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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9-4 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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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川：思辨者邓晓芒
一
1979年的初秋，邓晓芒走进武汉大学校园。在闻一多、朱光潜曾经流连徜徉的珞珈山上，三十一岁的邓晓芒满怀理想，开始了他的研究生生涯。
“当时研究生还不像现在这么多，”邓晓芒回忆道，“哲学系、中文系和所有其他各系的研究生都住在同一栋研究生楼里。”通过湖南老乡，邓晓芒认识了一个来自新疆的中文系研究生。他年长邓晓芒一岁，也比邓晓芒高一个年级，名叫易中天。
“易中天属于绝顶聪明的人。”邓晓芒这样评价说。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美学、文学、艺术、哲学。成名后的易中天也在许多场合提到，他的思想受到了邓晓芒的极大影响。对此，邓晓芒谦虚地说：“他可能受到了我一些启发，因为美学思想这方面，我可能比他熟悉一些。”
事实上，易中天的硕士毕业论文《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确实受到了邓晓芒的极大启发。因为在进入武汉大学之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邓晓芒就已经写出了三万多字的《美学简论》。邓晓芒把《美学简论》拿给易中天看，后来易中天也将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拿给邓晓芒看。毕业后，两人相继留校工作，合写了美学著作。1993年，易中天“孔雀东南飞”，落户厦门大学，邓晓芒则坚守武汉大学。两人依然保持着联系。
易中天曾经说，自己一度想“改行”专门搞哲学，报考邓晓芒的博士生，因为他对邓晓芒的学问和人品都备加推崇。
二
邓晓芒出生在东北，在长沙长大。1946年，邓晓芒的母亲和父亲在东北解放区结婚。邓晓芒的父亲是打入国民党部队里的zhonggong地下党员，在东北前线，他成功策动了所在的国民党部队一万多人起义。“我父亲做过报纸编辑，办过书店。南下后到了湖南，就在《新湖南报》工作。李锐是《新湖南报》的第一任社长，第二任是华中工学院创办人朱九思，我父亲是第三任社长。”邓晓芒回忆道。
在邓晓芒的记忆里，“五十年代初，报社的风气非常好，当然今天看起来也许有些僵化，但是他们至少言行是一致的，没有虚伪的一套。”可是，在清新的政风背后，仍然有潜规则流行。当时有规定，除了中央领导以外，任何地方报纸都不能够用特大号字来排地方领导人的新闻。但是湖南省的领导人却要求用特大号字，“父亲坚持不用，就得罪了他们。”
于是，这样一个典型的革命家庭在1958年遭遇了不幸：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没有什么言论，可是因为不肯和父亲划清界限，也被划成了“右派”。他们坠入了社会底层。三年困难时期，全家在死亡线上挣扎，外婆饿死，三个弟妹都患上了肺结核。好不容易熬到1964年，邓晓芒初中毕业，却不能上高中，因为当时中学毕业的人都要进行阶级划线，家庭有点问题的，就不能升学，要么下放农村，要么到街道工厂，或者自谋职业。仍然被理想主义鼓舞的邓晓芒还是想去广阔天地里干革命，他响应党的号召，自愿报名到农村去。
于是，十六岁的邓晓芒和三千余名知青一起插队落户到了湖南江永县——湖南最南边的一个县，翻过五岭之一的都庞岭，就是广西。这是全国最早集体下放的一群知青，他们住在生产队的一个公房里，整天和农民一起出工劳动。
在他们到来两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些年轻人的“革命热情”被点燃了。他们开始造县委、公社和大队的反，甚至跑回长沙参加造反派组织。当时长沙有一个十九岁的高中生杨小凯 （当时叫 “杨曦光”）非常有名，他写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论文，甚至连中央文革大员都知道了他，点名批判他。在满天飞舞的油印传单中，邓晓芒和他的知青朋友们读到了杨小凯的文章。这篇文章让杨小凯身陷囹圄，却让邓晓芒开了窍。“他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毛泽东的斗争策略，观点很多是猜想性的东西，但是他的那种口气和视角非常震动我们，完全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对领导人们在运动中的关系进行客观的分析，对毛泽东的一举一动加以点评。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因为那时候毛泽东是神啊，怎么能点评呢？”
邓晓芒们开始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这场运动。这目光不再是癫狂的、迷乱的，而是冷静而又迷惑的。杨小凯改变了这些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在迷狂的理想主义落潮之后，江永的一群知青自发地组织了一个“毛泽东主义学习小组”，他们一起学习、讨论、思索，互相启发。
但是，因为“造反”，这些知青得罪了当地人，纷纷离开。邓晓芒也告别生活了六年的江永，回到了父亲的老家湖南耒阳农村。
三
