曾在周副主席的办公室还看到过马纪元一面，但不敢相互打听什么，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不知马纪元是牺牲了还是被“保密”了（处死了）。我军有史以来，干部们对保卫机关都很害怕，特别是抓“AB团”和红军肃反后更是这样。

    我们执行这次任务是分几站完成的。

    第一站，胜利县水头寨。我们来这里处理仓库物资，这个仓库存有数千支杂色步枪及军械用品，这在当时都是宝，但只能忍痛割爱了。我决定先接管仓库，把现有的人员全部调走后再处理物品。为了保密，我们全部自己动手。我们要工作人员一律到瑞金附近集中，他们交接完就全走了。怎么处理物品？我权衡利弊后，决定把东西沉没在深水中。仓库里有一个水运码头，装船就在白天公开进行，说是运到前方去，等到晚上再把物品沉没在河里深水中。

    第二站，桥头镇。桥头是胜利县政府所在地，有个大型的弹药库，库主任是个负伤残废的红军营长。这里库存的物品基本上都是一些废物，如未炸的地雷、手榴弹、飞机炸弹等。仓库在桥头镇东南的群山里，那里有很多天然石洞，其中几座很大的洞是仓库区，这个仓库已经封闭了，工作人员撤走了。只有残疾的仓库主任住在桥头，行动不便管不了事，那里的山洞就成了土匪藏匿之地，那天我们恰好搜查出三个从家逃出来藏在那的地主，就把他们捆绑住，押回来交给县保卫局。我们把物资集中起来放火烧了。我原以为对桥头仓库的处理很难，没想到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第三站，江面镇。江面镇在胜利县和兴国县交界处，属胜利县管辖。这里是红军兵工厂所在地，工厂有三个分厂：子弹厂（翻造）、翻砂厂（造手榴弹）和修械厂，共有一千多工人。工厂所在的二十多里长的山沟早已划为军事禁区，没有居民，有一个警卫连专门保卫工厂。这里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以工厂要转移到其他地方建厂来掩饰我们毁掉工厂的目的。

    首先，进行深入的动员。我召开工人大会讲话说，为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需要加强军工生产。要把现在的工厂分为三个，分别迁到不同地方扩大生产，在不同的作战方向满足战争的需要。我的讲话很有“说服力”，他们完全相信了。

    我们按照原定计划把工厂的设备分为三个部分，名义上是分成所谓要扩建的三个工厂。其实一部分设备要带走，一部分要毁掉。

    人员也是一样，名义上按三个“新工厂”的形式调配人员，实际上按照将来要带走的和遣散的分开，开到不同的地点去。兵工厂的行政组织积极配合，人员调动很快就完成了。我再用公函调来一千五百运输员的队伍，把要带走的物品搬运离开工厂，不要的就地集中堆放。大约十天后，工厂那里除了我们和警卫连外，什么人也没有了。

    怎么销毁物品很难办。机器等铁制品不怕火烧，不少机器一时无法拆开。后来还是工厂警卫连的连长提出一个办法：把工厂留下的炸药和瞎火的手榴弹集中，和机器堆在一起，爆炸毁掉。

    红军兵工厂是几年辛苦逐渐建设起来的，机器和器材都是战争中缴获来的。工厂的主要负责人如郝希英等都是上海地下党介绍到中央苏区来的，有的是从白军解放过来的。工厂经过数年的经营才形成现在这样的规模，能生产出木柄手榴弹、地雷，用旧弹壳翻造子弹和修理各种枪支。红军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是拼消耗的，根本缴获不到敌人什么东西，一切都要自己供应。红军兵工厂做出过很大的贡献，现在马上就要毁掉了，当然非常心痛。但是为了执行上级命令，除了毁掉，别无他计，我下炸毁令时心里很不好受。

    我们完成这里的任务之后就回到瑞金。我向叶季壮部长汇报了工作，他表示满意，并要我随他一起去向周副主席汇报。第二天，我们到了总司令部，周恩来已等在那里。我预先准备好了一个小提纲，按稿子读了大约半小时，周恩来坐在我对面用心地听着。我读完之后，叶季壮补充了几句，叶在给我补台。出乎意料的是，周恩来对我满口赞扬：“你说得很好，很简明，要点也突出。我知道了你们出色的工作。这么一项复杂的事，被你这么顺利地完成了，不容易呀！你还这样年轻，思维能力很强，大有前途！”

    说着说着，周恩来兴致一下来了，说了一大段培养农民子弟当干部的问题。他说，对学生出身的人着重要去做实际工作，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而对农民出身的则要千方百计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如果学生出身的会做实际工作，农民出身的把文化水平提高了，我们党就会有一支很好的干部队伍。当前我们农民出身的干部多，提高他们文化水平是事关革命前途的一个战略任务。

周恩来勉励我说：“你很年轻，今后你要下功夫学，让你的文化与你的思维能力能够成正比例发展就好了。我今天算是给你下了一个学习文化的任务，下次再见面我就要考你了。”我听了周恩来话，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站起来把我自己钉的本子（也就是工作记事本）送到周恩来面前，请他给我写上几句话。周恩来随手拿起墨笔在我的本子上写上了：“诚实、勤奋。周恩来，一九三四年八月。”这个本子我一直珍惜地带在身边。可惜的是，“九一三”事件后，我的家被抄，这个本子不知所终。

    从周恩来那儿回来后，我对学习抓得更紧了，遇到不懂的，我就到红军供给学校去请教宋奇峰校长。我在红军学校学习时，宋是我们的教导主任，毕业后我常去请教他。宋奇峰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学问很高，曾是国民革命军二十六路军的军需处长，宁都暴动中参加了红军。一九三四年红军退出中央苏区之前，再一次进行了肃反，他被国家政治保卫局处决了。宋奇峰死得冤枉，我至今怀念他！

周恩来、叶季壮救了我的命

    完成这次特殊任务之后，心里非常高兴。但工作一忙，对这事很快就淡忘了，根本没想到一场大祸要降临到我的头上。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即一九三四年九月初的时候，第五次“围剿”的形势非常紧张了，红军内部的肃反更加严厉。

    十月初，红军的长征就要开始了。这时我发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国家保卫局派到总供给部的特派员表情很蹊跷，一直死死地盯着我，甚至我上厕所他也一步不离。我掌握全部红军的实力，现在又知道红军准备退出中央苏区的绝对机密，他们怕我“开小差”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国家政治保卫局已经开过会，决定把我彻底“保密”了（秘密杀害），只要保卫局的死刑命令一到，行刑队来了就动手。当时中央苏区里正是王明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别说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各部队的保卫局也可以杀人。随便杀人是王明路线的罪恶之一，多少人都成了王明路线的冤鬼！

    有天黄昏，突然冲进来几个人把我绑了起来，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把邓发签署的要处决我的手令展示了，然后把我绑成处决死刑的样式。我知道要被处决了，连喊冤枉，但没有用。张炎和把我要拉出去行刑的时候，要先向叶季壮打个招呼，可是叶季壮不在，我感到彻底绝望了。但真是凑巧，在押我执行的路上，正好周恩来、邓发、叶季壮三个人骑马迎头而来，叶季壮见此症候大吃一惊，立即问周副主席，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示意是按老规矩办），我则死死地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这样又给我松了绑。我跟着叶季壮的马后，一溜烟跑回供给部。

    回到供给部,叶季壮又给周恩来打电话，他心里有点火，埋怨杀我的人连个招呼都不打。过了一会，周恩来又来了电话，要叶季壮和我立即到他那里去把我的问题谈一谈。到了周副主席那里，看见张炎和也在。我没有进去。只过了一小会儿，叶季壮和张炎和就出来了，周恩来送他们到门口。他看见我反倒没有说话，上前握了握我的手，我睁大眼睛直盯盯地望着周副主席，也不敢说一句话。周恩来决定除了免我一死之外，还要对我加以特别保护，并带着一起走（长征），并交待对曾想处决我的事要绝对保密。

    在延安的时候，周恩来提起这件事，跟我开玩笑说：“你当时直盯盯的眼睛望着我，给我的印象很深！”真是无独有偶，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九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决定把我们关起来，在大会堂和总理告别时，总理握着我的手，我双眼也是直盯盯地望着总理，我对总理说：“我相信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总理有些激动说：“好嘛！”此时此刻，不知总理是否想到，近四十年前我那双直盯盯望着他的眼睛。

    叶季壮一个争辩，周恩来一道命令把我的脑袋保留下来了！让我多活了七十年。周恩来、叶季壮在世的时候，我多次向他们表达谢意，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他们总是说：那是王明路线的罪过，不应该死的人被处死的不知道有多少，你算是侥幸的了。

    国家保卫局要把我“灭口”的事，最初我只知道大概。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真情。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主力过黄河东征到山西去了，而红军总部留在陕北的瓦窑堡。周恩来时任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的主任，统一领导指挥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工作，重点是抓红军的供应。当时军委总供给部驻在延长的永坪，我是供给部粮秣处长。叶季壮部长派我常驻在红军后方办事处，为了工作方便，我就同周恩来住在一个大院里，当时住在一起的还有李克农、邓发等人。我们几个常常喜欢在周恩来办公的大炕上阅读当时可能得到的报纸，并且在那里聊天。一次，我们无意中谈到了瑞金的生活，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之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要杀掉，难道就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面对着我略有羞愧地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有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听我们说到这，就插进来为邓发开脱：“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了他（邱），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到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

出发前夕

    长征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十分紧张，那时并无“长征”一说，名义是“上前线”。长征前，叶季壮部长没有别的助手经办此事，供给部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他自己组织，特派员和我配合他进行工作，因此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上前线”的真实含意。

    各项准备工作中最复杂的就是对人员的审查。凡“上前线”的人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报上级批准才能定下来。走的人确定之后，留下的人都到离瑞金不远的七堡集合去了。当时王明路线非常左、非常残忍，我至今还记得几例被无辜杀害的人。

