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粟裕本人申述始末
1979年10月9日，粟裕写了申诉报告，（1979年8月22日，粟裕应中共中央叶剑英副主席之邀去烟台。8月22日至26日，粟裕多次拜访叶副主席。有一天粟个人前去拜望叶副主席，回来后特别高兴地告诉我说，叶副主席很关心粟，叶副主席说：“关于你1958年的问题，也该解决一下了。这件事我向小平同志说过，他也点了头。你给中央写个报告吧。”粟裕即表达了自己也迫切希望申述的心情。遵叶副主席指示，粟裕返京后写了这份申诉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华国锋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副主席。回想当年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痛心不已。1958年开军委扩大会批斗粟裕，当时我全然不知，照常到商业部上班，早出晚归。他和我都经常加班，为了互不干扰，我们分住套间内外室，入睡和起身大家都轻手轻脚习以为常，我完全没有注意粟裕近期的起居变化。那天早晨，我正准备上班去，粟突然从内室开门出来，面容憔悴，神情忧郁地低声对我说：“我出了事你今天可不可以请个假帮我个忙。我头痛极了，脑袋都快炸开了。”原来军委正在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本来的主题是讨论当前局势、国防工作和今后的建军方针，实际进行中却以“反教条主义”错误地批评了刘伯承等主持部队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几位同志。后来突然转批粟裕，无端地对他百般指责，他被迫作了违心检讨，并进行了少量的实事求是的解释，不料由此却招来更加猛烈的批判，种种诬陷不实之词纷至沓来，一顶顶骇人的帽子强加于他，上纲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他已在内室自我封闭有足足七天了，血压也上升至低压110高压240。他边把一堆会议材料全部简报交给我，边沉痛地说：“你看看这些，帮我写个检讨吧，我自己下不了手。只要能够通的过，怎么写都可以。”我看了这些材料，太吃惊了，又担心不违心检讨要被打成敌我矛盾，只得不顾实际代他写了一份检讨，把强加给他的罪名统统兜了下来。用这个稿子在大会上检讨总算过了关。回家后他冷冷地说：“还是你有办法，写出的检讨让我过了关！”我看出他内心极为痛苦。以后，他多次因实在控制不住内心痛苦，大声责备我：“你为什么把我写成这样！简直不成样子！”我心里觉得委屈，也痛苦地说：“不是你说的怎么写都可以，只要过关就行嘛！”他默默无语，我们相对而泣。现在好了。如果中央受理申述，平反这桩冤案，二十多年一直压在他心头的沉重负担将从此甩掉，他的余生可能过得幸福一些。我的心也热了起来。补记：“四人帮”垮台后，中共中央陈云副主席曾当面指示粟裕，在适当的时候，在党的会议上，把1958年这件事说一下。1979年10月16日，叶副主席对粟裕的申诉报告作了批示，并批送华主席、小平、先念、陈云、克诚、耿飚、国清、杨勇同志。陈云、克诚两位因病未阅，其余六位均圈阅。叶副主席的批示曾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冯文彬同志遵叶副主席指示送交粟裕看过，随后送总政办理。粟裕指示我按原件抄一份留存。批件如下：“华主席、小平、先念、陈云、克诚、耿飚、国清、杨勇同志： 粟裕同志送来关于彭德怀同志利用五八年军委扩大会议批判他的申诉报告一件，前不久肖克同志看我时，也曾提到有关那次会议反教条主义的事。我认为五八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那次会议的错误，我建议总政组织力量，认真地研究，向军委提出实事求是的报告，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妥善处理。当否，请酌。叶剑英，10月16日”
在得悉叶副主席批示后，粟曾两次向总政韦国清主任询问办理情况，未得到明确答复。
今年（1980年）春节是2月16日，在元旦至春节期间，我陪同粟裕同志拜望聂荣臻副主席，在室内只有我们三人时，粟向聂副主席汇报了自己向中央写了申诉报告和叶副主席已批示总政办理的情况，请聂副主席为这件事说说话。聂副主席说：“这件事应该解决。那个时候说话上纲都是很高的。但总政写的报告我还没有看到，等送到我这里，我会说话的。”
