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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5 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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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鲁迅一生中的避难与风险
本帖最后由 老木匠 于 2012-1-5 19:00 编辑
小园香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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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手枪子弹穿进脑子里,则将更遗憾。
一,
鲁迅第一次避难在十三岁。
起因是祖父坐牢。
祖父坐牢,何以孙子要去避难?关于这一点,鲁迅没说;1925年5月写的自传里,鲁迅只是说,自己十三岁的时候,家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自己寄住在一个亲戚家。
好多,——可以说,绝大多数——鲁迅研究者,说到这件事时,也是顺着鲁迅的说法,没有说明为何祖父坐牢,孙子鲁迅要去避难。最多,只是把鲁迅那句像隐语一样的“家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点明为鲁迅祖父周福清科场案发,被捕入狱,后被判为斩监候。
祖父坐牢,孙子避难,两者之间,好像还应该有点说明性的文字。
对此,周作人有句话:
“大人们怕小孩子在这纷乱的环境不合适,乃打发往外婆家去避难。”(《鲁迅的青年时代 避难》)
这话说得含糊其辞,而且似是而非。
别的书里的说法,有些不同。
俞芳的《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回忆鲁迅母亲的说法是:“怕牵连被难,只得叫他们兄弟(案:鲁迅和周作人两人)到外婆家去避避。”
“怕牵连被难”,透露出一种对于实际性后果的担忧,其含义绝非“环境不合适”而已。
朱忞等编著的《鲁迅在绍兴》中有一句:
“周家怕株连到孩子”、“使得鲁迅全家人心惶惶,为了免遭株连,男人们便纷纷外出避难。”
株连与牵连的意思相近,内涵却有不同。牵连是个宽泛、含糊的词;株连,却是个含有法律性质的词汇。
说得最透彻的,是下面这段话:
“周建人同志和周冠五先生都说案子发生后,不但鲁迅祖父逃走了,而且连家里的其他男人也逃走了,包括少年鲁迅在内。因为清朝的法律,一人犯法逃走,就要捉其他的男人去抵押的。” (张能耿著《鲁迅早期事迹别录》)
清朝是否有过上述“抵押”的法律,或即使有,其执行,尤其是在清末光绪时期的执行情况如何,权且作为另一问题搁置一边。上面这段话,至少给出一份说明,即为何祖父周福清犯案坐牢,孙子鲁迅要去避难。看来,鲁迅避难的原因,并非只是由于祖父被捕坐牢,孙子就得“顺理成章”地去避难;或者如周作人所说,“怕纷乱的环境不合适”,而是有切切实实的担忧和逃避。
《乡土忆录——鲁迅亲友忆鲁迅》(周芾棠编撰)书中,提供了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
“鲁迅这时在三味书屋,饭都是家里拿去吃的,恐怕牵连。”
这可以看作是避难的预演,或初步的避难。
避难,就意味着风险。
鲁迅第一次避难,风险有多大?
站在事后和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鲁迅第一次避难的风险几乎为零。
为什么这么说?
周福清科场贿赂案发,被捕入狱,后被判斩监候,在当时是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以至于后来的《清史稿》编撰者,还把它写入了《德宗本纪》。这件由皇帝亲自改判的案件,带给整个周家台门,当然首先是周福清一家人以极大的震惊和恐惧。然而,没有多久,这种震惊和恐惧就渐渐平复下来。几年后,周家人忙于家事,竟然忘记了还有一位在杭州坐牢的祖父。1造成这种戏剧性变化的原因,跟清朝当时的最高政治生态,和人们——主要是官场中人——对于当时科举考试实际状况的某种共识有关。2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判斩监候的周福清最终没有被杀头。3不仅如此,周福清在杭州坐牢期间,待遇也颇为不错,可以订报、看书、写信,还有妾室和儿孙陪侍左右,俨然一副“高干牢房”的模样。七年后,乘着“庚子事变”造成的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周福清安然无恙地回到了绍兴家中。
主犯如此,与案情私毫无涉的孙子鲁迅,又会有怎样的风险?
案发之初,周福清曾逃匿上海,官府随即扣押了周福清的长子(“抵押”一说,或与此有关),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并革去了周伯宜的秀才身份。前引《鲁迅早期事迹别录》中的一段话,——即“不但鲁迅祖父逃走了,而且连家里的其他男人也逃走了”,——恐怕并非事实。如果周伯宜也逃走了,官府应该没那么快能抓到他(迄今未见有周伯宜逃走的资料证明)。随着周福清很快投案自首,官府也就释放了周伯宜,以后也不再有追究(官府对于周伯宜的扣押和处理,不完全只是因为他是周福清的儿子。从案件本身来说,周伯宜不说是涉案人员,起码也是事件的利益相关人,——贿赂若成,周伯宜首先得益。——所以,官府对他的扣押和处理,就不能简单看作是牵连或株连)。周伯宜之外,周福清另有幼子周伯升,现有资料中也没有看到有周伯升逃走的证明。不仅如此,周建人的书里还写到,周伯升听说周福清被判斩监候,哭嚷着要替父亲去杀头的情景。从血缘和伦理关系上说,如果案件真有牵连或者株连,那周伯升肯定比鲁迅先要受到牵连或株连。而事实是,周伯升不但没有去避难,周福清坐牢期间,还和庶母(周福清的姨太太)一直在杭州陪侍,直到他先鲁迅一步考取南京水师学堂并去就读,才换由周作人顶替他去陪侍周福清。
周伯宜兄弟外,鲁迅家里当时还有两位男丁。一是尚在襁褓之中的四弟椿寿,一是比周作人小三岁的周建人。如果周作人背负风险需要避难,那周建人怎么就没有风险,无需去避难呢?
