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李辉：封面中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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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以《时代》杂志封面人物为引，重新讲述现代中国的光荣与挫折，并在历史的缝隙里忠直地解析人心和政治的风云。
　　从1923年到1946年，在20多年的历史跨度中，作者先后选择了吴佩孚、蒋介石、宋美龄、冯玉祥、阎锡山、币原、溥仪、汪精卫、陈诚、史迪威、宋子文、马歇尔等封面人物为焦点，以编年体的方式来叙述中国的历史进程。采取以翻译并摘录《时代》报道原文，与当事人回忆录、相关史书的描述相映照的方式，来解读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历史事件的演变过程。


作者简介：

　　李辉，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82年毕业干复旦大学中文系，随后在《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1987年11月至今，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以文学传记、随笔写作为主要方向。
　　主要作品有《胡同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萧乾传》、《黄苗子与郁风》、《沧桑看云》、《在历史现场》、《和老人聊天》、《百年巴金——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肖像》、《一纸苍凉——杜高档案》、《黄永玉——走在这个世界上》等。
　　1997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2007年4月，因发表“封面中国”系列作品而被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评选为“2006年最佳散文家”。


目录

引言：封面人物，把历史串联
第一章　1923：《时代》问世与中国的渊源
　一、创造媒体帝国的人走了
　二、在中国出生的“《时代》之父”
　三、教育梦：西方传教士的历史尴尬
　四、TIME的问世：“时间”还是“时代”？
　五、封面人物走过来
　六、封面中国人物背后的中国情结
第二章　1924：枭雄周围的世界
　一、“中国最强者”亮相
　二、八方风雨中风光一时
　三、政坛混战，乱花迷眼
　四、临城大劫案震惊世界
　五、土匪困扰的背后
　六、不懂政治的军阀
第三章　1925—1927：潮起潮落，一切又重新开始
　一、勉为其难的革命家
　二、又一次义和团的恐惧
　三、混乱的南京
　四、走进上海的征服者
　五、最有价值的人质
　六、流亡莫斯科之路
　七、上海的婚礼与广州的暴动
第四章　1928—1930：硝烟里，这一曲起承转合
　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三巨头端坐在一起
　二、蒋、冯父子均在漩涡中
　三、“张之后的张”：从张作霖到张学良
　四、“基督将军”——战士或叛徒
　五、盟友间，起承转合
　六、“独立王国”的毁灭
第五章　1931：中国悲情
　一、柳条湖爆炸
　二、不应有的现场缺席
　三、“中村事件”
　四、黑色“九·一八”并非偶然
　五、“大亚洲主义”幻想的破灭
　六、张学良的抵抗或放弃
　七、“人民外交”与职业外交的冲突
第六章　1932—1934：人在风雨晦暝中
　一、两度下野的人又骑在马上
　二、走进中国的外国人
　三、陈友仁最后一次的耀眼亮相
　四、溥仪的皇帝梦　
　五、历史真相在何处？
第七章　1935—1936：鲸须与拳击
　一、“鲸须汪”
　二、南京的刺杀
　三、东亚前线炮声响起
　四、中国在哪里？
　五、聪明的出拳
　六、目击历史，改变历史
第八章　1937：输赢之间
　一、红星在西方闪耀
　二、蒋经国终于回来了
　三、战争台风骤起
　四、上海的悲壮
　五、榻榻米上办公的日本首相
　六、目击者把真相告诉世界
　七、输赢之赌
第九章　1938—1943：太平洋，看此番云聚云散
　一、走进雾都重庆
　二、不为人知的军队
　三、偷袭珍珠港
　四、取消外法权等特权的新约
　五、宋美龄风靡美国
第十章　l943—1944：落寞的身影
　一、两种不同的对日作战方案
　二、自修德披露饥荒真相
　三、“老中国通”和“花生米”的较量
　四、“乔大叔的战车”黯然而去
　五、历史深处的落寞
第十一章　1944—l945：在峭壁之上
　一、“蒋身边的人”之外的人
　二、他能取代蒋介石吗？
　三、雅尔塔的夜色笼罩中国
　四、有谁在听那些微弱的声音？
第十二章　1945—1946：一页历史，已然翻过
　一、在波茨坦与重庆之间
　二、蘑菇云在日本上空升腾
　三、日本天皇乞降
　四、蒋介石由盛及衰之时
　五、马歇尔走进国共谈判
　六、一页历史，已然翻过，又如何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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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封面人物，把历史串联
好奇常常会是一扇窗户，推开它，可以看到遥远的历史景象。

2001年7月下旬，坐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里，我借出1927、1943年的《时代》周刊。
从1923年《时代》创刊开始，每期的封面都会选择一个主题，而且以人物为主。在这2年的
刊物上，有2个中国人是封面人物：蒋介石出现在1927年，宋美龄出现在1943年。

翻阅时，我忽然有了一种好奇：从1923年到20世纪末，将近80年的时间里，到底有哪些中
国人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这是一种本能的、职业的好奇。时间匆匆，我未来得及在国会图书馆求证这种好奇，只带
回这2年的刊物上关于中国的报道的复印件。几个月后，同事袁晞送给我一本画册，顿时让
我眼睛一亮：《历史的面孔——〈时代〉杂志的封面(1923—1994)》。这正是我想看到的
！《时代》70年里的几千个封面悉数汇集，为历史好奇提供了最好线索。

将近80年时间里，陆续成为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有：吴佩孚、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汪
精卫、溥仪、宋美龄、宋子文、陈立夫、陈诚、吴国桢、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罗瑞
卿、陈毅、李富春、*、*、江青、*等。在他们中间，出现次数最多的几位依次是毛泽东、
蒋介石、*、周恩来，其余均为1次。还有几位封面人物虽是外国人，但与中国事件有关，
故也可归于此列，如抗战期间的美国将军史迪威、国共内战初期负责停战调解的美国总统
特使马歇尔、60年代初中印战争时期的印度总理尼赫鲁、70年代访问中国的尼克松……

读过一本专门研究《时代》封面人物的专著《谁在〈时代〉封面上？》，作者列努斯(Don
ald J. Lehnus)研究的是1923—1977年封面人物。作者写道：“这项对2814个封面(自192
3年3月3日到1977年1月3日刊出的)的研究已经表明，《时代》的封面是一系列的象征符号
，它们代表着当时国内外事务，代表着美国社会生活，代表着科技与艺术，代表着文明发
展历程的方向以及人类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如果从过去可以推知未来，那么《时代》的
读者们确信，《时代》的封面不仅仅会继续关注所有重大的事件，关注在脚下这片土地上
进行的探索，还将会继续展现这个世界上伟大的男女，名扬天下的或者臭名昭著的。54年
来的封面都是如此，未来必将延续这一风格，直至《时代》不复存在。”

作者有句话说得很好：“那些经常出现在《时代》封面上的人物，必将被收入历史课本。
”当我排列上面那些中国人物的姓名时，脑海里浮现的正是风云变幻、场面恢宏的20世纪
中国的历史画卷。

有一天，我终于决定推开好奇这扇窗。在旅居美国的友人万树平的帮助下，我开始搜集封
面为中国人物、中国事件的《时代》杂志以及相关著作和资料。翻阅它们，就是翻阅历史
，就是浏览丰富多彩的世纪人物画廊。不同年代出现的不同人物，将之串连起来予以解读
和叙述，我想会是一部别致的20世纪中国史。

这是一个美国刊物与中国20世纪历史之间的故事。但在更大程度上，它也是中国历史自身
的故事，一个如何被外面的世界关注和描述的故事，一个别人的描述如何补充着历史细节
的故事。他(她)什么时候出现?为什么选择了他(她)?他(她)又是如何被描述的?甚至，在我
看来，有哪些重要遗漏?这些，都将是解读与叙述过程中应有的话题。

工程浩大，却充满诱惑。

我无法抵御这个诱惑。好奇中，奢望中，开始了我的讲述。相对于慷慨激昂和纵横天下的
评判，我更倾心于做一个历史故事的讲述者。

时间在延续，类似的或完全陌生的故事仍将发生。中国的人物或事件，将以何种方式再度
出现在《时代》乃至其他杂志的封面上，那将是未来某一天的讲述。


“封面中国”故事的讲述，应该从亨利·R·卢斯(Henry R. Luce)开始。

不只是因为1923年他在纽约创办了《时代》周刊，创建了一个世界性的媒体帝国；更因为
，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后代，从1898年4月到1912年秋天，他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
中国一直是他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纽带，是他的梦想中的重要场景。他以他的方式，延
续着父辈与中国的特殊关联，延续着父辈宗教的、教育的梦想。正是有着这样的个人渊源
和历史背景，《时代》与中国的故事才由他开始，也在他身后延续。

1967年2月28日，卢斯因病去世。3月10日出版的《时代》杂志上，这位“《时代》之父”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为封面人物。《时代》用了这样一个标题：Henry Luce：End of
a Pilgrimage。英语中Pilgrimage有不同表述：去朝拜圣地、朝山进香、人生的旅途……
在这里，该译为“人生旅程走到终点”，还是“一次朝拜的结束”?或者说，对于卢斯，两
者本是一体的。

结束人生旅途的卢斯，身后留下一个巨大的媒体帝国。据这期《时代》报道，在卢斯去世
时的这一周，他所拥有的四大刊物——《时代》、《生活》、《财富》和《体育画刊》在
全球的总发行量已经达到1433万册之多。

创建这个帝国的人，一直受到世界的关注。早在1961年，卢斯就成为德国《明镜》周刊的
封面人物。《明镜》写道：“在过去20年间，没有人能像《时代》、《生活》的主编卢斯
这样，给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提供更为深刻的美国形象，以及美国人眼中的世界形象。”
在美国，“每3个家庭会在每周买一本卢斯的刊物；12岁以上的美国人，有94%的人知道《
时代》。卢斯的出版物，和可口可乐、梦露、美元外交相伴，为人们提供知识补给品。”

《明镜》报道称，卢斯曾被丘吉尔认为是当时美国最有权力的七人之一，被艾森豪威尔总
统称为“一个伟大的美国人”。《明镜》还这样写道：“从来没有一个并未担任任何政治
职位的美国人——也许亨利·福特(福特汽车公司老板——引者注)除外——能对美国社会
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在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卢斯率先使用了‘美国世纪’
这一概念。”

这样一个世界性显赫人物最初的人生之旅，则是从中国山东开始的。

二/在中国出生的“《时代》之父”

来到烟台和蓬莱，穿行于大街小巷，我试图寻找百年前卢斯在此生活时期的痕迹。

暂且不说陈迹残影是否可寻，仅地名的演变就足以凸显时间流逝之无情和历史变化之无序
。近百年来，历史地名在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大太无规律，它们常常会成为历史阅读的一个
障碍。不过，有时它又能带给追寻者另外一种意外发现的乐趣和兴奋。走在烟台和蓬莱，
我便有着这样的乐趣和兴奋。

初读关于卢斯的书，乍一看到Chefoo这个地名，一时竟不知所指，更不知它究竟在何处?后
来才知道，它就是芝罘——烟台的旧称，现在是烟台的一个区。Tengchow即登州，历史上
何等有名，但我问到数位山东人，却无人知晓“登州”之所在。走进蓬莱市，才知道当年
管辖范围甚大的“登州”，如今不过是蓬莱的一个街道名称而已。

卢斯的早年记忆，是与登州、芝罘这样的地名连在一起的。

卢斯父母的中国之行，是19世纪末叶在美国盛行一时的“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高潮中
启程的。发起这一运动的穆德(John R. Mott)，1888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他本人虽
非传教士，却是许多基督教国际性外围团体的发起人或负责人。大学毕业后，他从事基督
教青年会的学生工作，于同年组织了一个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执行委员会并担任主席。
他提出的口号是：“要在这一代把福音传遍天下。”1894年，该运动举行的第二次国际会
议也提出类似的口号：“为基督征服世界!”穆德在各大学进行鼓动宣传时，请志愿者们填
写的“志愿卡”上，便写着这样的内容：“如果上帝许可，我希望并愿意成为一个国外的
传教士。”穆德的鼓动对不少美国大学生充满诱惑，特别是当就业遇到困难时，到亚洲、
拉丁美洲去冒险、去为宗教献身，不失为人生的一个重要抉择。据统计，到1891年，美国
各大学签名志愿到国外传教的大学生达到6200多名。后来来到中国的一些著名传教士，如
司徒雷登，就是在此时签名决定投身于中国传教事业、回到他出生并成长过的第二故土—
—中国。


卢斯的父亲(Henry Winters Luce,1868—1941)中文名字叫路思义，他与司徒雷登同期决定
前往中国，后来在燕京大学成立时，他一度是司徒雷登的副手，出任大学副校长。路思义
1892年从耶鲁大学毕业，随后参加长老会(Presbytery)，希望成为一位牧师。长老会又称
加尔文宗，是基督教的一大派别，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产生于瑞士，由加尔文创
立。当时市民阶级激进派按照资产阶级*思想主张由教徒推选长老管理教会，因此而得名。
最早来华的是北美长老会。路思义投身的即是北美长老会。他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神
的意愿。我想到外国的土地上去，尽我所能在地球最远的地方来为他服务。”对于他，这
个最远的地方，就是中国。就在此时，路思义结识了一位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的成员El
izabeth Middleton Root，随后与之结婚。此时西方传教士事业在中国、特别是在山东，
正遭遇中国民众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和排斥。1895年一年即有11位传教士在反洋教运动中遇
害。可是，这对年轻的美国夫妇，还是执意前来。

1897年9月，在新婚3个月后，他们乘船离开美国，经日本抵达上海，再转至芝罘，上岸后
乘坐轿子，前往登州。在登州，路思义成了山东长老会传教团的一员。在一个遥远而陌生
的土地上，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几个月后，1898年4月3日卢斯在登州出生。由此，《卢
斯和他的帝国》作者特意这样提到：父母在美国怀上了卢斯。

路思义夫妇把卢斯放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放进了另一个国度的历史漩涡之中。是漩涡，
更是一个大舞台。未来的日子里，这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将以自己不同于
父辈的方式，走自己的路，履行他的职责，追寻他的梦想。

卢斯的出生地当然不可能找到，连路思义夫妇服务的长老会的教堂，在如今的蓬莱(登州)
城也不复存在了。

19世纪在中国，登州是西方传教士颇为活跃的地区。据《蓬莱地方志》记载，1861年，美
国南浸信会传教士首至登州，在北街观音堂创立教堂，时为华北浸信会第一教堂。同年，
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也来到登州，同在北街建立总堂。1866年，美国南浸信会在南街建浸
信会教堂；1872年，在画河桥南西侧建基督教圣会堂。

位于北街的长老会教堂，即是卢斯父母服务的教堂。这座教堂如今已被拆除，蓬莱城里唯
一保存的是基督教圣公会的教堂。这座已有100多年历史的教堂，历尽沧桑，几经修缮，仍
保留着旧时模样，简洁而朴实。教堂伫立河边，与明代名将戚继光的故居相邻。基督教堂
高耸的钟楼，墙壁上醒目的十字架，映衬着数百年古庭院的雕梁画栋和牌坊，一中一西，
历史对话俨然已是百年。

圣公会教堂的秦牧师已年过古稀，但颇为健康和健谈。他友善而好奇地看着我，看着我手
中关于卢斯的书。他告诉我，这座教堂自1872年修建之后，一直没有大的毁坏，现在正在
准备申报山东省的文化遗产，因为这是山东目前历史最为悠久的一座教堂。讲坛上的地板
掀起，露出下面石板修就的下水道。他对我说，上午有一批外国游客来参观时，特地要看
看当年的排水设施为何一直有效。他又带我走出教堂，来到教堂后门的一块墓碑前。这是
在登州传教将近40年的美国穆拉第女士之墓。她于1874年来到登州，1912年在归国途中逝
世。最后，她被安葬在这里，与她供职多年的教堂相伴。说起教堂，说起这些往事，秦牧
师颇有些自豪与兴奋。

未能找到卢斯的出生地和他的父母供职的教堂，但仅存的教堂，古色古香的戚继光故居，
这些卢斯当年生活于登州时的老建筑，毕竟能让一个寻访者依稀感受到百年前生活场景的
气息。遥想当年，童年卢斯和他的伙伴们，一次次来到河边玩耍，在教堂与牌坊间跳跃而
过。

卢斯有一张3岁时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他坐在藤椅上，身后树丛间有一条石板小路，不知是
否在登州他家的庭院。3岁的卢斯踌躇满志，镇定自若而孤傲，桀骜不驯地凝望前方。这种
神情与幼小的年龄颇不相称，然而，后来了解他的人不难发现，这恰恰是他的个性的形象
呈现。3岁时，卢斯已经听得懂中文，可以到教堂里参加中国教民的弥撒；5岁时，他可以
向邻居的小伙伴即兴发表自己的布道……


3岁的卢斯拍摄那张照片时，刚刚和父母一起亲历了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在这场主要
针对西方传教士和西方列强势力的社会动荡之中，与所有在中国的传教士一样，卢斯一家
也面临着生死威胁。危机之时，1900年7月1日，在保姆的帮助下，他们一家乘坐一位中国
朋友驾驶的木船逃离登州，前往朝鲜汉城（现已改名为首尔）避难。风暴之后，他们又在
当年深秋回到登州。

卢斯一家在登州住到1904年，这一年他们搬到了潍县(今潍坊市)。10岁时，卢斯被送到位
于芝罘的一所英国寄宿学校，在那里他一直读到回国。

卢斯在1912年秋天离开中国，这一年他14岁。从出生到离开，卢斯在中国亲历了两次重大
的历史事件，或者说两次转折：一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一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些
经历都是他早年生活的重要记忆，并成为他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甚至一度相当深地介入中
国事务的历史背景。

和登州相比，在今天烟台市的芝罘区更多地保留了一些百年前的老建筑。走在海滨，一幢
幢欧式老房子正陆续修葺。依次走过，俄国领事馆、比利时领事馆……还有一个天主教教
堂。我没有找到英国寄宿学校。不知它位于何处?是在海滨，还是在芝罘岛上?当年的建筑
和校园尚在否?且把它留给以后的寻找。

怀揣卢斯传记，穿行于老房子之间，看着大海缓缓起伏，即便没有找到学校旧址，也没有
太大的遗憾。人与事，光与影，一切都在变化，唯有眼前的大海如同百年前一样潮起潮落
，起伏不止……

三/教育梦：西方传教士的历史尴尬

从小参加弥撒，5岁学会即兴布道，虔诚的传教士父母，在华西方传教士生活圈里的十几年
亲密接触……这些经历并没有使卢斯选择与父母一样的生活方式。他充满着对世俗生活的
极大热情，对商业与新闻有着更大的兴趣和超人的敏感，他注定要走上一条属于自己的道
路，建立媒体帝国，开创自己的一番天地。

但是，在宗教信仰上，在精神深处，卢斯与父辈还是息息相通的。与父母一起在中国的生
活经历，在登州与芝罘的所见所闻，深深影响着他的未来。

义和团运动引发的中国动荡，可以看做东方古国试图抵御西方势力特别是宗教渗透的最后
一搏。随着清王朝的最终告败，曾经一直受到抵触、抗击乃至武力排斥的西方传教士活动
，在20世纪初变得畅通无阻。虽然还会有零星的民间的反对声音，但过去那种主要针对基
督教传教势力的强烈排外情绪和非理性行为，逐步退隐到了历史后台，直到20年代后期新
一波革命浪潮的兴起。因此，1900到1925年，这一时期被认为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
鼎盛时期。《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一书写道：“从义和团到孙中山1925年去世，传教事
业在中国经历其黄金时代，到20年代中期，在中国有27所教会大学和学院、3700名学生、
43000名毕业生。中小学里，中国学生有30万在新教教会学校念书，26万在天主教学校念书
。随着政治和社会的动荡，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传教事业日趋衰微。”卢斯在中国的成
长，回国后的大学生活，乃至1923年创办《时代》，恰恰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卢斯与父母最直接的承继关系，表现在他对教育的关注以及对教育理念的另一种实践上。

在西方与近代中国的关系中，如何看待与解读传教士的作用，历来非常棘手。在不断的军
事入侵、政治干预、经济渗透的历史演进中，一代又一代的传教士，总是处在背景复杂与
处境尴尬的位置，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于是，在过去的历史评说中，传教士们大多只受到
政治的审视和批判，或多或少都被认为与“罪恶”密不可分。这是他们无法回避的尴尬。
一些论及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关系的著作，虽然会提供一些重要史料和演变脉络，但更
多的则是言辞激烈的、概念化的政治批判，把传教活动与列强的势力渗透和利益分割简单
地混为一体，而对这样一种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历史行为，在文化、精神、教育等诸方面产
生的积极影响，众多传教士中的不同性格、不同倾向，尚缺乏具体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
在这一点上，《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一书颇有创见，颇有力度。在作者那里，传
教士们所从事的教育活动，不再被视为“妖教”的洪水猛兽，也没有简单化地将之作为帝
国主义实施侵略的附属工具，而是多了一些心平气和的、冷静的叙述。他们站在历史的高
度，予以客观评价。正是教会学校的出现和发展，才导致现代意义的中国教育开始萌芽、
形成；同时，教会学校本身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社会精英，从而大大改变中国政治、经济
、文化等各领域的成员构成，产生了不可忽略、不可否认的积极影响。从论题上看，他们
所侧重的是教育近代化，但由于教育的特殊性，他们的叙述其实也涉及到政治、经济、文
化、艺术等诸领域的近代化。
的确，与传教士相伴的教育活动，以及它的历史作用，特别需要认真研究和客观评价。我
时常觉得，历史叙述有时需要多用设问来加深思考。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没有传教士
最初带来西方的教育方法和学校理念，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是否会衰微和消失?如果没有来
势凶猛的教会学校的冲击，北京大学之类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否会出现?如果没有20世纪
处在巅峰时期的教会学校教育，会出现那么多学贯中西、成就斐然的学者、文学家、律师
吗?如果没有燕京大学教会大学的特殊背景，没有大学校园里相对活跃和宽松的政治气氛，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还会以燕京大学学生率先走上街头的那种方式爆发吗?……

我想，有些历史存在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能做到不受狭隘意识的束
缚，而将之放在客观的天平上衡量。

在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中，卢斯父母所在的登州长老会及其所办学校，占
据着重要的位置。

1864年，从美国来到登州的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 W. Mateer)与夫人，一起在登州设立
蒙养学堂。这被认为是在中国早期出现的教会学校之一。1876年，学堂扩至中学，并正式
定名为文会馆。

《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一书对登州蒙养学堂的教学生活有这样的描述：

早期的登州蒙养学堂就像一个大家庭,狄考文夫妇就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然而，与中国传
统家庭的家长不同，他们不但有威严，而且很亲切。特别是负责学生生活的狄考文夫人经
常给孩子们讲故事，还和他们一起玩捉迷藏。

会讲汉语，不仅使外籍教师可以直接与学生沟通，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一个外国人对中国
文化的了解和尊重。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极为高涨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后一方面的
因素极为重要。回顾一下这一时期的教会学校，我们会发现，那些发展比较快、比较有影
响的学校大都由被称为“中国通”的传教士教育家所主持。如主持登州文会馆的狄考文入
华不到一年就开始尝试用中文上课。他用中文编写的教科书，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全国各地
流行。

狄考文的影响不仅限于在登州办学，在整个中国基督教教育中，他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自己编撰各类教材，被认为是“传教士教育家”。根据基督教传教士1877年大会的决议
，在华基督教各教派在上海联合组成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狄考文等被推举为委员。

卢斯的父亲路思义，继狄考文之后来到登州。登州文会馆1904年与英国浸礼会设在青州的
广德书院合并，易名为广文学堂，迁至潍县，是为齐鲁大学的前身。后来，路思义又出任
燕京大学副校长，归国之后的10多年里专门负责在美国募集教育经费，提供给燕京大学、
齐鲁大学等。卢斯一家于1904年随学校一起从登州迁至潍县，卢斯的童年乃至少年生活，
都与教会学校密切相关。学校的生活、父母对教育的感情投入，无疑影响着卢斯的成长，
而他的妹妹后来也一直担任负责向中国教会大学提供经费的基金会的负责人。《卢斯时期
的中国形象》的作者就这样认为：“路思义帮助建立、发展乃至资助了中国多所著名的教
会大学，他的开放、智慧的宗教热情熏陶着他的四个孩子。”

在不少同时代人眼里，卢斯后来实际上也在履行着教育者的职责，或者说，他把刊物对世
界的影响，就当作了另一性质的学校。

1965年9月21日，在纽约举行的第九届杂志出版人协会秋季年会上，卢斯发表演讲，强调了
作为一名教育者的作用：

我们是国家出版物——对这个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必要的，当然我们还不限于此。我们还
是这个国家民众的教育者，这一点早就得到公认。杂志一直以许多许多方式实施着教育，
特别是对成年人。我们培养美国人民获取消息应具备的感知力。我们还是生活方式、思维
方式、信仰方式的教育者。


美国教育家、芝加哥大学校长、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主席哈钦斯(Robert Hutchins)是一
位自由主义者，常常不同意卢斯的政治主张，但却欣赏卢斯的历史成就。卢斯去世后，他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卢斯先生和他的杂志，对美国人的性格的影响，比整个教育制度
加在一起的影响还要大。”

就这样，卢斯以其新的选择和方式，最终在一个全新领域远远超过了父辈，因为他创办了
《时代》，建造起了一个世界性的媒体帝国。

四/TIME的问世——“时间”还是“时代”?

不清楚是谁最早把TIME杂志的中文名称翻译成了“时代”，从此一直沿袭至今。其实，这
一译名并不准确。英语中，TIME的含义既是“时间”，也是“时代”。从刊物创办时的苦
思冥想来看，TIME本来是取“时间”的含义。

创办一个全新的刊物，是两个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年轻学生的共同理想。他们一个是卢斯
，另一个是哈顿(Briton Hadden)。他们结伴来到纽约，在东17街的一幢破旧楼房里租下一
间公寓，开始了他们的创业。(哈顿因病于1929年去世，此后由卢斯一个人掌管《时代》，
直到1964年退休。)

《谁在〈时代〉封面上?》一书这样叙述他们的开创之举：

早在1921年，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卢斯和哈顿(1920届)，就萌生了创办一个新闻杂志的念
头。这两个年轻人对未来杂志议论了许多方面的问题，以及与所有同类出版物竞争甚至最
后超出的可能性。……

他们研究了许多杂志。如《读者文摘》等。……

认为自己能把《Facts(事件)》办好，这是他们最初创办之际为刊物起的名字。

卢斯和哈顿请教刚退休的美联社负责人Melville Stone，如何从日报中选择合适的新闻。
Stone明确告诉他们，新闻在一两天内对公众是合适的……三人苦心起草一份策划书，对象
是上流社会的教育界和商界人物，从他们中间也许会找到权威人士和投资。

经过一番调查和咨询，卢斯和哈顿了解到，至今“没有一个出版物本身在时间上适合于那
些忙碌的人简便地获得信息”。他们的新杂志应将新闻浓缩，然后有系统地重新组织起来
快捷地将信息向人们传播。他们由此确定了办刊宗旨，并在策划书中写道：“人们不了解
新闻，乃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出版物提供给那些时间繁忙的人们，供他们能抽空略有了解。
”

可见，在这里，两个创办者主要是从如何节约读者的“时间”这一角度来考虑刊物的编辑
方针。最终选定“TIME”这个名称，也是卢斯一个晚上坐地铁时匆匆浏览广告而产生的灵
感。卢斯自己回忆说：“我眼睛忽然发亮，盯住一个广告的标题：‘应时而变，其时久远
’(TIME FOR RETIRE, or TIME TO CHANGE)。我记住了出现在我眼前的‘TIME’这个词。
一整夜我都没有忘记。第二天早上，我向哈顿建议用它作为刊物的名称，他立即赞同。”

《时代》创刊带来的全新意义在于卢斯他们聪明地抓住了节约读者“时间”这一关键。对
于美国这个讲究高效率、紧张的社会来说，刊物的风格、形式及其报道的独特性姑且不论
，仅节约读者的时间这一点就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TIME这个名称，就历史性地确定了。经过一年多的准备，TIME的第一期于1923年3月3日问
世。

关于刊物的编辑方针，卢斯和哈顿有这样的表述：“TIME感兴趣的不是刊物报道内容的多
少，而更在于它的字里行间能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它的读者的思想。使人了解深入而充分—
—这即是本刊物自始至终所孜孜以求的宗旨。”“编辑们认识到，关于公共问题和重要新
闻的绝对中立也许是难以兑现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正是如此，应对明确的偏见有所
警觉。”其中应做到：“金钱不能收买事实的真理；对老的、特别是传统生活方式的尊重
；对新的、特别是对新观念的兴趣。”


卢斯后来还这样表述过新闻的责任：

真正的新闻从业者，须笃信新闻的纯粹报道功能是至高无上的这一重要原则。这是他的良
知特别要服从的。他最值得夸耀的不是造就了总统，也不是创造了法律，而是他勇敢地、
及时地站在世界暴风骤雨般的新闻前沿，卓有成效地将有意义的报道渗透进有活力、有教
养、自由的人民心中。(转译自《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67页)

1940年7月18日，他在备忘录中写道：

事实上，我们已被写入了美国宪法。《权利法》的新闻自由的条款赋予了我们责任。这些
责任虽未特别加以说明，但它们存在于那些履行着出版自由权利的人的良知之中。不管新
闻还有多少别的责任，至关紧要的任务就是告诉人民实际的状况。如果我们坚信状况的实
情，并不顾一切地将我们的坚信传输给人民，我们也就履行了我们的首要职责。(转译自《
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67页)

TIME创刊号的问世虽没有立即引起轰动，但也受到媒体的关注。《纽约先驱论坛报》在第
7页不起眼的地方发表了两段文字的报道，报道评论说，TIME的目的“是以尽可能短的篇幅
集中一周的新闻”。它用28个页码报道世界事件，6个页码刊登赠送的广告。尽管此时重大
新闻迭出，如美国人关于禁酒令的争论、法国对鲁尔的占领、德国的抗议、联大的混乱、
俄国的大饥荒等，TIME对所有这些新闻的报道只需半个小时就可以轻易看完。当然，它不
是针对那些真正想了解新闻的人。它是提供给那些乐意花上半个小时阅读而使自己不至于
一无所知的人阅读的。

由此可见，从筹办过程的考虑，到刊物的方针的确定，再到名称的选择和舆论的最初评价
，TIME都是指“时间”而非“时代”。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译法也不失为一个恰当的选择。时代不正是由一个个
时间的碎片构成吗?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从受众和历史信息承载量的角度来看，不同的时
代在TIME上都得到了呈现。这样，约定俗成的刊物译名自然而然也就具有了新的内涵。

五/封面人物走过来

《时代》问世伊始，它的有创新意义的封面设计也带给读者一种新鲜感，这就是沿袭至今
的封面人物。

决定每期以人物为封面，是经过一番市场论证的。卢斯和哈顿就创刊号的封面设计，咨询
广告代理商朋友们的意见。咨询之后，他们决定在封面上选用近期新闻中的知名人物的肖
像——从此，这成了《时代》的传统。

成为《时代》第一个封面人物的是美国国会议员卡农(Joseph Gurney Cannon，1836—192
6)，1923年2月他在86岁时退休。关于卡农，《不列颠百科全书》介绍说：“美国政治家、
资深众议院议员，1872年进入众议院，1923年退休，在众议院46年。他是一位坚定的保守
主义者和忠诚的共和党人，1903—1911年担任议长，人称‘乔大叔’。”作为一个老资格
的政治家，“乔大叔”亲历了美国从二流强国一跃而成世界第一大国的全过程，这是一个
帝国走向顶峰的开始。选择他作为创刊号封面人物，正好吻合了卢斯关于美国的梦想。

5年之后，1928年，《时代》首次出现了封面年度人物，把封面人物的传统进一步发展。不
过，这一新的做法完全出于偶然。在选择1928年1月2日出版的《时代》封面人物时，卢斯
和编辑们踌躇难定。在他们看来，1927年的年底和1928年的新年，没有太大的新闻值得关
注。

许多美国报纸的头版，大都是发表柯律芝总统致美国人民的祝词手迹：“圣诞节不是时间
，不是季节，而是心灵的世界。”他说得很庄重。1927年最后一周的其他新闻也没有什么
太吸引人的：哈定(美国前总统——译注)和夫人的遗骸在俄亥俄州的墓地重新安葬；墨索
里尼被迫重新估价意大利里拉……在此情形下，《时代》的编辑很难选择一个人来作为封
面人物统领一周事件。后来有人建议：“不管它的一周人物了，干脆选一个年度人物。”
(《谁在〈时代〉封面上?》，第39页)


于是，他们选用了几个月前已经成为封面人物的林德伯格。8个月前，他成功地独自驾机飞
越大西洋，成为世界第一人。把他选为1927年的最重要、最具影响的人物，显然非常合适
。

别出心裁的年度人物评选，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和轰动。从此，封面年度人物成了《时代
》封面人物新的、更为重要也更引人注目的举动。关于年度人物的选择标准和方式，研究
《时代》的专家做了这样的论述：

对一个人的报道从来不可能涵盖任何一年的新闻，但是，一个人的报道却常常会成为那一
年新闻的一个难以消失的标记。那些在那一年的名声有了巨大上升或者巨大跌落的人、那
些导致新闻朝好的方向或坏的方向变化起到最主要作用的人，均可作为“年度人物”。

根据编辑的意见，此人的报道是刚刚过去一年里可怕的或精彩的星期和月份的最好的精神
反映。

他会是一位政治家，其努力使我们更接近于创造和平……或者，其举动使我们走向相反方
向。他会是一名科学家，或者神秘主义者。他会是和平缔造者，或者麻烦制造者。他会是
一位精神领袖、军事领袖，或者政治强人。

从纯粹美国人的角度来看，他不需要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他甚至可以是一个敌人——如
1938年的希特勒，1939年的斯大林……因为这些人也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年度人物应该是他的时代的一个象征。……不管是好的时代，或者坏的时代；理性的时代
，或者邪恶的时代；企盼的时代，或者充满希望的时代。(《谁在〈时代〉封面上?》第39
—40页)

《时代》20世纪90年代的执行主编盖恩斯(James )在为《历史的面孔——〈时代〉封面(1
923—1994)》一书撰写的序言中也这样写道：

70年来，《时代》的封面勾勒出了过去我们生活故事的轮廓，在我们为人熟知的红框里，
伟大的男女们，以及20世纪史诗般的斗争和事件，拥有它们各自的瞬间。

……这里有丘吉尔，也有斯大林和希特勒，还有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霍洛伊兹、甲壳虫
乐队和毕加索。在这里，挑战者号宇宙飞船爆炸、圣海伦斯火山熄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
发与结束、柏林墙修建与拆除……

在《时代》杂志，历史戴上了人类的面孔。卢斯和哈顿创办本刊，基于这样的原则：由个
人而认识历史力量乃最佳途径。这一信念多年来在《时代》封面形象中得到反映。他几乎
每一期都选择一位新闻人物的肖像画或者照片。

近年来，《时代》封面已拓展其范围，以求捕捉当今时代的事件与潮流。其结果是：《时
代》设计了一些最令人难忘的封面，从1966年《上帝死了吗?》到1990年关于纽约城市的报
道《大苹果在腐烂》。

当然，我们仍注意选择男女人物作为封面主题。在这个红框里，使你们得以目击历史，或
者至少首先了解历史之大概。

就这样，从卡农开始，一个个新闻人物出现在《时代》封面上。封面上一个大大的红色方
框，红框里是封面人物的肖像画或者照片，固定的版式和特点沿袭至今。随着时间的延续
，它形成了一种传统，成了学者研究的对象，更成了今天《时代》主政者引以为自豪的历
史。

六/封面中国人物背后的中国情结

第一个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时间在1924年。此时，他的威
望与权力正处在巅峰，直奉军阀则正在交战。

从此，每一次中国封面人物的出现，都伴随着当时的风云变幻。

蒋介石1927年的首次出现，伴随着中国大革命的大起大落；冯玉祥1928年的出现，伴随着
蒋冯联盟的形成；溥仪1934年的出现，伴随着“满洲国”的成立；蒋介石宋美龄1938年联
袂成为年度人物，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陈诚1941年的出现，伴随着重庆大轰炸艰
难的日子；毛泽东1949年2月的首次出现，伴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共产党新政权
的开始；周恩来1951年的首次出现，伴随着朝鲜战争的进行；罗瑞卿1956年的出现，伴随
着1955年肃反运动的结束；李富春1961年的出现，伴随着“三年灾害”后经济政策的调整
；*1966年秋天的出现，伴随着“*”的爆发；*1976年年初的首次出现，伴随着他的复出以
及能否接替病中的周恩来；江青1977年的出现，伴随着她的失败和“*”的结束；1979、1
986年*两度成为年度人物，伴随着中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行程；*1997年的最后一次出
现，伴随着他的去世和20世纪即将结束；在长达6年的空白之后，2003年春天再次出现的则
是一个戴口罩的普通中国人，伴随的是SARS肆虐神州大地……


一个个封面人物把漫长历史断断续续地串联起来，成为今天描述中国的一种特殊线索。

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24年吴佩孚第一次出现，到2003年SARS封面，《时代》上的中国封
面人物约为50多人次。如果把与中国事件有关的外国人包括在内，如抗战期间的史迪威、
陈纳德，国共内战时期的马歇尔，1972年首次访华的尼克松，大约为60多人次。在80年间
总数达4000多次的封面人物中，与中国有关的次数似乎只占很小的比例，但如果将之放在
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则另当别论。

列努斯的《谁在〈时代〉封面上?》，集中研究了1923—1977年间《时代》封面人物。他运
用统计学的方式，列举出不同表格，从不同专题进行分析，对于我们了解《时代》封面人
物的职业、国籍、年龄、性别等特点颇有帮助。根据他的统计，在2814个封面上总数为33
36人次的封面人物中，美国人2294次，占了；世界所有其他国家一共占；而在这些国家中
，名列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英国，193次，；苏联，125次，；法国，85次，；德国，82
次，；中国52次，。由此可见，中国封面人物的次数并不为少。

从个人出现次数的统计排序来看，中国人物也颇为重要。毛泽东，12次，名列第12；蒋介
石，10次，名列第17；周恩来，8次，名列第22。列努斯的统计只到1977年，*第一次成为
《时代》封面人物是在1976年，在随后的20年里，他先后共出现了9次。他的排序也比较靠
前。

从女性角度，中国封面人物也引人注目。女性在封面人物中的比例很小，大约在10%左右。
中国封面人物中有两名女性，一是宋美龄，一是江青。根据列努斯统计，截至1977年1月，
全世界只有5位女性出现过4次或4次以上。宋美龄先后出现过3次，显然属于出现频率较高
的女性之一。同时，她还以蒋介石夫人的身份作为年度人物在1938年出现过。而截至1977
年，只有4次选定女性为年度人物。另外3次分别是：1936年度人物辛普森夫人(温莎公爵夫
人)；1952年度人物伊丽莎白女王二世；1975年度人物为12位女性。

*短短几年间，先后成为1978年、1985年的年度人物，是当时最为引人注目的焦点，这在《
时代》历史上也是少有现象。列努斯分析过：“至今已经有65个不同的人被推选为年度人
物。然而，他们当中只有20人(31%)曾被4次或更多次登上封面。”*一共出现过9次，并两
次当选年度人物，其重要性显然在所有封面人物中名列前茅。我根据《〈时代〉75年(192
3—1998)》一书刊载的年度人物封面统计了一下，从1928年第一次出现年度人物到1998年
的70年间，有10个人两次或三次当选为年度人物。除罗斯福一人是3次之外，其余均为2次
，他们分别是：斯大林、丘吉尔、马歇尔、艾森豪威尔、杜鲁门、尼克松、里根、*、戈尔
巴乔夫。

卢斯及其《时代》对中国的关注，无疑与20世纪初美国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亚洲、转向中国
密切相关。早在卢斯的父辈们来到中国传教时，美国政治家、商人就注意到了中国这个东
方古国潜在的巨大市场，他们一直关注并试图影响中国在历史变化过程中的走向。在卢斯
看来，已经成为帝国的美国在二战期间开始了“美国世纪”，而这一“美国世纪”与参与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事务是紧密联系一起的。卢斯为美国的强盛而自豪。他的传记作者写
到，卢斯在中国时与父母生活在舒适、富裕的小天地里，而小院外面他所目睹的是贫穷、
落后、动荡。这种强烈反差深深刺激着他，也影响着他。童年期间，卢斯曾和父母一同回
国探亲，亲自感受到了美国的富裕。晚年时，在和《时代》公司的一位职员讲到自己在中
国度过的童年时，卢斯曾这样说：

我可能形成了关于美国的太浪漫、太理想化的观点。我距美国很遥远，做到这一点并不容
易。对于我来说，只要美国能成为一个黄金国，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确，我在成长过程
中形成了一种看法，即假如美国有什么过错，那就是和其他国家的人民相比，美国有太多
的人变得太富有，而富人则更容易变得有罪。形成这一理想化的美国观，是因为我接触到
的美国人都是好人。(转译自《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48页)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更重要的一面在于他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使他对中国和中国人
民具有特殊感情。1941年，在一次演讲中，卢斯说：“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民
像中国人民这样，以如此深厚的情感拥抱着和平、宽容和正义的理想。”《卢斯时代的中
国形象》作者还指出：“他将他们视为充满智慧、能干的人类生命，他不同意对中美合作
的指责。相反，他称赞在中国的美国教育家们在抗战中所逐步推进的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由
美国人创建的教育机构。‘美国人应该越来越少，而中国人应该越来越多。’”

关注亚洲，对于卢斯来说，更大程度上就是关注中国。卢斯与中国的特殊感情，决定了他
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后明显同情中国。他出面发起组织民间的援华委员会并率先捐款，还到
各处游说和发表演说进行募捐。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美国政府除了谴责日本
，并没有明确表示支援中国，甚至没有停止为日本提供的贷款。对此，卢斯不断提出批评
。他在《时代》上撰写社论，强调有必要停止为日本提供的经济贷款，转而援助中国。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当天，卢斯与父亲路思义之间发生了这样的故事——

这一天，卢斯和夫人在纽约寓所吃午餐时，传来了珍珠港令人震惊的消息。卢斯立即前去
编辑部指导即将付印的《时代》、《生活》的修改。与此同时，他给父亲打去电话。路思
义当时与女儿女婿一起住在波士顿。路思义年届73岁，且重病在身，但他仍为听到这一消
息而激动。为中国的缘故，他和儿子一样，对美国现在向日本宣战而舒一口气。他说：“
我们所有人现在都会明白我们对中国的意义，以及中国对我们的意义。”

