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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5 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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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诤臣”、“诤友”理想和实践
○ 魏邦良 1933年，时任国民党行政院长的汪精卫于3月31日、4月28日连续写信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长和驻德大使，胡适回信拒绝。胡适认为，一旦他加入政府，他就没有现在这么自由，也就不可能保持一种独立，也就不能对政府进行一种有效的监督了。他在谢绝信中这样写道： “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综观胡适的一生，他完全当得起他所说的这句话：“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那么，胡适所谓的“诤臣”、“诤友”又该具备什么样素质和品格呢？当时的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在抗战时期写了一本小书《中华民族的人格》。书中选择的人物都是张先生认为能代表中华民族人格的大人物，如：公孙杵臼、程婴、伍尚、子路、预让、聂政、荆轲、田横、贯高等。张元济说：“这些人有的是为尽职，有的是为知耻；有的是为报恩，有的是为报仇；归根结果，都做到杀身成仁。”张先生编此书的目的就是为国土沦丧的人民树立一个个榜样，他说：“只要谨守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们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之一日。”
书印好后，张元济寄了一本给胡适“乞赐小序”。胡适时在美国任驻美大使，他看了书后，不同意张元济的选择，他在给张元济的信里说：“所选人物，事迹不限于杀身报仇，而要注重有风骨、有肩膀，挑得起国家重担子的人物，故选荆轲不如选张良，选张良不如选张释之与汲黯。” 在胡适心目中，下列人物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人格”： 汉：张释之、汲黯； 后汉：光武皇帝、邓禹、马援； 三国：诸葛亮、曹操； 晋：杜预、陶侃； 唐：太宗、魏徵、杜甫、陆贽； 宋：范仲淹、王安石、岳飞、文天祥； 明：刘基、方孝孺、王守仁、张居正； 清：顾炎武、颜元、曾国藩。
胡适认为，在这些人物中，张释之、汲黯可称典型：“张释之、汲黯虽不曾杀身成仁，他们都够得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风范。”胡适提到的“汲黯”是汉武帝当政时的大臣。据记载，此人颇具刚正之风，“临大事，决大难，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汲黯时常对汉武帝犯颜直谏，而汉武帝的反应则是“默然”。不过，虽然汲黯经常因言辞激烈而惹汉武帝不快，但汉武帝对汲黯的评价却不坏：“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由此可知，胡适所列举的人物就是他所欣赏的“社稷之臣”，而他自己也一心想成为这样于国家于社会有作用的“社稷之臣”，这样一来，胡适所说“诤臣”、“诤友”，其内涵是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 如果站在蒋介石的角度来看，胡适不愧为“社稷之臣”。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谈。
一、社稷之臣并不死板地执行皇帝的命令，而是审时度势，相机行事，能对社会局势作出准确的判断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简单地说，就是能做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胡适当官时间不长，尽管如此，他也做到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1938年，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上任后，胡适大部分时间只做两件事，1、广交朋友。与美国总统、部长、议员及名流显要作广泛的接触，以期通过这些官员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2、发表演说。