    总供给部粮食处长罗凤章是湘南暴动参加革命的。有人检举他贪污过三块银元，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把他抓走了。对此，作为总供给部部长的叶季壮居然事先不知道。罗凤章的事情发生在离“上前线”较前的时间里，形势还没有那么紧张，叶季壮又几次找周恩来，罗保住了脑袋，只是被国家保卫局送到兵站去罚做苦工。对罗风章的打击就是惩罚主义路线的具体案例，罗当了苦役，头发上被开了一条“马路”（中间剃光一条头发作标记，防止逃跑），每天在兵站搬运重物。今天我们提到在革命队伍里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人人痛恨的，但在当年是很革命，很时髦，很风行的，是人人必须执行的。有一次罗凤章挑运物品到总供给部来，我没有像别人那样歧视他，给他喝了水。罗比我大十几岁，过去我对他很尊敬，可那天我也说了几句责怪他的话，没想到他毫不在乎地回答：“我现在比当处长好，晚上睡得稳当一些了。”他见我很不以为然，又说：“老弟，你年轻！对现在的事情，你能看到，但你不能看透。人若是倒了霉，可是身不由己呀！”对罗凤章的话，我想了几十年才想明白。当我想明白的时候，我已经比罗凤章倒霉百倍了。

    在临出发前，供给部送出去了一批刚修好的步枪到前方去，兵站检查出来有生锈的，向上报告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立即派人来总供给部检查追究。负责枪支管理的军实处军械科科长胡子昂十分紧张，知道自己纵有十张嘴也说不明白，肯定是活不成了，于是偷偷在自己内衣里藏了一个手榴弹。当我陪国家保卫局的人到军械科找胡子昂查问时，他从容不迫地说：“我是军械科长，枪生锈由我个人负完全的责任，请不要连累其他人。”胡子昂说完，扭头就向房子外面跑。只见他跑出门外不远，手榴弹就响了。他没在房子里拉响手榴弹，是为了不伤害我和其他无辜的人。胡子昂在知道要被处决了的情况下，痛恨的只是肃反制度，还不愿意伤害别人，甚至包括不愿伤害要执行他死刑的保卫局的人，真是可敬呀！事后，供给部把胡子昂当作“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批判。我一言没有发。认为胡子昂根本不是“反革命”，只是工作中出了点差错。但是，在王明路线之下，在长征前的那种特殊气氛下，胡子昂除了死，没有别的选择，他死于共产党的惩办主义。

    还有总供给部的管理科长李跃也死得冤。李是湖南人，是个二十几岁的大学生，这在红军中是很少的。因为他的家庭成份是地主，国家政治保卫局开始没有批准他“上前线”。后来经过我们第二次报告，保卫局总算是同意了。李跃平常工作非常好，但是在长征出发的前一天晚上，管理科无意中发生了轻微的火灾。保卫局认为这是反革命发出的“灯火信号”，告诉敌人我们要行动了，于是把李跃抓走了。虽然对李的下场并未宣布，但无须多考虑，就是用“保密”的方法处决了。

    上面谈的我死里得救的经历和另外三件事，说明了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之前，恐怖的气氛是相当厉害的。可以说，当时没有一个人是不怕犯错误的。因此大家在工作中总是积极苦干，谨小慎微，甚至不敢多说话。当时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哪怕是一件小小的事就不得了呀。

    那时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是革命队伍中的“活阎王店”，想要谁死是轻而易举的事，几年来杀了很多的革命人士和人民群众。一九三○年开始的杀“AB团”，是敌人挑起的反间计在内部杀共产党；一九三四年的肃反是我们共产党自己挑起的杀共产党。一些所谓的不可靠分子，例如宁都暴动起义过来的红五军团的一些干部，杀了不在少数。长征前的肃反乱杀人是中国共产党永远要记住的教训。

人民为革命付出的代价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是一步一步的。红军的长征还没开始，国民党军队就占领了苏区的边境地区。那里的人民开始遭到苦难，红军家属被残酷迫害的消息不断传到瑞金。那时我和家里已经失去了联系，兴国人民和我一家人遭的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才知道的。

    国民党反动派刚占领兴国，就对这个中华苏维埃模范县的人民进行了屠杀。兴国县在一九二八年苏维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约有三十万人口，到一九三四年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后，锐减到不足二十万，人口少了三分之一多。兴国县被屠杀的居民至少有五、六万人。而参加红军走的约八万人，绝大多数战死了。有人统计，仅长征中，牺牲的有名有姓的兴国籍战士有二万五千多人，没名没姓的牺牲者应当是多数，但无法一一收集名单了。兴国参加红军的人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时活着的并在革命队伍中继续工作的仅剩下一百多人了，其中五十四人成为新中国开国第一批将军，其余至少也是师以上的领导干部了。

    一九四九年兴国县经过一些不很完整的典型调查推算，全县户口平均减少四分之一以上。如我的老家，苏维埃革命前有四十户人家，解放后只有十九户，减少了二分之一。从这些数字就可以看出兴国县人民对革命付出了多大的贡献！兴国县人民是这样，我的家庭同样也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家付出的第一个代价是，我兄弟两人当了红军，哥哥还献出了生命。哥哥和我参加红军后，家中没有了壮丁，养活全家十多口人的重担就落在我父母亲二人身上了。我母亲很顾家，对红军却很慷慨，把儿子交给了革命。后来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战场上我们母子巧遇了。她对我说：“你要狠狠打白军。不然地主回来了，分到的田也保不住。”革命利益同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切身利益一旦联系在一起，就会改变她的思想。我哥哥在广昌战役中阵亡，红军长征后，我母亲才知道她大儿子死了，哭得死去活来。失掉亲人的痛苦压抑了全家人很多年，二十年后解放了，他们才知道我还活着。这样人间悲欢离合的事在兴国不止我一家！

    我家为革命付出的第二个代价是，家里房子被毁、家人受迫害。我家有三间房子，是几代人辛苦建起来的。房子在一九三一年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时已经遭到过破坏。那次白军被红军包围时，占据我家里进行野战防护，在墙上开了许多射击孔，还搞塌了一间房。

    白军第五次“围剿”时，战略是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即进到哪里，堡垒就筑到哪里，公路随后就修通，修公路是“就地取材”，以毁坏红军家属的房子为主。国民党部队把我家所有的房子全扒光，成为一片废墟，我父亲急得连吐几口血就病倒了。因为我家是红军家属，乡亲们不敢援救。我家分得的土地被地主收回去了，只好在荒山上种些红薯，加上砍柴挑卖，以吃红薯和野菜为生，我九岁的弟弟还要去要饭。最困难的时候，祖父和父亲光着上身，穿补过“千层”的裤子，洗的时候，要用稻草编的草片子遮羞。为避风雨我的一家人在坟洞里一住就是两年。

    我家为革命付出的第三个代价是，父亲用劳役还地主的租子，摔成重伤。地主从一九三○年共产党正式分田到一九三四年国民党政权恢复计算，地主要我父亲补交五年的租子。我家没有能力偿还，就托人向地主家求情，希望和别人一样缓交。地主恶狠狠他说：“别人欠租一百担我也不要，你家有共匪，一粒粮也不能少！”地主逼着我父亲上山到他的林场去砍伐树木挑到公路上，以劳役代交租子。木材每担至少有一百三十斤，挑四十里路的山路，有次父亲连人带着担子掉到深山沟里差点摔死，跌成重伤残疾了。红军长征走了，地主回来气势汹汹地把奶奶的坟地扒开迁走，暴出骸骨，说是“把他家坟地的风水破坏了”。地主扒坟时，我爷爷奋力阻挡，被打得口吐鲜血，很快病故了。

    我的一家人和兴国县许多家庭一样，为共产党的革命吃尽了苦头。兴国县在人民革命斗争中牺牲了数以十万计的优秀儿女的生命，无数的家庭遭受到摧残。他们牺牲流血，为新中国的建立铸成了一块块奠基石。

老木匠

第五章艰苦的岁月

过大渡河

    从贵州、云南到四川西北部，是红军长征中最危险、最艰苦的一段。我们一直在敌人的追击中。红军强渡金沙江后向北走，红一军团强夺了大渡河安顺场渡口，在蒋介石军队的包围中打开了口子，一部分部队得以东渡。但是那里河水急渡船少，中央纵队和大部队不得不继续沿大渡河西岸北进，想夺取泸定桥过河。敌人发现了红军的意图，调大量部队增援泸定。我们必须抢在敌人前面到达那里。

    由安顺场到沪定大约三百四十里行程，大渡河由北向南在横断山脉的深谷中奔流，两岸地形十分险恶。河边的山路一侧是高山悬崖，一侧是急流深谷，崎岖的山路沿着河岸时有时无，有不少地方牲口都难以通过。红军先头部队的任务是急速前进，攻夺沪定镇的铁索桥，对其他无法顾及。中央纵队必须自己筹粮，修整道路，让牲口、挑子、电台等能跟上前进。于是，由军委警卫营两个连和部分运输部队，以及少数干部组成中央纵队的先遣队，沿路保护桥梁，抢修道路和筹集粮食。周恩来指定我带队，出发之前，他严肃地向我说：“你们如果完不成任务，我们就不能及时赶到泸定，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我带先遣队出发，一天一夜是急行军。这段道路情况尚好，从第三天开始就差了。我们开始了紧张的工作：筹粮、修路、在预定的宿营点搭棚子（当时正是雨季，机关和电台很难露天工作）。

    搞粮出乎预料地顺利。大渡河东岸比较富，豪绅们预料红军会走东岸，都把粮食装在船上运到西岸藏起来，当他们发现红军走了西岸，又急忙把粮食向东岸运。我们赶过去缴获了没来得及运走的三船大米和许多用品。

    修路异常艰难，只能一切从简，只要牲口、担子、电台能通过就行。

    那几天大雨滂沱，大家衣服整天都是湿透的，到宿营地也无法露天点燃篝火取暖，只好淋着雨过夜。休息的人披着雨衣还可以迷糊一会儿，工作的人就苦不堪言了。我们搭的棚子很简陋，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但中央领导一到就能进到棚子里看地图，电台能架起来呼叫，有炭火烤衣服，吃上我们用缴获的大米做的热饭，高兴得不得了。

    大部队跟上来之后，我已经跑前跑后忙得三天没有躺下睡过觉了。那天下午行军，部队在泥泞的小道上堵塞，我们停在一个有四十多度的坡路上。因为是人挤人地站着，每人只有立锥之地，想坐，没有容下屁股的地方。我站着站着就站不住了，就趴在我身前邱长胜的肩膀上睡着了。邱长胜一动不动地撑着，时间久了，他支持不住，警卫排长杜庚在前面再做他的支撑，前面的人再为杜庚做支撑，我前面的几个人死咬着牙硬撑着，我站着睡了将近一个小时。战友们用自己宝贵的体力为我换来了睡眠。