路思义当天晚上逝世，死在亚洲战局和中国命运发生历史性转折之际。

虽不是传教士，卢斯却是虔诚的基督徒，卢斯延续着父辈的梦想。他对世界局势的判断，
对自己刊物倾向的确定，有时不免受到其宗教信仰的左右。蒋介石、冯玉祥，在20年代《
时代》出现的这两个封面人物都声称皈依基督教，这样一些与基督教相关的中国政治强人
，自然会更加吸引了卢斯的目光。19、20世纪之交时，父亲以传教士身份出现，孜孜不倦
于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古老的东方，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皈依基督；卢斯则在
20世纪20至50年代的数十年间，对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抱有极大兴趣和偏爱，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他对中国政局发展的判断。也许他对中国终于出现了信仰上帝的
政治强人而兴奋。在幻想着以基督教改造中国的梦境中，他无疑还是和父母站在了一起。

冷战期间，卢斯一直站在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上，即便在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他依然予以
关注，曾到台湾和金门访问，并在1955年仍把蒋介石作为封面人物。不过，这却是最后一
次。

卢斯的政治态度、宗教信仰和中国情结，一直决定着他以个人的方式关注着中国。

1955年，卢斯大胆提出一个积极的计划，以缓减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紧张状态，推进美中
关系的良好发展，同时拯救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摆脱灾荒和饥饿。他建议美国向中国派出
“组织起来的最强大的经济援助”。美国应该提供为期10年的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从而
改善共产党中国的生活水准。卢斯的计划包括制定一份妥协方案，既能包容国民党的观点
，又能与共产党中国调和。卢斯关心的是共产党致力于一夜之间实现工业化中国的目标，
有可能会造成粮食资源的紧缺，从而引发可怕的饥荒。他要避免“一次重大的人类灾难”
。然而，没有明显迹象表明政策制定者们认真地对待过他的建议。(转译自《卢斯时代的中
国形象》，第267页)

1948年之后，卢斯本人关于中国的谈论或写作很少，一直到1965年。这时，他同意美国有
必要制定一项新的对红色中国的政策。这一转变时期激发卢斯提出一个新的“跨太平洋对
话”的概念。1965年12月3日，他在旧金山以此为题做过一次演讲。他回忆说：


今天，东方和西方之间对话的范畴较之不久前的年代已有广泛的拓展。当我在耶鲁大学念
书时，学校里只有一门关于东方史的课程，时间为一两个小时，听课学生只有6位。这一状
况在发生珍珠港事件时也没有太大改变。当时，整个美国几乎只能找到20多位亚洲专家。
而今天，据亚洲学会会长、前驻泰国大使的统计，至少有200位专家，并说这一数量近年内
会成倍增长。(转译自《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279页)

与此同时，卢斯希望能亲自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他通过中国在伦敦的大使馆申请签证，
但直至去世他也没有接到答复。毫不奇怪，在中国当时的局势下，他这样一个人显然是不
受欢迎的。

关于卢斯与中国的关系，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远非几句话能够阐述清楚。即便是他的同
辈朋友和共事过的《时代》编辑，研究他的专家，在不同时期的专论中，对他的评说也各
有差异甚至迥然相反。在40年代，《时代》的几位著名记者如白修德等人，70年代《卢斯
和他的帝国》的作者，都批评过卢斯，认为在40年代末期美国“失去中国”的历史事件中
，卢斯乃至他的杂志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看法过去基本上是一边倒的声音，但1990
年出版的《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则持不同看法：

从90年代的观点来看，卢斯关于中国的判断，看上去并非太错。他对中国人的理解，对蒋
(介石)的窘境和毛(泽东)的行为方式的理解，远比白修德、斯万贝格以及无数谴责过他的
中国观点和编辑方针的批评家都要清晰得多。遗憾的是，卢斯未能看到1986年1月《时代》
年度人物选定*以及对他的改革政策的报道，也没有看到西方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革命的重
新评价。不过，如果他看到了，他是不会感到惊奇的。

解读一个历史人物实在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何况是拥有《时代》、《生活》杂志这样
一个媒体帝国的卢斯。在本书后面关于中国封面人物的内容中，他仍是不可或缺的背景，
在对一个个人物的描述中，他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会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

在1965年发表的旧金山演讲中，卢斯引用了英国诗人吉卜林的一首诗：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

两者永不会相遇

直到大地与天空并立在

上帝伟大的审判席上。

卢斯感慨地说：“有的人可能会说吉卜林的这一名句被20世纪的诸多事件证明已经过时，
我则要说，东方和西方的接触只不过刚刚开始。”

他的感慨没有过时。在21世纪刚刚开始时，中国与美国，中国与西方，又开始了新的接触
——一个与100年前完全不同的接触。世界格局、双方状况、不同群体的心态都已发生变化
，但纠缠过历史的种种困惑，依然在把人们纠缠；新的、难以预料的问题正在发生并且还
将发生。

它们还会将双方拖进总也走不出的困境吗?新的100年该如何走过?且留给22世纪去评说。

show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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枭雄周围的世界

收获

　　1　“中国最强者”亮相
　　
　　一个中国军阀的肖像，出现在1924年9月8日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上。照片下面有
两行说明：
　　GENERAL WU(吴将军)
　　“Biggest man in China”(中国最强者)
　　吴将就是吴佩孚。照片拍得很艺术，光头吴佩孚，身着戎装，脸微微朝左，两眼炯炯
，凝望前方，看上去踌躇满志，胸有成竹。“将军”在这里译为“大帅”，更为妥帖。吴
佩孚二当时人们习惯称他为“吴大帅”，与他对立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则被称作“张大帅”

　　此时吴佩孚作为一代枭雄，其威名正处于巅峰。他所控制的直系势力，北至山海关，
南至上海，影响着大半个中国。9月8日这一期《时代》出版时，在中国南方，直系军阀与
皖系军阀为争夺上海控制权，正在上海爆发江浙战争；在中国北方，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
为北方控制权，第二次直奉大战一触即发。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吴佩孚率领直系
军队大获全胜，奉系军队撤回关外。些次吴佩孚再度坐镇北京，调遣二十五万大军与奉系
交锋。即便远在美国，《时代》的创办者卢斯也很清楚吴佩孚作为直系军队统帅在中国政
治舞台上的分量：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个握有重兵、左右政局的举足轻重的强者。
　　本期《时代》以吴佩孚为封面人物，主要报道的不是即将爆发的直奉大战，而是在上
海周围发生的江浙战争：
　　
　　开战?
　　上周中国面临爆发大规模内战的
　　危险。在中国漫长海岸线中部的两个
　　濒海省份江苏、浙江，军队正在交界区
　　域频繁调遣。有报道说战斗已经打
　　响，但未得到证实。(本专栏文章所引
　　《时代》文字，均由作者译自《时代》，恕
　　不再一一加注。——作者)
　　
　　围绕这一战事，《时代》介绍了双方有关的三个军阀：
　　
　　齐燮元将军，江苏督军，吴大帅的
　　朋友。
　　卢永祥将军，浙江督军，曾任淞沪
　　扩军使。齐将军的敌人。他约57岁，在任
　　浙江督军之后，他曾任命何丰林为淞沪
　　护军使，而上海并不在他的地盘上。
　　何丰林，任位于江苏地盘上的上
　　海淞沪护军使，约47岁，受卢将军的
　　指挥。
　　
　　“督军”这一名称本已不存在，但《时代》沿用旧称。不过，为了让读者了解中国的
这一特殊历史称谓，《时代》特地做了注解：“督军是省的军事统治者，或者，更流行的
称谓是军阀。他们是满清的一批总督后转而赞同共和，且权力未变。准确地说，现在已没
有督军，此官位已在 1923年取消。”从这条注解可以看出，《时代》对中国情况十分熟悉
，估计应是卢斯本人所写。但注解一处有误，督军这一官职在1914年取消，改称将军，而
非1923年。
　　《时代》对于江浙战争的背景做了这样的介绍：
　　
　　当下中国麻烦事件发生在上海。
　　此次动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因
　　为每一种中文表述均有多样的、复杂
　　的政治含义。
　　紧迫事件是齐将军想控制上海。
　　他认为上海的军事长官必须由他任
　　命。他曾想以和平方式逼迫何将军辞
　　去淞沪护军使一职，但现在却改用军
　　事手段，这使他与卢将军发生矛盾，因
　　为卢同样想控制上海。
　　这一争执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
　　政治漩涡。督军们常常精于在他们自己
　　的省份保存实力，不同派别的形成，大
　　部分归于各自的嫉妒。督军们所掌握的
　　巨大权力显然是统一中国的最大障碍。
　　此种情况下，中国更多只是一种地理
　　概念而非一个国家。“中国最强者”吴
　　大帅统治中部，孙逸仙博士统治南方，
　　张大帅统治北方，相互之间的战争完
　　全摈弃了多年的政治努力，而使国家
　　陷入了年复一年的战乱。
　　
　　其实，对于西方列强来说，此时更让他们密切关注的，不是直奉大战一触即发的山海
关，而是上海。这里是远东最大的通商口岸，这里有外国租界和数以万计的外国人，江浙
战争一旦打响，列强诸国的商业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害?外国公民的生命是否会受到威胁?这
些问题才真正牵动着他们的神经。《时代》报道说，英国驻华公使、北京的夕咬使团团长
麦克利(Macleay)向中国外交部送交照会，提醒中国政府要负责外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免遭
伤害。照会称：“我们大英帝国、日本、法国、美国的全权代表，获知江浙两省统治者之
间正面临爆发战争的危险。我们有责任重申和强调中国政府在目前危机中至为重要的严肃
职责，避免上海一带所有外国人的生命与财产受到任何伤害。”
　　《时代》还报道说，随着上海一带战事的一触即发，已有列强的十艘军舰派驻港口，
在该城中心地带及周边地，区巡逻。英国海军的安德森将军被任命为外国联合舰队司令。
舰艇包括美国四艘，英国三艘，日本三艘。
　　对于战事发展的前景，《时代》以“和平”为小标题做了介绍，从内容看他们深谙中
国军阀混战时期的国情：
　　
　　常常听说金钱会使中国的一场内
　　战停息。以此观点来看，也许上诲的商
　　人们会促成战斗一触即发的军队之间
　　达成协议。不过，成功的机会据说不大。
　　还在努力使交战双方各从前线后
　　撤，在上海周围形成一个中立区‘惟不
　　知这些努力能否成功。
　　
　　正是在此背景下，世界关注着中国，也关注着吴佩孚。吴大帅就这样成了《时代》封
面上的第一个中国人。
　　
　　2　人在八方风雨中
　　
　　一个巧合，吴佩孚和《时代》周刊的创办者卢斯，两个人居然都出生在中国山东的登
州(今蓬莱)。吴佩孚，1874年；卢斯，1898年；时间相距二十四年。
　　吴佩孚1896年在登州考中秀才，1897年离开家乡前往北京，投笔从戎，开始闯荡天下
。卢斯的父母则在吴佩孚离开登州的这一年来到登州，几个月后卢斯在1898年4月出生。吴
佩孚虽不可能与卢斯父母见过面，但他对登州城里的传教士们应该是熟悉的。甚至有这样
的说法：吴佩孚曾在长老会传教士麦考文创办的学校——文会馆就读过，但只是肄业。(见
《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词典》)在他离开登州后，卢斯的父母前来掌管的恰恰就是文会馆。
　　尚不得知，卢斯1912年与父母一起离开中国时，是否听说过吴佩孚这个名字，此时的
吴还只是曹锟部下的炮兵团团长，没有太大的名声。不过，十二年过去，到了1924年，情
况就大大不同了。尽管有可能此时卢斯已经知道吴佩孚是登州人，但《时代滩定他为封面
人物，显然不会为此。
　　自袁世凯1916年去世之后开始的北洋军阀时代，一个又一个风云人物跑马灯似的在中
国政治舞台上出现，黎元洪、孙中山、张勋、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张作霖、吴佩孚…
…但到了二十年代初，真正引人关注且前途被普遍看好的莫过于吴佩孚。上海英文杂志《
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美国人鲍威尔(John Powell)，曾多次采访过吴佩孚，在他的印象
中，吴佩孚颇有才干，他甚至认为，与其他军阀相比，吴佩孚更有可能统一中国。他写道
：
　　
　　从1922年到1928年蒋委员长建立南京政府之前，是中国的军阀混战
　　时期。在这一混乱阶段，昊佩孚比其
　　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在许多
　　方面，他都是一个能干而有个性的人
　　物。吴总是让访问他的外国人大吃一
　　惊，因为他的面貌，很不同于一般的华
　　北人氏，有一嘴短短的红胡子，长脸高
　　额，鼻相很好。比起别的军阀来，他受
　　的教育要好得多，是得过功名的前清
　　秀才。(《鲍威尔对华回忆录》88页)
　　看重吴佩孚的能力与实力的不只是的威尔一个人，在1922年更为重视他的则是来自苏
联的特使——越飞。
　　1922年8月越飞来到中国，在前往广州与孙中山见面之前，曾率先与吴佩孚接触，试图
与之合作。显然，苏联需要支持一个与他们合作的中国势力，进而控制中国，以与日本对
抗。 1922年8月19日，越飞致函吴佩孚，满纸溢美：“……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
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政治家的老练果敢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的智
慧集于一身。”越飞的军事顾问、苏联总参谋部学院院长格克尔将军自洛阳吴佩孚总部返
回北京后，越飞立即给苏联国内拍发绝密电报送呈斯大林禀报情况：“(格克尔)从吴佩孚
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
的还要好。……”(以上引文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丛书》，转引自《文
武北洋》159页，李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这便是二十年代初期声名赫赫的吴大帅在世人眼中的分量。不过，越飞的赞美并没有
促成吴佩孚与之合作。《文武北洋》的作者设问得好：如果吴佩孚当年接受了越飞的建议
而与苏联合作，越飞还会南下去广州寻求与孙中山的合作吗?那么，现代中国的历史很可能
将是另外一种发展轨迹。
　　这里暂将苏联与中国关系的复杂处、玄妙处，留待以后的文章集中叙述，且把目光先
集中在吴佩孚身上。1924年吴佩孚正好五十岁，4月，数千宾客云集他在河南洛阳的大本营
为他祝寿，其声名显赫达到高潮。康有为也亲往祝寿，并以寿联相赠：“牧野鹰扬，百岁
勋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见《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虽有溢美之处
，但也颇为形象地概括了吴佩孚这一年在中国重要的、他人难以取代的位置。
　　对第一次出现的中国封面人物，《时代》没有太多介绍，但仅仅下面这段文字，也足
以概括出吴佩孚的特点：
　　
　　他是中国最能干的军事家。他统
　　治着除满洲之外的整个中国北方和中
　　原。他任直鲁豫巡阅使，北京位于他
　　的管辖省份之内。尽管他赞成民主
　　制，但他的目的是用武力统一中国。
　　这一政策，使他与满洲的督军，以及南
　　方的孙逸仙发生矛盾。北京局势有一
　　个特殊情况，现任总统曹锟曾是吴帅
　　的敌人，在曹锟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
　　时，吴帅没有反对，据说他被“买通”
　　了。他不仅仅是一位军事天才，还精
　　通文化、科学和文学。他学习很刻苦，
　　近来他开始学习英语，聘请了一位家
　　庭教师。他只给教师一个小时的授课
　　时间：早上4：30到5：30。他还以“说
　　话柔和、手段强硬”而著称。
　　
　　介绍中说“现任总统曹锟曾是吴帅的敌人”，有误。吴佩孚作为曹锟的副手，虽然有
时也被说成直系中与曹锟相对的一派，但却非“敌人”，更多的时候他被视为曹锟的亲信
，也颇为尊重曹锟。民国时期的著名职业外交家顾维钧，在北洋时期的不同政权中担任过
外交总长，他曾这样说过：“吴大帅是个性情刚愎、相当专断独行的人，但每逢紧急时刻
，他就毫不犹豫地执行曹锟将军的命令并尊重他的权威。”(《顾维钧回忆录》268页)
　　不过，《时代》的介绍颇为有趣。吴大帅被冠以“军事天才”，他不仅“精通文化、
科学和文学”，还具有开放意识，人到五十居然还在清晨学习英语，令人刮目相看。以这
种方式介绍一位中国的军阀，显然很符合美国读者的口味。
　　秀才出身的吴佩孚，素有“儒将”之称。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
na Louis Strong)1925年在汉口曾采访过吴佩孚，在谈话中，吴佩孚引用孔子的话来说明
外国对中国的影响既好又坏。他还告诉斯特朗，他盼望日后能退隐寺庙去过反躬自省的生
活，并在扇子上题写一首诗相赠。(见《千千万万中国人》第5页)吴佩孚诗中写的什么，斯
特朗没有告诉我们。不管是故意作秀，还是自幼形成的读书人习惯，吴犬帅在外人面前乐
于引经据典，不时挥毫赋诗，显露几分儒雅，这正是他的高明处。而这一点，使他迥然有
别于张作霖、张宗昌一类粗野的军阀，更能获得世人、特别是外国人的好感。
　　南方孙中山，东北张作霖，都是此时中国叱咤风云的强者；在北京，还有民国总统曹
锟——吴佩孚的老上司；但《时代》没有选择他们。
　　本期《时代》也谈到了张作霖。称他是“一位虔诚的帝国拥护者，即拥护君主制的人
”。还介绍说：“满洲大约有德克萨斯和科罗拉多两个州这么大，在中国北方如此大的地
盘使张大帅这位头号军阀无人能取代。”对这位张大帅也有很高评价，说他“思维敏捷，
权力巨大”，但同时又认为他“却非吴大帅的对手，曾惨败于吴”。奇怪的是，刊物没有
刊登张作霖的照片，却选登了一幅年轻的张学良的照片，照片说明为：
　　MARSHAL CHANG(张元帅)
　　“His title is no empty epithet”(他的头衔不再是闲职)
　　“张元帅”就是张少帅。看得出来，《时代》此时已经开始注意到张学良的崛起：19
24年3月，出任东三省空军司令兼飞鹏队队长；4月，出任陆军第27师师长。而到了即将爆
发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张学良更是一跃而为镇威军第三军军长，率领奉军主力与吴佩孚对
阵。
　　不过，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即将开始之际，更多的人还是有理由相信，在吴大帅面前，
获胜的历史仍将重演。“吴将军，中国的最强者”——《时代》在封面上引用这几个字时
，正是反映出这一判断。吴大帅镇定自若的神态，仿佛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一个具有儒将
风度的最强者，有可能决定中国未来的政局。
　　然而，现实很快将证明，这只是假象。
　　
　　3　乱花迷眼处
　　
　　打量吴佩孚周围的人物，首先出现的是曹锟。
　　我猜想，在选择第一个中国封面人物时，《时代》想必在曹锟和吴佩孚两者之间有过
权衡。曹锟是吴佩孚的上司，又时任中华民国总统，从地位、名气诸多因素考虑，曹锟人
选未尝不可。实际情况也如此，按照《时代》所定的“封面人物应是新闻制造者”的标准
，在1923年的中国，曹锟无疑是中国最大的制造新闻的人。 1923年，6月6日，支持曹锟的
四位内阁成员提出辞职，率先向总统黎元洪发难，几天后，士兵、教员、警察也开始了向
政府索要拖欠薪水的示威活动，本来就被内政外交诸多难题纠缠得焦头烂额的黎元洪，再
次陷入了曹锟设置的困境之中。
　　威逼黎元洪下台，逃离北京，曹锟自己则处心积虑策划着实现总统梦。1923年9月24日
，曹锟的名字出现在《时代》上，并配发了他的照片。可是，让他难堪的是，他的名字和
照片是与总统“贿选”丑闻联系在一起的。该消息标题是《仍无总统》：
在北京，曾试图举行总统选举。
　　选举已失败，因为内阁不能召集齐
　　580名议员。实际召集来的议员大约
　　400名。
　　
　　消息随后集中报道曹锟以及围绕总统选举而出现的中国混乱的政局：
　　
　　直隶督军(军阀)曹锟，背后积极
　　活动。据说，他答应贿选，每个议员从
　　5000至10000元不等。一家中国报纸
　　报道说，决定接受这些贿赂的议员，是
　　因为他们拿不到薪金。另外200名正
　　派的议员尚没有被收买。
　　前总统黎元洪离开天津抵达中国
　　南方的上海。报道称，有使他东山再
　　起的计划。在上海，约有300名议员，
　　有希望获得他们的支持。再加上孙逸
　　仙博士的帮助，黎元洪将军会再次出
　　现在北京的总统府。
　　然而，报道尚未证实。据知，孙逸
　　仙已倾向由张作霖出任总统，他们二
　　人都不愿意支持黎。不管如何，安福
　　系(1920年被推翻)面对督军们的势
　　力已不堪一击。
　　另外，还在努力召集法定人数来
　　选举总统。但似乎注定要失败。
　　
　　一个星期后，新的一期《时代》10月1日出版时，又以《政治动荡》为题简要报道中国
的总统选举：
　　
　　政治局势没有改变。北京的议会
　　可有可无；内阁仅仅是一种功能；只有
　　督军(军阀)在他们中间争来争去，看
　　他们谁会是下一任总统。绝对混乱不
　　已，选举黎元洪出任新总统似乎遥不
　　可及。
　　总统选举引发的政治动荡，在1923年10月5日终于有了眉目。这一天，国会大厅选举会
场戒备森严，在每票五千至一万元的诱惑下，议员们选择了曹锟，他以593票中的480票而
当选中华民国新总统。10月15日出版的《时代》以“新总统”为标题报道了这一新闻：
　　
　　东方的快速简直令西方世界难以
　　置信。中国议会重新召集，通宵达旦
　　地选举一位总统。北京装点热闹气
　　氛；士兵在街上巡逻；一副充满希望的
　　样子。
　　这一选举在此之前曾一度举行，
　　但出席国会的议员未达到选举总统的
　　法定人数。选举日期推延。然而，随
　　着从天津来的火车载着38名新增加
　　的议员们的到来，人数即超过了法定
　　人数。他们受到了同派议员们的热烈
　　欢迎。总共590名议员集中至国会大
　　厅，并被“锁”在里面。选举于是开始。
　　直隶督军(军阀)曹锟将军当选为
　　总统，接替黎元洪(黎已于三个月前到
　　天津，见《时代》6月25日)。他比应
　　当选最低票数还多50票。有报道称，
　　他赢得选举是靠贿赂议员，每人获
　　5000大洋。
　　曹锟将军是位军事强人，如果他
　　能成功地赢得吴佩孚将军(长江流域
　　的督军)的支持，他的地位从军事角度
　　来看将牢不可摧。不过，他缺乏政治
　　才能，缺少性格魅力；更何况他完全被
　　一帮“邪恶高参们”包围着。
　　
　　自1911年辛亥革命到曹锟“当选”总统，中华民国在短短十几年里，走马灯似的变换
一个又一个的总统，内阁总理替换之快更是令人眼花缭乱。中央政府有名无实，混乱无序
。各地军阀关系错综复杂，忽而盟友，忽而敌人，此消彼长……此番景象真是“乱花渐欲
迷人眼”。如今，即便相距八十年，面对如此纷乱的历史场景，要想理出清晰的头绪也并
非易事，何况当年那些中外观察家们。
　　如果没有成为“贿选总统”，曹锟是否还会在现代史上留下永久的名字?读民国史或回
忆录，不太容易看到关于曹锟的正面叙述，对他的研究似乎也颇缺乏。一代枭雄，竟落得
如此结局，也是一个悲剧。
　　我感到费解，一个出生低微的士兵，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直系领袖，难道仅仅一个“
贿选总统”的名称就能概括一生?他统帅千军万马，左右政局，一定有过人之处才是。读职
业外交家顾维钧的回忆录，下面这番话多少能解答一下我的疑问。顾维钧说：
　　
　　在我的政治经历中，我曾亲身接
　　触过中国的几乎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和
　　军事领袖，我认为曹锟总统确实是个
　　有意思的人。我觉得他一定具有某些
　　不寻常的品质，使他能从一个普通士
　　兵登上中国政权的顶峰。为此我对他
　　很感兴趣，注意对他进行观察和研究。
　　我发现他有几件事给了我的探索以答
　　案，表明他虽然几乎从未受过学校教
　　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举个例子，曹
　　锟不仅能得到他的政治追随者的忠心
　　拥戴，还能使他的军事将领们如昊佩
　　孚大帅之流感到心悦诚服。(《顾维钧
　　回忆录》266页)
　　
　　然而，《时代》在1923年3月创刊后开始注意中国局势时，曹锟在世人面前呈现的不是
他成为直系领袖过程中的才干与魅力，而是他因迷恋总统职位而做出的愚蠢举动。
　　《时代》(1923年10月22日)很生动地描述了曹锟就任总统的场面：
　　
　　10月10日，早上7点45分，北京
　　阳光灿烂，中华民国成立十二周年(据
　　中国年历)，当选总统曹锟元帅走下抵
　　达北京的专列。
　　他坐上敞篷汽车，在气氛欢快的
　　大街上驶过。凯旋牌楼醒目地竖立
　　着，挑选出来的士兵，从火车站一直排
　　列至总统府。不同的报道反映了民众
　　表现出的各自不同的情绪。或说他们
　　热烈欢呼，或说没有听到欢呼声，唯一
　　可证实的是一种缺乏热情的东方式的
　　好奇。
　　刚抵达总统府，当选总统即步入
　　主会客厅，政府的主要官员已经会集
　　在此等侯。曹锟元帅向他们宣读了一
　　份简短的就职演说，三鞠躬，退下。
　　两小时后，他乘车前往春颐园(议
　　会大厅)大楼，由发言人宣读新宪法并
　　正式颁布。曹锟元帅随即宣誓就职，
　　成为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宴会在大
　　楼举行，新总统再次发表简短的就职
　　演说。
　　总统对宪法得到通过和颁布表示
　　满意，因为这为政府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他谈到需要削减军费开支，需要压
　　缩财政支出，需要发展和巩固教育。
　　在谈到中国缺乏合作以及与外国妁关
　　系时，他说：
　　“我希望汇集所有具备才能者紧
　　密合作以统一国家。人民必须得到保
　　护，获得和平。友好的列强希望中国
　　富强，但是，假如我们未能保护他们在
　　中国的公民的生命和财产，那就没有
　　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近些年
　　来，友好的列强给予中国大力支持。
　　对于我们来说，应做的是尽最大努力
　　履行条约义务和偿还外国债务。惟有
　　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发展友好关系。”
　　
　　曹锟终于当上总统。他何曾料到，这个位置他只坐了一年就会遭到囚禁，而“贿选”
之名却传至久远。曹锟命运让我想到了民国另一位枭雄——袁世凯。1915年12月，袁世凯
孤注一掷实现“皇帝梦”，立即招致一片讨伐声。仅仅三个月后，1916年2月，还没坐热“
皇帝宝座”，他就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再过三个多月，他在全国反袁呼声中去世。如今
，曹锟又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满足个人欲望。虽然一时间如愿以偿，戴上总统桂冠，但他也
同样随即招致一片讨伐声。南方孙中山，北方张作霖，纷纷通电反对。其实，四分五裂的
国家现状下，冠冕堂皇的所谓总统，不过是小儿游戏一般的面南为王，徒有虚名而已。可
曹锟却为这一虚名而身败名裂!
　　最致命的打击不只是落在曹锟身上，而是更惨重地落在自民国初年开始实行的议会制
身上。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认为：“当国民政府的军队1928年6月
8日进入北京时，中国的议会民主试验结束了。” (315页)实际上，这一议会民主试验在1
923年因曹锟“贿选”就已彻底变质，走向终结了。从此时起，曹锟不但被称作“贿选总统
”，国会也被贬为“猪猡国会”，议员们被贬为“猪猡议员”。国会与议员本应拥有的尊
严与威望，在曹锟当选的那一刻，丧失殆尽。
　　不过，或许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曹锟贿选。它多少还说明宪政这样一种政体形式
，在一个动荡与混乱的时代，曾经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威慑作用，历史色彩也因此多了一些
斑斓。即便手握重兵的军阀，也惮于议会这种在中国新出现的政体形式，尚不能随心所欲
地凌驾其上，或者随意地弃之一旁，另起炉灶。遗憾的是，谁能想到，一个最初曾让人们
寄予厚望的宪政试验，从诞生之日起就先天不足，弱不禁风。它步履蹒跚，气喘吁吁，颤
巍巍地走在风雨飘摇之中，然后又尴尬地竟由贿选这种可笑的历史变奏将它送向终结，取
而代之的却是蒋介石的军事独裁……
　　一代枭雄的可笑与可悲，作为历史笑料留了下来，不断被人叙说；宪政的最初实验则
变得十分遥远，不再为人熟知。民国初期一些曾经胸怀大志孜孜以求的宪政试验的先行者
们，枯叶飘零，在历史寒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4　漫天飞雪飘落
　　
　　吴佩孚周围的世界注定一片混乱。
　　在支持曹锟的内阁成员1923年6月6日宣布辞职，逼迫黎元洪下台的时候，真正吸引世
界眼球的还不是北京，而是吴佩孚管辖范围内的一个小地方——山东枣庄的临城。
　　1923年5月6日凌晨，一辆从上海开往北京方向的特别快车自江苏驶进山东境内，车过
沙沟车站，朝临城车站前行。这趟列车的叫法不同，有的说它是“京沪第一次快车”，有
的称它是“世界联运客车第二次特别快车”。车上头等车厢和二等车厢里有不少重要乘客
，其中有美国红十字会护士总代表、法国公使馆参赞、美国总统顾问以及一大批中外记者
。乘坐此趟列车的一位天津乘客陈荣光，事后对《大公报》记者这样说：“这趟车上的中
外旅客非常多，有不少是将参加山东黄河官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中外记者和外国旅行者。
”(黄卫，《1923年天津乘客临城被劫》)
　　
　　一位外国乘客回忆那个凌晨的情景：
　　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时，我们的火
　　车车速不足每小时10英里，我留意到
　　那已是凌晨3点20分。我将头探出
　　车窗外，环顾那伸向山东茫茫群山中
　　的窄长山谷，井未发现有什么车站。
　　突然，响起了一声手枪声，继而又传来
　　一串射击声，我赶紧停止观赏夜景，将
　　我的旅伴法国人喊醒，尔后我们俩一
　　起向窗外望去。
　　旷野里似乎布满着带枪的男子，
　　他们一边胡乱地放枪一边朝火车奔
　　来。(《中国土匪的“贵客”》，见《洋票
　　与绑匪》，174页，原载《亚洲(Aisa)》杂
　　志1923年11月号)
　　
　　这位外国乘客不是别人，他就是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采访过吴佩孚的鲍威
尔。他又一次成了见证中国历史事件的现场目击者。
　　劫持火车的是山东著名土匪孙美瑶，他带领近千名手下制造了这次事件。枪声过后，
鲍威尔和另外三十九个外国人，以及其他二百来名中国乘客，一起成了绑匪的人质。夜色
里，人质被押往土匪老巢抱犊崮，从劫车枪声响起，到 7月全部人质被释放，两个月的时
间里，抱犊崮成了中外关注的焦点。
　　在如今山东省的分县地图上，我没有找到临城，查资料，才知道它现在是枣庄市薛城
区的一个街道。枣庄市南边有台儿庄，抗战初期爆发过硝烟弥漫的大决战；西边有微山湖
，更有脍炙人口的铁道游击队的传奇；它们声名之巨，早把发生过一场惊天动地火车大劫
案的小小临城盖过了。然而，在1923年的中国，在吴佩孚风头正盛的时候，临城劫车案却
是了不得的大事件。它引发国际纠纷，它使危机四伏的北洋政府雪上加霜，它更向吴佩孚
的权力直接发出了挑战。
　　我第一次知道临城劫车案的故事和抱犊崮的名字，是二十年前读了《收获》上张辛欣
的小说《封片连》。这是一部很有趣的描写集邮故事的小说，当代都市人生众生相围绕寻
找“大劫案”孤票而展开，抱犊崮上人质危机成了作家笔下富有生动故事性和充满想象力
的情节要素。我没有去过抱犊崮，张辛欣的小说对之也是语焉不详，且是文学描写。但这
个民国史上著名的地点，无论如何应该有进一步的了解。一份关于抱犊崮的旅游资料，对
之有颇为详细的介绍：
　　
　　抱犊崮居沂蒙，72崮之首，堪称自
　　然风光与人文历史为一体的名山，山
　　高580米，山势突兀，巍峨壮丽，自麓
　　至巅，陡峭如壁，手足并用方可攀缘而
　　上。崮顶沃土良田数十亩，……上有
　　两处天池，每处长约4米，宽3米，深2
　　米，碧水清澈，长年不涸，李白著诗称
　　赞说“石潭洁如三更月”。瞻望四方，
　　数百里地，尽收眼底，停崮东眺，黄海
　　茫茫，云雾缭绕……(高洁《鲁南奇峰
　　抱犊崮》)
　　
　　作者笔下，抱犊崮如诗如画，但在吴佩孚称雄的年代，它却成了匪穴。惊天动地的劫
车案，一夜之间让它为世人周知。
　　被绑架上山的鲍威尔，认为这些土匪是与吴佩孚为敌的。在被释放后不久撰写的亲历
记中，他讲述了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
　　
　　绝大多数土匪，尤其是匪首们过
　　去都曾是湖南军阀张敬尧的部下。我
　　们确信这些土匪得到了张敬尧的支
　　持，受惠于他的指点。他要跟荚国公
　　使馆及其死对头吴佩孚将军算老账，
　　因为两年前，美国公使馆曾指控他应
　　对其一位军官谋杀一位荚国传教士的
　　事件负责。说到昊佩孚将军，我倒回
　　忆起一件发生在我们被释放的前一天
　　的有趣事情。有一架飞机曾飞经山谷
　　中土匪司令部上空，所有的匪兵都带
　　枪奔出去朝飞机开了几枪。当我问一
　　名小头目他们为何要射击时，他回答
　　说：“吴佩孚在那飞机上。”(《我曾是中
　　国土匪的“大金娃娃”》，见《洋票与绑
　　匪》，198页，原载《亚洲》杂志1923年
　　12月号)
　　
　　这便是吴佩孚与他周围的世界的另外一种关系。
　　今天，当人们一次次在电视上看到在伊拉克发生的绑架外国人质的事件，揪心地等待
那些不幸者的命运结局时，可以想象八十年前在中国发生的这一事件，是如何紧张地牵动
着中外人土的神经。所幸这一次人质危机，除一名英国人在劫车过程中被打死之外，其他
中外人质后来都逃过一劫。土匪提出的条件基本得到满足，他们遂于6月12日率先释放全部
外国人质，将近一个月后，7月8日全部释放中国人质。土匪得到大批赎金，并被“招安”
，组成山东新编旅，匪首孙美瑶被任命为旅长。人质危机平息下来，但由此引发的国际纠
纷到了10月仍在继续。除了曹锟贿选，这一事件也是《时代》此段时间关注中国的另一焦
点。
　　1923年10月8日，《顾与外交官》：
　　
　　顾雏钧博士，中国现任外交总长，
　　中国现任实际首脑[此时督军(军阀)
　　们正在争夺总统职位)，答复外交使团
　　的8月照会，外交使团照会要求解决
　　在山东济南附近发生的劫持事件……
　　
　　1923年10月15日，在报道曹锟当选总统的消息时，《时代》还就人质事件做了以下报
道：
　　
　　眼下第一件急待处理的棘手事
　　情，将是对新总统权力的严峻考验。
　　驻北京的外交官上周反对外交总长顾
　　维钧对他们8月照会的答复(《时代》8
　　月20日、10月8日)，他在答复中称，
　　发生于5月的绑匪事件首先并不是针
　　对外国人的。外交官们重申他们对中
　　国政府提出的要求。称：
　　“诸多事实充分证明，发生的暴行
　　是直接针对外国人的。策划者在多种
　　场合宣布，他们的目的就是抓获外国
　　人，利用其国籍，通过声称要保护其公
　　民权利的各使馆向其政府施加压力。
　　绑匪的这一目的成功了。……每一个
　　外国人都害怕遇到同样的命运。”
　　如接受北京外交使团的要求，无
　　疑将使曹锟总统直接反对腐败的地方
　　政府，即反对很多督军。如果他有效地
　　制止土匪，他还需要更大范围内制止国
　　内腐败的行政体系，并还将走很长的路
　　来减少督军的权力，统一中国。然而，
　　观察家认为，该总统不过是个有名无实
　　的傀儡，对改变目前状况将无能为力。
　　
　　1923年10月29日，《欺骗》一文报道了顾维钧的辞职：
　　
　　两周前中国政府通报在北京的外
　　交使团，山东督军已经被撤职；上个星
　　期曹锟总统则提拔这位被解职的将军
　　到更高位置，成为上将军之一。此举惹
　　怒了外交官，他们认为田中玉(山东督
　　军兼署省长)对五月发生于济南附近
　　的劫车事件负有个人责任，显然，他的
　　被提升公然违背了前次中国向外交官
　　通报的精神。(《时代》10月22日)，该
　　通报使他们理解田中玉已受到惩罚。
　　总统的这一做法导致现任外交总
　　长顾维钧提出辞职，他是中国该通报
　　的起草者，他觉得他的首脑“欺骗”了
　　他。顾博士(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家之
　　一)是原驻美国的中国全权代表，参加
　　过华盛顿会议(1921年11月12日一
　　1922年2月6日)。他的辞职是曹锟
　　内阁的一个损失。
　　
　　就在北京的外交风波难以平息的同时，坐镇洛阳的吴佩孚则悄悄地策划着对孙美瑶的
致命一击。
　　不难想象，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居然发生如此重大的国际性事件，吴佩孚不会平息心中
怒气。为使外国人质得到释放，他和北京政府不得不满足绑匪们的条件，但这也只能是缓
兵之计，他不可能容忍孙美瑶之类的人在他的麾下坐着旅长的宝座。有文章写到，是吴佩
孚直接下令(也有文章说，是曹锟下达的命令)兖州镇守使张培荣，以宴请为名，于1923年
12月19日在枣庄的中兴煤矿诱杀了匪首孙桂枝及其卫士十一人，所部三千人被全部包围，
缴械后强行遣散回乡。
　　关于孙美瑶被处决的细节，有不同版本，这里我取最具传奇色彩的一种说法：孙美瑶
没有参加宴请，在得知消息后，迎着漫天飞雪从枣庄赶回抱犊崮。但早有狙击手在此埋伏
，他们将孙美瑶从背后击毙，然后，悬首示众。惊天动地的临城劫车案，最终在抱犊崮的
漫天飞雪中结束。
　　忽然想到，《时代》选择吴佩孚为封面人物，是否也包含了对他处理孙美瑶方式的肯
定?
　　似乎尘埃落定，但抱犊崮上弥漫的疑云，当时、乃至今天仍让人费解。临城劫车，绑
架中外人质，到底是孙美瑶纯粹为挽救命运而做出的孤注一掷，还是在国际矛盾和南北对
峙的状况下，另有他人帮助而精心策划的行动?孙美瑶的目标直指吴佩孚，到底是帮助南方
孙中山，还是帮助北方张作霖，或者，帮助更为诡秘的日本势力？
　　阅读相关史料时，我不由得产生这些困惑。困惑中，过去未曾考虑过的一个历史话题
，浮出水面，把一个陌生的对象带到了我的视野——土匪。
　　
　　5　遗忘并忽略着
　　
　　在《时代》封面上显得自信的吴佩孚，其实一直受着土匪难题的困扰。
　　我根据《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初步统计了一下，从1923年5月临城大劫案到当年9月
，短短四个月，在吴佩孚势力范围内的地区就发生了下面五起重大土匪抢劫事件：
　　5月6日，山东临城大劫案；
　　6月14日，湖北应城土匪大掠市镇，掠去市民和传教士多名；
　　8月14日，山东议会称，剡威八里巷一千多人被匪徒屠杀，数百家被毁；
　　8月15日，湖北天门皇帝镇被土匪抢劫，两千多家被烧，教堂被毁；
　　9月30日，山东德平西北乡遭土匪洗劫，一千多人被害，一百五十多人被捕。
　　甚至还有这样的说法，在1922年，土匪竟能闯入吴佩孚设在洛阳的戒备森严的司令部
，他们警告四千名士兵不得干扰他们的行动，执意杀死了一位著名的商人，因为他拒绝支
付贡金。土匪还威胁要带走吴佩孚本人。(《民国时期的土匪》，65页)这也许只是一种传
言，是否可信并不重要，因为，蔓延各地的土匪硝烟，事实上早已让吴佩孚和整个直系感
到窒息。
　　这支敢于闯进洛阳城，在吴佩孚眼皮底下大摇大摆的土匪队伍的首领，就是当年与孙
美瑶齐名的另外一个大土匪“老洋人”——张庆。据说，张庆相貌和西方“洋人”有些相
似，并自称是“洋人的老子”，遂有“老洋人”的绰号。1922年老洋人率数千匪徒横扫河
南、安徽，攻占上蔡、阜阳等县城，洗劫一空，还先后绑架多名外国传教士作为人质。老
洋人曾一度被吴佩孚收编，但到了1923年10月，获知吴佩孚即将对他下手时，他故态复萌
，火烧河南鹿邑县城之后开始在河南、湖北、陕西一带肆意洗劫，中外人质曾达到数百名
。老洋人的队伍人数最多时达到万人，成为不可轻视的武装力量。一时间，在孙美瑶被处
决之后，老洋人成了中原最大的匪祸，也是吴佩孚的心腹之患。
　　《时代》(1923年12月17日)以《血腥屠杀》为题报道发生在河南的一次土匪洗劫，提
到了老洋人：
　　
　　臭名昭著的土匪头子)(老洋Ad'率
　　领一群土匪，冲进位于豫西南的李官
　　桥镇，洗劫了毫无防范的居民，“2000
　　Ad'在大屠杀中被杀死，有的用刀砍
　　死，有的用枪扫射，有的被捆在一起浇
　　上煤油活活烧死。众多死者难以辨
　　认，只得挖一个大坑掩埋。往大坑里
　　运尸体，买根绳子也得花1000元。
　　李官桥镇的行动是个警告，外国
　　传教士们集中到老河口附近。传教士
　　居所被烧毁，2名当地教民失踪。
　　4个传教士团体留在老河口，他们
　　分别是中国内地传教团、基督教传教团、路德教传教团、挪威路德传教团。
　　从该报道看，此次洗劫的程度远远超过上面列举出的几次，可是，查阅多种民国辞典
，没有找到任何记载。难道《时代》消息来源有误?或是基于传言的报道?直到找到一套三
卷本的《近代中国土匪实录》，才从其中《老洋人——张庆》一文中找到了佐证：
　　
　　(1923年)11月23日，老洋人攻
　　陷豫南淅川县的李官桥镇，该镇隔丹
　　江(汉水支流)与鄂省相望。镇中居民
　　依寨墙顽强抵抗土匪的进攻。入夜，
　　匪徒攻入镇中，顿时火光烛天，哭声震
　　地。土匪大肆屠戮百姓，见人就杀。
　　据后来统计，土匪在淅川县一地就杀
　　死人民达4326名，焚毁房屋26000间。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匪徒竟以死尸掷
　　填江中，企图叠成人桥而过。鲜血染
　　红了江水，尸体随波浪冲去……
　　
　　文章记叙的惨状比《时代》报道更甚。当我对照着阅读关于这一洗劫事件的中外报道
时，桌上正放着好几种民国史的大辞典。在这些辞典中，不仅没有关于这些大事件的记载
，甚至在多达万余人的人名辞典中，也居然找不到孙美瑶、老洋人的条目。这和他们当年
的巨大影响颇不相称。1924年2月10日的《东方杂志》，就曾这样强调他们两人在中国现实
中的影响力：
　　
　　在兵匪纵横的中国里，最能引起
　　国人注意的事件，当然不出战祸与匪
　　氛；而最能引起国人注意的人物，也当
　　然是军阀领袖与土匪头目了。但是最
　　近三年中……奉直大战还不如豫匪的
　　猖撅与临城的劫车两者来得声势雄
　　壮……与其以某某将军某某大帅等军
　　阀领袖充数，倒不如简直选出土匪头
　　目老洋人与孙美瑶为是!(转引自《民
　　国时期的土匪》)
　　
　　时隔八十年，读来仍有一种震撼!
　　我感到奇怪，当年曾经引发如此猛烈震动的人物，在收有上万人的历史词典中居然找
不到一丝踪影，颇为重要的土匪与历史演进的关系，也很难在中国的史学著作中看到论述
。那么，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到底遗漏了多少事件和人物?我们的历史研究，到底还有多
少空白?如今，学界时兴所谓宏大叙事，热衷于引用所谓新术语，演绎所谓新观念，却忽略
那些构成历史肌体的细胞，忽略一些当年曾经影响政局、改变历史行程的细节。可是，如
果忽略了它们，也就可能忽略细节背后深层次的历史内涵，忽略历史环节中错综复杂的关
系。没有这些，历史的框架又如何能立起来?
　　英国汉学家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的专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则让我读后精神
为之一振。作者的详尽考证和缜密思考，为我们打开了观看民国历史的一个新窗户。
　　贝思飞叙述了临城劫车案背后复杂而险恶的国际背景：
　　
　　当时大多数观察家还认为(常常
　　只不过依据一些相关的但并不重要的
　　证据)，日本人参与了“临城劫车案”的
　　策划，据说日本人这样做是为了使他
　　们在从青岛撤离之后掀起一个诋毁中
　　国人的高潮。据报告说，乘坐那列注
　　定要倒霉的火车的一批日本人在苏州
　　下了火车，其余的日本人则据说有人
　　也看见他们警告他们的同胞别买到该
　　城市以远的任何车站的车票。也有报
　　告说，这次抢劫后在匪帮的营地里有
　　三个日本人，其中之一据说是军火走
　　私商，俘虏们还注意到土匪的大多数，
　　武器上有日本的标记。(283页)
　　
　　不仅仅如此，在土匪绑架人质后提出的保释条件中，有一条是要求得到一块几百平方
英里的地盘，在国际法令下中立化由土匪自己治理，包括税收，开采煤矿和其它资源，以
及扩大通讯联络。贝思飞认为，它们不仅酷似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而
且很像日本在它占领青岛的短暂时期内试图达到的目标。他还说，传闻中的日本当局与安
福系军阀集团的联系也暗示了这样的牵连。据说张敬尧将军每天都在天津的寓所里接见日
本的来访者，而孙美瑶是张以前的部下，发动进攻的那天，孙美瑶刚从张那里回来……
　　老洋人与孙美瑶大致相似，他们都不只是传统的散兵游勇式的土匪，也不限于单纯的
打家劫舍。他们如同一支庞大的军队，制造着轰动中外的事件，如一阵阵旋风，掀起政局
大波动。这就难怪，当年的媒体，将他们冠以“兵匪”而非“土匪”。兵与匪，忽而匪，
忽而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的兵匪，在二十年代直系、奉系、南方政府的对峙与
较量中，在与吴佩孚为敌的大棋盘上，他们是重要的棋子，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贝思飞提
到了这样的传闻：
　　
　　在1922年至1923年间，孙中山在
　　准备第一次北伐时，据说与豫西的兵
　　匪有过联系，要他们骚扰吴佩孚防线
　　的后方(可能是委托樊钟秀和老洋
　　人)。当老洋人在1923年被改编成军
　　队后，据说孙中山的代表依然留在他
　　的队伍中，而且还在第二年夏天劝说
　　范明新在北伐军到达湖南，进入华北
　　时进行策应。据孙中山的一位助手在
　　信中说，临城的土匪打起“山东自治建
　　国军”的旗号也是受到南方的鼓励。
　　南方劝告他们尽可能推迟解决释放人
　　质的问题是为了给北京军阀当局制造
　　最大的麻烦。(328页)
　　
　　不知贝思飞的叙述是否准确，但另外一个史料多少可以看出，任何重大历史事件一旦
发生，各方之间总是互为关联，互为影响。1923年6月29日，在发生临城劫车案一个多月后
，广州南方政府的大元帅孙中山及其外交部长伍朝枢就这一案件联名发表一份对外宣言，
宣言中谈到临城劫车案：
　　
　　临城劫车一案，外人诧为
　　奇闻，吾民则司空见惯。类此
　　之案，且来可更仆数。试观临
　　城，四周百英里以内，北方军阀
　　奄有五省之地，拥有五十万之
　　兵，而尚出此巨案，其祸国殃
　　民，颟顸偾事，为何如耶。……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1551页)
　　
　　历史就是如此错综复杂。或许吴佩孚当年就很清楚，当他为清剿这些兵匪忙于调兵遣
将而元气大伤时，在一旁暗自发笑的对手，一定不止一个!
　　孙美瑶死了。老洋人1924年1月也在吴佩孚重兵清剿下被逼得疲于奔命，最终被手下人
击毙。然而，土匪现象一直存在着，“匪”与“剿匪”的概念，在很长时间里也成了人们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政治术语。对立的双方，无论执政者或者反叛者，都习惯将对方称作“
匪”，哪怕这“匪”在政治含义上其实早已大大不同于孙美瑶或者老洋人。
　　真正意义上的土匪，不可能摆脱历史大漩涡的波动。在依然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
事斗争中，他们要么被利用，要么被改造被整编，要么被剿灭，不会有别的结局。他们的
生存方式、作战方式和策略，对于处在弱势的政治力量，无形之中也成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
　　土匪，或者说兵匪，现在纠缠着吴佩孚，尔后仍将把历史纠缠。他们是历史舞台上不
断变换脸谱的角色，为历史叙说，提供一个又一个传奇。
　　6　一本破旧的春秋