在美国各处发表内容丰富而又激情洋溢的演说，以激发美国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 在胡适全身心忘我地工作时，一些国民党官员却在蒋介石面前打胡适的小报告，说，胡适作为大使，不干正事，只顾交友、演说，扬自己的名。蒋介石听了，很不高兴，就委托宋子文委婉地劝告胡适。宋子文对胡适说：“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多人说你演说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正事吧。”胡适没有接受宋子文（他代表蒋介石）的劝告，依旧把精力放在“交友”和“演说”上。胡适知道，其他的事自己的部属都可以帮自己来做，唯独这两件事必须自己亲自出马。因为胡适在美留学多年，有深厚的人脉，他当年很多同窗现在都身居要职，这样，和他们接触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另外，胡适特别擅长演说，他的演说，亦庄亦谐，声情并茂，极具感染力。事实上，胡适的系列演讲成功地激发了美国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 日本东京的《日本年报》曾发表一篇专电，说：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在美国大选年，作巡回演讲，激发了美国群众的仇日情绪，引导美国进入战争危境。专电呼吁美国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对于胡适的活动，应予注意并加以限制。日本的恐慌，说明了胡适的演讲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胡适未接受蒋介石让他“干正事”的命令，而是按自己的决定做，结果在外交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胡适的成功让蒋介石化怒为喜。1949年，蒋介石政权在大陆即将崩溃之际，蒋介石再次想到胡适，想利用胡适在国际上的声望，来为蒋家政权争取到美国的援助。胡适当然是婉拒，因为他已看出蒋家王朝在大陆已无立足的可能。 1946年12月24日，北大女生沈崇遭美国士兵强暴。事情在报上披露后，群情激奋，北平各高校学生罢课示威，要求当局惩办罪犯。时在南京开会的胡适对美军的暴行也极为愤慨，他敲着桌子，大声说：“这还了得，真岂有此理！”当有人不赞成学生罢课游行时，胡适说：“抗议，游行，有何不可！众怒难犯嘛！伸张正义嘛！” 在广大青年学生、北平市民和各界人士的强烈要求下，美军当局被迫将“沈崇事件”主犯皮尔逊和普利查德交由驻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军事法庭审判。其间，北大学生强烈要求校长胡适以“监护人”的身份出庭作证，而当时国民党当局害怕开罪美国，不同意胡适出庭。蒋介石亲自授意，由外交部长王世杰从南京急电北平，阻止胡适：“报载兄对美兵案，准备出庭作证，未知确否？美方刻正羞愤同深，兄之地位或未便如此。”胡适顶住了来自蒋介石的压力，毅然以被害女生的监护人身份出庭作证，并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痛斥美军暴行。胡适此举捍卫了北大的尊严，也替国人出了口气。蒋介石对胡适的不听话虽然不满，但胡适的“冲冠一怒”确出自良知和正气，他也不能不予以默许。蒋介石可以私下阻止胡适，但却不敢公开指责胡适，因为胡适的背后站着成千上万有正义感的人民。蒋介石也怕众怒啊！事实上证明，胡适毅然出庭的选择是正确的，如果胡适听从蒋介石的劝告不出庭的话，不仅北大蒙羞，国民党政府也会颜面扫尽。 胡适这一次的“君命有所不受”再次显露了他的勇气和见识，同时也为他自己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和敬意。
二、社稷之臣在乎气节，但更注重事功，也就是说，不管干什么，首先要考虑对社稷有功，对百姓有益。社稷之臣不空喊激昂的口号，而是脚踏实地干出成绩，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以“一点一滴的努力”，求得“一寸一尺的改善”。 胡适晚年有几次“软弱”表现，如雷震被捕后他一直未探监，蒋介石违宪第三次连任总统后，胡适对此保持沉默，享受所谓“不说话的自由”，表面上看，早年的风骨在晚年胡适身上似乎荡然无存。其实胡适这样做，是因为他觉察到当时政治形势严峻，自己如一味死顶，不过是以卵击石，不会取得任何效用，而作必要的后退，还能保存已经取得的“一寸一尺的改善”。权衡利弊，胡适选择了隐忍，也就是说，胡适出于功用的考虑，才这么“软弱”的。 