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悼高华，忆高华

亚平

江南的冬天，阴沉沉地冷。北来的寒风传来了噩耗：高华教授在12月26日的深夜，悄悄地走了。
　　消息是那样的突兀，让朋友们猝不及防。高华的病已经多年，每一次的病情加重，都被他的坚强与乐观超越，以至于我们都相信奇迹会一再出现，顽强的生命意志能让他走得更远。病榻中的高华，总盼着再去一次台湾，说是去治病，但我猜，恐怕他想在来日无多的生命里，去台北会会老朋友，看自己所爱的宝岛最后一眼。朋友们因此还为他募捐，祝福他在来年的开春一遂宿愿。但是，春天尚未到来，高华却倒在凛冽的冬寒之中。
　　高华兄，难道你真的走了吗？
　　我已记不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真正深入的交往，也是从一个寒冷的冬天开始。十一年前，一帮在绝望中彷徨的学界朋友，决定参照《剑桥中国史》的模式，携手重新书写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这就是后来出版的《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二十余位作者之中，来自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占据了四位，这都是高华热情推荐的。从此宁沪之间，常来常往，有了密切的互动。
　　这个时候，他研究的虽然是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但真正的兴趣却是20世纪的中共革命。他的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令他从孩童时代就蒙下了阴影，早早被打入另册，考取外国语学校却被拒之门外。“文革”之初他亲眼目睹父亲因躲避杀身之祸而离家逃亡，家门口贴满了捉拿父亲的通缉令。家与国的命运如此残酷地纠缠在一起，使得他从小就对政治充满了好奇与敏感。当“文革”的阴霾终于散去，国家恢复高考之后，高华报考的第一志愿便是南京大学历史系。他要从诡秘的政治风云之中捕捉孩提时代一直笼罩在心头的疑问：20世纪中国的历史悲剧，究竟渊源于何处？
　　高华成长于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他的骨子里也渗透着那个时代中国知识人独有的精神气质，即对中国历史与现实大问题、大命运的刻骨铭心之关怀，这种关怀与生俱来，深深镶嵌到血脉之中，是那代知识精英中安身立命之所在。作为历史学者的高华，由此而自觉一种历史的担当：像太史公那样，秉笔直书，为后人留下历史的真相。
　　差不多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他就默默地收集资料，为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作艰苦的准备。稍微懂一些时务的历史学者，大多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革命史的研究。因为按照标准尺度写作，会违背学术的良知，而一旦说出历史之真相，不仅发表困难，而且还可能有不测之祸。当年的高华不是糊涂之人，也非莽撞之辈，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从事的，是一个在世人看来属于高风险、低收益的研究，很有可能一辈子躺在抽屉里面，藏之名山，即使发表了，不仅于职称晋身无补，还会带来无穷麻烦——后来证明果然如此。
　　他曾经有过犹豫，也与我吐露过内心的天人交战，最后他说：“实在没有别的选择，我的个性没法让我放弃追究真相、说出真相，这是我的宿命，我认了。”鱼骨在喉，不吐不快；良知在心，犹如神之召唤，什么是历史学家？真正的史家风范正是这样的：著书不为稻粱而谋，超越一己之功利，漠视世俗之利害得失，只是为了实践内心的学术良知：还原历史的真相，哪怕撕破了皇帝的新衣。
