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名原创首发]作家还是需要胆量的

兮兮

作家还是需要胆量的

 

作家职业，如果从纯粹字面理解，无非就是码字的专家，靠写文章赚稿费和版税为生的人。所以，我同意首先从技术角度来界定作家职业的特点——作家首先必须是在文字和文章上具备一定专业水准，没有这个硬指标，他都是不称职的，那是徒有其名。

作家是否应该具备胆量？周泽雄从德国汉学家对中国作家的判断里，发出了诘问。顾宾说那句话的意思，我理解为“好的作家应该敢于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敢于维护人类的良知和正义”。我们并不能以不去直接冲锋陷阵就不是好作家为逻辑反例，事实上，存在大量的并不与现实直接冲突的好作家。但我相信，作家作为人类的一分子，甚至可以说是文明传承和创造的精英人物，虽没有理由要求他们越俎代庖地冲锋陷阵，但也绝无可能把那些在作品里大肆反人类反人性的所谓作家冠之为好作家，即便其文字文章的技术活如何出神入化。因为这是一个底线，对于一个普通人尚且要求不能杀人越货，人们完全有理由要求对于一个作家，不能以文字去杀人越货，不能吮痈舐痔，不能诲盗诲淫。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其一，把作家的公共身份和私人身份加以区分。一个作家的作品一经发表即成为公共产品，无论其表现手法如何，其内容也不能涉入人类尊严的禁区，如宣扬种族仇杀，民族灭绝，这其实已经接近法律的边界了，相信同样是文学伦理的边界。但作家作为一个个体，他的私人行为选择是不受作品边界制约的。诗人顾城，杀人犯顾城，诗人仍然是好诗人的顾城，而杀人犯也仍然是杀人犯的顾城。某种程度上，正因为我们更加注重的是其公共身份，而多少对他们的私身份予以宽容。孔子尚言“大德不逾闲”，那我们当然可以不管陈独秀在八大胡同如何荒唐，波特莱尔在忧郁的巴黎如何放浪形骸。我们只认新青年上那个激扬文字的陈独秀，只认那个作为象征派诗歌鼻祖的波特莱尔。

其二，在中国语境里，作家，文人（读书人），知识分子三个身份很大程度上是叠加的，这就注定了，顾宾谈中国作家没有胆量，言下之意，是用知识分子的标准在衡量。在中国，读书人的责任，就是张载所言“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立功立言立德。中国文人经世济民的思想几千年成为人生轨迹，即便人生失败选择佛老境地，也无非是退一步的心理补偿，并不构成对立功立言立德责任的颠覆。在西方，知识分子的定义颇为多样，比较权威而普遍的说法，知识分子属于人类的良知，套用一句时髦话，就是人类文明的先进代表，是最广大的人性关怀者。无论是托耳斯泰，陀思托耶夫斯基，罗曼罗兰还是萨特，无不把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对人类道义，对生命的悲悯倾注在作品里（当然，我还得重复一下，这同样无涉于他们之中，私下是赌徒或是色鬼）。所以说，中国作家的身份，已经无法纯而又纯地定义为一个写作者，即便在全面而迅速地给作家祛魅的今天，我们恐怕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把作家职业完全抽干为一个技术性的活计。

其三，鉴于作家职业的特点，我们也无法以纯然的技术指标参数来衡量一个作家的作品。换句话说，无法想象一部卓异的文学作品，其优美的文字，精妙的构思，恢弘的结构之下，却远离人性的光辉，排斥温暖的人类之爱，或者不是以鞭挞丑恶的方式来达到上述目的。如果说，纯技术活比如刘翔的跨栏，存在着不能服禁药不能抢跑等底线规范，那作家职业的人文特点，也势必注定了，其作品中不能反人类反人性，或者反过来说，谁能够把人性挖掘得更深，把人类美好的情感表现得更感人，也就是一个作家从文人向文豪向大师境界的标杆。