蒋介石准备第三次连任总统后，雷震等人酝酿组建新党“中国民主党”，邀请胡适出任党魁，胡适拒绝出任，并且劝阻雷震，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他说：“你说的话，我自己说的话，都会记在我的账上。你不知道吗？‘杀君马者道旁儿’。人家都称赞这头马跑得快，你更得意，你更拼命的加鞭，拼命的跑，结果，这头马一定要跑死了。现在你以为《自由中国》出了七版，八版，你很高兴，这都是你的灾害！” 胡适为什么反对雷震组建“中国民主党”呢？因为当时有一些海外势力和台湾本土势力想借助这个党来推翻蒋介石政权，而蒋介石也意识到了这点，所以决不允许雷震或其他人有组党的意图。胡适对蒋介石的想法明察秋毫，所以才提醒雷震适当收敛，因为一旦触犯了蒋介石所能容忍的底线，不仅组建不了新党，连“自由中国”这个阵地也保不了。雷震没有接受胡适的劝告，结果《自由中国》被封，自己被捕。 胡适关于“反对党”，和蒋介石有过一次谈话： “我回到台北的第二天，所谓‘反对党’的发言人——李万居、高玉树、郭雨新、王地、黄玉娇——来看我。我屋中客多，我答应了那个礼拜三晚上（十月廿六日）同他们吃饭面谈。礼拜三（廿六日）的上午，我去看副总统，我把我要向他们说的话，先报告副总统。我说，李万居一班人既然说，他们要等我回国，向我请教，我有责任对他们说几句很诚恳的话。我要劝告他们两点：1.在时间上要展缓他们成立新党的时期：他们应该看看雷案的发展，应该看看世界形势，如美国大选一类的事件。不可急于要组党。2.我要劝他们根本改变态度：第一，要采取和平态度，不可对政府党取敌对的态度。你要推翻政府党，政府党当然先要打倒你了。第二，切不可使你们的党变成台湾人党，必须要和民、青两党合作，和无党派的大陆同胞合作。 第三，最好是要能够争取政府的谅解，——同情的谅解，——以上是我对副总统说我预备那晚上对他们几位说的话。同时我还表示一个希望。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他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的。但他的雅量，我至今不忘记。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 胡适知道，蒋介石最怕“反对党”成为“台湾人党”，所以他特别告诫“反对党”人士“切不可使你们的党变成台湾人党”。胡适对“反对党”人士的两点劝告就是给蒋介石的两粒“定心丸”。胡适这样说，并不是为了安慰、讨好蒋介石，而是想消除蒋介石内心的担忧，从而使蒋能分一点“雅量”给台湾组建新党的人。胡适的意图是，先把“反对党”成立起来，然后再去壮大、发展，如果一开始行动过火，惹蒋介石不快，结果只能是欲速则不达。胡适晚年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其目的是告诫自由派知识分子不要图一时言语痛快而招杀身之祸，先保存实力保住已有的战果，待时机成熟再开始行动也不晚。 我们知道，胡适是反对蒋介石连任的，曾利用各种渠道劝蒋不要连任，然而，在蒋介石连任成功后，《中央日报》记者李青来请胡适发表意见，胡适说：“我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跟老百姓一样高兴。” 胡适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胡适意识到木已成舟，再发一通牢骚惹蒋不快，已毫无用处，不如说一番含糊其词的话，敷衍一下。胡适说：“哲学是我的职业，历史是我的训练，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此时的胡适，意识到自己作为政治上的“谏臣”已经失败，但自己还可以潜心哲学或历史，做一些对社稷或许无关，但对学术却一定有补的事，当然前提是既不能像雷震那样被捕入狱，也不能像江南那样横遭不测，这样，就只能享受“不说话的自由了”。胡适这样做，仍然是基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考虑。 当蒋家政府一意孤行判了雷震十年监禁，胡适没去探监，有人问胡适为何不去探监时，胡适答： “我从美国回来后，原拟去监狱看雷先生，后有人告说军监因知我要探监看雷先生，弄得非常紧张，还要呈报蒋总统批准才去。其实我去探监看雷先生，也只是和雷先生寒暄闲话一番，什么真正的话都不能在那里谈。去只有添雷先生的紧张和麻烦。我想不去还比去的好。故我去探监看雷先生，似无什么意思，至于外面如何批评我，也可不必计较。” 此前，胡适已经因为在蒋介石面前为雷震求情而遭蒋的批评，所以，他知道，自己去探监，一方面，并不能改善雷震的处境；另一方面，自己和蒋介石的关系会因此恶化，这样，探监就不会产生任何良性的效果，所以他才取消了探监计划。 胡适相信“一点一滴的努力”，珍惜“一寸一尺的改善”，所以，在晚年才宣扬“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才表现得“软弱”。胡适说：“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地种，满仓满屋地收。”也就是说，在条件不许可的情况下，不要一味唱高调，而是要先保护好自己，只要坚持“一粒一粒地种”，总有一天会“满仓满屋地收”。从这个角度，我们对于胡适晚年的“软弱”应给予一种“理解之同情”。