　　历史学从来不是一门纯粹的技艺，缺乏生命和社会关怀的乾嘉考据只是史学的末流。高华在精神上所继承的，是从司马迁到司马光的史家传统，这种传统是史学的，又超越了史学，自觉担当起天下的重负，为民族的未来发展提供历史的正当性。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差不多十年寒暑，高华都沉浸于此，无法自拔。他从各种公开发表的档案文献、日记、回忆录当中反复爬梳，回味思考，逐渐整理出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权力网络。他对人脉细节烂熟于心，犹如自己家族内部的典故。1999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恰巧刘小枫、钱文忠和我都在那里。每次聚在一起，大家最期待的节目，就是请高华为我们摆龙门阵。我们有无数的问题要问他，他似乎百问不倒，每次都用生动细致的史料为大家一一解惑。那些历史记忆就驻扎在他的心里，信手拈来，皆成痛史；犹如老树上的年轮，斑驳离奇，又历历在目。
　　虽然高华烂熟史料，但他并不认为个别的史实能够代表整体的真实。我最敬佩高华的，是他的贯通能力，擅长将支离破碎的个别史实，编织成一个个令人信服的历史图景，从复杂诡异的权力表象，洞察背后的深层逻辑。一个能够将历史读通的史家，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家，一个有智慧、有深度的知识人。我常常惊叹他不曾有过从政的经历，也非贵族后裔，何来如此老辣的内幕观察。我以为，除了掌握大量史料之外，他的天才想像力和对人性幽暗的敏锐，亦是不可缺少的助力。
　　我与他关怀相近，亦常常有热烈的争论。相比而言，作为政治史家的他，注重的是英雄豪杰“王”的面相，而作为思想史家的我，更偏好“圣”的一面。圣与王、神与魔之间，既是一念之差，又同为一个角币之两面。争论的结果，我常常从高华的魔性分析中所得甚丰，他也承认豪杰有其圣的另一面。事实上，早在1980年代，他参与翻译的墨子刻先生的《摆脱困境》一书，对此已有深邃的分析。不过，以其对家国历史的沉痛反思，他搁不下历史魔性对中国的摧残，毕其一生与其奋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不要以为高华是一个无畏无惧的战士，其实他像大部分中国书生一样，有自己的畏惧，也有一己之顾虑。但在种种纠结之后，他选择的依然是直行，是对良知和历史的担当。这担当因为有畏惧和顾虑相伴显得格外的沉重。我敬佩他的，并非英雄式的义无反顾，而是凡人意义上的自我超越。明知要付出不菲的代价，依然在挣扎中担起重负。世人皆道无知者无畏，而知者有畏，依然选择了咬紧牙关前行，反而显出中国知识人的书生本色。书生非英雄也，乃是有可爱的迂腐，明知有苦头要吃，仍然不像聪明人那样识时务者为俊杰，而是傻傻地执著于内心的真与学术良知。
　　正当高华的研究进入佳境，癌细胞却一步步地吞噬着他的躯体。他一次又一次地被病魔击倒，却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不，即使他躺在病榻上，在精神上也从来没有倒下过。他的乐观、坚强和生存意志感染了每一个去看望他的朋友。一个星期之前，见到他的朋友向大家报告的，依然是“精神状态不错”的好消息，以至于我们都错以为还有下一次再见的机会。然而，就在2011年即将翻过的时候，他骤然而去，决然告别，将自己坚强的微笑留到了最后。
　　生命如樱花一般短暂，人们总是在追求某种永恒，佛教徒超越轮回，基督徒洗涤与生俱来的原罪，而儒家所追求的，乃是历史中的不朽。对中国知识人来说，有一段留得下来的文字，有一种让后人向往的精神，有一缕超越时代空间的情怀，那便是不枉此行的人生了。高华兄，你做到了，你对得起你的一生，我们为与你同属一个时代而骄傲。

