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温相：残害赵一曼的凶手大野泰治的归宿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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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害赵一曼烈士的刽子手大野泰治在建国后遭到审判，转一段文字：
    1956年 6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 太原 )。
    日本战犯大野泰治被押上被告席，接受审讯。大野泰治( 王泰山 )，1902年出生，日本高知县人。1935年参加侵华战争，曾任伪满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阿城县公署警务指导官，伪蒙联合自治政府晋北政厅警务厅厅长附、警务科长，大同省公署直辖警察队队长。日本投降后“残留”山西，任残留日军部队大同保安总队上尉，太原绥靖公署炮兵集训团中校教官等职。太原解放后于1950年12月被捕。
    1951年 1月，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侦查处理在押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通知》。1952年 6月，山西成立“调查日本战犯罪行联合办公室”。在对日本战犯进行的普遍调查中，联合办公室已经掌握到，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大野泰治，就是残害抗日英雄赵一曼的刽子手。
    对残害抗日英雄赵一曼的罪恶事实，大野泰治起初拒不交代。满以为事隔多年，又远离犯事地点，没有证据法庭就不能定罪。幻想着利用从事警察、特务工作的反侦查知识逃避惩处。1954年至1955年，“联合办公室”对在押日本战犯罪行进入重点调查阶段。被列入重点调查的即有“大野泰治”。根据彭真同志指示，对日本战犯罪行“到处去查，拼命去查，不惜一切代价去查”，联合办公室派人赴东北、跑山东，在山东省平都县找到大野泰治残害赵一曼的直接证人，伪满滨江省公署警备厅特务科外事股勤务员于义臣。还调查到大野泰治除参与杀害抗日领袖及抗日军民外，并以集体屠杀等残酷手段，杀死抗日人员、和平居民 125人，还亲食 3人脑髓。当大野泰治看到站在面前的于义臣时，自知无法对抗，不得不交代了残害赵一曼烈士的过程。
    1956年 6月20日，特别军事法庭( 太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日本战犯“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的精神，对大野泰治等日本战犯作终审判决。判处大野泰治有期徒刑13年。
    1963年 8月，经最高人民法院裁定，大野泰治接受中国人民教育改造后，被提前释放。
    现在看来这位残忍杀害多名中国抗日军民的大野泰治最后被处理的结果居然是提前释放。服刑时间一共不超过 8年。

ys1937

赵一曼丈夫的归宿

温相

    转一段文字：
    1966年，“文革”噩梦开始，留过苏的爷爷陈达邦（转帖人注：赵一曼丈夫）莫名其妙地成了“苏修派遣特务”，一家人受到猛烈的冲击！不久，爷爷被迫害致死，母亲因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患上严重的精神疾病，自顾不暇的父亲实在无法照料姐妹俩。奶奶家乡四川宜宾县的大姨妈知情后，再三写信请求把陈红姐妹送到她那里代为照料。仔细考虑之后，父亲把幼年的陈红寄放到了大姨妈家。
    在宜宾县某中学校当校长的大姨妈终身未嫁，远离父母的陈红从京城贵人子女成为乡镇上的普通孩子，生活落差很大。但在大姨妈身边，童年的她还是感受到了体贴入微的关怀。
    陈红上小学三年级时，随着文革的“深入”，大姨妈被造反派打成了“叛徒”、“历史反革命”，接连不断的批斗会让大姨妈难以忍受。一次批斗会上，大姨妈气愤中顶了几句，几个造反分子便挥掌连续抽打她的脸，直到一张脸肿得睁不开眼！那晚，陈红一觉醒来，忽然不见了睡在身旁的大姨妈，她心头一惊，急忙哭喊着跑出去寻找。在离家不远的水塘边，陈红发现了正呆坐在塘边的姨妈，原来姨妈一时想不开，想跳水自尽。陈红硬把大姨妈拖离水塘，一边拖，一边哭：“你死了，我也不活了，要跳我们一起跳……”看着幼小的侄女，姨妈忍不住放声恸哭……因了小陈红在身边，姨妈最终还是闯过了这个坎。

    文章中的陈红是赵一曼的孙女，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赵一曼的丈夫在反修防修的毛泽东时代最后的结局是自杀。而赵一曼的亲姐姐也被迫害几乎致死。

梅吟雪

赵一曼生前受到的刑罚可谓惨极人寰，令人发指。而她面对酷刑的坚忍态度则让人无以言表。阿弥陀佛！！

tangju66

如果赵一曼被大野泰治残酷杀害。。。。。。？？？？

tangju66

如果赵赵一曼没被大野泰治残酷杀害。。。。。。？？？？

JACK

《 党史博览》 2003 年第11 期


　　　　　　　　　彭咏梧烈士称号事件

　　　　　　　　　　　　O 陈启兵


　　一部《 红岩》 的出版发行，震撼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小说中江竹筠的形象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不少人对江竹筠的爱人彭咏梧和他所领导的川东游击纵队则知之甚少。至于后来围绕彭咏梧烈士称号事件发生的极不愉快的事件，以及不少游击队员所遭遇的错误对待和处理，更是鲜为人知。尽管那些冤假错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平反纠正，但作为一段特殊的历史，仍值得世人深思。

