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瞿林东：《“封建”考论》一书的论点和方法献疑

定安

作者简介：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作为一种宗法性的政治体制的“封邦建国”、“封国土，建诸侯”的“封建”，和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封建”是有根本区别的。《“封建”考论》对侯外庐先生“语乱天下”一语的引用，是不全面的，因而并不符合外庐先生本意。中国秦汉以后直至明清的社会，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封建社会的特点的论述。

    这里，我就《“封建”考论》(以下简称《考论》)一书的有关观点和方法问题，讲几点认识。

    作者批评把秦以后至清代的中国社会称作封建社会，提出三个论点：一是认为这样就会和西周的“封建”(封邦建国)混为一谈，所以不应当叫做“封建社会”。作者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辨析“封”、“建”、“封建”等概念。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二是作者认为中国把秦至清的社会历史叫做“封建社会”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的。作者举了一些例子，诸如不是领主制的社会和封建社会无涉、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无涉等等。三是作者认为，中国的这一段历史与欧洲的封建社会不一样，因此不应称为“封建社会”。我认为，这三个论点都难以成立。

    第一，关于封建社会的名称不同于西周“封建”的古义，也就是封邦建国或封土建国。对于这一点，是大家都明白的，无须作太多的引证。我们知道，西周的“封建”是一种政治体制，在秦朝建立之初还讨论过“封建”和郡县孰优孰劣的问题。我们现在讲的“封建”，其内涵不是“封邦建国”，而是封建社会。在中国史学界，大多研究西周历史的人，也并不用“封建”即“封邦建国”给这个社会定性。即便是西周封建说的学者，也不是在“封邦建国”意义上讲的，而是在封建社会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语。这在逻辑上并不存在概念的混淆。我们讲“封邦建国”的“封建”是讲政治体制，而讲封建社会的“封建”是讲社会形态。十分清楚的是，当人们认同了或基本认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时，他们所称说的封建社会，自是指一种社会形态而言，而与西周的宗法分封的“封建”无涉。如果把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封建”纠缠在一起，说成是彼此分不开，那就不仅是概念的混淆，而且是历史研究中历史与理论的脱节。要特别指出来的是，作者引用了侯外庐先生在1956年的一次讲话，一方面批评侯外庐先生是“泛封建观”，一方面又引用外庐先生一句很尖锐犀利的话——“中外词汇相混，语乱天下”，以此作为不可称说“封建社会”的佐证。但是作者忽略了在1956年后，外庐先生连续发表了几篇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章，而且在1972年即要出版《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一书，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直到1979年才出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为什么这样一个批评“语乱天下”的人还要继续使用“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呢?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有的学者曾介绍说：外庐先生讲，“封建”一词已经约定俗成了，不要再纠缠了。对此，《考论》又引了另外一位研究者的话来批评侯先生“约定俗成”的说法：“约定俗成”，今天或许是可以的，在未来，我们怎么对学人交代呢?意思是说还是要“纠正”，否则将来仍会“语乱天下”。关于这个问题，退一步说，我认为不必“担忧”。在学术史上，所谓约定俗成的例子太多了。或者用语还是那个用语，但含义已不是同一含义。比如说《易经》里就讲“革命”——汤武革命，后来章太炎、孙中山也讲革命，毛泽东也讲革命，这个“革命”不同于《易经》所讲的“革命”，是十分显然的，它会“语乱天下”吗?谁都知道它们含义不一样。再如，“二十四史”里讲“夷狄”，这和1840年后有的学者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个“夷”还是指中国少数民族吗?显然，这是指外国人。这会“语乱天下”吗?不会的。所以我说，不必“担心”，未来的学者自然会知道是怎么回事。

    作者的第二个论点，是讲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说法，缺乏理论根据，因为这和马克思的封建观相悖。我认为这一点也不能成立。我查阅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也重温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点。首先，我们应当从所有制形式来看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封建时代的所有制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土地所有制和束缚于土地所有制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这两种所有制的结构都是由狭隘的生产关系——小规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决定的。在封建制度的繁荣时代，分工也是很少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这像不像是讲中国秦至清的社会历史的情况?翻开中国的史书，可以发现大量的材料证明这一点。其次，从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来看，也就是说从生产过程的特点看，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以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如土地、农具、作坊、手工业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此，必然是小规模的、简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照例也属于生产者自己的。这是不是也符合中国的自然经济的特点?我认为中国“中世纪”也是这样的。  

再次，我们来看剥削方式。恩格斯对封建剥削作了这样的概括：在中世纪，封建剥削的根源不是因为人们被剥夺而离开了土地，相反的是由于他们占用土地而离不开它。农民保有自己的土地，但是他们作为农奴或者依附农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必须给地主服役和交纳产品。在中国古代，《汉书·食货志》讲“地著”，就是讲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中国是不是具有这个特点?我看是有的。至于作者提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的概念来代替“封建社会”这个概念，似难以成立。其实，关于“宗法”的问题，马克思曾经明确讲过，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同宗法式君主制对立。《考论》把秦以后还残存的宗法现象和西周的宗法制度混淆起来了。西周是宗法制，讲五服，行分封，尊周礼。那是严格的，典型的。秦以后，宗法不可能完全消失，但是和西周相比有很大的变化。自商鞅变法以后，本来意义上的宗法就逐渐破坏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有的研究者指出，秦以后是地缘政治，西周是血缘政治，这种看法自有一定道理。周天子是“天下”共主，也是大家长，秦以后不是如此。当然，秦以后也有分封，不仅西汉有，一直到明朝还有。但这已经不是主要的了。所谓“宗法地主专制社会”，从宗法方面来讲，似也不能成立。说到“地主”，我想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气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142页)马克思用“手推磨”和“蒸气磨”这样形象的比喻，把历史上的两种“社会关系”作了天才的概况，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得到应有的启示呢。我认为，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观点来看，他们所概括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可以用来说明中国自秦至清的历史的。也就是说，可以用来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面貌的。因此，不能讲中国学者把中国历史的某个阶段定名为封建社会是有悖于马克思关于封建社会原义的。当然，《考论》可以提出这样那样的论点来说明白己的见解，但是所有制形式、劳动的方式以及剥削的方式是判断一个社会性质最基本的标志，这一点是不能忽略的。

