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伯城：陈伯达之命运

从《中国之命运》说起
本文题目，仿自《中国之命运》。1943年3月，蒋介石用小册子形式出版了一本大著作《中国之命运》，借国家名义鼓吹国民党一党专政，实际是鼓吹“蒋介石之命运”。此书于7月间传到延安，毛泽东对几个“秀才”说：“看来，蒋介石给你们出了题目了。”陈伯达领会毛的意思，立即动手写反驳文章，用三天三夜，心情激动，笔泪俱下，写成《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阅后，亲为改定，交《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载，并传往国统区，广为散发，又译成外文，向国外宣传。同时，国统区和解放区都作为党内学习材料，组织讨论。
　　陈伯达晚年回忆道：
　　《评〈中国之命运〉》是我的一本主要著作，这本书不仅当时在延安和解放区广为印发，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也产生了影响，并被印成英文，传到英美等国。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白劳德和一些西方评论家曾对这本书写过评论文章。这本书对于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起了作用。李六如（引者注：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室秘书长）当时对我说：“你的一本书顶了几个师的力量，如《孙子兵法》所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公司2008年版）
　　其实，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方面，甚至超过了批蒋作用，陈伯达晚年可能出于某种原因不提：几乎与王稼祥1943年7月8日为纪念党的22周年而作的《GCD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同时（这是经过1942年延安整风达成的全党共识），陈伯达进一步表述了“毛泽东思想”的雏形：“GCD的思想，是毛泽东的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个思想上，不但和苏联共产党的思想相同，而且也和全世界各国共产党思想相同，但是，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要求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根据自己的国情提出政纲，决定政策，而依靠人民自己救自己，GCD在中国的工作中正是这样做的。”（叶永烈《陈伯达其人》，时代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比起1945年刘少奇在zhonggong七大全体会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正式启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定之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还早了两年。这也说明他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善于发现和掌握理论制高点。
　　七大的几个主旨报告各有起草者、修改者和审阅者，报告人最后审定。现在知道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毛自己先起草了一小部分，大部分是由陈伯达起草的。朱德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是由陈毅起草，陈伯达修改，陆定一审阅。唯独刘少奇的修改党章报告，缺起草人和修改人名字，但可肯定刘不是起草者。陈伯达曾参与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整理，书中引用孟子“天将降大任”一段，即陈所加。而修改党章报告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与陈伯达先此所论亦大同小异，故不排除陈曾参与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起草或修改工作。
　　以《评〈中国之命运〉》为起点，陈伯达认准和跟准毛泽东，开始了至死不渝的一生。同时，以此为起点，也奠定了他作为zhonggong“理论家”的地位，从此成为毛泽东“秀才”班子中的首席“大秀才”，毛倚之如左右手。1970年8月31日，在风云突变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写下那篇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宣布陈伯达为“欺骗了不少同志”的政治骗子，但仍承认，“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文中连见两次“天才理论家”这个称号——即使是贬词，也不会是凭空说出来的。于是，陈伯达从“天才理论家”到“政治骗子”的悲剧命运开始了。
