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高全喜：人民也会腐化堕落：政治宪法学的视角（演讲与对话）
本帖最后由 梵谷 于 2010-7-25 17:48 编辑
——北大法学社“公法的生活化”系列第26场暨政治宪法学对话第四场实录
主讲人：
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主评议人：
林来梵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任剑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秋 风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刘海波 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
陈端洪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嘉宾：
何海波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王 旭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
泮伟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讲师
翟志勇 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
周林刚 中国法制出版社编辑
方 明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
主持人：田飞龙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法学社
时间：2010年6月26日（周六）晚19：00——22：00
地点：北京大学电教305（百周年纪念讲堂对面）
主持人：各位老师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这场讲座是北大法学社“公法的生活化”系列论坛的第26场，同时也是“政治宪法学”学术对话的第4场。“政治宪法学”是最近两三年在北京法政学界兴起的一种关于重新理解政治与宪法、政治学与宪法学的学术思潮，始作俑者就是坐在前排“边缘处”的陈端洪老师，我们的主讲人高全喜老师也是“政治宪法学”的领军人物。“政治宪法学”在北京地区已经举行了三场对话，第一场是4月10日陈端洪老师在清华与林来梵老师围绕制宪权展开的辩论与对话，第二场是5月7日高全喜老师在人大法学院所做的“宪法与革命及中国宪制问题”的讲演与对话，第三场是5月29日秋风先生在北航法学沙龙上所做的关于“保守宪政主义”的讨论与对话。我们今天进行的是第四场对话，希望将这一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论框架进一步推向深入。我们很荣幸再次邀请到高全喜老师，带来今天这样一场讲座。讲座的名称呢，就是“人民也会腐化堕落——政治宪法学的视角”。
我知道在座的各位肯定对今天的全明星阵容非常地期待，下面我就向各位非常简单地介绍一下出席今天讲座的嘉宾。首先是我们的主讲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全喜老师，高老师最近几年每年都会出一两本非常富有思想的小册子，活跃于中国的法政思想界，这里我就不再多说，待会儿大家可以领略他的思想风采。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五位重量级的评议人。第一位就是以规范宪法学著称的清华大学的林来梵教授，相信会给错过清华那场对话的同学一个补偿。第二位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任剑涛教授，政治哲学背景。第三位是我们的独立学者，秋风先生。第四位是我们北大法学院的教授陈端洪老师。第五位是来自社科院法学所的刘海波研究员。我们还请来了六位年轻的学者或者博士生，第一位是谦虚地列在嘉宾里面的清华大学法学院的何海波教授，第二位是政法大学的博士生、人民大学的博士后王旭博士，第三位是北航法学院的讲师泮伟江博士，第四位是清华大学法学院已经毕业的翟志勇博士，第五位是中国法制出版社编辑周林刚，第六位是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方铭。
下面我讲一下规则。因为今天是全明星阵容，因此时间会稍微长一点。我们给主讲人的时间是一个小时以内，高全喜老师说可以控制在45分钟以内，这样可以为评论人节省时间。在台上的几位评议人，每人的时间是十分钟，在台下的嘉宾可以选择自由发言，优先自由发言的时间是每个人五分钟。还有四十分钟是开放给各位的自由发言提问阶段，在场的各位老师都是大家提问的对象。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共享这样一场政治宪法学思想对话的盛宴，首先有请主讲人高全喜教授。
主讲人高全喜：非常感谢也非常荣幸来北大讲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思考的系列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人民是否会腐化堕落？说起来，在此讲这个问题我还是心存恐惧的。“你是在指责人民吗？”——对此，我不能不心存犹疑，“人民”这个取代了古典时代的现代的“神”，我岂敢对他大不敬呢？但苟活在当今这样一个朽坏的时代，这些年来，我痛感周遭的一切到处弥漫着一种腐化堕落的气息（包括我自己），今天借这个讲坛，我还是把我的质疑乃至论断倒出来，以解心中之块垒。