所以,事后来看,鲁迅的第一次避难,从实际风险的角度说,是一次不必要的避难。
但这次避难,却是鲁迅平生避难时间最为漫长的一次。从1893年的八、九月间,直到来年的清明时节,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才重新回到绍兴城的家中。
这次避难,也成为鲁迅生平的一段重要经历。周作人后来说:“这个刺激很不轻,后来又加上本家的轻蔑与欺侮,造成他的反抗的感情,与日后离家出外求学的事情也是很有关联的。”(《鲁迅的青年时代 避难》)
纵观鲁迅一生,周作人的这个说法,还是有点轻描淡写了。
二,
1898年,鲁迅去南京上学。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的风声也波及到了江南,周建人的书里,有具体的描述。家里人向在南京的鲁迅询问情况,鲁迅回信说:“拳匪滋事是实,并无妖术”。
之后不久,在绍兴的周作人收到在江南水师学堂任职的叔祖周庆蕃来信,信中内容说:“江南信息不佳,遣伯文叔先归,日后当同升叔、大哥由内河而走,盖长江有交战之信也。”(《周作人日记》1900年7月14日)
随后几天,周庆蕃的长子伯文果真先回来了。
但鲁迅和伯升、周庆蕃他们没有回来。由于著名的“东南互保”的缘故,长江流域没有发生战事,所以,鲁迅他们没有回绍兴。鲁迅回到绍兴,已是年底的寒假里。
鲁迅他们虽然没有回绍兴,有其他人从外地回来了。据周作人当年日记以及后来的叙述:
“‘八月初九日,晴。阮立夫兄自金陵回绍,得大哥初三日函。’阮立夫名文鼎,为阮梦庚的从弟,在水师学堂,与伯升同班,这回大概也是同伯文一样,回家来避难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附录《旧日记的鲁迅》)
伯升也是在年底回到绍兴的。回来后,周建人问他,为什么早几个月说要回来,又不回来,伯升解释说:
那时,只听得人说拳匪要杀二毛子,水师学堂的师生都是二毛子,至于教员,更有不少洋人,水师大多是英国人,陆师大多是德国人,当然是义和拳攻击的目标。学校下达命令要加紧操练,如拳匪来攻,就开枪,学生天天一早打靶,实弹三枪都打中的话,就吹洋号;打不中,再练。军械库里的武器都拿来出来,发给教师、同学,大家轮流值班。操场里有两支桅杆,很高,就作为瞭望台,每天派人爬上去,如发现拳匪,就吹号,大家紧急集合,准备拿枪射击。可是,义和拳没有来攻,紧张了个把月,没有消息了,枪又放回军械库。所以他也不必回家逃难了。
按伯升这个说法,鲁迅也应该属于“二毛子”。
鲁迅那时已由水师学堂转入到陆师学堂所属的矿路学堂,学堂情形,跟伯升所在的水师学堂应当相近。如果南京当时也出现“义和拳”现象,并发生战事,鲁迅要么随叔祖回家避难,要么像伯升所说,在校武装训练和保卫。
舍此还能有什么选择?