zhonggong党史上值得认真研究的人
最近看一篇文章，引述一位甚有名望的老学者对朋友说的话：“zhonggong党史有四个人值得认真研究：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胡乔木。”老学者本就是zhonggong党史中人，见多识广感深，这番话自然有见地、有分量。但朋友间也产生一个问题：胡乔木何以能忝列其中呢？好像此人在“值不值得”上还差一点。我倒觉得“忝列”得有道理，他是笔杆子中的主要一杆子。共产党靠两杆子打天下，许多时候，笔杆子比枪杆子走在前头，作用也大。过去大家有一误解，总以为领袖个个出“选集”，必是大理论家，殊不知大都是笔杆子起草或“整理”出来的。但只列一个胡乔木不够，应该加上陈伯达。这两人不能说孰重孰轻，都重，都不轻，有同有不同，但“毛泽东思想”的构筑，二人缺一不可。两人加在一起，笔杆子的作用方见突出。或许有人认为，已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反革命罪服刑的陈伯达，业已“盖棺论定”，不值得再论了。我说不然。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1节提到“中央文革小组”，只点了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的名，不提组长陈伯达；同节提到九大加强了林、江、康在中央的地位，也不点位居中央常委第四的陈伯达的名。据陈晓农记载，“决议通过不久，中央派人探望了被关押的陈伯达，向他说明中央认为他与决议点了名的那几个人是有区别的”。1982年4月23日，陈伯达得到北京公安局批准，看望早获平反、解放的周扬。后者与他谈起历史问题决议的事，说：“这次讨论历史问题决议，有几位同志为你讲了话，我也讲了几句，但主要是那几位同志讲的。现在采取了区别，对你有些优待。”但周扬没有说为陈讲话的同志的名字。又陈伯达自己对陈晓农说：“没有点我的名，有很多理由。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重新肯定了党的八大。八大文件主要是我起草的。首先提出发展生产力是主要任务的也是我。”如此看来，陈伯达是否“盖棺”尚未“论定”呢。
　　陈伯达的“理论家”身份，在“文化大革命”前期（1966～1970），亦即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至九大当选中央五大常委之一期间，达到了顶点。造反派组织见他当上了中央常委，立刻在“理论家”后面又送他一顶“政治家”桂冠。但这顶桂冠，始终未见于官方宣传，只在陈倒台后的“批陈整风”尚未公开点名期间，曾被冠以“大大野心家”的帽子，含一点“政治家”味道在内，也只是作为陈伯达自称“小小老百姓”的反面意味了。
　　这里摘录一份1969年4月九大开过之后不久，关于陈伯达同时加上“理论家”与“政治家”两项称号的颂美之词，载于同年8月由署名“红代会某某大学委员会编印”的全公开、半官方式《读报手册》上面。这本《手册》有70万字，标明“内部参考”（事实上是公开发行），版权页上印数高达20万册，是传达九大最新指示和精神、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舆论导向读物。陈伯达的名字，列于《手册》开卷第一部分的“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万岁”栏目内，“司令部”共6人，毛、林、周后就是陈伯达，陈后面方是康生、江青。其中关于陈伯达的介绍，先引一段比陈地位还要高的某位领导人的讲话。讲话说：
　　陈伯达同志是毛主席、林彪同志领导下，我们党最好的理论家。在林彪同志号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提倡下，陈伯达同志最善于发挥、善于阐明毛泽东思想。
　　此时，代表九大这个“司令部”的集体评价，尚限于“最好的理论家”这个层面。《手册》关于陈的正式介绍，长达5000字，则从这个层面往上大抬特抬。现摘录第一段：
　　陈伯达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杰出的政治家、理论家。从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陈伯达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始终紧跟毛主席，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同形形式式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建立了巨大的功勋。