至此，想起金庸在《射雕英雄传》里的华山论剑。如果请诸位评论其间哪一位武功最高。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里，恐怕武功以王重阳或者后来的师弟周伯通为至高。但千千万万的读者，几乎都会选择洪七公为冠。无他，我们都服膺金庸的那句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所以，武功不入流自然不能论剑，而高手到了那份上，比量的又岂止是那拳脚招式呢？当然，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无限尊重诸位的个人选择，哪怕您选择了那个叛国投敌的铁掌帮裘千仞。说到作家职业，我也想说，好作家还是应该有胆量的，因为，没有胆量的作家，功夫再好，也缺乏泽雄兄所言的“生命的厚味”，也难享顶级万尊之誉。

 最后说句绕口令的话，好作家，大作家，大文豪，都应该具备顾宾所言的胆量——为的就是其他的作家，今后的作家，无需再具备这样的胆量。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25 22:23:03编辑过]

杜进明

作家确实是需要有胆量的，但这个胆量我不认为仅仅是艺术层面上的突破胆量，还要有精神气概和社会良知层面上的承担胆量。当然，这可能有些过分和理想化，但正如在一个污浊的环境中，我们寄托一种改造的理想，也没有什么不妥的。

平头百姓大非

虽然俺不大懂，但知道这年头的作家不好当！人言可畏呀！左右不是呀！哭笑不得呀！

兮兮

其实，我从事实上是反对顾宾立论说中国作家没有胆量的，因为，在他们那里具备的胆量，可能成本远远低于我们。记得真名有个朋友写过甘地，只有在英国殖民地才能实现甘地的非暴力理想，因为你的对手，总算还是一个相对文明的，按常理出牌的。[em05]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25 22:12:06编辑过]

周泽雄

很荣幸，小文又引出了兮兮兄的思考，这让我甚至有了点成就感。

毫无疑问，我也尊重并敬佩有胆量的作家，对那些过于懦弱的作家，说不定也有点腹诽。

不过我又觉得，在我们这个具有“文以载道”传统的国家，一个知识分子竞相喜欢说道德大话的国家，一味强调作家的非文学类胆量，实际效果有可能适得其反。大家都看到了，虽然强调鲁迅硬骨头精神的大话数十年来不绝于耳，中国作家反而被人指摘为越来越没有胆量了，而有胆量的作家，我们竟然要到那些从来没有此类传统的域外去寻找。在欧美国家，据我所知并没有这样一个类似“民族魂”的光辉形象，供个别纸上英雄时不时地拿来自我伟岸一把。

作家是否有胆量，靠号召是号召不来的。而中国人偏偏笃信号召，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步调（其实是思维方式）惊人的一致。在中国，我差不多每隔三天就会见到骂别人是奴才的慷慨话，他们骂别人是奴才或奴隶，无非是要廉价地证明自己是个例外。讽刺的是，最终骂人者和被骂者，竟然又都被人一锅烩了。

作家就其职业而言，并非天然需要承担民族道义。作为读者和普通民众，我们只要尊重具有文人风骨的作家就行了。对于原本不具备此类风骨的作家，强行提倡，除了让他学会说些假贴胸毛性质的大话，我看不出有何积极作用。而对于原本就具有此类风骨的作家，哪怕全中国作家集体都患了软骨症，他照旧会头角峥嵘。他的头角峥嵘，与别人的提倡或号召压根就没关系。大英雄式的作家，不可能是被普通读者骂出来的。

假如鲁迅真是中国最硬的骨头（只是假如，我无意纠缠），有一点我非常清楚：鲁迅并不是通过向一位鲁迅式前贤的学习，才长成一把硬骨头的。个人的经验之谈是：我绝不相信一个满口硬骨头大话的人，真地具有一把硬骨头。

兮兮

呵呵，上次我就说到鲁迅，放到今天，他同样胆量没了。所以，我们都不举他为例比较好。泽兄认为鲁迅不是通过前贤学习才成为硬骨头，我觉得他至少受过尼采的唯意志论，受过晋代嵇康的影响。

你前面所说，从个体上，一位有风骨的作家完全可以自足。但重要的是，在文艺复兴的前夜，如果不是一大批具有启蒙思想的文人等各类知识分子共同呼应，恐怕不成气候。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更多伟大人物的催生，应该是在相应的社会土壤里即所谓的“天”，群起共生。

无限同意你所说“我绝不相信一个满口硬骨头大话的人，真地具有一把硬骨头。”但我宁可承认，哥白尼发现了日心说，但他却不愿成为布鲁诺，也有他的价值。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25 23:14:35编辑过]