谁能想到，在《时代》封面上出现后还不到一个月，被称作“中国最强者”的吴大帅，就
从声名的巅峰跌落了下来。
　　给他致命一击的是他的部下，直系的另一个著名军阀冯玉祥。直奉大战开始后，直系
军队王怀庆指挥的第二军溃不成军。1924年10月12日，吴佩孚亲往山海关督战，也未能挽
回败局，只得退守秦皇岛，急调后援兵力前来。正在此时，任直军第三军司令的冯玉祥，
暗中与奉系结成同盟，从前线奔回北京发动兵变，将曹锟囚禁，吴佩孚匆忙之中，不得不
率残兵乘船逃离，风云一时的直系自此转入颓势。
　　在冯玉祥看来，自信、自傲的吴佩孚，却是自调兵遣将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失败的
祸根，而非他的反戈一击。在四十年代撰写的回忆录中，冯玉祥讲述了一段吴佩孚在北京
讨逆军总司令部的有趣故事：
　　
　　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
　　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条桌，挨挨挤挤，
　　坐满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
　　到有人大声地报告道：“总司令出来
　　啦!”嚷着，吴佩孚已经摇摇摆摆走到
　　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
　　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
　　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
　　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
　　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
　　靠住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一位懒散的
　　乡下大姑娘，于是口授命令。……念
　　到中间，电灯忽然灭了，半晌才复亮，
　　王怀庆(直军第二军司令)和我坐在一
　　处，附在我耳朵根低声笑道：“不吉!
　　不吉!这是不吉之兆!”我笑而不言。
　　这样重大的事，办得如此轻率儿
　　戏，吴之鲁莽灭裂，往往似此!(《我的
　　生活》，399页)
　　
　　冯玉祥的描写是否真实已无法求证，但却为我们勾画了民国史上如同小说演义一般的
传奇一幕。更为重要的是，他渲染的现场预感竟成了现实。
　　一代枭雄吴佩孚的命运，在他乘船逃遁时就彻底改变了，。他的虎视天下已是明日黄
花。
　　两年后，鲍威尔最后一次采访吴佩孚，时在 1926年与1927年之交的那个冬天：
　　
　　这大概也是他最后一次接见外国
　　记者。他时任“讨贼联军”总司令，总
　　部设在汉口。尽、管他的头衔大得吓
　　人，其实际地位已岌岌可危，事实上，
　　他是北军抵抗从广东开来的国民革命
　　军的最后一道防线。昊把他的总部设
　　在一座古典式的中国—庭院里，我就在
　　那里见到了他，并共进早餐。他似乎
　　比先前喝酒更多，显得精神沮丧，情绪
　　低落。由于部队受到先北伐军出发的
　　受俄国训练的宣传队的影响，士气尽
　　丧，河南一战已是溃不成军。共产党
　　人也竭尽全力为击败吴佩孚而工作，
　　甚至不惜搞策反活动，以图不战而屈
　　人之兵；等到激烈的武昌战役后，孤
　　注一掷的吴佩孚彻底失败，全线溃退。
　　(《鲍威尔对华回忆录》，88—89页)
　　
　　吴大帅再次在外国记者面前表现出他的“儒将”姿态。他们一起屹早餐，一边交谈。
吴佩孚手里拿着一本已翻得破旧的线装书，谈话过程还不时看一看。
　　鲍威尔感到好奇，问他这是什么书?吴佩孚笑答：“《吴越春秋》。”然后朴充说：“
那个时候没有机关枪，也没有飞机。”
　　吴佩孚一再向鲍威尔强调，他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
　　不懂政治的军阀，永远只能是枭雄。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千千万万中国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王鹿鹿、马红星、张奇志译，中
周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3年
　　《民国时期的土匪》，[英]贝思飞著，徐有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吴少秋、陈方远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
　　《鲍威尔对华回忆录》，邢建榕、薛明扬、徐跃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
　　《洋票与绑匪》徐有威、贝思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近代中国土匪实录》，《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群众出版社，1993年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年
　　《我的生活》，冯玉祥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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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1927：潮起潮落，一切又重新开始（蒋介石）

1924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北京很冷，白天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两天前，这里刚下过
一场大雪，所有街道都结上了冰。下午4时许，一趟来自天津的专列缓缓驶进前门车站，数
万欢迎人群伫立街头，顿时忘记了寒冷。

走下车的是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陪同他们的有汪精卫等国民党要员。

一位正在北京国立法政大学念书的学生，站在欢迎人群中：

尽管那天天气不好，大约有十万人聚集到前门火车站去欢迎孙博士。当孙博士走出专车时
，国立北京艺术学院的乐队奏起了中国乐曲。成千上万的人为即将看到他的风采和听到他
的教诲而纵情欢呼。可是孙博士重病在身，他只是向欢迎的人群点头示意，就乘上小汽车
径直驶向北京饭店。(《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3页)

北京来过多次，这却是孙中山的最后一次。胆囊腺癌已到晚期，但他仍在拼命一搏。

两个多月前，他还不可能走进北京。1924年10月下旬，北京刚刚更换主人。第二次直奉大
战中，直系重要将领冯玉祥反戈一击，导致直系大败，“贿选总统”曹锟被软禁，“讨逆
联军”总司令吴佩孚率残部逃遁。

在这一次直奉大战中，南方的孙中山与东北的张作霖站在一起，吴佩孚是他们共同的敌人
。奉系大胜，对于一直缺乏军事力量的孙中山来说，眼前又出现了建立强有力政权以统一
中国的机会。他重病缠身，知来日无多，他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当占领了北京的冯玉祥致
电邀请他来京商谈国是时，他欣然前来。以往，谈到此事时，相关文章或史书，只强调冯
玉祥的个人邀请，而回避整个奉系的背景。其实，此时冯玉祥已与奉系结盟，他的邀请不
妨看作是整个奉系的动议，而非个人行为。事实也如此。

孙中山从广州前来北京，途经上海、日本的长崎和神户、天津，历时一个多月。在他抵达
天津前，11月24日，几年前下野的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重新回到北京组织临时执政府，冯
玉祥则通电下野。但即便如此，孙中山继续着与奉系的接触。12月4日孙中山一行抵达天津
，5日中午，被曹锟赶下台的前总统黎元洪设宴为孙中山洗尘，同席作陪的不是别人，正是
刚刚大获全胜的奉系首领张作霖。孙中山抵达北京后，段祺瑞在铁狮子胡同为其安排行辕
，这座房子曾是原外交总长顾维钧的宅第。

孙中山一生中常常做出惊人之举，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北京之行依然如此。

一年前，1923年1月26日，他和苏联特使越飞在上海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宣言，开始了与苏联
的紧密合作。他欲重振国民党，在三*义基础上，提出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不同社会基础、不同政治理想的两个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引导
下走到了一起。这是特殊形式的政治联合：共产党员也可以加入国民党，并担任要职。与
此同时，自民国初年屡受挫折的孙中山，一直因缺乏军事实力而疲于奔命，遂在苏联派来
的政治顾问鲍罗廷指导下，于1924年5月创办了黄埔军校，培养自己的军官，按照苏联红军
的管理模式建立自己的军队，在军队设立党代表制度……

他的理想执著如初。巩固广东根据地——北伐——统一中国，一切将重新开始。不过，即
便在与苏联和*的合作开始之后，孙中山仍未放弃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合作的努力。于是，很
有意味的历史画面就出现了：当孙中山在天津与张作霖见面时，他的党和军队正在广东进
行着北伐的准备，而两年后北伐最大的敌人正是张作霖。

惊人之举不限于此。

当开始与苏联密切合作后，孙中山仍希望与西方列强特别是与美国合作。

1924年1月6日，美国驻北京公使舒尔曼访问广州时拜会孙中山，孙中山再次要求美国予以
支持，他仍认为这种支持是最值得争取的。

多年来，孙中山向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传递出强烈的友好愿望，屡屡被冷漠碰得粉碎。这
一次同样如此。美国公使舒尔曼甚至认为，这一建议不宜向华盛顿报告，他连孙中山所表
示的对美国的信赖，也不向华盛顿报告。在他递交的报告中，只概述了孙中山关于反对帝
国主义的言论。(《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第206页)


不难想象，屡遭冷遇后的孙中山会有多深的失望、激愤和无奈。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这样一些奇特、怪异、费解的历史场景。就如同毕加索立体主义的
画面，人的躯体被分解成一块又一块，然后又重新排列组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色彩
与结构早已大大不同于常理，但视觉的刺激却再也不会忘记。

我很欣赏一位美国专家关于孙中山的一番话：

孙中山的作风令人费解，因他是个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在致力革命时，他宁愿选择最少使
用武力的措施达其目的。这是环境及其气质使然。外国人造成的恐惧，使他阻止与帝国主
义直接对抗。只是到了最后，他才支持这种对抗。他反对鼓励阶级斗争，也不愿用暴力手
段去消除本国的不公正根源。简言之，他宁愿谈判而不从事杀伐，求和解而不想进行旷日
持久的斗争。这些品质使他看起来仿佛是唐·吉诃德式的而不是革命家式的奇怪人物，但
更显出他是个纯粹的人。(《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后记)

在1924年寒冷的冬天，这位“纯粹的人”最后一次走进北京，病魔使他难以实现自己的梦
想。在手握重兵、各怀心思的军阀面前，除了威望与神圣令人仰望，他再也没有充沛的精
力和能量来改变现实了。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25分，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11
号行辕，享年59岁。

梦想随他而去，留下一个伟大而笼罩神圣光环的名字，让人缅怀与仰视。他的梦想，以及
试图实现梦想的方式与途径，成了内容丰富或曰庞杂的遗产。他身边不同的人，会根据自
己的需要取其一部分而继承之。毫不奇怪，一个伟人身后通常容易出现类似的历史现象。
伟人之所以是伟人，丰富及复杂之处恐怕就在于此。

孙中山身后的中国，政治与社会的重新排列组合，在他去世之日就开始了。关于他的临终
遗言，就有不同的说法：

人们认为他临终还有许多遗言。鲍罗廷向莫斯科报告，孙中山重申“只要俄国人继续帮助
……”；其他人则宣称，孙中山弥留之际连续叫蒋介石的名字；还有人说，他要恢复青年
时代的信仰，并指示一位左派追随者“不要打扰基督教徒”；也有人记得他反复说“和平
，奋斗，救中国”。(《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第223页)

让人不解的是，关注中国局势的《时代》，居然没有选择孙中山作为封面人物，无论在他
生前还是逝世后。无疑这是重要的、不应有的遗漏。也许，在《时代》看来，多年来疲于
奔命的孙中山拥有的仅是道义上的名声，其实力远不能与吴佩孚、张作霖等人相比。然而
，他们不知道，正是这样一位未被他们选中的人，所拟订的路线和政策、所留下的遗产，
随后几年将继续改变中国。

孙中山弥留时，在他身边的人有夫人宋庆龄、长子孙科、内弟宋子文，有他所信任和器重
的国民党要员汪精卫和陈友仁，另外还有苏联顾问鲍罗廷。一个同样受孙中山信任和器重
的人此时不在北京，他就是蒋介石，他正在广东率军进行东征与军阀陈炯明作战。但正是
此刻这个不在孙中山身边的人，两年后，1927年4月4日，出现在《时代》的封面上。

两年后的中国，不再是孙中山生前构想的局面。他所拟订的三大政策，在严峻的现实面前
危机四伏，最终被击得粉碎；曾经结为统一战线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转眼间成了不共戴天
的敌人；他当年试图结盟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吴佩孚失去实力后，成了北伐军最大的、
也是最后的敌人；他弥留之际伫立在他身边的战友和亲人，最终因分裂而冲突，各走一方
，或流亡，或转向，或永远在人们视线里消失……

潮起，潮落；人去，人来。政治局势变化莫测，舞台主角替换频繁；哀怨与悲壮，风光与
飘零；一切似乎结束，但又分明重新开始。在孙中山去世两年后，1927年就这样走了过来
。

二/又一次义和团式的恐惧

1927年年初，《时代》在1月31日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局势的报道，开头写得很有意思：
上周，北京的中国人在零下十度的寒冷中瑟瑟发抖，而在南方1000英里之外的广州，另外
一些中国人则享受着与迈阿密海岸一样的温暖。这两种不同的中国人，可能听不懂对方的
中国话，因为他们的方言有明显差别。但是，“洋鬼子”在所有地方都教一些中国人学会
了英语，特别是“民族主义(Nationali*)”这个词。

报道中，“洋鬼子”一词特地用中国话的发音：“Yang-kueitze”，英文注释为“Foreig
n Devil”，即：外国魔鬼。

两个词：“洋鬼子”和“民族主义”，把1925年以来蔓延中国的革命主题概括得颇为准确
。对于《时代》这样的西方媒体，还有什么事态比中国爆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运
动更让他们关注?随着国民革命军(又称北伐军)1926年从广州开始的北伐战争一步步凯歌挺
进，“中国是中国人的”——孙中山当年提出的口号，在广州、汉口、九江……一个又一
个中国通商口岸城市，成了民族主义运动最为高亢的声音。所有西方人都不能不正视这一
现实：治外法权、租界……西方列强(包括日本)过去在中国获取的那些特权，正面临着被
收回的威胁。他们害怕失去一切，他们更担忧失控的民众，会像当年的义和团一样，把愤
怒火焰烧向所有居住在中国的“洋鬼子”。

27年前的历史还会重演吗?这几乎是所有西方列强政府和普通的“洋鬼子”们，在走进192
7年时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恐惧。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英国。

广州国民政府1926年底决定迁都至汉口，12月22日，国民党汉口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指
出:“租界已成反革命大本营，即革命之陷阱，革命即须打破此陷阱者，此后收回租界应为
革命运动之事实问题。”据《20世纪中国全纪录》记载，1927年1月3日，汉口各界*庆祝北
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汉口。当汉口军校宣传队在江汉广场演讲时，英国水兵冲出租界，
用刺刀驱赶听众，刺死中国海员1人，刺伤30余人。

《时代》1月17日的报道有所不同，没有提到中国民众伤亡情况，却详尽地描述了汉口民众
冲进英租界的场景。报道还指出，此时中国与1925年发生“五卅惨案”时有了巨大不同：

暴民冲向英租界。一年半之前，在上海，有一批同样的暴民因做同样的事情而被射击驱散
。

但一年毕竟是一年，当时广州的国民党实力尚弱，而今天，他们已经控制了半个中国。这
样一来，持枪守卫英租界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接到的命令则是：“不准向人群开枪。
”

暴民继续前进，大声嘘叫，扔石块。海军陆战队士兵把步枪当棍棒用。虚张声势和小打小
闹延续了４个小时。曾有20个劳工手挥棍棒，把一个英国士兵打翻在地，抢走他的枪支，
用刺刀捅进他的胸膛。英方还是没有射击。此时，一支中国军队的士兵(国民党指挥的)突
然过江赶到，开了几枪，将暴民驱散。指挥官歉意地向英方解释来迟了。英国公使当然不
傻，他清楚地知道这是撒谎。骚乱不过是国民党的一种警告。

两天后，一群更多的暴民冲向英租界的栅栏，将它们推翻在地，冲进码头，高呼口号：“
打倒英帝国主义!杀死英国佬!”

历史翻过了一页。炮艇本可以炮轰汉口，海军陆战队本可以向暴民开枪，——但是，一种
思想制止了枪炮。

……

当然，仍是“难以避免迟到”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先生赶来了。他拜访英国领事，
表示“绝对道歉”，他说无法理解这些人为何如此失控……但又说：“当汉水泛滥洪水时
，一个人要想用舢板上的木桨把水拦住，他一定是个傻瓜。”这显然是在传递具有逻辑性
的暗示：只要英国海军陆战队留在船上，陈就会尽其所能劝说暴民离开英租界。

尽管冲击汉口英租界的民众被称作“暴民”，但《时代》也注意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
主义，并非一时一地的简单个案，而是蔓延全中国的情绪。不管是哪一派别，哪怕政治见
解不同，利益划分和权力分配上有种种分歧，但在1927年，“民族主义”成了所有的中国
人手中的旗帜，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表述和指归。


在发生汉口英租界被收回的事件后，英国国防部宣布，到2月底，在中国的英国士兵将达到
20000名。10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上周从伦敦奔赴中国，450名英属印度旁遮普的士兵，紧
急从香港赶往上海。这一消息甚至也引起了北伐军的敌人奉系军阀的抗议与反对：

这些部队调动的消息当然电传到了中国，引起中国民众情绪普遍高涨。在中国北方，目前
以和外国人友好而著称的大军阀张作霖，也通过其子少帅张学良发表了令人隐忧的谈话：
“英国正向中国派遣大量军队，他们像是要卡住中国的喉咙。假如外国人想捏死中国，他
们很快就会发现，北方和南方将站在同一个战壕里抗击侵略者。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时代》，1927年2月7日)

战场上对垒的双方，却有着共同的民族情感。在民族主义高涨的1927年，“中国是中国人
的”已是不同派别的共同旗帜。孙中山大声疾呼的口号，如今成了西方列强必须面对而又
忧虑与恐惧的现实。《时代》注意到，受到苏联支持的冯玉祥，在1927年7月高举的也是这
一旗帜，强调“我们必须尊重孙中山的遗愿”。《时代》以《神圣的名字》为题报道此事
：

冯元帅这样一个突出的现实主义者，在企求已逝“*之父”孙逸仙神圣的名字。此举意味深
长。说明尽管冯元帅得到莫斯科的资助，他也不敢向他的本国人提出别的口号，而只能在
孙博士的理想“中国是中国人的”引导之下。以孙的名义，而非*或列宁的名义。(《时代
》，1927年7月4日)

然而，民族主义对于执政者或许永远是一把双刃剑，挥舞之时，稍有不慎，就会伤及自身
。当年慈禧太后试图利用义和团来对付西方列强，欲把它作为手中一张王牌加以利用，结
果失控而仓皇出逃紫禁城，写下近代史最惨痛的一页。如今，对于刚刚夺取半个中国的武
汉国民政府(《时代》均称为“汉口国民政府”)来说，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它需要这样
的口号动员民众，夺取政权；需要如陈友仁所暗示的那样，借民众的振臂高呼来实现其政
治目标；但是，一旦自己忽然成了执政者，陈友仁和他的战友们，并不能保证民众的一切
行动都会在有效的控制之中。身为外交部长的他没有想到，举凡大的社会动荡，群体性情
绪被点燃之后，任何一个轻率举动，就有可能是整体运动致命的自伤。

洪水一旦泛滥，即便不用木桨阻拦，也有可能还来不及疏导就会汹涌而至，将一切淹没。
更何况，西方列强重兵压境，虎视眈眈，在寻找着任何一个借口实行武装干涉，就像当年
八国联军*义和团一样。

没有阻挡也未能疏导的“洪水”，在汉口汇入长江，向下游的南京和上海奔涌而去。那里
，与张作霖结盟的张宗昌、孙传芳的鲁直联军，正在与总司令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交战。
在上海郊区的枪炮声中，春节如期而至。这一特殊时刻的情景反差，成了《时代》描述的
画面：

上周，乒乒乓乓的枪声和鞭炮声，伴随着庆贺春节。子弹乒乒乓乓在上海城外一百五十英
里的前线响着，而在城里，由苦力在满街上张挂绿纸剪成的纸龙。五百多名伤员从保卫上
海城的前线被送进城里。而与此同时，上海的中国人还忙着到别人家里去还过去一年里借
的债，或者在薄红纸上写上大大的“春联”。新的中国在战火中；老的中国在庆贺中。(《
时代》，1927年2月14日)

“恭贺新禧!”这则报道的题目也采用中文发音“Kung Hor Sun Hay”，就如同拼写“洋鬼
子”一样。

三/混乱的南京

很快，1927年3月24日，混乱在南京发生。

这一天，蒋介石手下的程潜将军率部打败直鲁联军张宗昌、孙传芳的部队，攻进南京城。
南京顿时失控，市区出现抢劫，到处是燃烧的火焰，外国领事馆也未能幸免。集结在南京
下关江面上的列强军舰，随即向城里轰炸。“一种思想制止了枪炮”，《时代》所说的历
史变化，在南京停下了步伐。


这一天的洗劫到底是谁造成，没有一致的说法。《中国革命史讲义》语焉不详，只是说“
南京刚被攻下，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即借口侨民及领事馆受‘暴民’侵害”，
“对南京市内和平居民开炮猛烈轰击，结果死伤军民2000多人，毁房屋财产无数”。《20
世纪中国全纪录》称：“直鲁联军的溃兵和地痞流氓趁火打劫，袭击了各国领事馆，造成
外国人伤亡。”《时代》则用大量篇幅和故事，报道北伐军直接参与了对“洋鬼子”的洗
劫：

混乱无序和抢劫在南京爆发。尚不清楚是哪一方率先开始，他们冲进美国、英国、日本的
领事馆进行打砸抢，所有外国人的房子都被抢劫，只有金陵学院(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引者注)幸免于难。因为一位年轻的革命军的军官有位妹妹在该校念书，他带来一队士兵，
保护校园不受骚扰。

……在南京被杀死的人有：美国公民1人；英国公民2人；法国公民1人；意大利天主教神父
1人；1名未经证实的日本水兵。

……

美国领事约翰·戴维斯(John D*is)和夫人、孩子，与其他逃难者一起匆匆逃往名胜地，即
中国古代诗人所熟知的栖霞山，现代人则称作美孚山(即当时美国美孚石油公司驻地——引
者注)。此计划早就拟订，美国和英国的军舰停泊在港口，能够以火力保护财产，求救信号
是发射一颗信号弹。

美国领事戴维斯、11名美国海军士兵和24位逃难者大胆地决定从中国抢劫者的火力中夺回
栖霞山。只有海军普拉姆利(Plumley)一个人受伤，但尚能行走，他又继续向中国人射击。
在栖霞山，戴维斯夫人以及其他逃难的妇女儿童，挤在一间浴室里，在地板上躺着。孩子
们并不在意，数着射向美孚大楼的子弹。

戴维斯领事与中国进攻者交涉，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试图花钱让他们离去，一直到困在大厅
里的人再也掏不出钱。这时，一个中国士兵说：“我们不要钱，我们要杀人。”

戴维斯领事的几个中国革命军朋友此时赶来了，带来一面国民党的旗帜。这让也举着同样
旗子在进攻的中国兵很生气，他们把旗子撕成碎片，开始向美孚大楼开火。(《时代》，1
927年4月4日)

金陵大学副校长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中文名：文怀恩——引者注）博士，是
唯一在此次混乱中被打死的美国人。金陵大学校长鲍温(Bowen)博士，向外国记者叙述了他
的现场目击：

我和大学图书馆的职员们一起走过校园，这时，我们注意到被认为是北方军队的人(鲁军)
在洗劫和点燃行政人员丹尼尔斯(Daniels)的房子。我们走向丹尼尔斯的房子，此时，遇到
七八个身穿南方军队(革命军)军装的士兵。他们命令我们交出值钱的东西。威廉姆斯博士
是有名的中国通，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于是，他走上前去与一个士兵交涉，想制止他们
的行为。这个士兵马上朝他的胸口开枪，他当场丧命。之后，他们继续抢劫，拿走他身上
所有值钱的东西，甚至还把他的衣服脱掉。

在抢劫完我们和枪杀威廉姆斯之后，这些士兵若无其事地离去，相互闲谈，就像他们刚刚
打死的是一头猪，一条狗。(《时代》，1927年4月4日)

关于南京城里出现的混乱，《时代》的描述感*彩非常明显，试图表达的意味是——义和团
又来了。

有意识地与义和团进行历史连接，在美国政府的调兵遣将上更为充分地体现出来。汉口等
地发生英租界相继被收回的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不赞同英国提出的立即武装干涉中国的方
案，但同时也紧急增派军队前来中国：

上周，作战部命令巴特勒(Smedley Darlington Butler)立即赶往上海，在那里指挥三千名
海军陆战队，以准备可能即将展开的与现代“义和团”的战斗。(《时代》，1927年3月7日
)

选派巴特勒准将来华绝非偶然。不只是因为他是海军陆战队中赫赫有名的一员猛将，更是
因为早在1900年他就来过中国，参加过八国联军*义和团的战斗。《时代》非常重视巴特勒
的重返中国。巴特勒在前往中国和抵达中国后，一直是被报道的对象，屡次强调他与义和
团的联系。3月底，巴特勒抵达上海。报道写道：


巴特勒将军上周抵达上海指挥美国海军陆战队，正逢最初的骚乱开始平息。巴特勒将军持
谨慎乐观态度。记者电报称，在长途航行之后巴特勒显得疲倦，他说：“别无其他，海军
陆战队唯有保持良好状态，以确保在中国做我们应做的一切。”

美国海军部部长威尔伯(Wilbur)先生上周接受华盛顿的记者采访时，向他们重提美国海军
陆战队在拳乱(义和团)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威尔伯先生说，这支海军陆战队已明确宣布并
通报其他列强军队的指挥官，他的部队不应该向群体中国人开火。建议被采纳，中国人被
宽恕；不过，随后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在与一位外国官员交谈时，指责了这位海军官员，
于是，他答复说：“哦，我不是说没有危险。”

海军部长威尔伯说，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海军陆战队精神抖擞，堪与拳乱时
期相比。(《时代》，1927年4月4日)

《时代》甚至把巴特勒选为封面人物。这样，巴特勒也就成了《时代》创刊后，封面上出
现的第一个与中国事件直接相关的外国人。封面上未戴帽子身着戎装的巴特勒，正在审视
一张地图。巴特勒回来了——这是报道的标题。

“老将锐眼”，“凶煞般的海军陆战队战神”上周以准将身份回到天津。27年前，他还是
一名海军陆战队的少尉，当时，斜眼角的“中国拳民”紧紧包围着北京的西方人的驻地，
他急于与之作战。

为了避免再度发生他年轻时经历的战斗，巴特勒准将(见封面)上周抵达天津，率领1800名
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他们先前是在上海登船。他知道南方的国民军正稳步向北京前进。
但他不能确定是否会再度发生“拳民”之乱。

柯立芝总统上周从华盛顿下达命令，除非北京状况恶化，美国使馆和公民才会从北京城转
移到天津港口。要确保撤离通道畅通，以在必要时开始撤离行动：这便是“老将锐眼巴特
勒”上周面对的问题。(《时代》，1927年6月20日)

在报道中，boxers(拳民)是反复出现的字眼，而且少见地用了slant-eyed(斜眼角)这个专
指东方人特别是中国、日本人的形容词。《时代》为“拳民”加了这样一个注释：

“拳民”是“义和团”的成员，一个发誓驱逐“洋鬼子”的中国组织，如目前发誓赶走“
外国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一样。

1900—1927，27年跨度的时间，在现实中，在《时代》的报道中，就这样成了前后衔接的
历史整体。

继汉口、南京之后，上海顿时成了最让西方忧虑的地方。这座远东最大的都市，是中国最
大的通商口岸，有最大面积的租界，汇聚着数万“洋鬼子”。随着内地民族主义革命浪潮
高涨，每日又有更多外国传教士、商人等逃亡至这里。事态会怎样变化?历史该如何发展?
世界又一次聚焦上海，聚焦中国。

四/走进上海的征服者

聚焦上海的目光，1927年3月底，落在一个以战胜者姿态走进上海的将军身上。他就是担任
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4月4日，他第一次成了《时代》的封面人物，被选用的是一幅正
面肖像速写。光头蒋介石表情冷峻，目光凌厉，有一种威慑的气势。封面下方只有简单说
明——

GENERAL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将军)

……rose out of the Sun-set

(在孙陨落之后升起)

这里，Sun既是指孙中山，又可能是指太阳。因此，根据后面报道的行文，这句也可译为“
在日落之后升起”。

关于这个封面人物的介绍，小标题只用了一个词——征服者。

“征服者”蒋介石进入上海的细节，被《时代》生动地描述出来：

上周一下午，大约两点钟，一个长长的车队由南开进上海。车上坐着100名全副武装的强悍
士兵——现代型的保镖阵势。一个人穿一件完全未加装饰的外套坐在第3辆汽车上，他虽瘦
长，却是果断指挥南方军队的人。他便是征服了半个中国的伟大征服者、国民党军阀蒋介
石。汽车专队耀武扬威地强行进入设有路障的法租界，法国人慎重考虑蒋介石将军要继续
进入公共租界的要求。一会儿，车队从法租界返回，这位征服者告诉人们是他的司机走错
了路。很快，蒋介石和随从以及正规卫队，在一座大楼前停下，挂起一面旗帜，红、白、
蓝三色的国民政府旗帜随即飘扬。在红底旗帜的上方，是一片蓝色田野，田野上升起一颗
白色太阳。(《时代》，1年4月4日)


是否真的走错了路，已无法确定。但我推测，曾在上海生活多年的蒋介石，应该熟悉这里
的大街小巷，所谓“误进”租界，不过是在向世人炫耀：我已是这座城市的新主人。

“洋鬼子”们不能不关注他。从1926年北伐开始，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蒋介石的权力
、威望也步步上升。到了1926年底，坐镇南昌拥有军权的蒋介石，已经可以与武汉国民政
府分庭抗礼了。他和国民党左派力量的分歧日益加深，矛盾已经公开。这种分裂，却正是
忧虑重重的“洋鬼子”乐于看到的。他们害怕义和团运动再度蔓延，害怕北伐军会夺走他
们曾经拥有的一切。

在席卷长江、凯歌高奏的国民党领袖中间，蒋介石一步一步走近他们。

其实，早在攻下上海之前，蒋介石就已做出了一副与“洋鬼子”保持友好的姿态。1926年
8月20日，蒋介石在长沙发表声明，称：从军阀手中解放中国，赢得在各国中的正当的平等
地位，并与所有国家友好相处。“他答应保护在华所有不妨碍革命力量军事行动也不协助
军阀的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两天之后，长沙湘雅医学院及医院得到命令，要求派几名
医生为蒋介石治伤。一位美国传教士外科医生为他拔掉一颗碰伤的牙齿，他对蒋的明显友
好态度深有好感。湘雅医学院的教职员曾经担心他们的医院会被没收，但是蒋介石的指挥
部反而在街对面设立了一所设备良好的军用医院，两所医院合作了一段时期。蒋介石许诺
他控制的部队不攻击外国人。

在“洋鬼子”眼里，这无疑是一个他们愿意接受的“国民党军阀”。在他们注视的目光下
，“征服者”蒋介石走进了上海。他们显然有一种预感，中国的局势即将发生巨大变化。

对3月底蒋介石走进上海这一周的中国动态，美国媒体比其他西方国家的媒体表现出更大兴
趣。4月4日的《时代》说：“日本报纸上周关于中国事件的报道，还没有对天皇衣食住行
的报道多；伦敦和多伦多的英文报纸则索性全无。但美国的报纸却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时代》选择蒋介石作为封面人物，虽然他们不可能预测，八天之后
，震惊世界的“四·一二”浓重夜色就将笼罩上海。

1924年吴佩孚成为封面人物时，只有寥寥数语的介绍，此次却大大不同，《时代》用了大
量篇幅讲述蒋介石的故事。从他的出生、家世，到他的经历，将近2000字的人物速写，不
再是纯粹的新闻报道，而是典型的《时代》风格的文体。行文之中，倾向性十分明显，蒋
介石的故事被泼洒上浓郁的传奇色彩。

蒋介石早年在上海的故事是被这样描述的：

中国革命(1911年)爆发时，他刚满23岁，奉命指挥革命党在上海的一支部队。有两年时间
，他利用职务之便，沉溺饮酒、赌博、*。忽然间，他放弃了这些嗜好。当他的朋友们聚在
一起表示反对时，他大呼道：“我已抛弃这些生活，要真正为国家服务!你们说是我的朋友
。朋友!呸!向天发誓，我再也不会把你们当朋友。你们不为国家服务，不为民众服务，不
是我的朋友。滚出去!不要再来了!”

怀着一种虔诚的、脱胎换骨的负疚感，蒋投入到*之父——伟大的孙逸仙博士领导的实际战
斗之中。

接下来讲述一段蒋介石向孙中山请缨攻打惠州的故事：

问题在于如何攻打惠州。孙博士的将军们认为不可能。蒋介石请求面见伟大的孙博士，向
他面呈自己的计划。

……

蒋指挥攻城战斗。他的10000人军队有9100人阵亡；但他攻下了惠州。奇怪的是他没有受伤
，在此次自己的部队遇到巨大伤亡之后，他的威望反倒大增，因为他身先士卒地一起参战
。

这位改过自新的罪人，现在成了一个强大的英雄。凯旋之后，他退隐到一个寺庙里沉思冥
想了3个月，此事后来他反复提及。1922年，他到了莫斯科，担任孙博士的军事联络官，当
时孙已经决定为了实现以民族主义，即“中国是中国人的”，来征服中国，准备接受任何
强国的援助。(《时代》，1927年4月4日)


这里显然将不同时间发生的事情剪辑到了一起，且具有中国说书一般的渲染与夸张。孙中
山召见蒋介石是在1922年6月，当时孙中山在广州被军阀陈炯明围困在“永丰舰”上；蒋介
石率领东征军攻打惠州是在1925年春天，而此时孙中山已到北京，病入膏肓。或许是素材
来源有误，或是故意追求一种戏剧性效果。不管怎样，《时代》之所以选择蒋介石，一方
面是他已经成了中国最有实力的“国民党军阀”，另一方面，更是因为“洋鬼子”注意到
他与共产党逐渐拉开了距离，而这正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走向：

尽管他衣着简便，不事张扬，但蒋仍表现出一个征服者统领一切的气势，而不是和布尔什
维克过于亲密的同志。他谨慎运用各种方式(包括布尔什维克主义)来实现其目标，只要它
适合于“中国是中国人的”口号。

８天之后，突变在上海发生。

在20世纪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诸多夜晚中，1927年4月11日午夜至12日凌晨的上海之夜，恐
怕最让世人震惊。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转眼成为刀枪相见的敌人；轰轰烈烈气势恢宏的
街头革命和工人起义，突然淹没在一片血泊之中。尽管南京的一时混乱招致列强的轰炸和
紧急调兵遣将，上海进而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尽管一两个星期以来，南昌等地已相继发
生冲突、对峙、枪杀的事件，局势越来越复杂；但是，又有谁能料到，与汉口国民党左派
和共产党存在分歧的蒋介石，最终会采取这种冷酷而决断的方式来解决冲突，进而使自己
向成为新的统治者迈出最为关键的一步。

一个多月后，在南京遇难的美国人威廉姆斯博士的女儿回到美国，她在纽约曼哈顿接受了
记者采访。父亲遇害时她并不在现场，但她却认定射杀她父亲的人，“是保守的蒋介石将
军的军队(分道扬镳之前)中的一个共产党士兵”，她的镇静与清晰，令记者们感到惊奇：

记者们颇为惊奇地看到，威廉姆斯小姐不是以痛苦而是以相当清晰的思路，谈到目前中国
的局势。许多人做不到，但她做到了清楚地区别国民党内部保守派和共产党派之间的区别
(目前两派已经分道扬镳)。因此，她并不指责这位保守派将军，而是把蒋介石在南京成立
的保守派的国民党政权，看作是对中国的拯救。(《时代》，1927年6月6日)

说出这些话的威廉姆斯小姐，被《时代》称为“头脑清醒的逃亡者”）——这是报道的标
题。

走进上海的“征服者”，征服的不只是半个中国，还有“洋鬼子”的信赖与期望。

五/最有价值的人质

且把叙述的时间上推到1927年3月中旬。

此时，山东军阀张宗昌还控制着上海，“征服者”蒋介石的车队更是看不到影子，一艘苏
联小火轮从远东海参崴驶进上海，停泊在黄浦江港口。这艘船名叫“纪念列宁号”，船上
装载着茶叶，目的地是汉口。一天，船长迎来了4位神秘的客人，他们的主人是1位俄罗斯
中年妇女，船长马上为她腾出自己的房间。这位妇女就是武汉国民政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
的夫人，另外3人是她的随从。

鲍罗廷夫人不知道，自己很快就将成为中国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人质。

“纪念列宁号”离开上海港，缓缓驶进伟大长江。鲍罗廷夫人走出包厢，和船长一起站在
舷梯上。这很危险。“赤色”国民党的船只在浦口必须穿过反对国民党的中国人和“白俄
”军队的夹击，才能溯江而行抵达国民政府的首都汉口。当船行至浦口时，满载中国士兵
的巡逻船从岸边驶来，鲍罗廷夫人和她的三个随从躲起来逃避盘问。

……突然，中国军官抓到了鲍罗廷夫人，“你是谁?”