关于鲁迅对“义和拳”的态度,1912年6月27日的《鲁迅日记》,有这么一则记载:
“下午假《庚子日记》二册读之,文不雅驯,又多讹夺,皆记拳匪事,其举止思想直无以异于斐、澳野人。齐君宗颐及其友某君云皆身历,几及于难,因为陈述,为之瞿然。”
这段文字并不晦涩难解,但它曾经被包括许广平在内的人士误读,把鲁迅的本意完全巅倒了。
“庚子事变”十二年后,犹“为之瞿然”!那么可以想象,1900年在南京的鲁迅,如果没有回家避难,而是留在学校,假如确如伯升所述,遭遇到“义和拳”的进犯,他会怎样面对?时年二十岁的周树人,会不会生平第一次扣动板机,射出防卫的子弹?4
1900年,鲁迅经历了一次后来被中止的避难。
三,
辛亥革命发生时,鲁迅正好在绍兴。
王金发是当时绍兴的都督,也就是军政一把手。
鲁迅跟王金发之前认识。《朝花夕拾》里《范爱农》写到鲁迅在日留学期间,去横滨迎接徐锡麟、范爱农等人,据说王金发也在其中。
假如鲁迅确实加入过光复会,那他和王金发就是同一阵营里的革命同志和战友。
鲁迅对王金发率军来到绍兴,先是欢迎,后是合作,最后,起了矛盾。
《范爱农》里有一大段:
这样地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
别人倒还不打紧,第一个着急的是我的母亲,叮嘱我不要再出去。但我还是照常走,并且说明,王金发是不来打死我们的,他虽然绿林大学出身,而杀人却不很轻易。况且我拿的是校款,这一点他还能明白的,不过说说罢了。
果然没有来杀。
其中没有说到避难。
接着就有谣言传来,说王金发要派人用手枪打死鲁迅,鲁迅的母亲听到这个风声十分不安,叮嘱鲁迅不要再出门去了,鲁迅并不畏惧,也不轻信,说:“会捉老鼠的猫勿叫,……王金发这个人,可能真的讲过这种话,但未必真会干出这种事”,……分照样每天晚上提着写有“德寿堂周”的四字灯笼去学校办公,回家后还风趣地对母亲说:“怎么样?又回来哉。”(《鲁迅在绍兴》,《鲁迅在山会初级学堂》)
叙述得颇为生动、传神,也没有说到避难。
但其实有过一次避难。
《乡土忆录——鲁迅亲友忆鲁迅》里《骂都督》一节,详细讲述了鲁迅与王金发冲突的前后情形:
针对王金发及其“军政府”在绍兴的一些行径,鲁迅在《越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讽刺文章。王金发看到后,大发雷霆,说:“豫才是什么东西,给他好看好看”。有位叫徐叔荪的把情况告诉鲁迅的学生宋紫佩,宋紫佩于是叫自己的堂弟宋子俊送信给鲁迅。
据宋子俊老先生回忆,这送信的事,大约是一九一二年的二月上旬,这天送信到鲁迅先生家里,已是傍晚的时候。鲁迅先生正和范爱农在小堂前吃酒谈天。宋老先生说:“我把信交给鲁迅先生,他拆开一看,眉头一皱,就放在桌子上了。并厉声说:‘我料他不敢!’”宋子俊问鲁迅先生,有没有回信叫他带回去?鲁迅先生说:“告诉宋紫佩,谢谢他。但是我不怕,我不走!”范爱农一看这情景,就把信取过去看了。爱农看来信,也是竭力劝鲁迅先生:“王金发是武官,骂过完了。但王金发手下的一批嵊县人,靠不住,可能真的会动一动手脚。还是当心一点好,避一二天再说。鲁迅先生听了范爱农的话,就笑笑说:“好,依你话!依你话!”稍微转动了一下身子,又对宋子俊说:“不过明天稿子还是照常拿。什么地方拿,你明天问我母亲好了。”第二天,宋子俊去,鲁迅先生的母亲鲁老太太告诉他,鲁迅先生到皇甫庄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去了。
有资料说,王金发在督绍兴期间,“好吃好杀人好赌好色好穿”,并曾“先后杀了五十几个人”,其中不少是他亲手处决。5
虽然鲁迅认定王金发不会杀他,但大概鉴于上述情形,鲁迅听从了范爱农的劝告,再次到舅父家所在的皇甫庄去避难。这是鲁迅第二次在皇甫庄避难。
这是一次以防万一的避难,也是一次不太为人所知的避难。
四,
1912年鲁迅随教育部北迁北京。鲁迅到北京后的第五年,遇上了“张勋复辟”。于是,鲁迅在京城经历了第一次避难。
《鲁迅日记》简略而完整地记下了这次避难的全过程。
“七日 晴,热。上午见飞机。午齐寿山电招,同二弟移寓东城船板胡同新华旅馆,相识者甚多。”
周作人当年4月1日到北京(就职于北京大学),7月1日碰上了“复辟”。
从七月一日复辟之日起,北京城开始了骚乱中的人员流动。
许指严撰写的《复辟半月记》,有一段当时情景的描写:
从七月一日起,北京市民纷纷离开京城,京奉、京汉两线火车,无不超载,出现了通车以来最严重的壅塞,仅一、二两日的票款,就达七十五万元。
张勋复辟后,时在天津的段祺瑞迅速组织人马,讨伐张勋。7月3日在马厂誓师,次日发布讨伐张勋的通电和檄文。“讨逆军”兵分两路,沿京津、京汉铁路向北京进逼。7月5日,双方正式交火,但无伤亡;6日,南苑航空学校轰炸丰台,这是中国战争史上的首次空袭,应该也是鲁迅第一次看到飞机。据说空袭炸伤了一名轿夫,炸死了一条狗;7日,双方发生廊坊之战,也没有伤亡。当天,“讨逆军”攻占丰台,张勋的“辫子军”大败,由丰台退入永定门,退进北京城内;8日,外围战结束;经过数日休战和敦促,12日拂晓,“讨逆军”发动总攻,张勋中午之前逃入荷兰使馆。段祺瑞7月14日到北京,重掌政府大权。