杜进明

以下是引用兮兮在2006-12-25 22:57:00的发言：

呵呵，上次我就说到鲁迅，放到今天，他同样胆量没了。

呵呵，厚兄的这个结论俺觉得下得过于武断。斗胆问一声：你有证据吗？

[em06]

兮兮

请进明兄读读陈丹青的那篇纪念鲁迅70周年的演讲。

杜进明

陈丹青的纪念鲁迅70周年的演讲，俺确实没读过。但这并不妨碍我说你结论的武断。因为对于一个没有经历过“今天”的人，所做的任何结论，俺都认为是瞎猜。呵呵。

网事情缘

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个到底作家要不要承担良知责任的问题，如果作家都认为自己不过是个普通的码字员，不过是码的好看与否，我想取消“作家”的称谓可能是顺理成章的了。

周泽雄

呵呵，我想，即使贵为莎士比亚，写作时也未必充满了良知责任或道义担当，他只是为剧院写作，目的很渺小，说不定只是想盖过几个竞争对手，如本·琼生之类。但天才还是如不羁的涌泉，突突地直冒。

作家或文人是个庞大的家族，不同的作家不仅才情不同，兴趣不同，能力不同，抱负也不同。吊诡的是，那些充满抱负、满心想充当时代喉舌、民众良心的，成就未必就水涨船高；而那些低眉顺眼、胸无大志的，成就说不定倒能令人刮目相看。

我不清楚，各位在谈论作家的良知或道义时，是否区分了不同类型、不同抱负的作家。一个娱乐行记者，如果笔墨上有两下子，也可以成为作家。他写作本身就是娱乐百姓，凭什么非要向他强调道义或责任。他只要守住基本的底线，就可以免予道德追究了。

现在有公共知识分子一说；我觉得各位谈论的良知或道义，只是适用公共知识分子，至于是否适用别的作家，大可因人而异。

世道不好，世事多艰，但这不等于我们非得用一双充血的眼睛，不加辨别地要求所有的人。

网事情缘

泽雄兄，俺并不觉得对“作家”这个群体提出了很高的道义或者说道德要求，俺也不要求某个作家或者某几个作家一定要成为道德的楷模、正义的化身，俺在另个回贴里是这样写的：“中国作家作为一个群体，之所以招致诟病，并非因为个人私德如何糟，而是整体性的良知缺席，个人糟糕的私德固然会导致批判，但不足以影响作家群体的正义……我自己的看法是，一个人哪怕有点不是东西，也不一定会影响他的写作，问题是，中国的作家们，在其私德未必高尚的同时，更无必要的社会良知，我实在不敢相信那些屋子里开会的人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良知的代表”，但他们仍然叫“作家”，他们是以中国作家的群体站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作者为什么而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出了什么。

顾彬说中国作家没胆量，想来也不会是说某个作家胆子小，而是一种整体话语的缺失。中国的作家到底有什么可向世人炫耀的？

“世道不好，世事多艰，但这不等于我们非得用一双充血的眼睛，不加辨别地要求所有的人。”事实上，中国的读者对中国的作家早就不抱什么指望了，反过来，倒是作家与官家一起吞噬民众的良知。高行健的获奖与中国作家的集体沉默就是一例，当然，我们还可以把责任推给官家，因为官家不让说啊。

如果作家连自己说话的权力都不知道捍卫，难道要指望街头的小贩为作家鸣不平？

兮兮

泽兄所说"写作时也未必充满了良知责任或道义担当",这个我赞同.亚当斯密早就发现了厨师给我们做面包绝非他的善心而是可以谋利.作家行业也如是.我以为,任何行业起初时可能都是从小我功利出发,而一旦解决了生存问题,个人成就感就会有可能转换成大我,即为他人服务,我相信人的幸福感最终和上帝是一样的--即我有多大的能力决定别人,帮助别人.所以,作家写作的动机并不成为我们需要去深究的,否则很可怕.只要客观上利他即可.