1980年2月16日，粟裕还拜望了徐向前元帅，并向徐帅报告了自己写申诉报告的事。徐帅也说这件事应该解决。朱楹秘书当天随往。
1980年3月初，粟裕将去年10月9日向中央的申诉报告抄了两份，一份送交肖劲光同志，一份送交肖克同志，并各附一短信，告以据悉叶副主席对申诉已批示总政处理。叶副主席批示至今已五个多月，粟裕仍未见有关部门落实解决自己的冤案，不免心情急切。听说陈云同志最近在京，3月10日前后分别给陈、叶两位副主席又写了信，信稿如下：
一、致陈副主席信
去年10月间，我曾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彭德怀同志利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问题的申诉报告，当时您身体不好，这个报告您可能没有见到，现将原件复抄一份呈上，请审阅。您对我这件事是关心的。“四人帮”垮台后，您还当面指示我在适当的时候在党的会议上将这个问题说一下。在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我向中央写了这份书面申诉报告。我恳请您在不影响健康的情况下予以批示，促使我的冤案能早日得到解决，使我放下压在身上二十多年的沉重包袱，在有生之年能够心情舒畅地贡献出全部精力，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微薄的贡献。
二、叶副主席?
您老人家好！
我不得不又一次打扰您老人家，去年10月9日我向中央写了关于彭德怀同志利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问题的申诉报告，至今已经五个月了。在此期间我欢庆又有许多冤案得到了处理，同时也痛苦地想到我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听说您对我的报告作了批示，我非常感谢您老人家对我的一贯的关怀。为了使我的问题能早日获得公正、合理的解决，我再次恳请您老人家能为我的问题再说一次话。请原谅我再次打扰您。
1980年3月26日，叶副主席办公室王文理秘书给粟裕的秘书朱楹打电话讲了以下内容：“叶副主席昨天交代，让把以下情况告诉粟裕同志：去年10月9日粟裕同志给中央写信申诉五八年受批判的问题，叶副主席于10月16日作了批示。（王秘书将该批示复述了一遍）今年3月15日肖劲光同志把粟裕同志给陈云同志的信转来叶办，陈云同志因病未看。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在该件上注了一下：此事叶副主席去年10月16日已批示总政办理，据总政说，报告已写好，不久可上报。”粟当时在南京，朱楹同志即电话告之郭树元同志转报粟裕同志。对给陈云同志的信，后来中央办公厅冯文彬同志又传话说：第一次报告已有批示，又电话查询过情况，这次信就不再批了。3月28日上午，粟裕从南京打电话给朱楹，要朱向总政领导报告以下内容：“去年10月我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彭德怀同志利用1958 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的申述报告，我要求总政在总政作出结论上报前，将有关我的结论部分同我见面。” 朱楹当即将电话记录抄送韦主任的秘书江波同志，请江秘书呈韦主任。1980年6月12日，粟裕在上海由朱楹秘书随同前往拜望正到上海的胡耀邦总书记。时赵紫阳同志与耀邦同志住在一起，一同见了面。他们三人进入内室，粟向胡总书记报告了自己申述的问题。耀邦同志说：这件事要解决一下，要找个机会在中央的会议上议一下。1980年7月6日，粟裕自上海返京，随后发作腰椎错位住入301医院。15日，粟交代秘书朱楹向总政韦主任处询问3月28日电话后的情况。韦主任的江波秘书回答说：“5月13日总政党委讨论一次，感到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涉及到很多事和人，对会议本身如何评价应慎重，应由中央来作，对批评错了的同志应给予平反。当时就责成总政组织部和军纪委对批评错了的同志起草平反决定。现决定已草出，尚未讨论。