在今天，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普遍的腐化堕落，大家感同身受，见多不怪，甚至已经有所麻木了。关于这个方面，从道德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也都有过多种多样的揭示、论述和批判。这些大家在报刊杂志我想已经读了很多很多。但是我觉得，关于这个问题，或者这个问题本身，也是一个宪法学的问题，尤其是一个政治宪法学的问题，对此，宪法学者如果不出场，没有能够站在一个宪法学的角度，对此有所回应，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失职。所以今天我就站在一个政治宪法学的立场上对此有所言说。应该指出，我处理这个问题确实与目前大家习以为常的感觉或者认识有很大的差异。关于腐化堕落，我们一般会说，官员的腐化堕落、民众的腐化堕落、乃至制度的腐化堕落、党的腐化堕落，这方面大家也都认同。但是，很少有人来谈“人民也会腐化堕落”。我觉得如果不谈这个问题，关于其他的腐化堕落似乎都找不到它最终的根源。但是要谈人民的腐化堕落，从某种程度上说，显然是一种挑战，我一直心存犹疑，因为你对人民加以指责，甚至对它的腐化堕落加以揭示，那是不符合某种学科的有形或无形的戒律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揭示出来，我们可能难以对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也难以从根本性上找到克服腐化堕落的机制。关于今天这个人民是否会腐化堕落的主题，我已经写了一个近两万字的讲演稿，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可能充分展开，好在文本已经发给了诸位评议人和嘉宾。下面，我简要谈一谈这个主题的基本内容。我的讲演稿大致分五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开场白：政治宪法学是什么？
从宪法学的角度研究腐化堕落问题，我认为只能由政治宪法学来处理，为什么呢？因为一般宪法学研究的是关于宪法制度的普遍原理，它的立论基础是宪法或宪法制度，虽然它也处理宪法制度的生成、演化与变异，但主体内容是一般原理，而且是一个日常的或者一个优良的宪法制度的一般原理，其中的关于人民、人民制宪以及宪制溃败的非常政治时期的内容并不是其核心。此外，基于一个宪法（制度）之基础上的宪法解释学和规范宪法学，显然也并不把中心放在“人民•宪法”（在中国的语境下，这个问题的更加恰切的表述是“人民•党•宪法”）的宪法学上，而是放在宪法条文的解释学以及司法性（可诉性）上，前者强调的是宪法的解释学方法以及案例分析，后者强调的是宪法的规范性价值以及案例分析。问题在于：无论是宪法解释还是宪法规范，对于中国宪法来说，都只有表层的意义，因为我们的宪法或宪制奉行的是另外一套逻辑（从核心方面说，它既没有宪法运行的一套日常的严密与正义的逻辑，也没有支撑宪法制度的一套日常的规范体系），而且几乎没有可圈可点的宪法案例（真正诉诸法院程序之司法权管辖），因此，这两派宪法学（从大的方面来看其实是一套逻辑）便只能拿着西方的宪法（理论、制度和案例）说事，始终与中国宪制多有隔膜。
那么，政治宪法学是什么？
首先，政治宪法学属于一般宪法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或者说，是一种非常时期的宪法学，所谓非常时期，对于宪法学来说，主要是两个，即宪法制度的创建时期和宪法制度的溃败时期，这两个时期是宪法作为一个活的政治体之创建和衰落（生与死）的关键时期。此外，作为外敌入侵、国家分裂或最高领导人偶然死亡等变故以及选举等所引发的非常时期，从某种意义上，它们还不属于真正的政治宪法学意义上的非常时期。
其次，政治宪法学所着重探讨的是这个非常时期中的一个宪制的生与死的成因，它的内在机制（包括从非常时期到日常时期的转型以及从日常时期到非常时期的转型）、演进路径、动力因素、赋形方式、目的指向以及宪法精神（的生与死），用古典哲学的语言说，就是宪法的四因说，即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因、动力因、形式因与目的因，把这个四因说植入宪法学中，当然不是照搬，而是一种现代性的理论转换。
再次，从理论渊源上说，政治宪法学也来自西方，这一点与宪法解释学和规范宪法学没有什么不同，但不同的是，它不是现当代的西方主流宪法学（即基于一套优良政治的日常宪法学解释与规范），而是与古典政治学和“早期现代”的法政思想具有更为密切的关联，因为它们都是把问题的核心集中于宪制的发生学和政制盛衰论，大多交集于非常时期和非常政治之攸关问题。因此，这种政治宪法学的方法论与中国宪制百年历程，尤其是第二共和国的宪制历程，与中国当下的宪法制度以及四因机制，具有密切的关系，可以打破阻碍宪法解释学和规范性法学与中国宪制的那堵“密不透风”的铁墙，为它们的登堂入场开辟道路。此外，这种方法论使得我们必须处理古今、中西之辩，所以，关于中国古典政制的现代转型，即现代政治的古典渊源问题，就自然纳入其中加以考量。