    中央纵队提前赶到泸定桥，此时泸定桥战斗已经结束。提前过河到东岸的一军团一师（李聚奎为师长）三团（黄永胜为团长）首先向桥头堡守敌发起进攻，拔掉了敌人的碉堡。更为关键的是，敌人已经在铁索桥上埋好炸桥的炸药包，三团勇士迅速拔掉导火索，保住了铁索桥。西岸的一军团二师四团也开火过桥，守敌全部歼灭。过泸定桥那天我特别激动，它哪里是桥呀，是悬在相距近几十米远两岸上的十三根铁链子，九根做桥面，四根作两边的扶手，上面搭了一些板子当桥面，人走在上面时桥就晃来晃去。泸定桥是我一生中过得最不安全的桥，但又是一座最安全的桥，因为过了它，我们就转危为安了。蒋介石想把红军当“石达开第二”全歼在这里的“美梦”破灭了。

    我们过了沪定桥继续向北走。那时我接到命令，派一个排护送陈云离队，后来才知道他是要到苏联共产国际去汇报工作。

翻越大雪山

    红军过了沪定，经过天全、芦山，来到了宝兴。从这里向东是成都平原的边缘，那里有大量国民党军队防守。弱小的红军只有向西绕道川西、青海、甘肃交界的荒凉地区才能北上。我们要过的第一道险关是宝兴县西北的夹金山，又叫大雪山。它海拔4000多米，山上终年积雪不化，气候变化莫测。当地人叫它神山，说是“只有神仙才能翻过”。但我们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别无他路可走。中央纵队过大雪山的准备主要是筹粮、搞防寒的衣物和防病。

    红军长征离开苏区后，粮食全靠沿途筹措。但沿途的地主把粮食藏起来，老百姓也跑光了，况且所经之地又是中国最贫瘠的地区，本来就没有多余的粮食养活一支外来的红军。当时我们的行军序列是红一军团在前面开路，红三军团殿后，中央纵队居中。中央纵队跟着一军团之后走，好处是他们常常会替我们搞些粮食；坏处是前面部队筹粮之后，我们沿途再也找不到粮食了。中央纵队在宝兴住了一星期，几乎一点粮也没有搞到，连续几天吃“清汤”稀饭。过雪山前，我们决定到近百里远的一个富裕地区去搞粮食，到那里要翻过三座山，过一条水深过膝的河流。为了把粮食搞到手，事前不能惊动那里的敌人，于是决定突袭。

    为了迷感敌人，白天我带警卫营筹粮部队大摇大摆地朝相反方向走，故意让当地人看见。等到天一黑，我们掉头急行军走了一夜，拂晓时突然包围了目标，击毙守敌三十多人，缴获牲口几十头和不少粮食。我叫少数人赶着牲口先走，赶紧回家救急，让大家吃上饭（中央纵队已断粮了），我率部队殿后，防止敌人反扑。当时搞到了粮食就等于是打了大胜仗！我们回来时，刘伯承参谋长走出驻地几里来迎接，还集中司号员吹了欢迎号。

    长征出发后红军就没有发过衣物，一个个早已衣衫褴褛了。我们到天全县后就采买衣物，又在筹粮中缴获了一些粗布、羊毛毡（大家称作麻子布）、棉花。这样每人至少可以做一件背心。这对抵御大雪山上的严寒差得很远，但已经很不容易了。

    由于气候不适应，那时病员很多。我们有几个医生，但药品早用光了，只有请教当地“土医生”找些中药治病。我和卫生所所长王斌组织人在山上打了两天的中草药。刘伯承参谋长亲自向大家动员说：“我们休整不会太长，要抓紧治病防病。没有西药，土药材也有用，大家一定要服用，否则就是在消灭革命有生力量。”刘伯承把吃药防病提高到“政治问题”的高度，强制执行，给我们的工作以很大的支持。

    过雪山前周恩来召开过两次干部会议，号召干部发挥带头作用克服困难，顺利翻过大雪山。周恩来用总直属队两个科长的例子来说明工作中的问题。一个是管队列的科长，据国家政治保卫局秘密报告，他企图用掉队的办法离队，保卫局要逮捕他法办，周恩来不同意，只是将其撤职并留党察看。另外周恩来就是表扬我，说了很多鼓励的话。最使我难为情的是，周恩来为了让大家认识我，让我上台给大家看看。我不好意思，刘伯承就来凑热闹，他一把把我拉到台上推到周恩来身边说：”就是这个‘小家伙’。”看到我面红耳赤的样子，刘伯承哈哈大笑了起来。

    根据先头部队的报告和当地群众传说，越往雪山上走，空气越不够用，如果你一口气喘不过来，救得不及时就死了。针对这种说法，我们提出了过大雪山的办法：上山要慢，逐渐适应空气稀薄和缺氧；到了最高处不能停下来休息，要快下山，连滑带走，下面空气里氧气多就安全了。我们还进行了严密的组织，两个体力好的和一个体力差的编为一个行军小组，这一招很起作用，让一些体力差的人增加了信心。另外，我从运输队调来了三十多个健壮的战士组成了收容队，这是最苦的工作，我自己任收容队长。

    那天周恩来最先上山，他冒着危险留在山顶上看过山的队伍。由于措施得当，中央纵队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了雪山，基本没有掉队的，只收容抢救了十几个人。周恩来看到我在最后带着收容队上到山项，才和我一起下山。周恩来在最危险的山顶呆了很久，却不许我多呆一会儿。

    我们下到半山腰，胸里头好像塞了棉花似的感觉没有了，周副主席边走边对我说：这次过雪山，你们的准备和组织得好，应当总结经验。你每做一件事都要学会总结一次，这样才能提高工作水平。人的工作能力有强弱，进步有快慢，为什么？就看你善不善于总结经验。你们文化低的工农干部更应当学会结经验。

    邱长胜对毛主席过雪山准备的充分周到。使人想不到的是：邱长胜给毛主席准备了约有一斤重的热茶，到了山的那一边毛主席就喝上了热茶。过夹金山的那天早上，邱长胜把预备好的火笼装好了，把水壶放进去。我们早上就开始上山，上山走了大约一半，毛主席就要求停一下，他下了担架无论如何也不再上担架了，这时毛主席的感觉和呼吸都还好。到下午三时左右就开始下山了。但下山下到了积雪线不远的地方。毛主席突然头昏，自己就一屁股坐到地下了。此时，邱长胜立即从他竹箩里取出小水壶，把茶水给毛主席喝了，毛主席就慢慢恢复正常状态了，他并示意要抽烟。毛主席喝了热茶，抽了烟，精神就来了。晚上到了宿营地，毛主席又想起来喝热茶的事，警卫员笑着原原本本地把热茶的来由告诉毛主席了，毛主席心情凝重一时不说话来。待抽了一支烟之后，毛主席只说了一句话：“你们都是苏区伟大人民的儿子！

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

    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由江西出发，最初想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发展。但受敌人阻挡进入了贵州，想在那里建立根据地，由于敌情严重，退出遵义向北前进，要到四川同红四方面军汇合，这个目标又没有实现。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川北，没有南下接应红一方面军北渡长江。而四川军阀刘湘为了保全自己的地盘，提前南渡长江迎击我军，同时蒋介石“中央军”追击的也逼近了。在这种态势下，中央决定不与川军硬拼，回师贵州北部。

    红一方面军为摆脱敌人，四渡赤水，二占遵义，然后再向黔滇川交界处敌人薄弱地区前进，后来向北渡过金沙江、大渡河、翻过大雪山。在一个叫达维的地方，碰巧遇到了四方面军李先念的三十军，当时高兴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和四方面军会师的希望在即，又走了大约一个星期，终于一九三五年六月间在四川西北部懋功的两河口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红军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合时，全军上下无不欢欣鼓舞，高兴得难以形容。我记得军委直属队和红四方面军直属队会合时，人群中最多的表情就是傻笑，兴奋得手舞足蹈。那天，我们比红四方面军直属队到得晚，但我们的住处已被他们安排好了。我们一到，他们就把做好了的饭菜大盆大盆地送过来，大家一起会餐，到深夜大家也不肯散去。当时，红一方面军不足三万人，红四方面军却有八万多人。

    红军两大主力汇合后，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做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确定红军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前进，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但会议之后红军并没有行动，原来张国焘等人与党中央在发展方向上有矛盾，张国焘不愿意北上。这样双方的关系很微妙，四方面军对一方面军的热情没有持续多久就冷了下来，但谁也不明着说破。

    首先，他们很少有人上我们的门了，我们去也不如以前那样热情，有时还发生摩擦。例如，我们警卫营上山搞到的粮食，还没拿回来就被他们夺去了，我们忍让才没有发生冲突。他们也常说一些讽刺话，如“中央红军穿得破破烂烂，个个像要饭的。”“中央红军兵不多，老婆倒不少（指干部连的女同志）。”……对这些话，一天我向刘伯承参谋长汇报工作时谈到了一些，他笑着说：“你懂得什么叫军阀主义吧，我们共产党里难道就没有吗？”刘参谋长向来说话随和，他这时态度很严肃，我基本懂得他的意思是什么。

    一九三五年八月初，红军分成了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以中央红军为主，由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陈昌浩过来任右路军总指挥和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毛泽东、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在右路军。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由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等组成，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过去，和新代替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共事。中央直属队跟着朱德到左路军的人不算少，而我们能留在右路军的则很高兴。

    红军要继续北上，必须夺取川西北的松潘县城。中革军委已经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张国焘公开不反对，但内心不愿意，行动迟缓，结果贻误了战机，红军未曾打开松潘。红军分为右、左两路军后，两个方面军的部队混到一起了，接触多了，分歧渐渐明显。我和四方面军干部交往时常听到不相信中央的言论，指责中央执行了一条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说“过去听‘洋人’（李德）的，现在听‘秀才’（毛泽东）的。”“你们从江西逃到这，还要向哪里逃？”“南下好，北上没有出路。”“现在的中央是无能的，要改组”……一方面军的干部就反驳他们，连主要的人物也说了话，彭德怀敢做敢言，公开反驳那种言论。为了照顾大局，党中央对张国焘耐心说服，甚至有些迁就，张国焘才勉强口头上同意继续北上，向毛儿盖前进。由于两军貌合神离，红军由两河口到松潘耽误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蒋介石完成了对红军追击堵截的部署，发出“要把红军消灭在川西”的狂言。面对敌人的强大压力，红军内部分裂的气氛一时被掩盖了。