　　　　　彭咏梧的悲壮历程
　　　
　　彭咏梧，重庆市云阳县红狮乡人，原名彭庆邦，即小说《 红岩》 中江竹筠的爱人彭松涛。1931 年，彭咏梧考入云阳中学。初中毕业后，为谋生路，他报名投考武汉某技工学校并被录取。赴校那天，彭咏梧乘坐的船到了武汉后却不靠岸，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出来宣布：“你们不是来武汉读书的学生，而是去江西打**的壮丁！谁要逃跑，按军法从事！' ’一群青年人才知受骗上当了。对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强烈不满、对共产党已有一定认识的彭咏梧，更是火冒三丈。当天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约了两个胆大的青年，在船工的帮助下跳江逃生? ，…

　　1937 年9 月，彭咏梧考入四川省立万县师范专科学校。入校的第一学期，他就秘密加人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D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 年10 月，他正式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万县师范党的分支书记。1 939 年暑假，中共万县中心县委派彭咏梧到重庆红岩村学习了1 个月，接受周恩来的教育。彭咏梧返校后，国民党已对他有所觉察，万县中心县委通知彭咏梧撤离。1940 年秋，彭咏梧担任了中共云阳县委书记。1941 年秋，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调彭咏梧担任中共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职务。1943 年，党组织派江竹摘协助彭咏梧工作。两年后，经党组织批准，两人结为夫妻，后生下儿子彭云。1 947 年他负责编辑《 挺进报》 。同年秋，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辖湖北的恩施、贵州的遵义和整个川东地区，相当于一个省委，彭咏梧是临委成员。

　　解放战争时期，四川是国民党重要的粮源、兵源地。当国民党大举进犯解放区时，川东临委在下川东发动武装起义，开辟敌后第二战场，控扼三峡口，阻止他们将四川兵源、粮源运出三峡，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7 年秋天，彭咏梧向中共川东临委请缨，与江竹筠等人由重庆赶赴下川东，在云阳农坝炉塘坪和受中共上海局派遣返乡的赵唯组建了川东游击纵队。彭咏梧任政委，赵唯任司令员。接着，彭咏梧、江竹筠等又奔赴奉节，组建了奉大巫支队。彭咏梧兼支队政委，袍哥首领陈太侯任支队司令员。奉大巫支队先后与敌进行了大小10 余次战斗，在蒋介石视为心患的大西南防线区域烧起了革命烈火，震慑了国民政府。蒋介石急调大批正规部队“围剿”奉大巫支队。迫于形势，彭咏梧将部队转移至巫溪县的红池坝，利用那一带的险恶地势、无边老林，重开革命新区。

　　1 948 年1 月16 日，奉大巫支队一大队的100 余人走到巫溪边境上的鞍子山黑沟淌时，遭到胡宗南部柴祥云团的伏击，彭咏梧不幸牺牲。敌人将彭咏梧的头颅砍下，先挑到奉节竹园镇游街示众，再挂到竹园坪小学操场边的杨槐树上。罗广斌、杨益言所著的《红岩》书中，将彭咏梧的头颅说成是挂在奉节城的依斗门上，是文学笔法。彭咏梧的头颅后被当地农民取下，埋到竹园坪的宝塔下；留下的身体，由黑沟淌山民用石头、泥土草草埋葬。


　　“烈士称号”风波骤起

　　
　　全国解放后，大难未死的原川东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陈汉书于1950 年lO 月回到奉节，担任奉节县城关区指导员。他和彭咏梧是生死之交。当得知彭咏梧的头、身仍分两处葬于深山野林，以及孙元良逃跑时将从云阳抓到的18 壮士集体枪杀在奉节县城大水井下，尸体也是草草埋葬时，他心痛异常，决定向当时的奉节县委请示，要求重新埋葬彭咏梧和18 烈士。

　　然而，由于过去国民党对川东游击纵队的极端仇视，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大肆造谣、诽谤这支队伍是“土匪”，以致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此流毒在部分地区人民群众的印象中仍未得到澄清；又由于解放初期忙于建立和巩固政权的工作，当地政府不仅没对川东游击纵队的性质和功绩作出结论，有些人也认为这是一支“流氓队伍”、“成分复杂”，把一些游击队员与“土匪”、‘恶霸”相提并论。接着而来的便是“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和“三反”运动。在这些运动中，在“宗派主义者”和“左倾顽症患者”的指导下，原川东游击纵队指战员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与处理：以“土匪”、“恶霸”、“反坏分子”等罪名判刑的有100 多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的有40 多人，142 人被开除党籍，460 人被开除公职，制造出大量冤假错案。更叫人痛心疾首的是，原奉大巫支队司令员陈太侯，在1951 年“清匪反霸”中被人诬告为“土匪”、“反革命分子”，竟不由他申诉，便被判处死刑。陈太侯惯使双枪，枪法极准，是小说《红岩》 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型人物之一。有关部门、人员知道他的厉害，先把他的枪卸下，再由人左右前后的架着，押回老家枪决，当众宜布的罪状是“土匪”、“恶霸一方”等等。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后又兼任纵队政委的赵唯，在“反右”期间也被打成“大右派”，被监督劳动改造。

　　在上述这种大的政治氛围下，陈汉书要求重新安葬彭咏梧和为其恢复烈士称号一事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当时的奉节县委明确表示：“彭咏梧是不是烈士，还要经过调查。”重葬彭咏梧一事更无着落。