亚平

高华教授是独立学者的人格榜样



王龙




    我是个从不相信宿命的人，但这一次，我真正相信了。
　　2011年12月26日晚10时许，我从单位拿回一叠邮政名信片，想给许多外地关心我的师长朋友寄去，表达一下新年问候。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南京大学的高华老师。我郑重地在贺年卡上写下：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皆狂欲语谁——录梁任公诗赠吾师，新年快乐！”
　　今天上午，我去办公室电脑上找到高华老师的地址，准备填好这张贺年卡后就寄出去。刚刚写完最后一个字，手机响了。是北京青年报记者、我的朋友周春林打来的：“你知道吗，高华老师昨天晚上去世了！”
　　我顿时如遭电击，贺卡正准备寄走，中午我还准备去寄给高华老师他非常喜欢的《李劼人全集》。噩耗竟然在此时传来，回想正当昨晚我写下“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皆狂欲语谁”这句寄给高老师的话时，恰好正是他仙逝之时，我甚至怀疑是否自己这句新年祝福太不吉利，有点儿不合时宜？
　　细细又一品，这两句话似乎又正是对高华老师一生最好的隐喻总结，难不成天命轮回，一语成谶？
　　就在几天前的12月20日中午，我还发信息给他，问他接电话是否方便。他说，身体近来欠好，可以短信息。我们对话如下：
　　我：“高老师好，我找四川文艺出版社领导内部打折买了全套《李劼人全集》，今天想给您寄来，请问是以前寄书给您好的地址吗？王龙”
　　高老师回复：“请告诉打折后的书价，也请告之你的详细通信地址，我会把书钱寄给你。我的地址是龙江小区阳光场那个。你有吗？高。”
　　我：“高老师千万别这样，他们(出版社)本来要送您这样的专家的，后因样书已送完，故只以很低折扣卖的。这点钱老师万勿在意，能为老师做点小事很荣幸。”
　　高老师回复：“我会心里不安的。”
　　我：“我已发自内心把您当师长啦，学生为老师做点微不足道的小事理所应当啊！”
　　高老师回复：“我在住院无缘欣赏。”
　　我：“老师空了再研究也一样。”
　　高老师回复：“太客气，那地址就是我家地址。”
　　我：“好的，请老师好好保重。”
　　想不到6天，不到仅仅6天，高华老师就驾鹤西去。此刻，寄给他的贺卡就放在我的桌上，准备今天中午寄给他的书也摆在旁边。刚刚给高华老师原来一直在用的手机号码打电话过去，是高师母刘阿姨接的电话。电话响了好久，有人自言自语在问：“王龙，王龙是谁？”高老师一生象我这样从未谋面的学生，实在太多，他扶持关心了天下多少桃李，家人哪里都知道呢。我一说明身份，刘阿姨说，哦，他前几天是说过，有个叫王龙的学生要给他寄书来。
　　我一时哽咽，因去北京出差一个多月，恨未能早点办好此事，让高老师生前再读一下他敬重的四川作家李劼人。就在今年9月7日，高华老师听说四川文艺出版社要出版全套的《李劼人全集》，他一直是李劼人的忠实读者，闻讯非常高兴，即在《新京报》读书版发了一篇文章《阅读李劼人的历程》。他在文末最后说：
　　“《李劼人全集》的出版将是四川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全集17卷，定价居然高达2000元，这让许多李著的爱好者望而却步，四川文艺出版社是否可考虑做一些降价？”
　　高老师一生君子固穷，但用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老师的话说，他其实富有天下，精神的天下。他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对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后来者难出其上。他对中国当代历史学所作出的贡献，自有后人评说。我只想以自己和两年多的交往，告诉大家一位独立学者的人格榜样。
　　我结识高华老师，缘于他那本著名的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当年一读此书，如梁启超形容初见康有为：“如凉水浇背，当头棒喝”。书中严谨细致的论证，行云流水的文笔，尤其是没有一处资料没有来源出处，且大多数来源于国内公开出版发行的报刊书稿，可见作者之苦心，正是要力求严谨，以能流传后世。
　　不管我对书中的观点是否全部认同，但同样作为一名作家和历史爱好者，我对高华老师的洞见与文风都不得不深深折服。于是我从《看历史》杂志的杜兴兄弟那儿得到了高老师的电话，决心认识一下这样的史学界高人。
　　电话一接通，高华老师温和亲切，如逢故交，意想不到那般随和。在此之前，我已经从杜兴兄弟那儿知道，高老师2007年就已经查出肝部有问题，具体什么问题我不太清楚，但据说病情很严重。我当时第一次给他打电话，又知道他此时正在住院，身体不太好，不敢太冒昧打扰得太久，但高华老师却热情地表示没有关系，和我相谈甚欢。我映象最深的是，高老师问我，听说你们军队有一位叫金一南的学者最近写了一本《苦难辉煌》的书，读者甚众，非常畅销？我如实回答说是的，我开玩笑说，高老师你的书要是能在大陆公开出版，你肯定比易中天还火呢，别说金一南。别人有名有利，但你做的却是立德立言之事。他在电话那头孩子般地笑了，连连谦虚地说哪里哪里，他们都是高人。