    第三，作者认为中国自秦至清的历史不同于欧洲封建社会，并引用了很多论据来证明。因此，作者认为中国也不应称这段历史为“封建社会”。我认为，这涉及我们用什么样的观点和理论来看待世界历史。大家知道，历史是多样的，或者说是多样的统一。历史的多样性并不影响到社会形态学说的动摇，因为这是两回事。社会形态学说是要说明人类社会是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是在说明这个过程的发展变化，所以要划分成若干个阶段。各个地区和各个国家在某一阶段上出现了不同的现象和特征，这是历史多样性的表现。如果认为中国和欧洲在某一个世纪或若干个世纪中历史面貌完全是相同的，历史研究就变得十分简单了。如果从历史事实出发，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一定是有差别的。但是多样性却不能改变在某一个发展阶段上我们称之为某种社会形态的性质。历史是多样的，也是统一的。就拿“中世纪”这个词的含义来讲，中国的中世纪在政治上主要是统一的，而欧洲不是这样；中国的中世纪在意识形态上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欧洲则是以很强的宗教色彩为特征。这当然不一样。有的学者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它有些特征和欧洲不一致，因此不能叫做封建社会，这个论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按照这个论点，是要求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历史发展在某些阶段的细节上都是一样的，这是不可能的，这是违背历史常识的。

    最后，我想就方法问题，讲几点认识。一是作者提出了历史分期的四条标准：“制名以指实、循旧以造新、中外义通约、形与义切合。”这四句话，从根本上看，是着眼于文字和名词，似无从把握。我认为，用这样的标准来讨论历史分期大概讨论不出结果来。如果我们讨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以及生产力的水平等，这才有可能讨论社会历史分期问题。一般说来，不用说讨论不同的社会形态的分期，即便是讨论诸如自秦至清约两千年的历史的分期也不能这么简单地看待，它同样是很复杂的。譬如说，漆侠先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提出了“二黄分期”法，即以黄巾起义、黄巢起义为依据，将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三个阶段。外庐先生是以“安史之乱”分期，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前期和后期。白寿彝先生以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身份的变化、地租形态的变化以及农民起义口号的变化等五条标准，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成长、发展、继续发展和衰老四个阶段，等等。他们都没有提出什么这个词和哪个字意义相吻合的问题。以《考论》提出的这种方法来讨论社会历史分期，在学理上是难以成立的。
    二是作者认为魏晋封建论者是“古义”与“今义”的结合论者。这种看法我也不能苟同。别的学者我不十分了解，但何兹全先生的学术见解我还是粗粗了解的，我经常和他在一起探讨问题，向他请教。他的魏晋封建论绝不是说要考虑从西周的以及后来的“封建”看“古义”与“今义”的结合，我看没有这种含义。何先生这样介绍他的汉魏之际封建说，他写道：“史学界的同志称我为魏晋之际封建说的执持者，我自己则喜欢用汉魏之际封建说。因为封建生产方式的萌芽在两汉之际已经开始，汉魏之际封建化已经完成其转化的过程。具体地说，我曾以曹操的屯田为标志，时尚在汉献帝建安年间，建安，仍汉也。”在20世纪30年代初，“我当时接触马克思、恩格斯的史学理论，是受时代思想的影响，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影响，考茨基的影响，陶希圣的影响。汉魏之际封建说受了陶希圣的影响但又不全是他的影响。在那几年里，他的思想常变，使人无所适从。”“我从四个方面来论述汉魏之际的社会经济变化：一、从城市到农村、从交换经济到自然经济；二、从编户齐民、奴隶到部曲、客；三、从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四、从民流到地著。”(何兹全《我在史学理论方面提出过的一些问题》，见《北大史学》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118页)以上就是何先生关于汉魏之际封建说的基本观点，其中并不包含“封建”的古义与今义的关系。如此看来，《考论》的上述论断可能是出于推测，或者是以偏概全，在方法上似亦不妥。

    三是《考论》援引了古今中外学术史上出现的许多名词、概念，并为之反复说明。一般来说，理论探讨不能脱离对于一些专用名词、概念的分析，但这种分析只有同事物的本质结合起来讨论，才具有实际的意义。否则，只能使理论问题变得更加混乱。尤其是在讨论问题时，把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条件、学术氛围下，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上提出和使用的名词、概念牵扯到一起，用来说明某一特定的历史问题或理论问题时，这种混乱就会显得格外突出。如果再进一步，把这些名词、概念又一次提升为“古义”、“今义”、“西义”等等，则离开事物的本质也就更远，因而也就使问题更加复杂了。《考论》援引历史上一些学者关于历史分期或历史阶段的说法，有的是从政治特点上作出的概况，有的是从社会组织形式上作出的概况，有的就是讲从“君权”到“民权”等等，这些大多不是从社会形态着眼的，以此来驳难着眼于社会形态理论的“封建社会”说(当然是秦至清为封建社会说)，似乎不能“锋芒”相对，自然也不能说明问题。

我关于《“封建”考论》在论点和方法上的这些认识和判断，未必妥当，提出来向作者请教，也希望得到史学界同行的指正。

附记  本文是作者在一次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据录音整理，并经作者校阅。

    2008年1月8日

定安

这个近乎常识性的问题一直在被争论着，把瞿林东先生的书评贴出来希望看到诸位的高见。对于约定俗成这点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办法改变了，中学教学很圆满的完成了任务。