过草地

    新的敌情迫使红军要通过草地无人区，向甘肃的夏河流域前进。那时我们面临着两个严重困难：草地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敌人的追堵，前者甚于后者。草地不仅没有人烟、粮食、道路，还有不少地段是沼泽（也叫水草地），人根本不能走。

    红军到了毛儿盖后就开始作过草地的准备。这时周副主席患病了，持续发高烧（多年后周恩来说他得的是肝脓疡），大家都很担心，我们把担架铺的很软，勤换担架员，这样就平稳多了，我忙完工作，也去为周恩来抬担架，我嫌担架员走的不稳。卫生所长王斌是为周恩来治病的医生，没有医药和器械，他唯一能采取的办法是要我们搞些冰块为周恩来高烧时降体温。毛儿盖没有冰块，要到几十里路远的打鼓山顶上才能搞到。我们连夜出发，不到十小时就从雪山上把冰块搞回来了，敷在周恩来的身上退烧。那时的伙食很差，筹来的粮是藏民的主粮青稞，一般人吃了都不消化，别说是病人了。我派人搞来了一点小米、黍子，这就是珍贵的东西了，我们给周恩来熬粥喝。

    过草地的准备工作主要是搞粮。毛儿盖周围都住了部队，百十里内搞不到粮，筹粮的办法只有三个：一是抢割老百姓地里即将成熟成的麦子、青稞；二是挖野菜草根；三是向下面的部队要一点。

    割麦子（青稞）要经过政治机关批准。麦子没熟时就在田头插上牌子，标明由什么部队收割的，说明红军收麦子是不得已的，现在欠下了账，今后一定要还清等等。部队割了麦子，中央机关每人都能分到大约二十斤，然后用各种方法（多数是用石头砸）把麦子加工成像麦片一样的渣子状的“面粉”，这就是过草地的“命根子”。

    另外，各部队也向中央机关送来了一些食物，红一军团送得最多。毛主席在长征中一直受到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的特别保护和照顾。过草地前，林彪送了一个八个人的担架班和一头壮实的骡子去为毛主席服务。林彪自己的运输员也来了，是我到红一军团二师把这支担架队带回来的，二师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再三嘱咐我要把毛主席照看好。临行前他们又把三十几个面饼、二十几斤由牛肉或马肉晒成的肉干交给我带给毛主席。

    挖野菜草根也是搞“粮食”的重要手段。过草地前大家以吃野菜为主，在野菜里加上少量麦粉做成稀糊糊吃。吃野菜发生了不少问题，全身浮肿、拉不出屎是普遍现象，也有中毒的人，反正不吃野菜也要饿死，只好以命一试了。那时的毛儿盖一带几乎被“掘地三尺”了，八月间的草原本应草木繁茂，但很多地方连一根草都看不见了。

    当时部队的情绪很悲壮，过草地之前，运输队举行过一次“会餐”，也就是多了几种野菜罢了。大家互相托付，过草地谁死了，活着的要给他家里写封信……显得十分凄凉。为保证中央领导安全过草地，我叫运输队藏了些粮食不敢轻易拿出来，领导人的担架队员，抬电台和发电机的运输员粮食不够时就从这里取。

    中央纵队由毛儿盖出发过草地走了七天，这是红军长征中最艰苦的一段路，非战斗减员牺牲的人最多。

    第一、粮食不够吃。出发之前每人的粮食看起来不算少，实际上不够。部队过草地是日日夜夜地走，能坐下休息的机会并不多，体力消耗几乎超过了人的生命极限。部队长期饥饿，粮食分散带在每人身上，饿了就掏出来吃，多数人一天要吃两三斤粮食还喊叫饿。为了不饿死人，部队边走边采集能吃的植物，到了宿营地还要组织采集。把野菜野果煮熟了吃最好，如果找不到柴火，就生着和粮食一起吃，为了活命，生野菜再苦再涩也不怕了。

    第二、通过软土地带。它又被叫做“软草地”，是表面干、下面湿的沼泽。软草地上面长的草和干草地长得一样，初踏上感到很软，但是越踩越软，踩多了就成了浆糊状了。前面少数人可以过去，后面的人就会陷下去，你要挣扎，会越陷越深，别人也很难相救，因为你去救别人，自己也会陷下去。软草地上死去的人都是立着死的，有的三、五人在一起，七、八人在一起死的也不少。死去的人少数被淹没了，多数没有淹没，尸体僵着，姿态各异，有的举手在挣扎，有的和别人拉着手……这种惨状是用生命塑造出来的。长征中期红军减员最多就是在软草地上。

    中央纵队牲口多、担子多，还有领导人的几副担架，过软草地更困难。林彪率红一军团过草地后，专门派一个侦察连等候我们，为我们引导路线。红一军团在一条大的较宽地段之内给中央纵队留下一条没被人踩烂的“处女路”，宁可自己减员多，也要中央安全。在绕不过去的地段，侦察连就用铺树枝的办法垫好。中央纵队通过最危险的一段软草地时，林彪、聂荣臻等候在那儿，看到毛主席等人通过之后才离开。

    第三，遭受敌人骑兵袭击。中央纵队过草地的第四天，我们宿营地附近有片树林，警卫营去那打柴，接近树林子时，突然一股五十人多人的骑兵从里面出来冲向我们宿营地，警卫营回不来，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我立即叫首长们的警卫员和勤杂人员百余人集中起来，用人群保护中央领导人，外层的警卫人员准备用短枪反击，内层的人用身体作“掩体”。敌骑兵离我有百余米的地方，正巧遇到了一条水沟，马不好通过，就折回向西南走了。事后分析，敌人并不知道遇到了红军首脑机关，误以为打柴的警卫营是去打他们的，为逃命先冲击一下，然后逃离。险情过后我向林伯渠司令员报告，告诉他红一军团一个骑兵通信连已经赶到了，如果再有情况也可以对付。林伯渠连说：“险，真险！如果敌人真得冲过来，即使是小股，后果也不堪设想。”

    第四，暴雨袭击。进草地头一、二天气候好，只是晚上宿营得在潮湿地上。后来几天遇到三次大雨，因为一点防雨的办法也没有，遇到下雨只能听天由命，所以什么“困难”也没有了。第六天从下午开始下了通宵的倾盆大雨，整夜淋着雨睡觉，第二天开始行军时大家连脚都提不起来了。

    中央纵队过草地掉队的只有三、四个，牺牲了一个人。牺牲的是运输队的林少西，福建汀州人。他挑着中央机要物品的担子从瑞金走到这里，身体早已虚弱得不行了，过草地的第一天下午就发了病，来势很凶，不能行走，我让他骑在我的马上，自己步行。我把牲口让给一个运输员，在运输队里引起很大的反响。毛主席的担架员向毛主席说了，他连连称道。不幸的是，第六天林少西牺牲了，我们只能把他就地埋葬。没办法设墓碑，就把他挑东西的扁担插立在墓前，写上了他的名字以作纪念。

    第七天我们走出草地，到了班佑。现在许多地图上可以看到“班佑”的地名，但那时是“有名无实”。那里没有房子，没有居民，只是在地势稍高点的地方有几处石块木头堆起来的“窝”。中央纵队从班佑再向前走一点，到了四川、甘肃交界处的一个叫做巴西的地方，那个村子很大，但人都吓得逃走了。先头部队红一军团在那儿为我们留下了足够的粮食，中央纵队在此休整。

    过草地前中央纵队的人数减少了，一部分人随朱德、刘伯承到左路军去了。中央纵队司令员林伯渠兼任总供给部部长，纵队的办事机关人很少，我们三科成为纵队行政管理部门。由毛儿盖出发到过草地，行军中我一直跟着毛主席、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生怕他们出了什么事，一切都要安排周到。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的时候，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我说：“长征时，中央纵队过雪山草地时没有饿死人，邱会作是立了功的。”

    回想起几十年前的往事，真有点伤心，在最艰苦的岁月里，自己把生命和全部力量都献给了革命事业，长征一路也算是和毛主席有生死之交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毛主席连我们都不要了，把我们打倒，还往我们身上泼脏水。但我对毛主席没有更多的怨言，后来，这件事又被邓小平、彭真利用了。

红军的重大分裂

    中央纵队过草地后在巴西住下。到巴西的第二天，叶剑英参谋长叫我去交代了三点：1、在这要住一个时期休整，恢复体力；2、加紧筹粮。如有困难，可以找三军团帮忙（一军团离这里远）；3、要恢复军队生活制度，不能再像过草地那样散漫了。

    右路军在巴西住了不短的时间，吃得饱，休息又好，人们就有些“闲情逸致”了，三科那里成了领导人聊天的地方。常来的有博古、林伯渠、邓发、李克农、黄克诚……三科吃的东西多，只要这些人来了，边吃边聊，一坐就是大半天。那时机关里上下级关系亲密，说话随便，张国焘不愿北上是经常谈论的话题，大家对张国焘意见很大，却没人在嘴上说破。我在工作中更能体会到两个方面军之间的一些矛盾。比如，中央纵队和右路军总指挥部相距二里多路，中间有一块二十几亩快要成熟的麦地，叶剑英偷偷叫我派部队把麦子看好，不要叫四方面军的人抢割了去。我派警卫营暗中日夜看守，成熟时一夜割完，收获一千多斤，一点也不给别人。由此可见，双方存在戒心。

    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下午大概两点多的时候，特务员急忙跑来叫我到林伯渠司令员那儿开紧急会议。我跑步赶到时，曾希圣（军委二局局长）、李富春、叶季壮（先遣工作团正副团长）、军委机关工作人员萧向荣、孙开楚等人和我几乎同时到达。我见林伯渠心事重重、呆坐着不说话。一会儿，叶剑英参谋长（红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来了，林伯渠对着叶说：“关于情况和行动，还是你说一下。”