这份偶尔留存下来的“文革”材料，让人们看到所记载的对陈伯达两种层面的颂扬之词，既透露了他事业的顶点，也透露了将从顶点滑落的预兆。这种“司令部”内部的微妙关系，革命群众是蒙在鼓里的。
　　毛泽东对陈伯达信任以至重用，主要是看重他的“书生”本色与“理论”头脑。陈伯达对毛的知遇之恩，报答于出点子、出思路和出“理论”。在这方面有他独具的特点：第一，学识渊博，古今中外，融会贯通。第二，思路敏捷，下笔千言，常能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化腐朽为神奇。第三，一“左”到底，能按不同的气候、时机，提出观点、口号。有的看似学术问题，实为政治所用，最终成为党的方针、政策。第四，谨慎小心，唯命是从，却不谙世务，包括探摸毛的读书爱好，手法笨拙可笑，是个“书呆子”（江青语）；性格懦弱，可随意使唤呵斥，仍忠诚无二。但他被允许拥有的头衔，最高也只能像那本《手册》引载中央某领导人说的，“最善于发挥、阐明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的理论家”。超越这条底线，就超越了允许的范围。
　　陈晓农曾问父亲，在和毛主席谈话中，是否谈过打仗方面的事。陈伯达笑了笑说（“笑了笑”是陈晓农的原文）：
　　谈是谈过，只是谈的次数很少。我于1936年出的那本军事文集《国防概论》，主张抗日战争应以游击战为主，估计毛主席也看过。我曾两次在军队中工作过，一次是北伐战争，一次在抗日同盟军。在苏联也学过正规的军事课程，对于军事并非一无所知。抗战前夕，我在北平曾注意研究过抗日战争一旦开始，以后战略方面的问题，在《华北烽火》、《长城》、《国防》等刊物上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但是，毛主席认为我是一个书生，没有实际的打仗经验，所以不愿意和我多谈这方面的事。
　　这一段看似寻常的延安时期往事回忆，陈伯达叙说前“笑了笑”，想是带有一点自负的意思：军事方面我也不是不懂呀，可惜却忽略了最重要的毛泽东当年的表态，认为他“是一个书生”，不愿意和他“多谈这方面（指军事）的事”。要知道军事和军队，是毛泽东亲自掌控的敏感领域，陈作为“书生”的本职，基本上是隐于台后作业，忽然跳向前台，去某一军区指手画脚，作中央领导人“重要讲话”，在毛眼里，若不是得意忘形，也是忘乎所以了。这些禁忌，陈伯达早年尚知自饬，日久顽生，便不以为意，庐山最后失足，其根在此。而看上面回忆，又似老来犹未悟及此理，此即是所谓“悲剧”了。
　　据这段回忆谈话的解读，我想可以解开1970年八、九月间庐山会议上的一个疑团：为什么独挑陈伯达为开展新一轮接班人的斗争祭旗？其中的关键，就是陈伯达不自量力地插手了华北地区两支驻军的派系之争（按：此属北京军区），又频繁接触当地官员，关系密切，行踪可疑。关于这次陈伯达表态处理华北驻军派系之争事件，“文革史”著作有称之为“冀东大冤案”，有称之为“华北会议”或“华北问题”。1980年11月25日特别法庭对陈伯达的判决，罪名之一即“冀东冤案”，适用《刑法》“诬告陷害罪”定罪。陈伯达对儿子说：“审判时，这个案子最冤枉了。”陈伯达喊冤是有缘由的，“文革”期间（1967～1970）他的3次华北之行，都是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集体讨论，并报请毛泽东批准的。行前有请示，归后有汇报。陈晓农亲自看到过父亲的这些信稿，他在《晚年自述》中写道：“陈伯达在华北之行前后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的请示信和汇报信，陈伯达的秘书也都看到过。这些材料理应都有存档文件。”但是，陈伯达却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他的华北之行虽是中央的分工决定，任务只是解决省市革命委员会和协调地区工业生产方面一些问题，并没有叫他插手驻军派性武斗或表态支持某一派问题（所谓冀东血案即其一）。这也许直接触发了毛泽东的不安和疑忌，决定就在庐山会议上把他“拿下来”。
　　毛泽东在庐山宣布打倒陈伯达，真实意思先藏起来，让这批中央委员如坠庐山云雾，看不清真面目。但在私下，为了安抚林彪及其亲信少安毋躁，分而治之，又把真话告知，表示信任。吴法宪是这次庐山鼓噪设国家主席最起劲的人，生前写了一本回忆录，亲身经历这场戏剧性的倒陈批陈一幕。他回忆：
　　1970年8月31日下午3时，林彪在他的住处召集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和汪东兴开会。他对我们说：“下午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要我和你们先打个招呼，和陈伯达划清界限。毛主席说，要我先找你们开一个会议批判、揭露陈伯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