同意老兄所举情形.我以为,顾宾言及中国作家没有胆量,应该是以中国作家整体上没有出现民族可以为之骄傲的巨擘人物.如果是那样,确实是我们的悲哀.我记得绿骄阳前一阵用过一个词非常好"精神体系",就是说中国作家没有形成雄厚到可以傲世的精神体系,他们单薄,可怜,自怨自艾,如同废都人物一样,他们仅仅把作家当做混饭的手段----这个想法其实也没有什么,如上文所说,在没有解决生计之前人的动机是小我.但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几个可以支撑场面的大作家大文豪大师,那是被世界藐视的.而顾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你们还没有大作家,没有大王的文豪,没有有胆量的大师.

所以,我们争论的真正问题是:代表中国民族精神的大作家需要胆量吗?

周泽雄

以下是引用网事情缘在2006-12-26 11:20:00的发言：

泽雄兄，俺并不觉得对“作家”这个群体提出了很高的道义或者说道德要求，俺也不要求某个作家或者某几个作家一定要成为道德的楷模、正义的化身，俺在另个回贴里是这样写的：“中国作家作为一个群体，之所以招致诟病，并非因为个人私德如何糟，而是整体性的良知缺席，个人糟糕的私德固然会导致批判，但不足以影响作家群体的正义……我自己的看法是，一个人哪怕有点不是东西，也不一定会影响他的写作，问题是，中国的作家们，在其私德未必高尚的同时，更无必要的社会良知，我实在不敢相信那些屋子里开会的人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良知的代表”，但他们仍然叫“作家”，他们是以中国作家的群体站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作者为什么而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出了什么。

顾彬说中国作家没胆量，想来也不会是说某个作家胆子小，而是一种整体话语的缺失。中国的作家到底有什么可向世人炫耀的？

“世道不好，世事多艰，但这不等于我们非得用一双充血的眼睛，不加辨别地要求所有的人。”事实上，中国的读者对中国的作家早就不抱什么指望了，反过来，倒是作家与官家一起吞噬民众的良知。高行健的获奖与中国作家的集体沉默就是一例，当然，我们还可以把责任推给官家，因为官家不让说啊。

如果作家连自己说话的权力都不知道捍卫，难道要指望街头的小贩为作家鸣不平？

回网事情缘兄：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不是靠良知说话的。作家写的作品，有些与良知有关，有些与良知没有直接关联。作家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并不能划等号。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民众的良心、正义的代表，你的要求或批评，针对这些人（笼统地说，也就是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是可行的。但你无权针对一位只是从事一般文学创作的作家，举例来说，你无权针对一位类似刘亮程这样的作家。据我所见，他从来没有批评过什么东西，他只是仗着自己天赐的文学才华，写着美妙的文学。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就无愧于作家这个称号了。

至于那些为虎作伥的人，哪个行业都有。对这样的人，尽情地蔑视吧。

还有，我不喜欢用全称判断指责一个群体。当我们动辄用“中国作家”这一全称来进行指责时，对于个别并不应该受到指责的作家，其实是一种不公和伤害。至于顾彬先生爱怎么说，我兴趣并不很大，因为暂时我并不认为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真地具备全面否定的资格。也许他具备这个资格，只是我不了解而已。

有优秀的作家，有混帐的作家，混帐作家干的事，不混或相对优秀的作家，没有理由为他们背黑锅（仅仅因为大家都被人称为作家吗？这个理由是不够的），而属于优秀作家的荣誉，混帐作家也没有资格分享。

我曾说过，优秀的作家与蹩脚的作家，在我眼里几乎是两类人。让这两类人共同归属于“中国作家”这个笼统概念里，我于心不忍。

网事情缘

泽雄兄，不论是顾彬还是泽雄兄，都不是在讨论作家个体的私德如何，也不是分析某个作家作品的优劣与否，只要提笔写字，并且被公认为作家，就不得不进入公众视野，一个被公众认为的作家，能够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吗？作家，比任何一个品种的知识分子更具有公共性，这好象能说得过去吧？作家的作品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往往由不得作者如何，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自己的话语权，读者的判断权是任何人不能剥夺的，作者能够剥夺读者的话语么。

