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谢泳的一组文章

林泉

（不知道这组文章是否有人发过。我没想到的是，温厚的谢泳先生会这么严厉地批评李敖。）




别看李敖的书
谢泳

　　如果早些年还有人以为李敖是一个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人，那么现在人们可以放弃这种评价了，李敖是一个怪物，是一个只有在专制社会中才能感到自己存在价值的人，也是一个在自己的生活里不能没有对手的人，如果这个对手始终存在，那李敖还有事干，他那些文章，也还有一些读者。而今李敖当年想要的东西，大体上都来了，至少在一个较为现实的社会里，李敖过去迷惑人们的那些小把戏，已经没有人在乎了，李郎才尽了。

　　李敖年轻的时候其实没有好好念什么书，只是有一些歪才。他做学生的时候，几乎骂遍了自己的老师。他那时以追求自由和民主来为自己装点门面，当这些东西真正来了的时候，他倒又喜欢上专制了。中国有句老话，老而不死是为贼，李敖是最喜欢抄古书的人，可常常忘记这个古训。

　　一个自认为一生都在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学者，当民主和自由真正到来的时候，他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如果他的理想是纯洁的，那么，他不应该因为民主和自由的到来，而感到失落。对于真正的民主斗士来说，民主和自由来临之时，他们应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他不能因民主和自由的到来而使自己失去了往日斗士的风采，就转而向专制暗送秋波，不，是公开献媚了，这个样子的李敖，还配反什么专制？

　　李敖从来就是一个分不清楚目标和手段的人，民主和自由没有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在他那里都是目标，人们当年想看看李敖的书，也只是想看看这个为民主和自由而战的人用了什么样的方法，他的勇气从何而来？当二十世纪到来的时候，李敖已经没有了战斗的对手，他就不惜另择对象了，在这一点上，李敖就和他选择情人的标准一样，他是一个根本就没有是非，而只计自己利害的人，这样的人，他的书出的再多，有什么样用呢？现在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了他的全集，这样的殊荣，可不是一般文人可以有的待遇，这样的全集，也尽可以不看了，在真的战士沉默的时候，那些假战士之名的人，充其量只是一些表演而已，李敖，你不是说你是五百年来写白话文最好的一个吗？那么你就用你的白话文把下面这句话改写一下吧：我是一个最不要面子的人。

林泉

（我对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稍存疑。）

青年与中年

谢泳
　　人到中年以后，看世界的眼光总是要发生一些变化，也许是因为见的事情多了，看事也就比年青人要平静一些。
　　青年的激进，其实和中年的保守是一回事，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于思想和道德，而是来自于阅历，来自于年龄。这道理，就和人在年青的时候谈恋爱一样。长辈总是告诉我们，不要找漂亮的，要找人好的，但这个道理，年青人是听不进去的，只有到了中年以后，他们才能体会出长辈的苦心，但那有什么用呢？

　　人在许多事情上是不长进的，那些成年人的的经验，并不能靠思想和知识使年青人相信，只有岁月和阅历会改变他们。有时候我们会想不通，为什么我们总要重复前辈的失误，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和他们当年一样。所以年青和中年不是一回事，中年的经验不会对青年人起什么作用，在这一点上，大体可以说，我们是不进步的。社会的活力，有时还就来自于不进步，如果所有的年青人都能记住中年人的经验，那这个世界也就没有什么活力了，因为这个世界还是需要冲动的，也需要激烈。在很大程度上，中年和年青是不可沟通的，因为他们看世界的眼光完全不同。
　　
        我们看中国近现代史，那些年青时候很激烈的人，到了中年以后，不但变得保守，还且是保皇了，这个思想的转变可以说是随年龄而来的自然变化，有时和他们的思想倒不见得有什么关系。吴宓在三十年代末期，曾对他的学生何柄棣说，中国晚近的历史，总是激进的革命的胜，而保守的渐进的败，但事后看，总是保守的渐进的更有价值。当时正是抗战时期，吴宓已是中年以后，他的这个认识更多是经验之谈。年青人是急，中年人是缓，老年人就是看了，都有它的道理，就看这三个层面的互动关系，历史是很难把握好这种关系的，该急的时候，常常缓，该缓的时候又急了。年青和中年总是不大容易合得来。九·一八以后，中国的年青学生都很急，恨不得立刻就上战场，这就是民族的士气，但中年人就另有考虑，他们就比较低调。事后看，也不能说他们的低调就完全没有道理，但在当时，许多年青学生就难以理解理解他们那些中年人的想法。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后来有许多人都做了大学校长，他们当年都是闹事的好手，但到了做校长的时候，就是又一回事了。傅斯年当年是五四运动的游行总指挥，到了西南联大的时候，他又成了当时的校务委员，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没有校长，他那个职务就相当于校长。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时，他去处理。冯友兰当时是西南联大的文学院院长，他就对傅斯年说：孟真，你当年也是带头闹事的，这就叫请看剃头者，人也剃其头。罗家华伦也是五四健将，但到他做中央大学校长的时候，也遇到了和傅斯年一样的情况。因为他们那时已是人到中年，看问题的眼光已和年青时代不同了，他们的理想并没有变，变了的是他们的年龄和处境。