　　在另一处，吴法宪又发表议论道：“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一番讲话（指开幕式上林彪赞颂毛泽东‘天才’的发言），整个全会一哄而起，连毛泽东都说这是‘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毛主席几次说：‘陈伯达的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现在想起来，不是陈伯达而是林彪的威信太高了。”
　　吴法宪在陈伯达与林彪关系、林立果工作安排等问题上，曾有说假话、作伪供的前科，声誉不佳；但《吴法宪回忆录》是他刑满释放，晚年家居，改名“吴澄清”后的作品，以示“看淡一生的荣辱和功名”（《吴法宪回忆录·附录》，吴法宪之子吴新潮文），大概也有“澄清”史实的意思，没必要再说假话、作假供了，所述应属可信。因为把陈伯达“拿下来”，决不是到了庐山临时做出的决定，更不会是张春桥、姚文元哭诉的结果，而是蓄之已久、观之已久的一个战略部署。即使没有“天才”和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陈伯达也可能因别的什么问题被“拿下来”。
　　再说陈伯达究竟有多高的“威信”呢？连吴法宪也认为，“其实陈伯达的威信一点都不高。在中央文革里，他就像一个受气的‘小媳妇’，康生、江青都是随便骂他、讽刺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后来才逐渐向林彪和我们靠拢”。但毛泽东对陈伯达的疑虑，也不是没有来由。那就是陈伯达的3次华北之行，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在党政军特别是军界积聚了不少人气，许多人倚仗他来解决问题。在毛看来，形成了一个以陈伯达为首，李雪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为文武大将的所谓“华北山头主义”（江青语，当然来自毛的判断），加上又出现陈伯达有靠拢接班人林彪的动向，这种种迹象不能不引起毛的高度警惕。
　　毛泽东的这些想法，在庐山没有讲出来（也许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是知道的），但在庐山会议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用批示和谈话方式，陆续传布开来，更多的人方才得知一些真相。比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载有毛泽东于10月14日对吴法宪检查的亲笔批示，说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叶群在10月13日的检查中也说：“对于陈伯达问题的认识，过去出于主席在会上打过招呼，江青同志也几次同我们打过招呼，对陈伯达错误言行是有所察觉的。”11月16日zhonggong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也指出：“陈伯达历史复杂，是一个可疑分子。”这都证明决定打倒陈伯达一事，江青等人早就知道。1969年5月17日江青独自召集黄永胜、吴法宪等6个政治局委员开会，向他们透露陈伯达历史上有问题，曾经被捕，有托派嫌疑。连叶群也说听毛和江青打过“招呼”，而陈伯达本人则一无所知。
　　1970年12月16日，庐山会议闭幕3个月后，毛泽东在北京军区38军一个检举揭发陈伯达的报告上批道：“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谈，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1971年3月24日，毛泽东在黄永胜等人检讨上有批示：“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北京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这就把打倒陈伯达的缘由，主要在于一个“军”字，清楚告诉大家了。
陈伯达：“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
以zhonggong中央名义下发，揭发陈伯达罪行，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文件，大都重复毛泽东批示、讲话，几本“文革史”著作多有摘引，不再缕举。这里发生一个问题，庐山上毛泽东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反对称他为“天才”，反对拥戴他出任国家主席，是不是表面文章，仅为打倒陈伯达，震动林彪，找一个理由呢？
　　我看，回答这个问题，可说是，也可说不是。
　　说是，人总爱听好话、称赞话，虽伟人不免。反对称“天才”、当国家主席，如果不是“伟大谦虚”，理上说不过去。林彪、陈伯达想不通，两百多个中央委员（连汪东兴、王洪文在内）除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外都想不通。
