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磊：重塑增长的体制性优势

亚平

随着发达经济体在金融领域的主要问题将逐一解决，2013年发达经济体的实际经济表现很可能会高于中国。中国则很可能自此步入相对低迷期。这种低迷并不是以某种增长率来衡量，即无论GDP能否保持7%-8%，均不足以证明经济增长的有效性。
　　中国仍面临两大结构性压力：一是体制性增长点依然缺乏，在经济低迷期几乎必然出现国有投资压倒民营的困局，只能制造新的债务危机。如果继续开出货币宽松刺激经济的陈腐药方，其结果除了诱使民营资本参与资产投机外，似无实体经济增长效果；二是各种名义刚性正在引发严重的结构性失业。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要么货币更多地被资产价格和大宗商品所吸收，资产泡沫化，实体经济因成本上升而经营利润低下，最终结果是投机超越了实体投资，要素就业不足；要么是流动性陷阱，由于产能本已过剩，货币发行不能提振实体经济部门投资兴趣。两种可能性殊途同归，那就是失业。
　　很多人以为，中国的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必然呈现下降态势，即所谓“下台阶论”。
　　事实是，经过2001年以来的高考扩招，在校大学生人数从10年前的300万上升到目前的3000万，每年毕业生达到600万-700万，任何低于10%的增长都会让我们感觉低迷。因此，以当前的增长水平，在短期一定存在或即将出现严重失业，哪怕这种失业是隐性的，比如大学生热衷于从事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即使是环卫岗位。但在长期，潜在增长水平不可能下台阶，当然，这要以产业结构的深刻调整为前提。
　　另一种乐观论者往往把中国的实际增长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认为即使中国增速出现2个百分点左右的降低，仍然值得乐观。但是，如果中国的潜在增长为10%，发达经济体为1%，则中国7.5%的增长即意味着衰退，而发达经济体2%的增速无疑表现为欣欣向荣。
　　一个已经形成的共识是，中国的增长成本过高，中国需要重塑引领全球增长的体制性优势。
　　一是资本错配导致企业很难成为技术革命性突破的载体。中资企业在经历了30年的快速发展后逐渐演变为财务投资者，这是一种堕落。一旦企业家期望成为PE投资者，期望别人成为创新主体而自己获得投资收益，则神话引致泡沫，泡沫蕴含崩溃的可能性因之上升。其结果是，创新与产业革命无法在中国形成，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曾经提出的“工业革命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形成”的魔咒无法得到突破。
　　二是政治资源错配导致制度创新更多地集中于降低交易成本而非取得超额利润层面上。收入分配的核心是切蛋糕，所有权改革才是放手制作更大的蛋糕。正确的切蛋糕方式有助于降低发展的交易成本，但不能直接而有效地推动实体经济部门获得超额利润。比如减税和养老医疗等民生公共服务的提供，最多只是让公众和企业觉得获得了自己该得的，并不能直接激发其创造更多价值的积极性。
　　三是人力资源错配导致食利者阶层的兴起，阻碍了国民财富的进一步增长。以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一度最快的宋、明两朝为例，高速增长和科技发达造成了社会稳定与繁荣，随之出现的不是商业和科技持续增长，而是公务员——食利者阶层的兴起，以及冗兵和冗官，特别是明朝的矿监和税监制度直接导致了科技停滞。任何研发都意味着成本和风险由工商业者自身承担，而一旦产业有起色，则食利者蜂拥而至，国民财富和国家岁入自然每况愈下。当前，相当多的中间环节和审批制度的存在，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青年才俊以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为就业首选，冗员局面势必形成，其结果亦将是中国经济竞争力的下降。
    作者为广东金融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