说中国作家缺乏良知，正是因为在他们身上具有这样的群体性特征，一个全称判断不等于就是绝对判断，语言不是直接的逻辑，就如我们说官场黑暗，也未必就是所有官员都是混蛋吧？刘亮程个人如何，不能改变中国作家的群体性特征，更何况文坛上还不止一个刘亮程，难道每次谈及中国作家群体的时候都要为刘亮程们打上括号？好吧，那我就不妨试试：中国作家普遍缺乏良知（刘亮程除外，当然还有一些作家也除外）——这样的表述方式好象实在不怎么样。

事实上，从讨论来看，根本不存在谁为谁背黑锅的问题，说中国作家的集体无良，自然剔除了那些“有良”的作家，再退一步讲，即便不小心捎上了那些“有良”的作家，也不能责备评论者的卤莽，只能说他们在文坛上扯蛋扯的太多。

既然中国作家忍心于良知的淹没，那么就要忍受别人的讽刺和挖苦，我不是救赎的牧师，没有必要为无良的作家贡献一份痴情的爱。

周泽雄

网事兄：很高兴和你继续讨论。

“只要提笔写字，并且被公认为作家，就不得不进入公众视野，一个被公众认为的作家，能够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吗？”

——进入公众视野与是否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在我眼里是两码事。娱乐界明星、政客会更经常地进入公众视野，他们是公共知识分子吗？不是。我不清楚网事兄脑海里浮现的作家，形象是否有点单一，比如，你是否考虑过一位乡土文学作家，一位历史小说作家，或一位通俗文学作家。他们是作家吗？当然，他们的读者群有可能相当庞大，但我实在看不出来，一位这样的作家（比方说二月河吧），为什么还必须同时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是有特定概念的，而且一般讲起来，文学创作型的作家与公共知识分子型作家，内涵上差异极大。所以，“作家，比任何一个品种的知识分子更具有公共性，这好象能说得过去吧？”我没有异议，但“公共性”不等于“公共知识分子”。

“作家的作品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往往由不得作者如何，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自己的话语权，读者的判断权是任何人不能剥夺的，作者能够剥夺读者的话语么。”

——这话完全正确。作家也可以为自己的作品进行辩护，但作家的自我辩护代替不了读者的判断，更遑论剥夺了。作家有作家的权利，读者也有读者的权利，双方各行其是，即可。

“说中国作家缺乏良知，正是因为在他们身上具有这样的群体性特征，一个全称判断不等于就是绝对判断，语言不是直接的逻辑，就如我们说官场黑暗，也未必就是所有官员都是混蛋吧？刘亮程个人如何，不能改变中国作家的群体性特征，更何况文坛上还不止一个刘亮程，难道每次谈及中国作家群体的时候都要为刘亮程们打上括号？好吧，那我就不妨试试：中国作家普遍缺乏良知（刘亮程除外，当然还有一些作家也除外）——这样的表述方式好象实在不怎么样。”

——的确，这样的表述是不怎么样，但我们并非只能选择这样的表述，在“中国作家”前面加上一个限定词而不是在中间加括号，效果就会好一些。限定词如“一些”“大多数”“相当数量”等等，都不妨采纳。加上限定词，可能会使语言不那么铿锵有力，但却会避免伤及无辜。我坚持认为，除非为了宣泄情绪，否则，就应该尽量避免在批评时使用全称判断。这类全称判断即使不等于绝对判断，但却在向绝对判断趋近，而这类趋近，也就同时意味着向错误趋近。

“就如我们说官场黑暗，也未必就是所有官员都是混蛋吧？”这当然，但你在类比时，已经改变指向了。按照顾彬的说词，合适的类比应该是“中国官员都是贪赃枉法之徒”，那当然就是“所有官员都是混蛋”的意思了。

“事实上，从讨论来看，根本不存在谁为谁背黑锅的问题，说中国作家的集体无良，自然剔除了那些“有良”的作家，再退一步讲，即便不小心捎上了那些“有良”的作家，也不能责备评论者的卤莽，只能说他们在文坛上扯蛋扯的太多。”

——我们经常在媒体上见到文坛扯蛋的事，这会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以为文坛上充满了扯蛋。其实不是这样，真相是：媒体热衷于报道文坛上的扯蛋事，所有那些不愿意扯蛋、拒绝扯蛋的人，都在媒体的兴趣之外，我们甚至根本不了解他们。批评，我历来主张具体，谁的错，由谁去背。仅仅因为大家都从事一种表面上相同的职业，就让那些从来无意于搅扰媒体视听的作家，与扯蛋作家一起陪斗，有伤公平。换个角度，那种动辄拿全体中国作家来说事的批评方式，只是烟花弹，貌似火力十足，其实并没有多少杀伤力。因为批评的真正价值，是以是否准确、到位为依据的。