三、社稷之臣敢于犯颜直谏，不阿谀奉承，不一味顺从，有且敢于坚持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1932年12月2日。蒋介石的秘书黎琬君接胡适去蒋宅吃饭。席上，蒋介石要胡适注意研究两个问题：一、中国教育制度应该如何改革？二、学风应该如何整顿？ 胡适直言不讳地说：“当前教育制度并不坏，千万不要轻易改动了。教育之坏，与制度无关。十一年的学制，十八年的学制，都是专家定的，都是很好的制度，可惜都不曾好好的试行。经费不足，政治波动，人才缺乏，办学者不安定，无计划之可能，这些都是教育崩坏的原因，与制度无关。” 蒋介石听了这番话，脸色铁青，但胡适仍然侃侃而谈：“学风也是这样。学风坏是由于教师不能安心教学，是因为政府不清明，用人不注重考试，不公平。学生大多是好的，学风之坏也不能怪学生，而应该归因于政府！” 蒋介石越听脸色越难看，但胡适毫不顾忌，一吐为快。当天晚上还意犹未尽地在日记里继续向蒋介石“发难”。 1952年，《自由中国》月刊社举办三周年纪念会，胡适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围绕“言论自由”作了讲话。 胡适说：“言论自由，只在宪法上有那一条提到是不够的。言论自由同别的自由一样，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的。人人应该把言论自由看作最宝贵的东西，随时随地的努力争取，随时随地的努力维持。”说到这里，胡适话锋一转，把矛头指向台湾政府，说：“我们当政的人，应该极力培养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评。什么是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评呢？舆论就是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评。舆论的批评，只要是善意的，就应该承认是合法。至于代表民意的机关，无论是中央的立法机关，地方的立法机关，对政府的实施有反对、有批评都是合法的。在朝的应该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使自己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有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自由的风气和习惯。这样才可以在自由世界中站一个地位而无惭愧。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生命，都应该寄托在自由世界一块。” 1953年1月16日，蒋介石为拉拢胡适，邀他共进晚餐，胡适乘机批评台湾的政治。他说：“台湾现在几乎没有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辑（台湾警备司令）。第二，无人敢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那么，所谓的言论自由，也就‘尽在不言中’了。”胡适的话一针见血，蒋介石听了很不自在。胡适则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一吐为快：“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这是明显的违宪啊！可是政府竟无一人敢向总统这样说！我认为，总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一千人。如果总统愿意开放言论自由，就等于是有了成百上千个诤臣了！” 胡适这番直言，充分显示了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军人物的胆识和尖锐。 1956年10月是蒋介石的七十大寿。远在美国的胡适写了一篇文章为蒋介石祝寿，这篇短文就是著名的《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此文发表在1956年的《自由中国》杂志上。