　　后来，陈汉书调任奉节师范学校校长。他毫不气馁，怀着对川东游击纵队和彭咏梧的深清厚谊与责任感，继续申诉。1965 年，陈汉书等人找到奉节县竹园区区委书记陈祝南，请他作证人。陈祝南当年是川东游击纵队队员，曾亲眼目睹了彭咏梧牺牲的过程。县民政局派人与陈祝南和时任竹园区区长的沈凯等．人一起，赶到100公里外的黑沟淌，把彭咏梧的头骨、尸骨取回县城。然而，县委的答复仍是：“要经过调查，才能确立他是不是烈士。”不同意安葬。无奈，彭咏梧的头骨、尸骨只好暂时放置在县委收发室收发员陈瑞之的床下。后来，陈汉书等人将彭咏梧的头骨、尸骨转到奉节县城后一个名叫卧龙岗的乱坟场，用几块石头草草埋葬。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伴之而起的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红卫兵这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产物，在对待彭咏梧一事上却做了件好事。奉节县的红卫兵押着当时的县委书记和几个县委常委进行批斗，逼着县委一班人批了几万元钱作为修建彭咏梧墓的经费；并当即行动，在奉节城广场北侧抢修了一座高大雄伟的水泥坟墓，把彭咏梧的头骨、尸骨从卧龙岗迁出，在此重新安葬。

　　然而，好景并没持续多久。一次，江青在讲话中说：川东地下党多是“叛徒”、“特务”、“没有好人”。不久，陈汉书被批斗、游街示众，关牛棚达五六年，前后被整长达1O 余年，家中子女也受到牵连。与此同时，彭咏梧墓地也遭到厄运。一些农民在坟头摆放粪桶，乱堆脏物、杂物。更有甚者，有的单位还想抢占彭咏梧墓地作建房之用。

　　1977 年，奉节县政府准备将彭咏梧烈士墓迁走。此时已退休的陈汉书考虑这样做不妥，便找到县政府陈述意见。县政府还是那句话：“彭咏梧是不是烈士，你们有什么证据？拿出材料来。”事后，陈汉书感到，要使彭咏梧墓长期保存下去，关键是要真正恢复彭咏梧烈士称号；而要恢复彭咏梧的烈士称号，关键在于要有有力的证据。

　　　
　　万里跋涉寻找知情人
　　
　　
　　1979 年，在自己的问题还没解决的情况下，陈汉书与妻子曹蕙碧一道，自费到外地为彭咏梧取证。他们先到了重庆，但事隔几十年，一时找不到要找的人。彭咏梧的原配夫人谭正伦也已逝世。无意间，陈汉书得知彭咏梧与谭正伦所生之子彭炳忠在四川大学的消息，遂当即赶往成都。

　　彭炳忠当时是四川大学一个系的党支部书记。他听了陈汉书的介绍，万分感动，当即取出了毛泽东1950 年给彭咏梧、江竹筠签发的烈士证书。陈汉书如获至宝，吩咐彭炳忠将烈士证书给他各复印1 份，并写了份文字材料。紧接着，陈汉书急如星火的赶回奉节城。当他兴奋地拿着由毛泽东签发的烈士证书找到奉节县委时，得到的答复是：“还要有文字材料。”事情又拖了下去。

　　正在陈汉书愁眉不展之时，当年的川东地下党员、解放后任《 万县日报》 副总编、1 957 年被打成“右派”的杜之祥，背着个挎包找到了他，说要收集素材搞创作。陈汉书大喜过望，二人商定联合行动，收集有关彭咏梧的材料。他们向当时的奉节县委书记张恢映、副书记钟建做了汇报。两位书记不仅表态支持，还把陈汉书到重庆、成都取证的费用予以全部报销。钟建又指示再拿出公费400 元，作为陈汉书、杜之祥外调的经费，并由县委开具了介绍信。1980 年，陈汉书、杜之祥开始了外调的行程，所到之处均受到热情接待。在重庆，他们取得不少宝贵材料。然后他们赶到成都，在四川省委组织部更换了介绍信，随即两人从成都坐火车赶到北京。在北京找到了谭佑民。谭佑民是四川云阳人，1935 年与赵唯等人发动组织了云阳第一次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谭佑民转移到山西，参加了受党领导的山西决死队。抗美援朝期间，谭佑民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军政委，回国后先后曾任《 解放军报》 总编辑、第四机械工业部第一副部长等职。谭佑民“文革”期间被整，当时还未落实政策，夫妇俩挤住在一间房子里。陈汉书、杜之祥随后去找彭云，不巧的是彭云去了美国。他们由彭云的爱人带路找到了文化部副部长仲秋原。仲秋原的爱人何理宜当年与江竹筠的感情很深，关系很好。后来，他们又找了与彭咏梧有联系的原南方局青委书记荣高棠……

　　在北京奔走一个多月，二人先后找了50 多人，了解到许多有关江竹筠和彭咏梧当年的英勇事迹。

　　随后，陈汉书、杜之祥乘火车赶往上海，在上海水产局找到了何文逵。1941 年彭咏梧到重庆后，正是通过何文逵的介绍才到孔祥熙创办的中央信托局当科员的。何文逵与该局负责人有同乡关系。南方局指示何文逵掩护彭咏梧。何文逵利用这层关系，也掩护了其他不少地下党员。解放后，何文逵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文革”期间受迫害，被下放到上海市水产局任办公室主任… …

