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一篇报道[历史资料]

 

“离婚冤案”的真象
——揭穿张友松右派集团的一个大阴谋
 
新华社记者:袁木   《人民日报》 1957年9月2日

  
  在那些黑云翻滚,资产阶级右派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日子里,曾经出现过一个山东师范学院的右派反共小集团。这个集团的组织者是披着专业翻译家外衣的张友松,他在这个集团中自任“主帅”,坐镇在北京的“大本营”。这个集团主要成员李金声、戴天庆和庄维石分担“军师”、“秘书”和“窝主”的任务,在山东师范学院积极进行反党活动。他们订下“执法如山”的纪律,有计划地向共产党发起无比疯狂的进攻。
 
  这个右派集团在进行反党阴谋活动时,曾经制造出一个所谓离婚“冤案”,宣称要为集团的主要成员戴天庆在离婚事件上申冤,作为向共产党进攻的借口。他们首先让戴天庆向全国各地发出公开的“控诉书”,然后由“主帅”在幕后策划,继续发出八种宣传品和许多封公开信,一时把这件所谓冤案几乎在济南市和北京等地闹得满城风雨。他们抱着“申冤雪仇”的狂热,“唱起战歌”,“敲起战鼓”,立志要在几个月内“直捣黄龙”,粉碎“三害的巢窝”,把共产党攻垮。
 
  这件所谓“冤案”的真象究竟怎样呢?山东师范学院两位了解内幕的工作人员,最近从济南赶来北京,在首都出版界揭露和批判张友松反党言行的座谈会上,以具体确凿的事实,揭穿了这批丧心病狂的阴谋家所演出的一幕活生生的丑剧。
 
  原来,一向喜新厌旧的戴天庆,早在1948年时,就冒重婚之罪,瞒着已和他生了两个孩子的前妻吕英庭,与他现在的妻子张光文结婚。在1955年6月和1956年5月,戴又捏造出他现在的妻子挥霍浪费,虐待婆母,以及曾和他吵架而打碎学校技研室的玻璃,撕碎他的技学讲稿等理由,两次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和张光文离婚的诉讼。

    法院在接到戴天庆的讼词后,立即向当事人双方以及几乎所有多少了解一些戴的家庭情况的周围群众,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调查的结果,证明在1955年4月戴天庆的母亲到济南和戴等同住之前,其家庭经济曾由张光文掌握。张光文把家庭生活安排得很好,不用戴天庆操心,不仅周围群众对张光文交口称赞,戴本人也很满意。在戴母到济南的半个月后,戴家的经济即交戴母管理,每月只给张光文一元零花钱,张为了给正在断奶的孩子买些吃食,只好向她自己的父亲要些钱来贴补。一次,张向别人借了五块钱给孩子看病,剩下的一元多钱也被戴天庆要去酗酒。至于张与戴吵架而打碎玻璃和撕碎讲稿一事,戴曾提出该校语文系的刘存义为他作证,但这件事据戴提出是发生在1955年,而刘却在1956年才到山东师范学院工作。法院向刘直接调查,刘本人也说不能作证。在戴家的婆媳关系上,调查证明确有不和睦的现象,发生过口角,张与戴母双方都有不是,而不和的根本原因,在于戴母对戴的离弃前妻不满,迁怒于张光文。根据法院的调查,张光文对戴母没有在精神上或肉体上进行迫害或虐待的行为,因此这一条罪状也是不能成立的。

    根据以上情况,法院从维系戴的家庭和保障后一代的幸福出发,曾在1955年9月出面调解,经双方协议,由张光文回烟台娘家暂住,以缓和夫妻感情不和与婆媳不睦,戴本人撤回了离婚诉讼。戴天庆在1956年当张光文回到济南后于同年5月再度提出离婚时,法院很快就开庭审理,认为根据过去的调查,不宜轻率宣判,决定继续调查和调处,后因原告戴天庆去华东师范学院进修,诉讼不得不暂时搁置。在戴到上海期间,经过山东师范学院党委、工会和家属委员会等多方面的帮助和调解,张光文与戴母的关系有很大好转,双方感情逐渐融洽,而戴本人由上海刚回到济南时,也对别人说“家庭和睦”,他和张光文的感情“胜于新婚”。但过了不久,戴天庆喜新厌旧的老病复犯,今年1月重新向法院提出离婚,还补充捏造了一条理由,说是张光文在回到烟台娘家的期间,曾和她的一个亲戚发生过通奸关系。

    根据戴提出的新理由,法院又两次派人去烟台,先后调查十四整天,总共访问过二十多人,他们都证明张光文作风正派,戴对她的污蔑纯系捏造。而戴为了取得“罪证”,却曾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把张关在屋内,用皮带抽打,逼她给所谓奸夫写信承任奸情。法院在结束调查后,决定在今年5月5日再次正式开庭审理,而戴天庆却避不出庭,在他接到法院传票的第二天(5月3日),即匆匆跑到北京,由小集团的“窝主”庄维石介绍,参见“主帅”张友松,进行了密谋,从此,他们乃一手制造一个所谓“冤案”,乘着党开始整风,吹起向党进攻的号角。