　　后来要不是因为手机信号不好，高老师还要继续与我聊下去。这之后，每当我在历史写作中遇到什么问题要向高老师请教，他虽然身在病中，总是耐心作答。我的第一本书《天朝向左，世界向右》出版后寄给他，他很高兴地回复说：“你的大作我拜读了，很有启蒙的意义，非常好。”我知道在高老师这样的专家面前，我的一本小书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但他能够在病床上读完，已足令我非常感动。后来《看历史》杂志的杜兴兄弟每次去南京看望他，他都会问起成都的我，并给予鼓励褒扬，让我这样一个小后生感动莫名，增添许多信心。
　　今年我的新书《国运拐点——中西精大对决》出版前，我发短信请他为我写几句评介推荐。高老师说，我正在病床上输液，用手机写不太方便，还是等输完之后在电脑上回复给你吧！我当时深为不安，老师病体艰难，如何敢勉为其难？我说那就不用麻烦老师您了，请您好保重身体为要。但是不久，高老师就很认真发来一段推荐语：
　　“中国人读书写史，醉心于帝王家谱、心术权谋者多，以普世价值、人民幸福为座标者少。此书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用全球视解品鉴中华人物，以理性反思痛揭千年之弊，感时忧国之心不乏启蒙之可贵，洞幽烛微处令人耳目一新。在琳琅满目的历史类读物中，是颇值一读的新颖之作。”
　　这是高老师生前对我的最大激励，我一定会字字铭记在心，沿着自己心中的路走下去。关于这本书，我麻烦他的还不止一次。最难忘的是，2011年9月5日那天，我有一篇新写的文章想请高老师为我把把关。他刚刚从医院回到家中，耐心和我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才告诉我：“王龙，今天我父亲去世了，这两天事情有点多，可能无法详谈，你把文章发我邮箱里，等我抽空再看好吗？”那一刻我抱歉至极又感动莫名。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高老师待人接物的真诚，对我今后的治学处世皆可谓影响深远。这些，我都详细写在《国运拐点》的后记里，本可惜未能及时寄给老师一看。
　　关于上面提到的这篇文章，我就瞿秋白到底为何留在苏区，导致最后被害的原因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因为涉及到党的早期领导人博古，我听说高老师与博古之女有过交往，比较熟悉，我才向高老师专门请教，以免史料不实，伤害到有关当事人。高老师在病床上打着吊针看完我的文章，发来信息说：“我觉得你的文章很稳妥，没有什么要修改的。”我解释说，就是怕惹什么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下笔有顾虑。高老师发来一条信息说：“如果要求百分之百的安全，那就最好封笔。很多人也曾经这么干过。”这是高老师对我迄今为止最严厉的一次教导。我当时就有点不好意思，与他求真务实的学术勇气和敢为人先的治学精神相比，我真是需要克服文人常见的“懦弱”毛病。
　　高老师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这么多年来，听说他的研究几乎都是自费，而且我还听说他的父亲也长年卧病，可以想像对于一位安于清贫寂寞的学者来说，他的家中一定是不宽裕的。但尽管这样，听说他在南京大学没有申请任何国家的立项或者资金(当然有可能也申请不到)。他的独立人格和治学精神，深为学者圈中人称道。2010年，《看历史》杂志在四川建川博物馆召开一个民间学术会议，与会者多为国内外非常有名的学者专家，本来这次会议是邀请高华老师前来担任主持人的，这也是众多学者对他的一种尊重和肯定。高华老师本人也想来的，但当时他病情反复，正在住院，无法赴会。我当时也参加了这一会议，会议开始之前，主持人、香港中文大学的熊景明老师专门建议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向不能到现场的高华教授表达敬意，所有名高望重的学者们，无论年龄大小，都发自内心地向病床上的高华教授鼓掌致敬，希望他战胜病魔，早日重返“战场”。我当时在会场悄悄给高华老师发短信：“高老师，这次会议大家都特别期待您能够来，刚才大家用掌声表达对您的尊敬与关心。”他非常感动地回信说，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等我身体好，还真想去成都走一走。
　　可是，老师不能再来成都走一下了。我无处寄托我的哀思，只有还是把高老师生前期待一读却没有舍得买的这套《李劼人全集》，寄给高师母，委托她摆放在高老师的书房，让他在天堂有空读一读——那里没有病痛，没有清贫，也不再有网上至今还赫然在目的老左们对他的攻击和责骂。