　　这一趟下来，二人在全国各地奔走的路程累计万余里，先后找了150 多人为彭咏梧取证，获得了大量宝贵材料。

　　回到奉节后，陈汉书、杜之祥根据采集到的大量资料，创作了一部长达20 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D 《 红梅青松傲霜雪》 。然而，当他们把这部用汗水和心血铸成的报告文学送到报社时，报社却不予采用。道理很简单也很明了：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赵唯与奉大巫支队司令员陈太侯还未平反。后几经交涉，并通过奉节县委书记张恢映找到当时的万县地委负责人，《 万县日报》 才接受了此稿。报社后来以《 彭咏梧的故事》为题，连载了40 多期。这是《 万县日报》 有史以来登载得最长的一篇稿件。看到刊出后反映不错，陈汉书、杜之祥又将《 红梅青松傲霜雪》 送到重庆出版社请求出版，重庆出版社在正题后面加了个“川东游击纵队的故事”的副标题全文出版，第一次出版5 万多册，后再版2 万多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乌云遮日终有时，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国性的拨乱反正提上日程，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在这一形势下，中共万县地委组织部先后抽出9 人组成调查组，从1984 年6 月至12 月对当年川东游击纵队的组织活动及解放后的处理情况进行了调查，于1985 年元月向万县地委呈送了关于川东游击纵队的调查报告。报告提出了9 条处理意见：正式承认川东游击纵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对川东游击队员在历次运动中遭受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纠正等。另外，报告对统战人士、被捕、战场上牺牲、负伤致残、无依无靠的游击队员等等，均提出了处理意见。 在这一过程中，赵唯与陈太侯分别得以平反，恢复了名誉。彭咏梧烈士称号事件也水到渠成地随之画上了句号。

　　1987 年7 月30 日，万县地区行政公署公布彭咏梧烈士陵园为万县地区纪念建筑保护单位。1988 年，在彭咏梧牺牲40周年后，奉节县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号召全县人民继承和发扬彭咏梧、江竹筠烈士的遗志，掀起了一场学习彭咏梧烈士精神的热潮。．

JACK

再来一篇铁血强国的
貌似用老革命的口吻写的。


江姐死在中美合作所:她的儿子却成了美国人?

来源: 中华网　强国论坛

江姐的儿子彭云由父亲的原配谭正伦抚养成人，后考入哈工大，1980年公派出国留学美国，后在美国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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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央视的《流金岁月》里披露了江姐的儿子彭云是美国人，任美国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的终生教授。在电视机前很多人无比震惊，我们以为：江姐的儿子一定是像他妈妈一样报效祖国（当然不一定是牺牲生命），上了年级的老人立刻震怒了。

当观众们在电视节目里看到江姐的孙子彭壮壮在观众面前证实这一事实后，人们愤怒了，江姐的儿子变成美国人是对先辈的不恭；用市井老套的语言来评价是“人心不古”"数典忘祖"。

江姐的儿子彭云由父亲的原配谭正伦抚养成人，后考入哈工大，1980年公派出国留学美国，后在美国定居。后来彭云的儿子彭壮壮也到了美国，据说也和父亲一样成绩卓著。

有的老革命当时看了这期《流金岁月》之后，就给电视台打电话说，江姐是在“中美合作所 ”里被美国人杀害的，她的儿子怎么还到杀害自己母亲的国家去？江姐的儿子学成之后为什么不为祖国做贡献？

先辈们当初赴汤蹈火不惜牺牲生命的壮举究竟是为了什么？江姐的儿子在哈工大学的是军事工程专业，毕业之后在飞机制造厂工作，后到美国留学改为计算机专业。公派的意味着是国家出钱培养他的，怎么也该报效一下培养过他的这片土地吧！

他作为烈士的后代，没有为江姐为之牺牲生命的事业做出他的一点点贡献，从这一点说，他背叛了烈士，况且作为公派的留学生，不报效国家，于公于私，都是叛徒！

有脸在央视夸夸其谈，江姐在天之灵不知是怎样的感想。我们崇拜放弃优越条件、克服重重困难险阻，毅然回国报效祖国国防事业的钱学森、钱三强们，鄙视对国家无所作为，却来摘桃子的杨振宁们，现在我鄙视又想起来他是江姐后代的彭云！

JACK

红色娘子军电影的火与真实娘子军悲惨命运

杨国选

    1962年，谢晋导演，祝希娟、王心刚、陈强等主演的电影《红色娘子军》与观众见面，创下8亿人口有6亿人观看的盛况，当年第一届电影百花奖中获得了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和最佳配角等4项大奖。后来，中央芭蕾舞团又采排《红色娘子军》，党代表洪长青，连长琼花和反面人物南霸天的形象，可以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然而，七十八年过去了，电影中的人物真实原形的悲惨命运和组建仅500余天就突然销声匿迹的红色娘子军的悲惨结局却鲜为人知。

    红色娘子军的故乡是被誉为“海南岛东海岸明珠”的琼海市。到了琼海市，街上随处可见的雕像就会提醒你，这里正是“红色娘子军”的故乡。“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展示了组建仅500余天的“红色娘子军”为中国革命史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1926年6月，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别支部和中共琼崖地委在乐会县成立了。4年后，在乐会县发出一张布告说:“英雄的乐会县妇女们，拿起枪来，和男子并肩作战”。短短一个月，就有七百多名妇女要报名参加红军。 1931年5月1日，经过筛选的一百多名妇女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特务连。全连共103人，三个排。这就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红色娘子军。她们在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主要任务是，保卫领导机关，看守犯人和宣传工作等特殊任务，然而随着战斗形式的变化，她们很快投身到了战斗中。

    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刚一个月，她们就参与了消灭乐会县国民党“剿共”总指挥陈贵苑盘踞的沙帽岭伏击战和火烧文市炮楼等一系列战斗。在火烧文市炮楼战役中，女子特务连活捉了大恶霸“冯朝天”，从此，女子特务连便威震海南岛。这个冯朝天，就是后来电影《红色娘子军》中“南霸天”的原型。