    叶剑英精神紧张地说：现在告诉各位一件事，张国焘带左路军到了阿坝，中央要他们迅速来和我们会合，一起北上。张国焘回电说没有粮食，河水大涨不能徒渡。今天（九月九日）中午收到了张国焘电令徐向前、陈昌浩，要他们停止北上，准备南下。徐向前、陈昌浩很快就能知道张国焘的命令，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也会收到，他们听谁的很难说，中央刚才开了会，认为我们走为上计，行动要快。叶剑英说了几句短话匆忙离开。林伯渠接着说：只要我们向林彪的一军团靠拢了就主动了。我们具体行动方案是：l、中央决定立即北上，右路军先走，四军、三十军如不愿意走，我们就和红一军团、三军团单独北上；2、行动前要绝对保守秘密，不告诉红四方军的人，让他们先跟着走，到了水磨房之后（那儿驻有红三十军部队和红军大学），再向他们宣布我们行动的目的地，走留听从其便；3、对四方面军不愿走的人不准打骂；4、我们现在就做准备，对外面说是明天全部上山打粮，凌晨三时准时出发。林伯渠布置完已经是下午五时了。

    因为我主管中央机关的行政和生活，我从林伯渠那里出来立即召开了三科的小会，布置了任务，分头去收帐篷、绑行李、装担子、备马、做饭、那副紧张的样子我现在也历历在目。在准备中，曾希圣来找我商量了一下，说他要晚些时候才能拆收有线电话线，要我配合他。我说时间这么紧，为何如此拖拉。他说，是为了晚上行前给叶参谋长打个电话，叫他过来。

    叶剑英赶回去徐向前、陈昌浩住处，想到有一份由川北通向甘肃南部的地图，在指挥部作战参谋吕冀熙那里，压在他的被子下面。叶把吕派出去办点事，把地图“偷”到手。叶为防不测已安排了脱身之计，大概在晚上十时左右，曾希圣按事先的约定，给叶打去了电话，称“中央纵队这边的通信设备发生故障了”，叶剑英借机溜掉了。

    中央纵队九月十日凌晨二时半出发了，黎明时行军到了红军大学附近，红大还没有吹起床号。我奉林伯渠的命令跟随着毛主席先走，不声不响地过了红军大学后，在一个小山坡上坐下等后面的队伍。毛主席叫我回去把彭德怀的人找到这来。那天，彭德怀派了红三军团一个团的部队，按中央命令于子夜出发，在红军大学附近隐蔽，如果红军大学和三十军捣乱不让我们走，这个团就全力保卫中央纵队。但彭德怀不放心，又率三军团主力于七时（太阳刚出来）赶到红军大学了。

    天蒙蒙亮时，中央纵队的行动被发现了。红大教育长李特出校门来查看，他手持一支驳壳枪，气势汹汹地出来，在校部门口卫兵站岗处和彭德怀相遇，正好我也赶到了。李特对着彭德怀骂道：“你们这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要脸的逃跑主义！从江西逃到这里还不够，还要逃到哪里去？”彭德怀反过来对李特说：“你他妈放屁！老子执行中央的决定，北上抗日，你们要到荒无人烟的川西去，你是什么主义？你们才是地地道道的右倾机会主义！”李特说：”北上抗日像你们这个样子，这点战斗力，还能抗日？你们是去当俄国人的走狗！”彭德怀发火骂了：”你这个狗日的，屁都不懂，就懂得搞分裂，搞军阀主义……”他们在争吵中，李特已下命令要司号员吹集合号，准备战斗，很快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们全都持枪上来了。那时四方面军的部队不听别人的，只听张国焘一伙几个人的，只要李特发令，他们立即就动手。

    彭德怀见状立即拔出手枪指着李特说：“我的三军团就在你们的前后，你们谁敢开枪，老子就先枪毙了你！”李特对彭德怀的暴躁脾气很了解，没有那样凶了。就在此时，学校里有人急忙跑出来向李特报告说，一方面军的学员都走了，附近发现了大量红三军团的部队。一听此话，李特态度就软了。

    毛主席坐着休息的小山坡离争吵的地方不远，彭德怀和李特吵什么他听得清楚。这时毛主席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说：“彭军团长，不要同他们吵了。党中央决定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要坚决执行。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决议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是一定要先执行。”毛主席又对李特说：“李教育长，党中央的决议你是知道的。我们北上抗日，先走一步了。我相信四方面军随后也会来的。我们会团结起来的。”这时叶剑英赶来向毛主席说，中央纵队全过去了。毛主席挥手叫彭德怀不要理睬李特，去带好自己的部队。

    后来听说，九月十日早上我们过水磨房之前，徐向前，陈昌浩就发现中央纵队率一、三军团有行动，单独北上了。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少数人曾主张用武力拦阻，徐向前说了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在中央和张国焘斗争的关键时刻，徐向前说了句关键的话，应当作为他重大的功绩载入红军的史册！

以我观察，毛主席离开红军大学后是既沉痛又庆幸。沉痛的是，经过千辛万苦，付出了重大代价，实现了红军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但还没有发挥作用就分裂了。庆幸的是，这次没有造成流血事件是不幸中的万幸。毛主席原来从不公开说张国焘什么的，现在他说了很长一段话。那是我第一次当面听毛主席说张国焘，感到非常的新鲜，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稀记得一些。

    毛主席说：他在建党之初就认识张国焘了，张貌似虚心，实际很霸道，但对他这次用枪杆子称霸却没有料到。四方面军“认人不认理”的色彩比较浓厚。毛主席还说，四方面军南下没有前途。刘湘会积极反对他们才能保自己的生存，蒋介石也一定借反共为由进川，既削弱刘湘也不许红军呆在四川，四方面军最后还会北上。

    我们这一队人向东北方向走了大约二十多里路，突然发现一支百余人的部队尾随而来，喊话一问，知道是红四方面军军事法院的。毛主席停下来休息，要我去请他们领头的人过来。没想到我一靠近，他们立即子弹上膛，准备战斗。我向法院院长（名字忘了，是个双腿残疾的人）说明来意之后，他勉强同意叫部队解除战斗准备，自己坐在一乘轿子上，由四个挂着盒子枪战士保护下过来了。

    毛主席和蔼地问他为什么来这里？院长板着一副面孔说，红四方面军法院在两军汇合后划归中央纵队指挥，他们是昨天得到中央纵队的通知过来的，现在不知如何是好了，我们不愿意离开四方面军。

    毛主席说，我们北上抗日，张总政委（张国焘）不愿去，那你们就回他那儿去吧。院长对毛主席放他们回去很吃惊，想说什么，但没张口，迟疑了一会儿，问毛主席有什么话要对张主席（张国焘）说？

    毛主席说：四方面军的人谁想回去就回去，你告诉大家，北上抗日是中央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你们现在南下，将来还是会北上的。我们先走一步，等待你们到来。

    果然，一年后四方军第二次同中央会合了。巧的是，我在陕北保安县吴起镇又看到了那位法院院长，仍坐在轿子上，我迎接了他们并且布置宿营和发粮食。

    中央纵队经过两天的行程到了俄界。先行到这里的红一军团领导林彪、聂荣臻走出了十几里来迎接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到来，还举行了欢迎大会，会后是联欢和会餐。

    毛主席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可以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民抗战才是出路。我们离开中央苏区快一年了，深感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我们很快可以到达陕北，我们同那里的红军会合。我们还有革命的“本钱”，现在第一批北上的部队有百战百胜的红一军团和三军团，我们有很好的政治家，有重要的军事家彭德怀、林彪同志，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毛主席讲完话之后，中央领导和红一军团领导一起席地就餐。吃的很简单：青稞面做的饼子和少量猪肉同野菜煮的汤菜，但非常可口。

    毛主席的讲话里对政治家没有点名，军事家只提了彭德怀、林彪，对彭、林前面冠以“重要的”三字，可见彭、林在这次关系毛泽东和红军生死存亡危机中所起的作用。

    由于北上的中央机关和红军作战部队加在一起不足万人了，就合编为“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副司令员林彪、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红一军团部队编为一纵队，林彪兼司令，辖二个师，一师师长刘亚楼、二师师长陈光。红三军团部队编为二纵队，彭雪枫为司令员，因为兵少，下面就没有师了。中央和军委机关编在一起，又叫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我们三科在叶司令员的直接领导下管理三纵队行政生活。叶剑英是客家人，从长征中期开始，他对我熟悉了、信任了，以后我们关系一直很密切。

    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会议后，中央率领一、三军团向陕北继续前进。行前开了动员北上的大会，毛主席讲了话，但主要由周恩来讲。周恩来一九三一年进入中央苏区后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是很有影响的人物。长征过了雪山后周恩来病了，睡在担架上不能管事，到俄界前他的病才好些，这时党内发生了重大分裂，他在动员大会上讲话是必然的。我记得周恩来主要是讲了北上抗日，指出了红军下一步行动的明确目标。

    周恩来说，中央提出北上抗日的口号是非常正确的，张国焘不仅不赞成北上抗日，还批评这是“空谈”，他这是为了掩饰分裂红军的罪行。我们很快就可与陕北红军会合了。周恩来接着说：我们过了草地，就把敌人追击大军甩掉了。蒋介石为了堵截我们，急忙派来何柱国的骑兵军，只有几千人，敌情并不很严重，我们不到十分必要时，是不想打仗的，我们付出一个人的本钱消灭一个敌人不划算，消灭两个敌人也不划算，我们的本钱太小、太珍贵了。我们的目的不是打仗，而是力求以后得到一个不小的发展。

    周恩来的讲话表明，历时一年的长征快要结束了，大家欢欣鼓舞。会后搞了文艺演出助兴，这是红军开大会后必然要进行的程序。那天的节目一直演到黄昏。晚饭进行了会餐，杀了一头小牦牛。

    回首征途，从江西出发到强渡湘江，这一段军情最紧张，整日战斗冲破封锁线，战斗减员最多，中央红军少了一大半人。第二阶段是到遵义之后，敌情缓和了一些，人心略为稳定。这才有条件召开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的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红军绝地逢生了。第三阶段是遵义会议之后，又是敌情紧张。红军的数量和战斗力比刚离开江西时差多了，面临强敌，有时生死就在一刹那间，随时可能全军覆没。由于毛主席的正确指挥，国民党大军一直在我们身边转，就是追堵不到我们。第四阶段是向川西北进军到陕北，这时摆脱了敌人的追击，面临的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党内分裂的危险。在少数民族的极端贫困的不毛之地找不到生活来源，减员又非常多，死的都是老骨干和精华，实在太可惜了。