彼亦一是非

这个“常识性”的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原因在“常识”之外。如果中国秦汉以后直至明清的社会居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框架，那么……

此文作者不过是在重复那种胡说而已。侯外庐的东东，一向被视作马克思主义的“原装货”，即直接搬用资本论那套方法。正因如此，离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况更远，远到天边去了。

自觉的梦游人

定安兄很赞成中国有封建社会的历史，而且言之凿凿，把封建说定位为“常识性”，这个很有意思。从秦汉到明清是封建社会，按照从前古史分期的讨论的风光度来分析，一点也不“常识”，至少这个分法的上限和现在的误人子弟的教材不同的，误人子弟的教材的“常识度”应该比侯外庐的“常识性”的分期法要高吧。
中国是不是有封建社会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引起中国史学界再讨论？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即使从前胡子当道的时候，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也使得人们小心翼翼地讨论过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分期问题。好像没有几个人敢把其中的一个说法断定为常识性的。当初把郭沫若的战国分期说定为封建社会的上限不是常识的胜利，而是妥协的结果，在众多的古史分期讨论意见中，人们觉得分歧归分歧，马克思的封建社会说按照社会发展史的套路还是要占领历史教材的，于是就“选”了郭沫若的一说。
提起这段“学术史”，是因为封建社会从来没有成为常识性的定论，只不过这种不是常识，从前是隐没在封建社会的上限是哪一段的讨论中，现在则是表现为直接责疑整个封建说是不是适合于中国历史研究。

[ 本帖最后由 自觉的梦游人 于 2008-11-22 22:20 编辑 ]

老木匠

俺现在写任何有关历史的读物都不用这个“封建社会”，同样也不用“奴隶社会”，好像读者阅读起来更方便，也没有什么说不清楚的。这本身是一笔混帐。就好比现在的“社会主义”。

定安

怪我没表达清楚，我并没有想表达中国存在封建社会这个定论是常识性的。我所谓的常识是指对历史稍微有了解的人都不应该拿历史去套某种理论，而且历史也不是某种理论能完全概括的（我没有轻视民国以来那些大家的意思），如果历史研究的根本任务是去寻求规律，那也应该是从众多史实当中去总结。我的一点陋见也是看了钱穆的书后觉得历史还有其他面目，才想到的。
PS：梦子还是略去“兄”之类的敬称吧，一来论坛里大多数人都是我的父辈，二来梦子也是我在论坛里佩服的几个人之一，会承受不起的。不过我认为网络世界里本来就略去了人的身份年龄，是良好的实行平等意识的平台。在这里只要不漫骂，直呼其名也是一种尊重，没有必要把世俗的客套带进来。希望梦子能把历史板块引到纯学术路子上来 呵呵

李大兴

我曾经在这里发过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几篇短文。关键在于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窠臼，认识到它从来不是史学主流。

自觉的梦游人

定安客气了（遵嘱把兄省了，一笑）。关于中国有没有封建社会，在中学历史教育上怎么提，这是一个很难为人的问题。我在那个以降低留级率为重要任务的中学的教学时，是向高考复习班的学生简单提起过的，记得那几个对历史感兴趣的学生还是就此提问的。但是当时我马上就说考试要按照教材。
历史的高考卷子现在怎么考，出来久了，不知道了。我奇怪的是这个主贴还在那么有兴趣地讨论这个问题。印象当中，历史行当的很多人已经都把这个问题都当作混帐来用，更多的就像老木匠一样当作混帐而不用，似乎可以这么讲，不再把封建社会说当作一回事，倒是有点成为中国史界的共识了。

老木匠

林东 教授（博导） 1937年12月生，安徽肥东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1967年以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于该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导，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著有《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史学散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史学的沉思》、《杜佑评传》、《史学与史学评论》、《史学志》、《中国史学史纲》、《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等书，发表相关论文、评论200余篇。


与名家面对面

　摘要：如何治学是关系到青年朋友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一件大事。本文就自学与人生、要有明确的研究领域、确定研究领域的原则、如何确定研究领域、怎样着手进行研究、重视理论和方法，以及要讲究体例、锤炼语言等十个方面的问题，结合作者本人治学的经历和体会，有针对性地作了扼要的阐述。

我要讲的一个题目是《与青年朋友谈治学》。以往几次，我讲的是关于史学理论问题和史学发展的一些问题。从我自己的认识来说，新的世纪开始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历史教育的发展，都寄托在青年人的身上。那么，我们青年人在新的世纪里，在这样一个难得的历史时代，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素质，更好地来发展自己，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当我们作这种思考的时候，治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我讲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从我自己来说，这几十年也多少积累了一点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可以供青年朋友们参考。如果说有做得对的地方，你们可以作为借鉴；如果说有失误的地方，你们也可以避免。学术工作也好，教育工作也好，都是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我们自己和社会才能够不断得到发展。这一点，大家都会有共识。同学们现在还在学习，一些青年教师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怎么把读书、治学和未来这三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即如何读书，如何治学，如何去创造有意义的未来？把它们作一个整体的思考，
做一个有计划来发展自己、自觉地为社会作贡献的一个人，这就离不开治学。