    然而，女子特务连成立刚过一年多，国民党便开始了大肆围剿中国工农红军革命根据地，女子特务连所在的琼崖革命根据地也不例外，斗争形势变得白热化。1932年8月，国民党派遣警卫旅陈汉光部，围剿琼崖革命根据地，刚刚成立1年零3个月的女子特务连与红军一营奉命在马鞍岭进行阻击，她们迎来了最为惨烈的战斗。

    红色娘子军的这一场阻击战，伤亡十分惨重，直到弹尽粮绝，她们用石头砸敌人，跟敌人拚刺刀，最后用牙咬。一个阻击班，一共有10个人，10个人都牺牲了。虽然她们穿的衣服破破烂烂，但是每个人在牺牲前都跟敌人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搏斗，每个人牺牲的时候都保留着英勇不屈的战斗姿态。

    在这场战斗中，女战士们牺牲过半，冲出重围的，也在战斗中失散了。最终，女子军连5位连级干部被捕入狱。国民党在马鞍岭一战得手后，陈汉光旅又调集了6个营的兵力开始了新一轮的围剿，此时海南琼崖特委总部决定剩余的娘子军分散隐蔽，海南的革命斗争也转入地下，开始游击作战，至此，女子特务连被迫解散，从此，中国第一支妇女武装就销声匿迹。

    女子特务连连长冯增敏、连指导员王时香等连级干部和战士8人被铺后，关押在海口市的府城监狱，国民党要把她们8个人分开，王时香就说宁当共产党的鬼，不当国民党的人。冯增敏和王时香分析形势的严峻，决定集体自杀，她们还通过关系，找来老鼠药，分成8份，大家都吃了，结果可能是量不够没死，都只中毒了。后来，国民党怕她们再集体自杀，引起轩然大波，就没把她们分开。她们被捕后在这里共同度过了几年的铁窗生活，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释放了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及爱国人士，被捕的特务连女战士也恢复了自由。但谁也想不到，这些刚出狱的女战士，便面对着人生的极大转折。

    红色娘子军连长吴琼花，她那果敢、坚毅、执着的艺术形象，确实深深地留人们的心中。但她的生活原型就是女子特务连连长冯增敏。冯增敏出生于苏区乐会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6岁就加入了共青团，后来又报名参加了女子特务连，并担任了连长。这个被当时红军称为“小革命”的姑娘在马鞍岭战役中，也被捕入狱。1938年冯增敏出狱后不久，形势和生活所迫，她嫁给了当地一位普通的农民，生下一个女儿。但她在家务农的同时，依然从事着党的地下工作。她通过与一位做副县长的同宗堂兄的密切接触，为游击队获取了大量情报。丈夫病故后，冯增敏把女儿送到了亲戚家中，自己只身上山继续寻找党组织。从此母女俩分分合合，聚少离多。银幕上的吴琼花的光辉形象闪烁着冯增敏的执着与坚韧。然而随着文革的来临，冯增敏依然没有逃脱被打倒的命运。那段被关押的痛苦经历和含辛茹苦的地下工作都成了批判她的罪状。那时她五十多岁了，批斗后就让她上山放养五十多头牛，像犯人一样，不许唯一的女儿去看她，病魔缠身，生活极其艰苦，后来叫她回琼海阳江江南村边“九曲江”旁不远一个小茅屋里，也不许家人照顾。1971年9月的一天，冯增敏，身患肠梗阻，在家里疼得满地打滚，江南村地处偏僻，最近的医院在河对岸，但她已经没有力气爬出茅屋。她痛苦的喊声越来越弱，直到后来悄无声息，惨死在家中。

    几十年来，文艺作品中“党代表”洪常青，这个娘子军里惟一的男性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娘子军历史中确实有过一位指导员，但她并不是一个男同志，而是女同志王时香。她19岁加入女子特务连，由于她曾上过学，便被上级任命为连队的指导员。她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给战士们扫盲和讲解时事政治。

    王时香的丈夫庞世国当时是师部的传令队长，在他们结婚后不久，他的丈夫在一次排雷任务中牺牲了。这个现实中的女指导员在后来的文艺作品中，被演绎成党代表“洪常青”，就在“洪常青”这个形象几乎家喻户晓的时候，王时香却渐渐被人们遗忘，事实上她以后的人生也充满了坎坷。出狱后的女子特务连指导员王时香被迫嫁给了一个国民党民团队长，海南岛解放后，王时香的丈夫被镇压，而她也因此受到了牵连。她被批斗回到家里，见到两个孩子饿得难堪的样子，就觉得自己被人家斗，回到家里孩子没有饭吃，这样的命运带给孩子也不好”，她就把绳子吊在房梁上，准备上吊，幸亏就被大儿子发现，大儿子是1938年生的，懂事了，就挣扎着起来“妈妈、妈妈，你干吗呀，你是不是要死呀”，孩子在下面紧紧抱着妈妈的腿，用力向上顶着她，孩子们的哭喊声惊动了邻居，才救下了她。

    1998年，王时香已经87岁了，她了却了到北京看看天安门终身夙愿，但谁也没想到，从北京回到海南后仅仅3天，她就永远离开了人世。

    在海南的当年，女人过20不嫁，那可能人家不要了。女子特务连的战士，分散回到当地，都是二十六七岁岁了，更没人要了。那怎么办呢，你不想嫁可以，但是父母一定要把你赶出去，因为你过了25岁，人家上族谱要把名割掉了，不要你了，所以要逼着嫁。但是你嫁给谁呀，共产党，你不可能嫁给共产党了，嫁给共产党，你是共产窝，共产草，人家要斩草除根。贫民，不可能想你了，再加上你这么大的年纪，有钱的人，一般的家庭不可能要你了，所以你当时最有条件的就是有没有国民党，团兵啊，这样有一点势力的人才要你。无奈之下，这些当年为了追求平等、自由而参加革命队伍的女战士，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女子特务连三排排长黄墩英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区长，这一无奈的选择，便成了她悲惨生活的开始。