从1968年开始，邓晓芒开始认真地读书，“那时候毛泽东号召大家读哲学书，出版了一大批马列经典哲学著作，我自己也定了一个学习计划。但是在江永读书的氛围没有了。当时大家开始为未来考虑了，热门的话题是学一门手艺。回老家的原因，一个是我自己想静下心来看书，再一个想真正接触底层社会，以农民儿子的身份了解中国农村、农民。”
在老家的稻田里，邓晓芒劳作了整整三年，这也是他有系统读书的三年。马列经典著作都看了很多遍。对于一个初中毕业生来说，《资本论》这样的大部头确实深奥无比，但是他坚持看下去，“慢慢地入门了，觉得不那么可怕了，耐心地琢磨。”
三年后，邓晓芒又到浏阳东乡待了一年。这一年给邓晓芒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在浏阳很惬意，一年只有‘双抢’紧张一点，大家忙一个多月，其他的日子干活就相当于玩儿了。到10月份就不干活了。国庆节还暖和得很，队上的年轻人就抱一个烤手的炭火笼子，踱到街上去看街，就是看女人，赶集的来来往往的女人。”
他们所在的那个乡就挨着大围山原始森林，是个没有什么人管的地方，甚至有个别户躲在深山里不出来，合作化、人民公社都没有他的事，种一小块田，每个月驾竹筏出来买一次煤油和盐。
邓晓芒的大哥也在浏阳插队。这个爱好美术的老知青已经结婚，家就安在小溪旁边的一个造纸的纸棚里。“房子很大，他在一面墙上粉出一大片白底子来，临摹了一幅巨幅的《鲁迅在海边》的油画。”他还把山泉引进废弃了的化浆池，养了几尾红鲤鱼，每天一大早就搬张竹躺椅在池边观鱼、看书。邓晓芒和几个知青经常在那儿过夜，打牌、聊天、唱歌。
“看小说，读海涅的诗，那一段是神仙的生活。”邓晓芒说。
四
1974年，在农村漂了十年之后，邓晓芒回到长沙。
他白天在郊区做挑土的临时工，晚上回家看书。有一次正在看《资本论》，一个朋友来了，“他好奇地问，你在看这个书啊？他走了以后，我爸狠狠地训了我一顿，说怎么能不避一点嫌疑，早晚要吃大亏”。从此，邓晓芒总是躲着看书。“因为那时候抓到了很多‘反革命’，都是些‘马克思主义小组’之类的成员。所以，人们不敢公开看这些书，除非由上面组织学习，由党领导告诉你怎么理解、怎么思考。”
挑土的临时工，长沙人称为“土夫子”，都是些没有正式工作的人。在做了两年“土夫子”之后，邓晓芒又被招工到水电安装公司做了一名搬运工。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很快，“文化大革命”也以“四人帮”被捕而结束。但是对邓晓芒来说，“文革”早就结束了。邓晓芒说：“我们的文革基本上在1968年就结束了，后来都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我父亲挨斗、挨打，红卫兵下放，我们老知青被赶回农村去，还不断遭到清查，我们从‘革命者’莫名其妙地成了革命对象。”
但时代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变化了。1976年以后，许多书逐渐解禁，包括美学著作。当时邓晓芒正在为“美”的本质问题而困惑。到底什么是美？他想尝试一下，用学过的哲学方法作为分析工具，对自己的美感体验作一个概括。“我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美学简论》，阐述了我的这样一种朴素的观点：美就是美感，美感就是情感的共鸣。”然而，在阅读了许多美学著作之后，邓晓芒认为，所有他当时读到的美学书，包括苏联美学家的美学著作里，好像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没有一个人是像他这样解释美的。他大为吃惊，急于找人讨论，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写了一篇长文并寄给了当时著名的美学家李泽厚，对他的美学观点提出了率直的批评。李泽厚复信表示赞赏，并鼓励他多看一些书。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但是由于湖南规定 “二十五岁以上不能报考”，于是邓晓芒在1978年报名考研。他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但是最终因为政审不过关而落榜。第二年他再次报考，终于考入了武汉大学哲学系，攻读西方哲学。
五
和今天按部就班考入大学的学子不同，邓晓芒他们进入大学的时候，思想就已经比较成熟了。
“我们那一代人，都是在社会生活中摔打出来的，不管学习方法，还是人生观、世界观，基本上已经定型了。”当然，邓晓芒也承认，在大学里学到了更多知识，尤其找到了“思想的严格学术化的表达”。他说，“我的观点没有变，只是表述方式改变了。”
1982年，邓晓芒毕业留校。这时，中国大地上涌动着“美学热”，李泽厚作为一个美学家，深刻地影响着青年知识分子。但是邓晓芒坦承，李泽厚对自己的影响并不大，他没有像一般的年轻人那样狂热。1987年，邓晓芒和易中天合写了《走出美学的迷惘》（后来改名为 《黄与蓝的交响》）。“如果1987年出版的话，应该是挺轰动的，但该书直到1989年4月份才出版，那时‘美学热’已经降温了，政治风波正在逼近，谁还看这些？结果只印了五百册。”邓晓芒有些遗憾地说。
九十年代初，邓晓芒出版了一部学术著作《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他毫不谦虚地说：“从此，我就有自己的一套比较成熟的体系了。”很多人认为，周国平和邓晓芒两人分别代表着目前国内尼采研究和黑格尔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是与自称 “不务正业”的周国平相比，受过极为严格的西方传统哲学训练和逻辑能力训练的邓晓芒似乎是标准的“学院派”。易中天说，邓晓芒的文字尽管不是多么“优美”，但仍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他的“思辨的力量”。