这件事黄玉昆副主任抓得比较多。后甘渭汉副主任来也抓了，具体工作是组织部张伯祥副部长办的。决定讨论后上报前要送粟裕同志看的。”7月6日粟去承德休息考察，8月8日返京。因这件事至今未得结果，粟找甘副主任（他还是军纪委书记）请他催办。甘说你放心，我一定催办。后甘副主任到301医院看望粟时又说，此事张伯祥同志在办，决定初稿已写出，总政党委还没有安排时间讨论，定当催办。8月17日上午，甘渭汉同志告诉粟裕，这件事进行得不顺利。总政党委讨论后认为，这件事涉及对军委扩大会议的评价问题，要等中央讨论后再定。这使殷切期待看到平反决定的粟裕既大失所望又大惑不解。粟深受刺激于次日晨诱发心脏病并卧床不起。此后，平反的事有如石沉大海无人再提，他自己已无力过问，我也不敢向他再提此事，怕他再受刺激。
二、楚青向中央写信的前前后后
1981年2月1日，粟裕发作脑溢血，此后频繁发作脑血栓。他的病情已不可能继续过问申诉的事了。我异常痛苦，既不忍心让他背着沉重的包袱离去，又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能否由我出面替他向党申诉，同时为免刺痛他而暂不告诉他呢？我内心反复斗争着。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陈丕显同志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2月16日，我考虑再三，鼓起勇气向陈书记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陈书记：您好！现将粟裕同志1979年10月9日给中央的申诉报告送上，我还追记了报告上送后的一些进展情况，一并呈上请您参阅。这件事是长期压在粟裕同志身上的包袱，极大地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三中全会后曾设想解决问题的条件是成熟的，但自1980年8月他因病不能催问后，事情竟如石沉大海。对于这件事，我从不敢过问。本来寄希望于他病体的恢复，不幸经一年较好的恢复而于上月又再次发生脑血栓。医生会诊，病情发展不容乐观。近周来思维状况又见衰退。由他自己出面申诉事实上是不可能了。我是相信中央、军委会为他作出公正结论的，我也坚信他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已足够为自己作出正确的评价。但是，作为亲人、同志，总是希望让他在尚能正常思维的有生之年，能够见到党的政策的落实；而实在不忍心让他终于背着沉重的包袱去见马克思。这不是太不公道了吗？为此我昼夜不安，忧心如焚。我也曾想以自己的名义替他向中央申述，但是想到自己人微言轻，未见得能有结果，徒然耽误时间。您曾长期同粟裕同志一道工作，是了解他的。我考虑再三，觉得还是把以上情况和自己的急切心情向您反映，恳请您将我的呼吁转报耀邦同志和尚昆同志，如能报告邓主席和几位老帅，更是祈盼之至。我要求考虑到他的病情实况，把他的问题同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全面评价分开处理，先行为他作出平反决定，撤消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对他的错误批判。我认为这是符合中央领导同志圈阅的，叶副主席1979年10月16日批示精神的。原总政有关领导如此对待象他这样一个老同志的平反问题是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的。想到您全局重任在身，百事待办，而我又来打扰您，心情很不安，但确实也是无可奈何，想您是会谅解的。是否有当，请指示。临书急切，即颂冬安
楚青
1982年12月16日
我还把自粟裕提出申诉前后发展至今的简要情况，包括1979年夏叶副主席在烟台对粟的指示，10月9日粟向中央送呈申诉报告，10月16日叶副主席的批示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圈阅，曾两次询问总政韦国清主任未得明确答复，聂帅、徐帅、耀邦同志都曾表态要解决，1980年3月粟再次向陈云副主席和叶副主席送呈报告，3月26日叶办王文理秘书的电话，28日粟要朱秘书向总政打的电话，7月15日总政韦主任处江波秘书的回话，以及1980年8月军委纪委甘渭汉同志答应催办，至今却石沉大海的情况，和粟1980年秋以来病情日益严重，他本人已无力再催问等情节，写了一份“追记粟裕同志为1958年受批判向中央申诉的有关过程”的书面材料，一并送呈陈书记。