    其实，黄墩英跟这个区长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因为他有这个国民党历史，1951年他就被镇压了。黄墩英以前当娘子军，为革命做贡献的历史，人家不管了，就抓住你是地主婆，历次政治运动都被批、被斗。“文化大革命”，她不仅顶有地主婆的帽子，还加上叛徒，窝藏枪支，说她被镇压的丈夫的枪支在家没有搜出，是她给藏起来了，她当过排长，会打枪，肯定会把枪留下来，报复无产阶级。三大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她头上，随之而来，就是抓去严刑拷打，轮番批斗。

    女子特务连排长庞学莲在参军前，曾嫁给了一个农民，但她从监狱中回家后，才知道丈夫已经另组家庭，后来在丈夫的一再恳求下，庞学莲只好接受现实，组成了一个特殊的一夫二妻的家庭，直到1999年离开人世。

    电影《红色娘子军》中，有一名背着孩子参军的女战士，其生活原型就是还健在的女子特务连排长王运梅。王运梅小时候女孩子没书读，七八岁就开始放牛，她的家庭比较特殊，父亲也是一个地下工作者，所以当时很赞成她参军。30年代初，王运梅新婚不久，她的丈夫便去了南洋，之后她参加了女子军特务连，并且生下了一个男孩子，但孩子在3个月时就夭折了。

    1978年，当中国社会回归正常轨迹的时候，冯增敏、黄敦英等娘子军战士才得以平反，而此时这群英姿飒爽的女兵，已经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

    琼海市为纪念这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修建了“红色娘子军纪念园”， 2000年5月1日正式开园，2001年6月11日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在“红色娘子军纪念园”还住着当年的娘子军排长王运梅和战士王先梅，两位老人都已经96岁了，想必，她们能熬到现在，命运、待遇自然比他们的连长、指导员好多了。

JACK

再加一篇有点不搭调的。
不过也不算太不搭调，据说他是那个时代的大众偶像，宛如F4。

洪常青”扮演者刘庆棠的沉沦之路  


　　刘庆棠曾是样板戏的风云人物之一，他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扮演的党代表洪常青，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众多少女心驰神往的“白马王子”。但是，“四人帮”垮台后，这位样板戏的宠儿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从扭秧歌到跳《天鹅湖》

　　刘庆棠从小长得眉清目秀，又透着聪明机灵。上世纪40年代末，小小年纪的他成为辽东地区文工团的一员。

　　50年代初，年仅17岁的刘庆棠作为文工团骨干，到北京专门学习民族舞，并因成绩优异被留在中央歌舞团担任民族舞演员。1956年，迷上芭蕾舞的刘庆棠，不顾自己已是23岁的“高龄”，说动歌舞团的领导，“改行”进了北京舞蹈学校的芭蕾舞讲习班。

　　在学习芭蕾舞的男学员中，刘庆棠异常用功，不久就开始崭露头角。1958年，舞校排演大型芭蕾舞剧《天鹅湖》，刘庆棠被选为男主角，与白淑湘就成了最早一对舞伴。首演《天鹅湖》的成功在中国芭蕾舞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一年，他和白淑湘、编导助理李承祥，一起作为文艺界的代表出席了北京市的群英会。当时的刘庆棠热情、谦和、朴实，除加强基本功训练，还尽力学习，充实自己在文化方面的修养。演洪常青一鸣惊人

　　继《天鹅湖》之后，刘庆棠与白淑湘又配对演出过《海侠》、《泪泉》等芭蕾舞剧。然而，他的心态渐渐不平衡了。虽然在排演中没有少吃苦、少流汗，但人们敬慕青睐的目光，投向的大多是那位得天独厚的搭档。人物专访、特写、评论文章，全集中到白淑湘；她还当选为全国青联委员。刘庆棠虽然明白芭蕾舞是以女演员为主的艺术，但是他心头总有一种说不明的酸涩和恼怒。于是，这个在团里分管共青团工作的党支部委员，开始私下里议论“白淑湘只专不红”，“她跟父亲划不清界限”。之后，他主持团支部经常开会“帮助”白淑湘，并要大家同她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白淑湘的演员队长的位置，也由他取而代之。

　　1963年底，中央芭蕾舞剧团根据毛泽东有关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组织改编创作了《红色娘子军》。刘庆棠一鸣惊人，夺得了主角的位置。

　　刘庆棠、白淑湘又成了一对舞伴。通过多次赴海南下部队体验生活，和剧组同志无数个日夜的共同琢磨角色，在排练场上一轮又一轮的旋舞，刘庆棠终于成功地创造了一个高大感人的红军党代表形象！“文革”中整人丧心病狂

　　不久，江青要“抓”这部戏了。在江青初次“驾临”剧团时，刘庆棠成了团里最为忙碌的人，围着江青跑前颠后，主动汇报剧团创作排演情况，赢得江青的好感。从此，他与江青建立了直线联系，经常主动给江青写信，汇报团里的情况。

　　1966年夏天，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烈焰，使刘庆棠的“革命斗志”燃烧得更为旺盛。他振臂一呼，许多人当即聚集在他的麾下，然后向院、团的“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展开了猛攻，一时间芭蕾舞团成了阴风凄凄的人间地狱。52岁的中央歌剧舞剧院副院长、首席指挥黎国荃，就在刘庆棠主持的一次批斗会后，因无法忍受诬陷和人格污辱，回到家就上吊自尽了……