“我是格拉斯贝格太太。”她回答。虽是撒谎，但却又绝对是事实。从1908年至1917年之
间，她和著名的丈夫在美国芝加哥的确是格拉斯贝格夫妇，丈夫是格拉斯贝格预科学校的
校长。上周，这个真实的撒谎没有作用。中国军官可能早已得到了情报，知道鲍罗廷夫人
即将到来。他逮捕了她和她的随从，把她们押上武装守卫的火车，作为有价值的人质送往
济南，那里是她们的主要敌人、卑鄙无信的军阀“张山东”的省会所在地。


……中国人会认为，“格拉斯贝格太太”将证明她是中国内战期间最有价值的人质。(《时
代》，1927年3月21日)

夫人被捕的消息，令在汉口早就焦头烂额的鲍罗廷雪上加霜。如今他正从声望之巅跌落下
来。他将黯然失色踏上归国之路，面对斯大林的质疑与斥责，随即走向政治生命的终点。

美国作家彼得·兰德(Peter Land)写过一本关于美国记者在中国革命中的探险与磨难的书
，书中这样描写处在汉口风雨飘摇之时的鲍罗廷：

不妨让我们想象一下壁画中的鲍罗廷。

他也许看上去像一个绅士，处在这幅画中并不特别显眼的位置，坐在吴佩孚那辆有棕色坐
垫的防弹两用旅行车里，几乎被人群挡住。他的眼睛大而黑，嘴巴周围胡须浓密，褶子很
深。他的黑发在头顶中央分开，轻轻飘在前额上。在这幅壁画上，鲍罗廷的脸庞瘦削，坐
在这辆赫赫有名的车里他多少显得有些瘦小。他有一种煽动者代理人具有的疑心性格，不
免颇为紧张地从车里偷偷打量他周围的无政府状态。

当时的人民认为鲍罗廷漂亮，像一头鹿，但他实际上只有5英尺10英寸。他们把他看作中国
革命的独行侠，完全独立掌握着中国革命，但实际上他不过是斯大林在中国的代表。他是
一位职业革命家，1923年作为斯大林控制的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名代表，被
派到中国来指导孙中山。(《走进中国》，第32—33页)

1923年10月，30多岁的鲍罗廷在两名苏联军官的陪同下来到孙中山面前，开始了他在中国
的辉煌事业。几年来，他曾风光一时，拥有巨大的权威，他是被许多中国人仰望与崇拜的
俄罗斯人。他直接促成孙中山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参与创办黄
埔军校；国民政府迁都汉口后，在世界媒体眼里，他是这里的灵魂，是最神秘、也最值得
关注的人，因为他的背后耸立着布尔什维克苏联。

鲍罗廷有他可以自豪的理由。在他的直接引导下，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一直在朝着
有利于苏联利益的方向发展，而这一点，我们过去是不大注意或者说有意回避。《剑桥*史
》的一段话读后颇令人感叹：

国民党运动的核心是反对在华外国人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这些特权来自过去80年期间列强
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国民党的领袖们用不断的宣传攻势，系统地唤起民众来支持他们
收回中国丧失的权利的诺言。虽然许多国家的国民享受特殊的条约权利，国民党人的战略
(后面有俄国人在出谋划策)是把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避免同时与日本、美国和法国对抗
。英国在中国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是一个天然的目标。反对帝国主义当然是世界共产主
义的根本宗旨，支持国民党人并为之出谋划策的布尔什维克俄国，把英国视为它的主要敌
人。俄国特别担心被卷入与日本的冲突，把中国人的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的策略，在1925
年的五卅事件和6月23日事件(即广州沙基惨案——引者注)以后趋于明显，因为虽然日本是
五卅事件的元凶，法国在6月23日事件中与英国一样有罪，但是在大力进行报复时，它们的
作用被贬低了。(《剑桥*史》，第669页)

高潮之中的民众，没有想到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背后，还有着如此复杂的背景，或者，身
处浪潮之中，根本来不及考虑，就被冲到了前列。反对英国，而非所有列强，这的确是奇
怪的现象。在汉口，有英租界，也有日租界，但民众率先冲击的却是前者而非后者。4月3
日，1名日本水兵和1名汉口人力车夫发生斗殴，人力车夫被杀，日租界随即受到愤怒民众
的冲击，杀死2名日本人。日本海军陆战队被派登陆，用机枪扫射，打死了9名中国人。为
平息事态，国民政府立即下达禁止报复的严格命令。这与对英租界事态的处理和收回，有
着明显不同。

写到这里，我才对一些困惑有了新的认识。譬如，我们以往常常乐于提到的，是十月革命
之后苏联立即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过去签订的所有不合理条约，放弃他们在中国的治
外法权。可是，读读北方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的*和其他民国史就不难看到，在双方谈判中
，苏联从来都不愿意放弃沙皇在中国获取的权利。北方政府一直在与苏联交涉，希望他们
从外蒙古撤军，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尊重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但就在1924年，苏联还是
强行使外蒙古的独立成为既定事实。苏联对在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管理权的控制，也未曾
放弃过一日。于是，在我们的历史回顾视野里，单就对中国民族利益的蚕食与控制而言，
苏联仍在延续着沙皇俄国的扩张梦，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改变。这一点，在以后不同历史阶
段中我们还将陆续看到。


鲍罗廷及共产国际引导中国的民族主义，把敌人主要锁定在英国身上，其宣传策略无疑是
聪明而有效的。对于中国一般民众来说，身边的外国租界，比远在关外的蒙古以及满洲(当
时中外都这样称谓东北)的得失，更能给他们个人的民族感情带来直接的伤害。每日目睹列
强势力高高在上的“治外法权”，看着外国军舰停泊于中国港口旗帜飘扬，郁积于心中的
不满与愤慨，当然更容易被革命的口号点燃成熊熊烈火，随即汇成波涛滚滚的洪流。

《时代》报道过这样一个细节：

从汉口逃到上海的人，带来了一张国民党号召民众反对英国的传单。传单是一组画，有些
像美国的“滑稽漫画连载”。第一幅是四肢匀称的俄国，向年轻的中国伸出友谊之手。接
下来是臃肿的约翰牛(即英国人——引者注)把靴子踩在*人的脖子上，*人突然站起来掀倒
约翰牛——最后一幅，约翰牛在群情激昂的中国人中间被刺死。(《时代》，1927年1月17
日)

还是回到鲍罗廷身上。

一个人命运转变之际，麻烦总是接踵而至。鲍罗廷的不幸正应验了这句话。他正在为夫人
的下落而焦虑时，北京传来消息：张作霖不顾国际法，命令士兵于4月6日冲进苏联使馆，
带走了包括共产党领袖李大钊在内的数十名苏联和中国人员，还抄走了许多秘密文件：

这一行动显然违反了外交豁免权。张对此当然清楚。即便没有征得反对赤色势力的列强们
的同意，但肯定会得到默许。他判断得不错。随即，统治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的紧急事
务部，雇佣“白俄”武装士兵包围苏联领事馆，搜查所有进出的人。这当然也违反了国际
法惯例。但即便没有征得反对赤色势力的列强们的同意，此举也会被原谅。人们希望在北
京和上海赤色机构搜查到的文件被翻译之后，会在被捕者以及*的公共舆论面前，证明搜捕
行动的正确。(《时代》，1927年5月9日)

与鲍罗廷非常熟悉、与苏联关系最为密切的*领袖李大钊，在4月28日被张作霖送上了绞刑
架。《时代》对于北京事件的报道，比上海大屠杀的报道篇幅还要长，这恐怕与来自美国
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参议员此时正在北京访问有关。这位参议员与张作霖会见，会见的同时
，对李大钊等人的处决就在他们附近进行。还有什么场景的映衬与反差，比这一场面更具
新闻性，更有强烈的震撼和戏剧效果呢?今天来看，《时代》的叙述，恰恰为*一位重要历
史人物的生命消失，提供了难得的细节：

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大块头的美国佬宾厄姆(Bingham)上周抵达北京。他有7个儿子，其中
一个正在北京学习中文。在一种令人压抑的气氛中，他受到满洲和中国北方的军阀张作霖
的接见……

……据《纽约时报》和伦敦的《泰晤士报》记者报道，就在参议员和张作霖一起品茶时，
张元帅的军官们就在相隔仅百米之遥的地方，忙于执行残暴的处决……

此种酷刑叫做“绞刑”，被集中用来处决他们在违反国际法情况下冲进苏联使馆逮捕的中
国人。在此次行动中，还查收了各种文件，张作霖正用自己的人根据需要予以翻译。这些
文件，上周被用来作为秘密审判的证据。40名囚犯中的一半人被判处绞刑。没有说明他们
中间谁被判处死刑、谁被监禁、谁会被释放。他们只是简单地被集中到一个院子里，距参
议员和军阀张饮茶处很近……

根据设计，每个囚犯的绞刑都尽可能慢慢执行，以增加他们的痛苦。囚犯们不知道下一个
是否会轮到自己的喉咙被勒住，眼睛被勒得鼓出来。一个女囚犯被绞死时用了10分钟。

《纽约时报》记者电讯称，张作霖向参议员解释说：“是我下的命令。我不允许在我的地
盘上有反对外国的主义存在。”(《时代》，1927年5月9日)

在走进1927年新年的时候，谁能预料几个月里中国竟会发生如此大的历史转折。转变之迅
疾，令今天试图理清脉络的人也喘不过气来。而对于武汉国民政府，这还只是混乱、突变
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危机四伏。夺取政权时，*、罢市曾是打击敌人的有力手段
，但一旦不能控制，就会造成经济的瘫痪，殃及角色已变的国民政府自身。冯玉祥曾是他
们最后一个希望，6月10日汪精卫率团亲赴郑州与之会谈，带着双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和
张作霖的协议回到汉口。可是，一周后，6月19日，冯玉祥又亲赴徐州与蒋介石会谈，两人
也达成一致，主张宁、汉合一。这彻底打破了武汉政府的希望。再过不到一个月，7月15日
，汪精卫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开始清党……


鲍罗廷的使命彻底结束了，苏联及共产国际与中国的关系却没有结束。几年后，一个中文
名字叫“李德”的德国人，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中国指导革命，他将是另一个“鲍罗
廷”，亲历新阶段革命的起伏跌宕。他的故事，会在以后的叙述中出现。

鲍罗廷终于踏上了归国行程。这时，传来了他的夫人被张作霖释放的消息：

上周，有报道披露了内部消息，称美国参议员宾厄姆最近在北京向大军阀张作霖求情，希
望他能释放被逮捕的著名人士鲍罗廷夫人。身高6英尺的参议员，声音刺耳，他告诉矮个瘦
小但却冷酷无情的张作霖，如果他下令处决鲍罗廷夫人，那么美国公众舆论就会认为这个
军阀是个残暴的野蛮者。

张作霖漫不经心地说：“哦，那很好办，参议员先生，假如这是你们西方人对待女人的态
度，那就不枪毙鲍罗廷夫人了。”

稍停一会儿，当参议员略松一口气时，张又轻蔑地补充说：“我总是不明白，你们西方人
为什么这样愚蠢地对待女人。”

上周，张作霖对矮胖、温和、人到中年的鲍罗廷夫人，采取了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她被大
赦，从监狱释放，并当即被匆匆送往天津，准备从那里上船前往海参崴。(《时代》，192
7年7月25日)

该走的走了。

不到一年，汉口潮起，潮落。举目四望，满城风絮，一江云烟。悲壮的人与事，从此成了
历史的慨叹。

六/流亡莫斯科之路

1924年最后一天曾在北京车站欢迎过孙中山和宋庆龄的那个法政大学的学生，1927年9月6
日，又一次站在了欢迎宋庆龄的队列中。这次欢迎的地点是在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斯基车
站，宋庆龄的身份是孙中山的遗孀、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流亡者，陪同她流亡的是陈友仁
等。

这个学生叫盛岳，此时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年在孙中山去世后不久创建的一所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专门招收中国学生，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

盛岳回忆在莫斯科再次看到宋庆龄的情景：

……随后她下车，沿着月台步行出站，我们人群向她热烈欢呼，高喊口号。她报以满脸堆
笑，尽管不难看出，她是在强作笑容。……在她抵达莫斯科的这天，她脸上微微露出的忧
伤神情，比两年前孙博士逝世后更甚，这无疑是她在失去她和她丈夫为之操劳的中国革命
后的一种反映。(《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54—155页)

他说得不错，亲历大革命潮起潮落的宋庆龄，恐怕比任何人更感到失望、悲愤与无奈。在
这一年年初，宋庆龄曾是世界关注的一位中国重要人物。《时代》曾报道过宋庆龄，并刊
登过她的照片：

她自己在班级本上则是这样说的：“最大野心——当父亲的秘书；最喜欢的表达——中国
；习惯——收信；嗜好——读报纸……”最让人惊奇的是，这位相当娇小、羞怯的宋庆龄
，后来不是热衷于收到来信和读报，而是转向别处。她的紧张、软弱的性格(或许实际上她
从未如此)却使她爱上了一位有着高尚灵魂的爱国主义的政治家、后来的“*之父”孙逸仙
博士。正是以他的名义，年轻的国民政府最近已经攻占了南方的半个中国。对国民党人来
说，娇小的孙夫人足以继承他们伟大的已故领袖的英名。今天，她住在新的国民政府首都
武昌，坐一辆道奇轿车，她是民族主义这一伟大运动活的象征。(《时代》，1927年2月21
日)

然而，被视为“象征”的宋庆龄，很快陷入了政治困境中。蒋介石在公开*共产党人之后，
切断了汉口的财政来源，封锁了在上海和汉口之间运输粮食的长江航道。宋庆龄从5月起，
就一天天面对现实的混乱，无力回天。恐慌的人们冲向宋庆龄在汉口居住的银行大楼，纷
纷要将纸币兑换成银元。一位接近宋庆龄的外国记者写过：

银行大门紧闭。一天又一天，饥饿者、穷人拥挤到那里，他们嚎叫着要换银元铜币，他们
用身子撞铜门。在楼上，孙夫人从丝绸窗帘后面往下看着他们，她用棉花塞上耳朵，以免
听见从她的下面呼啸而上的愤怒喊声。(转引自《走进中国》，第47页)


汉口潮落了。在孙中山弥留之际守护在他身边的一群人中，只有宋庆龄和陈友仁仍持同一
立场，坚持奉行孙中山确定的“三大政策”。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则都倾向了蒋介石，
宁、汉两个国民政府最终合二为一。蒋介石的亲笔信未能挽留住她，弟弟宋子文专程来汉
劝说也没有让她回头，她义无返顾地踏上流亡苏联之路。她失败了，但把唯一的希望寄托
在曾经支持过她丈夫和民族主义运动的苏联政府和斯大林身上，或许可以在那块土地上成
立一个国民党左派的流亡政府。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尤其是女同学，对宋庆龄的卓越表现充满自豪之情。在学校为
欢迎宋庆龄和陈友仁举行的招待会上，她仍在强调：“我们是孙中山的信徒，我们曾在他
的名字命名的大学里受过训练。”“她敦促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孙中山的最宝贵的遗训
就是三*义和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不只是思想，她的举止、美丽和妩
媚，更是令他们为之倾倒。

然而，刚刚流亡到莫斯科的宋庆龄没有想到，关于她与陈友仁结婚的流言蜚语作为一种政
治手段正在酝酿，很快将向她袭来。

美联社1927年9月28日向全世界播发一条电讯：

伦敦，9月28日，在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中，爱情之神看来再一次把战争之神争取过来了。

伦敦《每日邮报》驻里加记者援引一条据说是苏联官方的电讯说，前国民党外交部长陈友
仁和国民党之父孙中山的遗孀已在莫斯科结婚。

……

这家报纸报道说，这对新夫妇想要用发动一场新革命的办法在中国度过他们的蜜月，还说
第三共产国际将资助他们的活动。(转引自《宋庆龄年谱长编》，第365页)

据《宋庆龄年谱长编》记载，这些谣言对宋庆龄的伤害十分严重，以致影响了她的健康，
颈上一圈带状疱疹顿时发作。“她认识到这个谣言完全是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政治暗箭，他
们妄图把她同孙中山的名字分开，以削弱她为保卫孙中山的政治遗产而奋斗的力量，从而
使人们相信蒋介石才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真正继承人的谎言。”宋庆龄立刻打电报到上海宋
宅，要求家人向首先传播这个谣言的英国《每日邮报》“根究谣言之由来”。宋子文也为
此十分震怒，接待记者进行辟谣，准备起诉。

这一谣言的编造者，到底是国内的敌人，还是苏联的某些人?后来是否起诉，有何结果?我
还没有查到相关史料。谣言，诬陷，总是来去无踪，伤人于无形。我所知道的只是，宋庆
龄后来一直以孙中山遗孀的身份生活着，战斗着，直到生命的终点。

对宋庆龄最大的打击则是来自斯大林。

宋庆龄流亡苏联期间，苏联发生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分歧日益公
开化进而达到白热化程度，随着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的庆典结束，斯大林对托洛茨基派的
清洗便开始了。越飞，这位1923年来到中国与孙中山发表联合宣言的苏联特使，和托洛茨
基以及宋庆龄等中国流亡者的关系都颇为密切，却在此期间自杀，这对宋庆龄是一打击。
鲍罗廷晚于宋庆龄一个月回到莫斯科，但他也疏远了宋庆龄。想必他本人已因中国大革命
的失败而备受指责。1949年，早已被打入冷宫的鲍罗廷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厄运，他与许多
犹太知识分子一起被送往集中营，1951年约67岁时在关押期间死去。

《走进中国》一书这样写到此时的莫斯科：

这是布尔什维克篝火在斯大林恐怖寒夜降临之时的最后一次猛烈的燃烧。在斯大林造成的
一场失败的革命中幸免于难的瑞娜、希恩和中国流亡者，亲眼看到了一位伟大人物的消亡
。有传言说托洛茨基已经被捕；瑞娜在希恩到来的那天，曾看到托洛茨基在靠近戏剧广场
的一个窗户前，试图向人群发表演讲，但听到他的声音被淹没下去。传言在这座欢庆城市
的一片混乱中蔓延：加米涅夫被流放，托洛茨基被捕，越飞因自我矛盾而开枪自杀(真的)
，共产国际重组，苏维埃议会休会。


在这种气氛中流亡的宋庆龄，几个月后，才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时间大约在1927年12月或
1928年春。这里取《宋庆龄年谱长编》的说法，为1927年12月：

与陈友仁到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会见。

……斯大林则表示，希望宋庆龄等能早日回国，继续领导中国革命。至于共产国际和苏联
政府如何继续支援中国革命的问题，只说有待具体研究，今后会派信使去中国联系。谈话
达一个半小时。

这种敷衍搪塞的话，使宋等感到迷惘和失望，并决心离开苏联。宋晚年给爱泼斯坦的信中
说：“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
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

流亡者彻底失望了。宋庆龄离开了莫斯科，离开了苏联，前往德国，开始了在欧洲的新的
流亡。

从此，宋庆龄也开始在中国政治中扮演另外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角色。她的美丽依旧，
她的伟大依旧，但已不再是革命的中心。或许可以这么说，她和以她的丈夫命名的事业，
成为了过去。更大程度上，她成了政治良心、道德力量、民间声音的象征，在不同时期按
照她个人的方式发挥历史作用。在20世纪的中国女性中，她的名字与人格，永远是美丽的
化身。

七/上海的婚礼与广州的暴动

当现实证明宋庆龄与陈友仁结婚的消息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谣言时，当宋庆龄不得不在莫斯
科感受到冬天的寒冷时，她的妹妹宋美龄则在上海开始了她的政治生涯的显赫——她与“
征服者”蒋介石的婚礼，1927年12月1日在上海的大华饭店隆重举行。

《时代》报道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宋美龄的名字第一次出现了，以后她还将多次成
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时代》的报道题为《宋氏姐妹》：

2000名衣着豪华的中国人，上周在上海参加了蒋介石元帅的婚礼……

蒋在上周以现代中国一个浪漫的婚姻征服者形象赫然出现，因为，他执著地向一位女士求
婚。众所周知，起初他被拒绝了。在中国，一般来说，被拒绝是求婚者“丢脸”的事，甚
至有不少人难以忍受而选择自杀。通常，这种求婚还是通过媒人，但蒋介石不得不冒着“
丢脸”的危险，因为他的新娘是完全西方化的“现代女性”宋美龄小姐。

在中国，“宋氏姐妹”是著名的政治女性。大姐是孔祥熙夫人，孔先生家传尊贵，是孔夫
子直系后裔。二小姐是享誉中外的夫人，是民族主义运动“神圣”的奠基人孙逸仙的遗孀
。据报道，她现在已和前夫的热情战友、原汉口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结婚。

三小姐是宋美龄，威尔斯里学院1915级毕业生。她和担任汉口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弟弟宋
子文一样，与汉口国民政府立场相当一致。她很迷人，聪慧过人，言辞严谨，观察家了解
她的民族主义热情，猜想她在上周与蒋介石结婚，可能会使他不再引退，而是重掌国民党
军事力量的指挥权。(《时代》，1927年12月12日)

报道说得不错，只是到了此时，蒋介石才有可能真正确立他的地位。1927年8月受到来自三
方——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中的原国民党左派势力、拥有数十万军队的冯玉祥、蒋的
得力部下何应钦等的压力，蒋介石不得已而宣布下野。现在，与宋美龄完婚之后，机遇的
天平再次偏向了他。他的劲敌汪精卫已经被迫下野，赴欧洲“休假”；逼他下野的冯玉祥
，转而又力挺他出山，并将在两个多月后，正式结拜为“金兰之交”……

《时代》1927年最后一期刊物上，报道了蒋介石重返政坛的消息：

上周，一批称自己是国民政府的中国人在上海通过了一项与苏联决裂的决议。他们的领袖
是原北伐军总司令、打下了半个中国的蒋介石，他说：“我欲竭尽全力实现国民党地区的
和平，重整国民政府，提供充分军备以与张作霖(中国北方的统治者)作战，只有将他消灭
，中国才会和平。”(《时代》，1927年12月26日)


仿佛是巧合，或者说是历史的选择，同一期《时代》还报道了刚刚发生的广州暴动：

……

中国南部香港的《邮报晨刊》，上周这样描述了广州历时两天的可怕而典型的中国人暴动
场景，此次*由苏联共产党策划发动。

关于这一暴动，唯一电传到美国来的现场描述，是由美国驻广州领事休斯顿(Huston)发来
的。电文称：“广州的控制权由据称是工人和士兵们掌握，大约5000人，警察均被解除武
装。……”

“造反者由城里的乌合之众组成，他们从乡下结队汇集到市区。”

“该运动由俄国人领导。据报告他们公开宣称是共产党人。……48小时内，城里到处是抢
劫，大部地区被烧。”

“军队回到城里，在第3天上午11点左右，粉碎了暴动。”

“士兵们在城里巡逻，成批成批地处决嫌疑犯和抢劫犯。”(《时代》，1927年12月26日)

这次暴动，发生在1927年12月11日，史称“广州起义”，领导者是张太雷、叶挺、叶剑英
等。张太雷战死，其他领导者在暴动失败后逃离广州，前往广西左、右江地区，与*等人汇
合，又发动了新的暴动。在这之前，还有朱德、周恩来、陈毅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毛泽
东等人领导的秋收起义等，但均未见《时代》报道。然而，这些领导暴动的*领袖们，将是
未来70年间中国历史新的主角，有的还将一次又一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这些暴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一点，《时代》以及所有西方媒体都不可能知道，就像
许多中国人自己也不可能知道一样。许多投身其中者，也是要到一些年后才会清晰地回想
它、描述它、概括它。

亲历、参与、摸索，然后描述、总结，1927年之后的历史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开始形成。

一切，真的重新开始了。

showcraft

1928—1930：硝烟里，这一曲起承转合（冯阎）

1928年，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三巨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并排坐在一起，留下了现代史
上一张重要的合影。

三人均正襟危坐，蒋居中，冯在左，阎在右。蒋一身戎装，笔挺而讲究，人比冯、阎瘦弱
，坐在两人之间显得略带拘谨；冯身躯魁梧，但衣着随意，粗布简装衬出满脸的憨厚与朴
实；阎与蒋一样，也是一身戎装，但看上去持重而老到。

颇具代表性的一幕场景。三副形态，三种风格，在北洋军阀时代与国民党时代交替之际，
碰撞交叉，书写历史，改变中国。

论年龄和资历，在冯、阎二人面前，蒋不过是小老弟。冯、阎同庚，均是1882年生人(另一
说阎为1883年出生)；蒋是1887年生人，比他们两位小5岁。3人虽然都参加了1911年辛亥革
命，但地位、作用大相径庭。辛亥革命中，阎锡山是赫赫有名的一个主角，他所参与发起
的山西起义，被认为是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期间北方诸省中最为重要的行动，阎锡山因此
颇获孙中山欣赏与器重，被任命为山西督军，从而开始了他对山西38年的统治。作为早就
从军的清军军官，冯玉祥参与发起了河北的涿州起义，之后他逐步羽毛丰满，很快成为颇
具实力的军阀，并在1922年成为河南督军。和他们的显赫表现有所不同，蒋介石在武昌起
义爆发后，才从日本回到上海投身辛亥革命，曾在沪军都督陈其美麾下出任团长。10年之
后，1922年，即冯玉祥成为河南督军的这一年，孙中山在广州受到广东督军陈炯明攻击，
受困于珠江上的永丰舰，蒋介石自上海应召而来，因“护驾”有功，赢得孙中山的赏识，
被任命为孙中山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次年，孙中山又委派蒋介石率团前往莫斯科，考察
苏联的军事、政治及党务，蒋这才开始走到历史前台，成为现代史上的重要角色。

然而，几年之后，随着北伐的成功，蒋介石的地位、实力与影响都已经超过了冯、阎，这
就难怪在合影时，他被冯、阎两大巨头恭恭敬敬地请到了中间。

有材料说，这张合影摄于1928年2月。那么，不知道此刻坐在中间的蒋介石心里到底是什么
滋味?因为就在6个月前，1927年8月，迫于汪精卫、冯玉祥等人的压力，他曾宣布下野，回
到家乡奉化。这是他的漫长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下野。

1927年8月22日的《时代》杂志，报道了蒋介石下野的消息。

从历史眼光看，这一期《时代》颇有值得玩味的地方。在报道蒋介石下野新闻的同一页版
面上，正好有关于托洛茨基下台的报道。报道称，托洛茨基已被斯大林赶出了苏共权力中
心，还特地配发了一张托洛茨基的照片。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中国革命政策，反对共产
党与国民党组成联合阵线，与斯大林的矛盾冲突白热化；蒋介石抛弃孙中山确定的联俄、
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转而向共产党大开杀戒。两位与1927年中国大革命密切
相关、立场与态度绝然相反的主角，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这个八月却有着同样遭遇，几乎同
时离开了各自的权力中心。唯一不同的是，托洛茨基的离开是永远的，等待他的是流放和
暗杀；蒋介石的离开则是暂时的，他以退为进，还将复出。

“英雄下台”——这是《时代》报道蒋介石下野消息的标题。

“征服者”蒋介石在率领他的国民革命军横扫半个中国之后，最近因受到指责而下台。上
周他回到故乡暨出生地，上海南边100英里之外的奉化的一个小村庄。

他在午夜和黎明之间的夜色里抵达——因为在中国，一个“丢脸”的人最好悄悄来去。一
个忠实的秘书只是说：“蒋介石将军和家里的人住在这里，开始完全引退的生活。在为国
民党的事业付出一年的辛劳之后，他想好好休息休息。”

与此同时，在上海的西方记者，忙于请中国人翻译一份700字的文件——蒋介石辞去革命军
总司令的正式辞呈。

辞职呈——

在其辞呈中，蒋将军向“中国人民”讲到民族主义运动最初的辉煌胜利，以及目前令人伤
心的分裂状况。“我们的革命面临困难，乃是因为共产主义之故。”蒋介石将军称，他自
己毫不手软地反对共产党人的行动，被说成是他为了扩大个人的势力，一直受到国民党人
的阻挠，结果，“我的国民党同志几乎在所有事情上失去对我的信任。”


蒋介石继续说，国民党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在清除共产主义，但最终却导致在国民党内部存
在大量对他个人的攻击。“我本应在春天就辞职。不管怎样，我愿意放弃个人的地位以看
到革命的成功。”

这些具有高度原则性的表述，可能是诚恳地发自蒋介石这样一个享有盛誉的人的内心，不
过，他上周的辞职，也是他的部队近来在进攻北京时接连失败而导致的一个紧迫事件。这
些败仗上周转为溃败，在考验人的心理的时刻，蒋将军名义上的盟友、古怪的“基督”军
阀冯玉祥，突然通电逼蒋下野。

意味——

蒋介石的引退，导致他曾领导的南京政权——国民政府的分支失去意义，而使最初的汉口
国民政府在国民党整个事务中再度起到主导作用。被称作“基督”军阀的冯玉祥又在干涉
汉口事务，他以出尔反尔著称，因此中国人认为他可能想很快由他本人来控制全部国民党
的地盘。(《时代》，1927年8月22日)

蒋介石被迫下野有多种原因，北伐战事受阻被认为是最直接的原因：

到8月份，南京集团几次遭到军事挫折。张宗昌7月25日夺回徐州，孙传芳则向长江三角洲
老根据地挺进。……在南京集团内部，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的黄埔学生
之间存在冲突。甚至何应钦对蒋的支持也是不可靠的。……在8月12日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
议上，蒋谈了他要辞总司令之职和把首都防务交给其他将领的意图，当没有人提出反对时
，他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侮辱，于是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蒋的引退声明8月13日发表。
(《剑桥*史》，第767页)

蒋介石下野了，但局势并没有向不利于他、或曰有利于冯玉祥的方向发展。蒋介石与宋美
龄结婚，使自己的政治资本和影响力进一步加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最大对立面和竞争
对手汪精卫，受到多方指责，在1927年年底不得不再次出国；曾经通电逼迫蒋介石下野的
冯玉祥，此时也忽然改变了态度，主动联合阎锡山，又一再通电吁请蒋介石出山。

几个月的静观其变，几个月的私下运作，1928年初再度出山的蒋介石，才真正成了国民党
党内一时无人可以取代的人物。他的那些对立面，无论军事派别或者政治派别，都暂时不
计前嫌，将他推到第一的位置。可以说，蒋介石是在春风得意之中迎来了1928年。

1月4日，刚在莫干山度过蜜月的蒋介石和宋美龄回到南京，5日即宣布复职，担任国民党中
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28日，新成立的中央军事委员
会宣布，国民革命军重新组建为4个集团军，蒋介石本人亲自担任第1集团军总司令，冯玉
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担任2、3、4集团军的总司令。

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反复之后，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在1928年2月走到了一起。蒋介
石和冯玉祥在郑州再度会面，互换兰谱，结拜兄弟。蒋送给冯的帖子写道：“安危共仗，
甘苦共尝，海枯不烂，生死不渝。”冯送给蒋的帖子写道：“结盟真义，是为主义，碎尸
万段，在所不计。”传统形式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只是其中真真假假，扑朔迷离，如今看
来，历史似乎只是多了一些有趣的点缀。

三人坐在一起，标志着以往恩恩怨怨的结束，更是未来戏剧化场面的开始。

此刻，三巨头坐在一起结为同盟，商讨共同继续北伐，直指盘踞北京的奉系大军阀张作霖
。有谁能料到，同样是他们三位，两年之后将成为对垒交战的敌人。1928年张作霖在日本
关东军制造的皇姑屯车站事件中被炸死，奉系随即全部撤至关外。不久，张学良宣布东北
易帜，归属南京政府，蒋介石实现了暂时的统一。但两年之后的1930年，冯、阎联手，与
南方桂系军队遥相呼应，开始大范围倒蒋战争——中原大战。

1928—1930，3年硝烟弥漫，3年风云变幻。正是在这3年期间，冯玉祥、阎锡山两人陆续成
为了《时代》的封面人物。登场时间分别是：1928年，冯玉祥；1930年，阎锡山。


二/蒋、冯父子均在漩涡中

蒋介石与冯玉祥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7年6月19日的徐州。拥有重兵的冯玉祥，此时正是
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竞相拉拢的对象。

6月6日的《时代》，报道了在关键之时出兵中原的冯玉祥：

驻扎蒙古的军阀冯玉祥，上周大举南下，未宣布其进军目的。他的庞大的由俄国装备的军
队，欲轻取距北京西南方向约400英里的郑州，这是位于京汉铁路上的一座重要的战略要地
。如果这一不确定的报道属实，冯将军将会在短期之内，在中国事务中再度扮演重要角色
，这是他在被张作霖赶进蒙古时曾经失去的……

《时代》说得不错，冯玉祥果然在1927年潮起潮落的局势演变中，开始扮演关键角色。在
与蒋介石会晤之前，冯玉祥6月10日先在郑州与汪精卫率领的武汉政府代表团举行了会谈，
并达成了一致。他被国民党左派认为是挽回败局的最后希望。但几天后，6月14日，冯玉祥
又向南京方面的蒋介石表达了希望会谈的意愿。蒋介石欣然同意，并立即于6月16日率大部
分要员赶赴徐州，等候冯玉祥的到来。

冯玉祥后来这样回忆他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

我们的车子到了砀山——距徐州还有一站——遇着蒋先生亲自乘着车子前来相迎。(那时蒋
先生为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地位甚高，而犹如此谦下，如此周到，真是从
学养中得来。我于此等处往往疏忽，非我存心骄傲怠慢，实是想不周到。)这是我们第一次
的会晤。见其丰采及言谈态度，无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我的生活》，第5
61页)

敬慕之中，权衡之后，冯玉祥放弃了一周前与武汉政府代表团达成的协议，与蒋走到了一
起。据说在会谈中，蒋介石答应每个月向冯玉祥的国民军提供250万元军饷。

《时代》报道了蒋介石与冯玉祥的徐州会晤：

徐州府，距北京400英里，初现这一联盟业已形成的景象。国民党总司令蒋介石来了，他的
军队原是汉口“共产党派”力量的一部分，现已占领了南方的半个中国。接着，在欢呼声
和标语丛中，冯玉祥大元帅也来了——他魁梧、高大、健壮，动若猛虎，上周他没有刮胡
子，脸紧绷着，趾高气扬，为自己拥有新的权威而骄傲。仅仅14个月之前(见《时代》，1
926年4月12日)，冯玉祥被满洲大军阀张作霖赶出了北京，张至今仍统治着北京。冯元帅撤
退到蒙古，在那里养精蓄锐。接着，他匆匆前往莫斯科，据说，他获得大量经济援助、装
备、军火。然而，上周他又让人们有了这样一个印象：冯元帅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又
并非反对或抛弃苏联政府。

同期的《时代》以“最后通牒”为小标题摘要报道了冯玉祥向武汉政府发出的通电：

冯玉祥宣布他已向汉口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发出最后通牒，从而让世人知道他支持蒋介
石的立场。

“在汉口方面控制的地区，商人、工厂主、地主正受到工农的*。中国人民不需要这种暴虐
现实。由于共产主义教条在湖南省的传播，甚至在前线的士兵们的家庭也受到*，他们的财
产正被没收，别的罪行也假民族主义的名义实行。

“显然，为了实现少数激进分子组织的目的，结果把整个国家都拖进了混乱……

“现在，我考虑必须采取以下纠正措施：

“首先，已被解职的鲍罗廷应该立即回到他自己的国家俄罗斯去。第二，汉口政府执行委
员会中的中国人，愿意出国休息的应允许离开。汉口政府中其他一些忠诚信奉国民党原则
的成员，应立即加入南京政府。

“为了尽快取得革命胜利，实现孙逸仙博士的原则，个人的矛盾容易得到解决。

“我们必须尊重孙逸仙的遗愿。”(《时代》，1927年7月4日)

蒋、冯走到了一起。

有意思的是，当蒋介石和冯玉祥先后采取*和反苏行动时，他们分别有一个儿子正在莫斯科
留学，蒋介石的儿子是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是冯洪国。他们的立场转变无疑把儿子推到
了极为尴尬的境地，而儿子的反应，特别是蒋经国的反应，顿时也成了世界媒体关注的新
闻焦点。


自孙中山1923年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后，前往莫斯科留学吸引了众
多渴望革命的中国青年，苏联也相应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学生。
在这样的革命高潮中，蒋经国和冯洪国也分别被他们的父亲送到了莫斯科，以表示他们支
持革命、与苏联友好的态度。

然而，突变来了。

最先遭遇尴尬的是蒋经国。《时代》以《痛斥父亲》为题报道了蒋经国在莫斯科的反应：

莫斯科一位正在念书的青年学生，是中国国民党*者蒋介石的儿子，年轻的蒋上周听到他的
父亲如何开始在中国清洗共产主义后，给一家莫斯科报纸投书说：

“蒋介石曾是我的父亲，革命的朋友。现在，他成了我的敌人。几天前，作为革命者的他
已经死去，活下来的是一个反革命。他曾用美丽的语言描述革命，但又在最便利的时候背
叛之。蒋介石不再会和张作霖作战。打倒蒋介石!打倒叛徒!”(《时代》，1927年4月25日
)

与蒋经国同时在中山大学留学的另一个中国学生盛岳，后来在*中更详尽地记述了蒋经国此
时的反应：

蒋经国是登台演讲的学生之一，当时他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他那雄辩的演说赢得
了全体学生雷鸣般的热烈掌声。1927年4月16日，《消息报》在一篇描述中山大学学生对政
变的反应的文章中发表了这次演讲的情况：“蒋介石的儿子鼓动学生们到共产国际大厦前
*示威。不久前，他在一次中国青年的会议上说：‘我在这里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的。’”几天之后，蒋经国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
谴责他的父亲蒋介石是他的敌人，这份声明被塔斯社译为多种文字广泛散发。(《莫斯科中
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25页)

从这一回忆看，《时代》的报道想必源自塔斯社。有意思的是，对父亲行径严辞痛斥的举
动，为蒋经国赢来了鲜花和掌声：

这个声明发表后，我们无论走到哪儿，都碰到人们以极大的关注问我们：“蒋介石的儿子
在哪儿?”一夜之间，他成了一个有名的大红人，而倒霉的是我们没有一个像蒋介石那样的
父亲。“四·一二”政变后，我们的地位一落千丈了。不仅不再有俄国姑娘们向我们卖弄
风情，而且我们到处都受到俄国人的轻蔑。(《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26页)

2个月后，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在莫斯科也遇到了蒋经国同样的尴尬。冯玉祥与蒋介石合作
的消息传来，冯洪国立即采取与蒋经国同样的举动——与父亲决裂，痛斥父亲。冯洪国在
莫斯科当即发表了一份声明，形式是致父亲的公开信。他谴责父亲叛变革命，其语言和语
气与蒋经国也大致相似：

父亲：现在很明白，由于你逃离革命战线，你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头子。……你显然不想
在国民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而是只想利用他的旗帜，打着保卫工农利益的幌子，抢占
更多的地盘而已。……作为革命者，我心目中只有革命利益而毫不念及父子关系。从今天
起，我把你当成蒋介石、张作霖一伙反革命分子当中的人。

现在你我属于敌对阵营。你在反革命阵营。今后我一定要和我那与工农为敌的父亲进行斗
争。这是我对反革命父亲的诀别之言!(《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44页)

2个在莫斯科公开宣布与父亲决裂的年轻人，后来又各自回到了父亲身边。冯洪国的情况如
何未见记录，蒋经国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成了父亲的接班人，从而也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
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的故事在以后的叙述中还会出现。

发生在莫斯科的与父亲的决裂，或许只是历史小插曲，在轰轰烈烈、潮起潮落的大革命中
，在蒋介石与冯玉祥的关系演变中，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这些细节在我看来却有着特殊
的意味，有了它们，历史才显得更为生动而有趣。

三/“张之后的张”:从张作霖到张学良


继吴佩孚、蒋介石之后，冯玉祥成了《时代》封面上的第三位中国人物，时在1928年7月2
日。

从6月2日张作霖宣布撤离北京，到7月2日冯玉祥走上《时代》封面，仅仅一个月时间，中
国便发生了一连串令世人关注的新闻：民国*、前总统黎元洪病逝；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
良秘不发丧直至宣布继承父位；在蒋介石安排下，阎锡山忽然替代冯玉祥成为占领北京和
天津的新主人……

我有些奇怪，这一次《时代》为何没有选择张作霖作为封面人物。从称霸中国的时间之久
、影响之大，到被日本士兵暗杀致死的事态之严重、背景之复杂，张作霖其实都值得成为
封面人物的。

不过，尽管没有被选为封面人物，但自1923年创刊以来，《时代》在报道中国时，张作霖
一直是其最为关注的对象之一。在1924年选择吴佩孚作为封面人物时，《时代》便谈到过
张作霖，称他是“一位虔诚的帝国拥护者，即拥护君主制的人”。在1927年大革命潮起潮
落的过程中，关于逮捕和处决李大钊等共产党人、释放鲍罗廷夫人等新闻的报道，都涉及
到张作霖。

在上海主编英文刊物《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人鲍威尔，采访过张作霖，在他的眼里这是
一个幽默有趣的人：

这位东北军事*者，在中国人心目中，只是一位出名的“红胡子”。这个名词的起源，可以
上溯几个世纪，是中国人对早年从西伯利亚入侵的强盗的称呼。后来，凡是活跃在东北的
那些无法无天的中外土匪，就统统被称为“红胡子”。外国人另外送给张作霖一个绰号“
东北虎”，形容他的胆大妄为和豪放不羁。我一直听见他的这两个绰号，断定他是一位凶
狠的、满脸络腮胡子、屁股后面插着两支快枪的土匪头子，所以去访问他的时候，心里已
经有所准备。因此，当我坐在会客厅里，看见一位矮小、温和、没有胡子的人走进来，有
人介绍说这就是张作霖将军时，我不由大吃一惊，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笑着问他年轻时在哪里读书?他眨了眨眼睛，通过翻译回答说：“绿林学校。”张作霖将
军不失为一位具有幽默感的人。(《鲍威尔对华*》，第91页)

不过，《时代》一系列关于张作霖的报道，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张的讥讽、蔑视以及某种程
度上的厌恶之情，它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出生草莽、粗野而缺乏教养的军阀形象。

在1927年4月4日蒋介石成为封面人物的这期刊物上，《时代》同时在版面上发表了张作霖
的一幅照片，并在报道中写道：

满洲和中国北方最强大的野蛮军阀张作霖，上周仍是唯一一位仍具实力的人，或许他可以
挡住目前在长江一带作战的国民革命军，不让他们从已占领的中国南方进入北方。

张作霖是旧式大军阀。他喜欢喝燕窝汤……

布里顿夫妇上周从北方抵达上海，讲到大军阀张作霖最近在北京打麻将，可以一口气连打
37个小时，他选择三个对手，结束时，都是赢了对手，赢的钱也一样多。然而，一个星期
后，他的两个部下军官却因无票强行进入北京剧院，被他砍了头。

《时代》用加以渲染的气氛和细节，为读者描绘着他们眼中的张作霖。1927年4月18日的报
道说：

“以所有的神的名义，以它们的名义，我告诉你，法国必须帮助我——必须!”上周，在北
京的满洲残暴的大军阀张作霖，对一位法国记者暴跳如雷地如此说。他用剑鞘敲打桌面，
接着说：“国民党的军队从南方向北方进攻我，是国际性重要事件。如果布尔什维克主义
在中国胜利，它就会在全世界胜利。列强必须帮助我打败国民党，把他们赶回长江以南。
然后，我将以兄弟之礼对待他们的军事领袖蒋介石。我和他没有冲突，因为我听说他内心
里其实希望摆脱布尔什维克。那样，在中国，只有两个派别在长江上对峙，一个伟大的劳
工国家建立起来也并不困难，神会保佑和平。”

紧接着这番话，《时代》以“黄色奇迹”为小标题，讲述了在战场发生的张作霖、张学良
父子的一个滑稽、奇特甚至荒诞的故事：


为证明说出的这些火药味十足的话，张作霖上周紧急调遣儿子张学良将军南下。当他的军
队专列驶入河南省时，车厢被撒满成千上万的黄色符咒。张的士兵一看，恐惧地发现上面
印着巫师们画着红色小刀图案的咒语。符咒写道：“谁来河南和它的保卫者作战，谁就得
不到他的祖先的保护!小心点!”