今天，我准备讲十个问题。当然，这不可能讲得很详细，我只是把一些有关的问题提出来供大家思考。
第一个问题，治学与立志。我们讲治学问题，首先就要考虑立志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有没有为社会作贡献的志向，这是我们讲治学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如果一个无所作为、不想对社会做什么事情的人，也就谈不上治学，谈不上立志。我们现在常讲：要塑造自我。这个塑造自我的前提，首先要认识到你是一个社会的人，不能离开社会；讲塑造自我，就要有对社会作贡献的责任感。当然，社会也在为你提供条件，这是辩证的关系。这不是什么大道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时时都会感受到自己生活在社会之中，我们不能离开社会。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考虑到要为社会去服务，那么社会的进步就会更快一些；在社会的进步当中，我们自己也会发展得更好一些。我想，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道理。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这样一个思想传统，就是要投身到社会当中去。大家知道，儒家思想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要参与社会，为社会服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当然是过去若干年的传统，在今天这个时代，应该赋予它新的内容。这就是要参与到当前的历史运动当中去，为当前的历史运动服务并且努力作出贡献，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就是思想传统和现代意识相结合。我们要从这样一个高度上来塑造自我，来建立志向。社会工作有种种区别，但是在这一点上应当是一致的。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七十列传的时候，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在他之前的两三千年的历史中，有许许多多人物出现，他用什么标准来写七十列传呢？这是司马迁要思考的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建议大家读一读《史记·太史公自序》，从中可以看到司马迁写七十列传，有一个标准，这就是"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扶义，就是主持正义；倜傥，就是风流倜傥，豪放潇洒；不令己失时，是说不要让自己错过历史的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说要建功立业，对社会进步有好处。他写七十列传所选择的人物，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人物。我们也可以作这样的理解："扶义倜傥"，这是讲道德标准；"不令己失时"，是讲人的见识，不错过历史机遇；"立功名于天下"，这是事功的标准。有道德标准、有见识、有事功的标准，他就是这样来作七十列传的。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到启发：一个人在历史运动中怎么样被历史所承认，怎么样被历史学家所承认。司马迁这话给我们很大启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可以读一读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他在书中这样讲：人生在历史的长河中只能走过一次，不能走第二次，是一趟走过的。那么，在这个活泼泼的历史运动当中，人生怎么样才能够具有意义呢？那就是你在这一次走过的历史过程当中，发挥了自己的积极作用。这是一个很深刻的人生哲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断地反省自己：我这一段走过的路程，究竟怎么样？我是否对得起自己，是否对得起社会，是否对得起国家？如果经常作这样的思考，我们在这一趟走过的人生道路中就会很有意义。我讲这些，是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愿意为社会作贡献的人，应当建立一个志向。从我们接受高等教育来讲，要立志就离不开治学。因为我们为社会服务的基础和依托是知识，是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讲到知识，当然就和治学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已经确立起正确的志向的话，那么我希望青年朋友要认真地来对待治学问题，这样可以使我们对人生的认识变得更加自觉，更加自信，更有意义，使我们的人生更富有朝气。

第二个问题，要有明确的研究领域。这个问题，可能就要涉及到比较深层的思考。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讲，应当有治学的目标。换句话说，就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明确的而不是含糊的、相对稳定的而不是经常变动的研究领域，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有些人读了许多书，也有许多知识，但是在研究上少有成就。我想其中有很多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明确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游击战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今天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明天对那个问题感兴趣，也写了一些东西，但是要问这个人是研究什么的，说不清楚。这对个人的发展不利，对整个社会的学术发展也不利。如果我们一个民族有许多人都是这种状况的话，那么整个民族的学术水平就会受到影响，就会停滞不前。因此，不论是从个人来看，还是从社会来看，人们都应当有一个明确的治学目标，也就是说要有一个明确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对我们师专的同学来讲，应不应该提这个要求呢？我觉得也应当提这样的要求，我认为受到高等教育的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认识。关于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当中有许多经验教训。作为一个教师，有责任向同学们讲明这个道理，要在我们的学习当中、教学当中，逐渐地培养起对某一个领域的兴趣，逐渐地明确起来我们对什么领域有研究兴趣，并且有一种要突破、要创新的意识。如果我们多一些这样的青年朋友，那么我们的社会科学也好，自然科学也好，会发展得更快一些。