    中央机关在俄界整编后，许多人到了先遣工作团。中革军委机关的人数减了不少。除了电台和警卫、勤务部队以外，干部只有二十几个人，这是历史上最小的中革军委机关。由于人少了，毛主席来我们三科的机会更多了，许多事他都是直接找我为他办的。

    中央红军从俄界出发再向北，只要经过了天险腊子口，就从山里向平川走了。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红一军团的红二师一鼓作气拿下了敌人认为不可能丢失的腊子口。当我们从这道天险里走出来时，高兴地说，这一年整天在大山里钻来钻去，天大的苦也吃下来了。

    我们出了腊子口的第一天，到了一个叫哈达铺的镇子。镇里有不少的商店，一所学校和一个邮政所。哈达铺当地的人称之为“小岷县”，是周围各地通商的口岸。半年来我们一直在少数民族地区，在哈达铺又看到汉族的院落，坐在桌子边吃饭，感到特别的舒服。到了哈达铺，别人急于休息，而我们要为毛主席收集报纸。我安排好机关的住宿和警卫，就找邮政所，在那里找到了过期几十天的一些旧报纸和一张陕西省通邮图。

    毛主席看到我送上的通邮图，激动地喊：“这件东西是个宝贝呀！”毛主席在报纸上看着看着高兴了起来。原来是一段报道延安、保安、安塞等国民党军“剿共打胜仗”的新闻。毛主席说：白军在哪里打“胜仗”，哪里就有红军。毛主席看了一会儿陕西省通邮图说：我们在这休整一下，就到那个人民要革命的陕北去“安家”。

    中央机关到了哈达铺，三科召开了第一次军委直属队的行政管理会议，提出了三条：l、整顿军容风纪；2。恢复管理制度；3、恢复集体吃饭。恢复集体伙食的第一顿饭就出了“洋相”，当天吃白面，这是一军团留给我们的战利品。炊事班长刘仁从来没有吃过白面，他像做米饭一样把水烧开后把白面就往锅里倒，最后煮了一锅夹生面疙瘩。但大家还是狼吞虎咽地吃了，刘仁的大名也就扬开了。刘仁在长征中一直在三科里跟着我，埋头苦干，抗战时在敌人扫荡中牺牲了。

    红军出了腊子口之后不久就和国民党的骑兵打了一仗。我们有些伤亡，毛主席心里特别难过，千辛万苦都过来了，现在有些同志却死在异土他乡。毛主席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去墓地凭吊了牺牲的七位烈士。我从来没看到过毛主席如此伤感。毛主席离开烈士墓后又去看了伤病员，毛主席的问候使伤病员们十分兴奋。

    在回来的路上，毛主席向叶剑英说：这次打敌人骑兵，我们伤亡了二十多人，代价本来很小，但这样的伤亡我们也赔不起呀！现在就剩下林彪和彭德怀的一、三两个军团了，死一个就少一个呀。这些人是党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将来发展的本钱，他们将来就会一个顶十个、百个，千万个。为了保存好这些“财富”，我们要尽可能不打仗或少打仗，绝不能拼硬仗。一定不要造成我们大的伤亡。

    红军长征到这儿是我们人数最少、力量最弱的时候，大家的情绪非常低沉。在以后的行军中，毛主席不时和大家聊天谈局势，鼓励士气。他说：我们红军这几年里是下了两次山，第一次是下井冈山，这一次是下岷山。下井冈山时我们只有千把人，革命是低潮，但下井冈山不久，红军就发展到十几万人，还建立了个中央苏区。这次下岷山，人比第一次多，又有久经锻炼的红军，我们还会发展起来的。我们到了陕北先要扩大地盘，那里南边有关中平原，自古以来是成霸业的地方，我们要坐北向南，即使不能占领关中平原腹地，也要占它一个边。

    毛主席心中已有了今后的战略。在进军陕北的路上，中央主要是扩大红军，一边行军一边筹粮、筹款和扩军。要求作战部队每两人或三人扩大一个红军，后方部队和地方工作团一个人要扩大两个红军，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扩招一万人至一万五千人，把一、三军团补充起来。

    中革军委机关到了葫芦河以东的静宁地区，陕北地下党派来找中央红军的三个联络员到了两个，立刻被毛主席、周恩来找来问话。陕北人讲话难懂，就叫地方工作团的陕西人贾拓夫当翻译，问清楚了陕北红军在陕西的清涧、佳县、横山一带活动，力量很小，主要是打土豪，分粮，没有固定和稳定的政权。毛主席决定翻过六盘山继续向陕北进军。

    贾拓夫是陕西党组织派到江西瑞金向中央报告工作的。一九三四年初参加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会后正逢敌人第五次围剿回不去了，就随中央红军长征。贾拓夫人很精干，善言谈，行军时人们喜欢和他在一起边走边吹。“谈话走路快”，常常牛皮还没有吹完宿营地就到了。贾拓夫的名子中有个“托”音，大家开玩笑叫他“假托派”。在瑞金时，红军的政治教育中，大家对托洛茨基这个洋名字读不习惯，有人读成“偷着吃鸡”，成为流传很广的笑话。由此引申，大家又把贾拓夫的外号改成了“假吃鸡”，算是饥饿中无奈的消遣。中央决定到陕北之后，贾拓夫的牛皮吹得就凶了，把他的家乡说得比天堂都好。而来的陕北交通员说，安塞县城只有三个商店和铺子，有的老百姓穷得没有裤子穿，贾拓夫就不吹了。

    中央纵队进到甘肃东部之后敌情比较和缓，但路难走。那里属于黄土高原，远看一望无边的平坦，近看沟深得吓人，沟壁多是六、七十度的陡坡，人不能攀登，只能走很远绕道过去。可是这对敌人骑兵活动更为不利，我们宁可选这样的地方走。

    一路上居民越来越稠密，解决宿营、吃饭都方便，但又发生了新的问题，没有水吃。黄士高原缺水。一个村子甚至几个村子才有一口甜水井。我们到了宿营地，首先就是控制甜水井，因为水量不大，部队饮用时还要照顾到老百姓，时常发生争吵。一次，我们在一个只有百余人口的村子休息一天，红一师部队在村子里取水做饭，水少人多发生了严重的纠纷。周恩来亲临井台下命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私自打水，先供应部队用水，机关到晚上才供应。

六盘山南麓人口相对稠密些。我们每天行军里程短，停下来休息的时间多，这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做群众工作，扩大红军。中央各部门都定下了硬指标，要求平均每人扩大一个红军。我们三科人多，警卫排、运输班、炊事班一起有五十多人，扩大任务很重。军委机关扩红的积极性很高，但也有方式方法不好的。例如，见到年轻人就问他当不当兵？胆大的可以回话，胆小的听到“当兵”就跑，我们跟在后面就撵。老百姓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吓得都往山上跑。这种做法及时得到了改正：一是和房东拉关系，房东看到我们是正派守纪律的队伍，反正当地很穷，人没出路，就叫青年参加红军了。二是打土豪，我们每到一地总是打一两个民愤比较大的土豪，把浮财分给穷人，事后总有几个人参军。三是发动青年人做群众工作。大约十天时间内，军委机关扩红三百零几人，送到作战部队去了。长征开始后，红军一路都是减员，只是进了甘肃以后才开始增员，逐渐恢复了一些元气。

最后的难关

    中央红军翻过六盘山之后到了宁夏的领旺堡和甘肃陇东的环县地区。军委机关准备在环县的洪德城休整两天，那里离陕北的吴起镇不到三百里路行程了。就在此时敌人的骑兵追上了军委机关。当时一、三军团在军委机关的东边有相当距离，等他们回兵保护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只有向前拼命地走，赶上一军团才安全。军委机关经过动员之后，以急行军速度出发了。

    从洪德城出发的当天我就突然发高烧，卫生所长王斌诊断是“回归热”。当时什么药也没有，好在王斌在自己皮包里藏了仅有的两支阿姆拉丁注射药。他把两支药作一次给我打了进去，我注射后几小时后烧就退了，好在当时我还只有二十岁，发烧四十度虽然很难受，但还能坚持并照常工作。王斌忧虑地说，这点药量对我的病只能起到暂时压一压的作用，过两天还会发高烧。这时，军委卫生部长黄克诚特意过来陪着我走，我知道他是怕我再发病时掉队，或是被“安置”丢下不管了，他这样关心我，让我非常感动。

    军委机关急行军到了离吴起镇不到一百里的铁边城附近，敌人骑兵追上来把军委机关冲散了。我们后卫发现了敌人骑兵，由警卫营一个连在后面抵抗。我叫军委领导走在最前面，担架班和警卫员们扶着毛主席等人向东面跑。三科警卫排保护文件和财物担子，电台跟着走，机关人员随着跟进，我在后面照应。由于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情况，遇到警卫营的抵抗又很勇猛，天也快黑了，所以只是不断试探性地冲击，我们就且战且退。

    军委大队人马向东跑了大约三十多里路，敌军就冲上来了，我们后头队形被敌军冲散了，走不动的人就和敌人搏斗，拖住敌人，为前面跑的人争得了时间。就在向东跑这危机时刻，恰好遇上了一个宽有几米的隘口，我带着科员赖勤，警卫员兰如桂和警卫营的一个排强行搬来老乡家的一些木头和杂物，甚至门板也拆下来阻塞在隘口上当鹿砦，利用它进行抵抗。骑兵最怕的就是隘口和鹿砦，敌人只得停下来，慢慢通过隘口，这样又拖住敌人两个多小时，天完全黑了。我们撤出战斗追赶大部队。我们走了二十多里，敌人骑兵从右侧拦截过来把我们冲散，好在天很黑，我和赖勤、兰如桂、警卫排一个班长无意中躲在了一起，敌人向前追去。我们沿侧面的小路上了山，走了很久遇到了一家房舍。家里只有六十多岁的老两口。他们的话听不懂，我们做手势要吃饭，他会意了，给我们端出来一盆小米稀饭，一碗酸菜，我们都吃光了。警卫班长身上有个一角钱的银毫子给老百姓，他摆手表示不要。