　　一般来说，激进的年青到了中年以后，多数反而保守，那些年青时较为保守而到了中年以后变得激进的人，多数都是年龄到了中年而现实处境还在青年的，所以中年的激进多数不是与身俱来的性格而是窘迫生活的投射。

林泉

进步

谢泳
　　一个社会的变化不可能发生在一个早上，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点耐心。
　　最近有两件事，让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还是在进步，虽然慢了一些，但这个进步恐怕也不是我们十年前可以想见的。
　　一是户口。
　　现在从上到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一个如何操作的问题了，这个制度是一个好制度还是一个坏制度，大体上有了共识，这就很不容易。浙江宁波已基本放开了户口，河北石家庄也放开了户口。至少在理论上这些地方已是一个可以自由出进的地方，不过几十年积累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解决好，但只要有诚意解决，这就是进步。
　　二是关于死刑的问题。

　　高法已在昆明开过会，要求全国有条件的地方，都要开始实行以注射的方法执行死刑，在省会和各大中城市，现在差不多就要实行，这个进步，也很了不起，我们向文明的方向前进了许多。
　　说到死刑由枪击改为注射，这看起来是一个技术的转变，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是相当大的，它表明我们开始在一些特殊问题上更重视人的价值，更重视生命的意义，更重视世界文明已达到的对人身价值的高度重视。我们不可能做到立刻废除死列，因为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的现实情况不同，但执行死刑的方式的变化，至少说明我们在向更文明的方向前进，也说明我们开始认同人类文明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的价值标准。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建议将执行死刑的方式由枪击改为注射的文章，但那样的文章当时是没有一个地方敢发表的，而如今这已将要成为现实。我对这个问题的敏感，来自于我少年时代的一个经历。我小的时候，正在文革时期，那时根本没有生死的观念，一听说要枪毙人，小城里的人都要去看热闹，有一次我也和大人们一起去了，虽然没有看到执行死刑的过程，但却看到了执行死刑后的现场，真是太吓人了，也太恐怖了。许多年以后，我看了一些世界上关于死刑研究的资料，认识到人类在这方面也有一个进步的过程，所以就想到我们什么时候也能用另外的方法，来对待一个虽然犯下了不可饶恕罪行的人，这也是一个时代文明所能达到的程度。
　　由凌迟、五马分尸到砍头到枪击，再到今天世界普遍使用的注射方法，这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轨迹，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的方向是向着更文明的前景迈进的，这很让我们有信心。

老木匠

骂李敖骂得挺痛快的。俺也觉得差不多就是这样。
至于李敖出了全集，不稀奇的，因为他自己就办过一个出版社，就叫做李敖出版社，不停的收编自己的文章著作。在台湾办出版社是很简单的事情，登记一下就行，连注册资金要求都没有，好像还可以免营业税的。

老木匠

最后一篇是乐观的，大概是为了公开发表的缘故吧。

俺觉得好像不一定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太多了，一旦朝廷有了点钱，以为是国泰民安，万邦来朝的光景，大多发生的是倒退。

周泽雄

很少见到谢泳先生写此类文章，在哪儿开了个专栏罢。
李敖大概属于这种人，你不能小看他，你小看他时，会发现他很高大。你又不能太重视他，一旦你重视他，又会发现他很渺小。小看不得，高看不起，大概就是他了。

林泉

很少见到谢泳先生写此类文章，在哪儿开了个专栏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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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的。向继东有一篇纪念李慎之的文章，提到了谢泳的《别看李敖的书》，我查了一下，看到一组短文。“老而不死是为贼”、“我是一个最不要面子的人”，我没想到谢先生会这么疾言厉色直斥李敖。不过，我更注意谢先生这句话：“李敖从来就是一个分不清楚目标和手段的人。”谢先生注重“目标和手段的统一”，往往被视为“迂憨”。实际上，李敖的投机、滑巧作派倒深受艳羡，而且影响大，效者广。
所以中年的激进多数不是与身俱来的性格而是窘迫生活的投射。————这句话也许指闻一多先生？

[ 本帖最后由 林泉 于 2007-11-29 22:58 编辑 ]

李大兴

说得到位：“一般来说，激进的年青到了中年以后，多数反而保守，那些年青时较为保守而到了中年以后变得激进的人，多数都是年龄到了中年而现实处境还在青年的，所以中年的激进多数不是与身俱来的性格而是窘迫生活的投射。”

姚宏越

所以中年的激进多数不是与身俱来的性格而是窘迫生活的投射。————这句话也许指闻一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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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先生这样的文章确实很少见到,不仅观点深刻,而且文笔相当漂亮,这种叙述的状态非常让人佩服.这句话说得确实很像是闻一多,谢还写过血色闻一多,但闻青年时亦激进,中年也算不得很窘迫.

李大兴

谢泳文章最大优点便是书写得平和，观点却很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