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奈何还是无言以对――有关周作人评说点滴

李劼

突然发现《周作人：横遭历史掩埋的悲悯情怀》一节，缺少一个结尾。赶紧补上如下：

就文学话语而言，周氏两兄弟分别开拓出了两种不同的话语传统。鲁迅以遵将令的方式，首创了匕首、投枪般锐利的杂文话语；周作人承明末小品、融西方人文精神，塑造了白话文学的悲悯品质。鲁迅的杂文传统，后来被注入了毛式斗争哲学，被奉为毛时代的文章圭臬。有时被当作互相攻击的双方，共同使用的武器；就像文革时代，你死我活的双方，全都高举毛氏语录。而周作人的悲悯传统，则被一场场没完没了的斗争作践得越来越暴虐的历史，悄然掩埋。直至八十年代以降，文学开始解冻之际，争先恐后地抢到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回首五四新文化，也只知争相扮演启蒙家，完全茫然于什么叫做谦卑和怜悯。那个年代为什么萨特最走红，因为那个法国人跟鲁迅有点相像。即便有人谈论卡夫卡，也不是因为对悲悯精神有所领略，而是卡夫卡小说很现代派，开启荒诞派文学的先河。等到有人想起周作人，即便写出其传记，依然茫然于周作人的人文底蕴，究竟在哪里。倘若回首自八十年代中期迄今的中国先锋文学写作，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最让人惊讶的，恐怕就是周作人传统的阙如。诗歌的时代强音叫做，我不相信。小说最流行的句子是，我是流氓我怕谁。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写过一首白话诗，《小河》，被胡适称为新诗第一首杰作。殊不知，此诗所描写的那条小河，恰好成了周作人命运的象征。周作人的文学传统，就像那条小河一样，被一道石堰死死地挡住。一语成谶，一诗也同样可以成谶。假如有人问道，那道石堰筑在哪里？那么回答应该是：筑在许多中国人的心里。当人人心里装满了毛式话语和鲁迅杂文，那么周作人的那条小河，只能在天边外远远地徘徊。

（此节全文完）

诸位好。补完此节，跟大家作点交流。由于习惯了自言自语，已经不太知道如何跟人对话。不是担心树敌，而是害怕不小心伤到了朋友。即便说不懂对话，也会被人误解为不把他人当回事。所以更加惶然。

先说几句看了跟贴的感想。童志刚君人如其名，虽观点不同，但品性耿直，理当尊重。名志刚，又跟童姓相联，一般都很性情。一笑。邹锋君无疑是个明白人，是个不说也明白之人。与邹君共勉的是，学会向对方学习。千言万语也罢，寥寥数语也罢以，总有一句是有道理的。哪怕对方观点再不可取，至少坚持己见，不人云亦云，不耍滑头，不随众起哄，是应该尊重的。任何思考，只要是自己的自由的思考，都是有意味的。中国人饱受斗争哲学之苦之毒害，已经习惯于把争论理解为战胜或者消灭；殊不知，争论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丰富。庄子跟人争论起来，有时也很认真。但仔细品味一下，你可以发现，庄子被对手不知不觉地丰富了。就此而言，区区总怀疑庄子一面跟人争论，一面在暗自窃笑。

网事君血气方刚，勤于思考，思路也很清晰。只是有关几个话语的划分，过于粗疏。国民政府假如谈得上有什么话语的话，那么应该是儒家。蒋氏信奉儒家，处世上崇拜曾文正公，个性上又崇拜希特勒。后来的新儒家，颇有意识形态标举的意思，不认同共产主义。可参见牟宗三等人的宣言。所以杜维明跑到大陆讲新儒家，不会被余英时瞧得起。毛之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主要是自韩非子以降的权术（所谓的法家）、后来由《三国演义》发扬光大的权谋心计；学雷锋树榜样，则是儒家治人治心的招术。很难一概而论。专制者经常很实用。什么有利，就用什么。英美自由主义，主要是以胡适之为核心为旗帜的自由知识分子。包括梁实秋、罗隆基、后来的储安平等人。胡适在国民政府任过职，但并没有放弃过自由主义立场。同样道理，蒋氏政府邀请胡适出仕，也并不意味着认同胡适自由主义的理念。毛举的马列旗帜也有区别。主要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马克思、尤其是青年马克思，倘若活在毛时代，是要被枪毙的。此外，倘若可以说有鲁迅话语，那么理当加上周作人话语。周氏兄弟奠定了现代新文化和白话文学的两种话语传统。这是我特意补上最后这个结尾的意思所在。