　　说不是，因为这次反对称“天才”、当国家主席，的确是毛泽东的真实想法。这又是什么道理呢？近来人们常用“审美疲劳”来解释人的视觉和听觉厌倦感的产生：即使是艺术上的精品，看得多了，听得多了，也会有一种厌烦或困倦的情绪、感觉发生，伟人也不例外。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写过《西行漫记》的老朋友斯诺，说出心里话：“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斯诺说：“我不知道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毛泽东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讨嫌”二字，生动地说明毛泽东也存在“审美疲劳”，庐山上反对称“天才”、设国家主席，或许不是做表面文章。
　　林彪、陈伯达这些人，不理解毛泽东的真实心境，错会了他的意思，所谓“马屁拍到了马脚上”。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被放进了斯诺说的假喊“万岁”的第三类人里面去了。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外巡讲话，提到这次庐山会议：“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这是事过一年的讲话，但在庐山当时，对陈伯达的批判还没有这么明确具体。我想，陈伯达倘若看到这篇讲话，可能会感到眼熟。他起草搞什么运动的文稿时，也可能常用这些专用词语来形容将被打倒的对象。
　　1970年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闭幕，中央宣布成立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审查。1971年1月26日，zhonggong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根据专案组审查结果，给他戴上“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5顶帽子。1981年1月25日，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陈伯达是特别法庭上不为自己罪行辩护的3个主犯之一。另外两个，一是张春桥，不承认自己有罪，自开审到宣判，保持沉默，不发一言；另一个是王洪文，公诉人说他“认罪悔改，愿意承担罪责”。
　　据叶永烈记载：1981年8月，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1988年10月17日，公安部一副部长来到病房，宣布他服刑期满。1989年9月20日，陈伯达因心肌梗塞，抢救无效，在北京寓所去世，终年85岁。
　　1988年10月底左右，公安部为陈伯达举行刑满仪式十来天后，作家叶永烈对他进行了采访（叶永烈《出没风波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7年版）。在与采访记者第一次谈话时，陈伯达不胜感慨地说了下面一席话：
　　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枪毙我都不过分。“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
　　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
　　年已久远，我又衰老，老年人的记忆不好，而且又常常容易自己护短。如果说我的回忆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史料，我就慢慢谈一些。不过，我要再三说明，人的记忆往往不可靠。你要把我的回忆跟别人的回忆加以核对，特别是要跟当时的记录、文章、档案核对。我的回忆如有欠实之处，请以当时的文字记载为准。
　　我是一个罪人。我的回忆，只是一个罪人的回忆。
　　古人云：“能补过者，君子也。”但我不过是一个不足齿数（一作“挂齿”）的小小的“小人”之辈，我仍愿意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弥补我的罪过……
　　这份充满自责自谴的文字，哀哀其鸣，先后载于1990年出版的《陈伯达其人》和1993年出版的《陈伯达传》卷首，是叶永烈根据采访录音和记录文字整理而成，虽然个别文字可能有修改，但可信是陈伯达真实思想的表达，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政治遗言”。
一个群体的悲剧
陈伯达在他的最后遗言中，说自己一生是一个悲剧，自己是一个悲剧人物。若从个人角度看，从他所处的时代、社会和政治体制看，这样认识自然不错；但是，若从历史角度看，则是一个群体的悲剧，他是这个群体中有代表性的一个精英人物。这个群体，可称之为儒生群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为不同政治体制的最高领导人做秘书的“秀才”群体。