    那时,这个右派集团一方面利用上述离婚案件,在大批散发的宣传品和复写信中,无中生有地公开叫嚣“这里有一个暗无天日的冤案,含冤的无辜者几乎断送了生命”,辱骂所谓“昏庸的官僚主义者丧尽了理智,盲从的群众支持着荒谬的法庭”,污蔑山东师范学院党委是“三害的化身”,使尽一切恶毒字眼诅咒党员和靠拢党的正直群众是“魔鬼”、“坏蛋”、“一窝蛆”、“恶势力”,公然叫嚣他们和共产党的战斗已到了“淮海战役阶段”,“敌人的队伍(指党员和靠拢党的群众)必然会有鸟兽散的一天!”与此同时,又由小集团的“军师”李金声等在济南市政协会议和山东师范学院的各种座谈会上,到处放火,攻击人事制度、肃反运动以及学校党委制等等,公开要求“教授治校”,从另一个方面向共产党冲击。坐镇北京的“主帅”张友松,过去一向自称贫病交加,这次不但把人民文学出版社预支给他的一千五百元稿费拿出来作为“战费”,并曾抛开一切工作,把“申冤报仇”向党的进攻作为“专业”,有时一天只睡四小时,但是病却没有了,反而“毫无倦意”,“斗志越来越旺”。从5月初到他们阴谋败露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他们每天有密信往还。在小集团接到“主帅”的指令时,马上召开“军事会议”,密谋进攻的策略和步骤。在他们痴人做梦般地认为“战局顺利”时,张友松几次要去济南“督战”,“收拾残局”。
   
    从上面概述的事实中,不但看不出任何“冤枉”或“迫害”,能够看到的只是法院在执行政策上的严谨慎重,实事求是,以及法院和山东师范学院有关方面对戴的家庭幸福的关怀。同时另一方面也暴露张友松右派集团如何穷极无聊,处心积虑地想抓住一点什么东西,造谣生事,来向党进攻。而当他们心劳日拙、理屈计穷的时候,张友松就给张光文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张友松鼓励张光文“在这场战斗中成为光荣的‘起义英雄’”,把栽诬的罪状承认下来,和他们站在一条线上向党进攻,这样他们就“不咎既往”,“原谅你的一切”,“甚至天庆还可能和你恢复和好的夫妻关系”,只有这样“才是生路”,否则就是“自走绝路”,真是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

    不久前这个右派集团的阴谋活动已被戳穿,集团的骨干李金声在交代中承认了他们是利用离婚“冤案”作为向党进攻的借口。与此同时,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8月11日也在山东师范学院举行了公审,将戴提出的离婚诉讼予以驳回。法院的判决受到所有几百名旁听群众的赞扬和拥护。当这件“冤案”的真象在最近举行的首都出版界座谈会上被揭穿时,右派分子穷极无聊和无缝不钻的恶毒手法,受到与会者的一致斥责。而那位曾经威风一时的“主帅”张友松,那天却蜷伏在会场的一角,满脸灰白,一语未发。

有关张友松的资料:

    1)《鲁迅与林语堂是怎么变成仇人的》,《海峡都市报》2005年12月22日从朱艳丽:《幽默大师林语堂》,湖北人民出版社中节选

    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郁达夫作“和事佬”。调解后,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吃饭,为了活跃气氛,除了当事人之外,林语堂夫妇和其他文界好友也在被请之列。
    林语堂爱说话,人际关系却极为糊涂。应这种饭局是吃力不讨好,翠凤反复提醒:“堂,待会少开口。”林语堂不理解,觉得大家都知根知底,犯不上小心翼翼的,再说了,既然坐下来吃饭,就算有干戈,也化成玉帛了。他吃得坦然。
    李小峰挺有手腕,几句玩笑话下来,众人就放开了怀抱,话题也越扯越远。突然有人提起了张友松的名字,语堂也没细想前情因果,连连点头附和。
    这下子撞在了枪口上。
    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曾经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以李小峰为诫,决不拖作者的工资。鲁迅担心顺得哥情失嫂意,没有答应。但这话传到了李小峰的耳朵里,李小峰当时就很不痛快。后来,鲁迅要和他对驳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觉得是张友松在从中使坏,几次在背后攻击张友松。
    鲁迅很忌讳这件事,听语堂一说,疑心话中有话,讥讽自己受了张友松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那时,鲁迅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雄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对了足足两分钟。
 