《鲁迅日记》7月14日,“晴。时局小定。与二弟俱还邑馆。”
张勋复辟时,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依然住在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绍兴会馆地处京城西南,也就临近丰台,所以,鲁迅兄弟俩接受到好友齐寿山的安排,转移到城东的船板胡同。但从后来的战事发展来看,城东的船板胡同,其实反倒更临近了后来的主战场,——天坛和南河沿(但也临近东交民巷),——而绍兴会馆反倒远离了战区。不过,船板胡同虽然更临近战场,却也并无太大危险。因为这场“讨逆”之战,正像复辟本身一样,更像是一场闹剧和游戏,基本可称之为“无伤亡战争”。然而,从这个角度说,这场军阀之战,跟后来的所谓国民革命军以及更后来的战事相比,客观上,却又多少显示出一点类似春秋之战的特点,其后的中国战争,就愈演愈烈,纯然是战国风范,甚至是秦灭六国的狠劲了。
有几本书中提供了这场“讨逆之战”的战场情景:
讨逆军士兵距大开之城门遥遥伫立,对于守门警兵,颇持友好态度。敬稍前进,警兵辄挥手,使之退后。(吕云松、朱火鑫编写《“辫帅”张勋外传》)
这是8日外围战结束后到12日总攻之间一段和平间隙时的情况。12日的总攻,战况又如何呢?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有过如下记述:
“伤亡人数总共二十五人,多数死于流弹。”、“那天没有一只鸟能够安全越过北京上空,所有的枪几乎全是朝天发射的。”(转见于周俊旗著《百年家族段祺瑞》)
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中,也有几句对这场战事的叙述。
第一天的枪炮声很是猛烈,足足放了十小时,但很奇怪的是,死伤却是意外的稀少,谣言传闻都是朝天放的,死的若干人可能是由于流弹。(《复辟前后二》)
跟莫理循所写,近乎完全一致,应该确实是当时的实况。
在鲁迅经历的避难生涯中,这更像是一次观剧式的避难。
鲁迅后来的名句“城头变幻大王旗”,很可能跟这次避难有关。
鲁迅在北京的三次避难,三次都跟段祺瑞有关(两次跟齐寿山有关),从教育部佥事的角度说,段祺瑞是鲁迅的最高顶头上司。
五,
周作人到北京三个月,碰到“张勋复辟”而避难;1919年底,鲁迅家人随鲁迅迁居北京,半年后,他们遇上了直皖战争而避难。
这两次事件和避难,都发生在当年七月。
所谓直皖战争,直,是指曹锟、吴佩孚一派;皖是段祺瑞。
这次战争前后历时五日,1920年7月14日正式开战,18日战事结束,皖军大败。自此,皖系军阀作为一个军事、政治集团,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7月18日,战事结束的那一天,溃败的皖系士兵欲退入北京城,京城骚动起来。
《鲁迅日记》18日记:“消息甚急,夜送母亲以下妇嬬至东城同仁医院暂避。”
仍然是由西城往东城去避难。
但北京城后来没有发生战事。
19日,段祺瑞通电辞职。
《鲁迅日记》7月19日:“上午母亲以下诸人回家。”
这是鲁迅没有亲身加入的一次避难,恰如昙花一现。
六,
“三一八”惨案后,鲁迅第三次因段祺瑞而避难。
这是鲁迅所经历过的避难中,最有名的一次,是避难过程最为繁复曲折的一次,精神最为亢奋的一次,也是避难期间写作最为丰硕的一次。
还是一次恋爱中的避难。
这次避难的背景是“三一八”惨案,跟“三一八”惨案密切相关。而“三一八”惨案中有数十人死亡,上百人受伤,这也是鲁迅之前的避难经历中未曾有过的。
避难的直接起因,是《京报》上的一篇报道。1926年3月26日,《京报》登载消息说,段祺瑞政府已制定出一份通缉令,其中“罗织之罪犯闻竟有五十人之多”,而周树人(原注:即鲁迅)名列其中。
鲁迅当天避入莽原社。
三天后,转入山本医院(据说是有学生模样的人到莽原社“探头探脑”,疑为政府的探子)
4月8日,鲁迅回家,住了一个星期。
4月15日晚,移住德国医院(是日,冯玉祥的国民军,——自1924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后,一直控制着北京地区,——全部退出北京。奉军占领京郊通州,齐寿山电招并安排鲁迅、许寿裳避于德国医院)
4月23日,鲁迅又开始回家居住。
4月26日,离家住进法国医院(这天清晨,邵飘萍在天桥被奉系军阀杀害)
5月2日,避难结束,回家。
鲁迅避难期间,有传闻说,如果抓不到鲁迅等被通缉人,政府将扣押他们的家属。于是鲁迅托学生荆有麟把母亲和夫人朱安安排到东安饭店(在东城),这是鲁迅母亲和夫人朱安在北京第二次避难。
避难期间,鲁迅有七、八次以上,“回家一省视”,或临时住一晚。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鲁迅像一道影子,飘移在风声鹤唳的北京城中。不过,避难没有完全中止鲁迅的社会活动,从《鲁迅日记》可以看出,鲁迅在这段时间,有十分丰富、照常的社会活动。