　　儒生是儒家的信徒，服务对象是最高统治者，他们的工作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汉书·艺文志》）。儒生爱讲话、发议论，经常争论不休。他们的命运，主要系于人君的喜怒仁暴。秦始皇讨厌儒生高谈阔论，一发脾气，把400多个儒生坑掉了，书也烧光。这就是遇上暴君了。汉武帝不仁不暴，亦仁亦暴，是一雄猜之主，司马迁是他的“大秀才”之一，为李陵投降匈奴说了几句武帝不爱听的话，便以扰乱军心罪，处之腐刑。司马迁以自身遭遇，为儒生群体的地位做了一个定义，在有名的《报任少卿书》中写道：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就是说，凡属这个群体中人，地位是很低贱的，照司马迁所说，这个群体分为四家：文史一家，星历、卜祝、倡优为另三家。但后三家，经过两千年的演变，已进化为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和表演艺术家等等，只有文史家，没有多少长进。令人惊叹称奇的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江山代有才人出，而现当代一些“秀才”，仍然沿着他们前辈的轨迹行进。“好学生”柯庆施有名言道：“知识分子（按：此为泛指，儒生或‘秀才’群体包含在内）的习性，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懒于深刻检查自己，问题成堆就难挽救；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忘乎所以了。”（《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7页）古今一脉相通，真是说得透彻极了。陈布雷是蒋介石的“大秀才”，蒋的重要文告，皆出其手。为宣布抗日而发表的宣言，其中鼓舞民气的警句：“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号召全民抗战，至今70年过去而不为人忘。但陈最后不堪王朝覆灭之痛，不惜以死谏主，也是一个悲剧。陈布雷、陈伯达，二陈所遇不同，遭际亦不同，但同属一个群体，同为悲剧人物，则是一致的了。
　　陈伯达被打倒后，zhonggong党史学界赶紧为之“消毒”，可举两事为例：
　　一为八大决议案事。由于在陈伯达起草的这个决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在大会表决时举手通过，但事后批评这一提法背离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原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一条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见1973年8月24日“十大”政治报告）。胡乔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写的一篇文章中也说：“1956年，他（指陈伯达）在八大决议中塞进了一句‘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事后大受指责。”（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胡乔木明白承认陈伯达是八大决议的起草者，“主要矛盾”如何如何是陈伯达的提法，而他是反对这个提法的，“事后大受指责”一语表明了他的态度。
但是等到气候一变，八大决议又复归“正确”，有一派的“秀才”们便要来争功了，首先便要抹掉陈伯达的著作权。八大这个决议究竟是谁写的，提“主要矛盾”又是谁的主意，便成了“悬案”。虽说“悬”，但绕来绕去，归到一点，就是“我回想可能是胡乔木”，“胡乔木就是把这样一个意思变成一段文字说出来”。（杨胜群、陈晋主编《五十年的回望（zhonggong八大纪实）》，三联书店2006年版）。其实这都是猜测或故作模糊之词，还是看陈伯达自己说吧：“我倒了以后，上面派人来审问我时，问过我八大决议中关于生产力问题的那句话是怎么写出来的……当时会议（指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全会）议程很紧，那天（9月27日）下午就要表决决议，我早晨还在考虑主要矛盾怎么写才好，我想起列宁有过一个提法，这个提法启发了我。我就把主要矛盾概括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我向审问人员说明的这些情况，审问人员都是作了记录的。”“秀才”与“秀才”之间，也是时有矛盾，会时起内讧的。
　　另一例为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此书于1981年再版时，删去对陈伯达所写《窃国大盗袁世凯》等三书评介的专门章节，并在书前的《重印说明》中写道：