1982年12月21日，国防部张爱萍部长到301医院看望粟裕同志。当时我刚好回家了，是惠宁在她爸爸身边陪护。张部长对惠宁说，让你妈妈查查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同志个人形成文件没有？22日我即给张部长写了一信，感谢他去医院探望粟裕同志，向他汇报了据我所知，军委扩大会议虽未对粟裕同志个人形成结论文件，但当时把他的所谓错误传达到团一级，并有文字的传达提纲，而当时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等均有文字材料，并都已存档。我在信中还汇报了1958年对粟裕同志的错误批判是压在他身上的沉重包袱，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和粟裕同志已于1979年10月9日向中央提出申诉至今未有结果，以及我于本月16日给陈丕显书记写信的情况。同时把粟裕同志的“申诉报告”和我写的“追记粟裕同志为1958年受批判向中央申诉的有关过程”两复印件附在信中，于今晚由惠宁去张部长住宅送交。12月22日下午5时，陈小津同志来电话说：“你给我爸爸的信已经转上去了，转报给耀邦、尚昆同志。我爸爸附了一便信，大意说粟裕同志是我的老领导，长期在一起工作，我对他的政治品质，他几十年来为战争作出的贡献是了解的。希望能在他尚能正常思维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1983年1月18日，陈丕显同志来电话告诉我，他已把我的信转给耀邦同志看了，耀邦同志已批转尚昆同志处理。据尚昆同志说，耀邦同志在批转时写了“我对这个情况不大了解，请你处理这个问题。”听尚昆同志的意思，是乎是当时会议没有对粟裕同志个人形成文字结论，准备再看一下材料，再研究一下，也许在适当的时候，由某位负责人同粟裕同志谈一下，说清楚中央对粟裕同志是了解的，象这类事不存在了，已经过去了。我向陈书记反映：当时虽未做出文字结论，但会议文件，包括简报，那些诬陷不实的发言、粟裕同志违心的检讨等材料都已存入档案，军事科学院就有一套，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阅看。所以其流毒和影响至今还在扩散、传播。因此希望有个文字平反材料为好，要不然，在组织上同粟裕同志口头说清楚时做个谈话记录，同原来的材料一并存档。丕显同志听了我的话，建议我直接同尚昆同志联系请示，希望能对这个问题早点有个结果。1983年1月21日，经过秘书朱楹同志同杨副主席的陈秘书电话联系，我请求约见杨副主席。我还准备了一个受接见时的汇报提要。2月2日晚8时，军委杨尚昆副主席兼秘书长应我的请求在他的住地接见了我，同我谈了话。杨副主席第一句话就说：“粟裕同志1958年的事我了解，当时我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事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得罪了两个半元帅，两个是彭和聂，半个是陈。”我当即表示感谢杨副主席对粟裕同志的关心和信任，并请杨副主席理解粟裕同志的沉痛心情。粟裕同志自1958年受冤至今未能得到公正澄清，当年的会议文件又都存了档，并不断被查阅，继续扩散着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流毒。粟裕同志的心灵创伤加重了他的病情，而病情的加剧更迫切期待问题早日解决。接着杨副主席恳切地谈起来，我回家后立即追记如下：
杨：我本来就想找你来商量商量，你写的信耀邦同志转给了我，我把当时的材料粟裕同志的发言都找来看了。
楚：谢谢您这样周道。
杨：我同爱萍、秋里，我们三人商量了，想研究一个解决办法。这件事，就是元帅们当时对粟有些意见，主要是彭、聂、贺，陈也有些意见。当时都说了过头话。粟裕同志自己的发言，特别是第二次发言也说了过头话，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违心话。
楚：当时他不作违心的发言是过不去的。
杨：这件事已经过去了。问题是怎样处理？怎样不引起新的矛盾？
楚：那时的当事人基本上都不在了。