    天亮后我们又饿又累走不动了，没多久我又发起了高烧，连站都站不住了。于是赖勤向老乡要了一根扁担和一个筐，把我放到筐里抬起来走。我在筐里很快就睡过去了，等我醒来一问，已经又走了一天，后来绳子也断了，接了几次又断了没法再接了。兰如桂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裤子撕成条编成绳子抬着我走。快天黑的时候，我们走到一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原来这里距离陕北红区的边缘吴起镇不远了。

    不久，从东边传来了枪声，从枪声中我听得出，是自己的部队来了，我叫赖勤过去探一下虚实，一会儿赖勤带来两个班的部队，老远就高兴地叫着：“我们的人来了。”来的人是一军团司令部参谋朱虚之。他说：”军委领导已经安全到了吴起镇，和陕北的红军会合了。你们和敌人遭遇后，一军团就由吴起镇向回打，在吴起镇和铁边城之间把敌人骑兵消灭了一大半。这时，两个战士拿来一副说是才缴获的担架，抬起我就走。我们先到了红一团的团部，团供给处主任梁玉振是我在红军学校供给队的同学，对我照顾得很周到，当夜我就住在团部。

    第二天一早，红一团派了一个排长带几个战士把我抬着向吴起镇送。吴起镇很小，街上只有一家骡马店，有几间不像样的房子。他们以为骡马店里就是中革军委，把我抬进去就回去了，没想到这里是彭德怀红三军团的司令部。彭德怀听到声音，从屋子里面出来，见到我就说：“原来是你呀！这样年轻的人也患病？行军中病了可是不得了，好在我们到根据地了。”彭德怀边说边伸出手在我的头上摸了一下，吃惊地说：“还烧得很呀！我这条件差，也没有医生，你自己多注意。”彭德怀马上叫他的人照顾好我，送我回军委机关。我从担架上看到路边的土墙是被风雨剥蚀后残留下的几条标语：“拥护苏维埃！”“打土豪分田地！”“红军万岁！”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我们又回到了根据地，回“家”了。那一天是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

    长征终于胜利完成了！我们从瑞金出发，在不停的打仗行军中走了一年零两天，到底走了多少路，我当时不知道，后来算出大概有两万五千里。其实那是在地图上用比例尺量，然后计算的，而真正走的路要比那多得多。红军一路上没有任何给养和保障，前后是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堵截和追击，一路上是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纵横十个省，平均每天至少要走八十里路以上，我们没有被消灭，成功地到达了目的地，创造了人类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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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木匠

第十五章  林彪对我军建设的贡献

林彪主张全军学文化

    朝鲜战争爆发后，彭总在朝鲜，国内的军委工作是由周总理在主持的。一九五一年底林总增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接替周总理主持军委工作。我认为林总不仅是一个军事家，也是一个很有眼光的政治家，他接手军委的工作时，虽然朝鲜还在打仗，他就从国际形势分析，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为此他主张尽快裁减军队，省出钱来发展重工业，搞建设，这和他不同意出兵朝鲜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们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休养生息，搞建设非常重要。当时，我军有六百多万人，精简后部队不到三百万人，公安军五、六十万人，全军精简近一半，林总魄力很大。同时，林总主张军队大力学文化，他说要掌握现代武器，必须学习文化，要更好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也必须学文化。当时军队一百二十多万人的干部队伍，文盲就占三十多万，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就有近四十万，占干部队伍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军委非常支持林总的主张，军委提出一九五二年部队的主要训练任务就是学文化，并明确提出时间分配是：政治学习20%，军事训练30%，文化学习50%，全军也迅速办起不少文化学校。文化学习对提高我军战斗力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九五二年初，林总工作仅三个多月就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周总理又挑起这副担子。彭总从朝鲜回来后，军委工作就有他来担当了。

广州军委扩大会议

    洪学智是一九五四年上半年从朝鲜回来到总后的，我是一九五五年初从广州到总后的。有一次我们闲谈时我对他说：“你在彭总和林总手下都干过，你对两位老总的指挥风格怎么看？”当时洪并没有说彭，他直接说林：“我给你打个比方，林总打仗像打扑克，不捡分，五分看不上，十分也不要，专门抠底。”我认为洪学智说准了林总的指挥风格。林总是不干则已，一干就会干出个样子来，林总上台后出的牌，也和打仗时一样，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高举“革命化”这张大牌！军队怎么革命化呢？那就是“三八作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接着又提出“突出政治”、“四个第一”，把全军集合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

    解放军是一个革命的整体，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山头主义、宗派情绪也是很重的，不但上级对下级有山头主义，宗派情绪；下级对上级也有山头主义，宗派情绪。老上级的批评，对不对都坚决听；不熟悉的领导批评对了，却往往口服心不服，嘟嘟囔囔。使用干部也是一样，自己熟悉的，不太合适也想用，也想争；自己不熟悉的，优秀的也不积极推荐。这对部队建设危害是很大的。

林总就是要打掉这些不正确的东西，把全军统一在一个思想下，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林总号召全军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总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全军的精神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这是林总很大的贡献。

    林总也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实践家。林总是很能读书很会读书的人，为了我军建设他读了大量的书籍，而且取其精华，勇于实践。林总从南到北，走遍了全军上下，陆海空三军都走到了，从我军的“革命化”入手，从部队的编制开刀，把我军引上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道路。遗憾的是，林总因为战伤，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一九六二年就病倒了。

    一九六0年初，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毛主席主持，林总在发言中讲到部队问题，林总响亮地提出（大意）：部队要树立革命的作风，这个作风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毛主席一九三九年提出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地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三句话，八个字。毛主席以简单朴素的语言，概括了很多道理。部队掌握了毛主席这三句话八个字，就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有革命的雄心壮志，我们的部队就生龙活虎，永远有必胜的信心。接着在一九六0年春节期间的广州军委扩大会议上，林总又反复讲这三句话八个字，而且特别强调团结，提出团结就是力量，“我们有了毛泽东思想，才能团结一致”。林总还引用了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话，指出“人和”就是团结。林总对部队的建设是抓住了纲，是呕心沥血的。林总一说到“三八作风”的内容，大家热烈鼓掌，都高兴地笑了，因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毛主席当年为抗大题的校训，大家都熟悉，因此倍感亲切。

    “九一三”以后，有人把林总糟蹋得不成样子，什么“不读书不看报不学无术”，这完全是一种诬蔑。

    新军委成立后，在军队建设上同时提出来了两大问题，一是军队革命化问题；二是准备打仗问题。后来又出现一个军队搞生产渡过灾荒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一九六○年一至二月间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和九至十月间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以及一九六二年二至五月的全军编制装备会议是准备打仗的重要会议。这三个会议对部队革命化、正规化、准备打仗都做出了重要的决策。

    一九六○年春节期间，军委在广州召开了扩大会议。各总部、军种、兵种、院校的负责同志，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各野战军军长、政委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在会议期间，毛主席、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常委都在广州，会议中讨论的问题都及时地得到了中央的指示。毛主席还在广州郊区的鸡颈坑接见了到会全体同志并合影留念，领导和主持这次会议的林彪、贺龙、聂荣臻、刘伯承、陈毅、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等八位元帅还在一起合影（还有陶铸和罗瑞卿），这是我军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象征着军队的大团结，这对开好会议都是极为重要的。

北顶南放

    林总代表军委在会议上做了长篇报告，当天会议的执行主席是贺龙元帅。在我的回忆中，报告有下面几个要点：

    第一，关于战略方针问题。林总说：毛主席早就提出了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但有了战略方针还不够，还要有具体的作战方针、作战计划。制定作战方针的主要依据是未来的假想敌、自己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我军的作战能力，这三条是互相起作用的。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力量还很薄弱，准备打仗和经济建设有一定矛盾，但从国家安全来说又要这样办的。

    我军现在还是一个大步兵，空军的作战能力稍微好一点，海军还是个“杂牌船队”。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我们的作战方针可以考虑为四个大字：“北顶南放”。北边以长江为界，对从鸭绿江到象山湾沿海一线的来犯之敌要顶住，要死守，寸土不让。对南方来犯之敌，可以考虑放进来打，因为南方来犯之敌是从海上来，敌人没有后方，放进来切断退路，围而歼之。

    第二，关于部队建设。林总说，作战方针是部队建设的总纲，全面提高部队战斗是部队建设的中心。政治觉悟、军事技术、指挥灵敏、保障能力是部队战斗力的四大要素。我们还必须建设能干的统帅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都是战略指挥部，管战略是重要任务。各总部的工作差之毫厘就会失之千里，甚至导致战争的失败。情报不准确、通信失灵、物资无保障等导致战争失败的例子，在军事史上是很多的。

    第三、关于国防工程。林总说：要立即着手搞国防工程，部队自己要担负起这项繁重的任务。要在全国实行坑道化、要塞化、地下化。现在国家很穷也要搞，等富起来再搞也就晚了。工程搞起来后没有用怎么办？我们宁愿它无用。搞工程按防御任务来说，是先海边防再内地。按地区来说，先北后南。东北、华北、西北是重点，南方先搞点“卡口子”工程，卡口子指要塞、隘口等险要坚守的地方。各种工程要像“一盘肉磨子”能够在长时间把敌人磨成肉浆。我们搞国防工程的原则是：既要搞国防建设，又要少花钱，不过多增加国家财政支出。

    第四、关于全国基地化。林总说：未来战争有两个方面的重要问题，一个是防止敌人的原子弹，一个是依托后方的供应。大规模战争，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根据作战计划在全国建立战略、战役供应基地，后勤保障实行基地化，像“开旅馆”一样建立基地。基地工程要上山、靠山、分散，多打洞子，能够经得起敌人空袭。

    第五、关于国防工业。林总说：我们的国防工业在中央的关心、特别是周总理的过问下，有了一定的基础。现代战争没有国防工业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的武器包括常规和尖端两个部分，常规兵器生产体系应建立完善起来，我们也要抓紧尖端武器的研制。在今后二至三年内，常规武器要建立肝胆俱全的系统，对尖端武器来说，我们的决心是原子弹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原子弹这东西打起仗来有多大作用，我们都还不知道，但别人有的东西我们也要有。毛主席、周总理是赞成搞国防工业的，可能有人说搞国防工业是花“冤枉钱”，我看那也不是坏事，现在世界各国都在花“冤枉钱”，这种钱花多了可能就不是战争了，而是“买”来了和平。