避难起初跟段祺瑞有关,后来就不再跟段祺瑞有关(段在4月9日以后,已基本失去自由,并于20日逃往天津),而是跟奉系军阀,尤其是奉系旗下的直鲁联军有关。许寿裳干脆直接说是:“一九二六年,因三一八惨案后,张作霖入京而避难。”(《鲁迅的避难生活》)
《京报》在3月26日披露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十人通缉令后,4月9日再次刊出《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揭露通缉名单的出笼经过。正是《京报》上的这两篇报道,成为后来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十人(实则四十八)被通缉一事的说法源头。鲁迅本人也曾在多篇文字中,提及被段政府通缉。但据倪墨炎先生考证,五十人被通缉一事,其实并不存在。6
但鲁迅当时的避难,是实实在在的。
不止是鲁迅,当时的整个北京城,都陷入了一场集体性的避难潮中。有的像鲁迅这样在京城里不停地移动,有的逃出了北京,如蒋梦麟,朱家骅,胡适乘机去了英国;刘半农也曾加入避难行列。邵飘萍被杀后,《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于8月6日被直鲁联军枪杀,所谓“萍水相逢百日间”;7日,《世界日报》主笔成舍我被捕;《民立晚报》主笔成济安事前逃走。这是袁世凯死后,北京城最为恐怖、人心惶惶的一段岁月。鲁迅后来说,那时的北京,也真黑暗得可以。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半年多,李大钊被张作霖父子送上了绞刑架。
不过,据倪文所说,名单上的五十人中,有的离家避难,有的没有,如周作人、林语堂、孙伏园、沈兼士等人,也没有遭遇到不测或非常之事。7
因此,对于鲁迅在这次避难期间,所面临的实际风险,理应作更具体和更切实的分析与评估,方能得出让人信服和更具意义的结论,不至于流于肤泛空廓,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
七,
鲁迅的最后十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鲁迅经历了四次避难,四次避难都跟内山完造有关。
第一次避难时间是1930年3月19日至4月19日,避居地点是内山书店。
1930年2月13日的加入“中国自由大同盟”和同年3月2日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鲁迅人生的重要节点。鲁迅在上海的第一次避难,就发生在这期间。
避难的原因,据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是因为鲁迅参加了“中国自由大同盟”,因此遭到浙江省党部呈请国民党中央而被通缉,像被段祺瑞政府通缉一样,这种说法同样在鲁迅的笔下多次出现。
但同样据倪墨炎先生考证,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8
所谓“查无实据”,意思就是并无其事。
因此,这同样是一次传言下的避难。
曾经跟鲁迅有过书信联系(鲁迅还给他写过一幅诗作),并被鲁迅点名批评过的浙江文人黄萍荪,有过以下两段文字叙述:
“为了通缉这件事,特往信上的所谓浙江党部去找熟朋友打听究竟,据说并无此案,不知鲁迅从何听来,要我写信反诘,部中高级人员并向我负责担保,鲁迅如果不信,可以请他到杭州来,看有没有人找他的麻烦。”(《鲁迅与“浙江党部”之一重公案》)
黄萍荪又说他曾亲访鲁迅于内山书店,询问此事,鲁迅回答说:
“通缉”一事,“是朋友转述的,不过照当时的情形,推想决非捕风捉影之谈,但事已过去可不提了。”9
黄萍荪的这两段话,未见有人证实,也未见有人证伪。
鲁迅自己的说法,也呈现出扑朔迷离的姿态。10
从《鲁迅日记》来看,这次避难期间,鲁迅的状态相对来说,比较轻松,期间有写字、理发、买书、看牙,适逢海婴半岁,还一起照相留念(一幅颇具特色的摄影),朋友往来更是甚密,川流不息、穿梭往来的状况,让人联想到当今广州、深圳等商业大都会里的甲方老板。期间还频频去看屋,最后看定了拉摩斯公寓。避难结束后没多久,1930年5月12日,鲁迅携家从景云里迁居拉摩斯公寓。11
应该是海婴出生未久的缘故,这次避难,是鲁迅一人避居在外。
避难期间,鲁迅还写了两篇文章,《“好政府主义”》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写于4月19日,也可能是避难结束那天回寓所作)。
这是鲁迅在上海避难期间,唯一有作品写作的一次。
第二次避难,时间是1931年1月20日至2月28日,避居地是日本人开设的花园庄旅馆,是通过内山完造联系住进去的。