杨：当时有意见的现在还有在的嘛！聂嘛。搞得不好那头又起来了。我为此事同聂老总谈过，问他怎样处理？他说：“我考虑考虑。”这次会议还批了其他的人，很复杂。我们三人研究了一个方案，即宜粗不宜细，发一个文件，把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全部收回、销毁。收文件时可以派人去收。文件上可以写销毁也可以不写，待收回后再由办公会议作出决定销毁，这是一方面。另外怎样同粟裕同志谈一下，明确说这件事已经不存在了。要谈就是军委指定一人，也就是我去谈。爱萍同志认为这样处理可以，撤销这次会议的所有文件，同粟裕同志谈一谈。
楚：我原来设想能起草一个简单的决定，就写经中央军委决定，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同志的批判。
杨：当然也可以这样设想，写个决定，但又顾虑到引起别的问题。写决定就要写对与不对，觉得还是回避这个问题，收回全部文件为好，以后历史上就不提这次会议了。本来就打算找你来谈一谈，听一下你的意见。
楚：我个人认为如果这样处理也是一个办法。据我了解，粟裕同志本人没有设想过要逐项地甄别他的问题，这已是历史问题了，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但是我觉得如发文件收回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以注明“撤消”“销毁”为好，否则将弄不清楚。我还要报告一下，我这次写信是瞒着粟裕同志的。因为现在他的病情已不可能由他自己催问或再申诉，而我对能否有结果也无把握，生怕如果得不到处理，将更使他受刺激。
杨：那就这样，你先同粟裕同志说说，可以说你有这样的设想，也可以说是我的设想，听听他的意见，不算是最后定下来，他有什么意见我们还可以考虑。过了年我再找你来，你把他的意见告诉我，然后我来办。
楚：那就太感谢了。我就同粟裕同志谈谈，他近来病情尚稳定，头脑还清楚，我告诉他是您的意见。他对你是非常信任的。本来他以为三中全会后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岂知总政一拖再拖。粟裕同志上送申诉报告后，曾同聂总当面谈过，聂总当时说：“这件事应该解决。那个时候说话上纲都是很高的。但总政写的报告我还没有看到，等送到我这里，我会说话的。”其他领导同志也都表示应该解决，可是总政却不办。我甚至曾经想过，如果中央认为还应该维持对粟裕同志的批判，那也应该告诉他本人，并允许他申诉，而不能置之不理。
杨：中央哪有这个意思?
楚：我也相信中央不会有这个意思。
杨：总政未处理是什么人负责的时期？是韦国清同志的时期吗？
楚：是韦国清同志的时期。
杨：他是不会办的。他就是不办这样的事。那就这样！你征求一下粟裕同志的意见，年后我才能有时间办，到时候我去同粟裕同志谈。事前我先找你再谈一次。
楚：谢谢您！您太周到了。我要求您同粟裕同志谈话时请秘书同志作个记录，我们留个记录好吗？
杨：那可以嘛！我可以先写好个记录给你。
楚：太感谢了。
在结束谈话时，杨副主席还说到陈丕显同志是主张把这个问题尽快给解决了的。又说到有人说肖克同志有个平反决定，他看了，也只是个很简单的含糊的东西。我追记完这次谈话已经晚上10点半了。
1983年2月4日上午，我对粟裕同志说：“我有一件事，先前一直不敢告诉你，还好，现在看来这件事还算办得可以，所以才敢对你讲。我为你1958年受错误批判一事向中央写信作了申诉，还得到中央受理呢！现在有了一点结果。”接着我便对他讲了全过程。他当时的表情显得很深沉冷静，思索一下说：“好！这件事了了，我也就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事了。”接着他交代我在尚昆同志再次约见我时，替他本人讲一讲，表示自己的态度。我记录如下：“一、衷心感谢您亲自主持来解决我的申诉，衷心感谢中央、中央军委对我的关心。我因病不能前来当面致谢，要楚青替我向您表示谢意。二、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一个历史问题，情况复杂，牵涉的人也不少，我完全同意按照宜粗不宜细的精神来处理。我也同意您的意见不再就我个人的问题写文字的东西，而是把这次会议的问题一次解决掉。我相信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将大大有助于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实事求是、有错必赳的光荣传统，并有利于肃清所谓“反教条主义”的流毒，加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三、 对于起草文件有几点具体要求：