不过，此节的重心，并不在于与鲁迅的区别，而在于周作人散文和明末小品的辨析。这是可以写一部论著的。区区在此只能诉诸寥寥数语。倘若有没读过明末小品、或者知堂散文者，务必请读一读之后，再看看区区此节是否在理。不过，区区相信，泽雄君一定读明白了。所以有了，加精为证。倘若仅就读书人的字面涵义而言，泽雄君确然。区区算不上。以前在纽约，也有过一位朋友，跟泽雄君很相像，嗜书如命。无所不知。音乐绘画也在行。有一次替我到哥大图书馆借得王国维文集，随手翻开，大为感叹：这里面字字是学问，大补，大补。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此君的问题在于，喜高谈阔论，懒于笔耕。这是不及泽雄君之处。当然，也许述而不作，也是一种乐趣。

周作人这个话题，倒是一直想说一说的。也算如愿以偿。记得，钱理群君的《周作人评作》出版后，读了不太苛同，曾与钱君当面论之。那次在北大聚会同行朋友，入晚，住在钱君家。彼此论说一番之后，钱君最后说道，没办法，写作此书时，导师王瑶先生一再关照，不要触犯禁区。记得钱君还引用了人家这么个说法：要尊重民族感情。如今想来，忍俊不禁。其实，那时就算可以闯入禁区，无论是钱君还是区区，都未必知道如何阐说。当时，区区思路还没有现在这么清晰。后来写的那篇鲁迅周作人论，比作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不太确切。

也是在北京，那晚是住在吴福辉家。当时，汪晖君恰好也住在附近，有一番聊天。彼此说到投机处，汪晖君告知一段往事。当初汪君从扬州师范考到北京就读时，其业师托他到其师祖、与吴梅齐名的词学大师龙榆生的坟上，上柱香。汪君找了很久，才找到了龙先生的女儿女婿；两位老人，住在一个很不起眼的院子里。在老人的指引底下，汪君遵嘱上坟焚香祭过之后，分手之际，老人突然叫住他，问道：现在你们年轻人，怎么看周作人先生？据汪君说，他当时就按已有的说法和定论，说了一番。老人非常感慨地叹了口气，说，将来，不知还会不会有人理解周作人先生。汪君转述完毕，也跟着叹了口气，说，自己当时年轻，不太懂事。言下之意，很后悔那么说。那时的汪君，还不是后来的新左人物。

还有就是文中提及的，在上海一位友人家里，与邓云湘老先生谈及周作人。区区当时的提问是：你们这代老人是怎么看周作人的？然后就是那个回答：知堂老人，一生，没做过坏事。邓老先生说完，区区暗中一阵惭愧。老先生“知堂老人”四个字，就足以让区区无地自容。竟然在老先生面前直呼其名：周作人！

记得也跟读研究生时的导师，钱谷融先生，谈到周作人。区区当时还不知道钱先生如何看周作人，试探性地说：周作人有些想法，好像不下于鲁迅。钱先生听了，马上提高嗓门，斩钉截铁地说道：周氏兄弟的深刻，在现代文学史上，是无出其右的。老先生说着，眼睛里闪着激动的光芒。区区明白老先生此话的重点，不在于说鲁迅如何深刻，也不在于说周氏兄弟如何深刻，而在于强调周作人的深刻。因为鲁迅，是不言而喻的，不需要如何强调。唯有周作人的深刻，是需要强调的。

写完此节，很想让上述几位老人过目，倘若他们还在世的话。远在彼岸，恍如隔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周作人，明白的老一辈学人，是无可奈何。至于想要明白或者还不太明白的年轻一辈学子，是无言以对。谈论这么个话题，使用的语言，都有讲究。更遑论其它。

区区虽然跟燕谈诸君无多交往，除了个别朋友之外；但区区愿意，成为大家的朋友。倘若诸位真有意讨论这个话题，区区很乐意提这么几个问题，抛砖引玉。

为什么要比较周作人散文和明末小品？因为风格相近，还是背景相似？（明末清初，清末民初。）
为什么把周作人与李叔同相提并论？是否成立？是，为什么？否，为什么？
为什么把周作人的文学定位，设在《红楼梦》和卡夫卡小说之间？期间究竟是什么样的渊源？
为什么说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之人文精神的灵魂人物？是那个小品散文流派的灵魂人物？