有传言说，面对这种威胁的恐惧，整个部队全停下来，年轻的张学良焦灼地给父亲张作霖
打电报，要他也从北京运来更多的、更灵的巫师来对付符咒。很快，专列运来了巫师。他
们开导士兵，应该把这些符咒撕碎，同时，自己在来福枪上系一个小小的“神布条”，然
后用“敌人的血”来浸染它。

由于巫师们从北京带来了大量“神布条”，士兵为之感激，就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用“
敌人的血”来浸染它。壮壮胆，鼓鼓劲，他们又向河南挺进了一大截。(《时代》，1927年
4月18日)

正是在发生这些故事的时候，张作霖越来越感到了来自南方革命军的压力。6月18日，他索
性在北京宣布自己为*海陆军大元帅，组建安国军政府，任命所谓国务总理。对于他，这显
然是在紧迫局势下强作镇静的一个举措，以此来向外界表现自己的沉着、威严。他颇为精
心地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就职典礼，广邀各国驻华使馆人士参加。但从《时代》的描写看，
那些应邀出席典礼的外交官，只不过看到了一幕滑稽的闹剧而已。

这篇题为《“*者”发表宣言》的报道写得生动而坦率，倾向性很明显：

上周，在北京，一次讨厌的就职典礼仪式上响起108声礼炮。典礼大厅在位于湖中央一个小
岛上的一个宏伟建筑里，数万名中国官员、外交官都被搞得疲惫不堪。一个中国乐队演奏
国歌——对西方人来说，刺耳难耐。在这种狂欢式的典礼仪式上，被关注的焦点，是站在
那里的一位瘦小但却专横高傲的中国人，从上到下，他穿着一身富丽堂皇、亮闪闪的蓝色
丝绸陆军大元帅服，样式是由他自己设计的。

此人就是满洲和中国北方的军阀、赫赫有名的张作霖。日本曾支持他的“满洲政权”。据
信英国也私下为他提供援助。上周，他决定正式宣布自己为“统治者”。他用又尖又高的
声音朗读自己写的20字誓言，鼓励他的军队“消灭中国的共产主义”。

不幸的是，无论如何这一切均毫无意义。张本人一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者。差不多一年来
他天天都在对记者说，他的军队即将“消灭中国共产主义”，可是上周这些军队却被南方
杰出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打败，正在向北京撤退。因此，上周“*者”张倒像是
在喊出绝唱的第一声勇敢的音符。总而言之，在北京的外交官并不重视出席“就职典礼”
，也没有留下多少印象。(《时代》，1927年6月27日)

外交官们对张作霖的冷淡和厌倦显然事出有因。他们大概更愿意与以往段祺瑞、吴佩孚之
类有文化、有修养的军阀打交道，而不愿意面对一个性情暴烈而无所顾忌的军阀。

《时代》说得不错，张作霖出任“大元帅”时的演说真的是一个“勇敢”的“绝唱”。他
没有“消灭共产主义”，也没有打败国民革命军。相反，一年后，1928年6月2日，在各方
压力下，他被迫通电宣布撤离北京，并于当天夜里坐上专列启程返回沈阳。6月4日晨，当
专列驶进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车站时，日本关东军一批军官策划了爆炸事件，张作霖的专列
被炸毁。张作霖身负重伤，被抬回大元帅府，几个小时后身亡。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
的一代枭雄，竟以这种方式永辞人寰!

关于张作霖的历史功过，远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但我比较欣赏鲍威尔的一段评说：

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不奉命行事，但盖棺论定，他无愧
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张作霖把自己的大半财产用于兴办教育。他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的
教育，但他在东北亚地区，跟俄国人和日本人玩弄国际政治这副牌时，却是一个精明的牌
手，应付裕如，得心应手，始终保持了东北领土的完整。(《鲍威尔对华*》，第93页)


张作霖的时代结束了，他的儿子张学良从此被推到了历史前台。

据说张作霖在弥留之际吩咐其夫人：“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不
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小六子”就是张学良。他紧急赶回沈阳，处理父亲后事。将近一个月后，《时代》报道
了在此紧要关头张学良的举动，标题用得很简洁——“张之后的张”：

一个能干的中国年轻人，被讨好他的人奉承为“完美的战士”，在经过了17天谨慎的秘而
不宣之后，于上周证实了他的父亲、满洲大军阀张作霖在撤离北京途中被炸身亡的消息。

17天的时间，足以使儿子、继承人张学良巩固其地位，看上去已获成功，所以他宣布，根
据协议他继承了1000万元的遗产。

满洲是比法国、意大利加在一起都要大的偌大地盘，位于中国富饶的北方，这块土地的新
统治者以坚定的语调宣布其纲领：

“我要我们的人民专心于满洲发展，为了发展，关心我们自身而非外部。从现在起，我们
没有必要寻求扩张，或者侵犯中国别处……”

“我经历战争已达10年，深知其恐怖。我要让我们的人民不再身受其害。”

“至于国民军我们准备与他们在平等基础上签订协议。事实上，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不
过目前暂时停顿，有待于民国政府统一之后实施。如果他们想把我们排除在外，只根据他
们自己的条款来取得和平，那么，我们自然不会与他们谈判。”(《时代》，1928年7月2日
)

报道的行文，摘录的声明，为人们面前展现着一个与其父在性格、政治主张诸方面均有很
大不同的张学良。配合这则报道，《时代》还发表了一幅张学良的照片。

早在几年前，张学良的照片就已经在《时代》上出现过，是在1924年吴佩孚成为封面人物
的那一期，照片说明为：“张元帅，他的头衔不再是闲职”。照片上的张学良身着戎装，
一副少帅风采。此时的张学良出任镇威军第三军军长，率领奉军主力与吴佩孚对阵，在被
张作霖精心培养之后，他开始身担重任了。

如今，父亲的遇害突然把历史难题放在了张学良面前。随着张作霖的去世，东北不再是过
去张作霖可以凭借实力和狡诈与日本人周旋的东北，奉系也不再是过去鼎盛时期的奉系。
一个年仅27岁、只是靠父亲的栽培走到权力顶点的少帅，能否不负众望走下去呢?

这一次，照片上的张学良，不再是一身戎装，而是脱掉外套，露出一身白色的休闲服。他
双手叉腰，脚上一双长统皮靴，倒也能让人感觉出一点儿镇定自若的神采。不错，在对父
亲遇难消息秘而不宣的十几天里，张学良有许多紧要的事情要做，而且从暂时的情况看，
他控制了局面，避免了因张作霖的去世而可能引发的奉系内部的混乱，从而导致日本关东
军的进一步阴谋。在这一点上，少帅有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智谋和坚韧。

《时代》照片的说明很有意思。上面一行：*ART SON CHANG，下面一行：His father was
*arter。这里，关键的词是*art，意为：敏捷的、精明的、狡猾的、壮健的……在张氏父
子身上，汉语中用哪一种表述更为准确?用“精明的”，还是“狡猾的”?我倾向于用“狡
猾的”较为妥帖。那么，这两句的意思是：“狡猾的儿子张”，“他的父亲更狡猾”。

“狡猾的”张学良在危乱之际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他踌躇满志，他被手下人誉为“最
完美的战士”，他以这样的姿态，站到了可以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相提并论的位置
。从此，巨头的行列中，又多了一位新巨头。而这个比他们年轻的巨头，在未来时间里，
将一次又一次地以他的参与而改变中国现代史的行程：

第一次，1930年，在蒋、冯、阎中原大战胶着之时，张学良出兵关内，力挺蒋介石，导致
冯、阎被打败，宣布下野，从此不再有向蒋挑战的实力；


第二次，1931年，在日本关东军策划的“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的东北军一败涂地，
撤进关内，整个东北转眼间陷入日本之手，中国从此开始抗日救亡的时代；

第三次，1936年，张学良囚禁蒋介石，“西安事变”真正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不过，此时，1928年7月，张学良只是开始登场的主角之一，他的表演还有待于未来。于是
，《时代》选择了另一个比他更为引人注目的人作为封面人物，他就是冯玉祥。

四/“基督将军”——战士或叛徒

他站起来足有6英尺高。他不是纤弱的黄种人，而是个头魁梧，古铜色，和蔼，《圣经》拿
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里，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神枪手。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队——195000
人的主人。在今天，这样的人就是中国的一个最强者：冯玉祥元帅。

1928年7月2日，《时代》关于封面人物冯玉祥的报道，以上面这段描述作为开场白。

封面选用了冯玉祥的一幅特写镜头。他显得很健壮，巨大的头颅微微仰视。帽檐正好遮盖
住前额。照片下面的说明很简洁：“中国的基督教战士，……变乌合之众为规矩之军。”
这里是用“基督教战士”的称谓，而对更多的外国人来说，更喜欢称冯玉祥为“基督将军
”，就像过去谈到吴佩孚时喜欢用“儒将”的称呼一样。

冯玉祥有着传奇般的经历，谈到他，人们总是会津津乐道于他皈依基督教的起因，以及他
命令整个部队的士兵都念圣经，唱圣歌，按照牧师们的训导祈祷。在军阀混战的年代，这
些做法的确引人注目，也令人好奇。“冯的优点”——以这个小标题，《时代》为我们描
述的便是一位在军阀群体中鹤立鸡群的人：

要一一列举出所有指责基督徒冯的污点的说*显得可笑。这位最强者也会因他的诸多优点而
令人难忘。

1880年(有误，应是1882年——引者注),他出生于安徽省，家境贫穷，因黄河这条“中国的
忧患之河”年复一年发生水灾，他从小就频遭饥荒。

18岁时，冯在当时的清军中当兵，拳乱(1899-1902)之后，他很快升至军官。他患溃疡而受
其折磨，两位中医告诉他是“不良生活所致”，想收他的医疗费，此事对他刺激和伤害甚
大。这位年轻军官很清楚自己的品行，拒绝了中医的治疗，转而去北京教会医院求医并痊
愈。为他治疗的基督教医生说的一番话，令他终生难忘：“你不必付钱。我只要你记住，
是上帝爱你，派我来为你治病的。”

1913年，冯少校由一名卫理会牧师主持洗礼，此后，他又让自己的500名手下全部皈依基督
教。1915年，他成为少将，在四川省主持了一次祈雨仪式，背诵《圣经》中以利亚先知为
加尔默罗山祈雨而做的祈祷。

冯将军信奉上帝后采取的进一步行动，是在他被任命为一个省的统治者后，数年之间他满
怀热情地反对鸦片、嫖娼、酗酒、吸烟。与此同时，他开始学习写作，还自己编写军歌，
题为《士兵之精神》。有几个日本小偷被卫队抓住后，冯将军命令当地一名日本领事道歉
，他对日本领事咆哮道：“我没见过一个好的日本人！难道你们都是坏人?日本人难道没有
一点儿羞耻?”这位将军又以相当温柔亲切的感情这样写下他的敬佩：“伟大的林肯总统，
解放了美国奴隶。”

*此时变得越来越戏剧性。总统由诸如吴佩孚之类的军阀提名，不断更换。在此期间，这位
基督将军则一直在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如今，这支军队的实力强大无比，它不靠抢劫生
存，这本是其他中国军队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冯元帅会处以死刑。军队不再是强盗，为何
不能成为能工巧匠?基督将军的答案是，教会每一个士兵一些有用的技能。学纺织、木匠、
鞋匠，且价格“合理”。结果，在中国连年内战的长时间里，冯玉祥的士兵一直最忙碌，
也最受欢迎。整洁，军纪严明，乌合之众变成了纪律严明、整洁的军队。(《时代》，192
8年7月2日)


在上海主编《密勒氏评论报》的鲍威尔，曾和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一起去采访过冯玉祥
，他讲述过这样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

《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自我介绍一番后，说：“冯将军，你长得真高大!”身高6英尺，
肩阔腰圆的冯玉祥答道：“是的。你要是砍下我的头，顶在你的头上，那么我俩就一样高
了。”这位记者听了这话后，吓得几天睡不着觉。(《鲍威尔对华*》，第90页)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另外一位在20年代多次采访过冯玉祥的外国记者。她第一次见到
冯玉祥是在1925年冬天。在大雪纷飞的冬日，斯特朗乘坐火车，在寒冷中往北京西北方向
走了两天，抵达位于内蒙古沙漠中的冯玉祥的军营。她说她是慕名而来，见到的是一个表
情冷漠、高大健壮的人。两年后，斯特朗1927年4月再次来到中国，并随武汉政府代表团前
往郑州，她又见到了冯玉祥：

冯玉祥本人在我们到达之后才来郑州，这也许是偶然的，也许是他出于对自己应有的威望
的考虑。这后一种做法外国人难以理解。这样，他在车站受到了赴会的所有显赫人物的欢
迎，而他们自己则只受到冯玉祥部下的欢迎。他故作俭朴地从一节货车上下来，他的发言
人告诉我，他坐货车是“因为我的士兵兄弟也坐货车”。很久以后我才听说，冯玉祥在郑
州的前一站才上了那节货车，在这以前他一直坐在同一列火车的一节舒适的私人包厢里。
冯玉祥的俭朴，是故作的姿态，但比单纯的姿态更具深意：这是个有用的军事策略。他在
郑州执行这样一条纪律：禁止举行任何每盘菜价值一元以上的宴会。这样就防止了中国官
员通常在宴会上浪费时间和钱财的现象。用俭朴的名声来节省开支总比被说成吝啬要好听
些。(《千千万万中国人》，第72页)

冯玉祥也回忆过自己抵达郑州的情景：

车到郑州，站上人山人海，有许多军队与人民团体，汪精卫……等先生亦都亲来欢迎。这
情形出乎我的意外，觉得实在愧不敢当。我背着把雨伞，穿着一身棉布褂裤，束一根腰带
，下车一一握手。(《我的生活》，第557页)

或真，或假，“基督将军”就是以这样的姿态吸引着世人目光。

斯特朗说，冯玉祥离开最后一次会议时，由他的外事代表把他对斯特朗书面问题的答复转
给了她。他宣称对武汉政府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绝对忠诚，还宣布他的部队将要改
组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斯特朗写道：“带着客客气气得来的胜利，火车向南
驶去。我们这些旁观者以为联合成功了。”然而，几天之后，冯玉祥赶到了徐州，与那里
的蒋介石也举行了会谈。最终，他选择了与蒋介石的合作。

冯玉祥转瞬之间的突变，令人诧异。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有过一次突变。身为直
系主将之一的冯玉祥，反戈一击，转而与奉系联手，出奇兵攻占北京。先把曹锟软禁，复
从背后进攻直系主帅吴佩孚，这被看作是冯玉祥一生中最大的一次突变。而现在，1927年
，一周之内，在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之间，冯玉祥的态度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再次令
世人瞠目结舌。

于是，在讲述冯玉祥的“优点”的同时，《时代》还以“叛徒的过去”这样一个小标题，
用更多的笔墨报道冯玉祥“叛变”的故事，以及不同人的种种议论：

尽管几乎所有当代中国的记者、历史记载都把冯描述为“叛徒”，但直到上周，基督元帅
的朋友一直对这一说法感到气愤。传教士们有充分理由得出与记者们完全相反的结论，在
这一点上，山东齐鲁大学的迈纳(Miner)小姐的说法最有代表性。她上周写道：“人们指责
冯元帅‘抛弃’或‘背叛’高官、盟友等与之相关的事件，我对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冯因他的‘背叛’不得人心，但与那些没有远见和勇气这样做的人相比，他并不丢脸。
”

如此富有逻辑和奥妙哲理的看法无人能反驳。具有眼光背叛上司并将之打败，令其脸面尽
失，这样的人不会获得普遍敬重，冯玉祥自然难逃此命。


具体来说，1924年10月，冯玉祥是坐镇北京的“儒将”吴佩孚元帅手下的一位将军。大军
阀张作霖从满洲前来与吴交战。基督将军受到其上司吴佩孚的绝对信任，吴开赴前线与张
交战，冯则指挥吴的另外三分之一的部队。接着发生的事情，由华盛顿大学的高恩(Herbe
rt H. Gowan)教授如实地记录下来：“(当冯率军)离开北京时，请他的美国牧师、时任北
京青年会干事长的盖利(Robert Gailey)为之祈祷，希望尽快打败张……10月22日，发生了
吴的‘基督将军’的背叛事件，他放弃他驻守的热河要道，回到北京，强迫曹总统解除吴
佩孚的职务……并从后面攻打吴。”(《时代》，1928年7月2日)

冯玉祥与苏联时而密切、时而疏远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话题，《时代》报道认为他并不
是真正依靠苏联的人：

指责冯玉祥是“赤色分子”或者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明显很可笑。私人财产、上帝和
三位一体的神圣性是他的牢固基石，他如一个古铜色的大人物挺立其上。不过，苏联政府
发现，资助冯玉祥是有必要的。他在1926年访问莫斯科。1927年，在得到驻华使团的允许
下，苏联驻北京的使馆被冲击，从中发现了一批文件，证明他从莫斯科那里得到了273505
45发子弹、27970支步枪、10000颗手榴弹、11436发炮弹、640颗化学弹、3架飞机——冯的
朋友说这些文件是伪造的。国民党政府也曾得到过苏维埃俄国的财政援助，但该政权目前
的现任领导人已与莫斯科决裂；有迹象表明，他们以及这位最强者，一起开始与列强建立
一种似乎很纯粹的友好关系

——因为在中国，没有比他们更合适的人选。(《时代》，1928年7月2日)

所有这些，都是过去的故事。新的历史在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张作霖去世、张学良主政
东北之后掀开了。人们自然对拥有重兵的冯玉祥有了新的观察和新的期待。只是，期待的
同时，仍有人根据他以往的举动而怀疑他的真诚，甚至认为他还会改变支持蒋介石的立场
。下面这段话，的确耐人寻味：

“但是，”冯的敌人特别强调地说——他的敌人有很多，白人、黄种人都有——“但是，
大家都知道，冯过去早就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占领过这些城市……冯是个叛徒，一个犹大!不
错，传教士们喜欢他。他是他们唯一相信的中国军阀。但是，还是注意盯住他吧!他从莫斯
科得到军火，有2700万发子弹。他也会抛弃国民党，把北京变成自己的。”

上周，这位最强者似乎高兴地去掉了自己身上背着的“叛徒”这一烙印。有报道称，他完
全与新政权融为一体了。并称，他和国民党的总司令蒋介石有可能短期访问北京，在那里
参加庆典活动，庆祝整个中国在民族主义口号下得到了统一。(《时代》，1928年7月2日)

某些人的质疑和担忧，不到一年果然成了现实。1929年5月,冯玉祥宣布反蒋，“叛变”了
与之曾有“金兰之交”的蒋介石；10月10日，蒋、冯战争爆发；1930年4月，冯玉祥在失败
后再度与阎锡山联手，中原大战由此开始。过去的传言，再次成为现实的故事。

五/盟友间，起承转合

昔日盟友，转眼间剑拔弩张。硝烟弥漫中，阎锡山成了1930年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另一位主
角。

1930年5月19日，《时代》选择阎锡山为封面人物。20天前的4月29日，阎锡山、冯玉祥分
别向晋军和西北军下达了向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军队开始总攻击的命令。1928年坐在一起的
三巨头——蒋、冯、阎，在经过两年的讨价还价、不和、摩擦之后，终于爆发了中原大战
。据史书称，此次大战历时7个月，双方投入兵力110多万，战争波及20余省，死伤官兵30
余万。

《时代》报道了当时战况：

大规模但又不猛烈的战斗，上周在北平与南京两个对立的首都之间的居中地带的东西向前
线展开。这一战线基本在陇海铁路沿线。

阎元帅从他的前线指挥部致电北平，称他的部队大获全胜，歼灭敌军10000人，俘虏15000
人，并迅速向南京推进——一种鼓舞士气的夸张。


蒋反驳阎的吹牛，宣布他的飞机完全摧毁了敌军，但也承认敌军的机关枪火力颇有威胁。
(《时代》，1930年5月19日)

有意思的是，这一期的《时代》以《重新开战》为题报道这场大战时，没有分析引发战争
的政治和军事原因，而是以美国北方的佛蒙特人和南方的弗吉尼亚人相互的区别来比喻中
国的南方人与北方人，从彼此不同的性格来描述和解释战争的起因。这一视角虽然别致，
活泼的笔调也使报道别具一格，但总让人感到有些牵强和肤浅，似乎这样一场规模巨大的
战争，仅仅是因为南北双方彼此性格的差异而发生的：

佛蒙特人和弗吉尼亚人彼此不会友好。在中国，高个子、魁梧、慢条斯理但却固执的北方
人，看不起矮个子、瘦小而精明的南方人，反过来，南方人也看不起他们。上周，中国又
一场大规模内战在南北之间爆发。从1911年的革命推翻皇帝以来，类似规模的大战以不同
形式一直没有停止过。观察家注意到，此次大战是在南北双方四位最有名的人所领导的力
量之间进行……(《时代》，1930年5月19日)

这里所说的南北双方的四位强人分别是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南方的蒋介石、宋子文。
为了证实所谓南、北性格之别与此次大战的关系，《时代》特地把出生于山西的阎锡山和
出生于浙江的蒋介石的经历进行了比较：

阎和蒋两人都在日本学习军事。他们两人都是东京帝国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两人均出自
殷实家庭。两人都在1911年革命期间开始政治生涯。两个人都是好人。阎是一个中国的佛
蒙特人，蒋则是一个中国的弗吉尼亚人。(《时代》，1930年5月19日)

开始，我对把宋子文列在与三巨头平起平坐的位置感到奇怪，读完整个报道方知其中别有
见地之处。《时代》认为，在蒋介石与北方冯、阎的较量中，身为财政部长和银行家的宋
子文，能否从日本等国得到大量贷款，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1929年4月结束的蒋介石
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中，蒋介石便是以权、钱收买对方重要将领，使之阵脚
大乱、落荒而去。这一次大战，在《时代》看来，金钱依然将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的战争以三种形式进行：1.大量金钱贿赂，实际上达到数以百万计的金钱交易；2.铺
天盖地的公告、宣言，任何一方的军队都要面对它们；3.人力。成千上万的穷人和无知的
人，今天为这一派打仗，明天又为另一派打仗，视他们的长官得到的贿赂而定。所有这些
方式一直在运用着，早已形成一种体系、一种既定的习惯。中国人——不管他伟大也好，
善良也好，都让它们发挥必要作用。

……

一般而言，要到冬天下雪之后，或者出现特别有效的金钱交易，中国的战争才会暂停。(《
时代》，1930年5月19日)

中原大战的起因、过程，这里不必详加叙述了。我颇感兴趣的倒是冯玉祥、阎锡山两人在
酝酿、策划和发起中原大战之前的关系演变，它堪称一段现代传奇。

《时代》这样谈到盟友冯玉祥与阎锡山之间的关系：

阎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他的许多方式是基督教式的。他乐于将儒学作为他的指导，但他对
基督徒的态度很友善。他从不迟疑地与“基督元帅”冯结为同盟，在最近组成的由阎出任
主席的北京政府中，冯就出任军事长官。(《时代》，1930年5月19日)

虽是“盟友”，但如果要说阎锡山是“从不迟疑”地与冯玉祥结盟则不准确。这也事出有
因。他们之间的传奇大都是在幕后演绎，情节与细节的痕迹大都要到全部过程结束之后才
会渐渐显现出来。

这是一对关系奇特的盟友。貌似亲密，实则心存芥蒂，勾心斗角，各取所需。冯行伍出身
，靠自己的滚爬摔打，从一名底层士兵成长为一棵大树，拥有被海外媒体视为中国乃至世
界上最大的“私人军队”。阎留学日本，在辛亥革命中一跃为山西督军，苦心经营山西，
俨然是实力雄厚的“山西王”。前者有着敦厚、朴实、爽朗的外表，被人诋毁的善于多变
，却也反映出捕捉时机的敏捷与聪颖，以及对新事物的嗜好和热诚。后者不张扬，不夸张
，信奉“中的哲学”，实际上却是锋芒内敛，老谋深算，其精明与狡黠，非冯可比。


现代传奇便是在这样一对盟友之间起承转合，演绎出无比的生动。

冯玉祥与阎锡山之间的芥蒂，应该是在1928年攻占北京、天津之时就存在了。

1928年，在选择冯玉祥为封面人物时，《时代》曾这样报道当时的北伐战局：

最近，中国北方的两座最大的城市北京、天津相继被冯的军队攻占(见《时代》6月18日、
25日)，但在上周，为了证明其伟大之处，这位古铜色的魁梧元帅，大造声势地放弃征服者
的位置，只在城外留驻一点儿获胜部队，自己则谦恭地撤回到中原的河南省。

冯的朋友们说到冯，他有许多个人荣耀，有着对伟大理想的真诚，这个理想就是民族主义
，或者是在一个人民政府领导下实现中国统一，具体地说，就是今天的南京国民政府。对
这个政府，冯元帅主动提供支持，他以及自己庞大的、完全独立的军队均听命之，并以国
民政府的名义攻占了北京和天津。(《时代》，1928年7月2日)

实际情况是，以国民政府名义占领北京和天津的并不是冯玉祥，而是阎锡山的晋军，并且
这是在国内外各种势力影响下蒋介石与冯、阎之间达成的协议——一个明显令冯玉祥颇为
失落的协议：

但是如果张作霖及其军队撤离，将让谁来接管北京?冯玉祥是张作霖的宿敌。早在4月中，
美国公使已经指出，*希望打败和赶走冯玉祥的军队，而与上海和南京达成某种妥协。现在
，在5月份，冯玉祥的军队肯定能夺取北京城，但为奉军之撤离已做了一笔交易，即让阎锡
山的军队在京津捷足先登，而不让冯玉祥取得这一珍贵的战利品。到5月底，奉军已放弃保
定，正向北京撤退。张作霖正准备撤离首都。

6月1日，蒋将军和冯玉祥、阎锡山在石家庄会面，计划接管京津和商定以后的安排。也许
在那个时候——虽然也可能更早——冯玉祥才知道他不是去接管北京；也不是蒋介石，他
在3日返回南京。次日，国民政府任命——也就是证实——阎锡山为卫戍北京的司令。

6月11日，阎锡山本人在白崇禧将军的陪同下进城。他的另一名将军傅作义通过预先的安排
在12日接管了天津。这个过渡除了一个事件，都是用和平方式实现的。率先向北京挺进、
其部队此时驻扎在城郊的冯玉祥的部将韩复榘将军，包围并解除了原已保证其安全通行的
正在离开的奉军一个旅的武装。北京外交使团曾保证安全通行，于是向南京提出强烈抗议
。最后，奉军被释放，收回了他们的一些武器。(《剑桥*史》，第798页)

冯玉祥对这一情况的解释与上面有所不同，他说他很赞同改由阎锡山的晋军攻占和管理京
、津：

奉军既倒，关内军阀都已缩首敛翼，无所作为。为了处理这个新出现的统一之局，蒋先生
特来北方，找我们商谈一切。

从这里(郑州)蒋先生前去石家庄与阎先生会见，我派马云亭与刘子云等二位陪着同行。回
来，我们又在新乡与道口之间的一个车站上见面，谈及拟将河北省并北平，交给阎先生，
征询我的意见。我回谈：

“只要军阀国贼铲除净尽了，我便已经十分满足。别的事怎么办都可以，还是请你酌夺吧
。”

蒋先生因又请我驻军天津，因天津实为北方唯一重镇。我的意思以为革命告一段落，政治
应使之真正统一，此时大家都当解除兵权，交归中央，同在政府中办点大事或小事，不可
仍旧各霸一方，形成割据之局。且山西军驻河北，我们驻津，部署之间恐亦不宜处得好，
因此觉得不合适。(《我的生活》，第640页)

从冯玉祥自己的叙述看，他并没有对失去再度进驻北京一事感到不快，更没有与阎锡山之
间出现隔阂和矛盾。1928年7月6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国民革命军军事
要员们欢聚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冯回忆说，在蒋离开后，他与阎两人之间有过一番对话，
他对阎说：

“前有帝国主义，后有共产党，加以政客官僚，日伺我等之隙，以行挑拨离间之手段，稍
有不慎，即坠其计。此次北伐，官兵死亡如是之多，百姓流离如是之苦，由国家推至个人
，吾等均应精诚团结，合作到底也。”


生活中，人们之间的种种慷慨激昂，向天发誓，有时是当不得真的，何况是各自拥有重兵
的军阀。几天之后，1928年7月10日至12日，冯、阎就在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军事善后会议上
各持己见，未能团结一致。会议在碧云寺旁李石曾住宅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蒋介石、冯玉
祥、阎锡山、李宗仁、李烈钧等。最后大家同意先成立编遣委员会，再续议裁兵。会议在
讨论裁兵原则时，冯玉祥主张淘汰老弱不良者，取“精兵主义”，而阎锡山主张各集团军
平均缩减，取“平均主义”。《剑桥*史》认为，冯玉祥在此时就表现出了对蒋、阎的不满
：

编遣会议定在1929年1月召开，但成效甚少，因为在那时，地区的军事集团实际上已经分割
了全国。不久以后的事态发展迹象，在北京7月份的指挥将领会议上已经显示出来了。冯玉
祥因未能染指京津这一战利品而怀恨在心。当北京成立以阎锡山为首的政治分会时，冯将
军不同意在其中任职；令人感到不祥的是，他在7月14日离开北京去照顾他的祖坟，然后再
去他设在河南的司令部。(《剑桥*史》，第800页)

很快，不满演变成了对抗。1929年5月，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战争刚刚结束，冯玉祥即宣
布反蒋。但战事未起，冯手下的几员大将转而支持蒋介石，冯玉祥在阎锡山的劝说下，不
得不于5月28日匆匆通电下野。一直驻守山西静观事态的阎锡山，此时，盛情邀请下野后的
冯玉祥访问山西。6月21日，危难之中急需寻找盟友的冯玉祥，接受这一邀请，开始了山西
之行。

无疑，阎锡山是在打冯玉祥这张牌，以在蒋介石面前提高自己的分量；冯玉祥则也意在借
阎锡山之力来实现反蒋之目的。两人在8月商定共同讨蒋，冯军粮饷由阎供应，并约定一俟
冯军抵达洛阳后，阎即通电表示态度，实行西北军和晋军的携手合作。

分明是一步险棋。

冯玉祥走进了阎锡山的掌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中有分，分中有合。性格与计谋的
较量，权力与金钱的诱惑，冯、阎之间情节曲折的一场大戏，拉开了序幕。

六/“独立王国”的毁灭

出太原往北，过阳曲，穿忻州，即到阎锡山的家乡河边村。

河边村过去属五台县，现在划归定襄县。将近200公里路程，如今走高速公路，两个多小时
即可抵达。遥想一个世纪前，一条坎坷不平的小路，把阎锡山送走又迎回。1900年，18岁
的阎锡山第一次离开家乡，是和父亲一起因躲债而落荒出走。他们走小路，搭一辆去太原
拉废纸的铁轱辘车偷偷前往忻州，然后再经忻州前往太原。尔后，成为了“山西王”的阎
锡山，每当政局危难之时，总是喜欢回到河边村，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不变应万变，
使自己从袁世凯称帝一直到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大战，都确保自己的“独立王国”处乱世
而不倒。

1929年9月30日，阎锡山又一次回到家乡河边村。这一次，他带来的贵客是冯玉祥。

76年后，2005年4月，我有了一次山西之行。这一次，我特地去踏访阎锡山故居，追寻76年
前阎、冯在这里上演过的一段传奇。

有数百间房屋之多的阎锡山故居，如今被河边村杂乱无章的新旧民宅和随处可见的垃圾包
围着。故居大门乍一看，与北方普通大户人家没有太大区别，远没有我想象中的豪门气派
。但走进去，即可感受到这一偌大建筑群的与众不同。阎锡山的故居，是他在辛亥革命发
迹之后费时20多年陆续修建的。面积由小到大，格局不断变化，新增建筑的风格常根据新
的实用需要而与旧的有所不同，甚至不协调。建筑群高低不一，参差相间。庭院衔接交叉
，小径曲折循环，让人明显感到整座故居的诡谲与幽深。不过，在我看来，这种诡谲与幽
深，很贴切地衬托出阎锡山本人的狡黠，更渲染出一个大军阀的威严和高深莫测。

人行其中，方向难辨。却顾所来径，一片茫然。


76年前，冯玉祥走进河边村车站时，想必没有我这种感受。他正期盼着与阎锡山尽释前嫌
，共同反蒋。阎锡山精心安排的欢迎场面，也是刻意要在冯玉祥面前表示出友好与诚意：

阎锡山陪同冯玉祥来到河边村汽车站时，只见黄土垫路，清水洒街，到处张贴欢迎标语。
河边川至中学和小学的学生，手持红绿小纸旗，打着横幅，列队欢迎。有两条标语，红纸
黑字，贴在宽大的灰白布上，一条写着：“旗旌遥临，同亲仰望”；一条写着：“锦茅壮
挂，共目思光”。两条标语由学生簇拥着，在秋风中不住地点头。阎书堂(阎父)等人早已
在站台上等候。于是停了车，阎锡山和冯玉祥走出汽车。冯玉祥又高又胖，比阎锡山高出
一头。他头戴毡帽，身穿粗布蓝色大襟棉袄，腰里还勒着一条布腰带，脚上穿着布鞋，完
全是一副农民打扮。冯玉祥见到阎书堂，急忙行礼。(《阎锡山与家乡》，第93页)

按照商定，寄寓阎锡山家乡的冯玉祥向他的西北军再次发出了伐蒋命令，1929年10月10日
，蒋冯战争正式爆发。

然而，阎锡山却止步不前了。他又一次表现出自己的老谋深算。冯玉祥不知道，阎锡山在
向他表现友好的同时，一直还在与蒋介石暗地交涉。阎历来善于伪装自己，迷惑对方，这
一次依然如此。据《阎锡山与家乡》叙述，在冯玉祥到山西后，阎一面与冯周旋，共商反
蒋大计，一面为了迷惑蒋介石，还假意做出准备下野出国的样子，专程到北平检查身体，
购置服装和用具，外人完全看不出一场大战正在密谋酝酿中。

蒋介石其实未必不清楚阎与冯之间的真实心思，但他仍想分化他们。蒋暗地派人去太原，
欲说服阎出兵反冯。蒋还亲赴北平与阎会晤，委任阎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在冯玉祥
翘首以盼阎锡山出兵配合之时，11月5日，阎锡山却宣布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同时还在
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表示服从中央；10日，太原各界又召开庆祝阎就任副
总司令大会。阎锡山完全抛弃了冯玉祥。

座上客顿时成了阶下囚。冯玉祥被软禁在建安村窄小的天地里。冯玉祥为了表示抗议，甚
至从10月23日起开始绝食。他曾率随从执意前往太原，但阎的士兵将其团团围住，不予放
行。士兵们在他的车前长跪不起，苦苦劝阻。冯觉无奈，只得重回软禁之地。与一个多月
前初到河边村的欢迎场面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独立反蒋的败局已无法挽回。1929年12月1日，蒋军攻占陕州，冯军全部退回潼关以西。蒋
冯战争以冯军失败而结束。

然而，一切又在变化中。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1930年2月27日，阎锡山通电讨蒋，他与冯
玉祥又站在了同一战壕中。就在通电反蒋的这一天，阎锡山专程来到建安村，向冯玉祥道
歉。翌日，两人分别乘车回太原。为表示与阎锡山结盟的诚意，冯玉祥把夫人李德全和女
儿留在太原，自己则在3月8日由阎派宪兵开道离开太原，9日从风陵渡越过黄河，10日进潼
关城，14日，冯、阎联合反蒋才由秘密筹划转为正式公开。

硝烟弥漫之中充满戏剧性的内幕，外人如何知晓?

蒋、冯、阎中原大战，最终以冯、阎失败而结束。决定这场战争胜败的关键人物，是“张
之后的张”——张学良。1930年9月18日，被蒋介石任命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通电
拥蒋，派东北军入关，10天内占领了平津和华北地区。11月4日，阎、冯联名致电张学良，
声明即日下野，释权归田。中原大战失败后，晋军、西北军分别由张学良、蒋介石改编。
桂系、冯、阎相继告败，中国已没有别的军阀可以向他挑战。蒋介石到此时成了真正的大
赢家。但这种状况只是暂时的。如烽火一般在全国不同地区燃烧而起的共产党根据地，才
是他真正的心腹之患，他将面临新的、更为严峻的挑战。只不过，此时此刻他不会预想到
自己未来的惨败。

我搜集有一份中原大战期间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印发的《讨逆画报》(1930年7月5日)。画
报为四开两版，刊有10幅政治漫画，其中一幅是组画。被讽刺和鞭挞的对象，是向蒋介石
宣战的各路军阀冯玉祥、阎锡山、张发奎及桂系，以及以汪精卫等为首的国民党的反对派
“改组派”。


漫画1：冯玉祥坐在宽木条凳上，左手抱着日本人放在左腿上，右手抱着俄国人放在右腿上
。说明写道：“冯逆玉祥勾结日俄残害人民叛党卖国”。

漫画2：一条黑白相间的狗，身上注明为“阎冯残逆”，四周是滚滚硝烟和刺刀，硝烟里写
有“讨逆军”的字样。漫画说明写道：“孽畜!还向哪里逃”。

漫画3：阎锡山和冯玉祥被画成两个骷髅，站在坟堆间，他们脚下四周所竖的木板上，分别
写着他们的几位大将的名字：逆军傅作义、逆军吉鸿昌、逆军孙良诚、逆军李生达……之
墓。说明写道：“为反革命阎冯二贼而死，真是死了还留永世贼名”。

漫画4是组画《冯逆玉祥之将来》：冯玉祥在前奔跑，空中一架“讨逆军”飞机在追击；冯
跑到一块写有“逆境”的地方；冯继续奔跑，飞机来到他的头顶，扔下一颗炸弹；炸弹爆
炸，地面上石块纷飞，冯被炸得只剩一双脚，飞机远去。

……

一篇针对冯玉祥在河南的军队的《告建国军》，让人看到了金钱在中原大战中发挥的作用
：“蒋总司令的命令，士兵投诚来归的发恩饷1月，士兵携步枪1支，来归的奖洋20元，并
发恩饷1月，官长携大炮一尊来归的奖洋1000元，官长率领士兵来归的升一级任用……”

卷入百万士兵的军阀混战，早已陈迹难寻，一份意外得到的画报却让我触摸到了当年的场
景，嗅到了硝烟的浓烈。

且回到冯、阎身上。冯玉祥创建的西北军，曾经叱咤风云20多年，如今全部瓦解。失去实
力的冯，在中国的影响力从此日趋式微，不再是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老谋深算的
阎锡山，这一次彻底失算了。他精心经营近20年的“独立王国”，第一次遭受到毁灭性打
击，从不容许外省势力进入的山西，此时也无法拒绝别人的军队开进。此结局恐怕是阎锡
山最难以接受的。一直被视为谨慎、狡黠的“山西王”，在20年代北洋军阀时代的历次战
争中，总是奉行“中立”政策的他，此次怎么会孤注一掷与冯玉祥联手，发起一场针对强
大的蒋介石的战争?