第三个问题，确定研究领域的几条原则。治学要有明确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那么，这个研究领域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呢？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也是十分关键的问题。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和认识，在确定这个研究领域的时候，应当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第一，不要轻易地确定；第二，确定之后不要轻易地更改。如果今天确定了一个目标，过了一个月之后，说这个目标不行，又换了，第三个月说还有一个目标更好。这样换来换去是不行的，这说明在确定目标的时候比较轻率。因此，确定目标一定要慎重，确定了之后不要轻易更改。当然，也不是说绝对不能更改，我是说不要轻易地更改。这对青年教师来讲尤其重要，对青年学生来讲，也是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这对我们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从我接触到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青年教师，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受过同等教育的人，在科学研究上会有不同的成就，甚至会有很大的差别？其中有许许多多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人有明确的目标，有人没有明确的目标。
现在，我来讲确定研究领域的几条原则。根据我个人的认识，第一个原则，你所选择的这个研究领域或者说这个目标，要有可研究性。什么叫做可研究性？按我肤浅的理解，就是通过努力是可以出成果的，是可以产生比较明确的结论的。那么，是不是有一些问题不容易得出结论，是很难有科学上的成果的呢？这样的问题是有的。我在安徽大学演讲的时候，有人提问说"史学是不是科学"。这使我想起了多年以来，人们在讨论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我不是说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只是考虑到在目前的认识水平上，很难得有新的进展。我个人认为：历史学是科学，是社会科学当中的一门科学。有人说历史学不是科学，是艺术，因为历史已成为过去，不可能重演，人们现在写出来的历史是不是完全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不能断然这样说。既然不能断然这样说，那么这就是历史学家自己编造的一种叙述，所以它不是科学。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其实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历史成为过去，历史学家根据许多材料来写已经过去的那一段历史，他很可能要加上自己的一些主观上的认识，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避免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历史学是不可靠的，历史学不是科学。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修驰道、废分封、立郡县等等，是不是历史？当然是历史。是不是事实？当然是事实。至于这里涉及到有些人，他们之间说了什么话，这些话有可能是历史学家根据当时他所接触到的一些材料表述出来的。你说这些话是不是当时就是这么说的，甚至是一个字不差这么说的，这就不一定了。这里有两点是应当明确的：一是这些话不论是出于什么情况写出来的，都不能改变上述历史事实；而且这些话即使经过史学家的修饰，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历史事实的真相。因此，历史学作为人们对历史认识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作为一门科学，是毋庸置疑的。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在目前我们还不能有更大的认识上的突破的情况下，就不要去讨论类似的问题。我再举个例子：中国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人说西周开始的，有人说春秋战国开始的，有人说秦统一开始的，有人说西汉开始的，东汉开始的，魏晋南北朝开始的等等。我们有必要关心这个讨论，有必要去了解它，知道有许许多多种看法，但自己不一定再去做这样的研究。这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个讨论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得到明显的进展的。当然，所谓“可研究性"，也只是从相对意义上来理解的；对不同的人来说，前提和结果都是会有差别的。我所强调的是，当我们确定研究领域的时候，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领域的"可研究性"，即是可以期望它出成果的，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要有持续发展的空间。我们所选择的研究的领域，不是研究一两年就全部完成了，而是可以持续五年、八年，一二十年，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是一个"可供开采的富矿"，能够长期研究下去。否则，又会变成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大家知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比如说，用一年的功夫研究了这个领域，此后没有什么再研究的了，要重新开始去研究另一个领域，从搜集资料做起，又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入门，研究一二年之后又没有可研究的了。人生几十年，经不起这样的来回变更。因此，一定要选择一个"富矿"，能够供自己研究多年，至少能够研究五年以上，出一系列的成果。这里有一个很浅显的道理：越是在熟悉的材料、领域里反复地思考，思考得会越来越深，发现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研究的结论可能更具有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第三个原则，这个研究领域在学术上有开创性。举例说，如果你看到别人研究唐太宗，你也去研究唐太宗，研究了几年都没有超出别人的水平，这就没有什么价值。像《唐太宗传》，现在有四、五本了。如果你要研究唐太宗，你就要在某一个方面超出这四、五本唐太宗传记以及关于唐太宗的研究论文，你才有可能下这个决心，否则你就换一个别的领域。总之，开拓性、创造性，是确立研究领域的又一个原则。这个开拓性和创造性，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学术价值，一是社会意义。如果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社会价值，具有社会意义，那是非常好的。否则，在一个方面的价值很突出也很好。当然，一般说来，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统一的。比如说，史学界曾经讨论过，说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有区别的，不要硬把它们扯在一起。如甲骨文的研究有学术价值，那么它的社会价值表现在哪里呢？好像很难说它有什么社会价值。其实，它的社会价值也是很明显的。为什么呢？人们对甲骨文能够识别了，能够解读了，那么对商朝的历史能够解释得更确切、更明白了，这当然是学术上的进步。我们要知道，学术是社会的一部分。学术进步了，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在学术上有价值的东西，这本身就是社会价值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该把学术和社会分开，学术应当是社会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有学术价值的成果都具有社会价值，所不同的是，有的表现得直接一些，有些表现得间接一些罢了。第四个原则，要有兴趣。这就是说你选择的某个研究领域，或者别人建议你选择的某个领域，最好是你有兴趣的。为什么呢？有兴趣就更加执着，更加投入，更加自觉，更有激情，而不是很勉强。我们知道，对什么事物有兴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一些优秀的运动员，他们获得了奥运金牌，有些就是从小对某种运动项目有兴趣，后来经过家长的培养，教练的培养，国家所创造的条件，使这种兴趣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从而创造出好的成绩。个人的兴趣，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是在文革前读研究生的?quot;文革"结束以后，我重新回到自己读研究生时的那个领域--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史从先秦一直到现代，史书那么多，从哪里开始去研究它呢？自己很茫然。我曾经想从《史记》开始研究，当时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史记》研究论文目录索引，十六开本的。我要把这个目录索引上著录的那些著作要找来读一读，就要花很多时间。我觉得从这里研究起来有很大的困难，不是说不可以去做，但要同上面所讲的几条原则结合起来去做的话，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后来，我重新思考。我当时讲授中国古代史，对隋唐史很有兴趣，我想能不能从隋唐时期的史学开始研究。因为对隋唐史有兴趣，当然就产生一种愿望，想研究这个时期的史学。经过调查，在这之前研究隋唐史学的成果很少。唐代将近三百年，关于它的史学的研究文章所涉及到的史学家，只有三四个人。后来经过反复的考虑，我确定从唐代史学开始研究。这些年来，我研究中国史学史、研究史学理论、历史理论，就是从研究唐代史学起步的。如果我不确定从唐代史学研究起，东写一篇，西写一篇，上面可以写《左传》方面的文章，下面可以写李大钊、梁启超方面的文章。当然，这些都是史学史的内容，但你这个人以什么为专长，总是说不清楚，也难得有深入的研究。我最早的一本书《唐代史学论稿》，收了二十多篇论文，都是关于唐代史学的，这就是一个明确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最先给我带来的一个成果。