    2)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一版
 
    “利用‘密信’来做文章,最有趣的是翻译家张友松的一批信件。一位马克·吐温著作的中译者,大约文章风格也受到马克·吐温的感染,在给人写信的时候也来一点马克·吐温式的讽刺和诙谐。这可糟了。他在写给山东师范学院的友人庄维石、李金声和戴天庆的信中有一些这样的字句:‘我指挥着由无到有的队伍,先后开辟了两个战场。’‘本帅执法如山,抗命者斩!!!’‘倘再误戎机,定以军法从事!!!’如此等等。7月28日《人民日报》就以《四十多封密信》为题,摘要刊登了这些信件。就根据这些信件,说这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纪律、有经费的反党集团’。真是开玩笑也有罪了。”(.441-442页)

    3)一场噩梦三十年(蒋大鵾)文 / 胡敦骅

    1958年寒假开学后,反右斗争告一段落,进入定案处理阶段。首先是组织全体师生学习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然后让被定为右派的人根据通知规定的三大项、十六条标准,对号入座。最后,由党委派专人对右派本人进行逐条核实。记得我的“罪状”共10条,其他右派同学也都是8条、10条不等。中国人一向是看重数字的,这有点类似“济南八景”或“杭州十景”一样,必须凑够八条或十条才算满意。说到给右派分子定罪,东拼西凑,罗织罪名,随处可见。在我的10条“罪状”中就有不少是硬凑上的。其中有一条“罪状”是:“在班上张贴反动翻译家张友松为中文系讲师戴天庆鸣不平致院党委的公开信”。张友松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与曹靖华、傅雷、汝龙等齐名。1957年,整风期间,他也曾写信给当时在山东师范学院任教的友人庄维石、李金声、戴天庆。张友松先生也因为给人写信罹难,成为右派。直到1999年贫病交加,逝世于四川成都。这也许就是中国文人的悲哀吧!
 
    4)何永炎:《文人的贫困》,《江淮时报》,2000年3月24日第三版

    “我们过去读过施笃姆的《梦茵湖》和马克·吐温的小说,也都是出自他的译笔。他的译文生动流畅,传神有味,很受年轻人喜爱。作家高缨去拜访他,尊为长辈。流沙河去拜访他,行弟子礼,说自己当年读北新出的英语文法读本,就是张翁所著。但见其晚境之贫困,都不胜欷嘘。不知怎的,(因为被划为右派分子——笔者)这样一位大译家,无工资,无养老金,只由北京政协给点生活费,在成都草堂附近的一间破屋里,依靠女儿,惨度晚年。有摄影家徐伏钢慕名访之,意在为当代文化人拍摄影专辑,拍下张友松肖像。已过午,张翁仍未进食,扶他至临近小松面馆。看着九旬老人吃的那馋相,不禁漱漱下泪。与之攀谈,几乎不知人间事。徐伏钢去附近书亭书店,把张友松的译著买来一大摞,老人竟不知自己解放前后翻译的书,现在还再版这么多。从此,他对工资微薄的工人女儿说,这下好了,我们会有许多稿费,够买两三间住房了。直到去年病殁成都,并无一家出版社给过他分文稿酬。”

    5)曾伯炎:《翻译家穷死成都》,载《中华读书报》,1998年4月29日
 
    “有摄影家徐伏钢慕名访之,意在为当代文化人拍摄影专集。拍下张友松肖像,已过午,张翁仍未进食,扶他至邻近小面馆。看着九旬老人吃的那馋相,不禁簌簌下泪,与之攀谈,几乎不知人间事。徐伏钢去附近书亭书店,把张友松的译著买来一大摞,老人竟不知自己解放前后翻译的书,现在还再版这么多。……直到去年病殁成都,并无一家出版社给过他分文稿酬。这位老翻译家译著一生,他的心血喂养了许多书商发富了,他却贫穷死了。”

此袁木即彼袁木?
以下是引用pommy在2007-09-03 11:46:42的发言:
此袁木即彼袁木?

说到袁木,中国人民是非常熟悉的,记得在“动乱”发生的那一年,这位先生真是出足了风头。他是某某机关的一个发言人,每天在银屏上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中国人太了解这位先生了。不过从此以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位重要人物却消声匿迹了。今天看到他50年前写的文章,真的要好好读一读。
楼上的是笔误吗,那个发言人叫袁牧.这个袁木记者身份属实的话也应该老干部了.
太阳照常升起,世界的和平在吾辈的善念中。多吃素,多锻炼。少开车,少熬夜。   
以下是引用pommy在2007-09-03 11:46:42的发言:
此袁木即彼袁木?

没错,是同一人,50年代在新华社当记者,文革中期调入中央组织宣传组(1970年成立,组长为康生),80年代后到国务院办公厅工作,88年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发言人。2000年离休。现仍活着,已80岁了。

以下是引用霌夨敻在2007-09-03 17:03:35的发言:

没错,是同一人,50年代在新华社当记者,文革中期调入中央组织宣传组(1970年成立,组长为康生),80年代后到国务院办公厅工作,88年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发言人。2000年离休。现仍活着,已80岁了。

难怪呀,50年前就胡说八道,看来,是一直就胡说八道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