1、要求文件明确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不要使用“收回”字样。因为这次处理是政治上作出的处理，如果使用“收回”，容易理解为是就文书档案作出的技术性处理，若干年后还会产生歧义。
2、撤销的范围，应包括文件、发言、简报、记录等全部会议材料，存放在个人那里的，由组织上收缴。
3、请求由中央军委办公厅派人负责收回全部文件、材料，并负责销毁。
1983年2月13日是春节，节后有一段时间了，还没有得到杨副主席的召见。3月14日我给杨副主席写了如下一封信：
杨副主席：
您好！
遵照您的指示，我于2月4日向粟裕同志转述了您对我的接见。粟裕同志得知您亲自过问他的问题，十分高兴，十分感激。他说，他完全信赖您，期待着您的来到。对于处理原则，他很同意；有一点具体要求，要我在您再次接见时面报。我们都知道您甚忙，但仍祈望这个问题能早日有个结果，请您能谅解我们这种急切的心情。何时赐见，请秘书同志通知我。请恕我打扰。此致
敬礼
楚青
3月14日
随后我又托杨昭明同志向他父亲报告我要求召见。过了不久昭明同志打来电话，说他爸爸这几天较忙，身体又有一些小毛病，一旦安排过来，就约见我。1983年4月末，粟裕同志病情加重，30日杨副主席来301医院看望他，粟已连续几日呃逆不止，当时正在输液。杨副主席安慰了他一番后，出来对我说：“粟裕同志病得这样痛苦，今天我就不对他讲那件事了，等他好些再谈吧。”我听后内心极度失望和痛苦，并有一种不详的预感。杨副主席未按预案谈话，粟病得厉害、病得痛苦确是实情，但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呢？晚上，我在一张日历纸上写下：他的病情正在迅速恶化，大概他等不到那一天了。少奇同志有一句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相信人民总是会正确判断他的，我只有将它交付历史了。此后，粟裕的病情日益加重，经专家汇诊，决定安装起搏器，因行政事故在安装起搏器的当夜引发暴发性肺炎，于1984年2月5日下午4时33分逝世。（301医院与阜外医院、北京医院的三位专家会诊，一致认为粟裕同志需要安装起搏器，专家们的诊断是准确的，他们医治认真，手术也是成功的。但由于医疗外的环节出现意外，导致粟裕同志接受了两次手术，并在进行第二次手术过程中严重受冻，引发了暴发性肺炎。第一次进行手术时，专家们已在病人胸部切开口子，但打开起搏器密封包装时，却发现型号不对，该起搏器竟不是事先嘱用的型号，不得已只好临时缝合切口，把病人送回病房，并紧急派人重新采购。第二次手术是另一天下午，2时许，病人坐上轮椅，我们把他推到手术室，而手术室的门却锁着，赶忙去叫管钥匙的人开门，然而左等右等也不见来人开门，只能在走廊里挨冻等待。手术楼比病房温度低得多，走廊里则更冷，我们虽为病人加上大衣仍抵不住寒冷。好不容易找到人开门，已将近下午5点。进入手术室，室内是冷的，立即打开暖气，但一时温度上不来。粟裕同志脱去衣服躺在几乎是零度的X光手术台上做手术。手术结束，三位专家面带笑容说：“成功，成功。”我们还特地向他们写了感谢信。当晚半夜，粟裕同志发高烧，发生暴发性肺炎，终于不治身亡。）他终于没有能在有生之年得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结果，他离去时是抱憾的，然而是平静的。他已经不相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指望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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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2 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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