因此，“人民•宪法”就成为政治宪法学的中心问题，而且，作为一种方法论的中国宪法研究，自然就绕不开百年中国政制的党（国民党与共产党）与国家问题，所以，“人民•宪法”与“人民•党国•宪法”，以及这个宪制的生成与溃败（生与死）就成为政治宪法学的核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民腐化堕落”问题，就无疑是一个宪法学问题，尤其是针对一个宪制的溃败来说，这个问题就变得格外攸关了。
前面只是一个开场白，但我觉得是必要的，它表明了我今天要讲的“人民也会腐化堕落”这个问题对于政治宪法学，以及对于宪法学的意义。不过，我要申明的是，我的这个政治宪法学，与陈端洪的人民制宪权的宪法学、翟小波的“人民的宪法”的宪法学和强世功的未成文的党制宪法学等，多有不同，我诉求的乃是一种“自由立国”的政治宪法学，尽管我们从大的方面，或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属于政治宪法学的谱系，但这个谱系从来就不是完整的，甚至从来就是分歧重重的，这在西方早期现代的法政思想史中屡屡有所表现。
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人民的腐化堕落问题，就会涉及一个宪政体的生与死，由此，腐化堕落问题就不单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前段时间清华大学社会学孙立平教授有一篇广泛传诵的文章，是关于社会溃败的，他是从社会学角度的分析与描述，此外，从文化学和伦理学方面看，关于腐化堕落就太多了，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可以看见。例如，我最讨厌赵本山的那些小品的人物——人民在哪儿，这些蝇营狗苟的人物是我们的人民之写照吗？
第二部分：人民在哪里？
下面我就进入第二个问题，就是人民问题：人民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大家读西耶斯的著作的时候会感觉到他对于人民在哪里是很自信的——人民在哪儿，人民就在四万个教区，就在第三等级，就在两千五百万公民那里。要记住：他的人民是排除了第一等级、第二等级这二十万所谓的贵族和教会人士的。当时他是很有自信的，那时候他觉得人民就在那里。当然我们现在顺着这个思路来探讨人民到底在哪里的时候，我们的宪法学家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缺乏自信的。甚至我们连激进主义革命时期的那种自信，连毛时代的自信都没有——我们人民在哪里？人民已经被放逐了。尽管在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人民”一词共计出现314次，这些用词绝大多数是作为修饰性的复合名词，如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法院、人民民主专政等词汇，其中“中国人民”共6次，“世界（各国）人民”2次，“各族人民”7次，“全国人民”1次，单独的“人民”32次。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人民”，以及其实质意义，在从《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以及此后四次宪法修改中，在领导人和宪法学家们的论断和解释中，也有一些重大的变化，例如，在毛泽东的语录里，人民在相当一个时期是等于全部中国人的一部分或绝大部分，即共产党领导下的统治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以及一切劳动者），所谓的敌对阶级是被排除在外的，也就是说，延续的是西耶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逻辑，人民是有其阶级实质内涵的。这个阶级论的人民学说，随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逐渐蜕变，其阶级敌友论的色彩日渐稀薄，但并没有从根本上祛除，其最核心的人民专政论依旧岿然不动。
从理论上来说，我大体勾勒了四个层次上对人民的解读。四个层次不是空间和时间完全对立的，也不是说一个形态就在某一个阶段。而是一个人民相对来说大体上从宪法学的角度来说包含着四层内容。当然四层内容又和历史的发生学有所关联，不光是抽象的、概念的、逻辑的分析，关于人民的丰富内容，四层内容是逐渐随着古典时期到现代政治演变过程中逐渐丰富起来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具体加以展开，只能粗线条地概括一下。
第一层在我看来就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人民。这个比较抽象，可以说任何一个共同体都有一个或者匿名的、或者显白的人民。政治共同体不同于桥牌协会之类的社会团体。政治共同体包含着政治，这就意味着这一群人有一些共同的利益，尤其是共同的意志，结合起来。这个结合意味着对外面临敌人，或者外部面临重大的挑战，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异族的挑战。由此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血缘，共同的信念，甚至共同的利益，这些人组织在一起，不惜通过战争、通过内部的个人为人民的牺牲来形成的共同体就是人民。在远古时期是匿名的，抽象的；到了近代历史学家梳理远古历史的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人民它也有些标志性的东西。但总的来说这个人民是一个标志性的，外延最大所以内涵最空洞的人民，因为它包含着群体中的所有人，所以内涵是抽象的、空洞无物的，但是这个隐含的敌友论的政治共同体的界限是由人民的共同性凝聚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最原始的、最普遍的，所以也是最空洞无物的人民。