“既然中国作家忍心于良知的淹没，那么就要忍受别人的讽刺和挖苦，我不是救赎的牧师，没有必要为无良的作家贡献一份痴情的爱。”

——呵呵，你当然“没有必要为无良的作家贡献一份痴情的爱”，我只是希望，你最好不要伤及那些不该受到讽刺挖苦的作家，他们对无良作家的痛恨，说不定不在你之下呢。

个人习惯，作家在我眼里从来就是一个一个单独存在的，我的思维方式里，天然缺乏“中国作家”这个概念。说准确些，至少，在我的批评习惯里，缺乏“中国作家”这个概念。

兮兮

但“公共性”不等于“公共知识分子”。

------------------------------------

同意.

 

呵呵,讨论进入定义的死胡同.在网事兄看来,事物只要符合社会学上的大数定理即可予以归类,而在泽雄兄看来,任何归类都是不严肃的,因为都有例外.

我们提到"中国作家",固然有指整体,也包含中国语境,否则需要的胆量就很小了(当然我相信在朝鲜古巴需要最大的胆量).还有,就是怕被说成非中国作家难道没有胆量吗?

[em01]

王清营

其实,责任就是权力,想负多大责,就有多大权,负天下责,得天下权.群体也是一样,哪个群体负责,哪个群体就有权,因为民众是群羊,需要负责的人领他.

杜雅萍

厚叔说的还是公共知识分子。

兮兮

一个国家的一流作家里,可以有不介入现实的作家,但如果完全没有勇于介入的作家即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家,那是否可以判断:中国作家缺乏胆量?那些现在不介入的作家,本来就可以不在判断之列,因为胆量与之本来无关也无需.

杜雅萍

以下是引用兮兮在2006-12-26 17:30:00的发言：
一个国家的一流作家里,可以有不介入现实的作家,但如果完全没有勇于介入的作家即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家,那是否可以判断:中国作家缺乏胆量?那些现在不介入的作家,本来就可以不在判断之列,因为胆量与之本来无关也无需.

就公共领域而言也许如此，但对文学领域而言，这一条就不能成立了。

周泽雄

其实，公共知识分子虽然不是一个严格的职业，但与之对应的，主要倒是学者而非作家。作家中，也只有一部分兼具学者特征者，才可能充任。纯粹创作型作家，一般是没有资格充当公共知识分子的。如果一位理论素养相当缺乏的作家，却仗着自己在文学创作领域获取的声名从事文化批判，很可能还会坏事。

通常，创作型作家，思辨力有可能较之常人都有所不足，汉语作家尤其如此。我经常发现，一位中国作家可以把小说写得相当不错，一旦介入批评领域，立刻显出十足的幼稚和外行。这至少表明，对某些作家来说，他的风格特征已经预先排除了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可能。这牵涉到我原来扯过的一个话题：话语权的自律。

网事情缘

先把在那边的帖子转过来吧：

“我觉得泽雄兄曲解了我的嘀咕。中国作家作为一个群体，之所以招致诟病，并非因为个人私德如何糟，而是整体性的良知缺席，个人糟糕的私德固然会导致批判，但不足以影响作家群体的正义，因此，我扼腕于周作人“良知的亏欠”，却不妨碍对其文字的推崇，而对张爱玲的欣赏也不亚于对当今有“崇高道德感”人士的爱戴。我自己的看法是，一个人哪怕有点不是东西，也不一定会影响他的写作，问题是，中国的作家们，在其私德未必高尚的同时，更无必要的社会良知，我实在不敢相信那些屋子里开会的人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良知的代表”，但他们仍然叫“作家”，他们是以中国作家的群体站在我们面前的。