避难的原因,是柔石的被捕。柔石于1931年1月17日被捕,2月7日被杀。
柔石被捕时,口袋里有一张鲁迅写的便条,后来被搜出,并曾被问到鲁迅。柔石留下的一封信中说:
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案:原文为“大先生”)地址,但我哪里知道。12
这当然是柔石在故意说谎。事实上,他不但知道鲁迅的住址,而且是鲁迅家不多的常客之一,柔石与鲁迅之间,有父子之情。
正是考虑到此,鲁迅决定离家避难。这次是和许广平、海婴一道住在了花园庄。
柔石的被捕与被杀,并非因为他是“左联”作家,而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现已公开证实,柔石等“左联”五烈士及其他四十几位被杀青年,是由于“同一阵营”人的告密而出事的。13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柔石等五人仅仅被强调为“左联”五烈士,这不是一种十分准确的称呼。冯雪峰写的《回忆鲁迅》中,说到柔石等人在东方饭店被捕时正在开会,鲁迅说了一句:“怎么会这样不留心!”。要是鲁迅也知道(鲁迅生前是否有可能知道这一事实?),柔石他们的被捕与被杀,其实是“自己人”的蓄意告密所致,他会作何感想?这跟他所遭遇的,纯属于文字上的“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且介亭杂文 答〈戏〉周刊编者信》)相比,要真实得多,也残酷、血腥、龌龊得多。
有一则材料说,柔石他们被捕被杀后,许多“左联”成员都动摇而退缩了。“左联”的人数,立即从90多人减少到只剩12人。
这很真切地显示了当时的环境和氛围。但即使如此,对于鲁迅当时的风险状况和程度,仍然需要作更详细、直接、具体的分析与评估。做到这一点,对于认识和把握鲁迅当时隐居性的生活状态,以及鲁迅的思想和心理至为关键和重要。按照一种由来已久的说法,这种风险也跟鲁迅所使用过的花样繁多的笔名有关。
这次避难,时值年初,雨雪交夹,2月16日是农历除夕,漫天的飞雪给这次避难平添了一种悲愤的气氛。
这次避难期间没有写作作品,只有一首旧体诗《送O.E.君携兰归国》(诗作内容与避难有直接关联),以及一些书信,其中给李秉中的书信尤其值得关注。
鲁迅在上海经历的第三次避难,缘于“一二八”沪战。
鲁迅在上海的第二处住所拉摩斯公寓,是鲁迅第一次避难期间看定的。拉摩斯公寓位于北四川路194号的,它的左边,就是日本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
鲁迅选择居住在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旁边,原因之一,应该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但就像“张勋复辟”那次从绍兴会馆搬到船板胡同一样,鲁迅这次也是搬移到了一个更危险的地方,确切地说,是战线的最中心。
从1932年1月28日的23时30分开始,“一二八”沪战持续到3月3日才宣布停战。鲁迅的这次避难,则从1月30日至3月19日,总共49天。
从这个时间可以看出,鲁迅在开战后的一天多时间里,依然住在自己拉摩斯的公寓里。在家里,鲁迅差点被流弹击中。14
30日起,先在内山书店避居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后,内山书店也不能保证安全了(内山夫妇及店内其他日本人已先后返回日本,只留下一名叫镰田诚一的日本店员);2月6日以后,避居于四川中路的内山书店支店(属于英租界);3月13日以后,移住大江南饭店。这时,战事宣告结束已有十天了。
这在鲁迅所经历过的全部避难生活中,毫无疑问是最危险的一次。鲁迅第一次,也是生平唯一一次成为“真正的战争”的难民。从避难的角度说,它带给鲁迅的震荡和冲击也最大,可以说空前绝后。
有一篇写鲁迅与镰田诚一的文章,其中可以看出鲁迅在这次避难中,曾经遭遇,或可能遭遇到怎样的危险。
“鲁迅所住的北四川路底成了中国军队向日本陆战队射击的集中地。”;
“仅二十九日一天,(日军)就‘处刑便衣队(中国军民)三百人’”;
“三十日天刚微明,日军也来到鲁迅的公寓检查。”因为公寓这边有人朝日军司令部开枪,“所以嫌疑是无法避免的。”
“结果使宝山路和淞沪铁路一带化为废墟。……,战线包围了虹口、闸北一带,特别是虹口、北四川路,都变成了死与恐怖之街。”
“2月16日、17日炮击激烈,一天就有一百五十发炮弹。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更加激烈,北四川路、施高塔路、狄思威路等日本人所在的街道上,几乎连足迹也烧毁了。”
“2月22日,诚一在拉摩斯公寓(案:即鲁迅家中;鲁迅全家撤离后,由镰田诚一代为看守)给寿(镰田诚一的哥哥镰田寿,也是内山书店职员)写信,其中有这样的话:‘二十二日半夜,我住在拉摩斯公寓,附近每三十秒落下一颗炮弹,这次恐怕得把命送掉。……一百一十发,一百十一发,我数着,想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15