但愿大家感兴趣。倘若钱理群君和汪晖君有知此节，也许也会有兴趣的。当然，也可能早就忘记了。不知如今的中国学府如何了得。但区区看到，在美国学府里，思想是自由的，但生存也是相当实际的。在校园里生活惯了，在城市里流浪，似乎很不幸。可是因此而免了学校的种种俗务，又暗自庆幸。我跟许多学者教授的区别，可能在于；一者吃饭，是为了能够继续写作；一者写作，是因为可以更好地吃饭。颠沛流离之际容易想到周作人那样的苦住，至少还算一份安定；一旦打着饱咯，可能连鲁迅都不愿意谈论了。有时觉得悲哀，白话文问世以来，能够写作的国人越来越多，可是不知为何，中国当代文学离文学越来越远，比一些现代文学还要远。文学究竟是怎么回事，似乎很少有人知道。而真正知道了的，只能是，却道天凉好个秋。

谢谢大家！

李劼
2009年6月29日星期一于纽约寓所

南东

按照李劼先生的判断，您应该继承的是鲁迅的话语。

周泽雄

考察真正的大师（周作人算一位），我们可以结合其生平及所处时代，但是，如果结合生平及时代即可以把他道尽，又说明他不配成为大师。真正的大师，必然有一些超然于个人生平及时代之外的东西，需要我们单独面对。
我对网事兄等网友结合日寇暴行对周作人的批评，持同情兼不以为然的态度。同情在于，我还必须结合网事兄南京人的身份。我对日本侵华的暴行，与网事相比，也只是缺少点感同身受的东西，在大节方面，并无二致。但我坚持对大师网开一面的准则。大师之为大师，在于他必然具有不同流俗之见，哪怕事后证明该见解无甚高明，该见解的形成过程，也不容轻忽。以一种民族大义相质相苛，是把大师标签化了。鲁迅与周作人，曾经分别成为民族大气的风向标，站在文学、艺术或文化角度，这都是令人痛心的。（且不说周作人的附逆，还有大量疑云，他是否被人当牌使了，尚无定论）。
精神上强悍的民族，也是最能对本民族的异端持宽容地理解态度的民族。
以所谓附逆的恶行对周作人进行宣判，是把大师等同于寻常村夫了。周作人广博的视野、非凡的人文眼光、冷毅而又平实的性格，及他卓越的古希腊和日本文化方面的涵养，都被草草略过了。这一略过不打紧，我们也就在精神上失去了面对周作人的资格。
把周作人当成一个汉奸典型，所得不过是廉价地多出一个表达同仇敌忾之情的目标，所失则甚是巨大。
我尊重且乐见李劼兄还原周作人个性风貌的努力，在我看来，这也是我们趋近文学大师的唯一途径。
——有点感冒，药物里好像带点瞌睡因子，头脑昏沉。待醒过来后，再说余话。

我是风

看到李劼先生也在线。呵呵。

李大兴

清末民初革命党一脉，大抵是亲日而且亲日本右翼的。孙中山先生为革命事业素来是不惜出让权益的，他属意的汪精卫一直以接班人自许，在这一点上也自许是有所继承。

抗日战争开始后，并非泾渭分明。老蒋以战求和、老毛扩张势力、汪精卫之悲观并非无因。当然更多是失意之余，不甘寂寞，但若以为汪精卫仅仅是为政治权力而甘当汉奸，未免太简单判断。“汉奸”观念的确立与浸透，是后来的事。中国人有对朝廷、家族的忠诚，但民族意识并不浓厚。对于留日的革命党人来说，日本在半师半友之间；对于知堂这样于日本文化浸淫颇深的学人而言，“抗日”也只怕难免隔膜突兀之感。抗日战争期间，在日占区出任伪职的远远多于坚守满足气节的，大多数是出于实际利害与生计的考虑。

论知堂文，似不必与其出任伪职联系。否则李后主之于南唐，祸害甚之远矣，又该何论？

我读知堂文章不全面，以自己浅近的印象，上承明末散文气息，更多日本中世文学韵味，才有其寡淡风格。知堂文章，比鲁迅受日本影响深许多，尤其在审美感觉上。比较二公译作，窃以为乃弟的日文要好的多。

施国英

在上海一位友人家里，与邓云湘老先生谈及周作人。区区当时的提问是：你们这代老人是怎么看周作人的？然后就是那个回答：知堂老人，一生，没做过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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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有道理了。中国历史一直是血与火的轮回，是不是和国人盛行黑白思维，严重缺乏妥协精神有关？主战派永远是正面人物，主和派永远是反面角色，那么简单的评判怎可能符合复杂的人性真实和历史全貌。