　　踌躇满志的刘庆棠成了新成立的革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更变本加厉地整人。

　　但是不久，他被群众揪下了权力的宝座，对他进行了批斗。1966年11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文艺界大会”。江青没有忘记她的“忠实战士”，指名让刘庆棠上大会主席台。无奈由于群众抵制，未能如愿。会后，江青马上派人向刘庆棠表示安慰：“不让你上主席台，并不说明领导在政治上对你有什么看法，希望你不要有什么压力。”

　　有了江青的撑腰，刘庆棠没有气馁，继续给江青写信效忠，自然越来越受江青的赏识。自1967年5月，江青先后6次点名逼芭蕾舞剧团领导班子要“结合”刘庆棠。

　　1968年3月，刘庆棠终于在江青的大力提携下如愿以偿，参加了芭蕾舞剧团的领导工作。当年7月，经江青批准，他成了芭蕾舞剧团的头面人物之一。

　　再次吃香的刘庆棠，整人更加丧心病狂。他利用当时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清查5·16分子”等整人运动，将所谓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江青”等罪名随心所欲地扣到人们的头上。当时全团包括临时工仅240人，却被刘庆棠一伙揪出了70多个“反革命”，“牛棚”不得不设在大排练厅。团内人人自危，朝夕难保。

　　在1970年前后，由刘庆棠主持的这场文艺界“清查”运动中，仅中央直属文艺团体中被打成“5·16”分子的，就多达400余人。

　　刘庆棠在无辜者的鲜血和呻吟中飞黄腾达。1969年4月，江青提名他当了党的“九大”代表、主席团成员，1970年进入国务院文化组，开始统管全国文艺创作；1974年又在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便一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

　　就在刘庆棠奇迹般“大踏步”进军高层政治领域之际，检举揭发他在生活上乱搞男女关系的信不断被送到上级领导部门。这个生活极不检点的“美男子”，早在“文革”前就多次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到了“文革”大权在握，他的风流成性更加肆无忌惮！一个比他小20来岁的姑娘，长期被他霸占；与此同时，任何一位女演员，无论是想争取在戏中当主角或领舞，还是给丈夫落户口、安排工作，只要有求于他，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掌中玩物……

　　然而，那些女演员用血泪蘸写的控诉信，到了江青、张春桥之流的手中，或石沉大海，或轻描淡写地告诫几句，丝毫无损刘庆棠的仕途。

　　1970年元旦，舞剧团为庆贺节日，自己搞了个联欢活动。因为没有通过刘庆棠，他跑到江青那里告状，说舞剧团的人对样板戏不满，搞所谓的联欢活动，实质是针对江青同志的。江青立即下令追查。一时间，舞剧团犹如白色恐怖笼罩，搞得人心惶惶，敢怒不敢言。

　　经这一折腾，舞剧团以后还真不敢轻举妄动了，但人们心里对刘庆棠埋下了仇恨的种子。阴谋攻击周总理、邓小平

　　1972年法国总统蓬皮杜来中国访问，观看了《红色娘子军》舞剧。演出结束后，礼宾司为了增加欢迎的效果，提议大家在台上合唱一首歌。不知是谁提了一句，唱《我们走在大路上》。这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因为“文革”时已被打入冷宫，猛然听有人提议唱这支歌，见周恩来总理也在场，大家就和周恩来一齐唱了起来。

　　晚会结束后，江青把刚上任的文化组组长吴德叫来，说这首歌的作者是反革命，叫李劫夫。为什么唱这支歌？去查一查。

　　不几天，吴德对江青说：是《红色娘子军》剧组的头头刘庆棠同意的。江青马上叫来刘庆棠。刘庆棠一口咬定是周总理布置的，谁料，江青把这件不是事情的事情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几次追问总理，最后周恩来也火了：“这事我负责，有什么了不起！”

　　兴许是自知作恶多端，刘庆棠身居高官后，他对自己的不齿行径偶尔流露出隐隐的不安。青年演员邓元森受他陷害出狱归团后，被派在制鞋间劳动。一次刘庆棠见了他，主动上前打招呼，握手递烟，并颇为负疚地说：“怎么样？对我还有气吗？”

　　血气方刚的邓元森倔强地回答说：“反正我没罪！你办事就是太‘左’。”刘庆棠深吸了口烟，矜持着半晌才说：“让你们吃了苦头，这我认账，可是我必须坚持。在原则问题上宁‘左’勿右，‘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

　　正是在这个思想轨道上，刘庆棠越走越远，死心塌地充当“四人帮”的马前卒。1975年9月，江青召集自己的亲信秘密聚会。江青对刘庆棠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现在好比1957年反右前夕，现在叫他们大鸣大放，将来再收拾。”

　　秉承“主子”旨意，刘庆棠随后在芭蕾舞剧团、文化部艺术局所属各团负责人会上大造舆论，为“四人帮”制造新的动乱进行舆论准备。

　　10月，刘庆棠到上海，参与江青亲信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密谈。王洪文对他们说：“邓小平这么大胆子是有总理、叶副主席、李副总理支持。”

　　刘庆棠从上海回京后，立即和于会泳、浩亮在北海公园秘密聚会，传达了从上海带回的“指示”，并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他说：“谣言有个特点，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几个人，同时吹捧周总理、邓小平和老帅们。这事和北大、清华有关系。”