周泽雄

很感动。尤指沙发上那篇。

老木匠

周永明：悼三十年好友高华
  
这两年的岁末成了不祥的日子。去年的12月27我刚在浦东机场降落，收到北大顾忻的第一条短信， 告知杜克大学政治学系的朋友史天健逝去。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失语。去年暑假还和他在北京欢聚，事情发生如此突然，让我无法相信。昨日又接到高华学生的电话， 老友已辞世。我对高华最近病情的变化知晓一二。几个星期前在意大利时，还和朋友商量募款让他去台湾治疗之事。但噩耗传来， 仍然觉得高华走的太早， 太快。告诉妻子时，一时竟不知说什么为好。大哀无言，唯有一幕幕回忆在脑中跳跃飞转。三十多年的跨度，在那片刻，我只感到沉重和心痛。
　　
　　我和高华1980年相识于南京大学。我读中文，他学历史，比我高两级。从小醉心历史的我，当时还在为被中文系录取感到些许懊恼，发现有个历史系的学生跑到中文系听课， 当然很高兴。这个学生就是高华。而我呢，也时常跑去历史系听课。两个人似乎都对对方的专业更感兴趣。一来二去，我和高华就结成了“忘年之交”，因为他长我九岁，上学前就已工作过八年。熟悉了之后，才发现高华的兴趣其实不在文学，而在新闻。 来中文系听课的真正目的是为考新闻系研究生做准备。如今高华以治史名闻天下，知道他当年这个爱好的人不会很多。
　　
　　也许高华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历史学家，毕业时他考新闻系研究生的努力没有成功。在工作了两年后，他又考回南大历史系读研究生， 和我成为同届同学， 相处的时间自然就更多了。八十年代初中期， 国内思想学术界坚冰消融，堪称早春二月，当时青年学子对新知识新思想可以说是饥不择食地“通吃”， 吞下之后再反刍消化。记得当时西方的社科著作主要通过港台的渠道传入大陆， 一本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先通过渠道搞到译本，整本复印， 再请一个老鞋匠装订成册， 然后大家传阅。（要知道， 当年复印机不多且所费不赀，更没有当今的装订技术手段，复印整本书是一个大工程）。我们读后高谈阔论， 意气飞扬。 也时常各抒己见，争个面红耳赤。同时还兴致勃勃地举办系列讲座， 推介自己的囫囵吞枣所得。现在回想起来， 当年的环境使得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自我认同为天之骄子，大有世界之大舍我其谁的气概。记得在那激情燃烧的年代， 高华给我的印象始终是一位稍稍超然的“智者”，他的言辞没有激昂和情绪化的论断，而是条分缕析， 娓娓道来， 摆出各种看法，同时表明他的基本判断。读过高华著作的人， 应该都熟悉他的这种思考风格。
　　
　　1987年高华和我毕业后一同留在南大任教， 但我们作为同事的缘分被两年后的政＊治＊风％暴生生打断。当年我的单身宿舍是青年教师们的聚会之所，高华常常来我宿舍，坐在床沿，点上香烟，然后在烟雾缭绕中款款阐述他对时局的分析。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6月＊初的一天，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如何判断未来形势，高华似乎也失去了自信。我当时的决定是尽快出国， 他也选择暂时回＊避，我们俩在南大的南园侧门 道别，不知此生几时能再见， 唯有相互嘱咐保重。三年之后，我回国做论文调查，在宁重逢，回忆往事， 唏嘘不已。历史学家只能记录和分析完成时态的人与事，高华承认，重逢的时间比他当年的估计提前了许多。