我所指称的精神导师或知识精英，并非是在提笔写字前就端出导师或精英的架势，也不以自我标榜为尺度，甚至不必顶上这两样头衔，但当她成为简·奥斯丁的时候就必须拿得出《傲慢与偏见》，成为普鲁斯特的时候就应该有《追忆似水年华》，如果中国的作家能做到这步，不是导师也是导师，不是精英也是精英，然而他们拿不出，不仅拿不出这些，还要在怎样的精神指导下写作——因此，他们不是狗屁也是狗屁。

泽雄兄说：“在我看来，作家属于天然的个体户，也天然具有抗拒代表的属性。那些“商讨文学的方向”的宏大会议，从来不具有文学上的指导意义，最讽刺的是，商讨者及煞有介事的方向制订者，对此也可能心知肚明。大家都在说些庄严的野狐禅，其真实意图，大概也就是借机风光风光，会会朋友，打打牙祭，再联合骚扰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不只能证明他们不仅狗屁而且良知全无吗？作家当然是个普通人，但也不能完全把自己和普通人混为一谈，如果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所经历的人生，所拥有的心灵不具备一种超越普通人的体验，那么，写作到底该是一种怎样的事业？难道作家的功能就是为了准备“开会”？

使我困惑的是，我们为什么对“良知”二字怀有一种不自觉的抵御？为什么不能对作家这个群体提出“良知”的要求？是因为我们的良知太多，还是因为我们的作家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自律？都不是呵。在一个蒙昧的时代里，我们对作家不能不提出道义上的要求，因为他们叫作家，他们操持的是这个时代先进的文本、掌握的是时髦的话语，他们不说，难道要等到街头的流浪汉去说吗？——我丝毫没有贬低流浪汉的意思。

然而，他们不仅不说，甚至同流合污，这正是中国作家的卑劣之处。”

————————————————————————————————

我不认为当指向中国作家的时候就一定会使无辜陪绑，这类文字的指向，不需要统计学上的准确，更由于中国作家的无胆无识不是个别现象，而我们讨论的不是个案、不是例外，即便在“中国作家”前面加上“大多数”、“有不少”的前缀，也不妨害对作家整体良知缺失的判断，也不会使人产生“可能刘亮程不在其中”、“可能二月河不在其中”的联想。

实际上，计较于三十个还是五十个都不能改变读者的感受，也无法提高中国作家的整体形象。想来使泽雄兄如此慨叹的大约这句话：“个人习惯，作家在我眼里从来就是一个一个单独存在的，我的思维方式里，天然缺乏“中国作家”这个概念。说准确些，至少，在我的批评习惯里，缺乏“中国作家”这个概念。”可在读者的眼里，泽雄兄仍然是中国的作家，不论泽雄兄觉得自己是个体的还是大众的。也许，这正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差异吧，即便泽雄兄是个个体户，也摘不下头上“中国作家”的帽子啊。

我们讨论的热火朝天其实于事无补，一觉醒来，中国的作家还将继续地忽悠我们。

兮兮

以下是引用周泽雄在2006-12-26 17:48:00的发言：

其实，公共知识分子虽然不是一个严格的职业，但与之对应的，主要倒是学者而非作家。作家中，也只有一部分兼具学者特征者，才可能充任。纯粹创作型作家，一般是没有资格充当公共知识分子的。如果一位理论素养相当缺乏的作家，却仗着自己在文学创作领域获取的声名从事文化批判，很可能还会坏事。

通常，创作型作家，思辨力有可能较之常人都有所不足，汉语作家尤其如此。我经常发现，一位中国作家可以把小说写得相当不错，一旦介入批评领域，立刻显出十足的幼稚和外行。这至少表明，对某些作家来说，他的风格特征已经预先排除了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可能。这牵涉到我原来扯过的一个话题：话语权的自律。

公共型作家当然只是公共知识分子其中的一部分。但我所言的公共型作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表现，绝对不希望仅仅看到他们的公共行为比如签名啊呼吁啊什么的。我所希望他们的胆量，不是以这样的非职业方式出现。公共型作家应该以其作品来体现公共性。这不是单纯的文以载道，而是希望作家的作品具有一个时代精神，而不是如今的视而不见，白云高蹈甚至指黑为白。我们应该有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品，有当下的现场感。所以，公共型作家以作品说话，就不至于出现泽兄所说的他们力不从心的幼稚和外行。

金秋

俺觉得能写出诸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作家就是个优秀的作家。这么说来作家不一定非得表现人性，除了人性，还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值得表达，比如大自然。

俺不知道胆小的作家是不是个坏作家，但我知道昧着良心写作的作家一定很坏。

金秋

以下是引用兮兮在2006-12-26 11:40:00的发言：

所以,我们争论的真正问题是:代表中国民族精神的大作家需要胆量吗?