　　这次重印……删去了第三章第七节。这一节最主要的内容是评介陈伯达的三本小册子《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的那一段。这三本小册子（主要是后两本）中有一些好的观点但并不是陈伯达个人的观点，而是我党当时对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情况的分析，只不过由陈伯达用个人名义发表罢了。对陈伯达其人需要严正的批判。但在批判时应该认真研究，看哪些是正确的（其中又有哪些是党的意见由他用个人的名义发表的）？哪些是错误的和反动的？只有经过这种认真的分析批判以后，才能对他在理论和学术上的作用做出恰当的评价。这样做，我们目前还办不到，因此只好删了它。
　　陈伯达看了这篇《重印说明》后，对陈晓农说了他的看法：
　　说我写的书不是个人的观点，是党的观点。这就令人奇怪了。党是一个组织，如果没有具体的个人先提出观点，党怎么能直接提出观点呢？还说我书中意见是党的意见，只不过用我个人的名义发表的。我写书，当然是写自己的观点，也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尤其是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的意见。但是，我在解放前写的几本书，没有一本是党组织要求我写的……只有解放后写的文章，才有些是党组织要求我写的。
　　陈晓农在陈伯达死后9年、大陆禁绝其著作多年后，看到台湾一桥出版社重新出版了《中国四大家族》和《人民公敌蒋介石》两书，书前写了导读：
　　陈伯达的《蒋宋孔陈——中国四大家族》于1947年出版，揭露四大家族敛财的魔术，比一颗原子弹的威力还大。炸得风雨飘摇的蒋氏政权摇摇欲坠。宣传的力量比大炮还厉害。尽管他引用的资料必须有所考证。但作为宣传品，这是一本绝佳的小册子。我们可以从书中脉络看到四大家族如何违法敛财的一面；同时也警惕到，他们在贪污的同时，尤不忘用特务、暴力来羞辱人民的灵魂。
　　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把蒋介石的德行一一暴露，在1949年以前可算是一大著作。他历数了蒋介石的发迹，对帝国主义的奴颜婢膝，对异己的残暴，当然陈伯达也不忘反证zhonggong的伟大……这本书的正面价值是“不用人身攻击，举证清楚”。台湾人写这类作品，除了道听途说之外，就是人身攻击。
　　陈晓农认为，“出版者加写的导读对陈伯达的著作给予了客观的评价”。但陈伯达著作被禁出版，并不奇怪。他倒台后名字被一笔勾销，著作被一概禁掉，对一个小小的“秀才”即使是所谓“大秀才”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大事。
二三事看陈伯达
一、陈伯达其人落落寡合，习惯做“单干户”，不为人喜，尤不为“秀才”群体的气节之士所喜。但陈伯达有“理论”，他的“理论家”称号并非“浪得虚名”，常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能从人们不经意处抓住要点，?绎综合，启人思考。多年前，传闻他一件小事，给我留下较深印象。一位从延安出来的学者，写过一篇文章，记述陈伯达在马列学院讲课，引用王国维以唐宋词的三种境界（即“昨夜西风凋碧树”、“衣带渐宽终不悔”、“众里寻他千百度”）来形容治学的艰苦历程，勉励青年要具备这样的坚韧精神，刻苦向学。自此治学三境界说大行于世。然而人们只知此说出自王国维，却不知陈伯达亦有一点鼓吹之功。
　　二、叶永烈《陈伯达传》与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记载，陈伯达“嗜书如命，乃万卷户”，个人藏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书籍各有3万多册，线装古书另放一室。他的大部分工资和稿费，都花在购书上。1958年起，他不再拿稿费，都捐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他倒台后，免不了抄家，全部书籍不知去向，后来仅发还2000多册。他从保外就医到刑满释放，每月发生活费100元，节省近三分之一出来，用于购书和订阅书刊。1983年2月，生活费增为每月200元，购书用钱稍觉宽松。叶永烈1988年访问他的时候，发现他不抽烟不喝酒，像样的衣服也没几件。与他同住的陈晓农说，他每天仍保持读书写作的习惯。
　　陈伯达1958年后不再领取稿费，全部捐献，当年他还在台上，并未见为之宣传。不说他未署名的作品，就说署名的著作，种数多，印数大，每年的稿费数字，恐怕不在少数，否则也买不起六七万册书，还有较多的古籍和碑帖（陈晓农说）。
　　大家都知道，《毛选》是支领稿费的，近年有文章为之计算，历年累计已达巨数。这说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演说、报告等经过整理成文发表，并出版“选集”（还有文集、选读和不计其数的各篇单行本），大概都可以拿稿费。这同时就具有著作权。
　　可见中央领导人拿稿费是允许的，合法的。但是中央领导人1958年后放弃稿费，全部捐献归公，现在知道的，只有陈伯达一人。也许还有其他人，现在尚不知道。