在这篇文章里，胡适劝蒋介石学习艾森豪，他说：“一国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要‘无智、无能、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这是最明智的政治哲学。”文章的最后，胡适语重心长，曲终奏雅，说：“奉劝蒋先生要彻底想想‘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来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呢？” 胡适上面这番话，可谓忠言逆耳，用心良苦——其目的是提醒蒋介石要做一个守法守宪的“三无领袖”。蒋介石当然很恼火，因为，胡适的话直接妨碍了他“家天下”的独裁计划。于是，蒋家父子急不可耐地炮制出一份“特种指示”，围剿胡适的“毒素思想”，其围剿方式就是利用国民党当局控制的舆论工具和党的各级组织，以读者投书和投稿的方式，辱骂胡适。“特种指示”发出不到两个月，蒋经国又出版了长达61页的《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对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算。小册子认为，胡适劝谏蒋介石做“无智、无能、无为”的“国家元首”是包藏祸心，“含有极大的政治阴谋”。面对国民党丧心病狂的围剿，胡适不畏惧不退缩，继续写文章和对方笔战，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说：“我讲了一些该讲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 蒋介石退到台湾后，一心要把台湾变为蒋家天下，所以，蒋介石一再违背宪法，愚弄百姓，连任总统。胡适是坚决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的。他曾在公开场合发表谈话，希望蒋介石能遵守宪法，放弃连任。1959年11月，胡适向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表示，他要见蒋总统，张群害怕胡适面谏蒋介石放弃连任，一直不敢安排胡适和蒋介石见面。他对胡适说：“如果总统听得进你的意见还好。万一听不进，总统或许会很窘。”胡适理解张群的苦衷，就向张群讲了几点意见，由张群转告蒋介石： 明年二三月里，国民大会期中，是中华民国宪法受考验的时期，不可轻易错过。 为国家的长久打算，我盼望蒋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不违反宪法，一切依据宪法，是“合法”的。人人视为当然，鸡犬不惊，是“和平的”。 为蒋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打算，我盼望蒋先生能在这一两月里，作一个公开的表示，明白宣布他不要作第三任总统，并且宣布他郑重考虑后盼望某人可以继他的后任；如果国民大会能选出他所期望的人做他的继任者，他本人一定用他的全力支持他，帮助他。如果他作此表示，我相信全国人与全世界人都会对他表示崇敬与佩服。 如果国民党另有别的主张，他们应该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明白宣布出来，决不可用现在报纸上登出的“劝进电报”方式。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国民党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 张群表示，如果有适当的机会，他会向蒋介石转述胡适的话。不过，他却在胡适面前为蒋介石辩解说，蒋介石想连任，不是为自己考虑，而是为了：1，革命事业没有完成；2，他对反共复国有责任；3，他对全国军队有责任。 胡适反驳道：“在蒋先生没有做国民政府主席也没有做总统的时期——例如在西安事变的时期——全国人谁不知道他是中国的领袖？如果蒋先生能明白表示他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那时他的声望必然更高，他的领袖地位必然更高了。” 后来，张群很委婉地把胡适的话转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郑重地考虑了一会儿，说：“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即使我要提出一个人来，我应该向党提出，不能公开地说。” 胡适听到这样的话，非常失望，当天，胡适在日记里写道：“我怕这又是三十七年和四十三年的老法子，他向党说话，党的中委一致反对，一致劝进，于是他的责任已尽了。” 胡适在这里讥刺了蒋介石在1948、1954年已经耍弄了两次把戏，这次又要故伎重演。 从结果上看，胡适对蒋介石的劝谏似乎没起到应有的作用，但仅凭敢批逆鳞，敢向蒋介石直言相谏这一点，胡适已证明了他不愧为社稷之臣。