兮兮

艺术是永恒的，这句话一点不虚。只要艺术上能够传世，其他的真也罢假也罢，最终都会烟消云散，最终都会化为无形。时间治愈伤痛，后人原宥前人。

网事情缘

先回李劼先生。

从国家政体的设置上看，国民政府显然是建立在宪政基础上，或者说是以宪政为目标的，按孙中山的排列，要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李劼先生所说的儒家体系，在国民政府中自然是存在，而且势力非常强大，严格地讲，这是领袖的个人倾向和修为，领袖强势，这种倾向就突出，甚至能掩盖政体的实质，但又无法超越政体，最终，在台湾还是演变成了现代民主制。就是因为政体放在那，允许制约，允许党派的存在。强人政治自有其特点，不过强人终究会死的，所以到了蒋经国，还是变化了。

想来，我和李劼先生的在终极目的上还是一致的，只是话语顺序上有所区别。

回泽兄：并非我身为南京人而对日本侵华事件就超出一般人的痛恨，对任何残暴行径，都无一例外地加以谴责或者拒绝，不论是日本人，还是来自内部的暴政，如三年饥馑，如文革。日本侵华的另一个特殊作用是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行程，战争爆发，谁在窃喜？战争的结果换来的是内战，是易帜。这比战争中的某个具体的屠杀事件更加罪恶，因为它断送了中国的可能的民主进程，把暴政无休止地延续了下去。这是我对日本侵华事件的一个根本立场，和我南京人的身份并不特别关联。

对于周作人，素无恶感，甚至，对他的文字的喜欢，也未必在鲁迅之下。但既为大师，当有特别风范，所谓“网开”，只能小节，而非大义，作为大师，他的眼界更当在政治家之上。周作人附逆，固有疑云，自当辨析，也该弄清。山河破碎，清华北大的坛坛罐罐还有什么值得周作人去保护的？

小节无过，大节有亏。

施国英

周作人的所谓附逆只是大时代背景下的一个小小颤音。
真正大节有亏的是张学良--虽然他也是被人利用，不懂老蒋攘外必先安内的苦心。

网事情缘

周作人的所谓附逆只是大时代背景下的一个小小颤音。
真正大节有亏的是张学良--虽然他也是被人利用，不懂老蒋攘外必先安内的苦心。
施国英 发表于 2009-6-30 19:53

周作人归根结底是文人，文章做的好，这是件功德。附逆之事只是不必高扬。张学良可不同，那么高级的军事长官，一方诸侯，按我们的话叫太不讲政治了，老蒋对他真是手下留情，这点，足见老蒋是非常有风度的。

有人夸张学良：千古笨蛋。好像是这么说的。

周泽雄

与周作人的思想、观念、情趣相比，那个时代太毛糙了（起始于五四打断新文化运动），周作人沉潜过深，心思过于迂曲婉转，观念过于新锐超前，与时代格格不入。而时代握有强势，它以政治家（谋略家）的话语为牛耳。在一套根本不配用来评价周作人的话语体系里，周作人遂命该如此。
我很同情周作人，虽然，我并不认可把周作人的成就过度拔高。文学也有其属相，依我命里的文学星辰，周作人的等级不高，在我眼里，他属于那种文学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的人物。但是，我也很能理解别人把他拔高，只要不过分强调一己观感，周作人确也经得起拔高。

ironland

周作人散文像日本酱菜，很淡的咸甜酸，份量还不够一口吃的。恨不得再添几块广合腐乳。
也像俳句，时常纳闷尾巴在哪里。

不过，20年前看到他的超不慷慨文章，会让人觉得有安神效果，像心头一抹淡淡灰绿色。

他的童诗也颇有特色。可惜少有少儿出版社愿意选编。

ironland

10# 网事情缘


千古笨蛋。


弓虽！

zoufeng_1234

10# 网事情缘  


千古笨蛋。


弓虽！
ironland 发表于 2009-7-2 15:55

不是张学良笨，而是恩来同志太厉害了，苏北人把东北人给忽悠了。

舒雨湖

呵呵，讨论这个事，有点难度。有被盲目推崇的大树，必然遮盖别的东西。
像现在的情况。

zoufeng_1234

邹锋君无疑是个明白人，是个不说也明白之人。与邹君共勉的是，学会向对方学习。千言万语也罢，寥寥数语也罢以，总有一句是有道理的。哪怕对方观点再不可取，至少坚持己见，不人云亦云，不耍滑头，不随众起哄，是应该尊重的。任何思考，只要是自己的自由的思考，都是有意味的。中国人饱受斗争哲学之苦之毒害，已经习惯于把争论理解为战胜或者消灭；殊不知，争论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丰富。庄子跟人争论起来，有时也很认真。但仔细品味一下，你可以发现，庄子被对手不知不觉地丰富了。就此而言，区区总怀疑庄子一面跟人争论，一面在暗自窃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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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先生提到我了，还没回应过。