第四个问题，如何确定研究领域。原则明确了，那么在操作上，如何来确定研究领域呢？这里有一个学习和运用知识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懂得很多知识，但不懂得治学的方法，那就有很大的缺陷。我们讲如何确定研究领域，就涉及到方法了。按照上述几个原则，怎样来操作呢？第一，是作学术调查。我这里讲的学术调查，其实很简单，主要的就是查阅图书目录，查阅论文索引，找国内最权威的图书目录、最全面的论文索引。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八十年史学书目》，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现在已过去了二十年了，还有利用它来查阅的必要。当然，还要利用新的工具书来补充。这是图书目录。论文索引，最全面的应该是上海出版的《全国报刊论文目录索引》，每个月一本。此外，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中国历史学年鉴》， 1979年创办的，至今每年一本，那上面既有图书目录，又有论文索引。通过这些我们可以调查什么呢？调查你所关心的那个领域，谁出版了什么书，谁写过了什么论文？经过调查，你可以发现你所选择的那个领域是一个空白呢？是一个大家研究得很热烈的领域呢？还是已经有人提出来了，但还有待开拓的一个领域呢？你就逐渐有所了解。说得具体一点，如果你选择的那个领域，通过查阅这些书目、这些论文索引，很少有研究成果，说明你选择的这个领域是一个新领域，说明这个领域有"开采"的余地，这就帮助你下决心去从事研究。如果你查阅这些书目、这些论文索引，已有很多人都在研究这个领域，从你目前的认识来看，很难突破这些成果，那你有必要另外再去思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人把问题提出来了，但是研究得很不够，那么你完全可以投入到里面去进行新的研究。所有这些，都是最起码的、最一般的学术调查。如果不做这个工作，治学就无从谈起，就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可见，学术调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想，作为一个大学，各个学校藏书情况很不相同，但是工具书一般都是受到重视的，应当是能够满足大家的要求的。第二，是要请教有关的专家、学者。现在是信息时代，许多信息可以从网上查找。与此同时，还要请教有关的专家、学者。因为年轻人在治学上毕竟还刚刚起步，对许多问题还没有把握。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应当勇于向专家、学者求教。比如你选择的研究领域是先秦的某个方面，那么你向研究先秦史的专家写信去请教；你选择的研究领域是明代的某个方面，那么你向研究明史的专家写信去请教等等。请教什么呢？就问我这个选择可以不可以？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这一步是必须要做的。我们自己去进行学术调查，那只是一个基础。我们的选择，最好能得到专家的指点。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和学风。我在确定唐代史学作为起步的研究领域时，曾经得到一位学者的赞同，这就是宋史学者漆侠先生。在1977年和1978年两次学术会议上，我诚恳地向他请教。他听了我的想法之后，他说我看可以，你按照这个计划去做，每年发表三、四篇文章，几年积累下来，你就能有十几篇文章，渐渐地你就对唐代史学有比较深入的认识了。我得到他的鼓励，就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在我研究唐代史学的过程中，我还得到唐史研究学者韩国磐先生、胡如雷先生、陈光崇先生的帮助，我向他们都请教过问题。在请教问题的过程中，增强了我的信心。对这几位先生，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青年朋友，是不是也可以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做，来确定自己的研究领域。这里面没有多少深奥的道理，只是我们要有决心这样去做。

第五个问题，如何着手进行研究。通过自己的调查，通过专家的指点，研究领域确定下来了，那么怎样去进行研究呢？这对于每个人来讲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有些共同的地方是可以遵循的，有些普遍性的做法是可以参考的。我想讲几种做法。第一，要学会作编年。历史系的学生都应该知道，中国有一种编年体史书，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什么大事，按时间顺序记载下来。如果你选择的研究领域是一个历史时段，是一个历史过程的话，最好就先从作编年开始。我举个例子，比如研究王安石变法，那么王安石什么时候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也就是万言书，可仁宗皇帝没有采纳；在神宗皇帝的时候，王安石再一次提出变法，神宗皇帝如何采纳了王安石变法，然后王安石如何逐年推行新法。在这过程当中，反对派是怎么样提出来反对变法，在变法与反变法的过程当中，变法取得了什么成绩，有哪些弊病，最后到元丰年间变法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到哲宗元祐年间全面复辟，完全废除新法，王安石变法宣告失败。把这个过程先用年代顺序排列下来。再作这个编年的过程当中，谁做了什么，谁说了什么？要掌握很多材料。编年的价值，就在于你对事情的过程搞清楚了，你不会在事情的过程上有重大的失误。我们要判断一件事情的结果，就要把它的过程先弄明白，然后才能去考察这个结果。我在研究唐代史学的时候，大约读了八九十种书，作了十几万字的《唐代史学编年》。我当时的出发点很简单，因为对唐代史学没有太多的认识，为了将来少犯错误，不致于我明天写文章否定我今天的文章，后天写文章又否定我这两天写的文章。如果对整个过程了解清楚了，在基本的问题上就不致于失误，至少可以避免许多失误。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在我把编年做出来以后，让我感到惊喜的是，收获远远超出了预期的范围。第二，作资料长编。如果你要着手研究的问题主要不是一个历史过程，而是一个综合性的事件，这个事件又涉及到许多人，那么建议你先作资料长编。比如，唐初历史上有个"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把他的哥哥、弟弟杀了，迫使他的父亲退位，这件事情涉及到许多人，涉及到许多文献，你就要把有关"玄武门之变"前前后后有关的资料，按时间顺序编次起来作成资料长编。资料长编所起的作用，首先也反映出一个时间过程；其次，这些资料放在一起加以排比，互相参照，可以从中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发现它们的异同，甚至发现它们之间有矛盾，这样对问题的考察就比较全面了。关于资料，我们要尽可能的搜集，要靠比较全面的资料来思考问题。如果掌握的资料是片面的、不全面的，那么我们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第三，作有关人物的著作与交游考。假如你选择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历史人物，这个人物或者是一个著作很丰富的人，是一个交游很广泛的人，就要作这方面的考察。所谓交游，就是他和一些人的往来，相互的应酬，书信的往返，他们的聚会等等，这都属于交游。同时，还要作关于他的著作的考察，这个人哪一年、多少岁数时写了什么书，写出了什么文章？他和谁有所交往，他给谁写了信，谁给他回了信？他给谁的书写了序，或者他的书请谁写了序等等，诸如此类都在考察范围之内。如果我们研究这样一个历史人物，那么对于他著作的发展情况，对于他交游的范围和其中的恩恩怨怨各种情况都掌握了，那么对这个人的认识就会比较全面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就其中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两个问题进行研究，你就有可能在比较全面的基础上来认识这个人物，评价这个人物。这也是一种进行研究的方法。第四，不论是人物也好、事件也好，或者是理论问题也好，可以作各种观点的排比。人们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常有的现象。作为研究者，对这些看法怎么去判断，就要把有关的看法、材料搜集起来，加以排比。在排比当中，可以看到它们的分歧所在；在各种分歧当中，还可能发现它们有共同的地方。就分歧来说，哪些分歧是带有根本性的，哪些分歧是枝节的，作出轻重主次的判断，这样就找到了要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突破口。第五，一定要做笔记。在做上述任何一种研究的过程当中，都要有笔记。现在是信息时代，我们要充分地运用电脑、网络，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电脑、网络确实有很多优点，信息量大，也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我们绝不能够完全依靠电脑，甚至把一些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都抛弃了，比如说作札记、作读书笔记还是很有必要的。现在有些青年朋友，就没有这种作笔记的习惯。清代史家章学诚给他的子侄辈写信说，你们读书一定要作札记，如果不作札记，你每天读书所得就像水珠落进大海里面一样。水珠掉到大海里面，你还能找回来吗？都找不到了。如果你把读书所得都记下来，日积月累，三年五载，你的笔记本上有许多心得、许多问题，那就是无价之宝，对你的人生来讲是无价之宝。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带硕士生的时候，我要求他们写札记，两个星期写一篇，字数不一定多，两千字左右，一个学期写出十篇札记。札记，文字不要长，但要有见解。为此，当时的硕士生叫苦不迭。但在他们毕业以后，都说非常感谢导师那样严格的要求。现在博士生赶上普及电脑了，疏于这种作札记的习惯了。我建议同学们、青年教师们还是要作札记的。作为起步阶段，至少在做以上研究的时候都要有笔记。笔记主要记什么呢？记你发现的问题，记你感到困惑的地方，特别要记你在读书过程中感到得意之处，几十个字、几百个字都可以，每则记载都有标目；放一段时间，浏览标目，也大致可知所记内容。这是一种积累。我愿意告诉大家，我在作《唐代史学编年》的过程中，积累了30多个问题。由于后来工作比较多，这30多个问题至今没有全部写出来。我所说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就是这个涵义。我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研究唐代史学，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唐代史学对我来讲还可以继续研究，还有一些我没有认识到的地方。