四、社稷之臣是有自己的信仰的，他可以作一时的隐忍，一时的退缩，但决不会因为迎合君王而放弃自己的信仰。 1958年4月10日，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考古馆楼上举行，典礼结束后，举行第三次院士会议的开幕式。当时，蒋介石和副总统陈诚都亲临现场祝贺。蒋介石在讲话中，赞扬了胡适“个人之高尚品德”，并号召大家“发扬‘明礼义，知廉耻’之道德力量”。蒋介石话音刚落，胡适竟当面反驳了蒋介石的说法，他说：“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 蒋介石要大家发扬道德的力量，而胡适当面反驳他，要“提倡学术”。听了胡适这番话，蒋介石脸色突变。事后，有人指责胡适态度过分，劝胡适向蒋认错、道歉，胡适拒绝了。他可以在某些方面作一点妥协和让步，但决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 蒋介石想连任总统，又怕无记名投票，如果表决时采用无记名的投票方式，那蒋介石能否得到足够的票数就很难说了。“国民大会”的主席之一陈启天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就请示蒋介石。蒋介石知道美国宪法没有规定选举总统时一定用无记名投票，就让胡适来发表意见，因为胡适一向喜欢效仿美国。胡适当然知道蒋介石的用意，但他不想迎合蒋介石而是坚持发表自己对此事的真实看法，他说： “无记名投票是澳洲发明的，到今年还只有一百零四年的历史，无记名投票是保障投票的自由，可以避免投票的威胁，因此很快的被世界采用。美国宪法是一百七十年前制定的，所以美国宪法上并没有无记名投票。据我所知道，如禁酒，各州的宪法是不同，火车经过禁酒的一州时，火车上的酒排间就关了，否则是犯禁的。又如妇女参政问题，美国都是用无记名投票的，……四年前我在美国，美国正在庆祝无记名投票一百年纪念。” 胡适的回答让蒋介石碰了个软钉子，但在众人面前，蒋介石不便发火，而他的心腹则忍不住了，当场站起来，质问胡适：“在此地谁威胁谁？”胡适立即反驳道：“我本不想说话，在大会上，在主席团里，我一句话也不说。今天总统点名要我说，我才说的。我说的无记名投票是保障投票的自由，可以避免投票的威胁。这是无记名投票的意义。” 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蒋介石的面，胡适坚持自己的信仰，据理力争，毫不退让，在场的人不能不为之肃然起敬为之暗暗喝彩。
胡适和汲黯确有诸多相似之点，比如，他们都对国家的最高领导忠心耿耿，都敢于对最高领导犯颜直谏。但胡适和汲黯也有着根本不同之处，正是这不同之处，使晚年的胡适远远超越了汲黯。我们知道，不管汲黯有多大的勇气，他也不会劝汉武帝退位，作为一名忠臣，他也许会对皇帝提出尖锐的批评，但决不可能产生这样大逆不道的念头。而胡适在晚年则一再劝蒋介石退位，一再要求蒋介石同意组建反对党。这说明晚年的胡适终于彻底摆脱了忠君的传统思想，这一点，蒋介石当然也觉察到了，所以才会授意国民党对胡适进行“围剿”。——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胡适是民国时期的“汲黯”，但不能说汲黯是汉代的“胡适”，虽然他们同样堪称“社稷之臣”。
胡适去世后，蒋介石给胡适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我以为，这幅挽联准确地概括了胡适的亦新亦旧、中西杂糅的矛盾人生。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政治上，胡适的一生都充满矛盾。生活上，作为一名留美博士，他与村姑江冬秀相伴一生，可谓恪守了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而胡适一生中，又至少有四位婚外恋人，这又显露了他在婚姻方面极为现代的态度。政治上，他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但他又一再向蒋介石灌输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很多时候，他的言行确实矛盾得刺眼。看来，胡适毕竟在中国长大成人，毕竟在传统文化里浸泡得太久太深，所以，即便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接受了很多西方思想，即便他自己也极力想改头换面，跳出传统的藩篱，他也无法成为外黄内白的“香蕉人”了。就像一个人，被纳入一个巨大的瓶子中，结果躯体不得不呈现一种畸形的形状，有一天，瓶子碎了，但那畸形的躯体却难以复元了。若干年后，人们从他怪异的身体上仍然看出当年那只瓶子留下的形状。
我们从胡适的身上就一直能看到那个“瓶子”的形状，那个“瓶子”名叫传统。
[ 本帖最后由 魏邦良 于 2008-5-5 10:19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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