说我是个不说也明白人的人，当然很高兴，不过很多情况下我是说了还是不明白的人。在燕谈我更多时候扮演的是无知者无畏的角色。

童志刚兄是我尊敬的掐架对手，我相信他在生活中一定是个耿直方正的人，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有些观点让我很吃惊。

比较有意思的是，我在和童版在对掐的时候，自我感觉一直占上风。有一次偶然的机会问别人的观感，得到的反馈是：你哪里是他对手，他明显胜你一筹。哈哈。这就是我们一直观点对立，但是又乐在其中的原因：我们都觉得自己占了上风。

浦右淞左

如果鲁迅活到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也颇难预测他的态度、立场。

童志刚

童志刚兄是我尊敬的掐架对手，我相信他在生活中一定是个耿直方正的人，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有些观点让我很吃惊。

比较有意思的是，我在和童版在对掐的时候，自我感觉一直占上风。有一次偶然的机会问别人的观感，得到的反馈是：你哪里是他对手，他明显胜你一筹。哈哈。这就是我们一直观点对立，但是又乐在其中的原因：我们都觉得自己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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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对邹峰刻意将所有自由主义者打扮成天使十分不以为然，也对他先入为主地认为自己不需要鲁迅深感遗憾，但在讨论、争论以及争吵中，邹峰总能不急不躁，坦诚交流，该认错的认错，能固执的固执，这个风度老童我却是十分佩服的。我们俩掐了几年而能够继续掐着，功劳尽在邹峰，这个应该是明确的。

对掐中谁占上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真的感到“乐在其中”了。其实，在论及老毛、鲁迅以及胡适时，邹峰已经天然地站在了上风，因为老毛的被根本否定和鲁迅的正在被根本否定以及胡适的如日中天，已经属于滚滚潮流，而跟上了潮流甚至代表着潮流的邹峰感觉自己“一直占上风”也就是题中之议了。

shen

沙发！
老童这个论述实在太妙了

zoufeng_1234

谢谢老童夸奖，关于是否需要鲁迅的问题，我还想单独写个帖子，还没成熟，最近时间也有点紧。

至于潮流一说，我不敢苟同，我对胡鲁毛这些人的评价来自自己的生活体验和阅读，应该和潮流无关。

童志刚

呵呵，那你是暗合潮流，从此，你要比16楼更乐在其中了。

zoufeng_1234

看来老童喜欢用潮流来解释问题。

如果说喜欢胡适是赶潮流，这个潮流也是很细很细的潮流，知道胡适的中国人可能不及知道鲁迅和毛泽东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更不用说了解胡适思想的人。

如果说喜欢胡适是赶潮流，那么喜欢鲁迅反潮流。正反永远是相对的，我也可以说喜欢鲁迅崇拜老毛是赶潮流，而喜欢胡适是反潮流。所以潮流这个说法实在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理论上说，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看法，不用去在乎什么潮流，我们中国吃赶潮流或者反潮流的苦太多了。

童志刚

我刚说了两句潮流，你就认为我是喜欢，判断好轻率啊，轻率到又成了“永远是相对的”的相对主义论了。用知道不知道和知道的人多少来确定是不是赶潮流，当然还是符合你喜欢的大概率小概率，但来解释是不是潮流还是不大符合实际，中国人有几个知道哈耶克的？可引用哈耶克照样不是成了潮流？其实我哪说过你“赶潮流”？我是表扬你“暗合潮流”，别人是拼命追上的，你是本来就在那的，不一样，所以你不用着急，“吃赶潮流或者反潮流的苦”的人中没你。

天边外

俺的直感，这个绯闻猜疑中，鲁迅是被冤枉的，而且采取了兄长式“忍”的行为。

从资料中似乎看到，鲁迅对其母亲的孝顺，和曾经有过对“周作人发病不测”的恐惧感——意味着要担负更大的家庭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