第六个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研究与撰述计划。我们的治学最终是要出成果的，不是把它仅仅作为一种兴趣，仅仅作为一种个人的爱好；我们的研究成果是要为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的，这就需要有一个切实的研究计划和撰述计划。关于这个问题，我考虑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从最有把握的问题做起。你不是积累了很多问题了吗？那么你从哪里做起呢？不要眼花缭乱，也不要犹豫不决，要断然地从那个你最有把握的问题开始研究，撰写文章。这个道理很简单。所谓最有把握，就是在资料的搜集、观点的锤炼等方面都感到比较成熟，而且自信多少有点新意，如果这些方面都看准了，千万不要迟疑，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入手。我现在指导博士生，在他们的开题报告和论文提纲通过后，要他们不一定按章节顺序写，在哪一章里哪一个问题你觉得是最有兴趣、最有把握，就先写出来。从最有把握的地方开始，这里有一定道理。为什么有一定的道理呢？有把握，可以比较顺利，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是你在写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势必还要看资料，从而又进一步积累了资料。同时，在一个领域之内问题是相通的，你在写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促使你对另外一个问题的思考逐渐地成熟起来：本来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可是在你写这个最有把握的问题的时候，使那个原先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的问题变成了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了；而当你写完这个最有把握的问题的时候，就可以着手写那个已有百分之七十把握的问题了，依次类推，不断扩大研究，不断进行撰述。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要有若干问题的积累。有些人读了许多书，或者教了多年的书，而没有问题，我想就是没有经过调查研究、没有经过思考的缘故。假如我们经过学术调查，经过思考，怎么会没有问题呢？孔子早就批评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试想没有问题，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和时间，这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在教书的过程中，一定要积累问题。积累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要作笔记。这里，我讲的是从最有把握的问题开始研究，开始撰述，然后依次类推，第一个有把握的问题写完了，写第二个相对有把握的问题，然后再接着往下写；用这种方法逐渐扩大我们的知识领域，逐渐提高我们的撰述水平和学术水平。第二，不要见异思迁，要执着、要持之以恒。往往有这种情况，一个研究领域确定下来了，经不起外界的干扰和吸引，看到有些问题挺时髦，就想追赶时兴。举例说，现在有人在评论《康熙王朝》，觉得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写一篇；明天《雍正王朝》重播了，觉得有必要跟《康熙王朝》作个比较，再来写一篇，而把自己那个明确的、稳定的研究领域抛到一边去了。这不好。我举这个例子未必恰当，无非是想说明，一定要执着，不要见异思迁，自己定下的这个目标，要努力地去实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所成就。我在《唐代史学论稿》自序中讲，在四十岁的时候学术上毫无成就，自己感到很羞愧。我确定了研究唐代史学，立下这个志向，"背水一战"，成功是它，失败也是它，决不后悔。四十岁了，没有机会再让你来回犹豫了，所以我就用了"背水一战"这个词。我想，凡做一件事情，要有这种决心，要执着，不要见异思迁，不要动摇。第三，要有近期成果和长远的预期成果的计划，就是近期的目标和远期的目标要逐步地明确起来。比如说，最近一两年在这个领域里我要做什么事，要写出二三篇、三四篇文章；在四五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范围内，在这个领域里面，在现有的基础上，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这要明确。比如我在着手研究唐代史学时是这样想的：用十年的时间出版一本唐代史学研究的论文集，然后再用十年的时间出版一本系统的唐代史学史。那么短期的目标是什么呢？要求自己一年发表四篇文章，也就是一个季度发表一篇文章，不能够有任何的松懈。我现在这样想，如果当年不抓紧研究唐代史学，未能出版《唐代史学论稿》这本书，那么此后的一些著作是否能写出来，就很难说了。我为什么从治学和立志说起？这就是说，如果说你要有志向的话，你就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第四，在进行撰述的同时，还要关注学术前沿的情况。所谓前沿，就是最新成果，要关心在这个领域里的最新成果，随时掌握这方面的信息，以保证自己的研究不落后。