第二层就是作为主权者的人民。这里头有个演变过程。人民刚才说过，太抽象了。人民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主权者，这时候的人民的共同意志、共同的信念甚至共同的组织方式、政治决断就融汇其中了。由他来创制一个政治体、一个宪政体制。在这时期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又有两个典型的历史形态。罗马的时候也有主权者和人民，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就已经出现了。罗马的名称就是罗马人民与贵族共和国。当时的罗马人民有共同的公共意志，西塞罗的著作已经向我们揭示出来了。但是罗马的人民和第二个形态——现代政治的人民有不同：现代政治的人民作为主权者已经转化为拥有了个人权利的公民的这样一个人民。罗马时期作为公民的个人是有权利，但毋宁说是义务，就是说个人完全是从属于共同体的，方式是直接民主。现代的主权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体现为公民。公民这一主体具有个人独立的权利，表现为自由权、生命权、财产权等等。这些东西和政治共同体的普遍的人民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对峙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是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但是无论如何，罗马时期的人民共和国、人民制宪——虽然罗马衰亡了，人民的腐化堕落是一个主要原因——的共和精神在后来的现代政治中被重新激活了。所以现代政治中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意志是从罗马延续过来的。关于主权者的人民的具体内容陈端洪教授在一系列著作中都给予了非常丰富的展示。
第三层是作为制宪权代表的人民。上次我在人大的讲座和陈端洪教授那本小册子《根本法与制宪权》（发布），对于西耶斯著作中的这个概念都做了揭示。作为制宪权代表的人民和主权者的人民是不同的，因为人民能够被代表。主权者在卢梭的学说中是不能够被代表的，这样，对于卢梭来说就有一个重大的裂痕——人民是存在的，但是人民不能被代表，它的出场是非常困难的。通过制宪权代表，特别是特别代表这个途径，西耶斯炮制出了一个制宪权和宪定权的架构，就推演出了非常时期的人民到相对日常时期的人民的一种宪政过程的制度装置的过渡安排。人民被代表、被委托，参与宪法制定，以及具体法律制定。当然这里头又有几个时期，我印象中西耶斯谈了三个时期，端洪教授创造性地分成了四个非常时刻。这样就完成了制宪权代表的人民的建构。追溯起来，古希腊罗马没有代表制，代表制是从基督教、中世纪的教会出来的。从中世纪的代表制，到现代政治的宪法的制宪权的代表，把古典政治的罗马的共和精神、人民精神和中世纪的教会的代表制结合起来了，形成现代政治的主流、主导的所谓的制宪权代表，或称人民代表，构成了现代政治、现代宪法、现代宪政国家的主要内容。
这里头又存在着张力。西耶斯虽然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最终还是有裂痕的。在现代政治中围绕着人民代表参与、主导、被授权、被委托制定宪法的过程基本上有三个路径。一个是刚才说的法国大革命的路径——制宪权代表的路径。还有一个是英美的代表，也是一种代表，但是没有激烈的革命、暴力色彩、紧张的政治对立，这是我一直主张的英国的光荣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人民的宪制体制。这是第二个途径，英美的人民代表的经典形式，也是我比较推崇的主流的形式。第三个形态是从法国大革命、西耶斯那里有了征兆，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从人民到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阶级专政的，罗马时期独裁专政的特殊的政治符号的激活，形成的马克思•巴黎公社•苏维埃•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与宪法的代表制的宪制。所以我们看到，以上三个主要的人民演化为宪法的路径是现代政治的主要形式，这是第三层意义上的人民。
第四层是作为日常公民的人民。这里我比较强调的是，罗马的人民，有公民含义，但公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绝对从属于政治的。个人的私人权利、独立的自由是没有得到彰显的。现代政治之后，个人除了具有公民这一政治品质之外，还有市民属性，还有社会属性，还有私人领域，而且这些领域是被人民制宪的宪政体制加以保障的。这就变成了公民分享了人民，人民要转化为公民才能得到具体化的赋型，否则人民高高在上，公民要和人民绝对的分开，人民找不到，公民是什么？如果只是像罗马时期那样从事战争，只是保护城邦国家利益，义不容辞地付出生命，那么这是古典时代。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不是这样构成的。除了政治领域，现代社会还有其他领域。公民除了具有政治的属性之外还有私人的属性。这时的人民已经转化为现代公民。