这位讲授西方哲学的“学院派”教授的课很受学生欢迎。“不是因为我讲得好，我的口才并不好；而是因为我跟学生们心里那些问题心有灵犀，能够沟通。学问有没有现实感？学生来听讲座，从他们的眼神里就可以看出来。”他说。
有感于这个时代的肤浅与喧哗，邓晓芒在十年前就举起了“新批判主义”的旗帜。他认为，鲁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劣根性批判最深刻最有力的人，但是鲁迅的批判还停留于“国民性”的层次，而他自己的批判则试图超越这个层次而抵达 “普遍人性”的层次。国民性批判不能只是为了临时性的“救亡”，而应当是为了在国民灵魂中植入普遍人性的价值基础，形成永久性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能力。
邓晓芒：这个时代太需要思想了
中国文化处于阵痛中
经济观察报：你父亲那一代人献身理想主义，你自己也一度在理想主义的鼓舞下“上山下乡”。回首历史，你是否有一种虚无之感？
邓晓芒：无数人献身理想主义，结果却结出一个怪胎。这个不是哪一个人的罪过，而是一个民族的惯性思维模式造成的。纵观半个世纪以来的种种运动、风波，追根溯源，都可以追溯到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模式。在分析社会制度发展原因的时候，只追究个人的责任是很肤浅的，必须要考虑到文化背景。
经济观察报：你的意思是说，不能够用道德谴责来代替理性的分析？
邓晓芒：道德谴责是不够的，要有理性的分析，才能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在于我们的文化根基中缺乏自由、人权。中国文化处于阵痛中。今日中国需要造就一种独立的精神，独立的人格。这些东西不是来自知识分子的脑子，而是来自我们时代的现实需要。中国社会已经发出了这种呼吁，如果知识分子不去响应，就是辜负历史的责任。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取决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思想者能否顺应历史潮流，造成一种全国上下的思潮，一种改变我们民族的惯性的思维模式。
经济观察报：我们需要思想的解放。
邓晓芒：现在有一股思潮完全是反对思想解放的。它反对普遍人性、普遍人权，而且动不动就拿出“国情”来应对它，说这些都是西方霸权，不能把我们的传统丢掉了。其实，我们从小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想丢都丢不掉！如果不反思的话，只能停留在中国传统上，就没有办法进步。普世价值的确是近代西方人找到的，但是他们也寻求了好几百年，并不是西方文化本来就有的。虽然是普世价值，但总得有一种文化把它提出来，而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现在西方文化提出来了，不能因此就认为那只适合于西方，更不能以此为借口拒绝普世价值。其实想要拒绝也做不到，比如奥运会是西方来的，恐怕没有哪个当代中国人会拒绝它。
经济观察报：随着中国的日益富强，一些人更加起劲地鼓吹传统的优点。
邓晓芒：国家富了，社会进步了，但是进步是靠什么？靠儒家吗？不可能，还是靠现代科技，靠社会开放和思想解放，靠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一些人认为，我们现在有了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就可以倒退回到传统里面去，这是没有出息的想法。肚子吃饱了当然好，但是太平盛世就是吃饱肚子吗？
经济观察报：八十年代是启蒙的时代，但是经过了启蒙，为什么今天一些知识分子却要再次乞灵于传统？
邓晓芒：因为现在启蒙的话语在实践中遇到了挫折，再说也没人听了，大家想听新东西，于是马上就有了所谓的“新东西”，其实，不过是把古代的东西又拿出来炒一遍而已，这些东西在中国永远不会遭到真正的挫折。很“有效”啊！很“解渴”啊！从上到下都很支持，觉得还是传统好。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使然，任何东西都视为一种“法宝”，不见效就扔了，又换另外一个来尝试，不能坚持，永远也找不到合适的，当然最“合适”的就只剩下“一仍旧制”的传统了。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潮，本身就是急功近利的，所以不能持久，不能够化成真正自己骨子里的东西。
只有批判传统文化才能弘扬传统文化
经济观察报：这恐怕就是你提出“新批判主义”命题的原因吧。
邓晓芒：对于传统文化要有一种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态度，任何一种文化都需要这样一种态度。中国文化几千年积淀下来，没有自我批判、自我反省，就谈不上弘扬，只有批判传统文化，才能给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机，也才能弘扬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不是一个别的什么东西，传统文化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不长进，就是传统文化的衰落；我们进步了，就是传统文化在生长。我们要进步，就只有通过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
经济观察报：这是不是八十年代启蒙思潮的继续？
邓晓芒：当然了，我的思想基本上是在八十年代启蒙基础上一直延续过来的，也是从五四以来延续过来的，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是通过反思，我认识到，八十年代的启蒙太浅，应该深入下去，变成我们血液中的东西。