在战乱中,仅仅是出于偶然的一瞥,内山完造搭救了被日军和日本自警团逮捕的周建人一家。因为当时只要被日军和日本自警团抓住的中国人,大部分都被杀害了。16
跟上次避难期间一样,鲁迅在这次避难中也没有任何作品的写作。甚至,连从1912年开始,持续从不间断的日记,也因此中断了一个多月。鲁迅1912年以后的日记,只有两次出现中断情况,一次晚年生命垂危时,即“颇虞淹忽”17的那段日子。另外一次,就是这次避难期间。《鲁迅日记》3月19日:“遂于上午俱回寓,夜补写1月30日至今日记。”
鲁迅在这次避难期间,尤其是避难结束后,写有大量书信,对此次战事及避难多有言说,其中写给李秉中的信,仍然是最值得关注的一部分。
后来补记的《鲁迅日记》中,有一次“饮酒颇醉”的记录,反映出鲁迅在避难期间,某种近乎异常的心理迹象。
鲁迅在上海的第四次避难,是1934年8月间,内山书店有两名店员被捕,同样是担心被泄露住址和行踪,23日起,到9月18日,鲁迅再次离家避居,住进了千爱里内山完造的家里。两名店员被释放后,鲁迅也就随即回家了。
这次避难期间,鲁迅也没有写作任何作品,但书信照常,书信中以淡淡的,还有点看似欣快的语气,提到自己“不在家”,给人一种习以为常、闲庭信步的感觉。
第三次和第四次避难之间,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杀害。鲁迅也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员之一,杨杏佛被杀后,又传出一份《黑名单》,鲁迅也名列其中,于是有人劝鲁迅要小心。——同时报纸上很快登出“确讯”,说“鲁迅赴青岛”。(《伪自由书 后记》)
但鲁迅这次没有去避难,不仅如此,杨杏佛被杀后第三天,鲁迅冒雨和好友许寿裳一道,前往殡仪馆为杨杏佛送殓。并对林语堂的缺席,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冯雪峰《回忆鲁迅》)(林语堂参加了之后杨杏佛的下葬仪式)
从鲁迅避难史的角度说,这是一次“反向避难”,或“逆向避难”。
“不能漫谈,虽觉遗憾,但手枪子弹穿进脑子里,则将更遗憾。”
这是鲁迅在杨杏佛被杀之后,给增田涉信中说的话。
对于这种来自国民党和国家机器的威胁与危险,鲁迅曾有过这么一番评述:
“我在和国民党周旋,但结果还是我胜利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国民党现在对我施加压力,所以谣传我被车撞死了,可是一般人都认为我是被国民党杀害的,这是有损于国民党的声誉的,因为国民党尽管要对我施加压力,但是还不打算杀掉我。”(原胜《紧邻鲁迅》,见于《鲁迅研究资料》14)
这是鲁迅晚年的总结。因为原胜(案:即浅野要)跟鲁迅相识,是在大陆新村。《鲁迅日记》第一次出现浅野的名字,是1936年1月9日。
增田涉的书中,也曾写到这一点:
“他(鲁迅)说过,虽然对我发出逮捕令,但是在政府和国民党里,有我的老朋友,大概是不会被捕的。不过地方的省政府、省党部下面的党徒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却不知道了,所以不能不警戒。”(《鲁迅的印象 鲁迅在敌人面前的兀傲姿态》)
鲁迅的这一判断,是否牢靠,恐怕很难说。邓演达被蒋介石抓住时,也认为自己不会被杀,结果却正相反。18
对于真正的鱼肉来说,是无法逆料刀俎的意志的。
九,
1927年2月,鲁迅在从厦门到广州后不久,因为中山大学还没有开学,遂受邀到香港作了一次演讲。鲁迅之后写了一篇《略谈香港》,文章中说到一件被鲁迅称为“笑话”的趣事:
有一个船员,不知怎地,是知道我的名字的,他给我十分担心。他以为我的赴港,说不定会遭谋害;我遥遥地跑到广东来教书,而无端横死,他——广东人之一——也觉得抱歉。于是他忙了一路,替我计画,禁止上陆时如何脱身,到埠捕拿时如何避免。到埠后,既不禁止,也不捕拿,而他还不放心,临别时再三叮嘱,说倘有危险,可以避到什么地方去。
鲁迅最后总结说:
三天之后,平安地出了香港了,不过因为攻击国粹,得罪了若干人。现在回想起来,像我们似的人,大危险是大概没有的。
写到文章后面,鲁迅又拐回来一句:
我现在还有时记起那一位船上的广东朋友,虽然神经过敏,但怕未必是无病呻吟。他经验多。
这是他人为鲁迅设计的一次预备型避难。
另有一次,是鲁迅自行设计的。
鲁迅的学生兼好友李霁野1936年写的《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先生(鲁迅)故作庄重的向F君(冯雪峰)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F君连忙摇头摆手地说:那弗会,那弗会!
这种预想中的逃亡,算不算一次预言中的避难?