从理论上粗略地看，人民大致有上述四层含义。概括起来，要考察人民的观念时，又有两大不同的构建形态：人民作为实体性的人民，还是作为一种拟制的人民。上升到哲学范畴，可以追溯到西方中世纪哲学的唯名论与唯实论。这样的话，具体探讨的东西比较多，今天不探讨人民作为哲学概念的方法论。作为实体论的人民基本上在法德比较多，英美更多是拟制的唯名论的哲学。即使是唯名论的哲学，我认为这个拟制的人民也不是完全的虚造、空洞的称号，它也是有内在的力量的。如果英美的人民只是拟制，那么光荣革命、立宪过程整个国家的支撑怎么来的？拟制中的人民同样也有力量。
第三部分：人民会腐化堕落吗？不会！
现在我就进入第三问题：人民是否会腐化堕落？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政治宪法学意义上的腐化堕落？关于腐化堕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社会学、道德学、经济学都有相关的研究和评论，从宪法学如何看这个问题呢？对此，宪法解释学和规范宪法学是无力也是回避解答的，人民之于它们只是一个既定的规范性或文本性起点，至于人民是什么，是否腐化堕落，只能由政治宪法学来解决。
从政治宪法学的意义上说，腐化堕落是一种宪制疾病，是宪法精神丧失生命力的一种普遍状态，具体一点说，是宪法制度与其内在精神普遍悖离，致使法制设施蜕变成一个机器，变成一个魔鬼，反噬自己，以致最后崩溃。对于这个腐化堕落，有两层解读。第一层很好理解，即权力的腐败，或更准确地说，是专横的无约束的政治权力的腐化堕落，尤其是握有权柄的国家官员的腐化堕落，阿克顿的名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就是这个状况的写照。本来，权力是宪法赋予的，是人民赋予的，其行使是为了落实宪法赋予它的使命，但这个公权力却违背宪法旨意，为个人谋私利，这就是腐化堕落，它可以导致宪制的解体。关于专横的权力对于宪法制度的侵蚀，诸如专制独裁、多数暴政，人们说的已经很多了，如何防范，尤其是宪政制度对于权力专制的制度性防范，例如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公民监督，等等。
我下面着重谈第二层，即人民的腐化堕落。什么是人民的腐化堕落呢？从一般意义上说，官员也属于人民一员，官员的腐败也可以说是人民的腐败，但这个说法可能不成立，因为作为一员，不可能代表人民，尤其是当其腐败时，其实已经败坏了人民，已经自绝于人民，变成了人民的敌人，所以，在日常状态下，官场腐败、权力腐败，不能说是人民腐败。这一说法在日常状态下，是成立的，我们的大量报道也是这样说的。但是，官场为什么能够出现腐败，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腐败，如果一旦不是个别性的偶然，而是制度性的，那么人民就难逃其咎了，因为人民的共同意志是宪制的发动机，人民创制了宪法，并且具有守护宪法的义务，当人民无力或不愿或迷失了自己的职责，没有办法或不去阻止一个政治体或宪制的溃烂，任由握有权柄的人专横恣意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或小团体的利益，甚至追波逐流地也去谋取权力满足私欲，一致甘为附庸，蝇营狗苟的时候，那就是人民的腐化堕落。对此，卢梭曾经有过精辟的分析，并且对此是悲观的，他说不可能防止人民的堕落，因为人民的共意难以抵御人民的私欲，所以，他提倡不断革命论，提倡公民宗教，在他看来，只有革命和宗教，以及公民美德，才能克服人民的腐化堕落，从而防止政治的腐化堕落。当然，连他自己都感觉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当然，卢梭的观点是一种极端主义的看法，但他的警醒还是深刻的，他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揭示了人民以及宪制的另外一个面相，即人民也是可能腐化堕落的，公民如果没有公民宗教或共和美德的支撑，也是会腐化堕落的。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为什么官员会腐化堕落，是人民以及公民允许他们腐化堕落，本来按照严格政治宪法学的意义上说，他们是可以阻止这种腐化堕落的，为此不惜革命，不惜为之流血牺牲，本来人民就意味着共同的意志，公民就是以公共政治为唯一的生活目的。显然，卢梭意义上的关于人民和公民的定义是过于极端主义了，按照他的设想，其实连一个宪制或宪法也不可能创制出来，人民的腐化堕落是必然的，一旦创建了宪制，人民就必然腐化堕落，至于官员或制度的腐化堕落，不过是人民腐化堕落的一个结果，如此，就必须进行无穷尽的革命，只有不断的革命，才能防止这种状态，但单纯的永不终止的革命又不可能构建一个稳定而优良的宪制。这是卢梭思想的最大悖论，而且这一点也并不符合现代政治的实质。
那么，祛除卢梭关于政治的极端主义和悲观主义，依据清明理性，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下面我从三个层面来谈。