为什么今天仍然需要启蒙？这是现实的需要，不能离开现实谈思想。很多很不错的思想者往往容易陷入一种迷惘境地，好像谈思想就是谈思想本身，就是看哪个在思想上钻得更深。例如在面对西方文化时，一些学者强调西方人也在批判他们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要把西方人怎么批判他们自己的东西搞清楚，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来谈引进西方文化。这些人把自己排除在历史进程之外，这样就把自己当成圣人了，当成无所不知的上帝了。要把所有东西搞清楚才发言，你就永远不能发言！因为正当你以为把西方人的思想搞清楚了的时候，西方人可能又变了，追“新”赶“后”，你永远追不上西方人。我们处在现实生活中间，我们要针对现实。西方人批判他们的传统，批判他们的启蒙，这种批判拿到中国来能不能起作用？你在中国面对的现实问题是什么？我的立足点是现实，只着眼于现实，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能拿来就拿来。
经济观察报：一些学者经常以貌似通才的口吻告诉我们，西方人也在反思他们的文化呢，我们干嘛还要引进他们的文化？他们也经常以嘲讽的口吻谈论民主、人权，不屑一顾的样子。
邓晓芒：这些人的可笑，就像那个“何不食肉糜”的笑话一样。如果真的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应该对中国的事儿有所了解。现在中国最大的事情是什么事情？最大的事情是维权，而不是维权过度；是民主，而不是民主过度。西方对于民主、自由、理性的批判，是建立在他们对现实的反思之上，而中国没有民主、自由、理性的传统，在我们需要耐心培育的时候，他们却质疑这些东西的价值，完全是错位的，没有现实感，钻到学术的牛角尖里面去了。这能够改善中国的现实吗？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才有学术，不能把别的星球上的理论硬拉来用到我们这里。有些学者如果是出于学术上的呆板，胶柱鼓瑟，尚可理解；另外一些学者的表演则更像政客，而不像学者，可鄙可叹。
当前知识界没有思想
经济观察报：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知识界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有人说，今天知识分子堕落了。
邓晓芒：也谈不上堕落，是本性的暴露。中国士大夫历来如此，他可以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得非常大义凛然，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又表现得非常猥琐。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劣根性，缺乏个人独立意识，缺乏个人的人格尊严。哪怕是在他表现的大义凛然里头也有猫腻。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具有投机的本性，他认为谁代表“天道”、“天命”就跟谁，当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也有被“天道”所弃的时候，这种时候就只有自暴自弃，堕落。
经济观察报：在你看来，当前知识界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邓晓芒：主要问题是没有思想，不去思想，只想着怎么能够出风头、出名，完全坠入名利的枷锁里去了。
经济观察报：现在的学术体制似乎也确实能给知识分子提供这些东西。
邓晓芒：收买，再就是失去了现实感。有些人没有下过乡，也没有接触过底层，压根就没有现实感，以为做学问就是在书斋里面翻书，懂一两门外语。他们老在这个层面上讲来讲去，跟他们说不清楚。我至今觉得，我的学问是在为打工仔和打工妹提供一种道德上、伦理上的、哲学上的根据，人生观的根据。
经济观察报：他们理解你吗？你的思想能够影响哪些人呢？
邓晓芒：我不需要他们的理解。社会是分层的，我不能直接面对底层说话。我的思想可以影响一些人，比如说知识分子、学术界，然后在作家里面，在社会上的读书人里面会有一些影响，通过他们就可以影响到下层社会的人了。
经济观察报：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思想者，你是很孤独的。
邓晓芒：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来搞这些问题，但总得有人搞。我是很自信的，因为我发现很多大学生对我的思想是能理解的，我觉得我的思想跟这个时代是合拍的，是和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
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一种思想，它能够使我们中国人的眼界有一个提高。真正思想的力量不是用强制，而是用你自己的现身说法，才能引起共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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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也或许，这句话也是马记者从城骁文章中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