在选择阎锡山为封面人物时，《时代》所重视的正是他多年来统治山西的政绩和长期保持
中立的策略：

他是一位真正的“和平军阀”，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次战争，因此，上周公众的兴趣和同
情，都集中在这位伟大的、长满胸毛的、操着浑厚嗓音的阎元帅身上。

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在中国包围之中)。目前
，尽管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为富裕，
因而，这使他显得出类拔萃。他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
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
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时代》，1930年5月19日)

这一报道并非虚言。客观地看，在*成立之后头20年的中国，阎锡山对山西的统治和奉行的
中立策略，的确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据《山西史纲》记载，自1917年9月3日北洋政
府特任阎锡山督军兼山西省省长起，阎就使山西政权“在政治上、经济上自成体系”，对
外以“保境安民”为由，不许外省军队入晋，筑起军事堡垒，对内推行“自存自固”策略
，对当时的北洋政府呈半独立之状态。所谓“保境安民”，是面对北方北洋各派系争雄的
局面表示“中立”，即“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利用兵”，但表示服从中
央政府命令，保卫地方治安，埋头经济建设，扩充本省实力，坚持相对独立。

阎锡山对农业发展高度重视。1917年，阎氏发表《兴利除弊施政大要》，次年发表《山西
国民政治实行大纲》，均以农业为首务。以农业为首，阎锡山提出三事六政：种棉、造林
、牧畜；禁烟、天足、剪发、水利、种树、蚕桑，三事六政相辅而行。


修公路、铁路，建工厂，山西形成了自己的近代工业体系。

山西的教育，当时也在全国领先。山西早就实行了国民义务教育，到1916年，山西每万名
国民中有小学生290人，居全国各省之首。师范教育与女子教育相应发展，阎锡山颁行山西
教育计划进行案，促进了这一发展势头。

观察阎锡山的“独立王国”形成过程，不可忽略1920年前后中国曾经涌动过的各省自治、
联省自治的社会呼声。袁世凯去世后，北洋政府的中央权威渐渐衰微，各省要求自治的声
音随即高涨，这里有军阀们确保地方割据的私欲，也有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的憧憬。最引
人注目的是湖南发起的“联省自治”。1920年7月22日，刚刚赶走张敬尧重掌湖南军政大权
的谭延，向全国通电宣布湖南自治，今后省长要湖南人自己选举，不再由中央政府任命，
还要制订省宪法，主张“湘人治湘”：“鄙见以为吾人苟有根本救国决心，当以各省人民
确立地方政府，方为民治切实办法。近年海内明达之士，对于国家之组织，尤主张联邦合
众制度，或主张地方分权制度……”

在呼吁地方自治的声音中，有一个年轻人的言论格外响亮，他就是毛润之：

不错，当年年轻气盛的毛润之毫不隐瞒这一点，他甚至还给起了个“湖南共和国”的名称
，他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
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

毛润之认为，实行全国总建设一时还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
设”，先和正处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各省“分建设”好了，再搞“
彻底的总革命”，才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联省自治与湖南省宪法》，孙
卓，《百年潮》，2005年3期)

阎锡山把山西经营成“独立王国”，与意在建立于宪政基础上的“联省自治”有明显不同
，但在自治方面却又有相似之处。确保个人统治，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荣，阎锡山的山
西在当时中国的确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正是这些与众不同的政策与努力，使山西令世人刮目相看，阎锡山从而也具备了发动中原
大战的实力。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改变了阎锡山的一贯作风和策略。当读到下面的这
段叙述时，我开始有些明白：

8月，正当中原大战进行当中，6日，反蒋各派在北平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
，以汪精卫的改组派为主，同时有西山会议派和阎、冯的代表参加，组成了以汪精卫为首
的七人常务委员会，决定组织中央政府，筹备召开国民会议，起草约法，并按照汪主党、
阎主政、冯主军的分工，推举阎锡山为中央政府主席。9月9日上午9时9分，阎在北平就职
。

值得注意的是阎锡山所选定的就职时间：9月9日9时9分。在中国封建时代，帝王均以九为
至尊，阎锡山此刻难道不是在以一种新的方式，满足成为全国中央政府之尊的欲望?与蒋介
石的势力划分引发的矛盾冲突也好，与冯玉祥的分中有合、合中有分也好，能够靠自己的
实力一夜之间走出山西“独立王国”，成为一国的政府元首，恐怕是使阎锡山改变自己的
一贯作风，贸然走出一步险棋的内在原因。

“9”的选择并没有让阎锡山美梦延续。巧的是，在他就职典礼9天之后，9月18日，张学良
通电支持蒋介石，把阎锡山和冯玉祥逼进了死胡同。这一与数字“9”有关的巧合，对于阎
锡山无疑是一最大的嘲弄，且将之看作是他的盛衰史中一段富有含义的插曲。

时间的巧合，不只发生在阎锡山身上。

张学良是在1930年9月18日通电支持蒋介石的，一年过后，1931年，还是9月18日，驻扎在
沈阳的日本关东军士兵，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侵略中国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1932年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2月29日，阎
由河边村前往太原，宣誓就职，再度开始对山西的统治。失败过的阎锡山不会忘记教训，
他回到了从前的自己，把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山西，暂时失去了与他人争天下的雄心。如
今在河边村阎锡山故居的一对廊柱上，可以看到镌刻的一副阎锡山亲撰的对联：业宏根于
识足，国健凭于计周。其中的自省颇值得细细体味，不知是否为他在失败后撰就。


蒋、冯、阎三人重新站到了一起。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们又该如何面对日本的侵略?但是，
不管怎么样，中原大战已使彼此元气大伤。等待他们的不只是一个民族的灾难，还有他们
各自命运的大逆转。此时，他们或许真的该为进行中原大战而后悔——如果他们有反省的
话。

握手——交恶——对阵——再握手……三巨头的历史变奏曲，就这样在硝烟弥漫中起承转
合。

showcraft

1931：中国悲情（蒋介石夫妇/张学良）
1931年9月18日，中国东北——当时国际上更习惯称它为“满洲”。(为表述方便，本书将
交叉使用这两个称谓。)

沈阳通往长春方向的铁路，即当时由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经过一个叫柳条湖(又称柳条沟
)的地方。夜10时20分左右，随着一声爆炸，硝烟腾起，平时不起眼的柳条湖，顿时变幻成
一个巨大的阴影，把整个沈阳笼罩。

这次爆炸，史称“柳条湖事变”，后来又称“九·一八事变”：

夜间，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副队长河本末守中尉，带领6名士兵来到距沈
阳北大营700米的柳条湖，将多包小型炸药设置在南满铁路道轨上。10时20分，日军将炸药
引爆。东侧道轨接头处约有米的钢轨被炸弯，两根枕木损毁。20分钟后，一列从长春开来
的列车还是安全地驶过爆炸点，正点到达沈阳车站。

这是《20世纪中国全纪录》一书中关于这次爆炸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出，爆炸的后果并不
严重。

在上海编辑英文刊物《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记者鲍威尔，和一批外国媒体驻华记者，在
“九·一八”后立即赶往沈阳采访。在日军的岛本少校陪同下，这些外国记者前往柳条湖
爆炸现场采访。根据自己的观察，鲍威尔看出了日军事后的现场伪造：

在现场，我们和一些军事观察员看到3具中国士兵的尸体倒卧在铁路旁，可能他们是在逃跑
时被击毙的。岛本少校说：“他们就在这儿引爆了炸药，炸毁了3根枕木和一段铁轨。”毁
坏的地方已经重新修好，岛本少校一边说，一边把3根新枕木和一节新铁轨指给我们看。岛
本又提醒我们说，从那3个中国士兵倒毙的地点，可以看出他们是在逃跑时被击毙的。但是
，岛本少校却忽略了一个很小的事实：在那3个中国士兵的倒卧之处，居然没有血迹!由于
在进攻沈阳的同时，日军还攻击了沈阳附近的中国驻军，所以弄3具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这
儿，显然是轻而易举的事。(《鲍威尔对华*》，第186页)

鲍威尔还写到，后来一位随国际联盟派遣的李顿调查团来到沈阳的美国专家，发现了日本
人的一个更大破绽：

随团同行的美国专家道弗曼(Ben Dorfman)，仔细查对了南满铁路的行车时刻表，结果发现
一列时速50英里的快车，就在日本军方所说爆炸事件发生后的20分钟内，竟然通过了所谓
被中国方面破坏了的铁路路段!为了自圆其说，日本军方推出了一名证人。该证人是那趟列
车的乘务员，他证实说，当列车通过那路段时，他曾经感觉到“轻微的震动”。(《鲍威尔
对华*》，第186页)

显然，柳条湖爆炸是由日本关东军自己一手策划的、后果并不严重的爆炸，但它却成了攻
占沈阳的借口。

几个小时后，1931年9月19日凌晨2时20分，美国驻华公使詹森(Johnson)从北平向华盛顿的
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发去一封电报：

张学良元帅的顾问端纳(Donald)刚才告诉我说，张元帅收到从沈阳发来的电报说，9月18日
晚10时，一小队日军离开军营向沈阳城东南方出发，并用步枪和大炮射击东大营(进攻的应
是北大营——引者注)、军火库及城区，炮火每分钟一发。约有70名在东大营的士兵受伤。
城区受损毁程度及伤亡人数不详。端纳说张元帅已命令全体在军营的士兵藏好军械不得还
击，并指出事件明显是日本军队失控，日本领事当局无能为力。直到今晨1时仍有枪声，在
西门的日军似已包围城市。(《美国外交文件》,第3页)

10天后出版的《时代》周刊首次报道了此次事件：

在沈阳城外，有人炸坏在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控制和守备区域里的一座铁路桥。日本人
指控是中国人干的。中国人坚称(许多外国观察家相信他们)是日本军队自己炸毁桥梁以挑
起事端。谁是肇事者并不重要。日本的反击迅疾而果断。日本军队从日本控制区出发，在
装甲车的掩护下进攻，完全占领了整座城市。在南次郎将军(日本陆军大臣——引者注)命
令下，日军沿铁路进攻，实际占领了南满铁路长达693英里地带的所有中国城市。24小时内
，日本已实际控制所有南满地区，军舰也满载军队在中国的山东半岛的青岛登陆，这里原
是德国的租约港口，日本于1914年占领过，一直控制至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之后才归还
中国。(《时代》，1931年9月28日)


随后另一期《时代》周刊报道说：

现代东方史专家克罗斯(Upton Close)上周经西伯利亚铁路从北平抵达莫斯科，他告诉《纽
约时报》记者：“在沈阳的外国人认为日本人的进攻是有预谋的、在未受到挑衅情况下采
取相当坚决的手段，以在各地的中国军队中造成恐慌和混乱……日本人靠扶植奴颜卑膝的
中国人组成傀儡政权，欲将满洲和内蒙古殖民化……当我离开时，沈阳几乎成了一座死城
，日本人关闭了银行和东北大学，大量中国人已经逃离。”(《时代》，1931年10月19日)

一幅日本占领图被简明地勾画出来。沈阳被占领，东北大部被占领，一切都在几天内完成
。中国又一次的灾难开始了。“九·一八”，从此也成了一个黑色的历史符号，镌刻在中
、日关系史上。

70多年后，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来到沈阳追寻历史。首先要找的就是柳条
湖。

当年的北郊现已成了市区的一部分。街道宽阔坦直，驱车几分钟就从市中心抵达柳条湖。
如今的柳条湖，当年痕迹已无从寻找，但耸立于当年事发地点旁边的“九·一八纪念馆”
，似一个巨大而沉重的惊叹号让人感受到历史的猛烈撞击。纪念馆正面是一个日历状的雕
塑，日历翻开，赫然雕刻着“1931，9月小，18，星期五”，永远告诉着世人这个地点的那
个夜晚，一次爆炸把中国的历史改写。

在“九·一八纪念馆”入口处的广场上，横放着一个巨大的呈爆破状三叶片的水泥碑块，
这是日军1938年在柳条湖竖立的“爆破地点”纪念碑。鲍威尔的*曾写到过，在柳条湖铁路
爆炸发生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曾把在现场找到的3根炸烂的枕木、一段3到四英
尺长的弯曲铁轨、一块扭曲的铁轨夹板，放在他的办公室里陈列。它们是一次历史事件的
重要物证，不知后来去向如何。如能找到它们，将之与“爆破地点”纪念碑放在一起，想
必更有历史震撼力。

我走到铁路旁，伫立朝北，左边是铁轨，右边是纪念馆。透过铁路栅栏的空隙，日历雕塑
上的“1931”清晰可见。目光从日期移到铁路上，从沈阳方向而来的铁路，拐一个大弯，
向北方的长春延伸而去。等了好久，没有火车经过，一时很静。极目北望，弯曲而去的铁
轨消失在远处，有一种感觉，仿佛它伸进了遥远的时空。

来到柳条湖，其实我还想求解一个疑问。看过一些关于这次爆炸的叙述，有的明确说炸的
是柳条湖桥，但有的又说是平路上的铁轨，或者语焉不详，只模糊地说在柳条湖铁路上发
生了爆炸。特别是有几张历史老照片的说明与画面，存在很大差异，让人难下判断。我有
些奇怪，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中的历史地点的描述，为何在70多年后仍没有一个统一而确
切的定论呢?

一张老照片，画面上是一座铁路桥，桥梁被炸毁，一列行进中的火车遇到了爆炸，车厢跌
落在桥下。图片说明写道：“九·一八事变”前的柳条湖。(《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3
月28日)画面上的情形，与前面所引《20世纪中国全纪录》文字和鲍威尔的回忆完全不同。
这张照片的说明显然有误。柳条湖一带并无河流，即便有桥，也不会如画面所示是有几个
桥墩跨度之长的桥梁。而且，现场爆炸破坏程度很轻微，很快就有火车通过，不可能出现
桥梁坍塌、火车跌落情况。

一张老照片，注明为“柳条湖爆炸现场”，画面上一排人在观看铁轨，路上确有爆破痕迹
，似是现场，但看不到桥。照片上的人是谁，拍于何时，不得而知。不知是否为鲍威尔一
行人采访现场时所拍。

一张老照片，注明为“日军炸毁南满铁路的地点”，画面没有人，一条铁路在前方往左拐
弯远去。但也看不到桥。不过，这张照片上的场景，与我70多年后在“九·一八纪念馆”
旁所见的铁路走向及画面极为相似，地点应是吻合的。

还有一张老照片，是日军当年的“爆破地点”纪念碑照片。画面上，那块呈爆破状的碑体
竖立于一个很大的梯形土台上，“爆破地点”四个大字的浮雕在土台正面中央。土台周围
同样也无桥的影子。(《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3月28日)


为何没有桥?或者，即便有“柳条湖桥”，也只是平路上一个很小的涵洞桥，一眼望去，桥
与地面没有多大差别?我注意到，今日在与“九·一八纪念馆”紧邻的铁路处，有一人行地
下通道，其地点似应是当年的爆破地，不知它与所谓“柳条湖桥”有无关系。遇到一位在
铁路旁遛狗的老人，他告诉我，他从小就在这一带住，没见过有铁路桥。他还说，如今柳
条湖朝沈阳方向的那两座铁路桥，是前些年修立交桥时深挖公路才有的。

我仍将信将疑。如果没有桥，为何当年的报道中又大多说是桥?如果有桥，那么确切位置又
在何处呢?

疑问且放一边，留待以后求证。我的叙述还是回到当年。如同《时代》报道中所称，当年
就没有多少人会相信日军的指控——是中国人制造了柳条湖桥的爆炸的指控，因为南满铁
路本是日本关东军守备队严密守卫的范围;更不会有人相信，这一夜紧随其后在沈阳及东北
各地发生的攻占中国城市的行动，只是日军对一次偶发事件的临时反应。相反，略有常识
的人确信，日方如此迅疾和大规模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显然是早在策划与预谋之中的。

再来看看美国驻中国公使詹森的报告。1931年9月21日中午，詹森又给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
去一封电报。作为外交官，在事件发生之后的几天时间里，他根据从各方搜集到的信息进
行分析，确认日本的这次行动是早有预谋的。他所讲述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颇有价
值的历史细节：

……到东北旅游的人士告诉我，在过去两三周中，日本军队已经进行昼夜模拟战的作战行
动，行动地区在南满铁路沿线居民点，范围自长春至辽宁，日军用空弹演习。英国公使曾
到长春一行，他向我讲述演习模拟战是在火车站附近进行的，那时他正在兑换钱币，当时
演习引起了很大骚动。住在旅馆的客人说，日军在演习时进入旅馆找到空房间便在那里架
起机关枪，放在窗户前或在屋顶上并立即开枪，骚扰百姓。我相信这些机关枪都是有意安
排的，目的在使居民习惯于日军的昼夜行动及机枪和炮声。

……

我认为如果相信这些事实——仅仅是破坏路轨便可以保证其占领满洲，或默认上述一系列
事件是偶然发生的，而不顾这些事件已涉及广大地区包括长春、牛庄、安东、沟帮子及葫
芦岛等地的军事占领需要参谋工作而不是临时凑成的事实显然是荒谬的。此外，据我们所
知，日军司令部当时便立即从旅顺转移到了沈阳。

……

据我了解，日本军人相信这些行动是必要的，是为了恢复皇军的声誉。10天前，中国政府
顾问福开森博士()通知我，他相信日本要在三个月内占领满洲。我也曾听闻许多类似的传
言，然而我不愿相信，但目前事件使我不得不相信一切是有计划预谋的。(《美国外交文件
》，第4-5页)

70多年后，再读詹森的报告，袭上心头的是悲凉，是迷惘。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旅游
者在满洲所耳闻目睹的战前动态，中国当局和军队为何没有关注，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令
人不解的是，中国政府顾问福开森博士关于日本要在三个月内占领满洲的说法，到底是他
个人的预感和判断，还是在北平的中国官员中普遍蔓延的忧虑，或者，另有更确定的消息
来源?翻阅了一些史书，仍没有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不过，读根据张学良的外国顾问
端纳的自述而撰写的《端纳传》，里面写到端纳在“九·一八”前夕从沈阳回到北平，他
明显感受到了暴风雨到来之前的紧张气氛，并将这一信息转告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
王正廷：

他看到了日本准备行动的明确无误的信号。这个宿敌正在用脚爪抓地，准备攻击。他向他
的朋友、现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博士发出敏锐的警报，即日本军方“一旦找到一个
借口”，将立即入侵东北。端纳说明他们计算能在11个小时内完全占领。(《端纳传》，第
271页)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诸多明显迹象和发出的警告，都没有引起张学良和南京政府的注意
。于是，日本关东军的预谋终于在柳条湖的夜色中上演了。

二/不应有的现场缺席

《时代》关于“九·一八”事件的报道，起笔选择了一个很特别的角度，它谈到最近一年
内世界上几个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时，与之相关的美国大使恰好都不在现场：

去年10月巴西爆发革命时，美国大使摩根(Morgan)正在度假；危地马拉一周内爆发三次革
命时，美国大使怀特豪斯(Whitehouse)也在度假；阿方索十三世(西班牙国王——引者注)
被推翻王位时，美国大使劳克林(Laughlin)还是不在城里。上周，日本军队占领沈阳的中
国城的那天，美国驻日本大使福布斯(Forbes)则正在回国度假的轮船上。(《时代》，193
1年9月28日)

这是从美国人的角度来叙述新闻，今天，70多年过去，当我们重温历史时，同样也可以将
之作为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看看中国重要人物的现场缺席。

在中国的重要人物中，本应在沈阳现场出现的当然是少帅张学良。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
人炸死，张学良继父亲成了东北的最高统治者。在宣布归属南京中央政府后，他仍被任命
为东北保安军总司令，继续统帅父亲留给他的几十万军队。一年前，1930年9月18日，张学
良通电支持蒋介石，决定了阎锡山、冯玉祥联盟的失败和中原大战的结束。之后，他被任
命为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成了仅次于蒋介石的中国第二号军事强人和政治巨头。1928
年，在刚接任父亲之位时，张学良曾发表宣言，宣称将只专心于东北一地的发展，不再过
问关内事务。但两年后的他改变了初衷，如同张作霖一样，他不再满足于只做东北的统治
者，而是把大批精锐部队调进了关内，成了如同父亲一样统治中国北方地区的人。

张学良的总部还在沈阳，但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行营却设在北平，他是南京的贵宾，蒋介
石要用他在北方制约阎锡山、冯玉祥，以防他们东山再起。1931年5月，张学良由顾问端纳
陪同前往南京，参加国民大会，以仅次于蒋介石的地位而备受关注，此时的他才31岁。在
准备回沈阳时，张学良却在北平忽然身患伤寒，高烧多日，只得住院治疗。这一次，张学
良未能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沈阳。他当然不会想到，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70年之
后，当张学良以百岁高龄辞世于美国时，故乡早已是遥远的天空了。

1931年9月18日这天，张学良人在北平。伤寒虽痊愈，但身体尚需调养，他仍住在北平协和
医院的病房。《端纳传》这样叙述张学良这一天的活动：

9月中旬端纳赶回北平，以确定少帅是否返回沈阳。他发现他的病情已好转。1931年9月18
日是满洲和中国其他地区完全统一的一周年(应是中原大战结束一周年——引者注)当天下
午，少帅离开了医院。晚上他和端纳在英国公使馆赴晚宴。宴会后，张还去剧场观看中国
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的演出，端纳回家去了。(《端纳传》，第271页)

突变发生了。正在前门中和戏院欣赏梅兰芳演出的《宇宙锋》的张学良得到报告，称沈阳
有急电来，他来不及与人辞别，就匆匆赶回医院。

失去了回到沈阳的机会，也就失去了对沈阳的直接控制。如果张学良人在沈阳，如果他的
精锐部队依然在沈阳，“九·一八”那一夜是否会降临?或者，日本关东军是否会完全不顾
他的存在而策划这样一次行动，并以令人不可思议的轻易方式如愿以偿?

可惜，他不在现场。

一次历史代价最大的现场缺席！对他，对中国，都是如此。

蒋介石更不可能在现场。9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在南京登上永绥号军舰，他将前往江西南
昌直接部署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沈阳发生突变，张学良向南京中央政府发去急电时，蒋
介石的轮船正行驶在长江的茫茫夜色中。第二天，9月19日，军舰抵达湖口时，他得知了消
息。蒋介石欲亲自指挥围剿红军的部署，又一次被突发事件所打乱。两天后，他匆匆赶回
南京，处理更为紧迫、也更棘手的国际冲突。


就在这一背景下，1931年10月26日出版的《时代》，选择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作为这期杂
志的封面人物。在他们之前，10月12日，日本方面负责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外相
币原率先成为封面人物。有些奇怪，张学良是与这一事件最直接的最关键人物之一，似更
应选为封面人物，但《时代》挑选的是蒋介石夫妇。大概他们更看重该事件引发的是整个
中国的危机。

这是蒋介石第二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上一次是在1927年4月4日。4年多过去，蒋介
石似乎走到中国政治舞台中心，俨然头号政治强人，但实际上，直到1930年9月中原大战打
败冯玉祥、阎锡山之后，他才算真正控制了南京的国民政府，距“九·一八事变”发生还
不到1年。即便如此，他能直接控制的地盘也很有限。他面对着各种严峻挑战——中国共产
党的武装斗争已呈星火燎原之势；国民党内部反对派另立广州政府形成强有力对抗……号
称第一巨头，他何曾有过一天安宁?更遑论所谓权威。如今，更大的国际挑战来到了。

日本当然了解蒋介石和中国的情况，在他们看来，在国内局势已令蒋介石焦头烂额的情形
下，他和他的政府无疑是脆弱的，甚至是不堪一击的。正因为如此，日本随后才敢公开蔑
视中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对中国以及国联持强硬态度：

在东京，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日本政府官员称：“世界不能让日本向中国低头。如果这样
做，将导致严重后果。”

“南京是无能的。”位于麻烦地带中心的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总裁内田，上周对记者这
样说。他一副蛮横跋扈的样子，谈及日本在满洲的军事长官已做的和将做的事情。

“我认为张学良(被日本赶走的满洲统治者)不会回到沈阳。”

他继续说出最重要的一点：“既然南京的中国政府不能进行谈判解决问题，日本就必然要
与一个新的即将成立的‘满洲当局’进行谈判。”

内田之所以称张学良不会从北平(他的养病之地)回到沈阳，有这样一些原因：

1.日本装甲车控制着连接北平和满洲的铁路上的26个车站；

2.日本轰炸机对锦州的中国兵营的轰炸，对从沈阳撤到锦州的张元帅的满洲部队，已造成
心理和军事上的打击；

3.日本侦察机第一次从满洲南部飞进原来意义上的中国，在北平、天津上空呼啸盘旋，而
在天津，住有日本控制的傀儡“中国皇帝”(指已罢黜的宣统皇帝溥仪——引者注)；

4.日本驱逐舰和炮艇已出现在所有中国的港口，无论沿海或内河(见地图)。200名日本海军
陆战队士兵已经在上海登陆，增援已经在“保卫”上海日租界的部队。(《时代》，1931年
10月19日)

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军事强国。以蒋、宋夫妇为封面的这期《时代》虽以“黄埔”为题报道
中日之间可能爆发战争，但他们列举出双方的军事力量数字似乎又在告诉读者，如果开战
，这会是一场实力对比十分悬殊的战争：

黄埔是中国的西点军校，其学生赫赫有名，颇受曾任校长的蒋主席器重，黄埔教官是今日
中国军队的骨干。蒋主席两周前威胁说要向日本宣战。上周，他保持沉默，紧张地与北方
军阀急电联系。有两位军阀可能参加与日本的战斗，一是在内蒙古的“基督将军”冯玉祥
元帅，一是“模范督军”阎锡山元帅，他们都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战将。过去他们曾与蒋合
作过（见《时代》，1928年10月24日)，如果此次他们加入到蒋主席的行列，中国将有大约
20万训练有素、装备齐全的军队与日本对阵，另外还有160万没有战斗力的杂牌军或者雇佣
军。

日本正规军兵力为210880人，其中15000名日本士兵上周占领了满洲，日本受过训练的公民
已被征兵，准备换上军装，总数达175万人。在海上，日本有中国无法比拟的海军，总吨位
达到798394吨，中国整个海军(68艘)的总吨位还不如一艘英国超级无畏级战舰(40000吨)。
日本对中国战斗力的看法，由东京的一位政府发言人表达出来：“如果中国向日本宣战，
我们完全不必考虑。”(《时代》，1931年10月26日)


中国处在危难之中。

自鸦片战争后，满洲就不断面临着俄国和日本的蚕食、控制，现在演变成了日本的侵吞。
中国会如何面对侵吞?中日会宣战吗?满洲会被分离出去吗?日本到底要走到哪一步?世界将
如何应对未来一切?一连串的焦虑摆在了全世界面前。

三/“中村事件”

当我们今天回顾“九·一八”之夜时，不能不关注另外一个人——关玉衡。这是一位很容
易被忽略的历史人物，9月18日这一天，他正以特殊的身份出现在沈阳。

论地位和声名，关玉衡与张学良和蒋介石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他不过是张学良的一位级别
不高的部下，时任东北军兴安区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驻科右前旗察尔森第三团上校团长。
可是，他却是历史环节中至关重要的人物。在“九·一八”夜晚来临之前的两个多月时间
里，因他而发生的“中村事件”，成为轰动世界的令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焦点，日本关东
军也正是以此为借口策划和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在报道“九·一八”时，《时代》也提到了“中村事件”：

显而易见，中日之间存在已久的世仇，造成了热爱和平、日益贫困的人民对日益发展成功
的军事化邻居的厌恶。这一仇恨在中国发现满洲逐步被蚕食后愈发加深。在中国，到处都
有日本的军人。1年多来，整个满洲也一直出现反日浪潮。上个月，日本陆军的中村大尉离
开沈阳，前往勘察绘制满洲内地的地图。他带有经中方当局签发的许可证明，但对不识字
的中国士兵来说，这不过是一张废纸。中村大尉被作为间谍逮捕并处决。(《时代》，193
1年9月28日)

中村，即日本关东军的中村震太郎大尉，他离开沈阳应是在1931年6月初，同行者一共四人
。他们化装成平民，前往满洲西部与内蒙古相邻的兴安岭一带勘察地形，《剑桥*史》说这
是日本在为与苏联作战而做准备。在完成任务返回沈阳途中，中村一行被屯垦军第三团士
兵抓获，间谍身份暴露，随后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并将尸首焚烧。关玉衡随后将具体情
况向上报告，在北平的张学良得知后，立即电令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

中村等人被处决的实情，最终被日方获知，并以此向中方施加压力。围绕中村事件的外交
风波一日日向战争的边沿演变。起初，张学良并不示弱，1931年8月31日他在致外交部长王
正廷的电报中说：“关于中村大尉事件，调查结果，该大尉等既未入日方所主张之遭难区
域，虐杀自为无根之事实，故日本政府如向南京外交部要求再调查时，请即以义严词正，
委婉拒绝。”(《张学良文集》，第174页)不仅他如此，一些中国舆论也持相近态度。甚至
到了1947年，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钱亦石著)仍这样认为：

所谓中村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微乎其微的问题，中村是日本大尉阶级的军人，由日本参谋
部派往满蒙调查地理，进至僻地而告失踪。据长春通信：中村变装华服，前往洮南一带，
实行秘密调查，日往来于深山长林之中，一日遇胡匪30余名，以其身穿华服，疑为军警侦
探，遂至失踪。他是潜往中国内地调查，预备作侵略计划的，其失踪与否，我国当然不能
负责。中村大尉即或为胡匪杀害，亦属咎由自取。(《中国近代史》，第234页)

但在1931年9月初，迫于各方压力，张学良态度开始软化，他似乎感觉到了事情的复杂性与
严峻，他再也不能轻视日军咄咄逼人的威吓。9月4日，在给留守沈阳的官员的电文中，他
的语气有了很大转变：

接汤尔和电，言日方对中村事件表示极严重，谓我方有意推诿，日陆军方面异常愤慨等语
。已复以此真相实在不甚悉，并非故意推诿，现正在调查中，如责任确在我方，定予负责
者以严重之处置。如日方对此案有何举证，极所乐闻，以为调查之参考等语。究竟此案真
相如何，并与日方交涉之经过，希速详复为盼。(《张学良文集》，第174页)


于是，在民间被誉为英雄的关玉衡，转眼间即将作为“凶手”面临惩处。这显然是张学良
不愿做却又不能不做的决定。据史料，关玉衡在东北讲武堂曾和张学良有同学之谊，在张
作霖时期曾任帅府驻京军务处长，后调任东北炮兵军参谋处长，张学良对他无疑是信任而
厚爱有加的。但张学良没有想到“中村事件”会招致日方如此强烈的反应，压力之下他不
得不派人将关玉衡押解至沈阳。对外公开说是已被宪兵司令部关押，但实际上被暗中保护
，住在宪兵副司令李香甫的家中。

关玉衡抵达沈阳的时间是9月16日，第二天，9月17日(也有9月18日一说)，他被带去向日本
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陈述经过。“但是太晚了”——《剑桥*史》这样说。日本关东军的
战争机器已经发动，9月18日的沉沉夜色将不可遏止地笼罩沈阳。

对于一个追寻历史的人来说，在城市改造日新月异的沈阳，要找到能够触摸久远往事、引
发历史幽思的旧址已经很少。譬如北大营，仅存的最后一处遗迹——马厩——不久前刚被
拆除，当我找到旧址时，面前已是一片废墟，只见一棵大树孤零零立于其中。但巧的是，
走进我在沈阳住的宾馆，迎面所见正是当年日本驻奉天领事馆的旧址，而且建筑保存完好
，真是意想不到。对照老照片，外观没有任何变化。这是一幢两层的老建筑，中央是柱型
门廊，绿色屋顶，西式窗栏，右侧有一尖型圆顶阁楼，是明治维新时代西风渐进后在日本
颇为流行的现代建筑风格。逗留沈阳这两日，每次进进出出，我都止不住多看它几眼。看
到它，不能不想到关玉衡，想到房子里面发生过的风风雨雨。

关玉衡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于9月20日凌晨和李香甫一起化装成绅士，躲过搜查，徒
步走到皇姑屯车站，从那里乘火车逃往北平：

24日8时，张学良在官邸接见关玉衡，笑容可掬地对他说：“你还跑出来了!”关玉衡说：
“对不起您，误了大事!”张学良安慰说：“60多个外交案件，你这是小案件，没什么。”
随后，他被委任为帅府参议，月支500元，住在西单花园饭店内。

这是许多年后，关玉衡的第三团当年所在地内蒙古科右前旗的地方志工作人员冯学忠在《
“中村事件”后关玉衡及战友的命运》一文中的描述。不知它的史料来源何处，如果准确
的话，可见突变之后张学良对关玉衡仍很厚爱。关玉衡后来参加了抗战，1953年他回到了
家乡黑龙江牡丹江地区的宁安县，曾被选为省人大代表，1965年病逝。他的弟弟却没有他
幸运，“九·一八”后，被日军抓获并用钉子活活钉死，扔进牡丹江，老母因悲伤而双目
失明。

结局最令人悲切的则是关玉衡的部下、参与过处决中村震太郎的第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
东北沦陷后，陆鸿勋1933年任伪黑龙江第三军管区直属炮兵中校队长。1935年夏秋之交，
中村震太郎的儿子从日本来寻找父亲遗骨，陆鸿勋因身份暴露而被捕。1936年初，日本关
东军宪兵司令部将陆鸿勋多次审讯，严刑拷打，陆供出处决中村震太郎等人的内幕。随即
，日伪各大报在头版醒目刊载：“谋害中村的杀人巨魁罪恶滔天犯陆鸿勋落网”的消息并
附照片。后陆鸿勋竟被处以剐刑、凌割肢体，为中村祭灵。

有材料说，“九·一八”过后，所有与“中村事件”有关的档案悉数被日军拿走。不知它
们是否还在，或许仍存放在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等待着后人继续解读。

多想知道关玉衡当年的模样！可惜，在“九·一八纪念馆”展出的图片中，我只找到了中
村震太郎，没有发现关玉衡。在网上搜寻，也没有一张他当年的照片，哪怕是他后来的照
片也没有。我感到失望。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为何被淡忘?相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为何如
此欠缺?其实，不限于关玉衡一个人，与抗日战争有关的许多事件和人物，我们至今还缺乏
扎实的、全面的、深入的历史梳理和总结。对于一个承受过战争灾难的民族，这样的工作
其实更为重要。不过，让人略感安慰的是，在陈列橱里我看到了摆放有一份关玉衡亲笔所
写回忆“中村事件”的手稿。注目封面上签署的“关玉衡”三个字，有难以言说的感慨。
斯人已去，那个时代的许多人都已远去，带走了多少历史的真相和细节?


关玉衡病逝后，一位作家为他撰写了一副挽联，其中上联写道：“生何欢，生逢乱世，血
雨腥风，生灵涂炭，恨青山失色。塞北男儿，誓马革裹尸，冰霜铁甲，拔剑斩敌酋，白山
烽火始于足下，赳赳武夫，肝胆照人。回首当年，驰骋洮儿河畔，看白浪滔天，应千年无
愧。”吟哦再三，字里行间，我听到了岁月的几声喟叹。

四/黑色“九·一八”并非偶然

谈到历史，时常有这样的说法：一次偶然事件，一个偶然出现的人物，一旦发生在关键时
候，就能改写历史。那么，关玉衡以及“中村事件”大概就可称为这样的偶然。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觊觎和侵吞却非偶然。这个夜晚，终归要降临。

东北——多么值得中国人自豪、赞叹的大地！翻开地图，会发现东北与欧洲中部、南部处
在差不多的纬度上。这里有着堪与欧洲相媲美的资源和自然环境：海洋、平原、高山、森
林、河流、煤矿、石油……几乎应有尽有。许多次到东北旅行，每次穿行在东北大地，我
总是禁不住感叹于它的广袤、富饶和壮观。从旅顺口终年不冻的港湾，到乌苏里江、黑龙
江滔滔不绝的江水和兴凯湖浩淼的湖水，从兴安岭起伏的森林，到北大荒无垠的田野……

走在东北，忧伤也是必然产生的情感。一部中国近代史，在东北上演的就是不断被日俄蚕
食、掠夺、蹂躏的悲剧。船行乌苏里江中央，擦边而过的对岸，正是沙皇俄国19世纪下半
叶掠夺而去的中国领土，几十年间中国失去的领土竟相当于3个法国的面积；伫立旅顺口古
炮台，眺望一湾波澜不惊的港口，遥想1905年日本和俄国两大列强为争夺东北利益的战争
，竟是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进行，而软弱无能的晚清王朝只能无奈地将之划为中立区，自
己作壁上观，任由日、俄战火蔓延，从旅顺口一直到沈阳。2005年夏天,当我专程来到沈阳
寻访“九·一八”遗迹时，正是这场日俄战争结束整整100年，但还有多少人能想起它、能
提到它?

读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下面这段话简要而通俗地叙述了日俄战争爆发前后东北的命
运:

庚子年(1900年)，俄国趁拳乱派兵占领全东北三省。《辛丑条约》订了以后，俄国不肯退
出，反向我要求各种特殊权利。假使中国接受了俄国的要求，东北三省在那个时候就要名
存实亡了。张之洞、袁世凯竭力反对接受俄国的条款，日本、英国、美国从旁赞助他们。
李鸿章主张接受俄国的要求，但是幸而他在辛丑的冬天死了，不然东北三省就要在他的手
里送给俄国了。日本、英国看见形势不好，于壬寅(光绪28年)年初，缔结同盟条约来对付
俄国。美国虽未加入，但表示好感。中国当时的舆论亦赞助同盟。京师大学堂(以后的北京
大学)的教授上书政府，建议中国加入同盟，变为中日英三国的集团来对付俄国。俄国看见
国际形势不利于他，乃与中国订约，分3期撤退俄国在东三省的军队。条约虽签字了，俄国
以后又中途变计。日本乃出来与俄国交涉。光绪30年(1904年)两国交涉失败，就在我们的
国土上打起仗来了。

那一次日俄战争，倘若是俄国全胜了，不但我们的东三省，连高丽都要变为俄国的势力范
围；倘若日本彻底的打胜了俄国，那高丽和东北就要变成日本的范围，中国左右是得不了
便宜的。幸而事实上日本只局部地打胜了，结果两国讲和的条约仍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
，不过划北满为俄国铁路及其他经济事业的范围，南满包括大连、旅顺在内，为日本的范
围。这样，日俄形成对峙之势，中国得收些渔人之利。(《中国近代史》，第150页)

即便到了1931年，《时代》在报道“九·一八事变”时，着眼点之一仍是日本与苏联在东
北的利益竞争与分割，并且是将其作为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的第一条，小标题是“市场与
满洲”：

满洲、蒙古，实际上还有整个中国，对于日本，就像加拿大对于美国一样，她的首要市场
是粮食。未开发的满洲，对于有人口负担的日本具有特殊价值，在依赖日属朝鲜之外，这
里是日本扩张的一个理想目标。蒙古这一在北平北部和西部的国家，生产羊毛、皮革、猪
鬃、人织毛线、肠衣。许多世纪来，这些产品由骆驼长途跋涉南下运到原来意义的中国—
—如北平和天津的港口。但在蒙古和满洲的北面，还躺着一个俄罗斯。多年来，苏联一直
从它的那一面进入到中国。甚至就在上周，在日本军队采取突然袭击行动迅速控制南满铁
路地区并占领沈阳之前，俄罗斯对蒙古的控制正备受非议。俄罗斯已将皮革、羊毛、猪鬃
运到莫斯科。这对货物奇缺的日本和天津的贸易来说，是一沉重打击。有日本商人为占领
沈阳而欢呼，但不是对中国人的愤怒，而是出于对俄罗斯的恐惧。(《时代》，1931年9月
28日)


100年前，日俄战争后，日本对东北的占领在某种概念上说实际上已经开始。据《剑桥*史
》叙述，日本的渗透就是以管理南满铁路为标志。中国领土上的铁路，管理者却是俄国和
日本。战败了的俄国，交出的是它先于日本而蚕食的“一杯羹”，如今，它拿出来不过是
要与日本共享而已，这正是崛起后野心勃勃的日本所需要的。《剑桥*史》写道：

日本在1906年建立了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以管理根据朴次茅斯条约由俄国转让的铁路线，
达到了向中国有效渗透的新水平。……满铁是按照日本商业法建立的一个合股公司，50%的
股份掌握在政府手里，余额出售给日本和中国的投资者，但是在1906年10月5日最后期限结
束前，没有任何中国人购买股份。由于中国人缺席，公司就这样全部归日本人所有。

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基地在大连。在满铁管理下，该城迅速发展成东亚主要商港之一和满
洲的门户。从那个基地出发，公司几乎像一个独立政府那样运作。最初管理铁路的授权不
久就扩大了。

……日本政府为保护它在关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权益，建立了关东军。它的司
令部设在旅顺，它的各分遣队驻在租借地以外。根据朴次茅斯条约，每公里铁路线最多允
许驻兵15名。这允许日本在和平时期有一个整陆军师团驻在满洲，这些部队很快就成为日
本渗入中国的先头部队。

具有一定政府功能的满铁株式会社，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在东北出现；日本关东军也似乎名
正言顺地应运而生。在他们的部署与保护下，大规模的日本移民东北的垦荒计划得以实施
。而这却不是目标的终结，只是走向目标的开始。

最后的目标就是侵吞。对日本来说，广袤而富饶的东北实在是最诱人的一片土地。因此，
日本对东北的觊觎，早已不是秘密，它欲将之吞并窃为己有的意图，也早为外人深知。

早在1907年10月31日，德国驻北京的公使在致德国首相的公文中这样说：

我现在要假定，目前无论欧洲列强或美国都不想瓜分中国，但是，日本要在不久时间以内
用它的行动强迫列强进一步从事于中国问题。……我极端相信，把日本天皇搬到北京是浮
现在日人眼前的最高目标。(《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28页)

几年过后，1912年7月25日，德国代理外交大臣的记录中这样写道：

南满终究不能避免被日本归并之命运……满洲是中国将来最富饶地区之一。德国在该处的
商业在中国统治下将比在日本统治下有更好的前途，是不容怀疑的。一旦日本人感觉他们
完全是满洲的主人翁，尽管门户开放的一切保证，在大的经济问题上，像所谓政府买卖，
将没有什么留下给德国人，而小商业显然也将全部转入日本人手中。(《德国外交文件有关
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443页)

读这些德国人多年前的观察与分析，就该知道黑色“九·一八”的降临，远不是一个偶然
。

showcraft

五/“大亚洲主义”幻想的破灭

目光从柳条湖移到旅顺口，从1931年上溯到1905、1900、1894……我看到了东北由来已久
的苦难，看到了中国不断地被蚕食的悲哀，也就更加有必要去细细体味中国民众当年面对
日本的崛起和虎视眈眈所产生的复杂情感：反省、痛切、尴尬与忧愤，它们无奈地缠绕、
混杂、交织在一起，伴随着一个民族的兴衰与救亡。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清王朝舰队全军覆没，台湾因而被割让，这对中国人的精神打击恐
怕更大于鸦片战争中败给西方列强。一个习惯于以泱泱大国姿态傲立于东方的古老帝国，
忽然发现自己竟是如此不堪一击，一夜之间就败在历来被轻视甚至被藐视的一个小小岛国
邻居手下。然而，在这场战争中被打败后，中国与日本却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崛起，为渴望实现强国梦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戊戌变法
失败后，日本是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的避难所，是他们创办刊物的首选地。义和团运
动之后，赴日留学掀起高潮，在上世纪初奔赴日本的青年人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多重要人
物的身影：秋瑾、蔡锷、黄兴、廖仲恺、陈独秀、蒋介石、汪精卫、阎锡山、孙传芳、鲁
迅、李叔同、周作人、周佛海等。孙中山等志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党人，也把日本作为主
要活动基地。1905年，同盟会在此成立；1914年，国民党前身中华革命党也在此成立。辛
亥革命后，赴日留学再掀高潮，在后来诸多重要历史人物中，可以看到周恩来、郭沫若、
郁达夫、田汉等人的身影。


这的确是世纪之交时中国出现的特殊现象。痛定思痛，中国青年想亲身考察日本崛起的奥
妙，清王朝则想借派人留学为自己培养未来的人才。不管动机如何，最后发展方向如何，
有一点则是明显的，它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发展，也深深影响着现代中国与日本的复杂关系
。

在注意留学高潮的同时，更值得注意的、对现代中日关系影响更为直接的，是大批反清志
士前往日本寻求日本政府、民间势力的支持，在大量中国留学生中发展新生力量。有一点
必须正视，一些革命党人为了急切地借助日本力量达到推翻清王朝的目的，从而淡化或忽
略了日本对台湾的殖民化和东北的蚕食。当孙中山的同盟会最初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
华”的口号时，不少仁人志士还停留在排斥满清政权的明王朝遗民的意识上。他们想恢复
的是几百年前汉人的王朝，他们把统治中国几百年已经与中华融为一体的满清，还视为“
异族”，甚至把关外的东北，还看作是征服明王朝之前的游猎民族驰骋的荒漠大地，与传
统意义上原有的中华无关。他们的这种口号和意识，对一般民众也产生一定影响，使他们
更关注列强对自身利益和权利的侵害与蚕食，而对遥远的关外中国领土上正在发生的更大
范围的侵害与蚕食，相对淡漠，反应也不强烈。这一点，直到“五四运动”前后民众的国
家意识开始得到加强、爱国主义成为社会主题之后才有很大改变。当我们研究近代史时，
需要研究这一特殊现象，才能更深刻和更全面地认识东北问题的历史渊源，乃至中日关系
的复杂性。

与日本崛起及日本打败中国相伴随的，还有更为复杂的一种情感存在于近代中国的革命家
心中，这就是对西方列强的强烈敌视和对同为东方民族的日本的幻想。这在孙中山身上表
现得最为突出。

1924年秋天，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离开广州，前往北京与奉系军阀谈判合作，共同对付
直系军阀吴佩孚，以尽快统一中国。他先到上海，取道日本长崎、神户前往天津，最后抵
达北京。几个月后，他因病在京去世。