2011年12月31日
注释
1,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鲁迅故家的败落》第151页,“这一年(1898年),家里出了这么一件大事情(指四弟椿寿的夭亡),却把祖父给忘记了,等事情办完后一想,还有祖父呢,他怎么(样)了?”。
2,周福清出人意料地被光绪皇帝改判为斩监候,明显是这位年青而苦闷的皇帝积蓄已久(光绪四岁登基,在位已近二十年)的政治心理的一次借机发作。从光绪的心理轨迹来说,改判周福清为斩监候,几乎可以看作是四年后“百日维新”的一道影子先声,它们同样很快地失效和失败了。
从房兆楹和朱正的文章(房文题为《关于周福清的史料》,原载1957年12月31日台湾出版的《大陆杂志》,转见于《鲁迅研究资料》7;朱文题为《周福清科场案述略》,见朱著《鲁迅回忆录正误》),可以清楚看到,周福清被判斩监候前后,上至刑部尚书,御史,下到浙江巡抚,杭州知府(可能还包括苏州知府),以及绍兴知县,对于周福清的案件,不仅没有一人落井下石,反而处处可见为之开脱之言辞。这是因为,当时一般社会,尤其是官场中人,十分清楚科举考试的状况,已经败坏到什么程度。周福清欲行贿赂,固然并非正道,但因此被判斩监候,却足以令人震骇。御史林绍年在奏折中说,“窃维近来考事,风气卑坏,弊窦丛生,外间所传,令人骇怪。风闻浙江一案周福清所供,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京闱乡会试,舞弊幸中者更指不胜屈。毫无顾忌,一至于此,良可慨矣。”(转见于朱正文)这是真正的实话实说。光绪皇帝后来的自身难保,和官场中的这种共识,是周福清最终得以不死的根本原因。
从某种角度说,幽闲于深宫的光绪皇帝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政治“喷嚏”,却成为了二十世纪初文化思想鲁迅诞生的“第一推动力”。
3,清朝的斩监候与如今的死缓之间,存在某种渊源关系。但相较其实际执行情况,斩监候似更为复杂。简言之,如今的死缓,通常情况下,几乎是免死的代名词;而清朝的斩监候,最终处死的比例,显然要更高。鲁迅《且介亭杂文·隔膜》中有一句,“而运命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刻杀头,或者‘斩监候’,也仍然活不出。”——把斩监候排在了“活不出”之列。
4,矿路学堂附设于江南陆师学堂内。《刘坤一集 拟设农工商矿学堂片》中,有“于陆师学堂内添矿路学一斋”之句。鲁迅在矿路学堂所获毕业《执照》,为陆师学堂《执照》,《执照》上印有陆师学堂字样。《鲁迅故家的败落》第161页,周建人写鲁迅庚子年(1900)寒假自江南陆师学堂回家过年,“穿着一身制服,……,五十伯说‘这是兵’,伯文叔说‘这是兵’,好多人说这是兵。是的,这是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的制服,是兵。我大哥却以此为荣。”
5,岑梦楼《王金发》,上海华洋书局出版,裘孟涵《王金发其人其事》,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均转见于章念驰《面壁集》。
6,倪墨炎《鲁迅遭段祺瑞政府“通缉”的真相探讨》(2007年1月14日上海《文汇报》);《鲁迅是否遭段政府“通缉”再探讨》(上海《文汇报》2008年3月9日)
7,倪墨炎《鲁迅是否遭段政府“通缉”再探讨》
8,倪墨炎《南京民国政府是否通缉过鲁迅》,《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1期。
9,两段文字,均转见于散木《是“无耻文人”还是民国名编》,《中华读书报》。
10,鲁迅1930年5月24日《致章廷谦》与同年9月20日《致曹靖华》,说法似有出入。
1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北京第1版的《鲁迅日记》(二),第194页注释[1],讹写为“后于4月12日迁入”。
12,见《南腔北调集 为了忘却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北京第2版在此信前的注释,释鲁迅文中所说“同乡”为王育和,实际上,这封信是写给冯雪峰的,另有一封信写给王育和。
13,赵歌东《雕像是怎样塑成的——“左联五烈士”史迹综述》,刊于《文史哲》2009年第1期。贺宏亮有网文补充,题为《关于“左联”五烈士的三则材料》,证明柔石等人的被捕与被杀,确是出于“自己人”的蓄意告密,是政治宗派斗争和“借刀杀人”之计的牺牲者。
14,横地刚《鲁迅与镰田诚一》:“当二十八日晚鲁迅正在写作的时候,书桌面对着司令部,突然电灯全行熄灭,……,隐隐听到枪声,由疏而密,鲁迅在晒台上,看见红色火线穿梭般在头顶掠过,急忙退至楼里,鲁迅的书桌旁边,一颗子弹已洞察而入,这时危险达于极点。”引文中的最后一句,来自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
15,横地刚作,王惠敏译《鲁迅与镰田诚一》,刊《鲁迅研究资料》14
16,《内山完造<花甲录>中有关鲁迅的资料》,载《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中有“因为当时有一种传言说,抓来的人,陆战队不可能一一地审问,统统都在底下传来传去的过程中被暗暗杀掉了。”
17,《鲁迅书信》,1936年6月19日《致邵文熔》
18,杨天石主编《民国谈史》上册,《邓演达被捕实情》,作者:陈漱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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