　　
　　1995年至96年间， 高华在霍普金斯大学做访问学者，我曾专门从北卡罗来纳去华盛顿去看他。他在美期间以自行车代步，我担心在闹市里骑车不安全， 特地买了一个头盔给他送去。高华后来对我说，那个头盔他还一直保留着。当时他正在构思写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个人旅居美国，生活压力很大。也许是他已年届不惑，而我又在异国他乡打拼， 记得那时我和他的长谈， 谈论最多的不是学术，反而是对人生起伏的感悟，对命运无常的浩叹。没有生活阅历的积累， 想要成为史学大家 谈何容易！几年后高华变得满头白发，和他在艰苦环境下治学不无关系，但越发显示出他人生的沧桑和学者的睿智。
　　
　　我在杜克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后， 受聘到威斯康星大学任教。高华得知， 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这么多年来， 他对我的学术研究一直是鼎力相助。2002年， 我回国收集材料， 准备撰写《历史视野中的网络政治》一书，高华热心地介绍我访谈思想家李慎之、 网络写手安替等人，对我的写作大有裨益。我在英文版的序言里感谢的第一人就是他。2005 年左右高华告诉我他一度曾想去华师大任教， 最终没有成功，其中原因之复杂， 我听 得惊愕不已。2006年在香港见到高华，他还特意主持了一场我在中文大学的报告会。 当时他雄心勃勃，和我详谈了今后几年的学术研究计划。不料2009年我突然听到他患病的消息。当年暑假我携妻女去看望他， 被告知是误诊，当时为他高兴， 暂时放下心来。
　　
　　但后来得到的消息愈来愈不乐观。今年秋天我在意大利教书， 当年南大高华的挚友刘广明发来邮件，告诉我高华的近况。 除了响应朋友们募款让高华去台湾治疗的行动之外，我本想利用休假回国的机会探望高华，看看还能为他做些什么。刘广明也买好了元旦去南京的车票， 想再见老友。25号圣诞节，我请学生们来家里吃饭， 也叫上了在威斯康星访学的高华的一位博士生姜超。提到高华， 我们祈愿他能继续坚持下去。没想到一天之后高华兄就驾鹤西去。上天这么薄情，不给我们再多一点点时间，看到三十年的老友这样离开，心有不甘啊！
　　
　　高华是一位当今中国难得的学者。他具备思想批判者和理想主义者的多重侧面。批判者的品质使得他以深刻犀利的眼光审视历史，鞭辟入里，发常人所不能言。他的心血之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独立思考学者的风采。理想主义者的一面使得高华对现实更持批判态度，愤不公之世，嫉低下之俗。凭心而言，高华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似乎只能存在于不可及的将来和他的精神世界之中，这和身为史学家的他构成了无解的悖论。我曾和高华戏言，不论他身处何时何地，以其这种秉性，他永远注定了要充当让当权者感受不悦甚至愤怒的角色。
　　
　　如今你已彻底超脱尘世， 进入另一个世界。愿你现在的世界充满爱，智慧与真诚， 因为那是你一生的理想。安息吧， 我的三十年老友！
　　
　　周永明
　　2011年12月27日 于麦迪逊

老木匠

[原创]痛失良师——悼德才兼备的高华教授



神棍专镇群妖 于 2011-12-28 21:21:3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昨晚惊闻高华老师突然离世，先是震惊错愕，希望听见的不是真的，继而深感沉痛悲伤，心境久久难平。