第一，如果政治共同体存续，人民就不会腐化堕落。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维系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真正力量，是人民的认同，或者说是人民对于统治权力的服从和拥戴，而且这个服从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即认为权力是人民赋权的，属于人民自己的授权，一旦委托出去，当然要绝对的服从和拥戴，甚至为之奉献和牺牲。这是公民共和主义的政治观，所以古今的共和政体都是具有持久性的政治共同体，至于现代的绝对君主主义，也有其人民作为基石的政治观，这一点从中世纪一降，就络绎不绝，经历了现代革命之后，这种立宪君主制，就更是如此，国王在议会，是其经典表述。在这样一种政体之下，人民怎么会腐化堕落呢？因为人民不但参与了统治，而且更重要的是人民有责任防止政治体的溃败，所以，积极公民主义就成为维系政治共同体存续的重要力量。可以说，在西方19世纪之前，无论是何种政体，积极的共和主义以及公民政治美德，都是当时一系列大国兴盛的主要动力。当然，这并不排除个别权贵乃至王室，以及一些公民群体和个人的腐化堕落，但这构不成我们的主要议题，如何一个社会政治，都会有腐败的，人毕竟不是天使。但是，随着现代民主主义的扩展和市民社会的繁荣，个人主义兴起了，资本主义发展了，新的问题出现了，人民在现代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勃兴中，如何富有成效地防范其腐化堕落呢？
第二，如果宪法精神存在，人民就不会腐化堕落。现代宪法是现代政治的基本构建，以自由为本，以宪法为依据，以自由宪政为立国之根基，这是人民的共同意志，也是人民的共意转化为宪法精神的典范。而要实现这个宪法之精神，即使宪法成为活的富有生机的宪制，从而成就一个国家的兴盛，保持作为个体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守护者，促进人民（作为公民）的福祉，这个宪法的精神就必得完成一个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宪制转型，即完成革命的反革命的宪制逻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革命旨在破除一个旧制度，通过集会，尤其是暴力，终结一个腐朽的政治体，从而构建一个新的政治体，而且是一个宪法制度，那么，革命作为一种疾风暴雨式的、甚至充满血腥的手段，必得富有果实的终结，革命不是打家劫舍的强盗行径，而是人民的国家创制，要建设一个新政治，所以，革命者（人民）要自我“扬弃”（黑格尔的词汇），主动地完成反革命的自由立国之使命。这就是现代宪制的精神，它支撑着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繁荣与自由、正义之诉求。可以说，在现代政治的这样一场人民发动的、广泛参与的并作为主人（公民）生死与共的可歌可泣的从革命到反革命的立宪活动中，很难说有所谓腐化堕落问题，即在革命—反革命的宪法创制的非常时期，只要宪法精神存在，人民就不会腐化堕落。这也从人类政治的实践史中得到验证，在开国之初，尤其是人民革命立宪的共和国之构建时期，政治体是富有生机的，人民是斗志昂扬的，何来腐化堕落之辞？
第三，如果宪制良性运作，人民就不会腐化堕落。政治宪法学意义上的腐化堕落，指的是滥用权力的满足私欲，指的是公民政治美德的丧失，指的是人民的共同意志的瓦解和迷失，而这些都与个人合法致富、牟利与享受无关。一个在市场经济上合法谋求私利，在个人生活中贪求享受，与其作为公民恪守权利义务，甚至秉承公民美德，并不矛盾，恰恰相反，一个现代社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一个法制昌盛的宪制运作，主要是由这样的公民•市民（阿克曼词汇）所构成的。可以说，只要一个宪制良性运作，主要没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谋求个人的私欲，丧失公民德性，专制独裁，任人唯亲，就不会导致人民的腐化堕落。或者说，一个良性运作的宪制，体现了人民在创制宪法的时候对于一个制度架构可能丧失时机的警醒。所以，一个优良宪制，必得是一个分权制衡、司法独立、立法民主、公共领域自由开放的自由、共和与民主的制度，美国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共同构建的宪制，就是一个表率。在这样的宪制下，宪法精神犹存，公民美德犹存，（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理论，并非美国宪政的精神表述，也不是美国公民的民情之写照，属于哈耶克所谓的“伪个人主义”，当然，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个理论支撑着相对有限度的反对专制主义和政府干预市场的新自由主义之说辞）人民也不会腐化堕落。
第四部分：人民也会腐化堕落！
前面我谈到了人民不会腐化堕落，但我并不认为人民永远不会腐化堕落，正像一个政治共同体也不是永远富有活力一样，现代宪制以及宪制国家，没有谁会保证它们不会溃烂、衰落乃至灭亡。从政治宪法学的角度看，人民也会腐化堕落并不是一个虚假的命题，而是一个真实的命题，甚至是一个与我们的政治命运休戚相关的命题。在此问题上，我不追随卢梭，而是追随孟德斯鸠。卢梭一方面认为人民是永不会腐化堕落的，但这个真正的人民总是无法现身，另一方面凡是现身的人民就必定的腐化堕落的，因此，卢梭关于人民的天上人间有着一个绝对的断层；而孟德斯鸠则是采取现实的理性主义，他的《罗马盛衰论》表明他对于人民的看法是，在一个国家的末期，政治机制的失效、统治者的专横暴虐与人民的腐化堕落是互为表里的。