神户是孙中山熟悉的地方，1913年，在*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日本，首先
抵达的地方就是神户。1924年，他又来到这里，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访问。11月28日，在
妻子宋庆龄的陪同下，孙中山来到神户高等女校，出席由神户商业会议所、神户新闻社等
团体举办的演讲会。他在这里发表一次重要演讲，阐述他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前来聆
听演讲的，一说达3000余人，另一说则为20000人，甚至称“如此人数众多，实打破日本开
国以来之记录”。

孙中山特地提到了1905年发生的日俄战争。他的侧重点则是从一个亚洲人的角度出发，为
历来备受西方白人列强欺压的东方民族，终于打败了欧洲列强俄国而感到扬眉吐气。他回
忆说，当日俄战争爆发时，他正在欧洲，俄国舰队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时，他亲眼看到“
欧洲全部人民为之悲忧，如丧考妣”。

这是孙中山在日本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讲。

几年前，我曾到日本神户参观孙中山纪念馆。走出舞子公园火车站朝海边走去，不到10分
钟，即可见高耸的明石海峡大桥旁有一幢尖屋顶共三层的老建筑。小楼原名移情阁，是神
户著名华商、宁波人吴锦堂的私人住宅。楼房为六角形，系参照杭州六和塔而建，故又称
“六角堂”。1913年，孙中山流亡日本逗留神户时，应主人邀请，曾在移情阁居住。前些
年修建明石海峡大桥时，移情阁整体搬迁至现址，并辟为孙中山纪念馆。

走进纪念馆，记得是在二楼展厅，我看到，孙中山在神户演讲中阐述“大亚洲主义”的一
番话，用中、日两种文字抄录，醒目地悬挂在墙上。孙中山说：

我们讲大亚洲主义，研究的结果，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
么样才可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为被压迫的民族来打不平的问题
。受压迫的民族，不但是在亚洲专有的，就是在欧洲境内，也是有的。行霸道的国家，不
只是压迫外洲同外国的民族，就是在本洲本国之内，也是一样压迫的。我们讲大亚洲主义
，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美国学者对于一切民众解放的运动，视为文化的反叛，所
以我们现在提出来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众平等解放的文化。你
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
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国家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
详审慎择。(《孙中山文集》，第409页)


读孙中山的演讲，不难体味他内心深处的悲愤，一种渴望中华民族尽快摆脱受西方列强欺
压的紧迫。王道与霸道，这是他从文化角度着力强调的主题。他认为东方文化曾经拥有“
主张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的“王道”，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则是“主张功
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的“霸道”。面对神户热情的日本听众，心里充满悲愤
、忧虑和历史紧迫感的孙中山，对已经崛起的日本显然仍抱有幻想，甚至寄予了厚望。

厚望最终只是奢望。现实远比忧虑更为残酷。当1931年来临时，对于中国，日本早已不再
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的问题，而是军国主义的霸道大行其道了。此时，距孙中山发表
演讲还不到10年，世事变迁如此迅疾而无情，绝对是孙中山不可能预料到的。如他九泉有
知，想必会有深深的失望与悲愤。

所有中国人的幻想都在一个晚上破灭了。

六/张学良的抵抗或放弃

幻想破灭的中国人，震惊地看到了沈阳及东北被日本瞬间吞没。

谁能料到，“九·一八”之夜，张学良麾下留驻沈阳的东北军，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
让只有几百人的日本关东军轻而易举地攻占北大营，占领整个沈阳。随后，几天之内，日
军完成对南满铁路沿线城市的占领，几个月内全面占领东北……张作霖去世仅仅三年多，
少帅张学良就永远失去了父亲经营多年的东北地盘。

张学良再也不是东北的主人。

一个令中国人难以相信的现实，一个令中国人难以原谅的少帅。如果没有后来惊天动地的
“西安事变”，人们在描述张学良的历史形象时，很容易地在他的名字前加上这样一些词
语：自负、轻率、软弱、卖国……

“九·一八”夜晚降临之前的一两年时间里，正是张学良春风得意之时。作为仅次于蒋介
石的第二号巨头，他的军事实力不亚于南京政府，更拥有当时中国最强大的空军。1931年
6月，他答应借给蒋介石的20架飞机飞向南方，用以对付广州政府的“叛军”。我对史料中
提到此事时用“借”这样一个字印象颇深。怎一个“借”字了得！少帅此时在蒋介石等诸
军政要人面前怡然自得风光无限的样子，被恰到妙处地渲染出来。

同样是在1931年6月，张学良在沈阳的兵工厂生产了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辆载重卡车，在
当时中国民族工业开始兴起之时，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也再次昭彰东北的工业实力。这
也就难怪《时代》以《在轮胎上》为题，报道了他的这一成果：

据传，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元帅，上周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坐了起来并露面。
伤寒病愈的张还有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由中国制造的第一辆载重汽车，历史性地在他的
沈阳大型兵工厂里完工。

张的载重汽车的发动机、齿轮及其他复杂的部件均从美国进口，但他的兵工厂自己生产钢
材、车架、散热器等简单部件。一位发言人谈到中国制造的第一辆载重汽车：

“这是100型的，我们计划建立一条生产线，每月生产5辆，每辆车的轮胎载重量为1万磅(
约5吨——引者注)。我们还将每月生产10辆75型的，每辆轮胎的载重量为7500磅。(《时代
》，1931年6月22日)

然而，就在“九·一八”的晚上，随着北大营的被占领，张学良的停放在沈阳机场的数百
架飞机、刚刚生产出载重汽车的兵工厂，都成了日军的囊中之物。

具有一定实力的张学良，“九·一八”的晚上为何决定放弃最低限度的抵抗，他自己在19
90年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这样说：“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认为日本是
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
。”“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
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九·一八”当夜不抵抗政策的责任争议》，《三联生活
周刊》,2005年3月28日)他的这一回忆，与他在“九·一八”之前的思路是吻合的。1931年
9月6日，张学良曾给留守沈阳的省主席臧式毅等人发去这样一封电报：


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
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从电文看，张学良对日方可能进行挑衅有预感，“不可与之反抗”则是他的指示，这显然
与蒋介石的思路和主张也是吻合的。这一电文对沈阳当局在9月18日晚上决定放弃抵抗显然
起到了直接作用。《时代》也报道了张学良“九·一八事变”时的决定，说：

深知自己的军队根本无力与日本抗衡，精明的张学良元帅欲尽量赢得世界的支持。他命令
自己的满洲军队放下武器，不抵抗日本军队。他在病床上签署声明。(《时代》，1931年9
月28日)

放弃抵抗，张学良晚年称与自己的判断失误有关，这有一定道理。我还同意专家曾景忠的
意见：

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其前提是将“九·一八”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
介石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前者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这未免将蒋张之间的关系看得
太简单了。事实上，东北易帜这种统一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当时国民政
府的号令并不能畅通无阻地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东北当局
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当时亦是如此。……张知道如果此时抵抗必败，他在东三省的势力以及
在国内的地位将不保……会宁愿采取这样的政策。(《“九·一八”当夜不抵抗政策的责任
争议》，《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3月28日)

抵抗必败——这是1931年张学良的忧虑与惧怕；保存实力——这是作为继承父亲统治权的
少帅必然要考虑的现实。在这里，我想还有一个更重要、更直接的因素也值得关注，这就
是两年前的1929年，为争夺中东路控制权，张学良与苏联之间爆发的大战，即有名的“中
东路事件”，在这场军事冲突中，张学良惨败。

与张作霖在日、俄间多年周旋以求得生存和发展相比，年轻的张学良更有资格被称为具有
现代意识的、热情的爱国主义者。1928年，他宣布东北易帜，归属南京政府，一夜之间东
北挂满*，军阀长期割据东北的局面第一次得到改变，堪称自辛亥革命后中国的重大事件。
1929年，张学良又决定从苏联手中收回中东路控制管理权，他的爱国主义者声望顿时得到
更大提高。

中东路，即北满铁路(从长春经哈尔滨至满洲里的铁路)，1905年日俄战争后由俄国控制，
苏联成立后继续维持这一现状，仍由苏方派人担任铁路局局长和副局长，管理人员也多由
苏籍人士担任。1929年7月，张学良下令解除苏方人员职务，改由中方人士担任，将苏方被
解职人员驱逐出境。苏方随即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方恢复原状，并说“将采取有效的措
施以保障它的合法权益”。张学良毫不退让，并将苏方员工1200余人押解至哈尔滨关押。
美国记者鲍威尔称“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敢于采取如此有力和果断的排外运动”。

就在张学良即将与苏联发生冲突时，外交家顾维钧正在欧洲旅行，观察世界政治趋势。在
巴黎，在和一些欧洲政治家交谈中，他特别关注他们对苏联军事能力的看法。根据他对张
学良的了解，他估计张学良很有可能对苏联采取强硬手段，而这是他所担忧的轻率之举。
后来他这样说：

张学良无疑是个爱国者，对日俄两国的政策都特别怀疑。根据报纸上的报道和从我个人所
收到的书信来看，张少帅关于苏俄对他在满洲的积极政策可能作出的反应的估计是相当不
现实的。记得有一次我和贝特洛先生谈话。他是法国外交部的政务司长，对法国外交政策
有很大影响。……他暗示，中国应当小心谨慎，少帅更应该特别小心，因为少帅首当其冲
，并负责处理苏俄的问题。他说苏俄的军事潜力还很小，不能用欧洲任何一个强国的标准
来衡量。但是考虑到中国的情况特别是满洲的军事准备情况，如果采取任何行动挑动与苏
俄的战争，那就是个错误。由于西欧和美国对于苏俄仍旧抱有成见，苏俄必须采取克制政
策，在西方，苏俄一定不会挑起任何冲突。但是苏俄对远东特别是对满洲的态度就不同了
。据他从官方的和非官方所得到的报告，苏俄的现有实力，在远东特别是满洲制造任何出
人意料的局势是绰绰有余的。(《顾维钧*》第1卷，第401页)


法国外交官的预测和顾维钧的担忧很快将被证实。

顾维钧还认为，促使张学良热情高涨、铤而走险与苏联发生冲突，很可能是蒋介石的一个
阴谋，因为张学良做出以上决定时，蒋介石的几个高官正在东北：

对付少帅则用外交手段。中央政府打算把少帅诱入圈套，因为少帅妄自尊大又无充分外交
经验：吴铁城、张群甚至李石曾可能设法使他陷于对俄的困境，使之必须依赖南京，这样
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顾维钧*》，第1卷，第406页)

1901年出生的张学良，1929年还不到30岁，他当然没有想到国际纠纷和*交织一起的复杂性
。在这一点上，他显然没有父亲老练和狡猾。

中东路战争终于爆发，历时数月。到前线采访战事的鲍威尔这样描述战况：

战争在满洲的东西边境，沿着中东路很快爆发。在满洲里，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大约8000
名士兵丧生。位于中东铁路东端的绥芬河，几乎被苏联的大炮和飞机夷为平地。而位于松
花江口的城市拉哈苏苏，与伯力隔着黑龙江遥遥相望，在被飞机轰炸后成为一片焦土。两
艘停泊在江上的中国炮艇，也被苏联飞机炸沉。……在我们那艘汽船后面，还有另外一艘
汽船，船上全是中国政府方面的官员，结果遭到苏联飞机的扫射，死伤惨重。(《鲍威尔对
华*》，第167—168页)

惨败是张学良绝对没有预料到的，这对他的情绪、心理是一重大打击。在“中东路事件”
期间，张学良邀请顾维钧来到沈阳担任他的顾问，顾维钧亲眼看到了“中东路事件”开始
时那个热情高涨、乐观自信的少帅，在惨败之后又一下子跌落进沮丧的沼泽。张学良一时
再也不敢与实力远远超过于自己的日本或者苏联对抗了，哪怕感情上他依然是一个爱国主
义者。

“九·一八”放弃了抵抗，也就丢失了自己的家园，更击碎了所有中国人曾经对他的赞誉
和希望。“不抵抗将军”乃至“卖国贼”的唾骂，一时间成为笼罩他身上的阴影。将近一
年之后，1932年8月8日，张学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有一番剖白，说得诚恳而感人：“余反
躬自问，再三思维，近年来误国之处甚多，使政府长官耽忧，致部属朋友受累，更陷自身
于痛苦，皆是自己年轻，少读书，天性憨直，凡事误于坦白，缺乏政治阅历。只知爱国之
成见，不计世道人情，致生许多困难。余素常不自明了，不知爱国之辈，其理由安在，今
日余知其中之滋味矣。”

他不得不宣布“下野”；他的东北军不得不成为蒋介石用来围剿共产党的力量，并在这样
的过程中一点点被消耗掉实力。笼罩心上的沉重阴影，只有到1936年12月12日，他在西安
“兵谏”蒋介石、做出惊人之举之后才能消散。哪怕他为此将付出数十年失去自由的代价
，但他却以这一特别方式，完成了历史形象的自我塑造。

2001年，张学良在101岁高龄时病逝于美国。斯人远去，百年功过，留待后人评说。

我在沈阳寻访时，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张学良当年生产出中国第一辆载重汽车的兵工厂
旧址。兵工厂历尽沧桑，功能依旧。日军占领沈阳后这里仍是兵工厂，现在，它还是工厂
。走进去，友人告知，偌大的厂区如果步行需要几个小时。路过几处车间，说是张学良时
代的遗迹；工厂入口处有一幢楼房，近似于当年日本总领事馆的建筑风格，也是绿色屋顶
，它们则是日军占领期间修建的办公楼，一直保留至今。

七/“人民外交”与职业外交的冲突

中国人愤怒了。

“抵制日货!”这是首先发出的声音，也是可以一下子在各地展开的共同行动。既是愤怒的
宣泄，也是一种姿态的表示，更有很多人认为抵制日货，制裁日本，能够起到打击日本经
济、削弱日本军事力量的作用。当愤怒把民族情绪点燃之后，主动也好，被动也好，有作
用也好，无作用也好，实际上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遭遇“九·一八事变”的国难时刻
，每个人都需要、也必须以各种方式表明其立场和态度。于是，抵制日货的浪潮，顿时席
卷中国乃至世界各地。


1931年10月26日，当《时代》选择蒋介石、宋美龄作为封面人物时，“抵制日货”浪潮成
了报道中国局势的背景之一：

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卖日货的店主，上周受到由“反日协会”自己任命的中国“警察
”的严厉惩罚，哭哭啼啼地被关进临时设立的监狱。

这些不爱国的商人吓得说不出话，跪在“反日协会”审判者面前不停地磕头求饶。“审判
员”处以罚款，惩罚他们卖日货的罪行，“罚金”达10000墨西哥元(2500美元)。凡是被处
以罚款而称无力支付的店主，就被押进反日协会的监狱，让他们在里面挨饿。这种怪异的
审判，以各种方式出现，公然违法的行为却在各地得到中国公众舆论的支持——人类四分
之一民众的舆论。

成千上万的城市与乡镇，爱国者汇成一个整体，发出如下神圣的誓言(由中国首都南京的全
部师生宣誓过)：“对着青天白日，对着我们的祖国，对着我们祖先的陵墓，我们全体教职
员工和学生发出庄严宣誓，只要我们活着，就永不使用日货。如果违反誓言，老天可以惩
罚我们，别人可以处死我们!”

全世界的唐人街纷纷抵制日货。

在安大略温莎的白人，吃惊地看到400名加拿大华人采取波士顿茶叶党同样的举动，集中价
值6000美元的日本茶叶、丝绸和海鲜，浇上汽油，由温莎的德高望重的李枫(Fong Lee，音
译)发表鄙视日本的演讲，然后点燃柴堆。在太平洋之岸，美国航运公司高兴地看到日本的
公司取消了中日航班，自己则多了生意机会。(《时代》，1931年10月26日)

《时代》的报道为我们了解当年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的概貌，提供了生动画面和细节。慷
慨激昂的积极分子在严厉斥责；被处罚、被关押的商人们在无奈地哀求；南京的师生们在
神圣地宣誓……这些发自民间的声音，与9月18日柳条湖的爆炸声、东大营的枪声以及张学
良的叹息与呼吁，混合一起，渲染出1931年中国的悲情。

1931年中国民众的愤怒是必然的。我收藏有一本1927年8月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的《帝国主
义压迫中国史》(原名《中国近时外交史》，刘彦著)，此书附页上刊有该书店出版其他图
书的介绍，其中多种与日本有关。《日本并吞满蒙论》由日本的细野繁胜撰述，出版社将
这样一本鼓吹日本应该占领满洲和蒙古的书翻译出版，正是借此向国人发出警示。

“日本人野心大暴露”——这是该书广告的标题。广告写道：

据著者的意思：中国并非国家，中国人是万恶所归的下贱劣种。所以本书的结论，对全中
国则谓应归列国共管，对满蒙则应归日本占领。但是它怕列国妒忌，于是假借满蒙对列国
开放之名以售其奸。照历年日政府声明满蒙欢迎外资，及最近田康庄在美所宣传，更足证
明著者所云，并非一人之见解，实为日本之国策。——我素视和平如生命目战争为罪恶的
中国民众啊，对于野心蓬勃的日本，真不可不加紧抵御；对于暴露其野心之本书，尤不可
不深切注意哩。

不幸的是，四年之后，广告词中的忧虑成了残酷现实；“不可不加紧抵御”的警示，则变
成了“抵制日货”的实际行动——激烈对抗情绪中分明有深深的悲哀与无奈。

在这样的时刻，蒋介石被推到漩涡之中。日本侵略东北，无疑打乱了蒋介石欲集中力量围
剿红军、消灭共产党的部署，但他仍把共产党看成最大的心腹之患。“攘外必先安内”—
—这是他既定的方针，不会因“九·一八”的突然来临而改变。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
在一次会议上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因
此，尽管蒋介石口头上一再声称要向日本宣战，很大程度上却是在做出一种姿态。他清楚
中国与日本军事力量的悬殊对比，1931年，在他看来中国不可能战胜日本。他说他需要时
间。

不敢宣战的蒋介石，却又必须安抚愤怒中的民众，这是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为安抚情绪激烈的爱国学生，使其摆脱痛苦，南京的蒋介石主席上周组建“学生军”，以
准备抗日，但大量学生没有参加，他们怀疑蒋是否会真的宣战。3000名学生在南京聚会，
大多数人年纪很轻，也很穷，他们发誓在那里请愿(也许会绝食)，直到政府采取具体行动
来维护“中国的名誉”。

听说又有一辆火车满载学生将要离开上海，蒋主席立即下令火车停车，哪怕学生威胁要砸
烂车站。发生一阵骚乱后，上海铁路部门官员只能放行，当火车驶出上海车站时，学生们
阵阵欢呼。火车开到距南京50英里的镇江时，驶进副道，学生愤怒了，但司机和司炉留下
火车头，早已离开远去。

在美国，赞助燕京大学的费城人，收到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电报，据称，他的中国学
生继续在上课，没有参加别的学校由中国学生举行的示威活动。这些费城人得知这一消息
松了一口气。(《时代》，1931年10月12日)

在民众的愤怒面前，最尴尬的恐怕是中国的外交官，他们陷于了举步维艰、如履薄冰、左
右为难的境地。民众反对和日本谈判，外交官却又必须运用外交手段。他们需要向当时的
国际组织——国联陈述中国发生的一切；需要向国联提出中国的抗议；进而希望国联能够
出面干涉，制止日本的进一步行动。但是，他们面对的却是咄咄逼人、随心所欲、甚至不
把国联放在眼里的日本；面对的是国联中各有利益考虑、各有心思盘算的西方列强。然而
，他们所倚仗的却是一个软弱无力的政府、一个内乱不休的国家。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
的外交官的确有他们的苦衷与尴尬，要与民众真正有所沟通，何其艰难!

此时在日内瓦出席国联会议的中国代表是著名外交家施肇基，他与日本代表吉泽几乎在会
场上扭打起来：

中国代表团在上周日内瓦举行的国联理事会上完全无所作为。事实无可争辩，是日本在为
所欲为，军队和飞机攻占满洲(中国领土)，这些军队造成中国人流血。流血无疑就是战争
。上周在日内瓦，中国代表团团长施肇基再次要求国联干涉。

中国的施与日本代表团团长吉泽几乎要掐对方的脖子。为拉开他们，国联秘书长德拉蒙德
(EricDrummond)把发怒的东方人暂时安排到分开的房间。第三个房间里坐的是美国的“观
察员”、美国驻瑞士大使威尔逊()，国联理事会的欧洲代表坐在第四个房间。

威尔逊先生不同意施博士所说日本违反了《凯洛格公约》(《禁止以战争作为国策手段的国
际公约》——引者注)，理事会同意吉泽先生的意见，该事件属于中日之间的事务。温和的
英国代表说：“特别是吉泽先生已向我们保证日本现在正在撤军……我希望这些军队能尽
快撤离完毕。”

施博士甚至未能促成国联派出观察团以监督日本的“撤军”——如果它付诸实施的话。国
务卿史汀生从华盛顿致电中国和日本，敦促他们限制军事行动，“遵守国际法”。这样，
实际上拒绝使用著名的《凯洛格公约》。

在中国外面发生的这一切或许显得刻板而乏味。对中国学生这些爱国者来说，他们则因中
国受到打击而怒火燃烧：1.列强将中国出卖给了日本；2.在向国联诉求时，上当受骗的中
国的外交部长使这一出卖成为可能。他，该死!在南京、上海、北平街头，学生们高呼：“
打仗!打仗!”(《时代》，1931年10月5日)

中国外交无所作为，指望国联干预终成泡影。中国民众特别是从上海来到南京的大学生们
愤怒了!他们冲向外交部，首当其冲的是那位“该死”的“他”——外交部长王正廷。

“部长被打”——这是《时代》报道的标题。

“先生，快跑!快跑!”上周，中国的外交部长、1910级耶鲁大学研究生王正廷的忠实、善
良的下属这样大喊着。

“我要尽职尽责，坚守岗位。”王部长勇敢地回答。

扑!砰……一群气愤而失控的学生，冲进外交部，撞开门，扔椅子，砸桌子，纷纷指责王部
长。


“卖国贼!”他们叫喊。“你出卖了中国!打死你，打死你!”

毫无防范的王部长还没站起来，一个墨水瓶就猛地扔到他的头上。群众随即手挥棍棒殴打
中国的外交部长，险些被打死，幸好有他的忠实的下属们赶来营救。一番争斗后，他们救
出了王先生，把流血的他赶紧送回家。医生说：“他的伤很难治愈。”(《时代》，1931年
10月5日)

一个星期后，《时代》继续报道王正廷的伤势：

不幸的王正廷博士，作为南京的外交部长，其“对日政策被认为不积极”，被爱国学生殴
打致伤。上周，他的伤势部分痊愈，但有三处重伤，其中膝盖严重骨折，令他颇为痛苦。
医生说，他如果走路，将跛行。(《时代》，1931年10月12日)

被打的外交官不止外交部长王正廷一人。据顾维钧*所写，施肇基从日内瓦抵达巴黎后，也
“受到学生代表的攻击，他被打伤并受到侮辱”。

接替王正廷出任外交部长的顾维钧，日子同样不好过。他回忆说：“我就任外交部长后，
紧接着就有很多学生团体要会见我……他们仍然反对直接谈判，并且要和我亲自谈话。我
出去一露面，他们就喊‘打!打!’”。

不仅仅外交官，时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也遭到学生殴打：

后来，有一天，有些学生提议他们应该去攻击国民政府，所以学生就到了那里。在国民政
府门前，他们看见并且认出了坐在人力车上的蔡元培先生。有些人喊“打!打!”并且把他
从车上拖下来。蔡受了伤，但并不太重。这证明这些群众示威的目的不是直接反对我或任
何外交政策，而是反对蒋介石领导的政府。(《顾维钧*》第1卷，第422页)

顾维钧深深感到身为中国外交官的悲哀。在他看来，外交官与民众的处事方式显然是基于
不同的原则。民众重视的是感情，支配行动的往往是情绪；外交则不同，重视的是现实力
量的对比状况，引导其行为方式的是对自身力量和国际局势的把握，力求以最小的损失在
妥协中争取最大的利益。用他的话来说，“人民外交”与职业外交是完全不同的。而他和
他的中国同行们，常常遇到的难题恰恰就是不得不陷于彼此的矛盾冲突之中而难以周全。
他这样写道：

曾记得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穆尔教授常说外交即战争，是和平时期的战争，只是武器不同
而已。必须估计对方及自身的实力。……我谈到中国有一句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谚语：“宁
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条成语，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但在
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地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
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这样就无法达成协议。

……“人民外交”总是以百分之百的成功为口号，是永远成功不了的。那样只能把谈判搞
糟。

特别是在人民外交当中，由于离不开公众舆论和大众的支持，一个人很容易做一些讨好公
众的事，而不总是光考虑民族利益。如果是民族利益，那就是永恒的，不因时间、舆论或
党派而改变。因此，当国内人们批评中国的外交家们没有政治头脑时，我接受了这种意见
，因为,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那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在中国，自从五四运
动以来，“人民外交”的口号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大*或组成代表团对
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顾维钧*》第1卷，第397页)

这是作为外交家的顾维钧的思考与忧虑，但要想让民众接受之，淡化情感的悲愤与刺激，
何其之难!那么，既然他选择了这样的职业，他，以及其他外交官，在中国民众的愤怒中，
也就只能被斥责、被谩骂，甚至被殴打。他们只能在令人失望的政府与群情激愤的民众两
者之间尴尬周旋，以他们的方式背负民族的苦难。这或许是长久难消的矛盾与冲突，未来
的日子里仍会将他们纠缠。


在一片攻击声中，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很快相继辞职。随后，1932年2月，国联决定派
遣由英国前代理印度总督李顿()为团长的调查团，前往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及局势
，顾维钧再度被任命为中国代表参加。在赴任前，他致电外交部长罗文干表明自己的态度
：

如果我的生命遭到任何不测或者为国牺牲，我认为那是极大的光荣。我又说，作为中国代
表那是我的应尽之责。我早就决定献身于中国的事业；在执行职务时，我自己就像任何一
名被召唤去为国战斗的战士一样，义无反顾。(《顾维钧*》第1卷，第425页)

读到这里，我似乎对民族危难之际的外交官多了一些理解，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另外一种形
态的民族感情与国家责任感。说实话，以往我们对这样一些职业外交家缺乏了解，更缺乏
理解与认识。在歌颂激情的同时，理性是否也应得到重视与肯定呢?

鲁迅的声音也与众不同。与顾维钧这些外交官还不一样，鲁迅从来没有认可过蒋介石及其
国民政府，对当权者他一直持批判态度。但在“九·一八事变”后民间掀起的抗议与反日
潮流中，鲁迅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另有自己的思考，表现出他的冷静与深刻。1931年11月30
日，他在上海《文艺新闻》发表杂文《“日本研究”之外》，忠告中国青年：

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地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
之处的。譬如关于他的本国和东三省，他们平时就有很多的书，——但目下投机印出的书
，却应除外，——关于外国的，那自然更不消说。我们自己有什么？除了墨子为飞机鼻祖
，中国是4000年的古国这些没出息的梦话而外，所有的是什么呢？

……尤其是应该研究自己：我们的政治怎样，经济怎样，文化怎样，社会怎样，经历连年
的内战和“正法”，究竟可还有四万万人了?

……

我们应该看现代的兴国史，现代的新国的历史，这里面所指示的是战叫，是活路，不是亡
国奴的悲叹和号咷。(《鲁迅全集》第8卷，第320页)

在“抵制日货”的*声此起彼伏之时，鲁迅仍主张中国应学习日本的长处，并公开发表这一
见解，实为振聋发聩之音。今日再读，仍让人感慨于他的特立独行。

这便是1931年的中国。

不同的命运，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态度，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悲情：被侵略、震惊、控诉、
呐喊、呼吁、抗争、慌乱、沮丧、亢奋、忧虑……

悲情已成历史，警示与沉思却永远留给了后人。

老木匠

这是前几年在《收获》上连载的，很好看的。

showcraft

木匠师傅好。
确实不错，作者因此得了2006年最佳散文家。我感觉和李洁的《文武北洋》路数相近，作者视角切入独到，确实跋涉各处，实地考量，再有感而发，当然作不得历史论文，但读来清通顺达，别具一格，亦有收获，鱼掌兼得。

天益读书时间的天火兄换过此系列文，我最近在看实体书，一天看一章。

showcraft

1932—1934：人在风雨晦暝中（蒋介石，溥仪）

1933年12月11日，蒋介石又一次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这是蒋介石第三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了。第一次，1927年4月4日；第二次，1931年10
月26日。有意思的是，对于他，前两次的出场都不是好兆头，随之而来的都是下野。

第一次下野，1927年8月13日至1928年1月4日。

蒋介石在1927年4月12日突然发动针对共产党人的“清党运动”，逐步掌握了国民党的控制
权。但仅仅四个月过去，他便受到来自三方的巨大压力——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中的
原国民党左派势力、拥有数十万军队的冯玉祥、蒋的得力部下何应钦。分裂的国民党宁、
汉双方如果要统一，首要前提就是蒋介石下野。他没有料到会有如此大的转折，不得不黯
然返回家乡浙江奉化。

此次下野为期4个多月，其间，蒋介石前往日本争取日本朝野对他的支持，再与宋美龄结婚
，为日后复出确立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于是，1927年底，当他与宋美龄在上海隆重举行
婚礼时，他的重返权力中心之旅也就开始了。

第二次下野，1931年12月15日至1932年1月28日。

蒋介石同样没有预料到会有第二次下野。在他本人或者许多人看来，“九·一八事变”爆
发，国难当头，正好为他弥合国民党内部矛盾提供了机遇。而在此之前，他正为软禁胡汉
民一事而面临来自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浪潮。

胡汉民是国民党*、立法院院长，一直反对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独断专行，对
国民政府实际上沦为个人手中的工具而忿忿不平。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突然将胡汉民软
禁。他的被软禁，立即引发国民党内部又一次反蒋高潮。5月，改组派、西山会议派、胡汉
民派、林森和孙科派，以及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联合成立“中国国民
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打出“打倒*”、“护党救国”的旗号，寄寓香港的汪精卫应
邀出任广州“非常会议”政府的领袖。不同时期反对过蒋介石的派别，在这一时刻汇聚到
了一起。

9月初，广州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正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广
东方面首先做出了友善举动，9月20日立即停止了入湘军事行动。蒋介石也予以回报，派代
表赴香港与粤方接洽。

《时代》随即以《中国联合?》为题报道了中国的这一最新动向：

如过去每当遇到日本威胁时做出的反应一样，中国脆弱、派别林立的政府上周试图联合起
来。在今年春天，广州政府还在谩骂“南京徒有其表”，而南京政府则攻击广州政府的外
交部长陈友仁是布尔什维克赤色分子。双方的指责至少各有一半真实，但在上周，广州和
南京双方发现有可能互派代表和解，并秘密签订1项协定。

最大的传言是陈先生有可能出任计划成立的联合体的外交部长，他曾长期呆在莫斯科，这
就有可能使中国的政策带有更明显的左翼色彩。(《时代》，1931年10月12日)

对立的双方达成了和解。10月14日，蒋介石释放了被软禁的胡汉民。《时代》很快做了如
下报道：

主席上周释放了前南京立法院院长胡汉民，3月时他被怀疑对主席不忠而被关押。在慷慨激
昂的爱国主义情绪中，胡汉民与蒋主席相互拥抱，然后立即开始说服他的广东政府的朋友
加入南京政府。还有1个对中国的好消息，广东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签署成立了1个爱国的
联合体，他曾被怀疑倾向赤色阵营。陈先生宣布支持蒋主席：

“中国的反日抵制运动的结束，取决于日本自身，取决于他们坦率、真诚地确认满洲是中
国真正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政策，随后中国才会考虑日本所要求的权
利和利益。”(《时代》，1931年10月26日)

然而，外人未必清楚中国政治幕后的复杂性。实际上，表面的联合暂时还不能意味着蒋介
石地位的加强。东北大部分地区沦陷、中国军队的不抵抗，使早就反对蒋介石*政治的国民
党内部各派，更有理由逼迫其交出权力，以改变被动局面。12月15日，蒋介石无奈中通电
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务。同一天，张学良也获准辞去陆海空军副委员长职，改任北平绥
靖公署主任。12月22日，国民党的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分裂多时的南京、广州、上
海各派别，在国难降临之际终于坐到了一起。但蒋介石却在出席开幕式之后，当天下午偕
宋美龄悄然离去，飞往上海，又一次前往家乡奉化开始新的下野之旅。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的时间比第一次要短，为期不到2个月。与第一次下野时相比，此时的他
，势力与地位更加难以撼动。几年的纵横捭阖，他早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军
阀降服，东北的张学良与他结为金兰之交，中央军的指挥权更是牢牢控制在他手中。接替
他出任国民政府领导人的孙科、汪精卫等人，雄心勃勃，慷慨激昂，命令张学良在锦州一
带抵抗日本军队的进攻。可是，他们却无法调动唯蒋介石之命是听的中央军前去增援，张
学良也对他们非常冷淡。结果，锦州很快失守，东北军全部撤进关内，东三省遂悉数沦陷
。到此时国民党内反蒋派别大概才意识到，经过多年经营，蒋介石的地位与影响力已难以
撼动。

蒋介石又一次复出了。1932年1月28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决定任命汪精卫为
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仍由他担任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虽名义上权
力有所分散，但至关重要的军权依旧掌握在他手上。他所奉行的依然是早在“九·一八事
变”之前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国土被侵吞、被分割，自身却在分裂、在内战，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正是这种残酷的现实
。复出的蒋介石，将如何应对一切?中国将会走向何处?

1年多之后，1933年12月11日，蒋介石第三次出现在《时代》的封面上。

封面选用的是一张照片。蒋介石身着戎装，骑一匹战马，右手行军礼，看上去颇有几分威
风，似是在检阅军队时拍摄。

《时代》以少有的欣赏口吻，描述这个封面人物：

中国上周炸开了锅。不过，中国面积相当大。发生激战、抢劫、骚乱、惨剧的中心地带，
常常各自相距百里、千里。一位了不起的战士，坚定地骑着一匹矮胖健壮的中国马，看着
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内战频仍的国家，他就是蒋介石委员长。

这位曾经征服过中国的人，目前正面临着蔓延于从广州到北平之间的一场广泛的内战，尽
管六个主要叛乱地区并非让人过于惊恐。如果中国要想真正全都平静下来，那么委员长就
要在60个地区而不是6个地区里马不停蹄地奔跑了。因为，中国几乎到处都有“造反”的将
军。但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上海、广州、北平、汉口以及首都南京，生活虽艰辛却安全。
狡猾的蒋委员长聪明地选择不对付那些对中央政府权力不形成威胁的地区叛乱(他曾说，其
中绝大多数叛乱的规模还抵不上芝加哥黑帮的火并)。(《时代》，1933年12月11日)

从《时代》的叙述也可以看出，骑在马上的这个人的威风只是表面的。因1931年日本入侵
东北而陷入困境的中国，依然风雨晦暝，在苦难中挣扎。对于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
的蒋介石来说，环绕四周令他头疼的不仅仅是日本对东北的侵吞和“满洲国”的成立，还
有他几年来一直难以剿灭的共产党红色武装。1933年11月，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力量，又在
福建掀起浪潮，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交相呼应，这更令焦头烂额的蒋介石雪上加霜。

那么，这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对他又将意味着什么呢?

二/走进中国的外国人

距蒋介石复出不到4个月，《时代》的创办者、主编卢斯于1932年5月开始了重返中国的行
程。这位美国传教士的后代，1912年14岁时离开中国，这是他20年来第一次回来寻访诞生
地。34岁的卢斯急切地要亲眼看看阔别了的中国。

20年来，无论世界、中国，还是卢斯本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1914—1918年之间的第一
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战后，奥匈帝国瓦解，红色的共产党苏联政权崛起，
从此，在“输出革命”的口号和世界革命的理想激励下，支持或反对这一红色政权的态度
，几乎成了所有国家和地区冲突必不可少的背景，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战后，美国也
超过传统大国英国、法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大国，这是卢斯所梦想的“美国世纪”的开
始，他所做的一切都在编织着这一梦想。


中国则经历了从清王朝崩溃向*的过渡，一个个民国强人，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吴佩
孚、张作霖……在内乱不已的硝烟中一一走过。封建制度虽然被推翻，中国的统一和现代
化依然遥遥无期，日本对东北的侵吞，更加重了危机。

卢斯个人的变化同样令人惊奇。1923年他创办的《时代》获得巨大成功，不到10年，已一
跃而成为发行量达数十万册、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影响显著的新闻周刊，甚至达到了举足轻
重的地位。

1932年5月7日，卢斯与内兄塞夫林豪斯一起登上开往中国的轮船，他们高兴地碰到了两位
旅伴。一位是司徒雷登，他曾是卢斯的父亲在山东传教的同行，现为燕京大学校长；另一
位是考古家、自然学家安德鲁斯，他以对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的六次探险而闻名，1923年
曾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卢斯在甲板上散步，他与安德鲁斯、司徒雷登谈论的主要话题是中国和亚洲。塞夫林豪斯
在日记中这样记录说：“司徒雷登、卢斯和我每次吃饭都是最后离开餐厅。我们一起交谈
(关于中国)，似有说不完的话题。”后来，到北平后，卢斯曾有机会与胡适等中国学者聚
餐，塞夫林豪斯写道：“卢斯如通常一样，不停地向这些学者提出问题，如共和的进步、
国际关系等。”“他总是谈话的中心。我很吃惊他熟知如此之多领域的事情。”

在这次重返中国的行程中，卢斯随身带着一些书和资料，都与中国和日本有关。他最大的
兴趣是蒋介石，以及与之有关的宋氏家族。《卢斯和他的帝国》一书作者写道：

从一开始，宋氏家族的故事就令卢斯为之兴奋并可能吸引他的一生。查理宋从美国回到中
国，作为向同胞传播美以美教的传教士，他又像一个商人一样创造了财富，并资助他的四
个孩子，创造了极为惊人的奇迹。这四个人都与孙的继承人、努力统一中国的新强人蒋介
石，有着政治或家族的关联。当蒋与苏维埃俄国打得火热时，《时代》对他冷淡，只将之
视为另一个军阀而已。但1927年是他一生中的关键一年，他与俄国人决裂，屠杀数以千计
的共产党人，抛弃结发之妻，转而与美以美教徒宋美龄结婚。《时代》态度改变，开始充
分认识他，蒋的肖像上了封面。报道称，他正在读《圣经》，他欢迎基督教传教士到家中
做客。1931年，他皈依美以美教，与此同时，*的思想也在中国发展。《时代》再度给予他
以荣耀。在此之前的10月，蒋和夫人一起出现在封面上，并以同情的态度报道他所面临的
共产党和日本人双重威胁。卢斯现在希望能更直接地认识宋氏家族。(《卢斯和他的帝国》
，第93页)

此次来到中国，卢斯没有见到蒋介石，但宋子文特地乘飞机从南京到上海与之见面。卢斯
很高兴能与宋子文见面，他在备忘录中记录说：“他拒绝见任何人——除了《时代》和《
财富》的主编，这两种杂志他都订购。”卢斯的传记作者也写道：“这位高个子的银行家
、蒋的财政部长，非常注意建立公共联系。宋正在欢迎一个重要的伙伴，一个他可能希望
不需要巴结的人。”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发展将证明，宋子文这一次重视卢斯的来访，
与之结识并成为朋友，无疑是他的聪明之处。正是在卢斯的积极参与下，美国民间援助中
国抗战的募捐活动才开展得有声有色。

卢斯会见宋子文之后，从上海沿长江而上，然后从汉口前往北平。在前往北平的火车上，
卢斯意外地遇到一位共产党人：

他们前去北平。“火车时速从未超过25英里。夜幕降临后，我们穿行在山峦之间，这是土
匪猖獗的地区，但并无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第二天，一位旅客是有教养的中国共
产党人，他去过莫斯科一段时间，会讲英语。很自然地，他和卢斯之间进行了一场关于共
产主义理想的紧张但又礼貌的争论。谁也没有说服对方。“讨论进行时，我完全被忽略了
。”塞夫林豪斯有趣地写到。(《卢斯和他的帝国》，第93页)


这位与卢斯同车旅行并敢于公开其背景与经历的共产党人到底是谁，暂时无法考证。但这
样的交谈，与行走中国的目击景象交织一起，加深着卢斯此次中国之行的印象：日本在入
侵；共产党在中国顽强地存在着，国民党正对红色苏区进行围剿。

几乎与卢斯同时，另一个美国人也在1932年启程前来中国，他是冈瑟·斯坦(Gunther Ste
in)，在以后12年里，他将先后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英国《新闻纪事报》、美国《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远东的特派记者。他回忆初到东方的见闻：

我第一次到远东是在1932年。那时中国国民党军队正在同共产党军队交战，而日本则正不
动干戈地完成他们对“满洲”的征服。他们的军队占领着上海外国管辖区以外的港区。…
…

我到了东京。

当时日本的陆军部次官，后来是战时内阁总理之一的小矶将军，在招待我的宴会上为日本
的行为辩护，其论点之一便是中国的不统一。

他说：“自称是国民革命者的人动员成千上万人互相残杀，政府利用大量的外国装备来武
装它的陆军和空军，与人民为敌，这样的国家不配为国际联盟的一员。只有少数孤立的匪
徒在“满洲”抵抗日本帝国的军队，这个事实比你们新闻记者和国联代表所能得到的调查
，更好地证明日本并未对一个独立国家采取侵略行动，而是一个善邻，对“满洲”受到*的
3000万不幸的中国人尽它神圣义务，重建秩序。”(《红色中国的挑战》，第11页)

从东京来到上海后，斯坦颇感意外地发现，有的外国商人从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的角
度出发，对日本入侵东北的行为持赞同态度，他们乐意看到中国出现分裂：

几家洋行里的中国通对事态的发展绝对乐观。当我告诉他们我对旅途所见所闻的反应时，
其中一个对我说：“你不懂中国人。”我们正站在“上海俱乐部”著名的“世界最长的酒
吧”旁，这对表达我对中国局势的意见来说，不是个合适的地方。

“你不知道，这正是需要有人打击一下那些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时刻。不论是‘白党’或‘
赤党’，他们都需要吃这样的苦头。自从1924年起，他们确实得势了。他们觉得他们有力
量，骄横起来。你知道，反帝国主义者要自己管理一切，如我们上海的公共租界。他们还
要管理我们办得很好的海关和盐务署。在他们分裂为两个阵营之前，他们真的强大了。”

“强横得怕人。”他叹了一口气补充说。(《红色中国的挑战》，第13页)

70多年后，在读这些外国商人的幸灾乐祸时，不由得感叹当年中国的分裂和危机，有难以
言说的悲凉。

当时，有一位来自美国的亚洲学专家生活在北平，所见所闻也令他感到困惑和失望。他是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几年后，他将受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委派，再度来到中
国，出任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他在*中曾这样写到1934年前后他在北平的
观感：

像那时生活在北平的许多其他外国人一样，我越来越感到沮丧。我认为，我们在北平认识
的少数几个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非常无能。他们所能想到的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不能采取
行动制止这种局势呢?”或者“为什么英国人不能呢?”等等。他们对自己缺乏信心。至于
被蒋介石控制的在北平为他效劳的军界和政界人士，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共产党，认为*
了共产党才能抗日。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许多外国人的反应是：“为什么国共两党不能摒
弃分歧，携手保卫自己的国家?一旦他们有了一个自己的祖国，就可以解决彼此的政治分歧
；但是，为什么在祖国遭到侵略时要打内战呢?”(《欧文·拉铁摩尔*》，第43页)