　　随后，他们马上同北大军代表迟群串连，用“梁效”的笔名搞诬陷邓小平的材料。

　　刘庆棠又伙同于会泳等人秘密翻印了从上海徐景贤那里拿来的《邓小平同志在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四份材料，准备批判。刘庆棠在自己把持部门的几次会议上公开诬蔑说“邓小平是右倾翻案的总代表”，“邓小平准备十二月份夺权”等。

　　1976年1月，刘庆棠在文化部连续召开会议，拼凑邓小平“攻击文化部的八条罪状、攻击文艺革命的七条罪状”，并编入文化部1976年1号文件。从2月起，刘庆棠遵照江青、张春桥的旨意，召开全国电影制片厂负责人会议，煽动“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拿出戏来当炮弹用”，并威胁说：“敢不敢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戏，是路线问题、立场问题。”

　　3月，他亲自指挥芭蕾舞剧团炮制了“层层揪邓小平代理人”的舞剧《青春战歌》。此后，他一面派专人去各电影厂督促，一面亲自到现场催促。他亲自抓了《反击》、《盛大的节日》、《搏斗》三部轰动一时的影片，旨在煽动打倒邓小平和一大批党政领导人。罪恶累累遭审判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刘庆棠被隔离审查。但是他执迷不悟，还异想天开地给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写信，表白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主观上是想干革命，替自己评功摆好。

　　中央组织部和文化部专案组经过反复调查，查清了刘庆棠的全部罪行，鉴于他在多年的隔离审查期间，毫无认罪悔改的恶劣态度，决定将他交付检察机关予以起诉。

　　1983年4月，得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对刘庆棠进行公审，在京文艺界人士无不拍手称快，奔走相告。在法院对刘庆棠案件审理期间，文艺界凡遭受过他迫害的人都发了旁听证，“重灾区”芭蕾舞团不得不特地指派一辆大客车，每天接送大家前去旁听。

　　在公审期间，刘庆棠对起诉书所列的他的罪状供认不讳，只是在做自我辩护时，他仍一如既往固执己见，强调其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忠实执行上级指示的结果，竭力为自己开脱。

　　经过3天的公开审理，最后法庭庄严宣判：判处刘庆棠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接踵而来的是他的妻子毅然决定与他离婚，他的子女也就此同他脱离了关系。

　　后来患了肝硬化的刘庆棠获准保外就医。由于他在北京已没有家，只得由他弟弟接回老家辽宁盖县寄居。已经病入膏肓的刘庆棠在大连遇见了原来文工团的一个战友——沙音，这位善良的女性以她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一个刑期和重病同时在身的人。

　　刘庆棠在沙音家几次发病，几乎丧命，是这位爱他的女性一次次拯救了他的性命。但是等到刘庆棠刑满释放，成为自由公民时，刘庆棠或许明白自己日子不多了，不甘心自己的舞蹈事业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他攀上北京一位更有门路的女性。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危难之中伸出的爱心之手一刀斩断，断然离开大连，背叛了他的救命恩人沙音。

　　刘庆棠的性格和品德的确有许多方面值得人们深思。（摘自《实话实说红舞台》顾保孜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新闻来源：现代生活报

JACK

一篇动摇党本的文章

田忠国

今天读了署名张耀杰，题目叫“张思德死于延安炼鸦片”的文章，我不知道张先生所述的所谓历史史实是真是假，但直觉告诉我，不论张先生文中所述的事件是真是假，都足可以动摇党本，因为，如果张先生所述历史属实，于情于理，都证明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邪恶的政党，是不合法的，但如果不属实，作为中共党史机构和宣传机构，均未有任何反应，或拿出历史史实证明张先生的造假，也就是便相的承认了张先生的造假合法。从逻辑上说，张先生的合法，必然是中共历史的不合法，中共历史的不合法，也必然是中共现在执政的不合法。张先生的言论不论真实与虚假都似乎说得过去，因为，一个人为了达到某个目标，采取造假的手段情有可原，何况，我们这个社会有容忍天天会会说假话却不能容忍说一句真话的传统。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对待视党和共和国生命为自己生命的言论，一贯以行动迅速著称，大加围剿的中宣部，对张先生的言论以沉默表示了认同，这是不是说明，只有以推翻共产党为己任的言论才是合法的呢？如果真的如此，中宣部是不是应该整顿了？

2008年7月5日星期六

张耀杰先生的言论符于文后：


张思德死于延安炼鸦片

6月30日讯

北京学者张耀杰最近揭露，毛泽东著名文章《为人民服务》中表扬“死得重于泰山”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实际上是在烧制鸦片时，窑洞坍塌被活埋而死。

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在最近一篇批评中共篡改历史的文章中披露上述真相。中共在延安时期为经济自救，曾在南泥湾地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五六十年代一首歌颂大生产运动，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歌曲《南泥湾》因此脍炙人囗，而使南泥湾精神深入人心，还成为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的最大政治资本。

张耀杰说，他几年前曾亲到延安的南泥湾实地考察过，“据当地政府官员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

张耀杰还说，据他的研究中共党史的朋友告知，这些事情在中共内部文献中也有记载。但毛泽东却欺骗了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把南泥湾种鸦片说成是种庄稼养牛羊，而炼鸦片的张思德则被说成是烧木炭。

实际上有关王震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种鸦片的真相在此之前早已在海外有不少报导。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的《延安日记》、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美国学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都有经考证后的详细记载。海外人士还查得一九四五年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所辖淮太西县允许鸦片烟合法经营，征收鸦片烟土税的文件《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

不过披露张思德是炼鸦片至窑塌活埋则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