第七个问题，要重视理论和方法。我们从事任何研究，都是有理论指导的，也都要讲究方法。这些年来，我们在方法上是很注意的，比如运用比较的方法、计量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人类学的方法等等，都是很必要的。这里，我想强调一下理论问题。我们现在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历史学的研究，从国外引进来许多理论，有许多翻译过来的西方著作，讲了各种各样的理论，都可以作为参考。我认为，唯物史观仍然是在许许多多理论当中最有权威的、最科学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多去思考。思考什么呢？思考人们以往在运用唯物史观方面有什么缺陷，思考我们如何创造性的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问题。现在，由于西方的理论大量的涌进到中国来，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按照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但是作为科学发展方向来说，我们应当看到，唯物史观这个科学的体系，仍然是指导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最有力的理论武器。这里，我想讲几条理由，从唯物史观和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来看，有四个方面是别的历史观所不能代替的。第一，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研究整体的历史。整体的历史，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民族等等，要求对历史作全方位的整体的解释。第二，唯物史观告诉人们要辩证地看待社会历史中的各个因素。比如经济、政治、文化，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意识形态；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意识形态对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也有反作用，它们是辩证的关系。第三，唯物史观告诉人们：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所谓自然发展过程，就说明它是有规律的，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历史。正因为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我们可以认识它的规律，至于对这个规律怎样解释、怎样说明，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中国社会经历了几种社会形态，五种社会形态，四种社会形态，还是三种社会形态，大家可以探讨，但它是有规律的，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第四，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唯物史观承认杰出历史人物的作用，同时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这四条结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代替唯物史观。我们可以借鉴其他的理论，但是我们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去进行新的创造，在这一点上，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第八个问题，撰写文章、专著，要讲究体例。现在，有一个很常见的词汇，叫做"学术规范"。中国的学者历来都讲究体例，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也就是讲究规范。当然，现在讲学术规范，还有和国际接轨的问题。因此，写文章也好，写专著也好，都要注重体例。我们在讲究体例上，往往太缺乏这种意识了。所谓体例，一方面表现在形式上，如文章或者专著内部的结构、标目的原则、行文的格式、注释的要求等等。另一方面，体例也同内容有关系，如关于一篇文章或一本专著的缘起、主旨的说明，也是体例所要求的。现在讲学术规范，非常重要的一条，是要说明这篇文章、这本专著是在什么起点上来展开的。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哪些人已经研究过并且达到了什么水平，本文或本书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如何前进一步。这是学术规范中最重要的。我想强调一下，在当前，讲究体例同学风建设有密切的关系，希望大家能够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第九个问题，要锤炼语言。文章也好，专著也好，写出来之后自己多读几遍，把不通顺的句子、不准确的词汇、误用的字一一加以改正。这个过程是省略不掉的。锤炼语言文字，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左传》、《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等，为什么千百年来人们都非常爱读？原因之一，是它们的文字表述非常优美。这一点非常重要。怎么才能把文章写得好？这是要自己反复地去感悟，去读有关的范文，在潜移默化过程中提高自己的语言修养。这里说的锤炼语言，还要看文章写出来以后能不能琅琅上口，是不是很通顺、很流畅，能不能有几句震动人的话，能不能有几句发人深省的句子？这就要反复地读一读、改一改才行。

第十个问题，要积极主动同外界交流。现在是信息时代，关起门来治学是不行的，一个群体要经常和外界交流，这是一个群体的学术形象。一个人，首先在自己所在的范围内和大家相互交流，同时要突破这个范围同外界交流，要创造条件，开拓视野。现在到网上可以查一些有意义的信息；同时通过书信、通过其它各种传媒进行交流。这是保持我们在学术上有活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突破自满自足的状态。比如说，从这里到合肥很近，在合肥能不能有交流；这里离芜湖也不是很远，在芜湖有没有交流，还有其他地方能不能有交流？此外，天津、上海、北京这些地方，也可能有些同学、有些老师，可以作这样的交流。再一种交流，是可以通过文本来实现的。什么文本呢？要经常读报纸，要养成阅读最新出版的学术期刊的习惯。长期不读报、不读专业杂志，怎么能知道现在发展的情况呢？因此，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同外界交流，不断丰富自己、充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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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说，治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每一个青年人来讲，怎样度过今后几十年人生，都直接、间接同治学有关系。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将来大家从事的职业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高等教育的基础，是我们立于社会的一个基本的条件，也是别人来认识我们的一个依据。我们怎样符合这个要求，怎样在现有基础上不断提高自己？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到的问题。如果大家掌握了正确的治学方法，又有一种在治学上自强不息的精神，你去从事研究、从事教学、去做公务员、去参与企业的活动，你都会用你的长处为你所在的那个群体创造出业绩，同时也为自己开辟广阔的前途。我想，这都和治学有关系。

[作者附记：本文是我于2001年12月24日在宿州师专的演讲。承历史系青年教师蔡若愚同志据录音整理成文，并经我审阅、订正。应《宿州师专学报》编辑部的要求，予以发表。在此，我向编辑部和蔡若愚同志表示谢意。]

定安

谢谢老木匠的转帖 看完倒是觉得可以和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比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