　　三、陈伯达晚年写读书笔记，自1982年至1986年，叶永烈《陈伯达传》记有目录，共17篇。其中两篇分署笔名曾公开发表：《求知难》，署名纪训，载《读书》1982年第10期；《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署名程殊，载辽宁《理论与实践》1983年第2期。此外《儒法两家“其实却是兄弟”》一篇，内部印发。
　　《陈伯达传》第一章全文收录了已发表过的《求知难——记读〈西游记〉》和未发表的《〈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姻缘问题》两篇文章，让读者领略到了陈伯达这位“理论家”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理论风采。
　　按陈伯达对陈晓农的说法，他在主持《毛选》的编辑与修订工作中，有两篇文章费力最多：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篇是《矛盾论》。毛泽东当时看了这篇修改稿，曾给他写信，说：“想不到你修改得这样快，这样好。”这说明陈伯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是没有受到过毛的赞赏。这两篇文章也正是毛认为的《毛选》中的重要之作。
　　四、1983年4月23日晚，陈伯达获准与即将出任中国文联主席的周扬见面，谈了4个小时。陈伯达曾将二人谈话内容与陈晓农谈及，后者曾简要记下一些，载入《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现摘录有关文艺和读书问题的几条记录：
　　周扬：你现在写什么东西？
　　陈伯达：主要搞点经济问题的材料，也写了几篇与文艺有关系的文字，不知你看到没有？
　　周扬：我没有看到。
　　陈伯达：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交给你看看。将来如果解放我的话，你看能不能让我在你领导的文联做点小事情，比如搞点材料，我可能还做得来。
　　周扬：这到时再说吧。
　　陈伯达：你现在看些什么书？
　　周扬：我有时看些文学历史方面的书。
　　陈伯达：你对俄国文学历史很熟悉了，我最近看了一本《巴纳耶娃回忆录》，你看过没有？
　　周扬：巴纳耶娃是个什么人物？过去好像没有听说过。
　　（陈做了介绍，周让秘书记下了书名，说书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译者是蒋路、凌芝。）
　　读者不觉得刚获平反复出的周扬，随着官位的恢复，昔日的“官气”又有点恢复了吗？而陈伯达依然是个“书呆子”。虽然周扬也是个“大秀才”，但论读书之广而深，陈伯达显然超过了他。
　　五、陈伯达曾经预见电子化时代的来临，并为此做了许多调查研究。1965年期间，他写了一个名为《工业问题》的建议书，提出重点抓电子技术，作为发展工业之路，呈送毛泽东审阅。据陈伯达自述，毛泽东看了《工业问题》这个文件后很高兴，单独请他吃饭，说：“搞了这么多年，总算找到了一条发展工业的路子。”中央随后召开了一次常委会，讨论这个文件。一位中央领导人在会上说：“这个文件没有提以钢为纲的方针，搞电子等新技术，大家都没有经验，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搞太多新技术恐怕不合适，还是一切照旧，稳当一些好。”毛泽东听了没有说话，其他人都没有发言，会议就散了。陈伯达对儿子陈晓农说：
　　这个文件被否定，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否则毛主席有可能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经济问题上来。毛主席这个人总要找件事做，他的性格就是这样，耐不住寂寞，这件事没有做成，他就找另一件事做。如果他当时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问题上来，就不会去搞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陈伯达晚年这个假设，又一次说明了他的“书呆子”气。
　　据《陈伯达传》开列的陈伯达晚年文稿目录，1983年陈伯达还在继续思考电子学革命问题，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这年3月写的《“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和秘密战》，另一篇是12月写的《同痛苦转变进行搏斗——电子学革命问题杂缀》。这时电子技术工业已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蓬勃发展起来了。陈以刑满释放之身，衰老垂暮之年，积习不改，国事难忘，当会乐观其成。
　　2008年6月9日
　　端午节正式成为国定假日后一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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