在什么时期，人民会腐化堕落？我认为，一般情况下，在一个国家的革命立宪时期，腐化堕落是非常少见的，当转入日常政治时，腐化堕落开始出现，但如果是一个良性宪制，普遍的腐化堕落也能够有效防止，但是，在一个国家的政体制度陷入困境，或到了末期的时候，普遍的腐化堕落就出现了，不但官场腐败，而且人民也腐败，这个情况即便是在历史上的传统的王朝国家就是如此，现代政治也难逃其窠臼。这就是一个国家末年的景观和民情。这个时期也是一个非常时期。一般说来，政治宪法学意义上的非常时期有两个，一个是创制时期，尤其是现代革命的创制时期，另外一个则是制度崩溃的末年时期，前一个时期往往是清教徒式的政治清明和公民的廉洁奉公，后一个时期则是政治失序和人民的腐化堕落。西方最典型的是罗马政制，孟德斯鸠和爱德华•吉本分别为我们描绘了其盛衰史，尤其是罗马末年的人民的普遍的腐化堕落，可谓触目惊心。至于中国则是王朝的兴衰，晚明和晚清，人民的腐败和苦难，同样可悲可叹。
在什么情况下，人民会腐化堕落？一个曾经合法的政治国家的解体，必定伴随着政权的危机和人民的普遍的腐化堕落，之所以一个政制衰亡，关键的并不是政府的专制和官员的腐败，而是人民的腐化堕落，即人民不再认同这个政权，其政权的合法性和道义性彻底崩溃，这样就必然覆灭。一个国家的官员，即便是最高统治者，他们腐化堕落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民的腐化堕落，因为人民如果不腐化堕落，他可以行使反抗权，可以诉求共同的意志，甚至行使革命权，收回政治权力的授予或委托，重新构建新的政府，选举新的领导者，这本来就是人民的职责，人民作为人民，他是主权者，是人间的神，本来就享有最绝对的政制创制权或制宪权。可怕的是人民腐化堕落了，自我迷失了，丧失或放弃了最高的政治权威，这样一来，这个国家的彻底衰亡也就不远了。罗马的衰亡史就是一个验证。
现在的问题是：人民为什么也会腐化堕落？为什么人民也会腐化堕落呢？这当然可以从社会学、道德学、经济学、文化学等不同的领域来加以解释，而且这些解释也都有各自的道理，但不属于宪法学的视域，从政治宪法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人民也会腐化堕落，就涉及一个宪法制度以及围绕着创制前后的政治共同体之生成、运作以及演化的问题，从根本性上说，它标志着一个普遍的共同意志和公共认同的丧失，也就是说，人民已经不再成其为人民，宪法已经不再成其为宪法，政治已经不再成其为政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腐化堕落乃是必然的。
我们一般认为社会的溃败是一种社会现象，腐化堕落是一种文化现象，人心不古是一种道德现象，这些说法都对，但为什么会如此呢？至少还有一个政治宪法学的原因，那就是政治制度的专制与腐朽。把腐化堕落归因于政治的腐败，归因于执政者的堕落、暴虐和私欲，把民众的腐败、社会的腐败归因于政治腐败，这也没有什么错，确实是如此，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所谓政治的扭曲导致民情的扭曲，政治腐败无疑是社会腐败的重要诱因。但是仅仅说这些是不够的，而且已经被人们说滥了。我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人民的意志能够自我伸张，如果宪法的精神依然由人民来守护，如果一个民族的共同意志及其力量能够发扬出来，那么政治腐败、权力腐败就不可能如此猖獗，如此不遏制。因为人民能够行使其反抗权、革命权、重新制宪权、罢免权、选举权，其中的革命权等权力是在宪法之上的，如果宪法精神犹存，这些权力是能够保障一个政治社会对普遍的腐化堕落加以抵制和防范的。关键的是，人民之所以腐化堕落，是他自我阉割了自己的普遍意志和核心权利，如果人民都自甘堕落，那么一个宪法制度，一个政治共同体又如何得以持续和富有生机呢？它的灭亡则是必定的了。
我这里所谓公民的腐化堕落，则指的是公民身份以及其美德、政治权利和公民义务的全部丧失，个人完成成为唯利是图的小人，这种状态尤其是在非常时期，在需要公民积极投身政治，参与民主，甚至为捍卫公共利益，为实现宪法正义，为凝聚共同意志，并且激活拟制的人民，把人民唤醒的时候，他们反而苟且贪生，趋炎附势，犬儒苟且，没有担当，没有勇气，没有反抗和维权的精神和意志，这岂不是最大的腐化堕落吗？现代的公民已经死了，活着的只不过是些行尸走肉，这不是人民的最大的腐化堕落吗？
第五部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民与宪制
我在多次讲演中一再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转折的重大而非常的时代，从宪法学的角度看，无疑属于非常政治时期。但是，在此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这个非常政治时期，却具有一个突出的吊诡的特性，而这是与罗马帝国末年、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和德国魏玛时期、中国辛亥革命都有所不同的。如果说，一般的非常政治时期，表现为不是革命创制，就是国家衰败，那么，中国的现时代，却是一个奇怪地将两个本质性完全不同时期的制度和民情吊诡地扭曲在一起的时代。