 

如果这个代表中国民族精神的大作家很有胆量，那我觉得他更适合做政治家。

心中有刀

以下是引用周泽雄在2006-12-26 17:48:00的发言：

、、、通常，创作型作家，思辨力有可能较之常人都有所不足，汉语作家尤其如此。我经常发现，一位中国作家可以把小说写得相当不错，一旦介入批评领域，立刻显出十足的幼稚和外行、、、

插一句嘴。我的新朋友谢宗玉是一位很有创作才华的作家，散文、小说写得都很棒，但对网络论坛拍砖掐架显然不在行，这是史实。

[em05]

周泽雄

金秋：“俺觉得能写出诸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作家就是个优秀的作家。这么说来作家不一定非得表现人性，除了人性，还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值得表达，比如大自然。”

——这话相当通脱，俺得喝声采。

“俺不知道胆小的作家是不是个坏作家，但我知道昧着良心写作的作家一定很坏。”

——这话，俺也差点就要喝彩，再想想，不觉就“且慢”起来了。对作家来说，如果他是个无良之徒，那么，作他的朋友就得留神点，别被他坑了。作家中的骗子是很多的，我听说果戈理就是一位。

但作为读者，需要关心的不是作家的良心，而是作家的艺术良心。两者不尽相同，再以果戈理为例，这家伙生活上颇为无良，良心据说大大地坏，但说到艺术良心，他简直就是小说家中的圣徒，值得所有别的小说家向他顶礼膜拜。

良心好，性格是否善良，与他能否成为好作家，可说全无干系。作家的优劣，是靠艺术良心分出高下的。

兮兮

以下是引用金秋在2006-12-26 19:22:00的发言：

俺觉得能写出诸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作家就是个优秀的作家。这么说来作家不一定非得表现人性，除了人性，还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值得表达，比如大自然。

俺不知道胆小的作家是不是个坏作家，但我知道昧着良心写作的作家一定很坏。

金秋：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学拳击台上，长篇小说作家才是体现一国文学分量的主力军，其他文学类别不是中心。长篇小说，一般而言，要涉及到人性。我以为，在顾宾的讨论里，我们不断界定作家含义，其实应该有个基本共识。

你说的昧良心写作，其实已经超出作家职业的底线；大作家，文豪，大师，对于这类代表一国文学尊严，代表一国民族精神创造的人物，我以为，他们应该有胆量去表现。

周泽雄

兮兮：“公共型作家当然只是公共知识分子其中的一部分。但我所言的公共型作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表现，绝对不希望仅仅看到他们的公共行为比如签名啊呼吁啊什么的。我所希望他们的胆量，不是以这样的非职业方式出现。公共型作家应该以其作品来体现公共性。这不是单纯的文以载道，而是希望作家的作品具有一个时代精神，而不是如今的视而不见，白云高蹈甚至指黑为白。我们应该有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品，有当下的现场感。所以，公共型作家以作品说话，就不至于出现泽兄所说的他们力不从心的幼稚和外行。”

——有一说一，我觉得兮兮这段话颇为糊涂。作家的作品只要公开发表，就必然具有公共性，但具有公共性不等于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点，兮兮刚才分明表示赞同了，怎么转眼又说“公共型作家当然只是公共知识分子其中的一部分”了，啥叫“公共型作家”呢？

我一时找不到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定义，那么，我就斗胆临屏炮制一个，权且应应急吧：在公共领域、针对具有公共性的话题、用理性的方式，表达符合人类普世价值的观点，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只有他这么做了，我们才会称他为人类的良心。所谓理性的方式，可以包括法律的方式，但肯定不包括艺术的方式。文学家另有属于文学家的荣誉，文学家当他仅仅进行文学创作时，我们没必要把“公共知识分子”的桂冠给他戴上。文学家以自己出众的文学秉赋，完全可能写出比公共知识分子远为深刻的结论，但他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而是为了他心爱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