本想暗自悄然缅怀，让时间慢慢平息伤感，但拖延了一日，沉痛的思绪和情绪始终不肯作罢。只好打开电脑敲起键盘，全当一点追思之感的宣泄吧。

二十多年前，三十多岁的高华老师刚刚出现在我们的历史课堂上，就颇得班里所有同学的好感和喜欢。年轻、英俊，和蔼的面上总是带着淡淡的笑容；在跟每个学生的交流中就像对待平辈的同事或朋友一样，谦和、亲切、尊重有加，没有丝毫以师长自居的气势和架子。总之，高老师的师德、修养中透出的人格魅力给同学们留下的印象恐怕是所有老师中最深、最好的之一。

高老师留给我第二个难忘的印象是擅长用原始材料说话。不记得作为学生在上他的课时用过什么现成的教材，而他授课时总是用他自己手写或打印的材料，而且在授课过程中大量引用原始材料，尤其是当事历史人物的亲笔作品记录或摘录、已解密的历史事件文件记录等。比如，蒋介石、蒋经国等人的日记、密函等，我就是在他的课堂上第一次耳闻，许多材料内容让我们这些在中小学历史课上听谎话长大的大学生们目瞪口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记得一次我曾不解地问他：“这些跟我们以往所学天壤之别、在中学和社会上听也没听过的东西，在所有的大学里都会这么讲吗”？高老师的回答是：“那不一定，在师范学校里是绝对不可以的，他们听到的东西就必需跟我们以往在中学或者社会上学到的那些保持一致，还有，老师跟老师也不一样，还得看他愿不愿意尊重良心和事实”。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高老师在授课时似乎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尽量还原历史、多叙述少评论。让史实说话，给学生自己留下思考和判断的空间。从这一点上，高老师真的是一个少有难道的尊重历史、严谨治学的学者和老师，是做历史的人中难得的榜样。

历史不是我的主修课，可是这位非主修课的老师却带给我助益良多，他带给了我最多真实的历史知识，作为师长，也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做人与做学问的榜样。近二十年过去了，高华老师始终是我心目中难忘的师尊和学者。以往的老师中，像高老师一样前后离开的已经不止一个，但迄今为止唯独他是最令我心痛难舍的一位师尊，相信与我同感的学生绝对不在少数。

缅怀、追悼德才兼备的高华教授，我辈痛失良师

网事情缘

可惜，痛心。

后天将去吊唁。

老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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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仁者

7# 老木匠
仁者明天等着看老网的帖子

林泉

天夺良人，叹!

两年前听过一次许纪霖先生讲座，提到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改造，用“脱裤子”、“洗澡”这样的词，语言粗鄙，痞气十足。“以现在眼光看，这是语言暴力，对女性还有骚扰的嫌疑。”许先生这样评价。还提到高华先生的《红》著里写毛在延安整风期间，用语更为粗劣，《文选》里那些话都被删除了。以这样的角度研究毛，让我觉得新异、独特。后来便下载了《红》，不过也只略看了些片段，无法细读那些过于痛切的历史。

据说高华先生的治史特点是只述不评，惟以史实做明证。许纪霖对其评价是“没有什么人比他更对得起历史学家和思想者的荣誉了。”偌大中国，也只有极少数这样的人，即使被严重边缘化，却沉潜勇毅、坚忍不懈。像是在替整个民族受苦。可悲的是，有多少普通人知道他呢？ “这很重要”，是的，历史真实很重要！向这样的学者致敬！

网事情缘

请老网参加追悼会后发个主贴
老木匠 发表于 2011-12-29 09:04

一定！争取多拍点照片。

老爺叔

我們生活在一個高華這樣的良心知識者受盡屈辱的國家﹐而我們自己的良知也不得不以犬儒的理由自解自嘲﹐還有什麼比這更低下更卑劣的了呢﹖想到此我覺得中國人整體實在有愧“人”這名稱﹐我們的尊嚴遠不如我們豢養的貓狗。

鞍山仁者

10# 网事情缘
仁者明天等着您发的照片。

老独步天下

南大西门那个布告栏，应该是主布告栏了，有讣告。早晨路经，见讣告上居然有“涂鸦”，内容大意是“球场积落叶，易引火灾”云云。
诡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