一方面，中国的革命建国才刚刚走过它的曲折历程，从49年的革命建国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不断革命直到78年的改革开放，这个毛泽东领导的、发动的党与国家的革命激进主义才告一段落，邓小平领导党和国家搞改革开放、重铸宪法（82宪法以及四次重大修正），至此，可以说开始了“反革命”的宪制建设，直到今天，这个政治与法制建设还远没有完善，一个正常的宪制国家（党与国家）还远没有构建完成。因此，无论从制度还是从民情，即宪法体制（共和国）与人民精神两方面来说，我们都还处于一个自由宪制国家的构建时期。
但另一方面，吊诡的是，这个本来应该富有生机的建国之非常时期（表现为改革开放），民情激昂，人民出场，宪法实施，革命谢幕，日常法治昌明，经济秩序正规，然而，真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甚至相反，这个社会体制似乎步入一个王朝的暮年，改革已死，宪制流于一具空文，制度朽坏，最高执国者和普通官员普遍地专横野蛮，弄权谋私，欲壑难填，公民德性丧失殆尽，人民腐化堕落，一片国将不国的溃败、腐烂、王朝末年之象。
这真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吊诡，开国之初与亡国末年的制度和民情，竟然如此扭曲地结合在在一起，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所未曾有过的，而支撑它的唯一的支点就是三十年的经济繁荣，即GDP的增长。在这样一个变异的时代，政治被放逐了，这个时代，除了赤裸裸的暴力，真正合法性（正当性）的权力，或来自人民制宪权的宪法（宪法精神与宪制规范）业已不复存在。
卢梭的逻辑是：人民•宪法，西耶斯为了使人民落地，搞了一个人民•制宪权•宪法，搞了一组概念：制宪权与宪定权，区分了四个宪法时期。但随着这个西耶斯宪制的落实，一个新的结构出现了：人民•阶级专政•宪法。沿着这个逻辑，马克思搞出了一个人民•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列宁则更进一步，搞了一个人民•苏维埃，毛泽东搞一个人民•无产阶级专政•宪法。由于无产阶级由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这样从卢梭、西耶斯那里，通过把罗马公法中的委托专政，变成了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通过暴力革命之后，所形成的最终是一个人民•党•宪法的逻辑。
由于党承担了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共同精神，党正确而光荣地代表了人民，人民实际上就被彻底隐藏起来，或者说被放逐了，人民的制宪权或人民的宪法政治也被放逐了。在人民•党•宪法的结构下，我们看到的人民就是这样一个腐化堕落的人民，或者是假人民，但他的腐化堕落却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尤其是在一个所谓的经济还处于繁荣的情况下，人民的腐化堕落就更加变本加厉、触目惊心。依照托克维尔的观察，我们说，制度的腐败不可怕，甚至党的腐败、最高领导者们的腐败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民情的腐败，是人民的腐败。如果人民真的死去了，这个宪制，这个人民•党•宪法的构架也就真的没救了。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刻骨铭心地感受到这个社会的腐化堕落，感受到党的各级干部的腐化堕落，感受到人民的腐化堕落，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断定，这是一个王朝的必然的末年，因为有时候宪制的危机时刻，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如何克服危机呢？我们只能呼唤人民，让人民出场。由于中国处于一个吊诡的时代，我认为，人民的出场，不可能是一种直接革命的方式，而是反革命的方式。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两点：第一，必须是革命的反革命，即革命者自己的反革命，而不是外于革命的反革命，只有革命的人民（以及其代表者群体，包括党自身的政治精英）自我进行一场反革命的改制，才能走出激进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狂潮；第二，人民的出现并不直接诉求人民的共同意志的决断，而是个体公民的塑造，即人民只有完成公民身份的转化，使得公民个体自主地从事维护权利的斗争，只有建立在公民的基础之上的人民，才不可能被放逐。所以构建公民社会，呼唤公民德性，诉求公民政治，与革命的反革命是一体两面，缺一不可。
从政治宪法学上看，我们这个时代的腐化堕落是实实在在的，由此表明宪制的危机也是刻不容缓的，但危机并不等于一个宪法国家的必然覆灭，关键是让宪法活起来，让人民现身出场，否则，政治权力再是强大，终究无济于事。
我的讲演到此结束，谢谢！（掌声） |
发表于 2010-7-25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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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27 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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