    第六、于边防问题。林总提出了三条原则：一是不逞英雄，二是不打第一枪，三是建立边防“真空”。林总说：全军都要懂得，对国外打第一枪的权力只属于最高统帅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有决定打第一枪的权力。这应该是一条严格的政治、军事纪律。林总还说：为了不在边境上闹事，我们的边防部队可以在战事起来后撤二十到三十公里，和对方脱离接触。

    林总的讲话，会议进行热烈的讨论。从元帅到军长登台发言者有若干人。元帅们一致称赞林的讲话把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讲活了，是我军战备和建设的根据。陈毅元帅专程赶到大会来讲话，以表示对林彪讲话的拥护。刘亚楼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他说：林总的报告把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军队建设、准备打仗写成了“描红”，我们照着填就是了。

    的这篇报告解决了军队建设的主要问题。从五十年代中期起，我们国家的思想战线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毛主席对于反对修正主义，准备打仗几乎同时提出来了。林总一九六○年在军委扩大会上提出了“北顶南放”的作战方针之后，“加强战备，准备打仗”就成了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全军进行了持久的、空前的、大规模的战备工作。

北京军委扩大会议

    军队就是打仗的，在广州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我军的战略方针确定下来，林总就放心了。广州的军委扩大会议，八个元帅坐下来开会，一开就是一个月，这是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而且毛、周、邓也来到广州助阵，使会议开得非常成功。

    接下来，林总着重要解决我军的建军方向问题。一九六○年九月，在北京又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一）反对修正主义；（二）政治思想工作；（三）军队的编制和装备计划，重点讨论了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问题。

    在会议之前，军委举行过专门会议，讨论了部队政治工作问题。在会上，林总发表过比较长的讲话，对总政治部的工作和对谭政本人都提出过批评。他说，军委领导上解决了革命化的问题，现在要解决部队的革命化问题。

    在会上，林总提出了乍听起来陌生尔后又倍感亲切的词语—— “四个第一”。

    林总 “四个第一”是指：人和武器的关系，人的因素第一；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政治工作第一；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思想工作第一；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活的思想第一。林总说：“政治工作领域中，有四个问题是相互有关系的，这就是：

    “一是武器和人的关系。打仗时武器也要，人也要，但武器是要人去使用的，人不勇敢，武器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所以战争的胜利还是靠人。当原子弹、炮弹打过去以后，到接近敌人几十米时，还是要靠人的勇敢，靠人的高度觉悟和牺牲精神。进攻时你能上去占领阵地，才能取得胜利；防御时你能顶得住攻击，才能打垮敌人。这是决定胜利的关键问题。武器和人这两方面我们都要搞，但更要重视人的作用。精神的原子弹，即人的思想觉悟、人的勇敢，这比物质的原子弹强得多，有用得多，而且这只有我们办得到，我们的敌人是办不到的，因而这是我们专有的，是帝国主义无法同我们比赛的。

    “二是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军队工作有司令部工作，后勤工作，军事训练、文化教育，等等，但政治工作做好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起来了，各种工作就都能做好。从这一环着手，一通百通。政治工作做好了，思想可以管人，政治可以管人，人也可以管人，部队就可以搞得好。毛主席建军，首先是搞政治工作，把军队建立在政治基础上，政治工作做好了，人的觉悟，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就会最充分地发挥出来。

    “三是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政治工作也有各种各样的工作，有些是事务性、行政性的工作，有些是思想性的工作。各种工作都要做，不能只做哪一个，但是重点要摆在思想工作上。共产党要把党的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就是要根据群众的需要，根据活的问题去进行教育，不能抽象化。

    “四是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书本也要，但重要的是活的思想，书本也要与实际相结合。部队有什么问题，中央有什么政策，国际形势如何，这是书本上没有的。要以实际为中心，用无产阶级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来回答这些问题。思想工作要反映实际，要按实际情况去进行工作，这是唯物主义。……书本是要的，但进行书本教育时要联系实际。政治工作就要使上情能够下达，下情能够上达，不要梗塞。政治部的主要部门是宣传部，这是做思想工作的部。”

    林总提出的“四个第一”，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赞赏。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的一个批示中说：“解放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

    林总在会议上讲了话，他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部队的问题；(二)政治建军的地位；(三)发扬我军光荣传统。

    林总在会上提出“复古”，什么叫“复古”？就是恢复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在古田会议决议里，毛主席提出要大力纠正军队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林总在会上说：“政治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正像毛主席说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保证。”

    林总说：发挥我军的光荣传统，是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核心问题。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就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这是人民军队本质的问题，如果离开了这三个“忠于”，军队就变质了，变为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军队了。

    林总继续说：我是历来主张政治是第一位的，现在是事在人为的问题，扎扎实实做工作的问题。为了发挥军队的光荣传统，对一些基本问题必须说清楚，否则就会滑到邪路上去。

    林总对谭政搞总政的工作是不满意的，他曾不点名的批评谭政：有的人如同庙里的老道一样，只会看庙，念经，对政治工作一点创造性也没有，这种人的脑子与众不同，对别人提出来的东西，总是横加指责。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学习，接受新鲜事物。那种抱着一贯正确的人，应当懂得：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别人就会认为你没有什么了不起。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如不觉悟过来，就会变为没有人看得起的人。

    林总讲话以后军委扩大会议开始了，会议在西直门内专家招待所举行。由于谭政对会议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跟不上林总的思想，因此会议开始两三天没有人管事，一点起色也没有。一天晚上，陈锡联、赖传珠、刘兴元和我到林总家去看望。林总一见面就问：“会开得怎样？”赖传珠冲口而出说：“我们是来上香的，连接香火的人也没有，会议根本没有人管。”林总没有说话，立即要秘书打电话告诉罗瑞卿，要他第二天召集军委办公会议，各小组召集人也来参加，专门讨论开会的问题。

    第二天上午，军委办公开会在三座门举行。罗瑞卿首先说：“会议怎样开法，请大家先发表高见，加强政治工作谁都不反对，但怎样加强法就有不同的看法了。”

    罗瑞卿正在高谈阔论的时候，林彪破例突然来到了会场。对此，罗虽有点难于理解，但他只有立即转变态度，毕恭毕敬向林彪说：“林总，今天的会议是专门讨论开会的问题，请林总先做指示吧。”林彪说：“我是来听听大家对开会的意见，大家先讲。”罗瑞卿说：“这几天我搞国防工业的年度计划了，对会议没有来得及管，向大家做自我批评。从今天起，就同大家专门开会了。”

    谭政说：“全军政治工作，以大单位来说，少数比较好，多数不够好，总的来说，都落后于形势的需要。对这种情况，总政治部，特别是我本人是负有领导责任的。这是一次专门讨论政治工作的会议，我决心同大家一起，开好这次会议。”

    在谭政讲完话之后，赖传珠突然冒出来几句话。他说：“林总向来关心政治工作。不仅现在，过去也是这样的，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见证人。近年来，林总对政治工作又有很多新的指示，我们只是从‘小道’听到一些消息。对林总的指示，不仅不贯彻，根本没有人传达，这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这次会议要是上面没有人管，我们就会本着‘五不怕’的精神来开会。我相信．会议是可以开好的!”

    赖传珠的话起到了极好的作用，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林总看到大家的情绪已经转过来了，于是，他也很高兴地讲话了。

    林总说：“昨天，我将这次会议的目的和当前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向毛主席汇报了，我现在就是来传达毛主席对这次会议的指示。”

    林总传达毛主席指示的大意如下：毛主席说，军队政治工作落后了，主要是没有人管，以前我是没有管。有的人自己搞不到饭吃(没有能力之意)，又不服别人管，怎么能做好工作？

    毛主席说，军队没有政治工作不行，会迷失方向，但政治工作不同实际相结合，就会成为没有用的东西了。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与实际相结合是完全正确的。……政治工作要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的提法是完全正确的，不仅政治工作如此，其他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自己创造的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去发扬呢？看不起自己的东西，必然喜欢别人的东西。结果是搞的“四不像”，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军政团结等都成了问题。当然，过去的东西要很好总结、提高，否则就不能前进。我们确有很多好东西，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拥政爱民、官兵一致、三八作风、三大民主等都是不能丢的。彭德怀提出不走样的学习苏军是办不到的。

    林总说：“毛主席对军队是很有感情的。要我们一定要把军队搞好，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句空话了。”大家对林总的讲话，报以最热烈的掌声!

    林总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后，第二天的小组会就大为不同了。各小组意见都很激烈，放开了“机关枪”，会议气氛一下子就转过来。在几天的小组会上，出席会议的人搞清了一个过去多数人不知道的问题就是谭政不执行林总的指示，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成了一个头等重大的问题。大家对谭政不执行林总的指示，既愤恨又感到“谜底”还没有揭开，刘亚楼气愤地说：“不执行林总指示的谜底一定要揭开，要顺藤摸瓜!”顿时，会议的气氛变紧张了。此时，林总又说话了：“大家有话要说完，但要注意方式、方法。”林总的话对刘亚楼等人的意见有意抑制了一下。

    第四天，军委办公会议举行扩大会议，林总在会议上说：“这几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对政治工作软弱无力的批判是正确的。对这个问题的批评已经很够了，就不要再批评了。要着重‘搞建设’了，这次会议，应当搞出一个比较好的文件来，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大家完全懂得林总的讲话精神。

    为了起草一个比较好的文件，军委办公会议指定梁必业、吴法宪、赖传珠、刘兴元、李耀文(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张秀川(总政组织部部长)等五人为起草小组，还有姜思毅、唐平铸这些笔杆子。这些人都是部队优秀的政治工作者，赖传珠是主持人，梁必业、吴法宪分成两摊，比着干。会议最后产生了一个《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经过军委办公会议多次修改并一致通过，又经军委常委讨论并一致通过后，提交大会讨论，在热烈的掌声中《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一致通过，并上报中央。这个文件是很成功的，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和中央的肯定，中央十二月中旬批准了这个《决议》。这是八大以后，全军第一次明确提出全军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其实也是要全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决议》发表之后，对部队影响很大，对全国影响也很大，因为中央在批示中指出《决议》的精神，对地方党政工作也是适用的。《解放军报》则做了大力宣传，称《决议》为第二次古田会议决议。

    军委扩大会议之后，部队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全军的革命化建设起到了决定的作用，全军掀起了创造“四好连队”，争当“五好战士”，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出现了雷锋和一批雷锋式的优秀指战员，特别是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的影响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