但此时访问中国的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却欣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
的方针：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我记得大约在这个时候，约翰·杜勒斯出现在北平。他正以某
个美国传教协会理事会的名义在整个亚洲旅行。我在美国大使馆的一次宴会上遇见他。他
坚定地认为，要让国民党在解决*问题之前抵抗日本侵略，那肯定是荒谬的。只有解决了*
问题，他们才能腾出手来干其他的事。杜勒斯的观点和蒋介石那时的看法完全相同。(《欧
文·拉铁摩尔*》，第43页)


约翰·杜勒斯后来鼎鼎有名。20年后的1953年，他出任美国国务卿，成为“冷战”时期最
强硬的人物之一。他在外交场合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握手的故事，几乎成了
冷战时期的历史性象征。

显然，中国陷入分裂和内战，是已将东北吞并的日本最愿意看到的。不仅仅如此，周恩来
的传记作者、英国作家韩素音还认为，其实苏联也愿意看到中国的分裂。她这样写到“九
·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作为*领袖之一的周恩来陷入的困境：

周作为党的军委负责人起草了一份呼吁书，散发给包括蒋介石军队在内的全中国军队，向
全国的国民党军队建议停战，以便团结抗日。然而周的建议没有得到巴威尔·米夫和国际
路线派的支持。“又是妥协!跟蒋介石不可能妥协!”国际路线派把“满洲”被占领看成是
对苏联的威胁。1931年夏天，他们宣布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到了。这个主意是要
阻止蒋介石与日本结盟反对苏联。蒋必须先在国内对付共产党。(《周恩来与他的世纪》，
第132页)

韩素音的叙述是否准确尚有待考证，因为同样是共产国际和苏联，1936年在西安事变爆发
后，采取的却是极为缓和的立场，促成了蒋介石的被释放和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不过，
韩素音毕竟为历史考察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

中国处在风雨晦暝中。就在这一背景下，同样还是在1932年，另一个肩负重要使命的德国
人来到了中国。“1932年春，我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接着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会派往中国。”说这话的是奥托·布劳恩，后来，在中央苏区他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中国
名字——李德。1973年，李德在苏联出版了关于中国经历的*《中国纪事》，虽明显在为自
己辩护，且具十分浓厚的主观色彩，但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细节，值得一读
。

抵达中国后，李德先在上海等地活动，1933年秋天前往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即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的所在地，行前他接受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

1933年9月底，我去中央苏区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弗雷德给我
的指示和建议最多。我从这些指示和建议中感觉到，他深信苏联会给予武器援助，并且抱
有进行一场大规模正规战争的设想。因此他命令我，尽快让人建立一个飞机场，并在赣江
和抚河之间的北线上建立坚固的阵地，以便在那里准备一次大规模的进攻，目的是一直挺
进到南昌，或者甚至挺进到长江沿岸的敌人的中心地区。(《中国纪事》，第40页)

李德踏上了前往中国神秘地区的行程。他这样回忆走进中央苏区的过程：

在整个旅途，我像是一个聋哑人。我学会的几句支离破碎的中国话，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
。我会讲的是中国官话，也就是北京方言，而我的同伴们讲的都是广东或福建方言。旅途
中我有时骑马，有时步行，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脸上遮着一条毛巾，警卫员们簇拥在我
的四周，把所有好奇的人挥走。就这样，我们到了红色首都瑞金。那时瑞金几乎已经被国
民党飞机全炸毁了。我们在远离城市废墟的一间冷落的小屋子里停下来了，等了几个小时
，来了一个比较消瘦的中年人，满面红光，身后跟着一队警卫人员。

这就是邓发，他是中央委员，又是党和政府的保卫委员。(《中国纪事》，第43页)

一个令所有共产党人注目而又陌生的德国人，就这样走进了瑞金。几个月后，作为共产国
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顿时具有了一言九鼎的权威，他所拟订的军事防御战略，如同一个
巨大的阴影蔓延开来，将根本改变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命运。

三/陈友仁最后一次的耀眼亮相

就在李德刚刚走进瑞金，开始与中央苏区的*领袖们认识并迅速确立自己发号施令的至尊地
位之际，1933年12月《时代》周刊关于封面人物蒋介石的报道，向世界披露出了中国红色
革命的现状和蒋介石1933年9月开始进行的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围剿”：


然而，上周蒋委员长却面临着一个紧要的历史时刻。对他的统治真正具有严重威胁的，是
已经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他们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控制着富饶的江西及周
边约20万平方英里的地区(见地图)。他已紧急公开购买多达1万张床位的医院设备，大量步
枪、机枪、野战炮、战斗机和军需品，他分别悬赏8万大洋以取得*头号将领朱德、二号将
领毛泽东的头颅，如果尸体完整赏金则为10万大洋。这两位家喻户晓的中国人曾在国外受
过军事训练。南京方面的30万军队，在蒋本人的指挥下，在该地区集结，准备开始剿共。
突然，他召集所有将领和参谋来到指挥部所在地南昌，在这个直接面对苏区的地方开会。
委员长宣布，他可能会将剿赤战役的全部指挥权交给刘峙将军，令其立即赶往情况最为严
重的地区投入战斗。(《时代》，1933年12月11日)

在1927年年底，《时代》曾报道过中国共产党人发起的广州暴动，自那之后，共产党的影
子在这本刊物上几乎消失了。在长达5年的中国报道中，频频出现的是军阀混战、国民党内
部派别的纠纷与争斗、中日之间的冲突与战争。从高潮跌入低潮、从城市转向农村的中国
共产党的踪影，一时还难以进入《时代》的视野。

当然，偶尔也有例外。1931年6月22日的《时代》，在以《新元首》为题报道蒋介石当选为
国民政府主席的消息中，曾这样写道：

蒋介石元帅上周再次当选中国主席——不是由中国人民选举，他们没有投票——而是由在
南京的国民党第5次大会选举产生。

直到上周，蒋主席还未如他所许诺的那样从南京进军至内地、消灭共产党的军队。蒋的政
府承认，共产党军队最近“在江西、湖南、福建省的一系列战斗中，消灭了2万政府军”。
“许诺者”蒋许诺将派遣20万军队清剿红军。(《时代》，1931年6月22日)

毫不奇怪，共产党根据地位于远离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偏僻地区，中外记者都很难走进
去一看究竟。“苏区”的现状和“剿共”的进展，往往只能根据官方的消息发布，外界对
*内部情况的了解也仅限于细枝末节，甚至常常是捕风捉影。譬如，称朱德、毛泽东都在国
外接受过军事训练，明显有误。朱德曾在欧洲留学，但并非学习军事；毛泽东从未跨出国
门半步，甚至在国内也没有学习过军事。尽管如此，一幅配文章而发表的绘制详细的地图
，却多少为世人勾画出了中国内战动荡的范围。

相比之下，关于“福建事件”的报道就要生动详尽得多：

福建是上周的最后一个严峻的叛乱地区。这一新的苗头打乱了蒋委员长指挥江西剿共的计
划，迫使他召集军事委员会开会。

上个月，临近广东的福建省宣布已经“独立”(《时代》，11月27日)。上周，福建大胆的
造反者敢于宣称，是他们而非南京才是真正代表中国的政府。他们猛烈抨击蒋委员长，宣
布他们的军队将由蔡廷锴将军指挥，这是著名的十九路军的司令，曾率军殊死保卫上海(参
见1932年2月22日等期《时代》)。老牌的十九路军的残部，在招募新兵后战斗力得到加强
，将在蔡廷锴将军的指挥下作战。更为严峻的是，新的福建政府拥有它的“智囊人物”—
—南方中国人的政治家中的佼佼者陈友仁。正是他使南京政府的统治面临严重危机，是他
迫使蒋匆匆离开军事会议，紧急调遣精锐部队，亲自指挥来对付福建。(《时代》，1933年
12月11日)

被称为“智囊人物”的陈友仁，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耀眼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过去读史书，福建事变的风云人物中常提到的是十九路军的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
，以及出任“福建政府”主席的李济深，而对出任“福建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却少有
提及。但在《时代》报道中，真正占据中心的焦点人物却是他。

毫不奇怪，从1922年开始担任孙中山的外交顾问，出生于加勒比海特罗尼达的归国华侨陈
友仁，成为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是外国媒体接触最多、报道最多、最感兴趣的对象。19
27年大革命期间，作为外交部长，他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充分表现出激情、爽快、犀利，为
中外媒体一时竞相报道。大革命失败后，他和宋庆龄等一起流亡苏联，试图成立国民党左
派的流亡政府，关于他和宋庆龄结婚的流言蜚语，更使他成为世界性新闻人物。当他结束
流亡于1931年回到中国后，他又成了每一次反蒋运动的核心人物。如今，1933年12月，骑
在马上的蒋介石，仍不得不面对这个老对手的挑战。


蒋介石对陈友仁一直耿耿于怀，甚至恼羞成怒。1931年，陈友仁是“广州政府”的外交部
长，当时，《时代》曾报道了蒋介石发表的攻击陈友仁的谈话。谈话中，蒋甚至把陈称为
“外国人”，攻击陈在拿“苏联的钱”。这是颇有意思的一次报道：

出征之前，蒋主席通过其新闻机构，公开指责他的最聪明的夙敌、在广州新成立的革命“
中国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

……

“我们奉劝你回到你出生长大的特罗尼达去，回到你的妻儿的怀抱中去，不要再将自己的
意愿强加于中国人民身上、干涉他们的内政。”

精明的陈出生于特罗尼达，随后前往伦敦，他在那里成为一名富有的律师。1926年，陈和
蒋(现在抨击他的人)是广州的革命战友。两个人都拿俄国人的津贴，但蒋元帅在征服了半
个中国(1927年)之后与俄国决裂，陈则没有。在蒋征服中国的战争期间，陈是他的头号宣
传鼓动家，以他的“傲慢无礼”、“怪诞言辞”、“华丽辞藻”(蒋攻击陈的语言)为蒋招
募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帮他打赢一次次战斗。

如今，陈先生回到广州，重新开始1926年的革命。在怪诞的传单上，蒋主席被画成一个想
当皇帝的傲慢无礼的形象，古城墙环绕的蒋主席的首都被说成“南京徒有其表”。(《时代
》，1931年6月29日)

1931年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陈友仁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他因主张对日绝交未被
采纳而辞职。再过两年，他成了福建革命政府的外交部长。“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出
现的各派别的暂时统一，如今再起波澜。而在《时代》看来，陈友仁是新一波反蒋运动的
重要领袖：

两眼炯炯有神、沉默寡言的坚强的陈，样子颇像吉卜林扮演的列宁。他出生于英属特罗尼
达，在伦敦酒吧开始打工。据他的许多中国敌人说，他“不会说也不会写中文”。

由于绝大多数中国的政治家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陈先生也就很少说磕磕巴巴的中文，
而是习惯于敲打椅子，脾气暴躁。自从被任命为孙逸仙博士的原广州政府法律顾问之后，
这一性格使他更具影响力。去年，陈先生与征服者蒋发生争执，此后，愤慨之极中他暴跳
如雷，猛烈抨击委员长是“中世纪思想”、“政治骗子”、“向日本出卖中国”、“没有
灵魂的、将毁掉国民党的*者”。

蒋正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征服了中国。南京方面仍称为“国民政府”。上周，广州政府
不仅要求蒋委员长下台，还要求南京政府必须重组，给予国民党更多管理国家的权力，人
们从中看到了陈友仁深不可测的奥妙手腕。由于中国没有选举，国民党的领导人，如陈友
仁，都是靠威望而成为政治家。

南京和北平的政治家是国民党内的稳健派，而在福建和广东的则几乎均是接近于共产党的
激进派。福建的叛乱和广州的呼吁，意味着中国南方的政治家事实上在发起新一轮的攻击
，以粉碎南京政府背后真正的权力中心——“宋家王朝”。(《时代》，1933年12月11日)

这里被生动描述的陈友仁，到了政治生涯中最后辉煌的亮相了。匆匆揭竿而起又未能与*联
合起来的福建革命政府，孤立无援，独自面对中央军的大兵压境。《时代》这样报道蒋介
石的调兵遣将：

七艘军舰连夜运载荷枪实弹的士兵，启程前去从海上攻打造反的军队。在上海的中国城，
颁布了战时条令。一趟趟军用专列开往福建前线，委员长从南京派出轰炸机飞往福建，在
投掷炸弹的同时，飞机还撒下传单：

致十九路军

同志们!

消灭冒牌的福建政府，不然，南京政府就会将你们彻底消灭!

蒋委员长

(《时代》，1933年12月11日)

李德回忆说，1933年11月前后，他在*领导人博古的陪同下，前往中央红军设在建宁的前线
指挥部，和朱德、周恩来等人见面。就在那里，他们得到十九路军即将反蒋抗日的消息：
我们在建宁逗留期间，从项英那里传来了一个消息：根据上海方面的无线电报，蔡廷锴正
在策划反对蒋介石。估计蔡廷锴在政治上会得到财政部长宋子文和其他国民党反对派政治
家的支持，粤桂两省省主席至少会保持中立。按照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上海局的意见，我们
应该利用国民党阵营内部新产生的矛盾，给蒋介石以毁灭性的打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的军事代表(弗雷德)建议，一旦蔡廷锴开战，中央红军就在西北一线突破敌人阵地，越过
赣江，夺取国民党军队的外侧，从敌人背后向南昌挺进。朱德、周恩来、博古和我讨论了
这个建议，并对此基本上表示同意。关于实现这个计划的政治前提和军事细节，由于缺乏
详细的情报，开始时我们没有讨论。博古认为，这些问题应在1934年1月所有领导同志会集
瑞金时再进行讨论。项英来电话说，革命军事委员会原则上也同意这个计划。(《中国纪事
》，第63—64页)

随后的发展却与李德的回忆所说相反，*未能与福建方面联手，因而失去了历史提供的一次
良机，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70年》认为，博古等人反对与福建方面结盟，这与李德
的回忆完全相反：

但博古等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最危险的敌人”，拒不接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
怀等提出的正确意见，认为十九路军的抗日反蒋是“欺骗群众”，不肯在军事上同十九路
军进行配合。(《中国共产党的70年》，第143页)

仅仅一个月过去，福建事变轰轰烈烈但又来去匆匆，悲壮的一页翻了过去。马上戎装威风
凛凛的蒋介石，在与国民党内反蒋派别的较量中，又一次占了上风。

福建政府失败后，陈友仁被通缉，遂流亡法国。1938年，他回到香港，1941年太平洋战争
爆发后，被日军逮捕，押至上海。随后，陈友仁拒绝参加汪伪政权，遭到软禁。1944年5月
20日在上海病逝。陈友仁的身影消失了，但这位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的名字，却不应该被
淡忘、被忽略。

其实，应该有一本关于他的书。

四/溥仪的皇帝梦

风雨晦暝中，十九路军瓦解了，陈友仁走了，蔡廷锴走了……

战火硝烟中，蒋介石又马不停蹄加紧对共产党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堡垒林立，步
步推进，中央军新的围剿战术，把采取“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分兵防御战术方针的
红军，推向消耗战的困境。随着时间推移，红军最惨烈的失败和大转移，即将开始。

这时，1934年3月初，有一个人却在中国北方的长春，陶醉在美梦终于实现的兴奋之中。他
就是被废黜的末代皇帝溥仪，3月5日，他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在“满洲”的寒冷中，本周将进行一件大事。大批警察搜遍了长春的大街小巷，收缴了30
00支步枪，15万发子弹，卡车满载粮食而来分发给3万个贫困家庭。同时，还制订出一项政
策，向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5000名士兵被派来守卫尚未竣工的皇宫。一批被挑选出来的
记者，在一处敞开的院子里看到，宫廷要员们身着蟒袍，头戴皮帽，帽子上嵌有珠宝纽扣
，朝着一个乌黑发亮、刷着中国漆的珠宝皇冠模型练习伏地长拜。高度近视、戴有眼镜的
亨利·溥仪将成为一个新的国家——“大满洲帝国”的“满洲皇帝”，上周这里叫“满洲
国”，两年前则被称作“满洲”。(《时代》，1934年3月5日)

尽管清王朝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被推翻，作为末代皇帝的溥仪，如同世界其他被废黜的皇
室、王室一样，其行踪与命运依然受到中外媒体的关注。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派兵逐出
紫禁城，他携妻妾仆人仓皇逃至天津日租界隐居，曾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1927年，当北
伐大军逼近北京、天津时，身份特殊的溥仪重新浮出水面，接受记者采访。《时代》曾以
《谦恭的皇帝》为题报道说：

被废黜的中国“满洲”皇帝、谦恭的青年溥仪，在消失多月之后，上周第一次接受记者采
访，目前他隐居在天津日租界。他说：


“我们今日在中国所见，除了政局混乱、背叛、贿赂、战争，除了人民承受更多的苦难之
外，别无其他。这都是由太多*将军所致。他们到处都有，进攻、撤退、再进攻——不是为
中国，只是为他们自己之私利。

“今天，当一个皇帝并不是闲差事。一个好皇帝要为臣民着想，是臣民之慈父。我的能力
和智慧尚不能胜任中国人民之父的重任。我确信将会有人出现，成为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
，肯定是一位比我更伟大的人。”

当亨利·溥仪上周在天津谈到中国的“*将军”时，他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些将军中的两位正
在结盟，以20万兵力准备向天津、北京进军。(《时代》，1927年7月4日)

所谓谦恭，实则为一种姿态。嘴上说“当一个皇帝并不是闲差事”，但溥仪一直沉迷于恢
复清王室的梦想。1924年后虽隐居于天津日租界，溥仪却不甘永远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
，过一种正常的日常生活。他梦寐以求的仍是恢复祖业，他不愿意被世人淡忘，他要以各
种方式向世人证明他的不容忽视的存在。读《爱新觉罗·溥仪生平大事记(1906年2月7日—
1967年10月17日)》，即可见到如下记录：

1925年10月，溥仪奖赏白俄将领谢米诺夫，助其实行“夺取满蒙地区，建立反赤根据地”
，由溥仪就位统治的“复国”计划。

1926年9月15日，溥仪接见英军司令官和驻津英国总领事。同时应邀前往彼德斯飞号军舰，
与英王四太子乔治会晤并共进晚餐。

1927年9月4日，溥仪派郑孝胥赴日为复辟奔走。

1928年7月4日，孙殿英盗掘乾隆墓和慈禧墓，溥仪发誓报仇。

1929年10月10日，在溥仪视为“国耻纪念日”(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刻，由远山猛雄引导，
携弟妹观看日本小学生运动会，以激发“复国”精神。

1930年5月12日，陕西大旱，溥仪接见办理赈灾事宜的朱庆澜。继而以库存玄狐、貂皮千余
张助赈。

1931年8月，豫、皖、粤、湘、鄂大水灾，溥仪捐出一栋楼房、婉容捐出一串珍珠助赈。

……

“九·一八事变”对于中国是个灾难，但对于溥仪却是期盼已久的新纪元的开始。在他看
来，“满洲”是他的祖先的宝地，他们正是从那里起步，进军关内，完成统一中华的伟业
的。现在，他也要从那里起步。1931年11月2日，溥仪与日本关东军情报首脑土肥原贤二密
谈，决定出关。同时，他拒绝了蒋介石以恢复优待清室条件为前提的挽留。8天之后，11月
10日，他就从天津偷渡白河，几天后秘密出关，抵达营口，同月下旬移居旅顺，住进了日
本满铁的大和旅馆，开始酝酿“伪满洲国”的成立。在几岁时就早早失去祖业的他，终于
在20年后又有了重温旧梦的契机。哪怕是当一个傀儡！

或许溥仪内心非常明白自己尴尬的处境，但渴望称帝的欲望早已压倒了一切。日本方面最
初只想将东北从中国分离，成立一个“满洲国”，委任溥仪担任“执政”，而非如溥仪所
设想的帝制，加冕为皇帝。溥仪称，如要他出山，就一定要称帝。日方却不肯让步，在日
军司令坂垣征四郎发出最后通牒后，溥仪只能同意先出任“执政”。但在讨价还价后，日
方也答应溥仪提出的“一年为期实行帝制”的条件。

1932年3月9日，溥仪在长春就任“满洲国”的“执政”，年号“大同”。一年多过去，19
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为“大满洲帝国”，改年号为“康德”，溥仪正式“登基”称
帝。

溥仪与日本的这种依存关系，其实早就在世人的意料之中。1931年《时代》在报道“九·
一八事变”时便这样说到溥仪：“日本为随从众多的溥仪先生提供津贴，在天津的日租界
为他安排了一处豪宅，享受现代化生活，将他牢牢控制，一旦中国某一部分分离出来，就
可能使他成为傀儡皇帝而不再是公民。”

虽将之称为傀儡，但《时代》在封面上对溥仪形象的处理，明显要比对在他之前出现的吴
佩孚、蒋介石等人重视得多。以往都是黑白照片或素描，而这一次，则是由肖像画家精心
绘制的彩色肖像。溥仪身着黄色龙袍，手持如意，头顶宝石皇冠，身后是七彩光芒。虽“
登基”于乱世，画面却呈现一个华丽的景象。在西方人印象中，溥仪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
深度近视，于是，肖像上醒目地画上了他那厚镜片的眼镜。在肖像中，溥仪显然比他本人
英俊，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溥仪“登基”仪式的筹备，在紧张地进行着：

到上周，木匠们按照北平巨大的天坛的样式，搭起一个台子，有大典时的台阶。还准备了
皇冠，上面雕刻了龙和兰花。裁缝们在龙袍上绣朱雀，嵌宝石。有占卜师言，届时气温可
能会降至零下20度左右，故登基庆典应在日出后进行至中午。亨利身穿龙袍要好几个小时
，朝祖先画像跪拜，然后，还要接受满洲人的朝拜。传统乐队头戴蘑菇状的帽子，帽子上
飘着红流苏，外套五颜六色，他们演奏48面鼓、48张锣，用玉锤敲打8根长长的硬木板，2
4支唢呐高亢入云。(《时代》，1934年3月5日)

溥仪的随从周君适目睹了溥仪的“登基”从筹办到结束的全过程，他后来的回忆是对《时
代》报道的最好补充和佐证：

关东军不许穿龙袍，使溥仪大为扫兴。他面对着摊在桌上金光灿烂的龙袍，向郑孝胥说：
“我是爱新觉罗的后人，怎能不守祖制?再说，北京的宗室觉罗都要来，看着我穿洋式服装
登基，算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郑孝胥和溥仪的意见是一致的，溥仪穿上龙袍，过皇帝瘾
；他也可以穿着蟒袍，过宰相瘾。溥仪叫郑孝胥去和关东军交涉，第一次碰了坂垣的钉子
回来；第二次，溥仪说出必须穿龙袍的道理：“登基之前要行告天礼，难道叫我穿元帅服
磕头祭天吗?”这一次，坂垣同意溥仪祭天时穿龙袍，但登基大典时必须穿大元帅正装。

……

登基大典选定于1934年3月1日举行。先期在长春郊区杏花村搭起了一座祭天的高台，这座
高台，只可以说是“茅茨土阶”，略具规模，较之北京的天坛逊色多了。

3月1日是登基大典的正日子。寒风凛冽，阴云密布，从宫门到杏花村，一路警戒森严，家
家关门闭户，断绝行人，警宪机关认为形迹可疑的人，已经抓进牢里关了起来(溥仪每次出
门都是如此)。清晨，溥仪身穿光绪皇帝穿过的龙袍，乘坐大红色的“御用”汽车……(《
伪满宫廷杂忆》，第102—104页)

溥仪又一次成了“皇帝”。读《时代》，明显感觉到行文中对溥仪命运的感叹。“溥仪一
生软弱无助，总是成为这个或那个代理人手中的一个工具。”这句话，可看作整篇报道的
基调。报道这样叙述溥仪前两次成为皇帝的经历：

只有28岁的溥仪，对皇冠毫不陌生。此前，他已两度被宣布为中国的皇帝。第一次时他只
有2岁。当时，自1861年以来一直统治中国的诡计多端的慈禧太后，在1908年感觉到自己来
日无多。她的侄子、37岁的光绪皇帝被她关在紫禁城的一个湖岛上，其罪名是想实现中国
的现代化、摆脱“满洲”老朽们的欺压，方式则是请他们自尽。1904年11月14日，据说慈
禧太后的两个侍卫潜进光绪房间，将他杀死。太后挑选她的侄子淳亲王的小儿子溥仪继任
。

老太后等到了小溥仪被裹以黄龙袍，加冕为宣统皇帝。第二天，慈禧太后突然去世。淳亲
王成为摄政王，宣统皇帝被送回去抚养。6岁时，他刚露面，就在广州伟大的孙逸仙的革命
成功之后被废黜。他继续住在紫禁城，由原威海卫海关官员、英国人庄士敦先生执教。试
图获得民国政府许诺的400万元经费，但从未到手。

1917年，他再度成为宣统皇帝，当时依然留着辫子、虚张声势的张勋将军占领了北京，在
7月的一个午夜，又为他加冕。几天后，段琪瑞总理靠日本的资助，并在中国战争中第一次
使用飞机，将张勋赶走，夺回了北京。只同意用30分钟时间来宣布宣统皇帝被废黜。(《时
代》，1934年3月5日)

现在，溥仪第三次“加冕”，为他“加冕”的却是日本人。他不仅未能改变其“工具”的
角色，而且处境更为艰难。下面几个由《时代》讲述的故事，颇值得细细品味：

骑自行车是他的爱好之一。作为一个日本的傀儡，他不敢在无人警卫下走出皇宫，于是他
只好在花园里转来转去，练习车技。这位皇帝，目前能让前轮悬空，只骑后轮。他还用拍
照来消磨时间。溥仪喜欢在饭后展示他的相机，有时还抱怨来访的客人从不用快照，因为
他喜欢不住地摆姿势。


作为3000万“满洲人”——约十分之一为正宗满族血统——名义上的统治者，溥仪的愿望
是最好的。一个月前，他以即将登基皇帝的身份首次接受采访。溥仪身穿一身咔叽布的“
满洲”陆军元帅服，这是由日本政府为他定制设计的，肩章上装饰着绣花，军靴锃亮。尽
管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但采访时还是为他安排了翻译。他说：

“在我的统治下，我祈望上天明示，使我能与周王朝伟大君王们相媲美。不管我们两国政
治如何不同，但我保证‘满洲帝国’愿和美国一起，共同努力创造长久和平。”

“你能问问皇上他的健康如何吗?”一个记者向翻译提问。

亨利·溥仪忘记要他假装不懂英语的游戏，不等翻译开口，自己就脱口而出：“哦，我很
好!”

如果他能做主，亨利·溥仪会希望举办一个简单而舒适的仪式来宣布登基为“满洲帝国”
皇帝，就像上周比利时新国王宣誓登基时的仪式一样。但是，日本10年前在中国抛弃他不
付分文时就选择了他，当然需要他成为一个象征，向世界表明“满洲国”是独立的，是这
个眼睛深凹的人，在豪华的皇宫里吸引了满洲农民的目光。(《时代》，1934年3月5日)

难得的细节描述。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早在政治漩涡中失去了自我。他有自己的梦想，
却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一个正常人的乐趣。第三次称帝之后，这个在北方寒冷中摇曳的
身影，蒙上了更为强烈的悲凉。

11年后，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溥仪在沈阳机场出逃时成了苏联红军的俘虏，他的皇帝
梦彻底破灭。再过一些年，在经历过战犯改造之后，他成了公民——一个享受着优厚特殊
待遇的公民。“从皇帝到公民”——一时间他成为了一种政治象征、历史象征，经常在重
要的外交场合出现。

1956年6月，当时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溥仪，又一次来到长春——昔日“大满洲帝国”的
首都新京。他在日记中记录此时的心情：

6月9日早晨从哈尔滨出发，下午3时许到了长春。当我们这列火车一开进长春站，我的心又
陡然沉重了起来，好像被缚上一个大铅坨子一个样。等到下了火车，走出了长春车站，亲
眼看到了长春市民时，我的那颗心就愈发沉重得几乎要把心弦都坠断了一样，就和我在哈
尔滨乍一进入东北烈士纪念馆时的心情一般无二，简直使我不敢抬头去看一切人们的脸。
本来嘛，自从1932年在这里当上“伪执政”，一直到1945年敌伪一齐完蛋为止，我都是盘
踞在长春的。可以说那里的一草一木和每一寸土地，都和我的肮脏罪行有着直接的关系。
也就是说，凡日寇所犯的罪行，都是和我的罪恶分不开的。因此，我到了长春，心里怀着
鬼胎，就如同盗窃的人，一旦被人给领到被偷人家中去一个样，这时心中的惊慌、羞愧、
恐惧和难过等心情，都交织在一起。(《爱新觉罗·溥仪日记》，第79—80页)

溥仪去世于1967年，正是“*”大动荡之时。过去关照过他的要人们，已自顾不暇，无法顾
及他了。据最后为他治疗的张崇信医生的回忆，溥仪最后一次因肾病发作，住进北京医学
院附属人民医院，同病房还另有一位西藏活佛：

溥仪住院期间，没有亲朋好友来探望，只有李淑贤经常来照料他。溥仪的视力很差，戴着
厚镜片眼镜看东西还很吃力，经常可见李淑贤读一些可能是书信一类的东西给他听。他的
记忆力更糟糕，多次发生上厕所忘了带手纸，不拿饭碗就去盛菜之类的事。

后来，溥仪的病情恶化，小便也发生困难。有一次，溥仪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李淑贤在
一旁抽泣，活佛则照旧坐在床上无动于衷。在这种气氛中，我给溥仪导了尿。排空尿液后
，溥仪轻松一些了，频频向我点头致意，李淑贤也连声道谢。我心中很不是滋味，知道溥
仪在世的日子不长了；而护士出身的李淑贤也不会不清楚这一点。

过了不多日子，李淑贤慌慌张张地跑到值班室来说：“他不行了!”医生们赶到他跟前，作
了轮番抢救，直到无可奈何地把白单子盖在他的头上。此刻，除了李淑贤之外，没有一个
亲友在他身边。(《爱新觉罗·溥仪日记》附录，第719页)


生于末世，死于*。曾经三度登基、半生沉迷于皇帝梦的溥仪，在凄凉中离开了人世。他走
到了终点。他彻底解脱了。

五/历史真相在何处？

欲要历史真相显现出来，需要时间，更需要一个又一个客观、执著而认真的人，潜心于往
事，将纷繁紊乱的史实归纳、梳理，从而相对准确、全面地描述历史。美国学者赫伯特·
比克斯(Herbert )便是这样的人，他所撰写的日本裕仁天皇的传记《裕仁和现代日本的形
成》(中译本改名为《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以下简称《真相》)，厚重、扎实
、客观，把历史的隐秘一层一层地剥落出来。

参照《真相》一书，再看《时代》当年的相关报道，更加证明当年日本在占领东北，策划
建立“满洲国”时所进行的外交活动，一开始就在蒙骗世界。

“九·一八事变”一发生，日本立即向国联承诺撤军。与此同时，他们马上实施在东北扶
植一个傀儡政权的计划，也就是成立所谓“满洲国”。东北军被赶出沈阳后，退守锦州，
准备在那里抵御日军进一步的进攻。但日方认定，张学良不可能获胜，不可能回到沈阳。
因此，他们声称：“既然南京的中国政府不能进行谈判解决问题，日本就必然要与一个新
的即将成立的‘满洲当局’进行谈判。”而这个所谓“满洲当局”的领导人，他们早已确
定，他就是溥仪。

占领沈阳之后，进攻锦州是日本的下一个目标。此间，日军出动飞机轰炸锦州，成了轰动
世界的又一大新闻，但日本方面却否认轰炸机进行轰炸的真相：

明显出于外交原因，上周日本政府坚称他们不是与中国进行战争，但是，在“满洲”——
中国的一部分——战争行动正在继续。

日本飞机在京沈铁路上的大虎山轰炸了3列运载中国士兵的火车。

在东京，军事长官南将军称，日本“在满洲没有任何轰炸机”，解释说是“侦察机”上飞
行员扔下的“不是炸弹，而是3英尺长的空弹壳”，它们不可能爆炸。在华盛顿的日本大使
继续做技术性的解释，说是日本“已从满洲撤走了所有战斗机”。

在轰炸了被撤职的“满洲”中国长官张学良设在锦州的军事指挥部之后，日本飞机低飞盘
旋，撒下解释性传单。文称：“日本皇军一直努力为民众赢得基于正义准则的权利，将清
除支持张学良的力量，以及他所任命的锦州政府。皇军正采取果断手段摧毁他的老巢。”
(《时代》，1931年10月19日)

“清除张学良的影响”的方式，就是掩盖真相；掩盖的同时，紧锣密鼓进行的就是肢解中
国。《分离运动》——这是《时代》报道这一动态的题目：

已向国联承诺从“满洲”撤军的日本，上周撤离了部分士兵，但被激怒的中国人并没有平
息。

在“满洲”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将军，抖动他的白胡子，宣称日本军队对沈阳的“军
事占领”已经结束。他解释说，他的士兵留下来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

中国人指出，日本士兵还“保护”着“满洲”在沈阳的金库。存放着“满洲”几个最大银
行财产的５０个金库，目前由日本人控制和守卫。曼哈顿的国家城市银行沈阳分行有大量
银币存放于中国银行的金库中，需要在上周同时运走，分行经理请求日本管理当局允许沈
阳的银行开门，但没有被理睬。

与此同时，在沈阳的中国省政府的官员惊恐万分，已经逃逸。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声很臭
的组织，中国人称为“人民维持会”，他们似在策划宣布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其他的分
离运动也被披露出来(由日本报纸)，包括哈尔滨、吉林。是日本的战争大臣南将军秘密指
挥了日本占领满洲的行动。(见《时代》，9月28日)上周，他出现在日本内阁面前，小而坚
硬的手中挥着一摞电报。据南将军称，哈尔滨的中国公民已热情赞同“满洲”从中国分离
出来，为这一目的，他们已在张景惠将军的领导下汇集起来。(《时代》，1931年10月12日
)


日本从一开始就否认裕仁天皇和日本内阁与轰炸锦州军事行动的直接关系，但世界媒体对
此表示怀疑：

在东京，日本的官员们继续声称，天皇、内阁和军事大臣南没有下达射击和轰炸的命令，
本庄繁将军和他的日本军队在满洲继续进行的行动，“由他们负责”。

这一托词让历来与日本关系友好的伦敦《泰晤士报》也感到不可信。“如果承认在沈阳的
日本军队是自行其是，那么，难道他们还将继续自行其是，不管东京的有效监督，直到中
国人投降或者大爆发?”(《时代》，1931年10月19日)

几十年后，比克斯在《真相》一书中则证实了裕仁天皇与轰炸的关系。他写道：

一个星期后，天皇再次默认了他的军官们进一步扩大行动。他批准了对位于京奉铁路沿线
的锦州的空袭，因为这是“中国主权在满洲的最后的残余”。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以来的第一次城市空袭。奈良在他的10月9日的日记中描述道：

“二宫治重(参谋本部)次长退出之前，陛下指示，如果张学良在锦州附近重新集结部队，
事件扩大不可避免，必要的话，余可同意事件扩大……次长说将向参谋总长汇报，建议总
长近期参见上奏此事。”

受到裕仁的激励鼓舞，二宫马上下令起草报告，论证轰炸锦州的必要性。参谋本部作战课
也明确注意到其后天皇说到轰炸属“当时形势下的当然之举”。(《真相》，第168页)

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建立一个傀儡——“伪满洲国”政权，裕仁天皇也完全知情。19
31年11月6日，外相币原喜重郎向天皇报告说：“外务省已经决定放弃只以蒋介石的国民政
府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转向支持……傀儡政权。”无疑，正是在天皇、军界、外务省共
同合作下，“满洲国”在东北酝酿成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负责处理外交纠纷的日本外相币原，一时间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
点。人们关注他的表态，关注他的处理紧急事务的方式、风格，乃至待人接物和家世传承
，寄希望于中日冲突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因此，《时代》在1931年10月12日出版的这一
期刊物，封面人物不是陆军大臣南将军，也不是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而是币原外相。

有意思的是，《时代》在报道日本策划的将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成立“满洲国”的行动时
，将之与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当年鼓动巴拿马独立，从哥伦比亚分离出来一事进行比
较，并预测币原是否会是“日本的罗斯福”：

“日本的罗斯福”在中国本土，上周从满洲传来的分离消息被认为是日本制造的一连串谣
言。被本庄繁将军赶出沈阳的张学良元帅，正在疗养但仍在发烧，他在北平的医院病房里
宣称：“中国永远不会承认明显是由日本扶植成立的满洲分离政权。”

在南京、广州、上海，义愤填膺的中国人，把满洲与巴拿马联系起来。他们说，当特奥多
·罗斯福总统需要哥伦比亚的一部分领土。以开通巴拿马地峡时，就发起了一场分离运动
。结果，巴拿马被分离出来。罗斯福总统立即承认其为一个新的、有主权的国家。巴拿马
也立即同意美国修建巴拿马运河。如果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谁又能阻止它随后和日本合
并呢?中国的爱国者忧心忡忡，关注着日本的罗斯福。他会不会是日本著名的币原外相呢?
(《时代》，1931年10月19日)

把币原称为“日本的罗斯福”，还在于《时代》认为他与西奥多·罗斯福有相像之处：“
矮小、敦实、果断。厚厚的镜片后面，闪烁着锐利目光。他长着大胡子，喜欢大笑，与罗
斯福颇为相像……”

按照当年的报道，币原以及外务省属于日本内阁里的“鸽派”。《时代》报道说，“币原
以主张和平而著称”，曾顶着军方压力，于1928年8月27日促成日本成为《关于废弃战争作
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的签约国。该条约即《凯洛格—白里安条约》，要点是条约
签署国声明放弃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承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所有争端，在日
本被称为“不战条约”。可是，条约的签订并没有阻止日本军队大举进攻中国东北的战争
步伐。于是，“主张和平”的币原，“九·一八事变”后的职责之一是向全世界掩盖真相
：


作为外相，币原尽力在掩盖战争大臣南将军在满洲的“分离运动”中的责任。他向中国政
府和世界各媒体提供一份声明，他说：“日本政府已经禁止所有公民支持分离运动，可以
确信无任何日本人参与此类活动。”观察家注意到，日本的币原竭尽全力进行外交努力，
运用各种手段来营造出一种庄严气氛，这样，不管在“满洲”的军事局势发生什么变化，
日本都能够充分从中获利。(《时代》，1931年10月19日)

精明的、喜欢大笑的、声称内阁和天皇对关东军的行动事先毫不知情的币原，曾经一度使
国联中各西方列强的外交家们感到可亲而可信，从而对中国外交家提出的抗议置之不理。
但《真相》一书却为我们揭示了真实的币原：

(1931年)9月15日，外务大臣币原收到一封来自奉天总领事的绝密电报，告诉他关东军将要
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犯行动。之后几天的报告使币原全面掌握了关东军的阴谋。然而，从
满洲事变发生到后来的几个月中，币原作为关东军的头号辩护人向西方声称，受到损害的
日本只是在行使自卫权以维护协约的尊严。(《真相》，第155页)

(1931年)11月23日，币原向纽约美联社发送了歪曲事实的声明，不但将挑起“满洲事变”
的责任，就连占领“北满洲”的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的责任也干脆推到了中国头上。他宣称
，“日本军并非铁路周边的装饰品”，“当中国军队攻来时，日本军别无选择只能执行他
们的任务，即：反击敌人的攻击，并防止敌人的反击”。(《真相》，第170页)

作为外相，币原发挥着个人影响，在世人面前掩盖真相，为日本军队辩护。可是，尽管如
此，他依然受到军方攻击。1931年12月11日，币原及他所在的内阁辞职，由犬养毅接任首
相兼外务大臣。

币原走了，日本分离东北的行动仍在继续。1932年2月“满洲国”成立，溥仪出任“执政”
；1934年3月，“满洲国”易名为“大满洲帝国”，溥仪“登基”加冕……

币原的政治生涯却没有结束。1945年日本投降后，当年10月，在东久迩内阁辞职之后，裕
仁天皇任命币原组阁，联合国占领军最高军事长官、美国将军麦克阿瑟同意了这一任命。
币原喜重郎又一次走到了历史前台，这一年，他74岁。

《真相》一书说，自战时的小矶国昭和铃木贯太郎内阁以来，币原就一直是“稳健派”的
重要候补人，他将继续执行维护日本天皇“国体”的政策，但是会采取减少对抗、更为灵
活的方式。

然而，重新走上执政之路的币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行
事方式一样，仍在对历史真相进行新的掩盖和改写：

东久迩辞职后，币原首相进一步改写历史。1945年11月5日，币原内阁表决通过了一份关于
战争责任的文件，这份文件后来成为战后保守政治家战争观的主要依据。这份名为“关于
战争责任等问题”的文件表明，保守主义者们认为“大东亚战争是帝国鉴于周边形势不得
已而发动的”。这等于在说，东条内阁对美国和英国的突袭是出于自卫。文件还采用了明
显虚假的表述作为正式见解，称天皇一直是一位热爱和平的立宪主义者，对攻击珍珠港实
施细节并不知情。

如果说联合国军事占领司令部的民间情报教育局的《太平洋战争史》轻视了日本对亚洲人
民发动的战争，那么币原内阁不诚实的政策文件则完全将日本从1931年起对中国的侵略和
1940年开始对东南亚的入侵置于不顾。(《真相》，第416页)

读到这里，令人无限感慨。把目光从现实向历史延伸，我们分明看到，如今在日本四处游
荡的修改历史的魅影，其实早在60多年前日本刚刚战败之时，就已经在尘烟弥漫的废墟上
闪动了。从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强硬态度里，我们不难看到币原喜重郎所谓稳
健、温和方式的背后掩藏的强硬与狡黠。现实与历史竟有如此之连接，悲乎!


当1945年10月8日币原被任命担任首相，重新走到历史前台时，溥仪已被挺进东北的苏联红
军抓获，押送至苏联伯力郊外的红河子收容所。“大满洲帝国”已不复存在，溥仪重振祖
业的梦想，最终永远化成了碎片。

蒋介石此时也走到了新的历史转折点。1933年，他曾调兵遣将围剿红军，悬赏8万大洋以得
到毛泽东的首级。如今，12年过去，在他面前挺立的却是这个老对手的巨大存在。他不得
不与毛泽东在重庆握手，举行和平谈判。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
》(协定全称《政府与*代表会谈纪要》)。

国、共两党是否会长期和平共处?中国是否会再次爆发内战?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利害攸关的
现实，他们的目光不能不从世界收回来，集中在中国本身。刚刚战败的日本，正在发生的
和即将发生的一切，显得淡漠而遥远，中国人无心关注也无力关注了。

在风雨晦暝中走过的人们，又在向新的风雨晦暝之中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